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嶽 - 文化決定論的終結

2015年7月20日

【明報專訊】近日報章專欄的一次筆戰，環繞所謂「民族性」的討論。這是令人很頭疼的課題：以21世紀社會科學的標準，「民族」已經是不容易界定的東西，還要替「民族」定性，然後用所謂「民族性」來解釋各種社會現象，更是困難。

「文化決定論」之類的理論，政治學上一直都有，但分析上問題多多，不能解釋很多政治現象。例如不少學者早年認為某些文化的基本價值與民主理念相違，不利孕育民主思想，自然也不適合推行民主政制，但隨着民主政制愈來愈普及，這些論斷一一被推翻。

「文化」解釋民主
方法學上有問題

例如，早年有學者認為天主教國家不適合民主，主要證據是二次大戰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歐洲主要的天主教國家，都是法西斯主義國家，而民主國家則大多是新教背景。這種論斷隨着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南歐和南美的天主教國家大都民主化，不攻自破。亨廷頓在廣為人引用的名著《第三波》中，也說過儒家文化和伊斯蘭文化不適合民主，但那又如何解釋日本、台灣、南韓等國家可以發展穩定鞏固的民主體制呢？如果你說這些國家不是「儒家」文化，那什麼才算呢？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用一個國家（「民族」就可能更大了）的「文化」作為解釋，方法學上有不少問題。首先，很難界定哪些特性才算是某個「文化」的重要成分 ，例如中國文化是不是就可以等同儒家文化呢？是「華夏」還是「小農」文化呢？如果是後者，那麼工業化了的華人社會還是不是「小農」文化呢？又哪些才算是中國文化或儒家文化的重要成分呢？

如果沒法很清楚的界定，便很難科學化地測試，文化解釋很多時變了一種方法學上稱為「剩餘的解釋」（residual explanation），即其他社會政治經濟解釋不到時，便說「中國人就是這樣的了」、「希臘人就是這樣的了」。從社會科學的角度，這其實什麼也沒有解釋，是某種無法否證（falsify）的論斷。

靜態分析 並不合理

此外， 用民族文化特質來作主要解釋，其實是一種靜態的分析，即是假設某民族的人的思想價值和文化特質長遠不會大大改變，例如不會因現代化、國內的歷史政治事件、在全球化下受其他地方的思潮價值等影響而改變。這種假設很簡單地想想便知道是不合理的：如果歷史政治事件不會根本的影響文化和價值觀，那麼這些民族最初的文化價值觀從何而來呢？ 納粹時代的德國人和今天的德國人，經過許多年的歷史變遷和社會價值改變，應該很多特性都已經不同了——這還要假設大家能界定什麼是「德國人」（即是我寫的時候會想：究竟普度斯基和奧斯爾是不是「德國人」呢？ ）。

以文化或種族來解釋或預測某社會是否適合民主，相關的理論在學術討論上已邁向終結。近年隨着跨國的民意調查研究愈來愈普及，不同國家地區的政治學者團隊可以用同一套有關政治價值的問卷，在世界上不同國家，用相同的研究方法重複測試。這些調查的結論是民主價值已為普世接受，「文化」或種族因素並不重要。

研究民主化的著名學者戴雅門（Larry Diamond），約10多年前大膽的提出全世界都可以成為民主社會的論調。他的主要立論基礎正是多項跨國的政治價值調查中，反映全世界的人民對民主價值的支持，並不因種族、地域、文化或宗教信仰而有很大差異。正如中東產油國由於多年來未能建立民主政制，不少人認為伊斯蘭文化或回教信仰與民主價值不相容。但近年多國的調查反映，在民主國家內，回教徒對民主的支持不比其他宗教的人為低，即例如在德國的土耳其裔人，不見得會比其他種族的德國人不支持民主。此外，不同「文明」（如果用亨廷頓「文明衝突論」下的「文明」作界定基礎）對民主價值的支持度也差不多沒有差距（其實地理上，不同大洲的指數是差不多沒有分別的）。不同國家或社會對民主價值的支持差距，往往根源於教育水平等發展指標，多於「文化」本源。

以文化作解釋，前提是人民的價值觀是很多東西的基礎，例如以為人民必先孕育民主價值，然後才可以發展民主政制。這種論據早在40多年前魯士圖（Dankwart Rustow）已經反駁過：政治文化可以是制度的產品，即如今天很多西方國家的人民認同民主價值，是他們實踐了很多年民主政治的結果，並不是他們的民族本來如此，或者在民主化前便已全民擁抱民主價值。200多年前美國的西部牛仔一言不合拔槍相向，不見得他們有很高的民主素養了。年前的「阿拉伯之春」，顯示阿拉伯人可以有很強的民主訴求，到最後埃及人民打不過軍隊，那大概和民族性沒有關係。

全球化影響
民眾培養「解放的價值」

經過多年反覆研究後，學者如杜爾頓（Russell Dalton）等近年的總結是：很多政治價值都可以因為社會經濟結構改變而改變，而近年由於全球化的影響，全球的民眾都培養出「解放的價值」（emancipative values），指向自由、自決、充權、發聲，自行爭取自己的權益。因此近年全球不同地區爆發大大小小的抗爭運動，無論已經民主的社會（像荷蘭學生佔領大學）、正在爭取民主政制的群眾（如香港或中東），甚至基本人權未獲保障的國度（如中國），群眾覺得權利受侵犯，政府漠視民意，都會直接起來行動抗爭，這種自我解放的價值，已經跨越地域界限和「文化」藩籬，成為21世紀最重要的政治趨勢。

◆延伸閱讀

Russell Dalton and Christian Welzel, The Civic Culture Transformed：From Allegiant to Assertive Citize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