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末，我從德國去法國訪友，途中遇到暴風雪及鐵路工人罷工改道。為了有足夠的時間寫一篇文章，我索性取消了這趟籌劃已久的行程，在亞琛（Aachen）火車站一家咖啡店裏打開了電腦。那篇文章是《烏坎人，歷史的浮雕》，發表在我任主編的《陽光時務》。
"烏坎人"，是這份週刊當年選出的年度人物。在此之前和之後，我的同事對烏坎事件進行了一再深入的連續報道，並拍攝了大型記錄片。幾個月之後，我的文章獲得2012 年亞洲出版業協會（SOPA）華語卓越評論獎，這一系列報道則獲得2012香港人權新聞獎。我們為此感到自豪。
烏坎為什麼重要？我在文章中寫道，它是中國人在中共建政以後，第一次迫使政府承認大多村民都是利益訴求主體，收回"被國外敵對勢力煽動和利用"的愚蠢說辭；第一次脫離政府控制，實現民主自治三個月；第一次迫使政府承認被它宣佈為非法組織的理事會合法，有效運作並爭取到公民權利。
烏坎並不完美，因為完美並非民主的追求。我當時寫道："接下來他們還可能面臨政府的失信，利益的紛爭，宗族勢力與民選代表的矛盾，年輕人與老年人的代溝，甚至產生新的腐敗。"
夷平"歷史豐碑"
五年之後，我的前述隱憂全都變成了現實，而且現實遠遠比人們想像的更加殘酷。只是新的腐敗者到底是誰，村民與官方有不同的看法。官方將一頂頂"腐敗"的帽子戴在抗爭者頭上，大多村民們卻認為這是"秋後算賬"。
當年的抗爭領袖中，薛錦波在抗爭初始就不明不白地死在看守所，楊色茂、洪銳潮三年後以"受賄罪"被判刑入獄，莊烈宏流亡美國。核心領袖林祖戀（又名林祖鑾）做了兩屆村官，關鍵問題土地維權並無任何實質進展。
林祖戀計劃於今年6月19日再次發起大規模"集體上訪"，並與太太簽訂離婚協議，作出決一死戰的姿態，卻在6月18日淩晨被警方帶走。不出所料地，政府發佈公告，稱他收受巨額賄賂。再過一天，和近年來眾多異議分子、維權人士一樣，他被當局錄製了"認罪視頻"，在視頻中表示向警方"坦白交代犯罪事實"。
村民如期聚集遊行，要求當局釋放林祖戀，歸還被強佔的耕地。儘管他們揮動著五星紅旗，高呼著"共產黨萬歲"，但是當局發佈措辭強硬的告示，要求他們 "不要被少數不法分子煽動利用而採取過激行為"，並警告稱"對採取違法犯罪行為特別是趁機打砸搶的，公安機關將依法予以嚴厲打擊，決不手軟"。
烏坎再次吸引了全球媒體的關注。當年，林祖鑾在燈火通明的烏坎小學會場宣佈選委會名單，我的同事張潔平在現場報道中寫道，"他嘶啞的嗓音剛剛落下，遠處傳來了零點的鐘聲。仿佛一個寓言，烏坎，新的一天開始了。"如今，張潔平是香港新媒體《端傳媒》執行主編，而她的刊物在跟進報道時，卻被管轄烏坎的汕尾市政府指責為"在烏坎村內進行煽動、策劃、導演"的境外媒體之一，要被"依法採取措施"。
"一國"豈容"兩制"？
立下歷史豐碑的烏坎人，成為中國再也普通不過的一個受打壓者。拘捕、汙名、恐嚇、電視認罪、武警鎮壓……當局使用的全是老掉牙的手法，也根本不在乎人們是否相信它的說辭，是否怨聲載道。當檢察院公開播放林祖戀的"認罪視頻"後，律師孫斌給出了很好的評論："檢方（若）公佈，他承認自己是外星人，我也不覺得驚訝。"
近年來，針對烏坎民主的艱難處境，當局控制的輿論一直企圖將話題引到同樣老掉牙的論調：中國人不適合民主。
事實上，正如我多次談到的那樣，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專制政治下有多少民主的空間？無數中國人設想過、迄今仍被很多人迷戀的一種安全的轉型模式是：上層專制，基層民主；整體專制，局部民主；由下而上，從小到大；先局部後整體，最終實現全面民主。當局也希望這個假想模式被香港人接受，正如全國人大2014年"8·31"決議所安排的那樣。
人們似乎忘了，中國法律早已規定，中國內地近50萬個村實行村民自治，村民委員會及村長由村民一人一票直接選舉。官方甚至還主動試驗或者默認過鄉長、鎮長直選。1998年，四川省遂甯市步雲鄉，6000選民一人一票選舉出"新中國"第一位直選鄉長。隨後，深圳等地也進行了類似試驗。
有若干學者對這些試驗做過研究，其結論不難理解：在一個整體專制的大環境中，小範圍的民主選舉困難重重，必然走入死胡同。
五年烏坎故事，是村民誓死抗爭、當局被迫接受的一個新的試驗。今天，試驗的結果昭然若揭：民主與專制勢同水火，"一國"豈容"兩制"？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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