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31日 星期一

楊索 - 台灣出版界為什麼要反服貿?

我在出版界,我支持學生   2014年3月31日

朋友寶瓶出版社總編輯朱亞君說:「 我們很多作品都在中國銷售啊!! 我們的教養書,心靈勵志書,全部都在中國出版啊,並沒有因為意識形態而賣不過去啊!!」

我這個寫字的人,非出版業者,以我淺顯的認知回應,也就教各位。

教養書、心靈勵志書,並不牽涉政治意識形態(我開玩笑,除非書中把「台灣主權獨立」做為每日默念的勵志六字箴言),您若把「達賴喇嘛」「法輪功教你做運動」這種書送去大陸賣賣看。

這種道理是很淺顯的,中國是一個思想檢查、思想控制的國家,舉中研院吳睿人老師多年前翻譯的《想像的共同體》一書,時報賣版權給上海的出版社,中譯本被刪掉最後一章,可說強暴了一本思想性的經典之作,也使簡體字版本喪失論述脈絡。此事使得原作者安德森教授震怒,後來安德森修正原書,大陸又買了吳睿人的新譯本,原作已是三、四十年前的書,新版本大陸出版社仍又刪掉其認定敏感的內容。

我個人去年幫大陸一家婦女雜誌寫一篇小說,即使是小說也要經過官方審查後,總編輯才能確定是否可刊登。這位總編輯說,她的工作隨時神經要繃很緊,心中不只有小警總,而是說翻臉就翻臉的中共政權,你測不準尺度在哪裡。她曾經出示手機訊息給我看,是審查部門的人提醒她:「最近尺度很緊,要小心注意。」收到這樣的訊息,她簡直感激涕零,覺得官員把她當朋友。溫水煮青蛙,她已經失去思考這種體制有無問題的位置與能力。


亞君又說:「當我們在買大陸版權時,條約中也會有一條:台灣出版社可以因為國情民情等問題對內容有所刪修,這是所有版權合約中都會附加的一條,不是只有大陸對我們。」這一點的問題核心在於,即使版權合約有此項,台灣由業者自行判斷,我認為是一種形式上的預留空間附註。但是中國大陸是官方審查、逐字逐句檢驗有無牴觸政治尺度,而政治尺度仍是由缺乏言論自由的專制政權所決定,兩者是天壤之別。

亞君又另舉一例:「同志書籍在大陸很難做,這是國情問題,不是意識形態,且她不只是對你台灣如此限制,對全世界都如此限制,就像你無法去回教國家賣豬肉一樣,她不是針對你台灣的。」我以為中國官方打壓同志並非國情問題,而是一個不文明的政府缺乏自由、對多元族群的尊重的民主概念,因而對戕害同志仍可以「國情問題」,概括為似乎社會普遍認可打壓的正當性,這從頭至尾都是一種國家暴力的政治性歧視及迫害。「同時對全世界都如此限制」,並不能解釋成中共政府所為是合理、正確或可接受的。

用這句「就像你無法去回教國家賣豬肉一樣」的比喻就更謬誤了。回教徒不吃豬肉是一種宗教信念,就如虔誠的佛教徒吃素一樣,去回教國家不賣豬肉,是尊重該社會人民的文化及信仰,不做僭越及挑釁之舉。但是不能在中國販售政治禁忌的出版物,那是言論、思想自由的層次,台灣出版業者為大陸市場、商業利益考量,自我限縮出版尺度,對視言論自由為最高主張者,或許無法接受這種妥協,兩者完全無法類比。

服貿協議關於出版業,所開放範圍是印刷、發行、零售。各位,台灣政府和大陸簽訂的條文並未幫業者爭取「準印證」(準印批號),也就是說,台灣業者想在大陸做印刷,即使中國開放範圍是商業印刷(商業設計印刷品),但一樣需經過審批核准。(我這裡暫不討論在中國經商的困難度,這整個中國各省幾乎都有台商受害者協會的血淚史可佐證。)大陸畫出的餅,台灣業者吃得到、吃不到是一回事。

但台灣對大陸開放印刷、發行、通路,是完全開放,沒有任何設限、審查限制(本來這是很正常的事),但陸資在台灣經營這三業種,他們是掛勾內容,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出版品內容抵觸中共的紅線(規則、範圍由其認定),就不與印刷、發行、銷售。我舉例:中國可在台印刷教科書,台灣的歷史課本討論到國共戰爭、國民黨、蔣介石總統的歷史定位,台灣的主權問題等,陸資業者會如何處理?台灣出版業者想委印、委由其發行、銷售,會不會退回到自我審查、自我閹割、心中有小警總的時代?

這項開放,還有一個可能性是,中國也可以利用白手套成立出版社(台灣已經有這種出版社),製作各種統戰刊物(統戰刊物可以做得很高明的),以國家資源在台灣大量印刷、甚至在各鄉鎮經營。別忘了台灣也沒有限制中國不能印刷台灣的機關出版物、甚至是機關文書等,開放後會產生的問題其實並未思考過。這豈僅是停留在自由貿易的層面?

此貼文就事論事,並非人身攻擊,還請亞君包涵。我以此為例,因為您或許反映部分出版業者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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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amori:對台灣來說,以貿易為主的經濟形態,開放的確是必須的,但重點是,什麼可以開放、什麼不能開放,要怎麼開放,又要開放到什麼程度,這是有選擇性的,程度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光說「要開放」、「世界趨勢」太模糊了。

台灣的思想自由要不要「開放」?開放「出版相關」產業,會不會讓台灣的思想自由面臨被侵蝕的風險?風險有多大?各位可以自己判斷,或者,硬要用經濟價值來衡量的話,你覺得,台灣的思想自由值多少錢?我個人的答案是無價,你拿多少錢來我都不換。

請大家再捫心自問:「台灣的思想自由值多少錢?」你願意為了多少錢,讓台灣的思想自由去冒險?



omamori:台灣的出版基本上是完全自由的,中國則完全是專制(管制),所有民主自由國家和中國談貿易協議或 FTA 時,都會遇到一個難題,他(中國)來的時候,利用你的自由,為所欲為,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你過去(中國)的時候,他用他的專制,即便不是把你綁得死死的,你也難施拳腳。我想,這也是郝明義先生說事關國家安全的原因。

馬嶽 - 民主政體的「赤字」

2014年3月31日

【明報專訊】台灣因服貿協議而爆發佔領立法院事件,震動台港。有人會問:台灣不是民主社會了嗎?怎麼還會有佔領抗爭?民眾為什麼不讓民選的政府和議會作決定,而要用群眾運動逼他們改變政策,那不是像埃及了嗎?不少「有心人」當然會跑出來大說民主制度的不是:民主不是一樣帶來佔領,亂糟糟的,民主政體不是一樣鎮壓人民嗎?

當然,民主政體仍然有激烈抗爭是很正常的現象,而民眾以制度外的方法影響政府政策,亦是平常正當不過的事。

民主政體的公民不滿

現實上,不少研究民主政體的學者,近年都指出在不少成熟的老牌民主政體,經常出現公民不滿(disaffected)的現象,即公民對國家的民主的實踐狀况非常不滿。隨着民主意識普及和提高,不少國家的公民都覺得自己國家的民主實踐不能符合他們的要求,例如施政不符合民意、議會或民選代表不能代表他們,以及決策過程不民主等。學者甚至懷疑當政治領袖如馬英九或民主體制的重要制度組成部分如政黨、議會的公信力都走低的時候,民主政治是否會面對新的認受性危機。

專門研究民主政治的學者Pippa Norris ,在她2011年的作品《民主的赤字》(Democratic Deficit)中,把人民對政體的支持和態度分為5個層次:

(一)對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認同感;

(二)對政體的主要原則和價值(在民主政體則為自由、民主、人權、監察等原則)的支持;

(三)對政權的各項表現的評價(regime performance);

(四)對政體各種建制(institution)的評價(包括議會、行政部門、法院、政黨、地方政府、軍人和警察、公務員系統等);

(五)對各公職人員的評價(包括首長和主要官員、議員、政黨領袖、公務員等)。

對民主價值的堅持

Pippa Norris 分析比較了多個民主國家的政治意見的調查研究數據後,作出的結論是在大多數民主國家,第一二層面的認同並沒有下降,反而有部分上升迹象。換言之,民主國家的公民並不是變得不愛國,或者不認同民主價值,他們對其民族國家的政治認同和民主政體的價值和原則仍然信念堅定,這些都不是不滿的源頭。

民主政體內的公民不滿的來源通常是(三)、(五) 兩項,即政治領袖或公職人員的表現未如理想,而在管治表現(Governance Performance)上,Pippa Norris 的研究發現是民主國家的公民的不滿,和他們對經濟表現的評價並沒有顯著關係。民主國家的公民不滿,通常是程序價值上的表現(process performance):即他們覺得政府往往施政不透明、問責性不足、維護人權和法治做不夠、不能恪守程序公義和公平等。

換言之,對不少相信民主價值的公民而言,對民主實踐不滿的重點不是政府能否改善經濟或者令他們自己的物質生活更豐足,而是很多民主政體的領袖和公職人員「不夠民主」、「講一套做一套」,做不到民主政體核心價值下應有的標準。人民對議會、政黨或選舉等傳統代議機制的信心下降,因而當他們不滿政府表現或施政行為時,會多了選擇以直接行動來表達意見,希望令政治領袖回到民主核心價值的軌道上。

對缺乏程序公義的不滿

如果我們把台灣的佔領立法院放在以上的脈絡理解,則台灣雖然已公認是民主已經鞏固(democratically consolidated)的政體, 但公民仍然可以對民主政體的實踐以及政府的表現不滿。服貿事件的觸發點,除了是因為對中國的抗拒、對服貿協議本身的懷疑外,更因為政府和執政黨違反民主的程序公義,在控制議會大多數下仍然希望「快刀斬亂麻」式的通過決議,令人民覺得議會和民主「失效」,選擇以直接行動改變政府決定。

民主政制的精神,政府和議會獲人民以普選授權,當然是重要成分,但這並不是說公民透過定期的普選產生政府和議會後,便可以回家「大覺瞓」。公民需要持續的參與政治,而當政府和議會不依民主原則辦事(例如閉門撥款然後召警察抬走要求開放會議的議員),便要用架構外的各種參與辦法發聲。

政治學大師Robert Dahl 在《關於民主》 (On Democracy) 一書中,有一項頗值深思的論斷。他說很多批評民主政制的人,往往是混淆了民主的理想和現實世界中見到的民主體制,例如你常常會聽到人說:「民主很好嗎?美國很民主嗎?美國不是一樣有歧視黑人和侵犯人權?」這正是混淆了民主的理想狀態和現狀的關係。現實世界中的民主政體和政治運作不能做到民主理論中或政治學課本中的標準,並不代表民主不是較好的制度,或者民主價值不值得支持。在成熟民主政體中的公民,較多會明白這個道理:即民主很多的核心價值是值得支持的,而現實中政府或政治領袖做不到,就要努力鞭策他們接近這些標準。

香港的龐大赤字

回到香港,香港人的政治參與度當然比台灣或其他成熟民主國家為低,但根據第二波和第三波「亞洲民主動態研究」的調查結果,香港人對民主價值的認同和支持,其實不遜不少亞洲其他已經實踐民主政制一段時間的國家,但當然香港仍然未可以普選產生政府。從這個角度看,香港的民主價值和民主實踐的落差比很多民主國家大得多。當很多先進民主國家尚且面對「民主政體的赤字」,備受直接行動的挑戰,香港的赤字落差更大,政府只會持續的受直接行動挑戰了。

◆延伸閱讀

Pippa Norris, Democratic Deficit: Critical Citizens Revisit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陳雲 - 普教中,一場空

轉角   am730   2014年03月31日

教育局用特殊教學支援的方式,在學校推進普教中。普教中在教學語言設立關卡,必須是學習能力較強的學生才可跨越,於是普教中成為精英的標籤。教育局在推動普教中用的,是特別補助師資的方法,這種方法早期應用於公費學校聘請英美語系國家的老師來校任教。然而,中文是香港人的外語嗎?為甚麼香港講廣東話的華人,要用外來語學中文?講廣東話為交流語的人,幾千年以來,是外族人嗎?是不懂得中文的蠻族嗎?

普教中要做到的政治效果,就是當香港人、講廣東話的人,是等待漢化的蠻族,要他們臣服於普通話,認為通話就是漢語標準,就是中文。這是赤裸裸的政治欺壓。
好多家長誤以為普教中有助學生寫好中文。學術研究證實,普教中並不能增加中文寫作能力。原因是口語與寫作是兩個語言系統。寫作需要的書面語的語文知識,來自閱讀,與用何種漢語語種無關,用粵語或北方話都是一樣。至於寫作需要的理性,來自生活和課堂的情理訓練,用普通話這種外來漢語來教中文,反而妨礙課堂的情理訓練。

中國語文課並不只是訓練語文,中國語文課包括生活寫照、文學作品欣賞、文史知識傳授,裡面的情理鍛煉、感性教育和道德教育,必須用貼近香港生活的粵語來教,用本土的漢語語種來教,師生之間、學生之間在毫無語言造作和心理障礙之下,用粵語坦誠交流,才有效果,才可以令兒童知書識禮,人情練達,在日常生活中運用語文能力,以理服人,以德服人,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普教中的中文班,當然也可以做到上述效果,但學生必須付出更多努力來跨越外來漢語的無謂障礙。這是沒有額外效益的無謂浪費。

廣東話是現存的最古老漢語語種。語言是跟隨時日和學習者的增加而衰退的。普通話來自明清的北方官話,由於當時的北京是女真族(滿洲人)為主的蠻夷區,外族學習之後,北方官話衰變,脫去入聲(p、t、k))和合口音(m),聲調減少到四聲。好多元音韻母都不見了。是故,好多音義合一的古漢語現象,在普通話丟失了,例如「荊棘」的普通話發音丟失了入聲的刺耳感。合、飲、潛、沉等字,在普通話失去緊合或沉底的語音對應。

粵語的語素豐富,聲母二十個,韻母八十八個,聲調九個。普通話聲母之數相若(二十二個),但韻母只有三十九個,聲調只得四個,少了一半有多。普通話語音組合只有3,276個;粵語的語音組合1,0620個。粵語是精密的語言,捨棄粵語而用普通話教學,是以精密遷就粗糙,所謂「以夷變夏」,將華夏變成蠻夷。(周一刊登)

陳雲-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2014年3月30日 星期日

馬家輝 - 台灣主播

明報   2014330

關注反服貿局勢,所以日夜追看台灣電視新聞,卻愈看愈心涼與心慌,聽力和視力似乎都追趕不上新聞速度了,怎麼辦怎麼辦?

屢向台灣新聞界朋友打聽,怎會變成這個樣子,一直沒人給我清楚答案。所謂這個樣子就是,電視新聞的播報方式怎會變得這麼浮躁這麼焦灼這麼貪婪,我覺得已經超越一般人的接受能力界限了。當然,或許只因我自己不是「一般人」,我較遲鈍,故跟不上,故只是我的個人缺失。

你找個機會看看,做個評斷吧。

先聽速度。在香港播新聞,主播或記者皆通常每秒只講四個字,用比尋常說話稍快的語氣表達信息。但在福爾摩沙,主播和記者皆像要買完餸趕回家煮飯般,每秒說出六七或八個字,速度快了接近一倍,簡直像在速讀而不是播報,像是努力盡快把新聞讀完,收工返歸,吃喝玩樂。又似是心中有着無比惶恐,彷彿福爾摩沙發生了太多太多新聞,不盡快把眼前這則消息讀完,便來不及了,台灣將要陸沉而大家都不知道了。可笑到極點。

是的,惶恐,如果不談語速而談語調,更是彷彿每則消息都指向世界末日,不管主播或記者是男或女,皆以高八度的聲音讀報新聞,尖亢、刺耳,像用一把利刀刮玻璃,說好聽點則似蔡康永式綜藝節目裡的女嘉賓,十居其九是娃娃聲,像鄰家少女走到屋外見到有一隻貓爬到樹上而覺得那是天大驚喜,必須用盡全身力氣告訴整條村里整個市鎮的叔伯嬸嬸。所謂沉着,所謂鎮定,所謂大方,所謂不亢不卑,完全跟她們的語調無關,其聲其調所能帶給電視新聞觀眾的情緒想像只是焦躁二字,又是另一種可笑。

再來,把焦點從聽覺轉到視覺。當下每條新聞頻道都流行於廣告時段裡把畫面切割得支離破碎,正中間是一個窗框畫面,播着廣告;左邊是另一個小窗框,播着新聞片段;小窗框的上下方皆有標題字句,告訴你發生什麼事;屏幕最底部,有兩條「跑馬燈」,從右至左高速滾動着其他新聞文字。換句話說,觀眾只有一雙眼睛和一個腦袋,卻須同時處理五六項信息。何其貪婪啊又何其悲哀,把觀眾假設為一具簡陋的機器,只負責聽和看硬塞到他們眼前耳內的資訊,完全不顧及觀眾能否消化和理解此等所謂新聞信息。

當電視新聞播報狂躁新聞,其實,往往,電視新聞本身便是狂躁的一種。不管有多少間誠品,台灣終究仍是台灣。

何雪瑩、袁瑋熙訪問吳介民:亞細亞的雙生孤兒——中國因素下的台港合作

星期日生活   2014330

【明報專訊】訪問於上周日下午在台北喜來登酒店咖啡廳進行,離立法院只有一街之隔。酒店富麗堂皇, 自助餐繼續爆滿。西門町和東區人潮依舊,售貨員的打扮提醒我們當今最流行的男生髮型是金秀賢頭。看着街上型男索女,我們心裏想:「當立法院內學生們一星期沒睡好,街上的人在想什麼?」逃離這場反服貿運動,其實唔難。我們帶着疑惑從立法院一路走來,斜陽映照臉上,初春微風送爽,是台北難得的好天氣。人群午後重返佔領範圍,青島東路、濟南路上慢慢鋪滿青澀的臉孔。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吳介民呷一口咖啡,對兩個來自香港的絕望八十後說:「台灣跟香港一樣面對北京以商圍政的局面,我們從香港身上學到很多。」

從「反分裂國家法」
到「跨海峽政商聯盟」

這次服貿爭議,源自20136月海基會、海協會根據《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簽訂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兩岸早於2010年簽訂ECFA,但吳介民說,要理解ECFA和服貿,須把時間推回到20053月。當時,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十條條文都針對台獨,除宣稱台灣是「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因此「不受外國勢力干涉」,更列明在三個情况下,包括當「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中國將會採取非和平手段解決台灣問題。一個月後,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率領訪問團到中國,下飛機時他說:「 我六十年前到過南京。相隔這麼久,有相逢恨晚的感覺。」國民黨橫越大江大海六十年後首次正式回到大陸,時間卻「剛巧」與這部反台獨法重疊。

一年後,連戰率團到京城參加國共經貿論壇。除了政界,還有不少台灣商界重量級人馬隨行,如中信金控的辜濂松、裕隆集團的嚴凱泰,亦不乏綠營企業家,如長榮創辦人張榮發兒子張國政、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等,統戰味道濃郁,國共第三次合作之說也自此不脛而走。直至現在,連戰一共出入中國大陸十六次,是台灣政治人物之最,隨團人數更近千人。

吳介民把這些在國共合作下獲得特殊利益的台灣權貴和家族稱為「跨海峽政商聯盟」,郭台銘的鴻海、王雪紅的宏達電、蔡衍明的旺旺,以及連戰家族、江丙坤家族等,都是典型例子。由中小企起家的政商集團,其中不少早在90年代已西進中國大陸,倚其廉價勞動力設置生產線,並乘中國崛起之勢晉身全球產業分工下不可或缺的一員。它們總部在台灣,生產線在大陸,市場在全世界,因此不能用傳統的台資、中資來界定。它們既是台資、又是中資,穿梭海峽,左右逢源。台商在大陸接受地方政府在稅務、土地、環保政策上的便利,但久而久之,這些優惠卻與「國策」連成一線,成為北京推動「兩岸整合」的獎勵。讓利的另一面即是控制:昨天給你減稅,今天可以告你逃稅;今天讓你通過環保檢查,明天可以勒令你即時停產。

以商圍政

更複雜的是,台資一踏足大陸便難以回頭,因為拉動台資橫渡海峽的,不只是中共黨國資本,同時也是全球化。「在台灣,所謂全球化和跟經濟中國化是個雙螺旋過程,攪在一塊。這就是台灣的麻煩。」麻煩在哪裏?「這又跟北京的政治意圖有關。台灣整個金融業合起來,還比不上中國工商銀行。當台灣金融業被中國整個吸進去,以後台商可能借不了錢,如果你不聽話我就掐你。這事早就發生了。」

吳介民問我們有沒有聽過奇美事件。奇美是台灣一家老牌塑膠生產商,涉獵多個行業,90年代末進入大陸投資電子業,廠設江蘇鎮江。老董事長許文龍一直是台灣大資本家中的本土大將。 2004年地方政府以環保理由禁止奇美取道長江運送化學品,一度令奇美考慮在鎮江關廠。「許文龍寫了個文告登在報紙, 等於是『悔改書』。從此奇美淡出政治領域。2012年總統大選前三周連續13天有財團輪流出來挺九二共識,其中一個就是奇美的新董事長。」另一個轉向的企業是Hello Kitty航班經營者。「長榮航空在90年代成立國策中心,現在叫國策研究院,最早是挺李登輝,站在民主改革這邊。等到要跟中國發展航空業,現在獲得巨大利益,從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已經轉向了。」

翻查資料,官方喉舌《人民日報》在2004年以頭版刊出「不歡迎在大陸賺錢,又支持台獨」,文章點名有台獨傾向的許文龍。許文龍2005年的「退休感言」是這樣寫的:「 我支持陳水扁並不是支持台獨,我認為台灣的經濟發展離不開大陸,搞台獨只會把台灣引向戰爭,把人民拖向災難。最近胡錦濤主席的講話和『反分裂國家法』的出台,我們都很關注。我覺得有了這個講話和法律,我們心裏踏實了許多,因為敢到大陸投資,就是我們不搞『台獨』,因為不搞『台獨』,所以奇美在大陸的發展就一定會更加興旺。」時間是326日,「反分裂國家法」面世後十二天。

許文龍的「悔過」提醒我們經濟和政治從來緊扣,彼此牽扯。吳介民指出,中共正是利用這些政商關係作為左右台灣內政的槓桿, 「以商圍政」,以「白蟻效應」侵蝕台灣民主根基。

服貿對台灣經濟有多大利益

撇開中國因素不談,經濟利益能否成為壓倒性支持服貿的理由,是這次抗爭另一爭議所在。根據協議,中國對台灣開放項目為80項,而台灣則開放64項。有論者指出,中國開放的項目比台灣多,而且中國開放潛力產業,台灣開放的是夕陽產業,表面看來中國此舉是讓利。

然而多項分析均指出,服貿的經濟效益並未必如想像般。先別說服貿預期只會帶來0.03% GDP增長,中國對台企開放既有限制且不對等。台資進入中國,不是要跟陸資成立合資或合作企業,就是要限制台商出資比率,不然就是把經營範圍限在福建,反而中資進入台灣則大多可以獨資、合資、合夥及設立分公司。以印刷業為例,業界憂慮服貿將吸引國營背景、財力雄厚的中資企業來台低價競爭,並以印刷、出版、發行等一條龍方式衝擊台灣中下游產業鏈,長久可以掌握台灣一定程度的文化主導權。相反,台灣印刷業到中國經營受嚴格管制,除非申請準印證、書號及刊號,否則不能涉獵出版或發行。借用前國策顧問、大塊文化出版社董事長郝明義的一句話,就好像「大陸用巡弋飛彈作戰,台灣卻只能打地面戰」。即使「中共讓利說」成立,受惠的頂多只是金融、電訊等行業的大資本家,一般百姓未必能分一杯羹。

當台灣經濟轉型
遇上中國經濟轉型

服貿背後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急急簽就服貿協議,會否令台灣社會錯過思考台灣產業轉型的機會?會否令經濟過度依賴大陸而放棄以台灣為本位的經濟思考?十年前香港正是犯了同一個錯誤。我們來台灣,為的是要泡文青咖啡店、逛小販林立的夜市…這些小本經營、以人性化服務留住客人都是香港消失的一道風景。我們曾有機會產業轉型,不再過分依賴金融地產,卻因2003年經濟低迷下簽了CEPA而斷送。自由行揮軍北下,香港從此依賴中國內需市場。收下這份「大禮」十年來,銅鑼灣、尖沙嘴「土豪化」成為自由行樂土,金舖、藥房、化妝品店遍地開花,老店卻一家家消失,書店由三樓搬上七樓乃至轉型賣奶粉。直至近年本土意識抬頭才驚覺CEPA和中港融合下令香港對中國市場過分依賴, 錯過了曇花一現的轉型機會。這份「大禮」原來是糖衣毒藥。

吳介民說台灣完全一樣。「台灣80年代中以後生產成本提高,資本往東南亞跟中國移動,新的產業就是電子業,之後電子業又移到中國去。台灣現在面對另一波的產業轉型,可是這要有個缺口。中國市場允諾你只要加入就可以獲得很多機會,當你有這樣的信心,你就不會去想台灣自己可以做什麼產業轉型,這種依賴心態在很多資本集團都已經呈現出來。可是有人算過,陸客團對台灣的實際利益很少,因為它一條龍經營,很多利益都被港資中資賺走啦,港資背後又可能是中資。帶來的是什麼?人潮、環境破壞。你們現在到日月潭, 就知道已經完蛋了。」

然而馬英九政府的做法,卻是避開台灣產業提升這個關鍵問題,貿貿然把台灣嵌入中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寄望在中國由外貿出口主導轉為促進內需的過程分一杯羹。今天中國生產成本上升,在大陸設廠以後出口往外地的誘因大減;台商今天進入中國,承着的卻是這一波嵌入中國發展內需市場的浪潮。「嵌入內銷市場所觸及的『關係政治』(guanxi politics),比投資外銷深得多。中國的國內市場,壟斷和尋租是常態,外來資本進入中國市場要完全依賴政商關係。」

馬英九在急什麼?

既然服貿對台灣經濟算不上一塊肥肉,馬英九為何急着以各種黑箱作業手段讓它盡快通過? 吳介民認為連戰首次訪華,就預示了台灣可能走到這一步。「2005年的國台辦新聞發布會的公布就是國共合作的議定書,2008年馬英九上台馬上執行它,中共策略改變,武鬥放着備用,但先以經濟大規模收買吸納的政策,把台灣吸進去。」今年中共政府工作報告提到兩岸關係時的一句「兩岸一家親」就反映了這個脈絡。

「你看新華社的報道,對馬英九的態度就好像『兒皇帝』。馬英九背着議定書的包袱上台,可是如果他相信兩岸一家親,那就不是包袱。馬英九那麼急着簽服貿,之後就是國貿,台灣跟中國就變成一個FTA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貿易協議), 形成大中華經濟體。他急着要開馬習會,服貿協議就是伴手禮,他要在剩下兩年的任期把制度都設定好,即使民進黨執政也逃離不了這個一中架構 。貨貿、服貿、互設辦事處,搞下去就變香港了。」

台港公民社會協作

去年暑假我們到台灣旅行,恰巧遇上洪仲丘事件引發的十萬人的靜坐,將一些感想和訪談寫成三篇關於台灣和香港本土化的文章。自此之後,我們常說要突破香港在國際間孤立無援的困境,在國際媒體間疾呼,連結各地公民社會,即使在國與國之間的現實政治無法左右大局,仍希望在民間社會中尋求支持。此後我們投書英語媒體述說一國兩制旁落,但還是經常懷疑,這種跨國公民社會連結說易行難,是否過分理想化之餘,效果也不明顯?吳介民在台灣提倡「第三種中國想像」,希望台灣對中國理解能超越「經濟機會論」和「大國威脅論」的二元。「任何跨國公民社會的協作都很困難。很多國家內部公民社會成熟很慢,還能怎樣跨國協作?可是當你把分析層次提高,可能發現問題不能只從自己的角度看。」

「台灣和香港同時面對中國威權政治跟版圖擴張的野心造成的歷史大波動,更應該加強交流反抗經驗。如果我們沒有從香港學習,就不知道為什麼台灣在發生這件事(服貿協議);如果我們沒有考察香港媒體變化原因,就不知道為什麼會有旺中(旺旺中時)。 我們跟香港公民社會取經,學習你們怎樣被吸納,怎樣反抗,哪些有力,哪些無力。所以你看得出來反服貿在某個程度上是從香港學到教訓所做的反抗。從北京角度他這次踢到鐵板,這說明很多事情不如北京的劇本,不是通過國共平台後便能為所欲為。跨國串連很難,可是你不得不做,也不能害怕做。 他就是要恐嚇你,他愈不喜歡的事你愈做,他就怕你。」香港和台灣活在專制大國崛起的陰影下,國際地位雖不如烏克蘭,一對「亞細亞的孤兒」能做的也不只是在風中哭泣。

台灣很佩服香港

吳介民向我們了解香港情况, 請我們介紹一些理解香港的關鍵人物。我們說,這次反服貿運動讓香港人很羞愧, 台灣學生們衝進去,組織、文宣成熟有效。「今天香港,明天台灣」的說法,連香港人也複製開去。「我們很佩服香港,反國教是一群高中生搞出來的,規模那麼大,而且真的把國教擋下來,這是多大的成就!香港不需要沮喪。我們從香港學到很多東西。」

我們兩個半桶水的社會科學學生陷於「結構決定論」的難題。以外在因素思考社會問題,總是逃不出個體難以改變大環境的籠牢,再多的反抗似乎只是徒勞無功。吳介民的話如當頭棒喝。「我們分析要有結構觀點,但行動要加上個體介入。如果完全按照結構決定論,從過去世界體系的依賴理論去看,香港台灣投降就好了。但有趣的是你看過去台灣的運動,如果沒有學生、公民社會和自由派的媒體學者去反媒體巨獸,旺旺可能今天就吃下有線電視網絡獲得更大的壟斷。壹傳媒也沒有賣給紅色商人。如果什麼都沒有做,局面肯定完全不一樣。」

Hong Kong, Yes!

這星期聽立法院內外學生、學者等人的演講, 讀他們的文章,總是強烈感到他們對台灣這片土地有種悲情的執着。也許這大半個世紀以來,台灣由外來威權政府壓迫本土,走過白色恐怖,為「亞細亞的孤兒」的身分悲鳴過後,特別珍惜以鮮血爭取得來的民主開放社會。原住民以天籟唱出「人和土地連結」,教授將「正義論」課堂搬到街頭,學者述說他們二十年前在外國求學時,台灣研究和台灣人身分不受重視,今天他們站在台上帶領群眾高喊「Taiwan, Yes!」,這些場面在香港不曾見過。立法院議場內,學運領袖林飛帆身後掛着「我愛台灣」,在香港除了愛港力,幾乎沒有聽過任何民主派和知識分子公開說愛香港。這種表達放在香港,香港人也許會嫌矯情骨痺。

有香港人在台灣舉起標語說,「歡迎台灣人在香港的屍體踩過去」,我們讀來只覺一陣鼻酸。這陣子身邊的香港朋友都在談移民,談得最興起的也許包括我們兩個,對香港的結構問題以至欠缺政治醒覺的香港人徹底死心。也許是樣本問題,但在台灣匆匆數天,沒聽過任何人說要移民,說移民的總是香港人。吳介民送給我們的不只是深入批判的分析,還有堅持抗爭的提醒。「民主和政治科學要做的,不正是提高人們的政治覺醒嗎?分析不能忽略結構,行動則重視個體介入。」暗自決定今天開始,除了說話要學台灣人般「肉麻」,不忘以溫軟的「哦」字作尾音,也不能忘記,香港是生是死,說到底只是取決於「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決心。

問:袁瑋熙
正在研究院修讀中國政治,希望有天寫出香港版的「第三種中國想像」。對台北最大遺憾是去了這麼多次都跟某著名壽司店擦身而過。
何雪瑩
着力城市研究,近來間中往大陸跑,更肯定台北是華語世界最宜居的城市。對台北最大遺憾是去了這麼多次都跟某著名壽司店擦身而過。

答:吳介民
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歷任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90年代初深入中國農村進行田野考察。研究興趣為中國社會變遷。

文 何雪瑩、袁瑋熙
編輯 沈可媛

蘇賡哲 - 有沒有「香港民族」

溫哥華星島   2014年03月25日

    最近,香港發生了很多亂紛紛的事,但我始終覺得上月份香港大學學生會出版的《學苑》,是最值得關注的問題。

    這份刊物,加拿大讀友也可以從網上讀到,雖然其中多篇文章的觀點不完全一致,但主旋律顯然是封面大標題:「香港民族,命運自決」。我讀罷整份刊物,覺得它實在是變相的港獨宣言。(練乙錚相關評論

    2001年,當時尚未移民挪威的鍾祖康在香港公開發表文章聲援台灣獨立建國,文章一出,就遭到左營文人痛剿,定性為「喪心病狂鼓吹台獨」,「比台灣島內台獨分子的言論更為囂張、荒謬和無恥」。當時不少左營以外的香港人抱持著大中華情意結,對台灣獨立沒有好感,社會輿論以反台獨為主流。

    試想,在香港聲援台獨尚且慘遭修理,如果是鼓吹港獨,壓力自然更加沉重百倍。可是十三年後,香港大學的尖子學生公然在學生會官方刊物上提出民族自決,十三年前不可想像的事,今日出現了,卻已沒有鍾祖康當年碰上的那種社會氛圍。這並非社會比昔日開放了,而是大中華情意結已逐漸淡出香港人的胸臆,年輕一代甚至創造出「大中華膠」來標籤他們,表示他們行將被時代拋棄。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己逐漸從「既是中國人,又是香港人」過渡到只認同自己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而且主張香港優先,排斥大陸的中國人。這種趨勢近三年來愈演愈烈。

    另一方面,十三年來的香港向下沉淪,也使不少香港人希望另尋出路。前港督彭定康在香港主權回歸後,曾經多次訪港,但最近留港五天,受到一些港人舉起港英旗幟歡迎,還有中英文對照的「歸英」、「香港回歸英國」等字牌,這是以前沒有的情況。 中共應對之方,一是盡力拉攏媒體,起碼要把港獨消音;二是盡速殖入效忠他們的新移民,然後用「民眾鬥民眾」的方式上街頭和任何想「自外於中共」的人對峙,進行面對面的鬥爭。

    港大《學苑》所標舉的「香港民族」,和民族自決,首先有很多人會質疑,到底有沒有一個香港民族的存在。他們會認為黃皮膚黑眼睛的香港人都是炎黃子孫,大家都是如假包換的中國人,何來一個香港民族?這是混淆了自然人的種族和社會學的民族之故。練乙錚曾引用史大林對民族的定義,指出香港人符合了一個民族的四個必要條件:一、有統一的語言;二、有清楚定義的地理範圍;三、有共同的經濟生活;四、有處於同一文化基礎上的穩定的共同心理特徵。

    這四個必要條件中,前三項是客觀現實的存在,第四項則是引發港中區隔的心理動力,沒這一項,民族何必自決。也就是說,支持香港民族自決的人的動力,是認為香港人的共同心理特徵和大陸人大有分別。而且這種分別達到不能相容的地步。

    其實這也就是本土意識和大中華情意結的分別。抱持大中華情意結的人大多是老一代從大陸移居香港的難民。在上世紀50年代,他們反對的是中共政權,而不會覺得自己和內地人在文化品格上,共同記憶上有多大分別,分別是隨著時日,隨著專制統治對人民的品質毒化而日趨嚴重的。現在很多像香港大學這一代學生,對反對中共專制已失去熱情,自覺沒有令中國走向民主化的義務和能力,而只是希望香港獨立。

    但其實要香港獨立,比要求中國民主化更難,因為民主中國同樣會打壓港獨,甚至可能打壓得比中共更厲害。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2014年3月29日 星期六

李怡 - 2017年特首前哨戰悄悄展開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3月29日

就2017年特首普選問題,一般人認為中共堅持篩選,是為了不容泛民入閘。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前天出席電台節目時說,這說法並非權威性。他說曾與中央官員溝通,對方表示若有被視為非愛國愛港但民望高的人士參選,中央也會接受其獲提名,「會接受這個現實」。他形容該名官員具有權威,相信能代表中央意見。他笑說,「我同泛民講,你們還是擔心出不到一個似樣的人吧,不要擔心篩選啦!」

中共喉舌翌日沒有報道曾鈺成這段談話,建制派議員也無人認同他的說法,有人甚至說他「應去驗腦」,人們的經驗是:候選人民望高不足以令中共信任、反增戒心。

作為民選議員,曾鈺成是建制派中的開明派,擁有較高民望。儘管他已表達過無意在2017年參選特首,但從他最近四出談政局,又力促泛民到上海談政改來看,他想促成普選而避免破局的意圖十分明顯。他曾經表示若2017年沒有普選,就不是原地踏步,而是倒退,會毀掉香港政治前途。

與曾鈺成同樣力促泛民妥協的,是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他近日突然高調談政改,表示以政治為志業的人,在政改問題上應「退一步海闊天空」,若普選因不肯妥協而落空,管治會更加困難,「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甚或有覆舟的可能性」。他表示在政改問題上「需要折衷、互讓」,香港沒有各走極端的本錢,「因為打碎了推行普選機會的成本實在太昂貴,可能要賠上香港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

梁錦松被問到會否參加下屆特首選舉時不置可否,只說「希望不要給其他議題阻礙或者引開注意力」。他留下了讓公眾想像的空間,有人認為他參選的可能性升高。

曾鈺成和梁錦松應該是中共可以接受而又極有機會在普選中勝出的特首人選,二人都較開明,視野廣闊,政治手法稔熟。曾鈺成叫泛民「還是擔心出不到一個似樣的人」倒是真的。建制派中,他二人都應該算似樣而民望不低、有機會贏普選的人了。筆者不禁要回問曾鈺成,如果建制派有一個似樣的人參選,中共為甚麼還要篩選,還要擔心公民提名呢?

二人積極尋求泛民接受妥協,即使有某程度的篩選也要實現2017年普選,與其說是為自己參選鋪路,毋寧說要力阻梁振英連任。

昨天有報道引述「權威消息」指,中央支持梁振英在2017年連任,並指梁振英已成立「連任辦」為連任鋪路,梁振英立即回應說,沒有所謂「連任辦」的存在,他的任期有5年,而目前只是過了三分一,他說:「我相信冇一個人會在這個時候講連任問題。」但真的沒有考慮過連任問題嗎?事實上,相信中共在2012年選特首時,已想到2017年普選的問題了。中共顯然期望在任期中有良好表現的特首,可以順利過渡到普選。梁振英上任後,不斷干預新聞自由,最近又由梁粉高調批判港大民調,目的都是要掩蓋他每下愈況的民望,爭取中央繼續信任並支持他連任。誰會相信他沒有考慮過連任問題。

照目前的民意民心來看,如果有普選,不管是曾鈺成還是梁錦松出選,梁振英都絕難取勝。即使沒有這兩位民望較高的參選,任何一個建制派,只要不是太不像樣,也絕對可以打敗梁振英。但如果沒有普選,那麼在原地踏步之下,行騙長官應該還有機會繼續行騙下去的。因此,最想普選破局的是梁振英,而高調呼籲泛民(其實是要市民)妥協的人,不一定是為了自己要參選,而很可能是為了阻止一個他們認為太不堪的人連任。這是2017年特首前哨戰的訊息。

在目前仍有六七成市民支持公民提名的形勢下,要泛民妥協不大可能。唯一可以讓市民支持妥協的,是威脅原地踏步會讓過街老鼠任特首。

但即使原地踏步,中共難道不會在民望高低中作取捨嗎?更重要的,是香港人不能只想着下一屆不想再見到誰,不能太近視。要知道,建立一個讓市民有真正政治權利的制度,這次普選爭議至為關鍵。不要認為先有一個普選,雖不完善但可以日後慢慢改,政治人物一鬆手,就等於斷送市民權利、把市民的投票當橡皮圖章啦。再說,講到無普選會「覆舟」,香港難道現在還不算「覆舟」嗎?香港還可以壞到甚麼程度?香港人會繼續沉睡還是覺醒抗爭?我們是向一個更高權力去乞求假普選,還是按《基本法》所定的權利去抗爭去奮鬥爭民主?

還是那句話,爭取不到一個尊重市民政治權利的普選,就「不如拉倒」,讓世人看看中共的「有中國特色的普選」是怎麼回事,也讓世人看看香港人不會跪在地上乞求假民主。(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書摘 - 品格致勝

2014329

幸福不可求

偉大的奧地利心理學家法蘭克(Viktor Frankl)逾六十年前送給我們一份無價的智慧禮物,至今仍極有意義。二戰之前,法蘭克在維也納擔任精神科醫師,花了將近二十年時間,治療成千上萬名有自殺傾向的抑鬱病人。他試圖幫助病人不僅終止憂鬱,還能真正幸福生活。最後,他基於自身臨床工作的牢固基礎,發展出一套全面的幸福理論。他的經典著作《活出意義來》(Man's Search for Meaning獲美國國會圖書館譽為有史以來最重要的十本著作之一。法蘭克在這本書中寫道:幸福是不可求的,它是過有意義的生活自然產生的結果。你越是直接追求幸福,得到幸福的機會越低。直接追求幸福或許可帶給你短暫的感官享受,但無法帶來滿足靈魂的真正幸福,那只能靠過有意義的生活達致。

法蘭克告訴我們,人可以藉由三種方式發現自身生命的意義:做有意義的工作,無條件地愛其他人,以及在苦難中找到意義。

在苦難中找到意義可能是法蘭克最深刻的教誨。所有人生命中必然會經歷失落與悲痛。但我們可以選擇如何應對苦難。法蘭克指出,在最艱難的環境下,我們擁有的最後自由,是選擇如何反應的自由。

以下簡單公式反映了這道理:
絕望=苦難-意義

如果我們無法從自身的苦難中找到任何意義,如果我們認為這是隨機事件或我們自己運氣不好,我們將墜入絕望的深淵。極端情況下,人們會因此自殺。但如果我們可以從苦難中找到一些意義,絕望感即可減輕;如果我們可以找到很大的意義,絕望感將完全消失。

法蘭克1942年遭納粹政權拘留,被迫在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中試驗自己的理論(名為logotherapy,意為「意義治療」;logos在希臘文中是指「意義」)。他在奧許維茲(Auschwitz)及其他集中營住了三年左右。被送進這些集中營的人,逾95%死在裡面。法蘭克度過了這段嚴酷的日子,並幫助許多人生存下來,因為他相信自己的生命有一個宗旨:幫助其他人發現他們的人生意義,並因此得到幸福。雖然他被補時,第一本著作的唯一手稿隨即被燒毀,他後來寫了39本書,獲得29個榮譽博士學位,直到1997年逝世,享年92歲。他的努力改變了世界各地無數人的人生。

利潤也不可求

賺取利潤是經商必要和可取的結果。事實上,經營一家不能持續產生利潤的公司,是對社會不負責任的事。賺錢的公司可以成長並持續實踐自身的崇高宗旨,其利潤有助促進社會成長和進步。企業的利潤為國家貢獻稅收,替政府的運作和人們仰賴的許多公共服務提供資金。

一如追求幸福的最佳方法是不直接以幸福為目標,追求利潤的最佳方法是不以賺錢為經商的首要目標。將法蘭克的理論應用在企業經營上,我們可以說:企業若能抱持某種崇高宗旨經營業務,將業務建立在愛與關懷而非恐懼和壓力上,並從逆境中成長,賺取利潤便是自然的結果。一如幸福,利潤弔詭之處,在於不直接追求利潤反而最可能獲得利潤。

如果一家公司為了增加股東價值,只求利潤極大化,不關心整個體系的健康情況,它或許確實能在短期內賺取利潤,甚至可以持續多年(視乎競爭對手的管理有多好)。但是,體系中的各方是相互依賴的,企業忽略或惡待其他利害關係人,最終將產生負回饋環路(negative feedback loop),導致整個體系偏離理想狀態,損害投資人和股東的長遠利益。如果不能使顧客持續滿意、員工積極投入工作並樂在其中,同時獲得社區的支持,短期利潤最終將是不可持續的。(以上摘自第三章)

諷世者堅稱,自覺資本主義不過是樂觀的空想──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商業的核心追求一直是利潤極大化,甚至沒有任何其他目標可以相提並論。

我們堅信,一家公司要好好實踐其宗旨,利潤是不可或缺的。利潤為世界創新和進步提供必要的資本,沒有利潤就沒有進步。如果你的收入僅夠支付你的成本,你的影響將微不足道。全食超市今天對世界的影響遠大於302010年前,因為我們多年來利潤豐厚。這大大增強了我們成長和實踐崇高宗旨的能力。我們因此有能力觸及和幫助數百萬人,而非只是數千人。

問題是,多數公司追求利潤的方式,就像誤入歧途的人追求幸福那樣。如前所述,奧地利心理學家法蘭克曾說:「幸福是不可求的,它是自然產生的。」沉迷於追求自身幸福的人,往往是過度自我中心的自戀狂。幸福是過有意義的生活、服務他人、追求卓越、個人成長、友誼、養育子女、愛和慷慨等美好事物的副產品。同樣道理,賺取利潤的最佳方法,是不以利潤為營商的首要目標。利潤是崇高的宗旨、優秀的產品與服務、顧客喜悅、員工滿足,以及服務社會、保護環境的副產品。企業若將利潤提升至至高無上的地位,最終將發現這是愚不可及的事。(以上兩段摘自附錄C


原文書名:Conscious Capitalism:Liberating the Heroic Spirit of Business
作者: 約翰.麥凱;拉哲.西索迪亞
原文作者:John Mackey, Raj Sisodia
出版社:天下文化
譯者:許瑞宋

2014年3月28日 星期五

羅婉婷律師的證詞:警察對學生施暴

資料來源:台灣蘋果日報   2014年3月25日

我今年27歲,政大法律系及法研所畢業,執業2年,當反服貿抗議學運開始,我就預想到學生會面臨法律問題,當顧立雄律師號召組成義務律師團,自己也希望能提供專業幫助學生,於是決然加入。

323當天晚上義務律師團在天成飯店旁的咖啡廳開會,突然得知學生攻進行政院後,我當下決定與其他20多名律師前往現場,當時聽到有學生被逮捕,為確認學生安全,並協助檢警偵訊而進入行政院內,我們與警方溝通要見被逮學生,但僵持了1個多小時才看到他們。

等待過程中,就算我是律師,也不能對外聯絡,也被限制不能自由離開,連女律師想上廁所都只能一次進去一位,難道,2位女律師就能手牽手推翻政府嗎?太好笑了。

當我看到被逮捕的學生,就知道他們被警察打過,但警方當時表示沒有逮捕,也沒限制人身自由,還可以「上廁所」不算限制人身自由,但限制離開難道沒限制人身自由嗎?直到隔天早上這些學生仍被留置。

在行政院內,我們先跟學生溝通並說明受訊問時該注意的事情,並與學生一起乾坐著。到了隔天凌晨零時許,我發現窗外警力集結,個個全副武裝,學生開始害怕,我也沒看過那麼大的場面,此時,聽到非常激烈的尖叫聲,於是與在場的律師到外面看看有無需要幫助。

一到外面,我親眼看的場景也是媒體沒報導過的,我看的是學生被兩個警察架著,架出來後,就在靠近走道處被往外丟,有的頭撞倒地上、有的肩膀撞倒地上,個個都站不起來,警察還說不要擋路、不要再裝了,這還算好,還有警察拉著同學衣領,勒住脖子,連拖帶拉,甚至還有直接拖腳,幾乎每個學生都是頭破血流。


我們看到這麼慘忍的場景都嚇到了,於是請警察不要再拖了,也不要「丟」了,但警方根本不理我,最後演變到我們與警察搶人的局面,只要警方一拖人或丟人,我們就趕快接過來,避免學生受傷程度擴大,學生們不是頭破血流,就是眼睛淤清、四肢受傷,情況非常慘。

尤其是女生,我真的不忍心,都是一邊發抖、一邊大哭,連我問她們身體狀況,有沒有需要幫忙,她們都無法回答我,整個都恍神了,有學生說警察打人時,警察情緒更高漲,再繼續推擠拉扯,我因為穿律師袍,警察不敢怎麼樣,於是就抱著她們保護她們出去。

當學生被送出去,我看到的是學生都被打到受傷,還嚇傻了!有的小腿被打到骨折,有的腿軟,無法往前走,只要一停下來就被警察罵,被推擠,我們只好架著他們往外送,還有一位社會人士被抬出來時已無意識,2位男律師抬出來後,警方竟還對這位民眾說不要裝了,不要擋路,我們請警方找擔架,他們竟然沒準備,太離譜了。

後來,媒體記者都被趕出去後,尖叫聲也越來越可怕,警方則開始大喊「部隊前進」,隨後衝進來,受傷情況更嚴重,經與警方溝通勸學生回到立法院,當學生願意自己走出來時,因為腿發麻無法立刻前進,警察又拉扯,親眼發生我面前的是,警察1人夾1邊,另名警察直接踹,我只想到盡量拉過來,後來,其他律師來支援,我們就盡力就用律師袍保護他們,抱著他們,我們都是架著同學保護他們。

當時有女同學問我:「我坐在那裏警察為何要打我?」我當時很無力,無法回她這個問題,也有學生跟我說:「媒體被趕出去後,警察就團團圍住,一直打、一直打,打到沒反抗時再拖出去。」我也親眼看到警察踹拉同學,所以很多學生受傷。

我後來抱著女同學出去後,警方就不讓我進去,就算我表明要幫學生陪訊,警方反嗆我妨害公務,就算同學大喊讓律師進去,警察還是不理,後來我知道也有位女律師被警察架出來,我真的不解警察為何有權架律師出來,有權不讓律師進去,甚至有一位男民眾大喊他太太懷孕,警察也不理。

為何我的律師袍有血,因為我是雙手抱著,護著學生,才會沾到血,情況就是這樣,因為他們無法走路,只有抱著、架著帶他們出去。我被擋在外面後,直到清晨5時許,我到(行政院)前門後,眼睜睜看到的是「人間煉獄」,學生肉身擋住灑水車而受傷,許多學生躺在地上昏迷,我大喊「醫生在哪?」很難想像我在「台灣的府院特區」, 彷彿就是戰地,到處都是受傷的同學。(張欽/整理報導)


相關資料:
警察打人影片
管碧玲公布影片 破壞行政院公物的是警察

2014年3月27日 星期四

賈葭 - 台灣人害怕什麼?

世紀版   明報   2014327

編按:台灣太陽花學運持續至今,引起坊間各種討論。在中國大陸從事媒體工作的賈葭,撰文探討兩岸經貿在這關口,今天台灣「重大締約行為不經民意機關,這是民主體制的巨大漏洞」,學運對台灣來說,或是個檢討體制的良機?

我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幻想過:假如沒有「中國」,世界是什麼樣子?具體而言,假如在東亞的這塊土地上,沒有中國大陸這部分,香港、台灣、日本、韓國會是什麼樣子?易言之,中國大陸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東亞諸國的政治現狀。許多政治議題看似是內部的、易解決的,因為中國大陸的存在,就變得異常複雜而充滿了不確定。

過去幾年來,台灣媒體已經注意到台灣問題中的「中國因素」。支援與中國大陸發生緊密關係的一派,寧願把中國大陸視為一個像韓國、日本那樣的正常國家,既然全球化之下跟誰做生意都是做,為什麼不能跟中國大陸做?尤其是這個十三億人的大市場?讓政治的歸政治,經濟的歸經濟。而警惕與中國大陸發生緊密關係的一派則認為,中國大陸沒有放棄併吞台灣的目的,應該拒絕那些以經濟面目出現的統戰行為。

或有人說,何以認定其為統戰?只吃虧不佔便宜,這在國際貿易關係中是不正常的,除非是想佔更大的便宜,否則無以解釋。二○一二年選舉中的中國大陸因素,明眼人都看得到。一味給台灣人民讓利的中國大陸政府,多年來始終相信經濟因素是一切問題的決定因素,只要在經濟上與台灣密不可分,自然在政治上不會吃虧。在更大的範圍內,比如新疆和西藏,也是同樣的GDP邏輯。

「兩岸聯手賺全世界的錢」?

「崛起的中國」的這種邏輯,甚至改變了冷戰後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國大陸的海外投資、援助與貿易,很多是精心設置的政治棋局。比如以在非洲的投資和援助換取關鍵時候的聯合國贊成票或者反對票。這種行為跟黨國的核心利益相關,在台灣問題上也是如此。我相信台灣的執政者不會不知道,只是飲鴆止渴而已。

這種「夾心巧克力」的構成是不可分割的,本來就無法把「糖衣吃掉,炮彈退回」。台灣如果要與中國大陸做生意,就要承擔伴隨經貿利益同來的統戰風險,如果沒有做好這個準備,只顧眼前經濟利益,那民衆的對政府的質疑再平常不過。現在看來,馬政府其實並沒有做好這個準備。這次台灣學生反服貿協定也與此相關。

從一九七九年《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以來,大陸的對台政策多有變化。根據鄧小平「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綱領,對台、對港政策都是經濟優先,以經促政。過去的三十年,幾代中共領導人擘劃了一個「硬道理」的藍圖--逐步培養香港、台灣在經濟上對中國大陸的依賴。依賴到離開中國大陸,實體經濟就要承受巨大風險的程度。

在二○○五年兩黨「復交」以來,「和平統一」的政治性宣告被「和平發展」的經濟話語代替,甚至「兩岸聯手賺全世界的錢」這樣赤裸裸的話語都可以公開說出來。這其實很像賭博,高收益當然有高風險。台灣如果完全依賴大陸市場,固然可以賺錢,可是,除了錢呢?中國大陸給台灣的是不是只有錢?有沒有別的東西?大家還記得二○○八年選舉前蕭萬長說的話嗎?「笨蛋!問題在經濟!」可是,笨蛋,問題只在經濟嗎?

誰是「笨蛋」?

馬英九在經濟領域這幾年可一點也沒辜負對岸友黨的期待,這當然有其必要性,但並非只能如此。「發展是硬道理」,在台灣遭遇了「小清新」的反對。一些小清新們認為台灣的服務業具有文化上的不可複製、不可代替的特徵。比如濃郁的人情味兒、獨具特色的巷弄小店、精緻的創意產業,其背後有轉型以來二十多年的多元文化的價值支撐,如果被簡單的叢林法則和實用主義所代替,傷害的是多年以來的文化價值成果--這恰恰是台灣人轉型後最引以為傲的東西。

我們看到,士林王家的案子、美麗灣的案子、大埔事件,在在顯示出發展主義遭遇到的瓶頸。佔領立法院與大埔事件中佔領內政部,差別很大嗎?其實是一樣的。民選政府也有其不可靠、不可信任的一面。當發展主義與主流價值、社會公義衝突時,要必須阻止民選政府的GDP衝動。那種「吃飽了飯就是人權」的說法,是把人民當豬來養的政府的認知。

合作衝擊台灣憲政架構?

學生們對於服貿協定後台灣的政經前景感到憂心,以程序正義的名義杯葛,在我看來沒有任何問題。假如一個憲政體制無法阻止政府去做一部分人民不願意做的事情,那只是這個體制有漏洞。我相信學生們有自己的底線,民主政治的最大好處不就是可以說「不」嗎?我比較反感那類指稱學生「違法」的觀點。一個在法治程序之下不能解決的問題,那一定是只有「違法」才能表達。

我並非鼓勵「違法」。一則是,違法者當然知道違法及其後果,並且沒有證據顯示他們不願意承擔後果,只是他們非如此不足以表達觀點。二則是,立法部門未能阻止行政部門的一意孤行,立院作為人民選舉的制衡行政部門的民意機構,當然有必要尊重民意。重大締約行為不經民意機關,這是民主體制的巨大漏洞。

但這樣說對台灣又是不公平的。假如中國大陸與台灣是「國與國關係」,對外締約必須經立院審決;但目前兩岸關係處於不確定的非戰時的敵對狀態,締約毋須立院、行政部門可以行政條例而頒行之,這難道還不是「中國因素」嗎?正是這樣的「特殊關係」,使得締約這樣的重大政治行動毋須考量民意。

從現實情景說,台灣無法忽視中國大陸而獨立存在。但種種迹象告訴我們,如果兩岸以這樣的「模糊關係」繼續發展緊密關係時,台灣的憲政架構就會遭遇嚴重的衝擊,許多事件無法以對等國家關係處理,導致攸關台灣前途的大事決定權僅僅操諸執政黨幾位高層之手。當然,假如沒有中國大陸,這個體制是沒有問題的。只要有海峽問題這個大帽子在,台灣永遠不會有正常的國會政治。

我再假設一個場景:假如大陸經濟垮塌,無法為台灣提供GDP貢獻,國民黨還能當選嗎?一些台灣民衆還會這樣反對嗎?假如這一天真的會到來,那麼台灣乃至香港,有沒有做好準備?如果把「中國崛起」當作自身發展的前提乃至唯一前提,請問,會不會比北京對中國大陸更有自信?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當硬道理遇到小清新」)

作者簡介:80後,西安人。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曾任職內地、香港多家傳媒,現為騰訊網「大家」頻道主編。

王志元 - 漂流的去處

世紀版.學運現場〈我被警察重重摔下〉
明報   2014327

我,和我的學姐,還有一位好友,靜坐在行政院裏,前有鎮暴警察據守門口,後有約40名制服警察擋在通往行政院二樓的樓梯口。

靜坐人群中,似乎是幹部的學生有條有理地指導着我們該如何在媒體前創造自己的畫面,畢竟從佔領立法院以來,媒體的不實抹黑,已經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我驚訝於學生幹部的行動力,這些學生至少都比我小五歲以上,但他們非常清楚自己在這場抗爭中面對的是什麼。佔領台灣最高行政機關,每個人都知道這一晚會比前幾日在立法院前的狀况惡劣許多,但他們還是相當冷靜地思索如何表達得自己的訴求。

趁着空檔,我上前問幾個帶領大家的學生,是來自於哪個社運學生團體。學生回答我:「我不是,我只是前幾天上來台北參與抗爭,接着今天跟大家一起過來這裏而已。」接連問了幾個,都是相同的答案。這太讓我驚訝,這些毫無背景的學生竟然能在這種處境下,還自動自發地安撫眾人,指揮眾人下一步動作。他們多數從沒參加過社會運動,這是他們第一次抗爭經驗。

不願再失敗一次

學生們開始傳遞紙條,留下彼此連絡方式,亦要求眾人在手上寫下緊急聯絡人的連絡方法。場外「警察後退」的聲音愈來愈大,臉書上關於強制驅離的消息,以及場外流血衝突的事件也愈來愈多。像是一場噩夢,我開始不確定今晚我會遭遇怎樣的對待。

接近凌晨4點的時候,警方開始有動作了。制服警察開始將在場的媒體趕出行政院大門外,接着一群帶着白頭盔,拿着盾牌的鎮暴警察擋在門口;兩邊側門開始湧進身著黑色防暴衣、手持警棍,裝扮像是電影Robocop一樣的特殊部隊站到了我們前面。我不懂,在場的都只是學生,我們到行政院後所坐的只有靜坐,為什麼政府要用這樣的警力來對待我們。

靜坐眾人緊緊依靠在一起,雙手在背後緊緊拉着,口裏不斷呼叫着口號。有人聽見嗎?警察冷冷地看着我們。他們說:「再給你們最後一次機會……」是的,這個政府願意給我們一次承認失敗的機會。他們靠着草率的決議與蠻橫的做法,和始終覬覦着我們的大國,簽訂了影響着我們未來至深的貿易條款。但他們說:「再給你們一次機會。」好像,好像我們還有得選擇一樣。選擇逃離,選擇安於現况,選擇在資本主義與政客利益交換下,無法翻身的沉淪。

我們在警察面前朝後躺下,手仍緊緊拉着彼此。黑色裝備的警察走到我面前,他說:「不要抵抗,配合一點,拉你你就自己起來。」我沒有回話,閉上眼睛,感到無止盡的悲傷。這可能是我一生中極少數真正可稱得上是一個「人」的時刻,但我感到悲傷,誰逼得我得用這樣的方式證明?

警察有力,一把將我拉飛到空中。懸浮的時刻,我是自由的。雖然下一秒,我知道我就要重重摔下。我不知道我將要被帶往哪裏,就像這一個晚上的台灣,至今無人可預見我們在暴力冲刷之後,漂流的去處。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漂流的去處」)


3月24日,被施暴警察拿警棍打到頭破血流的林老師

梁美儀 - 當主流傳媒 不再取信於民

2014年3月27日

【明報專訊】近日台灣佔領立法院及行政院的新聞,都佔據了本港媒體的主要位置,但日前看到某主要電視台有關台灣警方清場新聞的報道時,心裏不禁涼了一截……

不論大家對反服貿運動的立場如何,你可以是同情台灣學生為捍衛程序公義、為保護台灣免受貿易協議的巨大衝擊而挺身而出,你也可以是抱不屑學生只顧理想,不顧飯碗的莾撞行為,但從報道新聞的角度看,台警在周一凌晨進行的清場行動,肯定是當日的新聞重點,包括警方是否有必要用警棍向示威學生的頭猛打,尤其有否動用過度武力等。

當天本港某大電視台新聞報道,用了近9分鐘顯著篇幅報道台灣情况,先花近4分鐘報道台警清場的場面,緊接就用了近兩分半鐘,詳盡報道行政院長江宜樺對學生的非暴力抗爭變質感到遺憾,然後再細數清場後行政院內的「災情」,包括原放在行政院副秘書長蕭家淇辦公室內的3盒太陽餅中有一盒「失蹤」了,直到第三段報道,才引述仍在立法院門外留守的一名學生,批評警方不應使用過分武力對付學生。這樣的新聞鋪排,立場顯見。

香港主流媒體尚且如此,台灣方面就更不用說,台灣學生強烈批評當地一些主流傳媒報道偏頗,有抹黑學生之嫌,矢言不會再相信主流傳媒。

其實類似的情况,早已出現在香港,不少年輕的一輩常說不相信主流傳媒,認為大部分媒體已聽從背後大老闆的意旨行事,失去新聞報道應盡可能客觀公正的鐵律,他們寧可從網絡獲取更多的原始資訊再自行判斷。當花耗大量人力物力、資金去營運的主流傳媒,不能再取信於民,這其實是社會的悲哀。心裏嘀咕,他日香港真的發生佔中事件時,香港主流傳媒的報道,會否出現「今日台灣,明日香港」的情况?

作者是資深傳媒工作者

奔雷手 - 兩會「記者」滿場飛

明報   2014327

新近有評論認為,10多年前,每年3月有機會赴京採訪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是對記者身分和資歷的肯定;10年前,資深記者都不願跑兩會,而讓一些新手頂上;幾年前,大小記者都不再願意跑兩會了。評論或許有一點誇張,但近年發生在兩會的種種現象,又的確教一心發掘新聞的記者失望。

內地所謂「市場化」傳媒,例如財經、財新、南方系等等,所得到的兩會採訪證,少之又少,以《南方都市報》為例,據稱數十名記者聚集北京,但拿到的採訪證合共只有6張。除喉舌以外,了解國情、又會問有意思問題的記者銳減,近年記者會中或會後「扑咪」的問題鮮有意義。

相反,某種「記者」卻充斥會場。例如小組討論會開放時,這類「記者」表現活躍,但其焦點不是講者或新聞線索,而是四處與記者交換卡片,什麼澳門XX通訊社《XX月刊》、香港XX新聞網、中央政府特許內地發行《瞭X中國》等等聞所未聞的報章雜誌「滿場飛」。荒謬的是,有一名港記竟在不同場合先後3次交換了同一張「記者」卡片。

另一種「記者」是以「香港乜視」、「香港物視」、「香港教X電視台」為名,在香港租用有線電視或NowTV一條channel而後聲稱自己是香港電視台,但普通港人根本不會看,甚至聞所未聞。這些「電視台」卻「代表」香港,在官方有意無意偏袒下,與大量內地招聘的3份左報記者一樣,以「香港記者」姿態,問一些無關痛癢,甚至不知所謂的問題。結果真正的香港記者再無提問機會,可謂「一肚氣」。


此外,本港最暢銷的兩大報章,一家因政治問題長期被內地封殺,一家卻不派員採訪兩會,剩下三幾張港報「鬥來鬥去」就那麼三幾個人,令整個兩會期間,記者雖然依舊早起晚睡「頂天立地」,但所謂「新聞大戰」已無復舊觀。

相關文章:長平 - 李克強的戲

2014年3月26日 星期三

李怡 - 我們不抱希望,我們永不放棄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3月26日

台灣的反服貿運動因衝擊行政院而損及示威學生的形象,但從民調和募款在《紐約時報》及《台灣蘋果日報》登廣告這兩件事來看,公眾支持學生行動的,仍佔大多數。運動的最大影響,是讓台灣人民聚焦《服務貿易協定》的討論上,媒體、網頁、公共場合,都在討論服貿對台灣的影響。馬英九政府能否闖過服貿這一關,不僅關係馬的政治前途,而且對於中共的對台政策、對港政策,以及香港人今後的拒共抗爭方式,都有深刻影響。而中共也顯然知道茲事體大,官媒污衊學生「暴動」,民進黨破壞兩岸合作,更指學生恐懼服貿帶來的開放變化。實際上,整個行動都是網絡發動的,民進黨頭面人物到場「抽水」甚至被學生冷待,而反對服貿的,也不僅是學生和年輕人,廣大人民,包括可以從兩岸服貿協定中獲得利益的人士,都有人發聲反對服貿。

在台灣某網頁讀到一篇長文,作者是petercilee,自稱是一個中小企業的老闆。他在文章中,首先假設中國大陸對台灣無併吞統一的惡意,又假設中國大陸這國家安全極了,是世界上超級合法守法國家,對協定必會準確執行。其次,他不認為簽協定後大陸勞工會到台灣搶工作,使台灣失業率飆高,因為大陸的工資高過台灣〔Vic:大陸企業的高層工作,薪酬多數高過台灣,有些甚至高很多倍;中層工作也不會輸給台灣,真正比台灣差的,是低下層、前線員工的工作。畢竟在北京、上海這些城市,要過像樣的生活,成本已顯著高於台北,中上層的收入不可能很低。;他又認為大陸絕不會對台灣進行惡性低價傾銷,因為低價傾銷早就在進行了。其三,他認為開頭幾年,台海雙方必定合作愉快,許多人可以因此得到好處。而他自己,就是會得到好處的其中一人。

作者表示,他有房產,有工廠,有物業,也有現成的生意圈與人脈圈,相信服貿協定後定能獲得大陸大型企業的青睞,會捧着大把大把的銀子找上他,出高價買下他的產業和物業,接過訓練好的員工,並且成功與大陸母企業接軌。而作者瞬間成為富豪,從此逍遙一輩子。

接下來,大陸企業讓錢跟幾個主管過來台灣,用充滿誘惑的高薪吸引台灣人才過去母企業。

既然作者發財了,幹嘛還留在台灣,為甚麼不去大陸置產,繼續大賺特賺?而那些到大陸被稱為「台幹」的人才,在大陸花的是人民幣,他們當然會在大陸銀行存錢。老闆過去了,人才過去了,存款也過去了,那麼台灣還剩下甚麼?工廠?那是大陸人的,主管也是大陸人。台灣再沒有原生產業,原來的既得利益者,早就把台灣基業給賣了去享福,新創業者面對的都是全球百大企業,競爭門檻不可高攀。至於在大陸的台幹,往往四十歲不到,就因為新進的大陸本地人員比你年輕比你能幹,慘遭掃地出門。你在大陸練就的一身本事,回台灣全無用武之地,從頭學習本地產業環境,但你還剩下幾年青春好揮霍?

台灣的中小企業,是台灣的命脈,台灣的國本。作者認為最容易動搖到國本的,就是他這種很想賣出去,到國外置產過過爽日子的一大群中小企業主。

這還是中國會守法、會善意執行協定的情狀。由於經濟規模的懸殊,大陸對台灣的善意也會摧毀台灣。假如中國以惡意操縱協定所賦予的權利時,台灣的下場會如何?比如大陸操縱印刷業,投資四五個印刷廠於高雄,廉價印製台灣日曆,卻印滿中國節日而帶來的統戰影響。大陸客大量收購酒店,你的頂頭上司全為大陸人,你要嘛辭職,要嘛學着繞起舌頭講大陸話,寫簡體字,學學大陸文明人的禮貌,等到你忍無可忍辭職,卻舉目再也不見台灣本土酒店。

作為中小企老闆,作者可以成為服貿協定的獲益者,他當然不會恐懼協定帶來的改變,但他不忍心看到台灣沉淪,因為這是他的家園,他支持學生反服貿抗爭。他說:年長者的用處,是挺起胸膛,擋在孩子面前,將武器扔向敵人,而不是將腳邊的石頭撿起,砸向這些孩子。


有這樣的企業家,有這樣的年輕人,有這樣的人民,台灣這場反服貿抗爭一定會堅持也一定會成功,服貿協定必遭擱置。

香港會有這樣的企業主嗎?會有人守住傳統事業而不願把店舖高價出租給滿足強國人需要的商戶嗎?香港有多少人鼓勵和有多少人嘲笑守護香港家園的抗爭?有多少年長者願意擋在勇敢的少年前面而不是用石頭砸向孩子?

中共在對台「以經促政」失敗之餘,必以更大戒心防止台灣這種當家作主的精神在香港開花。香港爭取真普選之路更難走了。但petercilee文章引用的一句話值得銘記:「阻擋人類前進的,是放棄,而不是絕望,促使人類前進的,不是希望,而是意志。」我們不抱希望,我們永不放棄。(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Vic:李怡先生難得幾乎花整篇文章在引述、評論一篇網上文章,支持兩岸經濟融合的人可能會對petercilee文中所擔心的現象嗤之以鼻,但我想問:你們憑什麼如此信任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憑什麼相信這兩個歷史上害慘了中國(和台灣)的政黨,即使抱持善意(中共是絕無可能,它明言要吞併台灣),不會害了台灣?


台灣眼下無疑走到了歷史的關鍵時刻,這一步走錯,台灣人很可能將步香港人後塵,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甘心淪為中共的奴民。你拚了經濟,贏了市場,失去自主的意志、自由的靈魂,有何意義?你希望你的子孫世代為奴、永遠最在乎提升競爭力拚經濟?


各人最在乎的東西不一樣,有人真心相信要捍衛民主自由(因此不惜採取表面上反民主的非常手段),有人最在乎秩序(所以支持「鎮暴」?),有人最受不了學生倒掛國旗(所以馬英九記者會才會有記者特別要問這一點),有人最關心自己的太陽餅和屏東蛋糕,有人最關心林飛帆的綠色大衣…

都無所謂,我們都有自由,但這一切的前提,是我們活在民主自由的社會(雖然我們的憲政體制問題重重,與敵國簽重大協議可以當成行政命令處理)。對我來說,台灣的民主自由沒了,一切便沒了。所以我支持學生(即使我認為佔領行政院可能是不智的),我也堅信這些學生一片丹心(相信他們是民進黨指使的,因此「逢中必反」〔這個詞本身就有很濃的中共味道〕,是十分可笑的),堅信他們是義無反顧地希望保住台灣的民主(即使他們會被陳文茜之流說成是台灣的「民主之恥」),堅信他們是想捍衛大家的自由。我對他們的犧牲奉獻無比崇敬,只慚愧自己因為工作,無法全力投入支持他們。

2014年3月24日 星期一

陳雲 - 華夏士人,封建知識

轉角   am730   2014年3月24日

舊時粵劇戲棚,開鑼第一場,演出《六國大封相》。講的是戰國時代,謀士蘇秦以合縱之策,遊說六國聯手抵抗秦國,六國國君委以宰相之任,蘇秦腰掛六國相印,衣錦還鄉。這是戲棚演員全體出動的排場戲,父老在場,告知昔日鄉野小兒,出外謀事,合則來不合則去,天下之大,不止一家商號,「東家唔打打西家」,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你看蘇秦,周遊列國,口舌便給,諸國都爭住聘他做宰相啊。
當年小孩,又豈知道,一人擔任六國首輔,那六國之間,豈不是一個邦聯?國土不定於一尊,天下何其闊大?

周朝的制度,是天子分封天下,負責調和衝突,各諸侯國與封邑擁兵自治,彼此遵守盟約。中國的周朝行的是地方自治,也有城邦如臨淄、邯鄲和大大小小的軍事拓殖的農田莊園。 然而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行郡縣制度,中央集權,至今中國行的仍是秦朝制度。然而王朝中國即使行的是中央集權的秦制,但地方的宗族、莊園和世族依然存在,士大夫仍然以精神上的氏族封邑、世家郡望(祖宗領地的顯赫家世)來界定自己的封建身份。

士大夫教養方面,古人讀五經、四書,加一點唐宋詩文,談文論學有經典做根底。《五經》是堯舜禹三代、周朝與春秋的學問,讀《詩經》懂得周朝風俗,讀《書經》知道上古帝皇與賢臣德行,讀《易經》識得天心與權變,《禮》、《春秋》,外加《左傳》,認識周朝諸國並立的天下,應對秦朝之後的中央集權國家,便是綽綽有餘。即是說,即是秦代之後,王朝奉行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士大夫的道德觀念和知識體系仍是周朝的。

直至共產中國在一九四九年成立,才徹底將封建制度的精神傳統消滅,令中國變成單一體制國家,古典文化意識蕩然無存,令人民失去世族和宗親的依傍,成為原子化的個體(atomized units),失去地理上和精神上的領地的庇佑。孤單一人,任由黨國擺弄。

論者常以秦始皇來比擬毛澤東,毛澤東也以秦始皇、曹操自況。然而,老毛不如秦嬴政,不及曹孟德。秦朝是自己打的天下,一國敵六國,並無胡族外援。秦朝雖然禁止儒術,焚燒經書,但王朝保存刑名之學,民間「以吏為師」,傳授種樹農政等實學。刑名之學就是循名責實,使得政務可以名實相符。儒學經典遭受秦朝火劫,儒生被放逐,在漢朝可以重整,靠的就是秦朝鍛煉的名實之辯,化為儒門義理之學,使華夏的士人可以在廢墟之中,重建道統。


周一刊登
陳雲-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張大春 - 殺君馬者道旁兒

張大春facebook   2014年3月24日

針對兩岸服貿協議而起的318太陽花學運乍然而起之初,我一直只有一個態度,就是等待被感動(也許還包括等待被激怒)。基於這顯然是一次學生運動,組織、主導、約束、管制乃至於擴大而形成影響,都應該是發起與參與者自動形成,民意之凝聚與否,端賴公民之成熟與否、議題之清晰與否、紀律之維持與否。

我沒有甚麼能公開發表而又有價值的言論,只能一面了解现场的情况,進一步瞭解並轉貼我認為對我(以及看得見我臉書的、識與不識的朋友)有教益的文章,針對兩岸服貿協議內文、影響──甚至對中台兩地實質交流在各個層面的社會所造成的衝擊、所探觸的情感多所揭露──而在這個階段,我的意見只有一句話:「殺君馬者道旁兒」,我不以為有甚麼生僻,可是事實似乎又不然,只好在這裡先就這句話作一點說明。因為直到今日,這句話還是我面對學生運動時刻惕勵的銘言。我希望那些挺身出面支持學生者也在熱情被喚起、憤怒被激發、甚或只是看熱鬧想搞一下馬政權的大人們注意:公民加入支持學生的自我節制有多麼重要。

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發生,北大學生七人被捕,當晚學生們群集於北大第三院集會,商討營救。身為大人的蔡元培去了,學生們記覺得驚喜,又深受感動,歡呼哭泣不止。蔡元培所做的事不是加入靜坐,而是與北洋段政府協商,網開一面,並至段祺瑞一向尊敬的耆老孫寶琦家相對枯坐,企求奧援,但是孫寶琦是更老的大人,畢竟緘默以對。學生們經蔡元培的諄諄相勸,本來已經返校讀書,可是北洋政府卻抱著蠻幹到底的態度,風傳有免除蔡的校長職務之議,蔡乃於五月九日辭職,並於報端刊載辭職啟事,其文曰:

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係。

「殺君馬者道旁兒」一語,出於《白虎通義》,意思是說,一人趕馬前行,馬跑得很快,道旁小兒(按:看熱鬧的人中當然也不乏大人,以『兒』稱之,不免斥其浮淺幼稚耳)歡踴呼喝采,最後這不知節制的馬夫就在那樣的鼓舞之下跑死了自己的愛馬。

這個故事很能說明太陽花學運的發起者所面臨的危險,倘若他們稍一不慎,略失節制,或者是原本遊走在法律邊緣的行動,被無論是無恥政客或嗜血傳媒這樣的外力導向了引起市民反感的法外之淵,整個運動就會引發不可逆轉的質變。原本同情學生的年長公民也會在危疑震撼之際,怯其聲援之步。沒有了普通公民普遍的支持,這馬兒就算跑死了。

太陽花學運之本旨,若是要將兩岸服貿協議的遠近影響清晰呈現,訴諸民意,擴散全民對於兩岸事務必須慎謀能斷之能,並在基底上提醒馬政府程序正義之絕對必要而不容輕踐,則以一寧靜革命所訴求之和平理性,勢必能在更廣泛的知識傳遞過程中,獲得更強大的感動,未必不能有可為,其影響所及,則是全民對於國、民兩黨輪替其窳政的厭棄。

誠如旁觀者曾經提醒的話:若立法院長期被學生和平佔領而社會運作如常,則充分顯示此一中央民意機關存在的荒誕無稽,那麼,就更有機會令普通公民解脫於兩黨互耗而取利,並持續撕裂人民的思維陋習。但是當三月二十三日跑到行政院這一程──很不幸地──卻給予當政者鞭此疲馬的法律藉辭。

不過,馬政府這一鞭下去,更加暴露了準暴政的瘋狂面目,它正在公民的失望甚至絕望之中加速崩潰,大約也只能從權力與權勢的殘羹剩飯裡討些餘粒而已。我所能夠強調的是,如果學生運動尚有可為,則必須固守原本的和平立場,也就是回歸寧靜革命的本質,更重要的則是:在運動展開中,學生方面對於兩岸服貿協議的國際法本質、讓利條件、經濟安全,以及台灣如何更深刻地因應全球化問題有多少新的認識──這種在行動和對抗之中所產生的知見能量,才是可大可久可倚仗的社會實力。

作為一個大人,我只有簡單的奉勸:請千萬別再說「不是我們被民進黨利用,我們是在利用民進黨」,如果說青年們已經體認到國、民兩黨各有其魔鬼面目,那麼小心,真正的魔鬼本質是「利用」一詞,以及這樣的居心,那正是敗壞政治的根源,也是純潔的運動最深刻的敵人。

Vic - 反服貿筆記2

2014年3月24日

網友在我的blog留言,發人深省:『反服貿,其實是在反中國。正在佔領現場的人或許沒有意識到,這個爭議最終要回到台灣人要如何看待自己和對岸的政權。台灣人要如何看待「中華民國」,看待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就算是爭回程序正義,兩岸的模糊關係正是使得服貿得以三十秒闖關的原因。台灣人必須要有所抉擇,究竟是真的朝向獨立,還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台灣人已經沒有辦法維持現狀了。

服貿通過,台灣可能從此踏上不歸路。我也希望自己看錯了,但是我無法欺騙自己,好歹我觀察中共四分之一個世紀了,不可能天真地對這個政權抱有任何期望。

我當然是人微言輕,但大家可以看看歷史學家、中研院院士余英時怎麼說。他撰文肯定學生發起的反服貿公民抗爭:『在整個抗議活動後面,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台灣公民,特別是青年一代,對於海峽對岸極權政府的極端不信任。中共近六、七年的對台政策是運用經濟把台灣牢牢地套住,等到台灣離開大陸無以為生時,「統一」的機運便到來了。這是通過經濟以發揮政治影響的障眼法,但今天已被參加抗議的公民識破了。……中共一直在千方百計地企圖摧毀台灣的民主,台灣的人民和政府都必須把警惕提到最高的程度。

柳俊江將接受中共的經濟統戰比喻為「魔鬼交易」,實在恰當不過。面對魔鬼交易的誘惑,多少人抵擋得住?香港是近在眼前的教訓,不要視若無睹。

『最近台灣佔領立法院的風波,在香港引來一片歡呼。在我台灣朋友的圈子,口徑卻非想像中一致。有台灣朋友問:「有沒有人能告訴我為何服貿是壞事?我真心不理解。我們的產業正逐步死亡,專業人士都流向大陸,我們不能再做井底之蛙!你去大陸的二、三線城市看看,就知道我們台灣已經沒有競爭力!當然,大陸的道德觀、禮貌和衞生都有待提高,但他們不斷在進步!」我在心底暗忖,在十年以前,面對CEPA、面對自由行、面對中港融合,我和很多香港人也曾經說過同樣一番話。十年後,我們中間不少人懊悔不已。

曾經,我們妄想得到神的協助,能吃下改善生活的神奇藥,沒有副作用,也不必犧牲。可是越來越多人發現,魔鬼假冒權威的名義,引誘我們簽下交易契約。當政界商界被錢權收買,中產和基層仰賴北水南調,香港正中經濟統戰的下懷,社會全面向中共靠攏。許多人已經不介意出賣靈魂,出賣我們的政制、民主、自由、意識形態,擺入魔鬼造好的新墳。我們不能要求去選擇我們的政府,只能等待北大人賜予、發落。對於香港,我們希望渺渺,聽到台灣民眾在立法院高唱台語版《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我看見浮士德的靈魂在台北上空徘徊。』

不少台灣人批判發起佔領運動的學生是「暴民」,認為他們是在踐踏民主。我認同畢明所言:「年青人沒有世故考量的複雜私心。一片丹心。」他們為了阻止台灣踏上沉淪的不歸路,義無反顧,是為了捍衛台灣岌岌可危的民主。正如黃哲斌所言:『目前大學生懂事之初,大約是兩千年政黨輪替前後,換言之,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正好目睹扁馬兩位四任總統任期內,台灣政治在「民主」的外皮下,潰爛腐壞的慢動作歷程。他們也看見兩位政治領導人從明星偶像,徹底崩壞發臭的皮囊分解。』

民主不會因為年輕人的一兩次暴衝而毀壞,但會毀於顢頇的執政者,毀於大量的鄉愿。正如近日熱傳的這句話所言:「民主,總是由沒禮貌的暴民掙來,卻斷送在有禮貌的鄉愿手中。」子曰:「鄉愿,德之賊也。」鄉愿就是貌似忠厚老實,討人喜歡,實際上卻不能明辨是非的人。

近日看了〈談譚慎格對台質問感言〉這篇網路奇文,我不敢說它說的全對,但以下幾段深深觸動了我,當中對「拚經濟」的批判深得我心:

我有朋友作過一個比喻:
一個國家好比一棟房子。
國民的道德素養是地基。
主權是屋頂。
經濟是裝潢。

當國民不講道德,這個國家根基會動搖。

不管屋頂,風吹雨來日曬,裝潢就會瓦解。不管你是百萬裝潢、千萬裝潢都一樣。

國民黨的「拚經濟」就是給台灣人的精神毒藥。

裝潢可以讓人享樂,百萬的沙發,世界的名床讓人覺得很舒服。

所以陳水扁時代,國民黨就告訴你:「唉呀!不要意識形態啦!不要管屋頂啦!把資源拿來拚經濟啦!買床、買電視啦!連吃的都沒有了,修什麼屋頂!」

不然就是:「你看!有屋頂啊──「中華民國」(紙糊的),所以不用去管屋頂了啦!吃比較重要!拚經濟啦!不要管屋頂(國家主權)、不要講道德(國家地基),那些都是意識型態!拚經濟才重要!!」

可是事實上,當時台灣人吃的都沒有了嗎?難道我們應該為了吃不起五百元便當、理不起三千二的平頭,所以乾脆不修屋頂嗎?是不是我們吃得起一個六十元便當就該把剩餘的錢拿來把屋頂翻修了?而不是去追求理一個三千二的平頭、五百元的便當?

可悲的是,台灣人買單了,民進黨也買單了,陳水扁也買單了。拚經濟成為全民共識台灣人的沉淪從此開始。

因為拚經濟,台灣人可以捨去正義。

----------------

3月23日深夜,看到年輕人在台北的街頭被警察痛打,很難過。將來台灣落在中共手上,招呼學生的就不會是木棒了。

後記:練乙錚先生談〈反服貿合理嗎?〉,非常值得參考。台灣人都應該好好想想,兩岸服貿協議真的對台灣有利嗎?

我們要的是台灣

柳俊江 - 魔鬼交易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3月23日

上帝和魔鬼打賭人類會不會受誘惑、墮落,他們找了浮士德進行試驗。「讓我在這裏當你的僕人,到了下面你就屬我。」魔鬼開出這樣的條件,令浮士德難以回絕。他顫抖着手,簽下一紙契約換來魔鬼的服務。當有朝一日魔鬼滿足了他的一切願望,就得把靈魂奉獻出來。

浮士德不斷追求,精益求精,魔鬼便利用他的上進之心,賜予他青春、戀愛、權力,但卻企圖令他害慘了愛人,令他妒火中燒,令他不惜一切。浮士德苦苦掙扎,努力避免逐步跌入魔鬼的陷阱。魔鬼終於使出了殺着,給浮士德填海造地之能,一國之君的權。因為魔鬼深明權勢必導致腐化,浮士德在大興土木期間,必然會犧牲他人以完成偉業。

到了浮士德的一百歲大限,魔鬼眼見其枯萎的靈魂幾近成為自己的囊中物,便開始為他造墳。但目盲虛弱的浮士德卻仍然滿腦子真善美,把造墳之聲誤聽作理想國的最後一項工程。最終,浮士德看破了利慾不再向魔鬼求助,選擇獨自面對死亡。他說:「我真想看見這樣一群人,在自由的土地上和自由的人民站成一堆,那時,我才可以對正在逝去的瞬間說:『逗留一下吧,你是那樣美!』我的浮生痕迹才不致在永劫中消褪。我現在就彷彿已預感,屆時我徹底享受着那瞬間。」上帝和魔鬼開了一個大玩笑,選擇了浮士德博士這等特殊對象,顯示人世有真善美。在浮士德臨死一刻,仍然想着別人的生存和自由,他的靈魂得到天使救贖,魔鬼只好悻悻然鎩羽而歸。

表面追求和諧 渴求被收編

就浮士德的纍纍歲月,不少人渴望可以和魔鬼交易,換來無限的青春、財富、權力、知識。他們甚至自行擬定契約,和空氣中虛構的魔鬼商討出買靈魂。真正的魔鬼不用現身,也不必殺人,只要在日常生活中以種種機遇引誘凡人,令他們以為自己能夠偉大如浮士德,出賣靈魂後仍然能得到救贖。

可惜,世間沒有幾多個浮士德,絕多數人付出浮士德百倍的代價,換來百分之0.1的回報。為了小小的利益和權力犧牲了真善美,犧牲了作為人的價值。我們在社會見到太多這些人,傾盡全力為魔鬼服務,放棄原則、宣揚歪理、搬弄是非、鄙夷弱小、迫害忠良。當我們責難當權者與魔鬼同行,大多數人卻默默投降:「我們小市民,說了也沒有用」、「都是政客在操控」、「搵食緊要」、「我討厭政治」。犬儒和冷漠,也有着另一種追求,表面是嚮往追求和諧的生活,潛意識卻是被魔鬼隊伍收編的渴求。我們都希望在當權者和魔鬼的交易中分一杯羹,那怕有如螻蟻一般生活着。

在香港看台灣 懊悔不已

最近台灣佔領立法院的風波,在香港引來一片歡呼。在我台灣朋友的圈子,口徑卻非想像中一致。有台灣朋友問:「有沒有人能告訴我為何服貿是壞事?我真心不理解。我們的產業正逐步死亡,專業人士都流向大陸,我們不能再做井底之蛙!你去大陸的二、三線城市看看,就知道我們台灣已經沒有競爭力!當然,大陸的道德觀、禮貌和衞生都有待提高,但他們不斷在進步!」我在心底暗忖,在十年以前,面對CEPA、面對自由行、面對中港融合,我和很多香港人也曾經說過同樣一番話。十年後,我們中間不少人懊悔不已。

曾經,我們妄想得到神的協助,能吃下改善生活的神奇藥,沒有副作用,也不必犧牲。可是越來越多人發現,魔鬼假冒權威的名義,引誘我們簽下交易契約。當政界商界被錢權收買,中產和基層仰賴北水南調,香港正中經濟統戰的下懷,社會全面向中共靠攏。許多人已經不介意出賣靈魂,出賣我們的政制、民主、自由、意識形態,擺入魔鬼造好的新墳。我們不能要求去選擇我們的政府,只能等待北大人賜予、發落。對於香港,我們希望渺渺,聽到台灣民眾在立法院高唱台語版《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我看見浮士德的靈魂在台北上空徘徊。

你敢有聽着咱唱歌
唱出艱苦人的苦痛
這是咱毋願一世人成做奴隸的心聲
咱的心振動袂定
若親像勇敢的鼓聲
向望有一工活出自由的新性命
請你加入阮的革命
阮毋願閣受驚惶
舉頭看着天頂一個世界夢中嘛毋捌聽
咱為民主為自由做一伙佮伊拚

世上沒有免費午餐,為真善美而戰鬥,從來沒有錯,也不可能錯。借浮士德一句話:「人必須每天爭取自由和生活,才配享受自由和生活。」

畢明 - 領是這樣佔的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3月23日

台灣在燃燒,誰都看得見那道德張力的青春和壯麗。是生命力,奴才所沒有的。不論你是財奴,權奴,榮奴,都沒有。

「這一代的年輕人不全是草莓族,他們有想法、有抱負。且年輕人認為公民最終會贏得這場勝利,因為他們發聲從不是為個人利益。」台灣作家小野說「這一代年輕人已經跳脫框架,做事而不為從政。」在反國教事件我曾激動的說「誰懷疑黃之鋒等少年在撈政治本錢、質疑他們動機之純粹的人都是PK!」那些屁股一坐上政治的椅子便開始全方位無下限地腐化的議員高官,嘴巴腦袋像心腸一樣髒,香港立法會近年多爛。我甚至看不起那些做官時鵪鶉,除下烏紗才變臉講人話的前高官,價值觀多麼方便浮動,立場多麼可以妥協。

年青人沒有世故考量的複雜私心。一片丹心。台灣導演吳念真與小野對談時指「透過網路、社交網站等新媒體,若政府繼續迷糊下去,政治、媒體及司法不被信任,公民力量就會繼續集結,反映出更多不公義。」人民已經意識到:「政府不做,自己來做!」你不停止服貿,我來!這是保家衛國的公民意志,香港太前車可鑑,這一句我以沈痛的心情來寫。台灣作為亞洲第一個政黨輪替的民主國家不是意外。不肯傾聽人民聲音的權力你無資格和它講道理,唯有講行動力。你肯hear the people sing,我用得着拋頭露面風餐露宿?更多反對的人站出來,才可以阻擋不公義。雞蛋是這樣挑戰高牆的。

領是這樣佔的。從來都是。

別說攪亂社會和諧,社會是被和諧攪亂的。河蟹是隻粗暴的怪獸,河蟹是公害。別害怕公民抗命,如果你認為「公民抗命,社會不安定」,你就中計了。社會問題從來不在公民抗命,問題是:公民聽命。"Our problem is civil obedience"。

Matt Damon一生最出色的演出,可能是兩年前在Chicago Youth Poetry Festival,讀出了美國歷史學家兼大學教授Howard Zinn的文章節錄,題目就叫「問題是公民聽命」。從希特拉到列寧,從來問題都是公民聽命,聽命於強權,沒有挑戰權力,沒有抵抗,那些像羊群的人們。封建制度時什麼都又差又爛,後來文明法治不過把舊時的不公義變得有系統和更宏大,為權貴服務。人民因小事被捕,企業型強盜卻在合法犯罪掠奪世界,逍遙法內與外。


「法治是領導的打令,人民的瘟疫」。強權都喜歡講依法辦事,要人去合它定的法,動物農莊最講莊有莊規。Zinn指有權播弄法律的就有鐵票長期強姦人民意志再用票數大你高舉自己,人民動彈不得。當法律是為權貴服務就要停止聽命。國家舉手機器有本事把它屬意的一切合法化,再阻擋一切不足的法得以改良完善。這時就"need to go outside the law","This spirit is resistance to illegitimate authority and to forces that deprive people of their life and liberty and right to pursue happiness"。抗命是權利是自衛。

全球最大的五毛黨是強國,把五毛乘大億億倍變「五億億黨」,以商統戰,鈔票就是鴉片。有毒鈔票,排洪式流入污染,是假繁榮真掠奪。政府簽的帳,社會埋的單,代價沈重。建制不會完善自己,建制靠民眾完善,有時在法外。每次立法會為大是大非投完票我都像患了一次重感冒。台灣加油,小心保重!

梁文道 - 政治還是正確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3月23日

台灣的歌手、明星及藝人紛紛表態支持佔領立法院的學生,於是一些大陸網民就不高興了;就像去年張懸在倫敦演唱會上展示中華民國國旗那件事所帶來的反應一樣,他們也覺得這種表態「太過政治」,該用杯葛抵制的方式回應。

有趣的是,活在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國度之內,受了那麼多年的政治教育,這些網民對政治的理解竟然如此膚淺。沒有弄清楚「反服貿」的來龍去脈,也沒有看明白這個協議的細則和影響,更不知道台灣政府試圖通過它的方式究竟合不合理,就莫名其妙地來上一句「『五月天』原來真是綠營的,我鄙視他們」。可見「政治」在他們那裏,就只是政治正確的問題,只是站隊站得對不對的問題而已。據說綠營支持台獨,而現在的台灣政府既是藍營執政,這項協議又是加強兩岸合作;所以反對現任政府通過這項協議就一定是綠的了,就一定要鄙視了。

另外一種思路是,我們香港人也不會覺得陌生,因為過去也有很多香港人相信這點;那就是藝人不該涉及政治。在他們看來,對政治事務表態就叫做「搞政治」,支持激烈的政治運動就更加是瞎搞政治。藝人的本份是娛樂大眾,讓觀眾「have fun」,又或者很高雅很不食人間煙火的藝術一把,「搞政治」實在是踰越了藝人的本份。

且先莫在文藝、大眾娛樂,與政治的關係上大談理論問題。我只想問個很簡單的問題,馮小剛參加政協會議算不算「搞政治」?那一大票歌手應政府之邀出席各類「文藝晚會」又叫不叫做「搞政治」呢?這難道不都是政治表態?不都是「涉及政治」?為什麼反對台灣簽訂服貿協議就是越界搞政治,堂而皇之地坐在議會裏頭暢談國政就不是搞政治了呢?

這類一面倒地不質疑現狀,偏頗地認同現有行事方式的保守觀點,同樣也是一種政治教育的後果。這種政治教育教的不是思考政治認識政治,而是把一切既存的政治現實視為「正確」。替政府唱歌不算政治,那只是該做的正事;反對政府的決策,才是真正的政治。

2014年3月23日 星期日

Vic - 凌亂的服貿筆記

2014322

美林證券說,台灣需要像少年Pi,不管如何不喜歡中國這隻老虎,也要學習與牠和平相處。

鼎鼎有名的投資銀行這麼說,對台灣一堆有「國際觀」或「財經觀」,自命理性務實的人,是頗有說服力的。他們總會告訴你,兩岸服貿協議利大於弊,許多反服貿的人誇大了服貿的威脅,而服貿拖延下去,台灣在締結自由貿易協議方面落後於韓國等主要競爭對手,對經濟大大不利。他們會告訴你,台灣是仰賴貿易的島國,沒有鎖關閉國的本錢,不要害怕競爭,bla bla bla……

對此,我的簡單回應是:少年Pi與虎同船是迫於無奈,與中共簽服貿是引狼入室,將自己送進虎口。此外,投資銀行只關心賺錢,是最沒良心的騙子。我們什麼時候見過投資銀行關心民眾福祉,批判暴政?

自由貿易的好處,並非毫無爭議的。例如,丘亦生日前在〈「慘痛」的CEPA〉一文中就提到:「這幾年多邊貿易協議(如WTO),漸漸被個別國家自行洽商的雙邊協議所取代,美國也積極拉攏國家加入環太平洋經濟協定(縮寫TPP)。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最近便在《紐約時報》撰文,提到這些貿易協議,往往以做大個餅來包裝,主張只要餅做大了,水漲船高,最終人人受惠。Stiglitz認為,這論據建基於一個海市蜃樓,就是自由貿易下的贏家,會願意透過賦稅、消費等渠道把得益補償予輸家,令自由貿易達致雙贏,但實情是,受惠的企業往往抬出要提升競爭力為理由,主張減稅及抗拒加工資,於是乎,輸家永遠不能從水漲船高中得益,反而成了自由貿易下的犧牲品。

投資銀行可以不關心社會公義和保護弱勢,但政府不能像投資銀行那樣,只計算經貿利益和經濟成長。

而即使經濟利益毫無疑問,台灣要與中共締結促進經濟融合的貿易協議,也不能不考慮國家安全問題。我看過傾向支持服貿的文章,不是純粹從技術角度分析服貿協議的內容(例如這篇),就是假定中共對台灣是有善意的,例如這位王大師便說:「我的判斷是台灣根本就是美中兩國間的棋子,我擔心的是我們對中共的防衛過於僵硬,對西方勢力的蠶食則毫無察覺。」

對此台灣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徐斯儉的質問十分有力:『在台灣主要的貿易伙伴中,還有哪一個其他國家有中國這種可怕的黨國資本主義怪獸的?還有哪一個國家對台灣有這種主權領土野心的?又有哪一個國家公然宣稱要對台灣「以商圍政、以民逼官」的?

他在反服貿現場的演講,一開始便十分動人:「英文有一句話,叫做「房間裡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意思是說明明房間裡有一頭大象,大家卻假裝沒看到,也就是比喻眾人故意忽視或刻意逃避一個擺在大家眼前的大麻煩、大問題。在我們現在面對的服貿問題中,這隻大象是誰?那就是中國黨國資本主義,那是誰假裝沒看到,那就是國民黨馬政府和那些想要從中撈取利益的,遊走兩岸的大資本。

近日服貿爭議觸發我頗多感想,其中一點便是:歷史教育實在太重要了。對歷史無知,對政治缺乏認識,對處境類似的鄰近地區(CEPA下的香港)之慘痛教訓無知無覺,只懂鑽研服貿協議文本,其實比白癡更糟。七十多年前,國共合作抗日,結果是國民黨上當,敗走大陸,中國赤化。如今國共再度合作,推動兩岸經濟融合,思之令人恐懼。

面對惡貫滿盈的中共,還認為兩岸情同手足,中共出於同胞之愛,願意讓利給台灣,這種思想已不是無腦可以形容。中共給你的經貿好處,是要你以靈魂和自由來換的。

回到美林講服貿的問題,我們該如何看那種國際金融機構或知名人物對兩岸經濟協議的評論?2010425日,馬英九與蔡英文曾就ECFA作電視辯論,當中觸及這問題,練乙錚評論文章以下數段值得重溫:

也不能說馬完全沒有試圖教育群眾,他在辯論會上告訴蔡英文說:「經濟學諾獎得主克魯曼、哈佛大學教授波特、日本的知名學者大前研一,以及其他在台灣投資的外商,如日本工商會、歐洲及美國商會等,都認為簽署ECFA對台灣利大於弊,為何民進黨的評估比美日學者和商會都悲觀?」

蔡英文的回答很有意思,她說:「總統,如果你是競爭學或經濟、商業大師,你剛剛講的話我可以接受。但你是這個國家的總統,你必須考慮到開放以後對這個國家所產生的衝擊和政治成本。你剛才說的克魯曼、波特,他們不是政治人物,他們沒有政治責任,你有政治責任,你有沒有想過,ECFA會帶給我們這個社會多大的社會成本、政治成本?身為一個領導人,你難道只是聽商學大師的講法嗎?如果這樣的話,我們為什麼要選一個總統呢?」這是很精警的一段話。

馬的經濟政策大體上沒錯,他更指出,當年台灣成功抵禦了加入WTO後開放市場帶來的衝擊,所以今後簽訂ECFA也能頂住並消化衝擊,進而享受到好處。這個道理說得通,不過,好的經濟政策不只必須在本身道理上成立,還得有完整而明確的補償配套,讓那些直接受政策副作用所害的人群能夠吞下苦酒;再就是得兼顧政策對政治大局的影響。

經濟理論本身是不大講政治的,那些大師都不會管台灣人要搞什麼捍衞國家主權,商人在商言商,更很少執着於楚河漢界,都是所謂純經濟觀點;大陸要統一台灣,經濟手段飽含政治動機,但說話完全中性不提政治,和那些學者商家差不多。馬英九想教育人民以推動開放,引述學者和商家的純經濟觀點,綠營群眾難免「捉錯用神」,認為總統與大陸一鼻孔出氣;馬既露出軟肋,蔡英文於是一擊中的。

我個人堅持「基於常識,反對服貿」,除了不相信共產黨外,對於馬鹿茸領導的國民黨,以及負責審議服貿協議的立委諸公,通通不信任。

2014年3月22日 星期六

蘇賡哲 - 糊塗人的兩盲區

溫哥華星島   2014年3月18日

    香港政壇各派,從激進民主派到建制派,以至西環中聯辦,頭腦都是清醒的。 我甚至覺得,北京高官的頭腦也很清醒,對香港局勢有相當瞭解,而且掌握得很趨時,追得上瞬息萬變的行情。也因為大家都清醒,打壓和抗爭,就日益尖銳和強烈。

    反而很多香港人糊里糊塗,落後於形勢而不自知。這主要表現在兩個盲區:一是對香港獨立思潮的高速蔓延沒有認知,以為只是三數激進青年的玩意。其二是對香港民主黨的變質不以為意。這兩點似乎都和年紀有關連。主張港獨的多是年輕人,大抵年輕就比較浪漫,不計成敗得失,「有夢最美」。至於對民主黨變質的認識,是年輕人比長者認識得透徹。也許年紀大不容易轉彎,他們崇敬司徒華,甚至拜為偶像,很難接受偶像背離原則、叛賣民主的事實。年輕人的偶像包袱較輕,論斷人物從「他現在做得對不對」出發,不會受「他一直做得不錯」的舊觀念所影響。

    糊里糊塗的香港人,很應該讀一讀2014年2月份香港大學學生會官方出版物《學苑》。讀後對上述兩個問題都會有新的認識。它的封面專題是「香港民族、命運自決」。龍頭大學的學生也知道香港獨立的可能性很渺茫,但他們認為「至少我們要誓死維護鼓吹港獨的自由」。他們提出的質疑是,在英國可以鼓吹蘇格蘭獨立;在加拿大可以主張魁北克獨立,為甚麼香港不能?香港以前出現社會危機時,常伴隨以移民潮,大量港人外逃。但有大學生表示,今天的年輕人即使有能力移民,他們也決心擁抱本土,留守到底。他們視香港為家,寧願絕地求生,不甘坐以待斃,把家園拱手相讓。

    其實,港獨思潮不一定表現得如此直接,它還有其他變相論述方式,包括本土主義、香港優先、城邦論、中港區隔等。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在臉書上的提問,有超過九成人答覆支持香港獨立;香港《南華早報》民調,願意香港重歸英治的也超過九成。一般來說,願意重歸英治的人,不會強烈反對香港獨立。

    此外,中學生也有不少中港區隔論者,他們反對洗腦教育、反對「殘體字」、反對普通話教學,而且在沒有成形組織的情況下,登高一呼,能聚眾十萬。他們很可能成為港獨的梯隊。

    北京對這些情況是清楚的,目前他們的對策是殖民。以前香港是英國殖民地,但英國人沒有向香港作字面意義上的殖民。成為香港人的英國人始終不多。中共對付疆獨、藏獨,是向兩地大量輸入漢人,也就是殖民。對香港也一樣,輸入被他們洗過腦的新移民,這些香港的新移民又與港獨有先天性矛盾,成為無法驅趕的「在地蝗蟲」。

    港獨思潮之外,糊塗的港人第二個盲區是對民主黨的叛賣民主不以為意。香港大學的學生卻很清楚。他們說,民主黨不是同路人,民主黨如斯卑劣,沒有資格代表港人。「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堅定可信的硬骨頭,實際上卻屢次出賣港人,稍獲主子施捨甜頭即作妥協。民主黨從來都不是甚麼硬骨頭,只是人皆可罵的賤骨頭。」

    港大學生更認為,與民主黨三位一體的「教協」和「支聯會」也是賤骨頭,遭受淘汰是大勢所趨。

    香港這次政制改革,矛盾聚焦於公民提名權問題。「沒有公民提名權的選舉是假普選,民主派應否決政改方案,讓它原地踏步」。這是一些中學生的建議。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戴耀廷 - 捍衛香港的法治

明報   2014322

最近三位法律界超重量級人物先後發言,都是針對香港現在法治所處的境况。

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指出只有在法治得到彰顯時,香港法制所珍惜的自由,包括言論及新聞自由這些核心價值,方能得到保障。他更強調當港人的自由受到威脅時,更要挺身而出,竭力保障港人所珍視的自由,免受侵蝕。

現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重申法律必須尊重基本人權,確保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才能體現法律的精神,證明法治是存在,保障社會的福祉。

前律政司長黃仁龍說明法治不止是關乎法律的架構,更是關乎整個法律環境,是要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及自由,和維護公平與公義。因着在「一國兩制」下,中、港兩個不同法制之間的交互關係產生出複雜的法律爭議和深遠的政治影響,及中、港在經濟和社會領域的急速融合,黃仁龍警告我們更要提高警覺,捍衛香港的法治。

三位法律界超重量級人物在此時此刻的發言有幾點共通:一、法治不止是關乎嚴格遵守法律,更是關乎法律的內容必須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他們的言論確立了對法治更高層次的理解是「以法達義」,就是法治的要求是法律必須能實踐公義、必須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

二、香港的法治,包括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現正因各種原因承受着即時的威脅。在回歸以來,法治所受到的衝擊及威脅,是愈益嚴重的,故港人必須警覺。

三、因而港人要以行動去捍衛法治及法律所要保障的公民基本權利就更形迫切了。重點是法治不會是自然而然就能維持下去的。在香港的法治正不斷受到衝擊的時候,捍衛法治不止是法官或法律界的責任,更是香港社會內每一個人的責任。當見到香港的法治受到損害時,每一個港人都有責任站出來,願意為捍衛香港的法治付上個人的代價。

陶傑 - 大小通要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3月22日

全世界的政治,都不講道理,由強權隨意改變法規。跟強權講「理性」,甚或講法律條文,或者法律條文應該如何解釋,你是傻瓜。

台灣的服務貿易協議,馬英九堅持要跟中國簽。台灣民眾要求馬小九不要粗疏,魔鬼在細節裏,小心被賣掉,不要急,請逐條與每個行業諮詢一下利害,詳加審議。但是馬小九不敢,因為他是全民直選出來的「馬總統」。於是一個你不講道理的問題,先變成我蓄意違法的問題,再轉化為政治問題。台灣和歐美跟中國經濟貿易,不要以為只是談生意,不,在中國眼中,一切皆是政治。在中國眼裏,我有十四億人口的全球最大巿場,你跟我貿易,我既讓你賺錢,為什麼我不同時在你身上榨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就像香港精打細算的師奶,有兩家超巿在前,價格一樣,我為什麼不跟其中一家說:你想我來買兩包米?可以,除非你送我一斤菜。

這家超巿為了搶生意,答應了。於是這個師奶又對另一家說:那家答應我,我買兩包米,他送我一斤菜;現在,我可以不理他,我決定長期光顧你,只要你除了送一斤菜,也送給我半打廁紙。

中國就是這個師奶。何況,現在是全世界上門來求我的生意,好,我跟你簽合約,但是我要以下贈品:不准見達賴喇嘛、不准接收異見份子、不准跟台灣交往(對台灣,則改為「你要跟我談統一」)、對我開放移民、我要你的自然資源……贈品的清單,越開越長,要求越來越多。你不是要我的巿場嗎?你不答應,拉倒,滾開,去印度好了。

你跟他講經濟,他跟你講政治。但是,他隨時搬龍門,譬如香港的廉政專員湯顯明,跟中國各級官員吃喝、送禮酬酢,明明是政治,但是當中國要把這個姓湯的犧牲掉,就讓梁班子跟他講法律。

香港的泛民,想進閘普選,跟大陸講「基本法」的法律,但大陸跟你講「愛國愛港」的政治。當「佔中三子」要「佔中」,用公民抗命的政治爭取,中國跟你講違反交通的阻街法律。一切是他定的,標準隨時移動,他叫「中移動」,就是這個意思,因為他的政權是暴力奪取的,他當初死人無數,他覺得成本巨大,所以現在,你跟他講生意,除了錢,你身上的衣服、褲子、鞋子、襪子、你的手錶,連你的一張臉皮,都要變成贈品。他什麼都要。

徐斯儉 - 為何不能對房間裡的大象裝可愛?中共黨國資本主義與服貿

2014年3月20日
立院青島東路場演講稿   台灣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英文有一句話,叫做「房間裡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意思是說明明房間裡有一頭大象,大家卻假裝沒看到,也就是比喻眾人故意忽視或刻意逃避一個擺在大家眼前的大麻煩、大問題。在我們現在面對的服貿問題中,這隻大象是誰?那就是中國黨國資本主義,那是誰假裝沒看到,那就是國民黨馬政府和那些想要從中撈取利益的,遊走兩岸的大資本。而又是誰在對這隻大象裝可愛呢?那還會有誰,各位聰明的台灣公民,你們告訴我是誰?對啦,那就是耳朵裡長毛的,指鹿為馬的那位啦!

今天我要講的,就是為什麼我們不能再容忍他、不能容忍國民黨、以及這些跨兩岸的大資本再繼續假裝沒看見這隻大象,這隻踐踏兩岸民主、踩壞兩岸社會公平的怪獸,「中共黨國資本主義」,更不能容忍有人再繼續對這隻大怪獸裝可愛!我的論述分四個部分,首先談一下中共黨國資本主義的本質,其次分析一下中共黨國資本主義對台灣的雙重威脅,再來要批判反駁一下馬政府說不簽服貿會讓國際對台灣失去信心的荒謬論點,最後我要用諾貝爾經濟學得主謝林的理論來跟大家解釋,其實我們學生的此次的行動是在幫我們政府的忙,為重新談判服貿以及未來與未來的貨貿談判創造最好的談判籌碼。

一、 正視「房間裡的大象」:中共黨國資本主義的本質

稍微有一點年紀的人,對「黨國資本主義」這個詞應該不會太陌生,過去瞿海源老師曾經編過一本書叫《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講的是台灣國民黨黨國政權下官營事業的民營化過程。所以我們台灣人理解的黨國資本主義後來在民主化過程中民營化了。但是,在對岸的黨國資本主義,卻有著一種全然不同的演化面貌。中國在198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一種「計畫經濟」或「指令經濟」,經濟的運作不是靠市場價格機制,而是靠蘇聯式國家官僚的生產與消費計畫,貨品的價格和生產的數量是依照計畫的,企業也是國營或公營的。而1980年代起,中國經歷了經濟轉型,計畫經濟縮水、非國有經濟興起,形成了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如果要以「官營經濟民營化」來形容這個過程,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中共這個共產主義的「黨國」,與國民黨這個東施效顰的「黨國」是不一樣的。

中共搞的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其國有企業並沒有完全消失,一方面,沒有效率的國有企業經過整併重組,形成了大的企業集團,佔據了許多上游、關鍵性、戰略性的位置,在諸如金融、電力、水利、鐵路、電信、石油(能源)、礦產、或高科技等經濟部門形成了壟斷性的產業結構;另一方面,則在各系統各層級的政府單位下,設立各種公司,以直接投資、轉投資、持股、合資、或委託經營等多樣方式,以各種混和的所有制,參與到一般中下游的經濟活動中。

所以中國的黨國資本,並沒有因為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消失或削弱,反而以另一種更有效率、更精幹的方式,參與到市場競爭的過程中,並以特有的地位取得整個經濟體的主導權。不僅如此,中共在重整站穩了國有經濟在其國內的壟斷優勢地位後,還大膽地加入WTO,引進外資,吸取世界上的技術人才資金,並加入國際經濟的競爭,甚至向外投資,收購能源與企業。簡單地說,中共的黨國威權政體比國民黨威權政體要厲害多了,他的經濟轉型一方面利用了市場和全球化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又不僅站穩了國內壟斷主導地位,還利用市場與全球化的力量增強了此種經濟壟斷的主導地位,成為其黨國威權賴以存活的強韌物質基礎!

中國的這樣一種既有壟斷又能競爭的「黨國資本主義」,在1990年代到本世紀初的前幾年,其實一直是與中國內部另外一個經濟部門同時生長的,所謂的另一個經濟部門,就是外資及私營經濟與出口經濟構成的一種非壟斷非國營的經濟部門,這個經濟部門由於參與了全球化的開放,憑藉中國特有的便宜勞力、土地、與環境成本,以出口加工為基礎,以西方市場為外銷對象,創造了中國沿海經濟快速發展的榮景。我們台商就是參與了此一經濟部門的成長過程,同時也讓我們台灣經濟與中國經濟的關係愈來愈緊密。簡單講,這個外資私營出口經濟部門,與前述的黨國資本部門,在本世紀初期之前,形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個引擎。

二、 中國「黨國資本主義」對台灣隱藏的雙重危險

黨國資本主義泡沫

但當2008年世界金融風暴開始後,歐美經濟泡沫破滅,經濟需求萎縮,中國這個外資私營出口部門也隨之熄火,中國幾乎二十年維持10%以上的經濟發展速度也隨之放緩。為了彌補這個引擎的熄火,中國政府將黨國資本主義的另一個引擎開得更大,猛踩油門,以大量發行貨幣以及對房產基礎建設等投入,企圖維繫高速度的經濟發展。但此一舉措形成了至今尾大不掉的中國地方債務以及影子金融,造成了瀰漫的本土金融危機及房產泡沫破裂的陰影。此外,中國政府藉著投資來擴大政府及國有部門的消費帶動經濟,承接這些項目的又多以各種國有或者與國家投資持股想關的企業承接或承包,如此便造成了所謂的「國進民退」,也就是國有部門的擴大,並由上游向下游推進延伸壯大,而民營企業因為向國有銀行借不到錢,又面臨外部市場萎縮,以及房產泡沫資金斷頭,導致節節退縮。

但是,在08年全球不景氣之後,中國這種猛踩油門的動作仍然為全球的飢渴尋求獲利資本一個重要的夢想寄託,全球的股市期貨市場都不願意唱衰中國,所以沒有人願意大聲說出中國經濟所隱藏存在的危險。而中國新一任的習李政府,也想利用更大的金融改革和開放,企圖再度將世界更大的資本捲入中國,讓中國與世界更緊密地綑綁在一起,來延長中國經濟以及世界資本主義下一個榮景的圖像。這是一個危險的遊戲,如果我們台灣要玩,一定要小心這其中隱藏的風險。這樣一個風險,不僅僅是對中國經濟的風險,其實也是對全球資本主義的風險。中國內部的經濟危機,除了因為其威權政體不透明的體質因而更為不可預測以外,那種為了獲取短期利益而協助掩蓋此一危機的聲音更擴大了這種危險。簡單地說,故意忽視房間裡這頭大象的,是全球資本市場中那些企圖在中國短期套利的所有投機利益。當然,在這個隊伍中,我們許多台灣大資本也是衝鋒陷陣不遑多讓的,但他們的規模畢竟小,風險又太過集中,到時候可能也會是死得最慘的。

政治征服的工具

除了上述這個「中共黨國資本主義」綑綁「全球資本主義」這樣一個巨大的危險以外,對我們台灣而言,中共黨國資本主義還有另一個對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威脅。中共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也是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其國力不僅在東亞,在世界上也屬一等大國。隨著其國力的上漲,中國已經在區域周邊甚至全球範圍內,開始投射其影響力。這包括在世界各地購買原物料、礦產或開發權利;在全世界各處投資、協助建設、並經營港口、鐵路、公路;在世界各國設立孔子學院,推廣漢語教育;並且發展遠洋海軍和太空作戰能力等。無論是否成功,中國已經開始積極地逐漸擴張其全球範圍的具體軟硬國力,並且在區域內想要確立其「勢力範圍」,也因此開始與周邊國家在海空主權模糊管轄地帶產生碰撞糾紛。雖然如此,但中國對其他國家還說不上有什麼主權上的妄想。唯獨對台灣卻有著與對其他國家完全不同的企圖。中國用其「黨國資本主義」,對其他國家或對區域,最多是擴張其「影響力」,或者確保其「能源通道」,但是對台灣,「黨國資本主義」卻完全可以成為遂行其對台政治主權的有力工具。

各位,中國黨國資本部門,在其國內造成了其民營部門的衰退,以及經營環境的惡化。自從薄熙來案爆發後,以及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嚴厲打擊貪腐,牽扯出了許多中國民營企業家與許多高官的勾結。中國的民營企業家,要能發家致富,生意坐大,沒有一個不需要在不同的階段與官員進行權力與金錢的勾結的。而中共高層鬥爭將他們這種無奈的勾結暴露出來,對民營企業家而言,造成他們對獲取的巨額財產毫無安全感,這些背景因素形成了近年大量資金外逃,以及大批的移民潮現象。據一項統計顯示,今年第一季中國對外國的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高達美金一百六十億,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九十五,與進入中國的外資二百一十億美元相抵後,整體外匯資本剩下美金五十億,是中國近十五年以來此項的最低金額。中國流向海外投資的資金陡升。此外,另外根據中國招商銀行與貝恩管理顧問公司共同發布的《二○一一年中國私人財富報告》指出,擁有資產一千萬人民幣以上的企業主中,約有百分之二十七已完成投資移民,另有近百分之三十三正在考慮移民。我們也都聽說,香港巨富李嘉誠也分批脫手了他在中國的各項資產,與此同時,聽說他卻增加了在世界其他各地的投資與資產購置。

這與我們現在討論服貿有何關連呢?當中國私營資本如此慘澹之際,各位,我們想想,如果兩岸簽了服貿甚至之後的貨貿,來台的中資企業會是怎樣的企業呢?如果我是中共,要放長線釣大魚,要深耕密植台灣,我或許會開頭放一批中小型民營企業過來,讓台灣人沒有被威脅的感覺,作為先鋒部隊,但這些民營企業哪個在中國不要看黨國臉色,哪個敢不配合不聽話呢?那後續我就可以以這些看似無害的中資民營企業為依拖,慢慢放國營背景的企業過來參股。至於金融業,那就不必了,因為中國金融業清一色是國營的。這會造成的傷害,相信已經有許多其他老師說過了,譬如取得台灣商人信用資料的問題等,這裡就不贅述。等到這些聽話的中國民營企業和後面龐大的國營黨國資本企業大舉來台,甚至人為地為台灣員工提高工資,吸引最好的人才,你說這不會變成他們影響台灣社會政治最好的工具嗎?

當然,我們會說不能因噎廢食,是的,我們不可能完全不讓中國企業來台,但是我們可不可以不要這樣毫無章法、漫無限制地任由他們可以無孔不入地滲入我們社會各個層面,毫不設防地讓他們未來可以獲取我們的隱私、控制我們的言論、甚至過濾我們的資訊呢?有哪一個其他的國家與我們台灣簽貿易協定,會造成我們同樣的憂慮嗎?你能否認我上述所說中國的黨國資本主義結構嗎?你能否認全世界都知道,就只有馬政府假裝可愛不知道中共政府對台灣的企圖嗎?你能否認中國與台灣的經濟可能有嚴重的政治意涵嗎?裝可愛的馬政府,如果你一個都不能否認,我請問你,你憑什麼這樣背著我們,不願溝通,毫無準備,完全不設防地簽訂這樣一個服貿呢?又為什麼不願意在國會和大家好好地審查協商這個服貿呢?你你你,你為什麼還一直裝可愛,一副中國與其他國家一樣,一副服貿只有好沒有壞,六月不飲服貿,好像我們台灣就要重感冒死掉一樣?我看恐怕這樣裝可愛,假裝房間裡面沒有大象,非要無條件衝上去擁抱這個中共黨國資本主義怪獸,才會讓我們得到永遠後悔的不治之症吧?!

三、 反服貿會阻礙台灣簽訂其他經貿協議嗎?

這幾天,馬政府有一個極其荒謬的論點,那就是,我們一定要趕快讓服貿通過,才不會讓國際社會質疑我們台灣推動經貿自由化,以及履行所簽署的經濟合作協議的決心。還好我剛才花了這麼多的時間,說清楚了房間裡的這頭大象,也就是這個「中共黨國資本主義怪獸」的存在,這樣我們才能來解析這個論點的荒謬和讓人噁心的裝可愛。

這個論點,其實隱含了一個假設,那就是認為其他國家和中國一樣,或者說假設台灣與其他國家的關係與台灣和中國的關係一樣。這真的是把我們台灣公民和世界各國政府當白癡。首先,如我所說,在台灣主要的貿易伙伴中,還有哪一個其他國家有中國這種可怕的黨國資本主義怪獸的?還有哪一個國家對台灣有這種主權領土野心的?又有哪一個國家公然宣稱要對台灣「以商圍政、以民逼官」的?那如果中國與其他國家是如此的不同,他的企圖不同,他的體質不同,他的手段不同,他的態度也不同,為什麼馬政府認為台灣跟中國的關係會和台灣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一樣?

再來,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關係與中國和台灣的關係一樣嗎?中國與美國的關係,與韓國的關係,與東南亞國協各國的關係,與非洲國家的關係,會和與台灣的關係一樣嗎?我看中國對台灣的企圖手法與策略,倒是很像中國對香港吧?!那看看中國政府現在怎麼對香港的?中國與香港的關係怎樣?馬政府怎麼都不講呢?怎麼又裝可愛呢?幹嘛連香港那邊的大象也假裝沒看見呢?

好,還有一層,那就是把各國政府當白癡。世界上哪一國政府不知道中國與台灣的關係?台灣對中國採取防禦措施,各國就會認為我們對他們也會採取一樣的防禦措施嗎?哪一國你倒是說說?有沒有證據哪一國政府是這樣質疑的?請那一國政府的駐台代表站出來說一說,他不懂的話,我請我們同學跟他解釋一下就好了,不用麻煩外交部的同仁了,我們納稅人自己來解釋就好了。其他國家的政府有你們想的這麼白癡嗎?WTO的規定裡不是也有為了國家安全可採取的例外條款嗎,有誰說世界經貿協議非得完全一視同仁,非得犧牲國家安全來成全全世界對我們的信任呢?不要騙人了,我們台灣公民又不是沒有受教育,世界各國政府與人民又不是沒有受教育。

所以拜託,我們都知道,全世界也都知道,房間裡面有一頭大象,有一個中共黨國資本主義怪獸。我們也都知道,受過美國高等教育的馬政府官員們,其實你們也不是不知道,你們的教育程度也都不比我們低。但是你們就是喜歡裝可愛,那可不可以請你不要對怪獸裝可愛?或者不要叫我們也跟你們一起演白癡裝可愛?請不要再說什麼不趕快通過服貿全世界就不信任我們,這實在太噁心了。

四、 佔領立院為重啟談判創造籌碼

好了,說了那麼多關於怪獸的事,我們來談談你們這些可愛的年輕公民吧!我說了你們別生氣喔(其實不會啦),我認為我們這一次的行動,是在幫馬政府重啟談判幫了一個大忙!要替你們這些可愛的公民說話,我就要吊一下書袋了,才配得上各位公民的身份地位,對吧!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的托馬斯謝林(Thomas Crombie Schelling),他是一位研究博弈論的學者。在他非常著名的一本書「衝突的策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中,他曾經提出一個理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刻意讓國內的反對透過政治程序對其產生了牽制,這種牽制反而可以在對外談判上為其獲得更大的談判空間,或者說讓對手做出更大的讓步。後來另一位政治學者普特南(Robert Putnam)在一篇著名的論文「雙層博弈」中又提出了進一步的論點,他認為如果這種國內的牽制明顯不是領導人刻意製造的,甚至是明顯違背其自身意志的,那麼這將會為其之後的對外談判創造更大的有利籌碼。

我來用白話文解釋一下這個意思。謝林的意思是說,在一個國際談判中,照理說一個國家的談判者是要爭取國家最大利益,也就是要讓對方做出最大讓步。那麼作為主帥的一國領導人如果在此議題上面臨其國內嚴重的反對,譬如在國會中無法取得多數,或者僅僅享有非常微薄的多數,隨時可能在回國內審查時被否決,那麼如果對方真的想要跟你達成協議,對方知道你其實讓步的空間不大,最終就不會那麼堅持,可能會讓多一點。而普特南的意思是,謝林說領導人可以設法故意讓反對聲音大一點,或裝得好像在國內很困難似的,這倒不如其實國內反對聲浪真的很大,大得沒辦法裝,這樣對手不可能懷疑是你演的,那對手讓步的可能會更大。

也就是說,我們這次黑島青的突襲佔領國會,不管你說他怎樣,再怎樣也不可能說是馬政府弄的吧?!馬政府倒是想製造一種印象說是民進黨在後面指使的,這種說法實在太智障了,實在是對黑島青和各位同學的最大侮辱,可能也算是一種對民進黨過度的讚美吧?!其實連反對黨都沒辦法導演這樣一齣戲,因為民進黨本來準備這一週之中是要在委員會和國民黨委員大幹一場的,完全是因為和馬英九的愚蠢剛愎,張慶忠委員的天才演出,才會逼出我們優秀青年公民的這場偉大的佔領行動!

好了,這就好了。全世界都知道這次佔領立院行動完全是在馬英九和國民黨意料之外的,甚至是讓他們頭痛萬分的。這個時候,如果馬英九真的接了這個成果,並且用這樣一個形勢與中國重新開啟服貿談判,那麼就完全符合謝林和普特南的理論了,他是面臨了一種國內民意對他的「不情願的背叛」(involuntary defection)(意思不是我們不情願背叛他,而是他很不情願被我們背叛)。在這種情形下,反而是對他重啟談判最有利的,也是對台灣利益最有利的。基於這樣一種學理,我認為要是國民黨和馬政府真的是為台灣好,他就應該重啟談判。如果他也瞭解這個道理而不願重啟談判,那他就是明明白白地沒有為台灣爭取最大利益,那他就會永遠逃不掉歷史對他的審判了!

但是,話說回來,我吊了半天書袋,還搬出什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好像弄得很高深似的,但這其實根本沒那麼難懂,對吧各位同學?但是我怎麼覺得這麼簡單的道理馬英九好像完全不懂呢。我們把時間倒回去,當初在談ECFA的時候,台灣內部就已經湧起了巨大的反對聲浪了,那個時候他還沒有那麼會裝可愛,還老老實實地在國會中走完程序,搞得民進黨被罵得要死。也就是說,那次就已經看出來與中國的經貿談判是有很大國內牽制力量的,馬英九要是真的為台灣,他就應該善用這種形勢啊,他這次服貿就應該故意在國會和民進黨陷入泥淖戰肉搏戰陣地戰,兩黨打得死去活來,拖得越久越好,然後再去跟中國談判,這樣就會讓中國知道你馬英九其實很為難,這樣比較可以讓中國讓得更多。

然而,我們哈佛畢業的馬先生,不知怎麼的,行為竟然完全相反。各位,你們覺得他真的是那麼笨嗎?如果不是,那就不只是裝可愛了,他還故意裝笨了,這樣不僅不可愛,甚至可惡可恨了!好了,我們早已經被他氣到不行了,不能再被他搞得上火傷身了。這樣,我們所有的公民們,讓我們大聲地向馬政府嚴正地呼籲:

房間有大象  別再裝可愛
公民快奮起  怪獸不要來

各位有理想有勇氣不怕冷不畏難的台灣青年公民們,讓我們在這寒冷的夜裡,為我們自己鼓舞士氣,我們一起來喊口號:

退回服貿 重啟談判
捍衛民主 守護台灣

謝謝各位!大家加油!

彭明輝 - 蔡正元終於說對了一句話

彭明輝部落格   2014年3月19日

       蔡正元的言論一向不值得評論,他更沒有資格說任何人白癡。不過,今天針對服貿一案,他終於說對了一句話:「無知是白癡之本」。這句話用來批評蔡正元自己的發言確實很恰當。

       蔡正元說:「服貿協議只是 ECFA 的『晚收清單』,在台灣還可以吵成這樣,無知果然是白癡之本。」這一段話充分表露他對服貿案的無知。

       首先,即使有「早收清單」,當然也還可以拒絕「晚收清單」,所以才會分批談判。而蔡正元卻似乎以為:「已經簽了早收清單就自然要接受晚收清單」。立法院有這種嚴重欠缺基本常識的人在,這確實是駭人聽聞。

       事實上,根據《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第十六條,兩岸皆隨時可以片面終止答應過的協議,而不需要對方同意,只需要重啟談判就好了;更誇張的是,《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裡頭根本沒有任何違約處罰原則,因此從書面看起來這根本就是一份「只有誠意,而無實質約束效力」的文件,甚至根本就沒資格稱為一份合格的「法律文件」。然而蔡正元卻說成「有了早收清單就必須接受晚收清單,沒什麼好爭議」,這樣曲解《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是要討好誰?他是不是甚至要騙我們說:「簽了早收清單以後大陸就實質上統一了台灣,因此後續所有清單都必須無條件接受?」立法院如果真的有人這樣想,那豈不是遲早會把台灣賤賣掉還騙我們說他是在「盡忠職守」?

       雖說目前 ECFA 欠缺違約處罰原則且可以任意片面終止,因而欠缺有效約束力,不過我們還是不可以兒戲。因為,所有目前欠缺的要件未來都有可能會被補充進去──而且很可能是在中南海各種佈局完成後逼迫我們不得不簽署賣身契。此外,如果我們任意答應協議而一再不去履行,不但會破壞我們的國際形象,甚至會授與大陸武力犯台的藉口。因此,我們還是必須要對每一次的談判與協商內容謹慎對待。

       因此我們就必須要認真講清楚蔡正元犯的第二種可能的嚴重錯誤:「晚收清單」不代表它比「早收清單」的影響更輕微,更不需要重視。按照各種國內外的談判慣例,先敲定的合作內容通常是最無潛在風險也對雙方傷害最小而利益最大的項目,所以最容易達成共識,以便為後續更高難度的議題奠下談判的基礎。因此,「晚收清單」通常代表它比「早收清單」的影響更深遠,爭議性更大,潛在風險更難評估或更大,或者強凌弱的現象更鮮明。蔡正元的知識、智慧全部加起來顯然還不足以理解這個簡單的常識。

       事實上服貿與談判中的貨物貿易協定對台灣的可能影響都可以遠遠超過早收清單,問題的關鍵在於大陸想要如何使用服貿與貨物貿易協定。

       以出版業為例,大陸在台灣只能經營通路而不能出版。但是大陸可以在內地印好書,再利用在台通路鋪貨。此外,大陸可以先用規模寡占通路,再利用通路排擠她不喜歡的作者與言論,最後實質上控制台灣的出版業。別的不說,旺旺中時的言論已經越來越像「人民日報海外版」,還沒服貿就已如此,有了服貿可以施展的空間更大。蔡正元是智不及此?還是不願意讓台灣人瞭解到這個可能性?

       有人說:別對台灣的產業沒信心,兩案服貿大陸的產業不見得能競爭得過台灣。這種人真的太天真,甚至幾近無腦。兩岸如果公平競爭是沒什麼好怕,問題是中南海什麼時候會啟動不公平競爭,誰能事先逆料?你要知道,大陸只要每一個人捐出一塊錢,就可以有13億元來當資金,對台灣進行傾銷,直到把台灣的通路業都打垮,由中南海私下扶植的魁儡壟斷台灣所有出版業的通路。台灣有那一個出版業的通路商資本雄厚到絕對讓中南海鬥不倒?

       兩岸關係未明,ECFA 不可以被當作是一份單純的商務合約來看待,而必須要考慮到每一個條款被惡意使用的可能後果。因此,關於 ECFA 我們必須步步為營,尤其趁現在已經簽署的條文欠缺有效約束力,且已簽訂的協議條款仍很少的時候謹慎為之,事猶未遲。如果我們像蔡正元那樣輕率無知地地看待服貿,真的會把自己賣掉都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