2017年7月22日 星期六

岑逸飛 - 從神壇上拉下來

生命通識   2017720

劉曉波的逝世,蓋棺定論,該怎樣來定性他?說他是作家、文學評論家、人權運動家、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這樣的形容大致正確。他是搞文藝出身,滿身文藝細胞,流着文藝血液,是性情中人,因愛國而晚年投入政治運動,成為人權鬥士。

他早年已與文藝結上不解緣,22歲考入吉林大學中文系,次年便與同學組成「赤子心」詩社。大學畢業後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29歲在《國際關係學院學報》發表處女作〈論藝術直覺〉。他在31歲時,因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召開「新時期十年文學討論會」,他到場以《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為題即興發言,以「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的民族惰性比一般大眾更深更厚」,語驚四座,被稱為 「文壇黑馬」。

劉曉波隨即成為北京師大中文系文藝理論博士研究生,33歲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是《審美與人的自由》。後來他出國做訪問學人,主要也是講授中國當代文學,他從來不是一個歷史研究者。但他其後投身民運,因為愛國,便要回顧歷史,鑑古知今,要找出中國近代政治悲劇的癥結。

唐代劉知幾要求史家有三長,才、識、學。史才是編撰史書的才力,駕馭史料的能力;史學指掌握豐富的歷史知識。劉曉波不是讀史出身,史才、史學皆欠,但他有史識,指他對歷史的看法。後來清人章學誠在「三長」之外還多了史德,指史學家的心術,但章學誠又說:「能具史識者,必具史德。」但怎樣才算有正確的史識?劉知幾沒有明白說出,只是說「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可見史識背後,必有其道德情操,而劉曉波的道德情操理應不用懷疑,所以他的一些歷史觀點,值得大家反省。

2001年是辛亥革命90周年紀念,江澤民發表長篇講話,把中共的事業稱之為繼承孫中山的未竟之志。中央電視台則在黃金時間播放有關孫中山的專題片,稱孫中山為「國父」,已有異於中共過去對孫中山的定位「革命先行者」。

今天中國,無論是哪一方的官方正史,都已將孫中山領袖化,甚至神化,孫中山被供奉在「國父」的神壇上超過百年。但好一個劉曉波,那年他46歲,中年心事濃如酒,愛國情懷難釋,大概是對江澤民的講話作出了回應,翌日(1011日)就在家中寫下了鴻文:《孫中山的遺產與中共的緬懷——辛亥革命九十周年隨想》。

這篇鴻文擲地有聲,主要觀點是要還原歷史真相,將孫中山這尊偶像,從「國父」神壇上拉下來。劉曉波悍然指出:「儘管人們一提起孫中山,想到的都是他留下了所謂『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政』的遺產,但是,對於中國的現實政治來說,他留給後人的真正深入骨髓的政治遺產,是『一個國家、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黨國體制』。」

在劉曉波筆下,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都是一脈相承的罪魁禍首。

卓文 - 中國知識分子悲哀

夾心人   2017717

第一次接觸「文字獄」,應在小學讀清朝故事之時。記憶中老師指做法不對,但心底覺得沒什麼大不了。得罪皇帝被殺頭,是正常的事啊。年事漸長,書愈讀愈多,加上接觸世界文明,才明白文字獄之可怖,更是對知識分子一種踐踏。

人和野獸最大分別,是人類懂得思考。有思想,自然要表達意見。若只求滿足生理需要,或者不能發言,和禽獸及奴隸沒有分別。有幸身為知識分子,更有責任為國家為民族提供意見。不過在中國,這似乎是一種奢望。

中國有以言入罪傳統。參考《維基百科》,最早文字獄,可追溯至公元前春秋時代。為禍最烈的是,清朝康雍乾三代,文字獄個案超過160宗,牽連人數成千上萬。民國時代,情況好不了多少。因為言論(特別是支持共產黨)被迫害的不知凡幾。幸運的是,民國政府遷到台灣後,民主制度開始在九十年代落地生根,知識分子重新受到尊重。相反在大陸,進步無私執政黨,對文人壓迫變本加厲。自立國以來,先有「反右運動」,後有「文化大革命」,數以百萬計知識分子慘遭迫害。開放後曾有一段太平日子,近年隨着國勢興盛,反而重歸壓制傳統。劉曉波先生一介草民,只是行使憲法賦予的言論權利,便被囚禁至死,妻子還長期受到軟禁。這是一個什麼國家?

中國到處都充滿了野蠻的行徑,習近平又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國際社會對此事未宣之於口,後世會如何評價。這樣對待劉先生,一方面引起公憤,另外對真正愛國之士,也是嚴重打擊。有志有節之士愈來愈少,剩下的只是唯利是圖、阿諛奉承之輩。今次代價太大,中國遲早要償還。

卓文 - 法制社會

夾心人   2017719

高院裁定4位立法會議員宣誓無效,他們即時喪失議員資格。這個判決亦間接宣布特區進入介乎中國與新加坡式法治(法制)社會。

不少評論,都曾提及「法治」及「法制」分別。簡單來說,在法制(rule by law)社會,法律是一種工具,被政府用來管制人民。相反在「法治」(rule of law)社會,法律是契約,也是一種理念及道義精神,用來平衡國家和平民權利。在法治地方,除了司法獨立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執法機構有否濫用法律。打個比喻,警方宣布無限期嚴打違例泊車和行人亂過馬路。理論上,相關交通法例存在已久,警方根本不用公布天下,隨時可以執法。選擇這樣做,是因為車主和行人已習慣這樣做,突然收緊法例將會引起很多爭執。為避免民怨,溫馨提示是應有之義。

同理今次事件,中央先以人大釋法「宣誓條例」,梁振英繼而司法覆核4位議員。法官又純以法律條文考慮,不接受過往不成文做法(如長毛以往宣誓都是如此)。假設警方宣布利用天網,將之前違例泊車和過馬路人士,全部發告票。做法固然合法,大家會否覺得合情合理?

讀者不要誤會,以為我批評法官判決。法庭角色被動,只是按照法例審判,不能要求其他。不過特區尚保留大量殖民地惡法,況且立法會議席佔多數,有需要時可以通過其他嚴法,再加上人大釋法這個金剛箍,法律工具已實際掌握在政府手上,社會再無其他制約。早前佔中人士被控,同樣利用陳舊條例,目的顯而易見,便是利用法律懲罰反對派。從政治看,特區法治精神消弭,正式進入法制社會。

2017年7月20日 星期四

陳韜文 - 結構性新聞審查的陰影

2017720

【明報文章】同事區家麟博士把他的博士論文改寫成書──《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註)剛剛出版,筆者有幸先睹。由於書的主題跟我一向關注的新聞自由問題有關,而且有新的見地,故以書介的形式在此加以說明一下相關發現。

從自我審查到結構性審查

中共設有意識形態控制和宣傳部門,對傳媒發出指示,規定宣傳口徑,禁止政治敏感話題,結果出來的媒介內容都是消毒過的,沒有異聲反調。這種新聞審查很容易確定,因為當中的管控是明刀明槍的、中央化的、有迹可尋的。相對之下,香港的權力結構正在轉變,而新聞制度也處於拉扯的過渡狀態,新聞審查並沒有中國大陸的明晰可見。

雖然如此,但香港還是有多位學者對新聞審查先後加以研究。綜合來說,自我審查大概是指傳媒為了討好權力中心或因為害怕利益受損而放棄新聞專業的守則及判斷,進而忽略、淡化、扭曲或屏蔽權力中心或許認為敏感的信息。研究自我審查的難處在於審查的行為難於獲得當事人的確認,很多時候要透過案例對比、邏輯推論、環境旁證等方式來考察。

區家麟一書的研究從自我審查的觀點出發,但不以此為滿足,他一方面要追溯自我審查的結構性根源,同時也把自我審查的概念擴寬為新聞審查,並把焦點從新聞工作者自覺的審查轉到日常,看習以為常的新聞制度、規範及實踐,如何客觀上生產出傾向利於建制的信息。他稱這種新聞審查方式為「結構性審查」(constitutive censorship)。在他眼中,結構性審查是潛藏在新聞組織中「無形的手」,不用外力強加,組織成員均視一些行事守則為理所當然,一旦實行,表達的可能性從而受到限制,新聞內容自然偏向權力中心。由此觀之,自我審查是傳媒工作者於結構性審查中,放棄抗衡、選擇妥協的一種結果。

新聞審查二十道陰影

「結構性審查」是本書的核心概念,當中則包含了20種審查表現。區家麟以香港新聞廣播新聞媒體作為考察對象,在蒐集大量資料後,他把有關的審查方式概括成20種「結構性審查行徑」(constitutive censorship practices)。因為有關行徑是無形的框限和禁忌,故他也稱其為「陰影」。這裏不是逐一介紹他的發現的地方,只能舉例一二,簡要說明。

他首先闡述的「第一道陰影」是「不對稱平衡」的現象。平衡報道是大多數新聞人員認同的新聞原則,以此賦予爭議雙方有同等的回應機會。在「不對稱平衡」中,平衡的作用主要在於裝飾,雖然雙方意見都有提及,但是建制一方意見所得的長度、顯著度和輕重安排卻不成比例。第二道陰影是「強力平衡」。這也跟平衡報道有關,只不過是指不需要平衡時卻強作平衡,結果導致真相的扭曲。其他「陰影」尚包括「唯權是尚」、「陰乾滅士氣」、「龍門飄移」、「重劃禁區」、「幼嫩培育」、「邊緣化羞辱」等等。在闡述每一道陰影的時候,區家麟都引述多個相關事例和被訪者的經驗和觀察來說明,可說是娓娓道來,甚具說服力和故事性。

「尋真」才是新聞的目標

在破題及闡述多項結構性審查行徑的過程中,區家麟花了相當的筆墨解構新聞專業意理,尤其是當中對新聞客觀性的質疑。他的解構可以說再一次有力打破一些新聞工作者對中立客觀的迷思。不過,他沒有在客觀性被非神話化後變得虛無,否定一切。他認為新聞的目的旨在尋找真相,不在於有否跟循客觀中立的一些專業儀式。對他而言,新聞客觀性只是尋真的手段,是在最終「真相」尚未發現時,一種暫時過渡的表達。又或有時不涉真假,只涉價值觀,平衡報道才有必要。他所不齒的是有人以客觀中立作為不判斷、不作為的口實,使其淪為新聞審查的暗器,混淆黑白,唯權是尚,把片面的事實幻化為真相的整體。

結語

此書強調新聞審查的結構性根源,無論是從理論概念的整合創新,或是從論述分析的深刻性和系統性來看,它對香港新聞傳播研究的貢獻是重要和可貴的。區家麟是有20多年經驗的資深電視新聞工作者,再花了6年時間修畢博士課程和完成論文。從他的專著可見,他是少數能自由出入於新聞實務與傳播理論的學者和新聞工作者,顯示出令人佩服的思考力、分析力、專注力和努力。這項研究的資料主要來自區家麟與數十位新聞人員的深談以及他多年來親身的觀察,為研究提供了豐富而堅實的實證基礎。自我審查及結構性審查都是比較複雜的問題,但是有關分析在區家麟的筆下顯得條理分明,邏輯清晰,概念與實證互相映照,誠然是理論結合實際的力作。區家麟坦言這是他目前最重要的一本書。我同意之餘,必須加上一句:這也是對了解香港新聞審查、自我審查和專業意理十分重要的一本書。弄清楚這些問題,可以提高我們對新聞審查的警惕,同時激勵我們對新聞尋真的熱切追求。

註:區家麟(2017)《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7年7月19日 星期三

陳文敏 - 悼劉曉波

2017719

【明報文章】上星期是一段令人難過的日子。

劉曉波終於離開我們了。對他而言,多年的牢獄生涯終於可以解脫;對劉霞而言,多年的牽掛和身心的煎熬,心力交瘁,但前路會是怎樣?對世人而言,劉曉波給我們展示了一份崇高的人格和理想,他的離世,也給我們留下一連串的疑問!

劉曉波是中國目前唯一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但為什麼一位和平獎得主臨終仍要背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他做了什麼罪大惡極的事要得到這樣一個罪名?劉曉波的前半生從事教研工作,專注於美學和文學評論。六四事件爆發,他放棄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學人計劃,毅然回國支持學生,並懇求學生撤離廣場,不要平白犧牲性命,他亦因此被判囚於秦城監獄兩年。其後他草擬《零八憲章》,提出保障在中國憲法下已受保障的權利,促請政府走向民主選舉,並建議以聯邦制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他沒有質疑中央政府的權力,亦沒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更加沒有鼓吹任何行為推翻現政權。他只是一介書生,一個憂時傷國的知識分子,為什麼這些書生言論會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怎煽動?怎樣顛覆?是否提出和當權者不同的意見就是煽動顛覆,知識分子憑良心說實話就是顛覆國家?

第二十三條立法,是否就是要訂立這種煽動顛覆分裂國家政權的罪名?過往三十年,中國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巨大成果,習近平主席在回歸二十年時亦提醒港人要發展經濟,但為何發展經濟和尊重民主人權不能同時並重?將劉曉波囚禁十一年和發展經濟有什麼關係?發展經濟是否就要出賣靈魂、放棄人性和忘掉良知和尊嚴?

還有,劉霞又犯了什麼罪,要遭多年軟禁?她只是嫁了一個愛國的丈夫,便因此失去了人身自由。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為什麼她還是這樣懼怕——懼怕一個手無寸鐵的文弱書生、懼怕一個飽受煎熬的未亡人、懼怕一些真誠的言論?

請你告訴我,輕輕的告訴我,不要喧嘩!

余杰 - 永遠如樹站立的劉曉波

香港蘋果日報   2017719
在絕大多數中國人都選擇像草一樣生活,歪歪斜斜、一吹就倒的時代,劉曉波堅持像樹一樣筆直地站立,因而成為時代的標杆。從「六四」到「零八」再到「一七」,他飛蛾撲火,再飛蛾撲火,最終焚而不毀。
這個時代,不是靠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這些面目猙獰的「巨嬰」來定義,而是靠劉曉波這樣形容枯槁的先知來定義。若沒有劉曉波,這個時代的中國將宛如聖經中的索多瑪城那樣污穢不堪;而有了劉曉波,這個時代的中國暫時被上帝從毀滅的名單中刪掉,劉曉波為中國贏得了一段認罪悔改的緩衝時間──至於中國是否真的會認罪悔改,那就不是劉曉波的事情了。
活着,並且站立,似乎這是兩難的選擇。在這個彎曲悖謬的時代,活着就意味着駝背,活着就意味着下跪,活着就意味着閉目,活着就意味着塞聽。劉曉波卻選擇為那些六四死難的學生而活,他認為自己不配稱為死難者的老師,因為孩子們死去了,老師卻倖存下來,這是何其巨大的恥辱。失去恥辱感的知識界從此麻木不仁、與狼共舞,劉曉波卻懷着贖罪般的心態開始後半生矢志不渝的抗爭。有人將抗爭當作奪取權力或道德高地的手段,劉曉波卻將抗爭當作再平凡不過的職業和志業。
在北京的那些年裏,我和妻子有好幾次跟劉曉波、劉霞一起去郊遊。在警察如影隨形的監控中,我們總是能找到斑斑點點的光陰縫隙。每當劉曉波和劉霞看到荒郊野外的樹木,都會發出由衷的感嘆:多美!劉霞很喜歡畫樹,尤其是那種掙扎着要想騰飛的樹,從土地奔向天空的樹。而劉曉波喜歡欣賞劉霞畫的每一幅樹,到了愛不釋手的地步。
有一次我們去他們家作客,在狹小的客廳裏面,劉曉波滿頭大汗地將劉霞的畫一幅幅搬出來向我們展示。平日豪爽如女俠的劉霞,那一次略帶羞澀地對曉波說:「又不是你的畫,幹嗎那麽顯擺?」而聽到我們讚美劉霞的畫,曉波比聽到我們對他的文章的讚美還要開心,像孩子一樣琅琅地笑了。
2014年,劉霞的哥哥到美國來找我。我問他,在長期軟禁中的劉霞有甚麽需要,他說,劉霞特別叮囑,希望為她拍攝一些美國的樹木。作為畫家的劉霞,長期以來失去了外出寫生的自由,只能根據照片畫畫。
我帶着劉霞的哥哥去了美東最大的國家公園仙來多,在美不勝收的藍嶺驅車並徒步數小時之久,拍攝到了很多高聳入雲的大樹。在這個自由的國度,不僅人自由,連樹也如此自由,不會有龔自珍《病梅館記》中寫到的那種「病梅」。劉曉波是美國的熱愛者,若他能在這座森林裏面健步如飛,如果他能在這些高聳入雲的大樹下歌唱,那將多麽幸福。
不知道劉霞後來有沒有根據這些照片畫出新的作品,不知道劉霞有沒有機會將她新畫的樹拍成照片帶給獄中的曉波看?
余杰
旅美作家

練乙錚 - 文革結束40年被禁閉致死,於中國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719
文學不會革命,但革命往往造就文學,尤其如果千萬仁人志士心中的希望最後竟變成暴政。1940年,匈牙利猶太裔作家、前德共黨員、西班牙內戰中的共和派庫斯勒(Arthur Koestler)一馬當先發表了共運批判文學中的第一部極品《正午無光》。故事發生在蘇聯史達林清黨的那幾年裏,主角是最高領導人的黨內頭號政敵,場景按出現次序分別是囚禁政治犯絕密監獄裏的臭格、盤問室、走廊、地窖行刑間。
走廊非常重要;主角最後一次被押着通過的時候,兩旁臭格裏的所有犯人整齊莊重地一下一下敲打鐵閘替他送行。
太陽失光如同黑夜
原書是德文,書名只一個字:Sonnenfinsternis,日蝕。讀畢全書,你會發覺光明一點滴也沒有,是日全蝕。英譯本的書名是Darkness At Noon,一說出自雨果的一本批評拿破侖三世的小冊子,指的是《聖經》所記耶穌受難被釘在十字架上臨終時出現正午太陽失光如同黑夜的景象(Il fait nuit en plein midi)。
主角被疲勞審訊,目的是要他承認自己是反領袖反祖國反人民的蓄意反革命。負責審訊他的人有兩個,一個是老幹部,另一個是「新人類」(原書用Neandertaler,舊石器時代人);這個反差,在首章裏主角回憶被兩個秘密警察逮捕時也出現過,隱喻蘇維埃共產政權之下的文明倒退。筆者這輩人當中跟中共打過交道的,多少也會覺得本地老愛國與新人類(如《環時》派、愛字幫)之間亦有此差別。(註一)
反革命之為蓄意,在共產黨政治罪名排序上非常重要;次一等的罪名是「客觀上的反革命」,即無惡意卻做了壞事,蘇維埃刑法不判死刑。不過,審訊不是要犯人認罪(因為那就算不是事先定了,也可事後揑造),而是要從供詞裏找到足夠材料編造「蓄意」的證據。百度百科劉曉波條指他「以『貴族犯人』自居,關在牢裏也有美國人支付的年薪2.3萬美元」,那當然是蓄意裏通外國的罪證之一。
如此罪名,的確足以令曉波「死有餘辜」,所以北京對付他,比北韓對付美國學生Otto Warmbier更殘暴──後者成了植物人,最後也獲准出境就醫,但曉波有知有覺卻沒有這個自由;這種愈見殘酷的折磨手段,無疑一直以來都是掛在他頭上的催命符。Warmbier好端端給弄得失去知覺,北韓無疑做了手腳;曉波2008年失去人身自由,09年被判入獄,至今八年前後判若兩人,不僅外表老化嚴重,還得了肝癌,急促惡化,算責任完全可以算到中共頭上。
囚犯與肝癌
這不是政治判斷而是有醫學證據做基礎的指控。最新研究一致顯示,監獄人口中的癌症發病率和癌症死亡率都比平常人口高,其中尤以男性肝癌的數字特別嚴重,比正常人口中的數字高出好幾倍。下面簡單介紹加國安省2000-2012年期間做的一項大數據追蹤研究。(註二)
這項研究比較的是安省內2000年入獄的全部49,470名新囚到2012年終期間的年均癌症發病率和癌症死亡率,以及2006年(即2000-2012年期間的中間年份)整個省內人口的癌症發病率和癌症死亡率,得出標化發病比(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ioSIR)和標化死亡比(SDR)。由於數據充份,可以算出合乎統計技術要求的分男女、分七種不同部位發生的癌症的SIRSDR
【體例:圖一,女性肺癌SIR=2.5,即表示數據內的女性在囚人士在2000-2012年期間肺癌新發病率是全省女性人口2006年間肺癌新發病率的2.5倍。SIR=1的話,即表示在囚與否沒有分別。注意橫座標顯示的倍數,不是用普通整數而是用對數做單位(logarithmic scale),所以第一大格是0.11倍,第二大格已是110倍。又:藍色代表男性,紅色代表女性。】
圖一、二分別是該項研究中各種癌症的SIRSDR。可以看出,對男性而言,入獄成囚對肝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影響最大。圖一顯示男性肝癌SIR3.5;圖二顯示男性肝癌SDR也是3.5


政治犯與肝癌
由此結果推論,如果曉波入獄12年,他的肝癌發病或然率比一般人提高3.5倍,他的患癌死亡或然率也比一般人提高3.5倍。實際上可能更糟糕。在囚人士的癌症SIRSDR偏高,很大程度是在囚期間的精神壓力導致的。(註三)由於曉波是政治犯,所受到的精神壓力比非政治犯要大得多(加拿大無政治犯),所以曉波的兩個或然率都會遠超一般人而不止3.5倍。事實上,不必12年,他已經到了肝癌的末期。鮑樸先生指中共謀殺曉波,如果指慢性謀殺,那一定對。
政權的維護者會狂嗆:他死有餘辜!正常人可不能同意這種蘇維埃/納粹/法利賽人的政治瘋癲。曉波因言獲罪,以文明人標準看,他完全無辜。中共強行把他逮捕、起訴、判刑,正式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卻除了指出他發表過一系列違反官意的言論之外,始終沒法證明他有甚麼顛覆國家政權的行動,於是只得偷換概念,把他發表言論之舉說成是「行為」,「超出言論自由的範疇,構成犯罪」。
那麼,中共講的言論自由到底指甚麼呢?我們拿曉波的判決書看看就清楚:「被告人劉曉波……利用互聯網傳遞信息快、傳播範圍廣、社會影響大、公眾關注度高的特點,採用撰寫並在互聯網上發佈文章的方式,誹謗並煽動他人推翻我國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其行為已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且犯罪時間長、主觀惡性大,發佈的文章被廣為鏈接、裝載、瀏覽,影響惡劣,屬罪行重大的犯罪分子,依法應予從嚴懲處。」
試問,這些「行為」,哪一條在文明社會裏是構成犯罪的呢?問題很清楚,曉波文章影響大,共產黨吃不消,所以他有罪。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講話,要麼是共產黨中聽的,要麼是廢話,或者只講幾句就乖乖收聲,一點影響力都沒有,那他在中國就有充份的言論「自由」。
文革回頭路:行穩致遠
文革發生的時候,文化部長陸定一與當時的極左派周揚起草了一份文件,首次提出搞「文化大革命」。文革真正展開後,他卻先被劉少奇鬥倒,後又給毛定性為「階級異己分子、反黨分子、內奸嫌疑」,永遠開除黨籍。1996年他臨死,最後一句遺言是「要讓人民講話」。
改革開放的確有新意,人民的自由多了,但過去十年中共已經走了很多回頭路,以言入罪的情況又變得平常,封鎖人民思想的動作如嚴禁互聯網「翻牆」等,已經不是新聞。
中共當年搞文革,人民是糊裏糊塗給拉下水、捲進去的,但這一次它在政治及思想方面走回頭路,的確得到不少大陸人民乃至海外華人包括在西方受教育的高級知識分子和商人的大力支持。如此,再加上三十年來大陸經濟可觀的增長所提供予政權的合法性,走這條回頭路比起毛時代的那條,更能「行穩致遠」。
這個趨勢,大陸的民主派異見人士不可能不清楚感覺到,所以才有曉波對「中國」乃至「中國人」的柏楊式的批判與揚棄:「我絕不認為中國的落伍是幾個昏君造成的,而是每個人造成的,因為制度是人創造的,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自演和自我欣賞的,這可能與人種有關。」
斷腸回首處 淚偷零
百度百科更拿曉波的另一些晦氣話上綱上線:「劉曉波恥於做中國人,他認為自己最大的悲哀是外語不過關,『如果可以過關,中國會和我根本沒有關係』。」「他還曾多次公開為台獨、藏獨搖旗吶喊,甚至提出要把中國分裂成十八塊。」愛國人最後落得如此決絕,令人想起納蘭性德名句:「人到情多情轉薄,而今真個悔多情,又到斷腸回首處,淚偷零。」
19778月,華國鋒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佈文革「結束」,這剛好是40年前的事。今年,曉波用他的生命寫下了《正午無光》中國版。當他從通道走過的時候,當會有不少像筆者這樣的政治共犯替他送行,敲打鐵閘。
(註一)反思共產主義運動的批判文學巨著還有兩本:巴斯特納克的《齊瓦哥醫生》(1957),蘇仁尼津的《癌病間》(1968);前者也有顯著的「老幹部」與「新人類」的對比。這兩本小說的出版日期都比《正午無光》晚。
(註二)論文可在美國國家生物科技資訊中心(NCBI)網站下載: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321272/
(註三)論文網址: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037818/

2017年7月17日 星期一

區家麟 - 釋法不義

2017717

【明報文章】宣誓案判決,再DQ四名民選議員,政府以司法手段改寫選舉結果,最突出的荒謬處,乃是你今天的行為,會犯了明天立的法。

議員是在二○一六年十月十二日宣的誓,犯了人大常委在十一月七日釋的法。現在玩法是,看清楚你的言談行為,然後找法律專家度身訂做法例解釋,然後又說這是釋法,不是修法,故有追溯力,而且可追溯至二十年前的回歸日。

法網無邊,還可以穿越時間長河,政府可追溯梁國雄議員過往幾屆宣誓時都不莊重不合形式,一次過DQ,原來長毛從來無做過議員,還要把過往多年的議員工資津貼歸還。

慣例既成,釋法還可以更有創意地靈活運用。根據內地「法律傳統」,被指「妄議中央」的人,隨時遭「依法」冠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循此路向,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條其實不用立法,香港《刑事罪行條例》早已經有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煽動叛亂罪」,即是「頭上早已有把刀」,人大常委隨時發揮一下釋法的創造力量同幻想,以釋法豐富一下「煽動」的定義。結果,每個人一生之中,總有幾次可被定義為「妄議中央」,全部都被今天的法律視作「煽動叛亂」,十惡不赦。

至高無上的人大常委,只需忽然以釋法之名直接修改法例,就能以明天的標準,審視你的過去。香港法院,最少是終審法院之下的法院,已建立了一個承認人大釋法兼照單全收的做法;無視往日立法會慣例,亦無視釋法權力無限大、過程封閉、違反法治精神的權力操作。

法律成為冠冕堂皇的統治利器,美妙。

2017年7月15日 星期六

鄭美姿 - 中國人的害怕

2017715

【明報文章】七年前一個冬日的下午,在挪威奧斯陸巿政廳,正舉行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禮。典禮開始,不是鑼鼓張揚,而是一把女聲唱道:「冬天不久留,春天也要離開,春天要離開。」這首歌叫Solveig's Song,由劇作家易卜生填詞,是一首挪威的百年老歌。歌詞最後兩句,這樣完結:「你回來之前,我也一直獨自等待;就算你到了天上浮雲處,我也會前去相見。」

那是為劉曉波而舉行的頒獎禮,歌聲在十二月飄雪的北歐天空縈繞;而當刻劉曉波正於遼寧錦州,地址為南山里八十六號的一座監獄裏服刑;他的太太劉霞,則因丈夫獲獎,而在北京的家中遭軟禁,與外界聯繫全失。

劉曉波是有史以來,第一位中國人得到諾貝爾和平獎;但他因言入罪,不能出席領獎。這變成一場沒有得獎者的頒獎禮,台下有觀眾,台上只有大會為劉曉波準備的一張空櫈。諾貝爾委員會想邀請華裔小提琴家張萬鈞,在典禮上為劉曉波奏樂。張萬鈞在美國波士頓出生,他獲邀後沒有立即答應,因為害怕。是的,張萬鈞根本是美國人了,但他仍然害怕,當時他這樣說:「我需要多一些時間考慮,確保不會遭到報復……我在中國還有親戚,我問父親,他希望我不要去。」

除了張萬鈞,大會還向一隊中國兒童合唱團作出邀請,讓他們親臨挪威的現場表演;事緣劉曉波曾說過,他喜歡孩子的歌聲。但最後合唱團拒絕了,因為那些孩子的父母害怕,他們害怕一旦出國了,將不能回家。最後大會改由挪威的兒童合唱團表演,他們喜樂地唱了一首自己國家的民歌,臉上沒有懼怕。

2017年7月14日 星期五

紀思道 - 劉曉波,我們想念你

   2017714


我們這個時代的曼德拉已死,在遭受了中國當局幾十年駭人聽聞的虐待之後,劉曉波至少現在找到了安寧。

享年61歲的劉曉波,是自納粹時代以來,第一位在羈押中去世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的死是對中國殘酷對待一位現代偉人的指控。

就連在劉曉波罹患晚期癌症、頻臨死亡之際,中國仍拒絕讓他出國接受可能挽救他生命的治療。中國當局在沒有得到他同意的情況下,給垂死的劉曉波拍下影片,製作描述給他仁慈待遇的虛假宣傳片,這種做法愚不可及、令人作嘔。

在接下來的幾週裡,中國可能會試圖把劉曉波的遺體處理掉,而且是以不讓他的墳墓成為民主朝聖地的方式。當局無疑會企圖恐嚇、威脅劉曉波勇敢的遺孀劉霞,也許為了不讓她說話,會無限期地將她軟禁。

西方領導人會為她說話嗎?我認為恐怕不會,他們不會用比此前為劉曉波本人發聲更強有力的聲音為劉霞說話。

如果說,劉曉波死的方式是對中國壓迫的控訴,他的死同時也突顯了西方領導人的懦弱,他們太過膽怯,沒有用任何有意義的方式來提出劉曉波的情況。川普總統在二十國集團首腦會議的間隙,在漢堡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見了面,但川普根本沒有提劉曉波的名字。慚愧呀,所有人。

劉曉波死得有尊嚴、死得光榮,他恪守了自己的原則。其他所有人,差了點勁。

有朝一日,在民主降臨中國後,天安門廣場上將有一個劉曉波的紀念碑。但在一個自由的中國裡,永遠不會有習近平的紀念碑,他在執政期間主持了對異見的嚴厲打壓,大大地減少了中國的自由度。

下面是讓那些不認識劉曉波的人略微了解一下他:

1. 他是一位出色的教員,1989年春,他正在哥倫比亞大學當訪問學者,過得相當安逸。但在天安門的學生民主抗議活動開始的時候,他迅速回到國內,以對示威者表示支持。當軍隊在1989634日的夜間向抗議者開火時,他原本可以逃離,但卻留下來與軍方協商,為仍在天安門廣場中心的學生安排了一個安全離開的通道。在1990年代,他原本可以移居西方,但為了在自己的國家裡為自由而奮鬥,他沒有走。

2. 他還有一個偉大的愛情故事,中國政府為了向他施壓,兇殘地對待他的妻子劉霞。劉霞在情感上已經很脆弱,雖然她從來沒有被控犯有任何罪行,但她被置於軟禁之中。中國政府知道劉曉波永遠不會屈服,所以政府故意讓他的妻子遭受巨大的隔離之苦,以此向劉曉波施壓。然而,這對夫婦堅​​持了下來,他曾用優美的語言向她致意:「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

3. 異見者往往是不近情理的人,因為挑戰一個高壓國家有失去一切的風險,需要一種特殊的性格。劉曉波在職業生涯之初也不近情理,曾是一個少年得志、不可一世的學者,但在職業生涯的過程中,逐步變得溫和、明智。他用以呼籲民主的《零八憲章》,就是這種明智的範例,他時常讚揚自己的辦案者的專業精神,以明確地表示他並不厭惡他們——這正是我將他比作曼德拉的一個原因。

4. 習近平是否對劉曉波的死負有責任目前還不清楚,但很可能情況確實如此。雖然劉曉波死於肝癌,並曾患有肝炎(這是肝癌的一個危險因素),但中國監獄的醫療條件是臭名昭着地差,監獄當局常常拒絕為異見者提供醫療照顧,作為向其施加壓力的一種方式。在我看來,很有可能如果他沒有被監禁的話,劉曉波的癌症會在能夠進行治療的時候、更早地被發現。

5. 劉曉波在羈押中死亡,也為人們看到習近平讓中國倒退了多遠提供了一個窗口。在20世紀90年代及21世紀的部分時間裡,劉曉波曾有過自由,能為海外刊物和互聯網刊物寫文章。(我最後一次和他通話是在2008年他被捕前不久,我在電話裡報了自己的名字之後,國安人員就把電話掐斷了)。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比20年前的中國更不自由了。幾天前,我曾給劉曉波寫過一封公開信,將他描述為也許是我最敬佩的人,我真希望他看到了那封信——但我相信當局不允許他那樣做。

6. 大多數中國人從未聽說過劉曉波,因為國家宣傳機器禁止關於他的討論。於是就出現了這個矛盾的現象:因其在中國從事的工作而贏得諾貝爾獎的首位中國人去世了,但在他自己的土地上卻沒有多少哀悼他的人。但是,對我們這些在過去幾十年中關心其無比重要和勇敢無畏的工作的人來說,有一種太多的空虛和悲傷感,主要不是為劉曉波本人感到悲傷,因為他現在已不再受迫害,而是為中國的大倒退感到悲傷,為世界領導人在一位現代偉人遭受野蠻對待時表現的膽怯感到悲傷。我們能夠從劉曉波的勇氣、正派和遠見卓識上學到很多東西,我也期待著有朝一日可以在天安門廣場上在他的紀念碑前獻花。

蘇曉康 - 劉曉波是一個民族英雄

蘇曉康臉   2017711

 
現在人們用很多言辭定位劉曉波,比如“公民社會”的代言人、憲政中國的殉難者、民主中國的頭號公民等等,我覺得我們還是需要在當下中國的語境裏,用老百姓熟悉的言辭來定位他,所以,我說劉曉波是一個“民族英雄”。

1. 時勢造英雄。

在這個世紀之交,對中國文明和進步所做出貢獻者,沒有第二個人可以跟劉曉波比擬。1989年“六四”屠殺以後,中國進入了一個黑暗時代,它會延續多久,至今沒人知道,因為西方也出現了衰退,整個國際社會籠罩著綏靖主義;人類文明自二次大戰以後,除了技術發明上仍稍有斬獲(如數碼時代的出現),其他可以說毫無進步,人類的自私甚至超過歷史上任何時代。在這個大背景下,中國的沉淪——人性貪婪、環境破敗、制度倒退,更為突出,所以余英時稱之為“天地閉,賢人隱”的時代。然而正是在這個黑暗中,“六四”的血與火淬煉了一個人,而且還是最懦弱、可憐的群體中的一個人,他就是劉曉波。他在這三十年裏做的事情,是無人可以替代的:

他罕見地堅持對暴政的和平抗爭,
他謙卑地攙扶襄助受難者,
他孜孜不倦地探尋中國擺脫暴力循環的政治轉型途徑。

中國文明自近代以來,是一個衰落、失敗的文明,所以滿清崩潰後社會解體,中國是按照現代極權模式重新再整合起來的,中華民族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價,不過六七十年就死掉了四五千萬人,而且至今看不到出路在哪里。“六四”一劫,讓這個極權幾乎崩潰卻又存活下來,就給了它打造更可怕模式的機會,所以我們今天面臨的,是全世界曾未有過的“升級版極權”,中華民族也面臨滅頂之災。劉曉波探索了一個可能的政治路徑,是中國民間的一筆巨大財富。

2. 劉曉波實踐並重塑了知識階層的新人格。

中華民族嚇破了膽,知識分子打斷了脊樑骨,這個民族還有什麼救?西方那條路,什麼公民社會、民主選舉、代議制、法制、基督教等等,在中國的文化裏,都離不開一種角色的核心凝聚作用,因為中國幾千年的四民社會,必須由“士”來領導,現代化底下,就是這個“士”變壞了,中國才一塌糊塗。

劉曉波隻身防堵“道德資源”流失的後六四精神困境,他才成為一個新的民間領袖,為此他必須重建“知識者人格”。年輕時代的劉曉波,是一個極狂妄的叛逆者,然而正是叛逆者才能在塌天境地中存活,並走出一條新路。他在中國八十年代那場著名的“文化熱”中,是一匹桀驁不馴的“黑馬”,他挑戰權威,叛逆而激進,動不動發表震動一時的驚世駭言,令輿論大嘩、街談巷議。抗拒權威的叛逆經歷,使得他具有一種知識分子缺乏的勇敢和尖銳,也給了他在黑暗中的孤膽和堅韌。

他做了三點:主動背上負罪感,懺悔自己;堅守國內,拒絕流亡,一次又一次地去坐牢;謙卑地攙扶受難者。劉曉波在此實踐了一個“基督徒”的受難精神,比無數的中國基督徒都做得出色,雖然他並未接受洗禮;而他這種超越性,更是超越了“五四”精神,因為我們都知道,五四那一代巨人,比如胡適,都是蔑視和反對西方基督教的。中國的大知識分子,四九以後又都是向毛澤東投降的,後來幾代人都是努力爭取回到“五四”,但是只有超越“五四”,中國知識人才能重生,今天我只看到一個人走到了這一步,他就是劉曉波。

3. 劉曉波活出了一個燦爛而富於傳奇的人生。

他雖然死於絕症,享年僅61歲,但是他卻活得比所有人都瀟灑。他的傳奇,不是標準的中國傳統可以杜衡的,相反,他一生充滿爭議,恰好跟中國的錯亂、顛覆、失序、衰落相映成輝。

我曾這樣描述過他:從「中國要當三百年殖民地」,到「我沒有敵人」,此間距離多少、又如何丈量?這既是從文化到政治的距離,從尼采到甘地的距離,也是從叛逆、狂妄、目空一切,到自省、謙卑、甘下地獄的距離。

中國近三十年無非三件大事:改革與文化熱、大屠殺與經濟起飛、專制霸權與民族主義;這三件事裏,我們都可以看到劉曉波的身影。站在大時代的風口浪尖做弄潮兒,這三十年裏,沒有人可以跟他比肩。

劉曉波因「文化激進」而備受批評,又因「政治溫和」而同樣備受指責,受「兩面夾擊」如是者,在中國又曾有誰?從六四清晨在大軍環伺的槍口下帶出廣場抗議學生,到身繫牢獄贏得諾貝爾和平獎,劉曉波三十年換了一個人,雖依舊桀驁不馴,但他已然有了一副溫和心腸。

即便是他的私人生活,也幾度波瀾,毀譽參半。但是最近二十年裏,他說“二十年來,支持我、給我力量的是劉霞的愛。”他們幾乎演義了一場現代版的“革命加愛情”。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他為了報答劉霞因他而受折磨以至得了嚴重憂鬱症,他又來了一次大叛逆,一改死不出國、坐穿牢底的初衷,用最後一口氣,要把劉霞送到西方去,他才不管輿論怎麼評價他。劉曉波我行我素到最終。世間沒有第二個劉曉波。

余英時:《劉曉波傳》序

資料來源

余杰寫劉曉波的傳記,真可以說是天作之合:一方面劉曉波不可能找到比余杰更出色當行的作傳人;另一方面,余杰也不可能找到比劉曉波更能使他全心投入的寫傳對象。關於這一點,後文還會作進一層的解釋,暫止於此。現在讓我對這部傳記作一高度概括性的介紹,以為讀者理解之一助。
 
我認為本書有三個最值得注意的特色:
第一,本書並非孤立地呈現劉曉波個人的生活和思想,而是將它置於整個歷史變動的大脈絡之中。正因為如此,他的精神成長和發展才段落分明地展示了出來。從十一歲到二十一歲(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是他在精神上啟蒙和奠基的階段,但恰好處於「文革」時期。「文革」雖是中國人的普遍災難,卻意外成為劉曉波的一種福祉,使他在一段時間之內自由自在,不受任何精神上的束縛。這一點點自由的幼苗不斷在他心靈中茁壯,終於成為今天我們所認識的劉曉波。難怪他後來要說:「我非常感謝『文化大革命』。」
從一九七七到一九八九年則是劉曉波生命史上第二個重要階段。在這一階段中,他一方面完成了中國文學的專業研究,取得了博士學位(一九八八年),另一方面他的自由精神已沛然莫之能禦,自八○年代初開始,便衝出了文學專業的領域,而馳騁在思想和文化這一更廣闊的世界中。但是我們同時也必須記住:這一段時期,由於胡耀邦、趙紫陽兩人主持黨和政,思想、文化界出現了一個短暫的相對寬鬆的局面。本書在敘事過程中便隱隱約約地將這一獨特的歷史背景透露了出來。例如提到劉曉波在一九八八年應邀赴挪威講學,作者寫道:
那時「反自由化」運動經趙紫陽的抵制逐漸淡化,北師大的「小氣候」相對寬鬆,他得以順利出國講學。
從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到二○一○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則是曉波生命史上的第三階段,本書敘事主要聚焦於此。全書共八章,自第三章以下都是屬於第三階段,因此記錄十分詳盡。在這六章的長篇敘述中,曉波個人在這二十年中的一切遭遇更是和歷史脈絡緊密相連的。所以近二十年來中國的政治、社會動態也隨著曉波的一言一行清晰地呈現了出來。自一九八九年以來,由於東歐和前蘇聯先後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變化,「亡黨」的恐懼成為中共一黨專政的主旋律。我們只要稍稍回顧一下中共在過去二十年中怎樣時輕時重地懲罰曉波,這一點便顯露無遺了。無論是短期監禁、在家軟禁、或「勞動教養」,都和他的言行對於政權所構成的威脅一一相應。換句話說,對政權的威脅越大,懲罰也越重。毫無疑問,曉波在二○○八年底所推出的《零八憲章》構成了對「一黨專政」的最大威脅,因為這可以引發初稍後在中東進行得如火如荼的「茉莉花革命」。明乎此,則曉波為什麼在《憲章》發表前夕(二○○八年十二月八日)被祕密拘禁,並在一年之後(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十一年,便完全可以理解了。
第二,本書記述曉波的思想和價值觀念,相當詳盡,我們稍加推導,便能看到他的心靈發展的整體過程。這是本書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前面提到曉波精神進程的三個階段,現在我要進一步指出:這三個階段是一種內在理路的展開,由低而高,逐層拓廣。他在第一階段所獲得高度自由為他在第二、第三階段的思想發展提供了基本動力。徐友漁曾以「思想徹底」作為曉波的主要「特徵」,我完全同意。但是我要下一轉語,這一特色正是他的自由精神的呈露。他的少年和青年時期是在「停課鬧革命」、「上山下鄉」中度過的,所以他沒有受到長期而有系統的意識形態的束縛,而且很早便形成了向權威挑戰的心態。此外他和同時少年一輩相比,還有一個很獨特的人生經驗,即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三這幾年,他隨父親到內蒙古科爾沁右翼前旗插隊。在這個草原、荒漠與森林的廣闊邊境,他可能有機會和當地農民、牧民摔跤、喝酒,打成一片。也許由於這一背景,他的思想和寫作之中往往貫注著一股浪漫奔放的精神,和他所體現與嚮往的自由相得益彰。自由加上浪漫奔放便造成了曉波的「思想徹底」。
曉波思想的「徹底性」表現在很多方面,這裡姑且舉一二事例為證。首先,從消極方面說,他對於共產黨的否定是徹底的,從意識形態到統治都持完全反對的態度。以意識形態而論,他對八○年代具有廣泛影響的思想啟蒙者提出鋒銳的批判,並不是抹煞他們的重大貢獻,而是因為他們在思想突破方面不夠徹底,「本身還拖著一條長長的舊意識形態的尾巴」。再就現實政治來說,一九八八年他在香港便公開發表了〈混世魔王毛澤東〉的評論,這更是徹底拒斥中共政權的一種明確表示。
其次,再從積極方面看,曉波對於普世價值的追求也同樣地勇往直前,百折不撓。前面曾指出,曉波在思想成長最初階段已完全認同自由的價值。但在第二、第三兩個階段中,他則不斷地致力於自由的深化和擴張。從他最早(一九八四年)發表的〈論藝術直覺〉和〈論莊子〉兩文來看,他是在文學和藝術的領域中尋求自由。這正是為什麼他特別注意到莊子的緣由。因為,一方面,《莊子》這部書恰好體現了最純淨的自由精神。自嚴復至蕭公權,凡是深入西方思想的現代學人,都對《莊子》有這樣的理解,如〈逍遙遊〉可以看作是自由的至境,而〈在宥〉則是「最徹底之自由思想」。另一方面,如所周知,《莊子》也是中國藝術精神的一個最重要的源頭。但是曉波很快地便將自由推向文化和思想的廣大世界,一九八六年轟動一時的〈危機!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即其明證。不但如此,他在字面上斥責的雖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專制制度,但事實上卻「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劍鋒遙指「黨天下」的統治。這可以說,在擴充的過程中已將自由深化了。
一九八八年曉波完成了博士論文的撰寫,這也是對自由進行深化的一大努力。他的論文題目是《審美與人的自由》,其中一個核心觀點便是「因審美得自由」。當時美學討論很熱烈,而康德(Immanuel Kant)的哲學也相當流行;在這一時代背景之下,曉波所選擇的論題可以說是順理成章的。但是他特別強調「美」與「自由」之間的關係,顯然由於受到了康德的啟發。康德在他的第三《批判》(The Critique of Judgment,中譯《判斷力批判》)中對這一問題有深入的論斷:我們對於純粹的「美」的判斷必須超出一切利害(disinterested)之上,也不能在「美」的物件(如自然界的花)之外,賦予它以任何外在的目的。康德稱這樣一種精神狀態是「自由的」(free)。換句話說,人只有處在這樣一種「自由」狀態之下才能成就美感的判斷。(他稱此為「自由的美」,free beauty)。這裡毋須追究曉波和康德之間的異同,但曉波論文的主旨是要使我們對於自由的理解深入到哲學的層次,則是十分明顯的。所以,《審美與人的自由》這部專論必須看作是曉波在深化自由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績。但曉波關於自由的最後、同時也是最圓熟的理解,則見於《零八憲章》。《憲章》第二節〈我們的基本理念〉劈頭便說:
自由:自由是普世價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論、出版、信仰、集會、結社、遷徙、罷工和遊行示威等權利都是自由的具體體現。自由不昌,則無現代文明可言。
《憲章》當然代表著所有起草人和簽署人的共同理念,並不是曉波一人之見。然而,由於曉波是兩位主要起草人之一,我深信「自由是普世價值的核心之所在」這一特別提法也同時折射出他個人長期探索自由真諦的終極體悟。
最後,我要指出本書的第三個特色:曉波的精神品格的成長歷程在敘事中逐步呈現了出來。余杰寫的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真實的人,而不是什麼「橫空出世」的「天縱之聖」。因此他並不諱言曉波早年所遭受的種種批評,如廖亦武說他「好鬥」、「霸道」等等。而且余杰也指出:「年輕的劉曉波有著強烈的表現欲望,也知道如何製造話題,吸引人們的眼光。」但是通讀全書,最使我感動的則是曉波的精神境界隨著他的苦難經歷而一層一層地向上攀升。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夕他從美國趕回天安門廣場是這一精神旅程的始點。從「六二絕食」到說服戒嚴部隊讓幾千學生從廣場撤離,曉波的心態顯然已從早年的激進轉向和平漸進。這當然是一次精神的大提升。此下一再入獄和出獄後的監視、軟禁、傳喚、暴力毆打、「勞動教養」……種種數不清的迫害都只能使他的精神境界越來越高。所以二○○九年十二月,他在法庭上最後陳述道:
我堅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
這是印度甘地最後所達到的精神境界,不經過千錘百煉,是不可能「堅守」下來的。中國人的精神修練自來有兩條途徑:一條是「靜坐涵養」(如二程、朱熹),另一條是「事上磨煉」(王陽明),曉波的精神旅程是循著「事上磨煉」的方式完成的。這一旅程在本書中有極其生動的記述,讀者必須熟讀深思而自得之。
這裡我願意用我和曉波的兩次短暫的直接接觸,為他精神升進的實況作見證。我第一次和曉波會面是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當時有一場討論中國大陸情勢的聚會在紐約舉行,來自大陸的與會者包括劉賓雁、王若水、阮銘等人,曉波也在應邀之列,因為他恰好在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他和我的談話。我事先已聽說他是大陸文壇最具反叛性的青年作家,因此我問他是否已習慣於美國的學院生活?紐約和北京對比在他心理上引起了怎樣的反應?他相當激動地說,他完全不能適應紐約生活的孤寂和淡而無味。他告訴我:他在北京差不多天天都有講演,聽眾不計其數。每次講完,必得到無數的「鮮花」和震天的「掌聲」。「鮮花」和「掌聲」是他的原話,他一再強調,因此牢牢地留在我的記憶中。但那一天(四月十五日)恰好聽到胡耀邦的死訊和北京大批學生遊行悼念的報導,與會者的注意力完全被這一新聞所轉移,我和曉波的對話也就此中斷了。我當時雖然很欣賞他的坦率,但終覺得他過於受當時大陸上浮躁風氣的感染,虛榮心未免稍重。但不久之後聽說他毅然不顧個人安危,回到北京,積極參加了天安門的民主運動,我對他的印象立即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但遺憾的是,此後我一直沒有和他再見面的機會。
我第二次和他接觸是通過長途電話,事在二○○七年夏天,距初晤已十八年了。不知為什麼他忽然心血來潮,從北京家中打電話向我致意。他當時非常忙碌,除了爭取人權的許多活動外,他又接辦了蘇曉康「民主中國」的網站,同時還擔任著獨立中文筆會的會長。我對他當然十分關切,電話上大約談了十幾分鐘。最使我感覺深刻的不是別的,而是他的態度和語氣與十八年前判若兩人。他變得心平氣和,富於溫情而全無激情;涉及中國前景之類的大問題,他既能從大處著眼,又能從小處著手。余杰對曉波曾有以下一段描寫:
九○年代以來,曉波如同一塊被時間和苦難淘洗得晶瑩剔透的碧玉,早已去除了當年個人英雄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的污垢,他變得越來越溫和、越來越寬容、越來越謙卑,用劉霞的話來說,就是越來越讓人感到「舒服」。
我和曉波的兩次談話恰好可以和余杰的觀察互相印證。
我在序文的開頭說,由余杰執筆為曉波寫傳,是「天作之合」。現在我可以交代一下這句話的根據何在。我的根據便是上引余杰那篇〈看哪,這個口吃的人〉(見本書附錄一)。以年齡而言,曉波和余杰是兩代的人,但他們卻生活和思想在同一精神世界之中。更重要的,他們之間的「氣類」相近也達到了最大的限度。讀者只要能細細體味余杰這篇回憶的文字,必能得之。陳寅恪形容他和王國維之間的關係,寫下了「許我忘年為氣類」之句;他們也是「氣類」相近的兩代人。陳寅恪寫〈王觀堂先生挽詞〉和〈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都傳誦一時,流播後世,正是由於「氣類」相近,惟英雄才能識英雄。現在余杰寫曉波生平,不但有過去,還有長遠的未來,攜手開拓共同的精神世界。這將是歷史上一個最美的故事。

劉曉波病逝:自由的探路者,專制主義的囚徒

紐約時報   儲百亮
2017713

 
北京——中國民主人士劉曉波於本週四逝世,享年61歲。劉曉波是一位離經叛道的知識分子。1989年學生運動中,他曾守在天安門廣場,軍隊逼近之際,救護了現場的抗議者。因為起草並傳播一份呼喚民主的宣言,他被判處11年有期徒刑。2010年,劉曉波在獄中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劉曉波是因肝癌離世。中國政府於6月末才披露這個診斷,那時他的病情已經基本醫治無望。從官方的角度來說,劉曉波獲得了保外就醫。但即便是住進東北一家醫院、面臨死亡的時候,劉曉波仍被禁言,始終有人看押。他幾十年來與這個專制政權的牢籠鬥爭,臨死時仍然是它的囚徒。

劉曉波的妻子劉霞一直被警方軟禁,並處於嚴密監視之下。警方不允許她就丈夫的死和遲到的癌症治療發表言論。

劉曉波危及生命的病情被公開時,劉霞在一段對朋友的簡短的視頻中這樣描述他的情況:“不能手術、不能放療、不能化療。”這段視頻迅速在網上傳播開來。

劉曉波的病況引起了朋友、中國人權活動人士以及國際團體的廣泛同情。在他們看來,劉曉波是一名無畏的和平民主改革倡導者。他是1935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1938年在監獄醫院中死亡的德國和平主義者、納粹的敵人卡爾.馮.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以來,第一位在國家監控下死亡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人們對他病情的反應說明了他受到了多大的尊重,”現居洛杉磯、一名認識劉曉波的前北京文學教授崔衛平說。“各界人士——朋友、陌生人、年輕人——在聽說有癌症晚期患者被關押至死,都相當憤怒。”

劉曉波最後一次被捕是在2008年,在他參與起草《零八憲章》之後。那是一份呼籲民主、法治以及結束審查制度的大膽的請願書。

一年後,北京一座法院審理了劉曉波的案子,並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對其判刑。判決書引用了《零八憲章》和劉曉波批評、戲謔中國政府的文章。面對沉重的判決,劉曉波回以一個對中國未來的警告。

“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劉曉波在一項為審判而準備的陳述中寫道:“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

受審當時,劉曉波已是中國最出名的異見者。在2010年獲得諾貝爾獎之後,他變得更加出名。當時他被關在中國東北獄中。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表彰他是“中國人權鬥爭最突出的象徵人物。”

劉曉波無法親自領獎,在頒獎典禮上,本該屬於他的位置擺放著一張空椅子。他為審判而準備、卻未被准許宣讀的法庭陳述,被人代為朗讀,作為他的諾貝爾演講。

“無論是在精神還是肉體上,曉波都與中國及其命運緊緊相連,”劉曉波去世前,澳大利亞漢學家、他的好友白傑明(Geremie R. Barmé)在一篇頌詞中這樣寫道。“到頭來,他的言論與行動可能為他贏得了諾貝爾獎,但是在一個專制的體制裏,在一個1989年以來不過是在殘酷與無情之間擺動的體制裏,那些言論與行動已經註定了他的命運。”

劉曉波對抗爭和監禁毫不陌生。19551228日,他在中國東北的吉林省出生。他的父親是一名忠於共產黨的大學教授,他卻一生頑強執拗地與專制主義抗爭。

“即使在異見者中間,他也是一名異見者,”劉曉波的友人余傑說道。他曾為劉曉波寫過一部傳記。余傑現居美國。

他還說道:"劉曉波願意作自我批評,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就連許多民主運動中的活動人士,也做不到這一點。”

餘傑回憶了大約在1999年,他第一次與劉曉波通電話的情景:“他說,‘我已經讀過你的書了,有很多地方我不同意,’他批評了我大約半個小時。”

20世紀80年代,劉曉波在北京作為一個嚴厲的文學評論家出了名,被人稱為“黑馬”。知識界的一致順從讓他深惡痛絕,哪怕是以改革的名義。當時,鄧小平拒絕進行與經濟自由化匹配的政治改革,他漸漸將重心轉向政治問題。

1989年,在北京的學生佔領天安門廣場、要求民主改革並結束政黨腐敗時,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學者。他回到北京支持抗議者。後來,他將該時間點描述為一個“轉折點”——讓他結束學術生涯,不可逆轉地走上了政治反抗的人生道路。

劉曉波對學生展現了無保留的同情。他最終敦促他們離開天安門廣場,回到校園。越來越多跡象表明,共產黨領導層將動用武力結束抗議活動;這時,劉曉波和他的三個朋友(包括歌手侯德健)在廣場上一邊絕食聲援學生,一邊勸導他們撤離。

“如果我們沒有加入廣場上的學生並且面對同樣的危險,我們就沒有資格發言,”侯德健引述了劉曉波的話。

當軍隊進來時,在通向天安門廣場的路上,有成百上千示威者死在槍彈下和混亂中。但如果沒有劉曉波和他的朋友,流血事件的後果可能更加慘重。63日夜晚,當坦克、裝甲車以及解放軍官兵朝天安門方向推進合圍時,劉曉波和他的朋友們也守在廣場。

劉曉波和他的朋友與逼近的軍隊協商,要求為留在廣場的示威者開放一條安全的通道以便他們撤離,並說服驚慌的學生離開,避免衝突。

“你們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們想過沒有,這槍一響,天安門廣場將血流成河?”根據劉曉波撰寫的有關1989年的回憶錄,他當時在天安門廣場上這樣說。

“如果他沒有在現場,我相信會有人死在廣場上。那是他的和平主義行動,”63日那晚同劉曉波留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友人劉蘇裏表示。“曉波有一種從未消失的英雄主義情結。”

軍方鎮壓動亂之後不久,劉曉波因支持抗議而被捕,在獄中度過了21個月。他失去了大學講師的工作、著作被禁,共產黨把他貼上煽動民運的“黑手”的標簽。他隨後支持包括入侵伊拉克在內的美國政府政策的行為也招來鄙視。

但他沒有為此屈服。1996年,因為呼籲釋放因參與示威而仍被囚禁的人士,劉曉波被判處勞教三年。

劉曉波不是《零八憲章》的發起人,但他後來參與了公開發佈這份聲明之前的準備,並且讓它能被盡可能多的人所接受。他還在北京挨家挨戶地敲門,動員知名人物簽字。

這一請願書一開始吸引了303人簽字,其中包括劉曉波動員的許多中國著名作家、學者、律師和卸任官員。截至20095月,簽字人數已達8600多人,包括海外支持者。

“他能兼顧體制內外的人,”劉曉波的朋友、同樣也簽署了《零八憲章》的崔衛平說: “他還把來自不同世代的反對派運動聯繫起來。我不認為除了劉曉波還有人可以做到這一點。”

劉曉波和大多數其他簽署者對可能受到嚴懲的風險不以為然。但他的妻子劉霞擔心政府會嚴加報復。在劉曉波的審判陳述中,他感謝劉霞的“無私的愛”。

“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他寫道:“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

儲百亮(Chris Buckley)是《紐約時報》駐京記者。

2017年7月12日 星期三

陳文敏 - 以言入罪的悲劇

2017712

【明報文章】199810月,中國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儘管至今中國仍未批核確認公約的生效,但簽署了公約已意味着中國原則上接受公約的內容。公約開宗明義指出,尊重個人尊嚴和平等是自由、公義及和平的基石,進而確認和保障每個人的基本權利。1982年的中國憲法,亦明確列出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和選舉的權利。

劉曉波因草擬《零八憲章》而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入獄11年,在差不多服刑期滿才獲准保外就醫。10年前他還是個滿腔熱血的中年書生,10年後他已是臉容憔悴、在死亡邊緣掙扎的末期肝癌病人。天地悠悠,究竟劉曉波犯了什麼錯要遭到如斯對待?

《零八憲章》就自由、人權、平等、公義、民主和憲政提出19項主張,這些主張大約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重申對人權的保障,包括人身自由,不受非法逮捕、拘禁或審問,廢除勞動教養制度,保障公民的自由遷徙權,結社自由,和平集會、言論、出版和學術自由,宗教和信仰自由,實行政教分家。憲章亦倡議保障財產權、改革財稅、建立社會保障體制,保護生態環境和提倡可持續發展。這些主張,無異於中國憲法內對人權的保障,亦和國際人權公約的規定相符。

憲章另一部分提出憲制改革,包括構建分權制衡的現代政府,防止行政權力過分擴張,保障司法獨立,實現軍隊國家化,警察和公務員保持政治中立,全面推行民主選舉制度。最後,也最具爭議性的,乃是通過平等談判和合作尋求海峽兩岸和解方案,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聯邦共和其實並非新意,早在多年前已有人提出,甚至在中英前途談判時亦有人提出這個概念。可惜,這個主張令劉曉波賠上性命。一紙文章,竟然可以構成顛覆分裂國家政權罪,這個國家何時變得如此脆弱?

最近又有不少關於23條立法的言論,23條真正的問題其實並非關於國家安全,因為這早已有足夠法律保障,而是我們是否需要一些以言入罪的罪行。劉曉波是今天中國的悲劇,我們還要多少個劉曉波,才可以容納一些卑微的不同聲音?

練乙錚 - 從明清「土流並治」看西環干政與2047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712
民陣七一遊行頭條口號「一國兩制呃你廿年」是對的,但不準確。鄧小平84年提出「一國兩制」概念,港事官員、外交部和香港支持者立即奉為空前的「歷史性偉大發明」,這本身就是一個騙局,而鄧這個四川人,受落之餘還肯定知道這個「前期騙局」的歷史和戰略效用──並非一般指的「中共說一做二、貨不對辦」那麼簡單。
中華帝國史上僅剩的一批土司,於共產中國成立翌年陸續向北京交出政權。最後一位那樣做的土司叫安學成,大涼山彝族人。(註一)從衞星圖上看,由一條一條幾乎平行的山脈構成的大涼山系,是真正的「山卡罅」,幾百年來中土政權軍力多不能及,那裏一帶的土司遂成為清代改土歸流政策的漏網魚。大涼山在四川,與鄧小平的家鄉廣安市協興鎮相距不遠,用谷歌地圖一查,四十公里不到。
九七前避談歷史先例
鄧當年在四川念完預科(1920年)才離開,不可能不知道土司這回事。土司制乃國史上如假包換的「一國兩制」,一般中學生都知道;筆者念英殖學校中史科,讀過「改土歸流」而一直記得。今天香港DSE歷史課程包含清初民族政策這個課題,「改土歸流」是必教內容。可是九七前的黨國官員卻胡說「一國兩制」是鄧發明的,前無古人;那怎麼可能呢?如此不堪,不會只是為了替鄧大人「攞頭彩」。
元朝由世祖忽必烈在各種鬆散的「以藩治藩」政策基礎上,推出了更嚴格精緻的土司制,主要用在華南、西南一帶的苗、瑤、黎和古越族的後代壯、侗等外族人聚居處。明朝先是繼承此制,在七省廣設土司,包括廣東在內,明成祖永樂十一年(1413年)起,逐漸以流官取代土司,清雍正力廢而未盡除,要到中共上台方全面消失,歷時七百年。
這個過程後段尤其複雜、反覆、血腥,地方抗爭不絕,統治階級裏也不斷出現「一國」與「兩制」,即中央委任流官制與地方保存土司制的爭論,史書記錄很清楚。鄧小平等人九七前在香港和國際上推銷一國兩制之時,當然不想有人提起這段中華帝國殖民擴張鎮壓史,以免港人借古鑑今,看穿歷代中土政權「以藩治藩」背後如出一轍的殘酷與權宜,轉而不信任「一國兩制」承諾,拒絕回歸。提出「前無古人、偉大發明」論,時人信了,便懶得翻查歷史。
這顯然是掩眼法,而且相當成功。不過,今日港人心目中的一國兩制已走樣變形,統治者手段也越見粗暴,令人擔心往後三十年是如何景象。有此憂疑,最好還是參考歷史,大家當會發覺,近年發生、和一國兩制有關的大事,都在歷史上出現過;下面舉出特別明顯的幾種。
西環治港就是「土流共治」
在雍正大力進行改土歸流之前,曾有一段很參差的「土流共治」過渡期,亦即在一些土司管轄地,朝廷派出流官在土司旁邊監督、輔導。這通常出現在土司管治無方或發生了大規模反中土運動的地方。(註一)這與北京九年前空降「第二支管治隊伍」到香港何其相似!
20081月,中聯辦曹二寶發表《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主張在特府之外建立由中央指派、大陸人組成的團隊「輔助」特區施政。究其原因,無非是董建華無能,一心想通過廿三條立法取悅北京,卻激起龐大反抗運動。對此,北京的反應和明末清初皇朝一模一樣:派流官進駐香港,表面上維持兩制,實質上走出改土歸流中轉步。
細看歷史,明末土流共治的地方,土司一般還是地頭蟲,權力尚比從旁掣肘他的流官大;但到了清初,流官普遍佔上風,反過來控制土司。在香港,這種轉變也很明顯,但急促得多;在曾蔭權第二任的幾年裏,如果流官還沒佔得絕對上風,那麼靠西環助力以689票僅勝的梁氏上台之後,土司聽命於流官便成為常態。
但是,歷史上,一些流官向土司奪權太早,政權的外來性太突出,不能服眾,矛盾加劇更難調和。中土政權為穩定地方,有時不得不反向微調、稍作妥協,於是一些地方出現「廢流復土」。
梁下林鄭上就是「廢流復土」
梁振英儘管是土司一名,但他更似一個流官;那也許是因為他以兒皇帝、如黨員之身,所作所為須完全聽命於真正的流官即西環。然而,其結果也是和歷史上的一樣:由於管治性質趨同於外來政權,民眾不接受,在他任內五年之間爆出「三大革命實踐」──反國教運動、佔領運動和魚蛋革命;分離主義抬頭,年輕人切意去中。至此,北京不能不作戰術性退卻。梁被革職,由舊港英培植的AO嫡系林鄭替上,演出中土政權廢流復土現代版。
有趣的是,中共在走出這一步之前,內部明顯有過一場爭拗;梁振英和西環一直以來高調合唱的港陸「融合」,忽然加進了來自習那邊的「初衷」論,要求「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後者是201512月梁在北京向習述職的時候習先對他說、然後公開的;一年之後,梁就被廢。兩支曲子對唱,最後是「初衷」論勝出。(當然,這是中共內部一派人現在認為的初衷,與香港人一貫認為的不同。)
融合 vs 初衷(清朝版)
史上中土政權要廢流復土,不可能不在統治階級內部引起爭議。為要證實這一推測,筆者花了好些工夫,最後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網站提供的古籍《黔南職方紀略》裏看到證據。此書作者羅繞典,清末湖南漢族人,曾任黔南(貴州)布政使;布政使就是永樂年間始創的流官。職方即地方,多指邊塞之地。貴州是元明清三代設土司最多的地區之一。羅在書中反對土司制,主張用流官:
「或曰唐宋之世,黔南之地,為羈縻、為化外,咸自有君長,各安其國族,奚待天子之撫存,分為縣郡,治以流官而後其民擧安也?此其說又不然。人之囿於一隅也,而異俗生焉,故其俗鄙陋,有傷於教;必督之以長官,徙五方之民,以觀感之,始日就平正通達之途而無所固蔽。……國家之盡力於黔也,重科舉以進其良士,肆翦伐以除其頑苗,置守令以扶其教化,宿重兵以弭其覬覦。」(註二;標點為筆者所加)
這段文字太有意思。西方殖民主義有所謂「白人的包袱」論(White Man's Burden),指殖民地人民道德文化落後甚或野蠻,白種人須不辭勞苦開化開導,視之為己任。(註三)其實,中華帝國傳統士大夫一樣有這種思想,而羅繞典是典型。
引文也提到中華殖民帝國的移民政策,作用是「溝淡」、影響當地人(「觀感」作動詞用即impress)。跟着,也提到要從教育着手搞教化,說得不好聽就是皇民化,「從幼稚園就開始洗腦」。最後,協助流官管好土著的,還得有槍桿子、解放軍、遼寧號,一應俱全。
西方近代海洋殖民主義和這段舊中華內陸殖民主義同時發生,替之合理化的「包袱」論、「教化」論,以現代人眼光看,當不以為然,但假若文明真分高下,這兩個殖民主義的說辭便不是全無道理;先進統治落後,最終也會給落後帶來好處。不過,如果中國今天要來統治香港,便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單從對待「敵對分子」的手法看,便知當今中國已退化到比北韓更野蠻;後者到底把給折磨得將死的植物人Otto Warmbier釋放了,但前者是怎樣對待還有知有覺的劉曉波的?
土司制的血腥結局
歷史的一個功用,是在人們試圖理解當下和推測未來的時候作為參考。然則看土司制最後怎樣消亡,會否有助思考二○四七的場景呢?
雍正四年(1726年),大學士兼軍機大臣鄂爾泰(滿族)上疏:
「雲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制夷,欲制夷,必改土歸流。……如欲開江路通黔、粵,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撫不可。……改流之法:計擒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為上,勒獻次之。先治內,後攘外……」。(註四)
雍正從其議,開展了晚明以降最大規模也最殘酷的削土司行動。起初一兩個月,手段還算平和,之後就越發血腥,如果放在今天的視野裏,鄂爾泰每一次對土司的征剿,都是大規模掠奪、兇殘之極的屠殺。《清史稿》鄂爾泰列傳這樣記載他和雲南提督張耀祖(漢族)的改土歸流軍事行動:
「五月,鄂爾泰遣兵三道入……破三十六寨,降二十一寨,……改土歸流。」「師進,焚苗寨十三。遣游擊何元攻急羅箐,殺三百餘,降一百三十餘。游擊紀龍攻者家海,破寨,盡殲其眾。勳與苗兵遇於莫都,戰一晝夜,破寨四,殺數百人。進攻奎鄉,戰三日,殺二千餘。元生、成貞自威寧攻烏蒙,射殺其渠黑寡、暮末,連破寨八十餘,擊敗其眾數萬,遂克烏蒙。鄂爾泰檄提督張耀祖督諸軍分道窮搜屠殺,刳腸截脰,分懸崖樹間。」(註四)
這些滿漢軍隊的行徑,跟西方殖民主義者在南美、非洲、南亞等地的最惡劣行為沒兩樣。不過,在大家一般讀到的國史裏,這些都一筆帶過,算作是古代中土皇朝的「文治武功」,反正自漢唐起至1955年共軍入藏,中土政權據說都是「以德威服人」。
二○四七改土歸流?
二○四七的景象會否與清代血腥改土歸流相似呢?很難說。共產黨既曾屠殺異族邊民,也屠殺過首都漢人,自也不會對港人怎麼心慈手軟。大家看《環時》一直以來那殺氣騰騰,以及一眾港事官員最近的咄咄逼人,其實和鄂爾泰上疏的口吻差不多。再者,一旦有血光之災,香港的土司會是中土政權的幫兇,不像古時的那麼傾向叛逆。
能使中共領導面對香港稍有戒懼的因素有二:一是他們自己在香港有巨大不可告人的私利要保護,不可以胡來;二是如果中共在港放肆殺人,掌權共幹在海外更巨額私人財富可能遭外國政府凍結。當頭之利,造就離心港人與共產黨「文明博弈」的一線空間。
(註一)見廣西民族大學鄭維寬的論文《論明代貴州地方流官政權的建立過程及特點》的第二部份: http://ir.gxun.edu.cn/bitstream/530500/5181/1/ 论明代贵州地方流官政权的建立过程及特点_郑维宽.pdf
(註二)早稻田大學本《黔南職方紀略》: http://archive.wul.waseda.a......94_0001/ru05_03294_0001.pdf ;引文分別採自原書第二和第四頁(不連目錄)。
(註三)參考英文維基「白人的包袱」詞條: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White_Man %27s_Burden
(註四)見維基文庫《清史稿》卷二百八十八鄂爾泰列傳: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 清史稿/288

劉曉波寫給廖亦武的一封信

2000113   來源:亦武

親愛的鬍子或禿頭:

夜以繼日地讀你的《證詞》,劉霞讀得快,我讀得慢。一目十行與逐字領會之間,你應該知道哪頭更熱吧。以後你再豬腦子,也該知道對誰應該坦蕩,對誰應該曖昧了吧。

與你四年的牢獄相比,我的三次坐牢都稱不上真正的災難,第一次在秦城是單人牢房,除了一個人有時感到死寂外,生活上要比你好多了。第二次8個月在香山腳下的一個大院中,就更是特殊待遇了,除了沒有自由,其它什麼都有。第三次在大連教養院,也是獨處一地。我這個監獄中的貴族無法面對你所遭受的一切,甚至都不敢聲稱自己三進三出地坐過牢。其實,在我們這個非人的地方,想有尊嚴只剩反抗一途,所以坐牢只是人的尊嚴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沒有什麼可炫耀的。怕的不是坐牢,而是坐過牢之後,自以為可以向社會討還血債,號令天下。

我一直知道「六.四」後有太多的被捕者判得比我這樣的風雲人物重,獄中的條件之惡劣,非常人所能想像。但在沒有看到你的《證詞》之前,這只是一種感覺而已。《證詞》才使我能夠真實地觸摸到「六四」悲劇的真正受難者的心跳。我的羞愧是無法形諸於文字的,所以,在我的後半生,只能為亡靈,為那些無名的受難者活著。什麼都可以過去,但無辜者的血淚是我心中永遠的石頭。沉重,冰涼,有尖利的棱角。

《安魂》是一首真正的詩,比《大屠殺》還好。

與其它共產黑幕中的人物相比,我們都稱不上真正的硬漢子。這麼多年的大悲劇,我們仍然沒有一個道義巨人,類似哈維爾。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權利,必須有一個道義巨人無私地犧牲。為了爭取到一個「消極自由」(不受權力的任意強制),必須有一種積極抗爭的意志。歷史沒有必然,一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質。甘地是偶然,哈維爾是偶然,二千年前那個生於馬槽的農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這些偶然誕生的個人完成的。不能指望大眾的集體良知,只能依靠偉大的個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眾。特別是我們這個民族,更需要道義巨人,典範的感召力是無窮的,一個符號可以喚起太多的道義資源。例如方勵之能走出美國大使館,或趙紫陽能夠在下臺後仍然主動抗爭,或北島不出國。「六四」以後的沉寂與遺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沒有一個挺身而出的道義巨人。

人的善良和堅韌是可以想像的,但人的邪惡與懦弱是無法想像的,每當大悲劇發生之時,我都被人的邪惡與懦弱所震驚。反而對善良與堅韌的缺乏平靜待之。文字之所以有美,就是為了在一片黑暗中讓真實閃光,美是真實的凝聚點。而喧囂、華麗只會遮蔽真實。與這個聰明的世界相比,你和我就算愚人了,只配像古老的歐洲那樣,坐上「愚人船」,在茫茫大海上漂泊,最先碰到的陸地就是家園了。我們是靠生命中僅存的心痛的感覺才活著,心痛是一種最盲目也是最清醒的狀態。它盲目,就是在所有人都麻木時,它仍然不識時務地喊痛;它清醒,就是在所有人都失憶時,它記住那把泣血的刀。我曾有一首寫給劉霞的詩:「一隻螞蟻的哭泣留住了你的腳步。」

我沒見過你的姐姐飛飛,她該是一個怎樣的女人,你的筆使我愛上了她。與亡靈或失敗者共舞,才是生命之舞。如果可能,你去掃墓時,代我獻上一束花。

曉波於公元二千年一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