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31日 星期日

黃明樂 - Opt-in還是Opt-out

明報   2013331

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吳靄儀女士上周到中大演講,隆而重之講了一個信息,教我和同學們反思良久:「每個人,都是集體管治的一分子。不過,我們也可以選擇離開。對於集體管治,我們可以『opt-in』,或者『opt-out』。」

她認為,管治的權力,並不是由任何位置去界定的。公民社會裡,只要你願意,就有權參與管治。若你不願意,也可不問世事。唯獨當參與是出於自願,後續的討論才有意思。

起初我不明白,何故如斯強調「自願選擇」。到了問答環節,我有點懂了。

同學問,儘管我們願意,社會制度有足夠渠道讓我們參與管治嗎?吳女士說,「opt-in」,是不包括制度這個前設的。沒有制度,就去爭取制度。

同學問,我願意參與,但要是達不到效果,怎辦?吳女士說,參與,是不保證有效果的。自古「opt-in」的人,沒有多少得見終點。「opt-in」的精神,在於相信自己所爭取的,然後拋個身出來承擔。

我問,如果我「opt-in」,但其他人不,又如何?吳女士說,我們無權要求任何人「opt-in」,因為必須是自願的。你要麼跟大隊「opt-out」,不然的話,你「opt-in」,你願意攞苦來辛,那就務請全心全意享受這種艱辛。

話至此,台下掌聲雷動。這些話,任何人說都是風涼話。唯有由鎮守議會十七年、錚錚風骨的她道出,你知道,那是一種怎樣的情操。

坦白說,這個角度,我是從來沒想過的。當你有權說不,但你說是,既是自由選擇,無人欠你甚麼,也就請勿求回報。「opt-in」不是出於功利主義的計算,而是一種信仰般的委身。如果,你不能忍受隱居竹林扮七賢,也就只得把國家興亡的匹夫之責,義無反顧地擱在肩上。

塵翎 - 原節子與蒼井優

明報   2013331

原節子當然是無可取代的,但蒼井優無疑是新一代的萬千寵愛,山田洋次選她演出《東京家族》的紀子,明顯是偏愛。她在電影裡出場,一下子把本來灰鬱煩悶的調子改換過來,就像她身上那件鵝黃色外衣,看起來分外明亮溫暖,窩心而不傷人。


山田洋次畢竟不是小津安二郎,蒼井優再美麗也不能是原節子。如果真要比較,兩者是不同的境界,或世界。前者比後者多了一點甚麼。

對比小津的安靜,一種靜觀其變的蘊藉,滋味無窮的無,山田洋次顯得微微焦躁,甚至不惜激動地叮嚀,例如父親酒後哀慟厲言:「絕對不可繼續,絕對不可。」這「絕對不可」,恰恰是小津不會做的事,在他的筆下、鏡頭下,更多的是緩和平靜地理解眼前的一切,不介入,不憤怒,而應和着萬物的規律,日升,月落,酒暖,茶涼,是由原節子微笑着說出:是的,人生總是充滿不如意的事情。


原節子是一株百合,幽幽靜靜香氣襲人。她是滄桑過後的一種自持與優雅,是日本戰後需要的溫柔、療癒。她的笑容,告訴着國民,是的,世界不完美,事事不如意,但我們還是要好好地活下去。

蒼井優年輕,靈敏如貓,是向日葵。山田洋次安排她到311災區幫助救災,把她美麗的髮與臉包在頭巾與口罩裡,只露出明亮的眼睛。然而,她只能安慰,無法療癒。時代與世界已經無法療癒,一切不可重來。於是,「絕對不可繼續」。這樣的日本,或是這樣的國家現狀與未來,是小津安二郎當年無法想像的。這時候,就由蒼松一樣的山田洋次,在低谷裡發出咆哮。

阿離訪問李清詞:揀選生命

星期日生活   2013331

李清詞牧師--曾任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副總幹事(劉焌陶攝)

【明報專訊】《申命記》中,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在曠野流徙四十年,走到盡處,腳踏迦南美地的入口,面朝無垠未知;他向同伴剖懷吐露,「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

揀選生命,不只是人生路上工作結婚買樓生仔等等的進退抉擇,而是要活一趟怎樣的人生;是否願意承受,存活於真實中,又豐盈又艱辛的重。

眼前矯健精靈的牧者李清詞,一生以來,揀選了生命。

接納他人 毋須條件

香港市民對基督教最鮮活的記憶,不外是一月份在政府總部的「愛家共融音樂會」,數千基督徒聚集天馬草坪,反對性傾向歧視條例諮詢。在香港,教會與同志恰如天敵,在平權議題上總鬥得你死我活;然而,教會並非鐵板一塊,明光之中亦有別樣色彩。月前,數個基督教團體發起「彩虹之約——共建同志友善教會」活動,藉以向同志發出大愛之聲,席間請來不少重量級牧者聲援,李清詞是其中一位。

貴為香港首位女牧師,曾任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副總幹事及英華女校副校長,李清詞在本地基督教會資歷極深,一向以敢言見稱。這次出面為同志發聲,亦不怕得罪教眾,向「反同志特權」的兄弟姊妹提出詰問,「你話你道德,但你有沒有實踐?你說不歧視,但如果有一個同性戀者說想要洗禮,你接不接受?如果你要他改過了再回來,你也是歧視他,這是講一套做一套。」反對同志的衛道者,總是手拈聖經以定他人的罪,然而李牧不認為聖經足以解釋世態,「聖經也有很多文化背景,有文化的限制。我重視的,是耶穌說什麼」。在她眼中,耶穌是個願意與性工作者和稅吏同席,體察接納他者的人,「我不會endorse,但我也不會說他們不對。我不是上帝,為何我們拿了上帝的權力去審判他們?上帝自會審判,用不着我們來審。在上帝跟前,人人平等,所以我們就是要接納他們;接納別人,不要那麼多條件。」

今日我們就有很多法利賽人在教會裏,指手劃腳,耶穌最憎這些人。」說來,眉間有氣。

流離寄住 明白人子之痛

眼前剛滿八十的老者,說話直白率性,半點不矯情;暖白的髮理得整潔有神,窗邊的陽光透在她眼底,啡黑的瞳孔清澄發亮。在基督教保守的氛圍下,敢言的她可算異類,曾多次公開堅持悼念六四、聯署反對廿三條、批評教會內部的奢侈敗壞;勇武之氣令人肅然,然而李牧打趣說:「我不是勇敢,也不是我叻,我是恃老賣老!」剛正耿介的性子,自小育成。李清詞生長自四十年代,男尊女卑的大社會裏,她的父親卻把她捧在掌心寵惜。生於富貴之家,母親早逝,父親長年不待家,家事就由幾歲大的她打點,養成她的傲然自信。

那個時代,是炮火交錯、左中右昏亂陳雜的年頭。抗日戰爭,她舉家到廣州避難。突然一天,父親被抓入獄。原來李父是昔日汪精衛政府的官,日本戰敗,國民黨奪回政權,自是落難。她由千金小姐突變漢奸女兒,被烙上「偽學生」的標號;與弟妹離散,即便是父親留她的名貴古董也被抄走。頓失所有的她,幸得兩位老師收容。本是情分單薄的關係,兩女卻甘願無條件濟助,「所以我知道,不一定是基督徒才是好人」。

克難完成學業,一九六六年按立成為首位女牧師,後更出任副校長、教會總幹事。浮生大半,看似平步青雲,卻也從沒一個固定的家,永遠流離寄住,孑然一人。狐狸有穴,飛鳥有巢,人子卻無枕席之地,她明白人子之痛,生命裏無能述之以言的苦,「我知道痛苦,我知道當孤兒是怎樣的,父親坐牢兒女是怎樣的,沒錢是怎樣的。理論可以學得到,生命的事,學不了。」

孑然意志 踏足貧瘠戰地

她生中,有四年,刻骨難忘。在一九七七年,她答應出任世界傳道會宣教教育幹事,巡行二十二國工作。當時她貴為英華女校副校長,位高權重,意外被傳道會看中,力邀她加入。她一邊仰慕傳道會的平等公義等革新概念,一邊顧念在英華的優裕穩定,心神掙扎難定,「我自己列寫了一張清單,左邊寫了去的好處,有五六項;右邊寫了不去的理由,有十幾廿項!」最後她決定面朝荊棘路,捨棄一切,委身遠行。臨行前,她更囑英華不需要為她留着職位,並把所有家當拍賣,全捐母校;走的時候只有身軀,意志,與信仰,「神總有辦法」。

她觸及之地,不是戰火殃城,就是貧瘠窘迫。長期宵禁的東北印度、種族敵對分明的南非、被游擊隊佔領的北愛爾蘭、隔絕的南太平洋孤島,一片片荒蕪之地,重新拼湊她的世界。她曾到一個南太平洋島嶼,只能以獨木舟到達,「土人坐一邊,我坐一邊,職員給我一個膠袋,叫我把相機護照放進去,萬一隻船翻了,可以撈回膠袋。」不諳泳術的她,就這樣迎向大水。旅途上,她爬過北愛爾蘭威爾斯區的礦洞,在黑不見五指的洞底傾聽老礦工絕望的呼號:在勞資的對峙中,教會總站在資方一邊,在「維持繁榮穩定」的口號下,無視工人身上被長久剝削的疤;她走過印度的貧民窟,仰頭看過乞丐身後的雄偉高樓,見證過極致的貧富懸殊下,生命的被貶值;她到過戰亂中的津巴布韋,聽到過黑人青年甘願在彈雨之下,留守國家的誓言,「那是神學也教不到的,是生命的歷練」。

「我不是信基督教,我是信基督」

李清詞銘記着一個時代。那是醒覺年代,教會賢人輩出,主張走向世界,不能關上門。一九六三年,John A.T. Robinson寫下Honest to God,批判傳統基督教教義,呼籲人們要對神忠實;教會瀰漫一片更新氣息,信徒刻痛反思神與人的關係、己身信仰的核心,「你不是信衪的行事,it's not his doing, it's his being。祂是代表了神,有神的本性」,「我不是信基督教,我是信基督。基督教是教義,由教會定下,有歷史原因,有些對有些錯,都是次要,最重要是我跟神的關係。」

時代轉臉,今天的教會,忠實成了口號,神的殿成為權力必爭之地。不論性沉溺的失敗者,還是詐騙財色的神棍,更甚是一區之長的特首、官員和議員,也要與神對話,一洗罪孽,向大眾彰顯當好人的福樂。對這些「更新」,李牧說,「讀聖賢書也可以做好人的,基督教不是找好人,基督教是找一些真正悔改的人。信教就變了好人?變了好人是結果,不是目的,做好人不需要信教。生命的改變,不是行為上的改變,是整個態度和方向、是質素、是心的改變。」

八十年代自外地歸來,她執掌教區高位,看盡教會惡習,她痛恨教眾強行對非教友傳教,把人硬拉「入會」,「既然我們的神是這麼偉大,你信就信,不信就罷,與我無關,這是神跟你的事,不用我在中間拉人,難道我在做生意嗎?」除了對外的橫蠻,還有內部的敗壞。神的聖殿內,是非猜忌、阿諛奉承,結黨排擠,白熱的權力鬥爭,無日無之,她為此震驚,慨嘆「未著袈裟嫌多事,著上袈裟事更多」。在最孤立無援的日子,剛強如她亦淚沾衣襟,「上帝你為何不出聲?為何默默無語?我也有問過的。你發夢都想不到,教會不是說不愛權威嗎?不是說不愛地位嗎?得個講字!」說着,一臉鬱結的怒。

做人良心 最緊要真

醒覺年代已逝,教會不再是讓世人仰仗的無沾的岸;教會展露人前的,不再是單純神聖,卻是對權位的爭奪,對財富的貪慕,對安逸的戀棧,還有對不公義最響亮的沉默。一向敢言的李清詞,自是體諒會堂牧師左右做人難的難堪;不是怕被陷害,而是怕教會分裂,「因此左又不說,右又不說,什麼都不說,只是依書直說,講聖經。」教會愈趨保守,愈發內向,只為保住自己的機構,「平平安安過日子,開吓會就算,對社會沒甚影響,自己圍威喂」,「對任何不公義的事,你知道,都不敢發聲。」

發聲的,便要受千夫所指。天主教退休樞機陳日君勇於介入社會,力數不公義之事,卻令許多信徒心有不滿,在教會內廣受批評。雖然門派不同,李牧亦遙遙相挺:「我好鍾意他呀!個個都不說話,世界怎麼會好?最重要對得住良心。不是故意攻擊,而是真切的這樣想。」坦言跟他「手也未握過」,但牧者間有種同源共生的執著,「敢言,不是故意去敢言,而是真切的覺得,那種真,是很可貴的。做人做得不真,你不要做人了,是傀儡來的!我們不是求人喜愛,我們不需要討好人,討好自己的良心就行了。做人,最重要是真。」

「政治是人人的事」

教裏教外,亦有論者批評,宗教不要干預政治,李牧立即應道:「這是錯的。政治是人人的事,我們不關心人人的事嗎?怎可以不關心?政治就是關心人的事,我們不可以閉上眼、側着耳,不理它的。我們不是搞政治,我們是認識政治。」涉足政治,源於對人的惻隱與關顧,不願旁觀他人之痛。

「最失敗的,是教會的宗教教育,從頭到尾都沒有教信徒往這一方面去想,神的公義,神的正直,神的真理,沒向這些方面想,只是圍威喂,happy hour一樣,(禮儀結束後)就這樣『平平安安的去吧!』」教會,漸漸只剩下甜蜜的團契,信徒就在這個粉色世界中安逸過生活,不理真正的天父世界上,那無涯的苦難,「你是神的子女,必須行神的意思,神的意思不是唱唱歌這般簡單,神是要公義的。我們所相信的神,是公平、公正、公義的,但我們的行為、做法、活動,有多少是跟公平公義有關係的?」

真正的生命:為公義而行

年過八十的她,一樣關注時事,對李旺陽、劉曉波、劉霞的遭遇,深切憤慨,「好離譜,是我們中國、偉大的祖國才做得出這種事。」在悖逆的世道下,默默無語的人多,挺身奔走的人少,李牧笑言,「多幾個黃之鋒,香港就有希望!起碼他肯思考,不一定句句都正確,但是他肯站出來,有勇氣」。

「有些人說,不知道如何選擇,其實不然。善與惡,不會不懂。你不是不知道,你只是裝作不知。你問心吧,一定知道的。」知而不為,實是因為恐懼,怕受迫害,「事實上很多好人都痛苦一生,一樣要掙扎,一樣被拉去坐牢,一樣被處決,上帝不是這樣保護我們。」李牧說話毫不留情,直白坦言,為公義而行的人未必得到上天眷顧,「不一定快樂,不一定平安,但是他/她活着的,是一個真正的生命,一個很有意思的生命。當你看到這一點,你就很快樂。」

文 阿離
圖 劉焌陶
編輯 蔡曉彤

林茵 - 香港棚友

通識導賞   星期日生活   2013331

【明報專訊】搭棚地盤在香港隨處可見,看在外國人眼中,卻是驚為天人。

美國攝影師Peter Steinhauer曾花四年時間在香港拍攝包上竹棚的高樓大廈,五六十層高縱橫交錯的竹枝,加上鮮色圍網,經過鏡頭再現,別有魅力。

相片集傳到網上討論區,香港人紛紛驚歎,「搭棚師傅好犀利!」

不說不知,原來搭竹棚建高樓的方法,全世界只有香港在用。發源自廣東肇慶的技術,六七十年代起在香港發揚光大,一城摩天巨廈,都在竹棚裏建造出來;廣東一帶卻只剩鄉間一些低矮樓房或小型維修時零星見竹棚出現,大城市工地都跟全球一樣,使用金屬架了。

有四十年搭棚經驗的梁錦來師傅說,竹棚的好處是成本低、操作靈活,竹枝可鋸至合適長度,不像金屬架有固定尺寸,因此紮作、拆卸和儲存都比金屬架快捷方便。然而,每支竹的粗幼軟硬和質量不同,每幢建築物形態和外牆狀况不一,竹棚的安全度全靠師傅憑經驗判斷,跟金屬架可以科學計算結構負荷不同。在這凡事強調標準與制度的社會裏,搭棚業漸有被淘汰和冷落之勢。由師徒制改為必須學院畢業,不利傳承;高空工作,找不到保險公司願意受保,更是中小型搭棚隊面對的最大難題。

40年搭棚師傅梁錦來:搭棚業分三個應用範疇,大型建築地盤、樓宇的小型維修改裝、以及戲棚搭建,「戲棚無牆依傍,在空地上搭,是三種中難度最高的。(陳淑安攝) 

學院制度不利傳承

熟手搭棚工日薪千多元,聽來風光,梁師傅卻感嘆,行內質素參差不齊,常有惡性競爭,接工程時議價能力不高,被走數的風險又大,不少前輩儘管伙計成群,晚年仍過得坎坷,「我們搭棚這行,在香港真的付出好多血汗,港九新界邊度未去過?大帽山頂我都去過」。除了建樓維修,原來開通山路時也往往需要搭棚工做先頭部隊,「將軍澳維景灣畔,前身是紹榮鋼鐵,發展之前我哋由藍田入去,沿山腳搭棚至山腰,畀探土機入去拎岩層資料,先定到條路點樣擴闊,當時山上蛇蟲鼠蟻乜都有呢!其實我哋去做嘢,有啲業主見我哋粗人一個,同𨋢就掩住個鼻,試問無我哋呢啲粗人,邊有咁靚豪宅畀你住?」

難道是拜蜘蛛精?

外行人眼裏,搭棚師傅神乎其技,穿梭於幾百呎高空活動自如,以致竟有半開玩笑的傳說:「佢哋係咪拜蜘蛛精的?」踏進梁師傅的家就解開謎團,一個光潔整齊的神位供奉有巢氏、魯班先師和華光大帝,「盤古初開,有巢氏在樹上搭屋,避開野獸,所以是我們搭棚的開山祖師;魯班是木作師傅,做建築業的也都尊敬他;華光大帝就是傳統的戲班神明,搭棚這行也包括戲棚,所以也會供奉祂。我們這神位擺了三十多年,碩果僅存的了,而家好少搭棚公司仍然供奉齊三個祖師。每逢過年後第一日,我都帶埋班伙計裝香拜祖師,然後拎糖果利市才去開工」。

只靠一部電話

梁師傅的棚車標明公司名字,但有些同行因為借用其他公司的保險單蒙混過關,棚車上就沒有名字。每天駕棚車載着伙計和工具周圍去,梁師傅的公司就設在自己家,靠一部電話接生意。「有些行家有幾隊人,就在寫字樓或早上在茶樓派工作。我呢啲好傳統的,會包伙計早午飯和下午茶三餐,現在比較新的公司都未必包伙食。」

建築業各工種都是日灑雨淋,搭棚因為高空工作,辛苦之餘危險更大,是業內第二高薪,僅次於紮鐵;一個熟手師傅日薪達一千三百五十元,「收呢個價通常已有十年以上經驗,是乜都識做的師傅了,不過學幾耐還是因人而異,叻嘅廿幾三十歲都得㗎。」中游的日薪八百至九百元,新人則由四百元做起。

原來唔受保?

梁師傅一九七三年入行,那時搭棚業仍是師徒制,邊學邊做;一九七七年建造業訓練局成立,零八年改稱建造業訓練委員會,規定搭棚要在學校裏完成一年課程、取得證書才能就業。「學校其實等於溫室,出來工作,常要在人多的街道上搭棚,手腳慢一點都被投訴阻住,在彌敦道搭棚換招牌,下面就係大架巴士。」如何應付實際環境,始終還是要師傅手把手教。「大建築商有交建造業訓練稅,他們請年輕人有政府補貼,新人見人工高些,傾向去大地盤做,但人多無師傅睇住,其實學嘢無咁好,又危險。我們請新人是蝕本的,佢哋做唔到啲咩,只希望聽教聽話,學識了第日留低幫手。」可是,常有不熟行情的年輕人,聽見日薪過千元躍躍欲試,入行後只得數百元就大失所望,或耐不住辛苦學習而離開,「現在的年輕人學院出來,同屆同學、師兄弟有聯繫,聽見哪裏人工高一點就走,覺得我哋刻薄佢。其實這行的人工幾高,係睇你識做幾多嘢,學藝未精就勉強去做,好易出意外」。

年輕人只向「錢」看

現在老一輩熟手師傅大都年過五十了,工人青黃不接、質素參差,是業內一大危機。「年輕時你揀老細,老了就老細揀你喇。」所以資深師傅大多自立門戶,帶着一班伙計接工程,卻又面對買保險的難題。梁師傅三十來歲成立自己的公司,「近幾年保險公司收窄業務,以前我一直買中銀的第三保和勞保,但三、四年前佢突然話唔受保了,因為我哋是高風險行業,周圍搵好多公司都唔做我們生意,肯做的保費都好貴,去年公司四個員工,保費一年就十六萬」。

微利全用來投保

二○○七年香港保險業聯會在政府推動下成立「僱員補償聯保計劃 」,供無法於私人市場投保的高風險行業僱主購買,梁師傅目前買的也是聯保,「要每季咁買,一季五萬幾蚊,生意有微利都用晒來買保險,而且下季都唔知買唔買到。要證明已經搵咗三間保險公司被拒才能申請,但人家都唔做你生意了,仲得閒發給你『拒保通知書』?有些行家的伙計是自僱的,強積金紀錄不齊全,就不能申請聯保。有些人是找不到保險公司,有些為節省保費,幾家公司夾份買一張保單,只是用來瞞騙建築商和管理公司畀佢開工,伙計出了事全無保障。我現在都是見步行步,幾時買不到第三保、勞保,唯有退休,不能蒙騙伙計安全」。梁師傅慨嘆私人保險市場在商言商,求助無門,不買保險又犯法,希望政府能負起責任提供公營的保險計劃。

文:林茵
圖:陳淑安
編輯 方曉盈


棚,這樣搭的

【明報專訊】建築地盤的竹棚是隨建築進度而搭,建好一層搭一層,供釘板工人和後期的外牆工作使用。建築棚分內外兩層,中間是工作台,外包圍網免塵土和工具飛跌。「初時我們用人手傳竹上去,辛苦好多,廿幾年前開始有天秤將材料吊上去,起到邊就放邊,所以竹棚搭到幾高都可以。」有時運輸大型機器、或進行外牆工作時嫌竹棚礙事,其他工種的工人貪方便,會擅自鋸斷部分竹枝,令竹棚危機處處,因此完工後,棚工會由地面開始巡一次,由下而上修補竹棚結構,再由樓頂開始拆下來,以免拆到半路才發現少了根竹,踩空出意外。

棚的靈魂:竹


肇慶產的竹質量最高,也是搭棚技術的發源地。七十年代梁師傅入行時,師父是肇慶人,用的都是肇慶野生竹,「比較老身、帶黃的,好硬淨耐用,可以用一兩年。後來農戶見竹有價,又不像種菜過時會爛,廣東好多菜農就轉種竹,廣州、湛江都有,大量種植,可能施肥去加速生長,所以質量差了,竹節好疏,無咁受力,有些就水分過多,一乾起來易爆裂,甚至裏面有蟲蛀𠻹!通常只能用十個月」。新買的竹可長達七米,用的過程中不斷因應情况鋸短,鋸到太短或壽命過了就要丟棄。紮作竹棚,從前用竹篾,用上大半年就可能老化脫落需要補新的,近年轉用的膠蔑就較耐用。

漂浮的秘密:狗臂架加「拉爆」


俗稱「拉爆」的爆炸螺絲和狗臂架,是裝修棚能夠懸在半空的秘密。工人先探身出窗,鑽孔落第一個狗臂架,每個架用三口爆炸螺絲扣緊牆身,如果沒有其他窗戶,就要坐在第一個狗臂架上探手去鑽下一個了,所以每隻架的間距通常是兩呎左右、一隻手臂的距離。安裝好狗臂架後,把竹鋪密於其上而成工作台,再紮其他縱橫的外圍竹枝,掛上帆布,免工具和施工時的碎屑跌落行人路。

稱為爆炸螺絲,因為愈旋進去、螺絲的尺寸愈擴張,以抓緊牆身。有經驗的師傅憑旋進去時的手感,會知道牆的質地能否受力,「就算新樓,牆身都可能唔係純石屎,可能有啲窿落唔到石屎用沙漿灌返算數,或者某些磚牆不受力的,咁你知道呢隻狗臂架會唔夠力,就要在上面加多一隻狗臂架、然後用直竹紮落嚟幫力」。

變梯又得


竹枝還可搭成上落用的階梯,三支粗直竹作為骨幹,每級兩枝同水平的短竹組成梯級。

最緊要密


工作台最緊要鋪得密,每支竹與竹的交接位都用膠篾紮緊,受力時才能均勻散開,不會斜墮。竹枝鋪得夠密,不用額外鋪板,維修工人都可安全走動。

黃金比例


正確的棚工工作姿勢,是腳踏一條竹、胯下一條、膊頭一條,在跣腳時都容易抓住竹枝,所以縱橫每根竹的距離其實要與人體比例相若。當然,扣好安全帶就最重要;可惜大部分工人因為趕工、感覺做事不方便,都悄悄不扣,或只掛在身上「做吓樣」。

祈理思 - 北歐模式思考——挪威真的會坐食山崩嗎?

星期日生活    2013331

【明報專訊】周初有報道說挪威面臨坐食山崩之危機,適逢塞浦路斯財政體系逐日逼近崩潰,希臘債務問題久未解決,報道禁不住也要將南北兩個迥然不同的國家比較一下,惹人聯想起兩國的共通點——福利社會,最後潛藏的信息似乎又是:福利制度使人不事生產,即使如挪威得天獨厚,坐擁大片油田,長遠亦無以為繼。

挪威靠着石油致富,本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全歐幾乎包尾,比不少東歐共產國家還弱,到了七十年代經濟增長突然躍升,超越鄰國丹麥瑞典。誠然,油田終有耗盡的一天,一直只依賴石油確非長遠計。挪威人也沒有蠢鈍得以為發現了石油就可一勞永逸,但他們的解決辦法不會是剷除福利主義。儘管福利主義使經濟問題更為棘手,它卻不是問題的起因,它亦不單單是經濟政策,或是政客贏取支持的手段,而是由社會價值觀衍生的治國方法,所以挪威不會為過難關而傷害他們的國本,放棄福利主義。

挪威福利扎根於穩健財務

挪威人不肯棄福利主義,不可歸咎於他們懶惰。說起福利國家的經濟苦况,很多人聯想起希臘、意大利、塞浦路斯等國的困境,他們因不滿削減福利,示威暴動,選出政見極端的可笑人物。外人道他們享慣了福,不願勒緊褲頭,一觸動他們的福利就發惡。但無論這些印象真確與否,都不能套用到挪威上。挪威的福利制度扎根於穩健的財務上,從來不是窮國依附富國討來的福利,而且挪威政府之廉潔,全球數一數二,財政開誠布公,非地中海國家之可企及。用一些刻板的民族印象來說明,雖不科學,或許也帶三分真,能約略講出這些國家之間的分別。地中海國家的人愛享樂,自加入了歐元區,由毗鄰強國帶動經濟,生活無憂,減了工時,其他時間去開派對。北歐人則生於嚴寒之境,謹慎節儉,循規蹈矩,上天賜予經濟資源,社會富裕起來,基於公平原則,建立福利制度,分配財富。南北民族的差異,也不是沒有證據支持的。例如,債務問題使希臘成為極端政黨的溫牀,奉行新法西斯主義的黃金晨曦黨現在支持者甚眾,情况堪憂。相反,冰島數年前破產,政府於二○一二修改憲法,加強了權力制衡,務求政客與銀行家之間不能私相授受。總之,南北有別,挪威的本錢不是從外乞討的,管理得來也有規有矩,將挪威與希臘比,恐怕不大公平。

挪威從不向外乞討

管理得宜,似乎是北歐多國福利制度成功的原因。丹麥、瑞典、芬蘭都處不毛之地,亦非工業強國,但多年來建立的福利制度,使國民安居樂業。這些國家以前都不富庶,挪威尤其起步慢,現在的中年一輩仍記得發現石油前的艱苦歲月。福利制度來之不易,他們不會肯就此斷送。再者,福利制度也是曾經過歷練的。九十年代,瑞典經濟出現危機,通脹嚴重,政府沒有貿然放棄福利制度,而是着手改革,提升企業的競爭力,至今仍與北歐眾國並列,以福利制度聞名。縱使北歐國家行使的制度不盡相同,如今挪威福利制度響警號,但有瑞典先例可循,應可化險為夷。

保福利改革瑞典先例可循

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明白北歐國家為何奉行福利制度,所謂北歐模式(nordic model)又為何令人津津樂道。他們的福利制度不是由玩樂而起,而是由人權和尊重而起的。他們認為醫療、安居、假期、高等教育、陪伴子女等都是人權。但只有人權是不夠的,還需要尊重。挪威人是何等的珍視尊重,從挪威的監獄可見一斑。有人形容挪威的監房就像旅舍一樣,有電視、有廚房。近年挪威更進一步,在奧斯陸附近一小島上試行新式監獄,監獄的外觀就如挪威典型的海邊渡假屋,犯人除了每日兩次點人數需集合外,其他時間都可自由走動和工作。監獄的理念是,判囚於罪犯是剝奪其自由作懲罰而已,但罪犯還是人,自由以外的基本權利還是需要尊重的。這種理論是否正確,尚可爭議,但單看數據,從小島出獄的人,再犯比率的確較低。

福利制度源於尊重人權

北歐人知道要尊重他人,因此要保障他人的人權,加上他們信任政府不貪污,所以甘願交重稅,令所有人共享福利。北歐的重稅若施加於別國國民,必定如去年的法國,掀起爭議,引發富豪移民潮,但在北歐,這已不是人們爭辯的議題。可他們亦非只伸出手雙拿福利,因為他們早已心甘情願的付出了。

福利制度可以改革,若必須延長工時,只要仍有假期和陪伴家人的時間,挪威人應可接受,僅此一項削減福利,並不代表福利主義之失敗,反而推倒了福利主義,就會觸動了尊重人權的道德根本,亦未見得可以挽救挪威。

挪威的本錢又豈止油田?我們或可取笑挪威人等不及星期五趕着星期四就要放假,但說人工高、福利好是挪威人的「核心價值」卻是失諸交臂,學不到別人之長了。有了豐厚的石油,再實行社會主義之類的政策,也絕不代表能學到挪威的成功,委內瑞拉便是失敗的樣版。北歐成功的福利主義來自北歐國民對人權的信念,觀乎香港有的是地產財閥剝削市民,為何我們不去理解北歐福利主義包含的理念,卻去取笑別國坐食山崩,然後繼續信奉小政府,安於現狀?

p.s.挪威經濟另一支柱是漁業,很多人會想起挪威三文魚,其實鱈魚一樣重要。經濟轉型自是挪威一直面對的議題,但現在靠石油還可食五十年,時間應該足夠。

文 祈理思
編輯 潘建文

佔領中環對談系列:如果命運能選擇 香港人心黑定白 (周旭明)

星期日生活   2013331

【明報專訊】神劇《天與地》編劇周旭明這樣在微博介紹自己:「永遠徘徊在創作和經營之間的一條狗」。這條狗有靈敏鼻子,每每嗅出香港人靈魂的氣息,挖出城市潛藏的焦慮,帶領我們在幽暗隧道找出路。所以,《天與地》的對白,句句入肉,「This city is dying」點出我城的墮落;另一句:「和諧唔係一百個人講同一說話,和諧係一百個人有一百句唔同說話之餘而又互相尊重」,讓失去了話語權的港人熱淚盈眶。

編劇有一種職業病叫悲觀。周覺得,人性貪婪險詐,香港人尤其冷漠計算。叫他意外是,去年一場反國教運動,年輕人天天在公民廣場合唱《年少無知》,最後十二萬人推翻國教科,恍如重溫《天與地》劇情。周旭明說,反國教運動讓他儲夠正能量,支撐了半年生活。

那邊廂,二○一一年十一月《天與地》首播,戴耀廷還是個平凡學者,每晚準時收工電視撈飯,結局裏,看到佘詩曼籌劃音樂會,市民自動現身,戴耀廷嘖嘖稱奇。轉眼半年,戴要推動佔領中環,煩惱如何令普通人明白這場運動,筆者找來周旭明跟他對話,我們笑說,要捧戴耀廷做「師奶殺手」,才能推廣佔中。

周旭明不愧金牌編劇,一語道破,佔中最初吸引人,因為其「戲劇性」,夠dramatic。大家以為一班人聚在中環不走,政府就怕,好像武俠片過招,一鋪就贏。但對話後,周明白「佔中」不是一套高潮迭起的二十集台慶劇,反而更像一齣細水長流悶局連連的百集長劇。他評估:結局甚至連真普選也落空,眾人混亂沮喪,但周旭明始終認為,港人不能再犬儒旁觀。周說,沒普選,香港就如一個「沒將來的城市」。筆者彷彿聽到Dr. Dylan說:This city is stagnating, you know?

至於是否參與,周旭明訪問後,以短訊明志:「我好奇,究竟我熟悉的香港人個心是黑還是白。所以,我想我會加入佔中行動,好等香港人如我,能借此機會目睹有良知的香港人,仍是佔大多數,我相信。」

創作人是夜貓子,我們「無陰功」約周旭明大清早到戴耀廷港大辦公室。港大新校園如迷宮,筆者在平台接周旭明一同前往,碰面地點是國殤之柱。六四,也是周旭明的痛,他不但把六四情意結寫入《天與地》,去年六四,他在微博悼念:「我實在不想見到我這一代人目睹過的歷史,在這一代人全死掉,才能讓世人談論。」

事實上,周旭明算敢言,去年梁振英當選,他在微博寫:「苦日子要來。」關於鄧忍光、胡一虎、愛港力,他會在微博批評,甚至跟內地網民就限奶令反國教開火。去年夏天,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請他拍短片,他一口應承。須知,他已離開無綫庇蔭,北上搵食。就佔中發聲隨時影響飯碗,他卻沒顧忌,是一種不容易的勇氣。

周旭明衣著風格十年如一,戴骷髏頭圖案Cap帽,身穿英國Muse樂隊T恤,腳踏Converse,耳掛藍芽耳機,一副草根創作人模樣。戴耀廷當天西裝骨骨,奉上親手泡的薄荷茶,讚揚周的《天與地》好看:「我差唔多集集有睇」。我們在酸枝椅、法律書、木結他旁對話,談到普通人如何看「佔領中環」。

周旭明說了一段親身經歷,話說近日他偶遇一名影視界資深編劇,對方說自己供完樓,周遂邀請他:「佔領中環到時預埋你!」怎知對方問:「佔領中環?幾時做呀?」原來對方以為「佔領中環」是一齣將開拍的新戲。周說,這例子說明普羅市民仍未知佔中到底啥事。

周旭明指,香港人現實,覺得「飯碗權」比「公民權」重要,雖然支持普選,但會計算代價。故此,現階段大部分人會做旁觀者,即使表態參加都是人云亦云:「香港人永遠望清楚先,唔好咁快出手……甚至乎齊齊報名,因為李柱銘喺隔籬,心想:『你班友怕且唔會拉埋我啩,(或假裝)我只是在街邊買嘢啫』。」大編劇說時左顧右盼,一副許紹雄式小人物「淆底」模樣。

但戴耀廷卻反駁,連他的理髮師也說要參加,或許小市民也明白?周卻擔心,不少人只是基於片面簡單的理解而舉手。作為一個編劇,他看到佔領中環最初吸引力在其「戲劇性」。今次周旭明改以秋官那種「誓要去,入刀山」式大俠口吻來解說:「簡單、一鋪過,(大家幻想對白是):『中央你唔好逼我出招』,這是很武俠片的,大家覺得:『咦,原來香港人識得蓋世神功』……一萬人,佔領中環,大家齊齊簽,生‧死‧狀!……其實他們可能連喬曉陽和張曉明都搞亂了」。

戴耀廷說,不想訴諸戲劇性,亦想強調佔中不是「一鋪過」。戴承認,最初他也構想佔中能一take過完事,但和多人討論,才發現事實不是如此理想。戴預視,萬人齊集中環,未必造成癱瘓,警察也未必即時拘捕,更可能延後作零星拘捕。故此,「核彈」真正爆破力不在佔中一刻,而是之後,當被捕者受審,回到工作崗位,市民究竟覺得他們「抵死」,還是「撐」他們?這些後續討論才是威力,戴比喻為核彈爆了之後,「核輻射物質擴散」。簡單說,是一場漫長公民教育。

周旭明說,未對話前,他也誤會「核彈」爆完就算,現在較明白戴的思路。他嘗試構想明年的畫面,說時語調平和,像構思劇集,也像預視未來的預言家:「一萬人聚集,政府拖拖拉拉一星期,讓民怨積聚,然後用溫柔手段清場,無一人即時被控。政府仍堅持篩選,最後選出特首只有50%支持票,對這個特首的認受性,大家眾說紛紜。然後佔中者陸續被秋後算帳,傳媒跟進。雖然佔中沒立即拿到普選,卻令更多市民對管治形式失望,產生反抗情緒,潛移默化下一代……」大家彷彿看到周旭明手裏拿着水晶球,浮現出的一幕一幕,顏色偏藍。戴耀廷淡淡說:「有可能」。

周旭明像個占卜家,向大家解釋,真相未必如表面般負面:「我明白,原來這不叫輸,會令很多東西積聚在香港市民裏。我好欣賞件事意義不在一剎那,而是之後,在港人裏留下正面而長遠的東西,就是人最基本的對平等、自由的追求。」戴微笑同意。

周旭明不忘提醒,以他熟悉的香港人,短視,即食心態,賭性強,怕輸,對佔中易有錯誤期望,而失望亦會更大:「這件事可能會好沉悶,好不愉快,好沮喪收場。大家要明白,這不是最後一招,不是只許勝不許敗,而是許勝,也許敗,我們也可以有得着。當然,唯一失敗就是,我們不去做這件事。」

周打趣道,大家要以承受一百集長劇的能耐,面對佔中。他預計,未來一年多,一批原來抱簡單想法的人美夢會被打碎,因為話題談得太久,興奮感冷卻,尤其愈來愈多人明白事情不簡單。筆者想起去年《天與地》,被人抱怨看不明白,收視偏低。佔中現在也像電視劇,經常被人投訴「複雜」、「看不明白」,最慘是還有十六個月才到戲肉。周也拍過一套超級長劇,筆者問,「《創世紀》有多長?」周笑答:「一百集囉,所以唔得㗎!」也不一定,許文彪談地產霸權的一段戲,大家至今仍津津樂道。


我們繼續以戲劇語言探索佔中。上周日,喬曉陽等指普選要加入新的前提,引起廣泛爭論。周旭明笑指,若擔心佔中這套劇沉悶,京官言論定必激起民憤,高潮迭起。兩人就京官扮演一種什麼角色,展開討論。

周:你預計北京和中聯辦會懂得去想像你形容「核爆」的長遠影響?

戴:一定,如果他是非理性,我們做什麼也沒用。

周:這是博弈了。對方原來不是不理性,正正知道你們這樣理解他們,不如飾演一個非理性角色,不停做非理性行為,令你覺得,行動會沒效果。

戴:我知道他們的非理性,是一個理性選擇。喬老爺的講法,我完全計算到,因為在你未成勢前,他們要打垮你。

周:怎樣令港人相信,中央現在是理性地飾演非理性?最終會回復理性?

戴:就像一齣《三國演義》,劇情不出「你兇我我兇你」(周大笑),大家都在計算,每一步都在計算……到最後,我們出方案,他是否接受,現在的京官也不會知,因為理性的人只能知道下一步,不能計算到最後。到那刻,他會接受還是不接受(真普選),可能是一念之間,若用宗教術語,就要看奇蹟了。

周:這很悲劇。

戴:一個理性的人不能保障自己永遠理性。但至少我們可以用一年半時間,把我們的非理性部分減到最少。

周:我同意,到最終,也要對對方(中央政府)懷有美好期望,對對方的理智,人性有少少善意假設,沒這假設,我們的行動也沒有意義。

周旭明說,普選是香港唯一出路。他指,香港現時只以技術官僚運作,猶如一個沒將來的城市,他期望普選可讓市民選一個帶領大家「向前望」的政府:「我常形容,現在是無政府狀態,感覺上沒向前走。事實上,這城市看不到很多『將來』的事,這是很危險。普選,是唯一改變這種狀况的選擇。」筆者恍惚聽到Dr Dylan說:This city is stagnating, you know?

歌仔也有得唱「如果命運能選擇」,周認為香港人必須面對這抉擇:「香港人習慣消極,是最容易的生存狀態,但二○一七迫到埋身,香港人還找什麼去逃避?到頭來總要面對,到時還有什麼選擇?佔中對香港人來說,應該是一個選擇。」

《天與地》形容,This city is dying,周旭明說,這城已淪為一具行屍走肉:Walking Dead。大家聽到「活死人」比喻,聯想到電視劇情。筆者說,不少電視劇結局多以主角昏迷,能否蘇醒為謎。周笑說,佔中就像電視劇的open ending,「如同對將來的一種期許。」戴加入討論,指我們能否令昏迷主角手指郁一郁?筆者想起《流氓大亨》鄭裕玲昏迷中流下的感動淚。大家開懷狂想,一室瀰漫着幾個香港人對未來的美好期盼。

周旭明認為,佔中焦點,毋須放在與中央對壘上,而是港人檢視自身的機會。周自言,熟悉的「香港人」似一點一滴放棄信奉的價值。他形容,香港從來有點亂糟糟,人們來自五湖四海,靠一些核心價值團結起來。但近年對內地人排斥,政界互不信任,令他感到愈發失望,希望看看「香港人」今日變成怎樣:「佔中值得試,我有興趣知,香港人的心,黑同白究竟各佔多少。當然希望我熟悉的香港人會支持。若結論是港人大多數不支持,失望之餘,至少你明白,大家居住在一個怎樣的地方。」

戴耀廷和周旭明年過四十,兩人只差一歲,但兩個中年男人性格迥異:戴樂觀天真,周悲觀多慮。他們同場對話,有點似《心戰》裏一人分飾兩角,一個明亮,一個陰暗。戴耀廷說,希望用一年時間感召港人,有信心屆時香港人心「黑和白的比例」應該不一樣。周旭明卻擔心,感召港人是場「脆弱工程」,因不明朗因素太多,如泛民能否團結,來自中央的打壓,運動會否被騎劫和變質等。

但周說,港人最終仍應該撫心自問:「佔領中環好像很複雜,但最終都是問香港人一個問題:你有無良心,你有無良心承擔做人的責任。」至於自己,周旭明在訪問裏多次說,擔心自己太衝動,不想立即決志參加。

但思前想後,周旭明在回去的路上,卻給筆者發了一個短訊:「我確實好奇,亦憂心今日香港人對是非黑白的取態是否今非昔比,但歸根究柢我仍『非理性』地對人心樂觀,所以我想我會加入佔中行動,亦好等香港人如我,能借此機會確切目睹在此大前提下有良知的港人,仍是佔大多數,我相信。」

筆者後來無意中翻看《天與地》大結局,赫然發現,佘詩曼在雪地說出最後獨白,巧合也是「我相信」。黑暗中仍堅信有曙光,對人的良知終究押下信任票。周旭明同意,人生際遇有時比戲劇更虛幻,縱使悲觀抑鬱,編劇也是一個公民,仍要對人性懷有希望,做人和做戲,才有力量走下去。

筆者想起,剛過去的電視台頒獎禮,無綫以一人一票由觀眾選出最佳劇集。《天與地》據說最後得八萬餘票勝出,有人認為是民主小勝利,周卻這樣解讀:「那一年無綫沒話題製作,新管理層面對王維基挑戰,還有電視牌照檢討。無綫頒獎從來計算利益效果,選《天與地》能順應民意,亦讓公司形象變正面,故此所謂投票,始終是一場騷,是人為選擇跟民意結合的結果。」筆者再問,這也證明,普選能提升正面形象,中共是否也應藉開放普選贏民心?周笑說,兩者難以比較,畢竟電視城不是一個真正的城市:「頒獎給《天與地》,《天與地》拿了獎件事就完,一套劇集不會反咬你,不會跟你對抗。」

文 譚蕙芸
協力 陳嘉文
攝 李澤彤
編輯 梁詠璋

梁文道 - 普選夢三篇

梁文道 - 預選的重點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3月29日

如果中央政府不喜歡一個「和中央搞對抗」的特首,要求所有特首候選人「愛國愛港」的話,我們能不能想像一個非常不可能實現,但又令人皆大歡喜的場景呢?

例如一位魅力猶勝余若薇,辯才好比黃毓民、行動勇武賽過梁國雄的政治家。偏巧他還愛國愛港,出身民建聯,擁護中央,支持共產黨治下的「社會主義」體制。他又敢在李旺陽等事件上高調發言,參與過六四燭光晚會;同時還維護「香港主體」,港人港奶、港人港地,甚至港人港空氣,預備找彭浩翔做未來的文化局局長。假如真有這麼一位獨角獸般的人物選上了特首,你覺得北京就會願意祝福他嗎?

再退一萬步講,如果今天的民調顯示,香港人最有可能選出的特首是曾鈺成、曾鈺成,以及曾鈺成的話;中央政府就會放心放手,讓香港人來一場不經預選的真普選嗎?

恐怕不會。我大膽猜測,這可能才是中央政府最大的夢魘。也就是說,近日輿論談得鬧哄哄的「愛國愛港」只不過是個幌子,一個方便的藉口而已。這裏的真正重點並不在於所謂「預選機制」的選擇標準,也不在於香港有沒有要和中央對着幹的敵對勢力,而就在於這套機制本身。北京真正在乎的,不是香港人會不會選出一個衝擊一國兩制的反對派,而是它會不會失去對香港的控制。


這麼說好像有點乖離常識,且太像陰謀論。可是只要我們再大膽一點,擴大想像局面的範圍,就會明白其中意義了。就假設習近平贏盡全國民心,十三億人都覺得只有共產黨才能建設新中國,很想它繼續執政。難道如此一來,中央政府就會嘗試政改,讓國民一人一票把它普選上台嗎?(普選夢之一)


梁文道 - 敵人的必要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3月30日

我們當然可以繼續長篇大論地去辯說普選的真偽,繼續開解商界對民主的憂慮,繼續煞費苦心地解釋香港主流不會想和中央對抗。然而三十多年以來,究竟還有什麼未曾說箇清楚的論點呢?難道過了三十多年,大家還沒發現,問題根本就不在於普選的種種後果,而在中國共產黨實在無法接受一個在它轄下的城市竟然能夠不受控制?在它看來,要在普選之前加上一道預選的關卡,可能已經是它能容忍的最大民主限度了。要是真的願意開放普選,任七百萬港人隨意舉出我們心儀的領袖,那它還能叫做共產黨嗎?所以說,就算七百萬香港人今天都很愛國,沒有可能會選出一個和中央玩對抗的特首,它也會想辦法再找一個理由來預選。

拉遠一下視野,當前局勢或許可以套用此前多次在此介紹的「維穩邏輯」來理解。

有些朋友不明白喬曉陽等人為什麼總是如此強硬,明知香港民氣躁動,有人要佔領中環,有人要城邦自治,甚至有人想香港獨立,他們卻還要火上加油,逼得形勢更加對立?成熟一點的做法豈不該是為熱爐降溫,營造一片有商有量的祥和氣氛嗎?如果目標真在議出一個各方可以容受的普選方案,真在「社會和諧」「繁榮穩定」,那麼北京要人自會放低姿態,擺出幾圍和頭酒(例如再邀泛民去中聯辦聊天)。但要是它的目標恰恰相反呢?

表面上看,近年橫行全國的維穩體制是要消弭反對勢力,從根處扼殺「不和諧因素」。實質上講,它卻像許多學者所言,乃是一個越維越不穩的手段。只有這麼一個常常主動替自己尋找甚或生產敵人的體系,才能在地方上擴充人員編制和資源預算;才能在全國範圍內維續一個緊張的動員狀態,伸展權力的密網,保住自己的執政理由。許多新國家主義者喜言卡爾.施密特的名句:「政治的首要問題是區分敵人和朋友」。延伸演繹之後,如今的國家機器就把敵人的存在當成自己的絕對預設了。簡單地講,它需要敵人;若是沒有,那就得設法創造一個出來。(普選夢之二)


梁文道 - 惡性循環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3月31日

「佔領中環」一議一出,各方反應實在不出大家預想。長年埋首社運的朋友當然要嫌它太過中產,忽略了基層人士參與運動的成本和技能;對「審訊日」的設想又太過理想,不切實際。路線再激進些的,自然還是要追問普選的意義,在他們眼中,所謂普選也只不過是代議政制,民主得不夠徹底,未能根本扭轉香港的局面。

至於爭佔道德高地,一向以最激進最民主為豪的朋友,則舉出了一些比較難以理解的說法。在他們看來,倡議佔領中環的知識份子只不過是想和他們搶奪光環,似乎方案本身不是重點,誰先提出才是要旨;又似乎激進的旗幟只能握在我手,誰要敢碰就是賣港求榮。

但是在北京那裏,哪些人最可怕,哪些主張最有殺傷力,倒是一目了然。像《環球時報》這種喉舌報刊,很熱血的公民它不罵,很激進的社運人士它漠視,獨獨挑出佔領中環當目標,拿它開刀嚇唬港人。

到了這步田地,一直在香港尋找敵人的國家機器總算有了最顯眼最明確的對手。

它本來就在思索如何解決香港雙普選的問題,一方面要「實現對港人民主訴求的莊嚴承諾」,另一方面卻又不願放棄在手的權力。它需要一個理由,一個敵人,一個激烈對抗甚至街頭衝突的局面。如此一來,它才能理直氣壯地食言反口,以「穩定香港」為說詞,設計一套古怪的「民主」政制,儘管這個做法可能會造成真正的不穩定,弄得未來香港永無寧日;但它並不在乎。誇張點說,那甚至是件好事,因為不穩定和矛盾已經內設在國家機器的維穩體制之內,是讓這個體制保持緊張活力的要素,是使它得以存在得以運作的合法理由。

激進民主派和「港獨」可以叫它正兒八經地設下「愛國愛港」的關卡,佔領中環則給了它一個名正言順的鎮壓目標。接下來自然是更猛烈更強硬的言文攻勢,以激起更多港人的怒火,反覆循環。對話再也對不下去,行動又會成為對方進攻的彈藥。相對如此體制,如此黨國,莫非盼了三十多年的普選,終究春夢一場?(普選夢之三)

王慧麟 - 關於政改 我想說的是……

星期日生活   2013331

【明報專訊】其實,劇本早已寫好了,只是我們沒有做足準備。

我不想常翻舊帳。我在一月中曾經在他報提過,北京領導層正在向民主黨拋橄欖枝,希望溫和民主派「迷途知返」,並估計北京好快會提出2017年普選特首的方案,當時有即時評論「花生友」,在拙文文末之回應版面冷嘲熱諷……

當然,賣文終歸為稿費,倒不會介懷。

可惜的是,香港人多熱中於即時發泄,不願意花點時間、花點心機去了解對手究竟在想什麼,做什麼和準備搞什麼。結果當北京出招,自己則方寸大亂,給打得七零八落,最後只能夠在「臉書」玩精神勝利法,在虛擬的空間裏大罵對手如何無恥。自己在現實社會中落後於人,而不能在對手出招之前,先下手為強,輸咗,與人無尤。

讀張曉明的《豐富一國兩制實踐》

我沒有水晶球,又沒有中間人,更沒有見過所謂傳話人。自去年十一月開始,要了解北京領導層怎樣看香港及日後對港決策,我一直讀這一篇文章:現為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所寫的《豐富一國兩制實踐》。這篇文章是一份政策性文件,擘劃了未來至少五年的北京治港方針,但是,本地傳媒多數當它是「黨八股」,寧花精力去討論特首的施政報告,而卻冷待這篇八股,真的非常奇怪。

每當北京領導層就港事發言,我就會把此文拿出來再細讀一次,坦白說,比讀毛選更花精神。自十八大開始,北京對港政策,已經有重大調整。此文重新演繹(或曰活化、或曰修正,隨你喜歡便是)了「一國兩制」,將過往不少香港政客常說的「一國」與「兩制」並存之傳統思維,轉變為一國先於兩制,一國派生(香港一般稱為「衍生」)兩制,兩制從屬一國。

換言之,在現時北京領導層眼中:一國與兩制有高低、從屬及派生之關係,而不再是三十多年前討論基本法時,無論是左中右之香港政界人士,對「一國兩制」之傳統理解及共識。所以,現在一些民主派前輩,一再挖三十年前對「一國兩制」之理論,還要與現時北京領導層爭論什麼才是「一國兩制」之「真義」,嘥氣也!

一國兩制已被重新定義

此文花了大量篇幅,重新定義「一國」與「兩制」,之後才是戲肉。戲肉是什麼?就是北京未來五年,想在香港做什麼具體工作。當中,比較重要的,就是要搞好港澳特首之普選工作。所以,假如讀者願意冷靜地想一想的話,北京於2013年啟動特首普選方案之討論,是不可避免的。這不只牽涉到本地立法的時間表。更重要的是,五年後,北京領導層亦可能要再做一次音樂椅,愈早做好有關工作,就不會讓這件事成為中共領導層之間的政治議題,重蹈去年年初特首選舉覆轍,成為中共領導鬥爭的議題。

好了,既然要搞普選,下一步北京主事官員自然會想到,萬一政改方案通過了,那麼,就不能百分百保證未來特首一定是聽話的「應聲蟲」。人在其位,自有其權,權在他手,終歸不是好事。而且,萬一,真的只是萬一,特首寶座給一個「李登輝」式的人物贏出,選前對北京恭恭敬敬,坐正特首寶座之後忽然來個「本土化」,可真的是嚇死人。像現在的「限奶令」,港人資源優先的口號,在北京眼中,不就是「本土化」傾向麼?但是,提出這些口號及政策的,居然是自己人梁振英……

中央設防火牆防脫軌

於是,這篇文章裏面就提出,北京要設立幾道防火牆,慎防他日普選之後,有人會脫軌演出,賣中不賣港。這些具體措施有:

1. 北京將特首述職及報告制度化。過往十五年,特首述職予人感覺是儀式化,每年聖誕循例北上見一見領導層,講幾句挺港之言論。但什麼是制度化呢?文章內沒有詳述。定期述職?每三個月一次?向哪個部門述?要述些什麼?

2. 北京要對主要官員的任命權落實好。還記得去年七月一日新政府上場之後,個個局長輪流排隊上京與北京主事官員見面。無人知道,究竟這些司長及局長上去談些什麼,報告一些什麼,立法會又沒有着力跟進。但何為任命權?是否包括考核司長及局長表現?任命權是否包括司長、局長需定期向北京匯報?是否包括需要直接聽命於北京的指示?有任命權,是否包括有撤換權?

3.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特別行政區立法的監督權落實好。即是說,立法會日後通過的法律,全國人大常委將用什麼方法行使監督權?監督權是否包括設立一套新的制度,讓人大常委重新審查及行使否決的權力?

我傾向將這三個措施與2017特首普選方案,扣連在一起,當作是普選方案的2.0。假如2017年普選方案通過,這些措施自然會一併在北京(注意:這些措施毋須經過本地立法)處理好,然後公告天下,香港人會不會被諮詢,天曉得。即使2017年普選方案不通過,這些措施的時間表可能會遲一點,這就要視乎本屆政府的表現,以及本屆政府有沒有做錯事,讓北京主事官員有可乘之機,即是說,有沒有一個突破口,讓北京借機推動上述政策。

舉一個極端例子,香港的限奶令弄得某些人不高興,引起了所謂的港中矛盾。如果北京有官員(報章也好)提議,全國人大常委會要對香港之立法行使監督權,否決立法會通過之限奶令,那麼香港政府該如何處理?這個講法,香港人不高興,但十三億人民拍手叫好,你估北京會站在港人,還是國人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呢?

不認識對手 怎與對手談判?

老人家,愛說舊事。二十多年前,民主派前輩往往能搶在時機之先,在北京推出對港的種種關卡及古靈精怪政策之前,先做好研究、對策及論述,然後再在社會中率先引爆,把北京殺個措手不及,讓對手跟着民主派的論述而走。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民主派前輩可能征戰太久,疲憊之極,已經變成「被動王」,往往墮在時機之後,不斷地跟着北京思路走,變成真正的「路徑依賴」,失去了向前衝的力氣。跑不動了,於是北京按照劇本做什麼,民主派被迫跟着劇本走。今次2017普選特首方案之討論,就是好例子。

對手變,泛民不變。現在民主派面對的對手,已不再是魯平時代的「一國兩制」,已經進化至王光亞時代的「一國兩制」。我們,根本不認識對手,又怎麼能與對手談判?還有籌碼嗎?

安娜 - 李老闆,外判工人給你賺錢,當然也是你的責任﹗

星期日生活   2013331

【明報專訊】看到新聞中國際貨櫃碼頭老頂嚴磊輝口口聲聲說與罷工工人無直接僱用關係、自己只是用家、工人待遇只是承判商責任云云,我就想,嘿,什麼年代了,還想藉詞外判來推卻責任?和黃這個集團在賺錢方面的全球化速度是超前得很,在全球五十二個國家有業務,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基本問題上卻是選擇性地嚴重脫節,這是典型的商人如意算盤。不過,李超人、嚴先生,這算盤在這個人類已上月球幾十年了的年代已不再打得響的了,再打,只愈顯得和黃和國際貨櫃碼頭是多麼落伍可笑而已。

毫無疑問,和黃需要一場關於社會企業責任和服務供應鏈工人權益的再教育。

也只怪香港的國際化美名一直以來其實只是資本的國際化,基本上是完全蔑視道德權益和企業責任的國際化,便利了香港企業,甚及是香港政府本身不斷外判服務,以瘦身減省成本、為股東謀福利的美名而用更低價得到相同或更多的服務,同時卻不顧當中工人權益,被責難時還一臉無辜。明明是因着工人的血汗而賺了大錢的,又有什麼無辜的呢?

工人運動堅持 企業最終必負責

國際經驗告訴我們,只要工人堅持,這些倚靠基層工人血汗而賺取利潤的企業,最後都不敢再說什麼自己與外判工人無關係的謬論,而且還得堂堂正正的發表自己如何負責任去監察外判商工人權益的社會責任報告。香港人最熟知的可能是生產蘋果手機的大陸工廠富士康,蘋果又可有富士康工廠的一分一毫股份,在社會大眾責難富士康如何軍事化管理和剝削生產蘋果手機的工人時,蘋果又何曾敢推說自己只是服務用家、和工人沒直接關係、找富士康不要找我等等犯眾憎的推過言詞?蘋果還不是得聘專人去調查狀况、和關注團體開會、責成和監督富士康的改過計劃?不單是蘋果,幾乎所有龍頭跨國企業都已不會再否認自己的利潤和外判工人權益狀况的關係。無他,很多跨國企業十多二十多年前已開始受過類似和黃今天狀况的洗禮,對於自己利用外判服務而賺錢時的責任有過慘痛的認識,早已過了今天國際貨櫃碼頭公司那個跺腳呼冤的什麼「冤有頭債有主」的幼稚園階段,現在大家都明白了,其實跨國企業就是最大的債主。

國際社會對於跨國企業對其服務供應鏈中工人權益的責任承擔的理解,也早已不再要求停留於監察,早已更進一步地到了對其工資狀况需要最終包底負責的要求。兩年前,Nike就因為在洪都拉斯的兩家外判工廠執笠而要為沒有直接僱用的一千八百名外判工人支付超過一百五十萬美金的遣散費,還得為工人提供再就業的培訓。這當然都是不是跨國企業主動請纓的豪氣承擔,都是工人運動堅持得來的,而這也定會漸漸成為國際上慣例。如今碼頭工人的抗議標語上說「養起李嘉誠、養不起家庭」、「還錢呀李老闆」,正一語道破了跨國企業利潤和外判服務基層工人困境的荒謬關係。

外判逃避責任 無知還是無恥?

3月初,福布斯公布2013年世界億萬富豪排行榜,李超人可是名列全球第八位,家財幾千億,普通人八百輩子都花不完。據報貨櫃碼頭去年收入57億,比前年增加了24%。有時我還真的不明白,這些富豪巨賈,對社會責任的理解為何就這麼狹窄,以為成立了慈善基金、捐助地震海嘯、助學扶貧等等就算是良心企業了,還美滋滋地以為可以慈善家自居,可是恰恰對於為自己服務的工人、以勞力為自己企業賺錢的工人卻總是機關算盡,以外判非直接僱用、自己無法律責任等等不合時宜的非道德借口而逃避責任。這是無知還是無恥?

不論是無知還是無恥,這自然是與香港政府的無能有莫大關係。早於2006年,英國修訂的公司法就要求上市公司除了公布財務報告外,也要公布社會責任狀况、對其服務供應商的規管等,去年推出的反貪法,英國也把貪污行為的可追索範圍延至其企業的海外商業行為,美國也有不同州份出台法例要求企業監管其外判商有沒有牽涉販賣人口和使用奴隸工的狀况,歐美都有政府部門和大學發出規管外判用工行為的道德採購政策。反觀香港政府在這方面在這問題上,一直以來都是不聞不問的。

政府對企業責任不聞不問

兩星期前,我和香港一所大學的校務處開會,討論如何制定道德責任採購的政策指引,校務處坦言,這是為了回應學生會多年來一直關注大學外判承辦商僱用的清潔工人、飯堂工人和保安員等等的權益待遇,也是因為校方也明白社會責任是大勢所趨,實在是要開始積極思量如何確保服務校園的工友的待遇。可幸香港還有大學有這自覺,明白要訂明政策,起碼承擔最基本的外判規管責任。

根據嚴磊輝對傳媒所言,國際貨櫃碼頭公司有40多名外判商,那國際貨櫃碼頭有沒有對這些承辦商進行道德規管、在合約中加入尊重勞工權益的條款呢?與其在公開網頁上吹噓如何關懷社區,還不如對為你們賺錢的基層工人認真承擔責任,對於這些公然歧視工會、拒絕與工會談判的承辦商,取消其服務合同,永不再用。

李老闆,別躲了,光明正大走出來,管好你的外判商,和你的外判工人直接對話吧。

文 安娜
編輯 鍾家寶

林茵 - 封閉的國度

星期日生活   2013331


【明報專訊】葵涌貨櫃碼頭的名字,有點誤導,九個碼頭共24個泊位,其實由青衣到葵涌、荔景、美孚,一直伸延至荔枝角和昂船洲,參與聲援的大學生Willis說,這是個黑暗而封閉的國度;而我在地圖上,只見「白色恐怖」,無論怎樣將電子地圖放大、拖曳,都是一片空白。長久以來,它謝絕記者採訪,勞工事故可以封鎖消息,警察、消防、救護車都只能在碼頭公司要求協助時才能駛進。

因着一場工潮,在群眾集體的力量下,我首次越過高架繞道、公路、鐵絲網、更亭、關閘,踏入這片堪比整個油尖旺區面積的空白地帶。進去,只覺一切都好闊好大,道路望不見盡頭,車龍也是,貨櫃疊得老高,而排列規整,七八層樓高的塔機,各種說不出名堂的機械和構建物,人在這裏,很小。

小得坐在冷氣辦公樓裏的,忘記了工地上有人。他們只看見船期、進度、業績、盈利,他們告訴公眾,香港有幾千萬個集裝箱的吞吐量和世界排名。我們為此曾經自豪、常懷焦慮,但從未正視驅動這種繁榮背後的人。

薪酬以外 還有尊嚴

由橋邊理貨及船上裝卸員率先發起、再由機手接力的罷工,昨延續至第三日,工友輪流休息、學生和市民聲援,各時段都持續有百多至400人留守。餐風露宿,時而狂風暴雨,但有過反國教公民廣場的經驗,物資不絕送來,生果乾糧飲品基本不缺,然而乍暖還寒,墊褥被枕卻見緊絀。工友對於年輕人的加入,七分不解,「你哋係咪來做project呀?」,但十二分歡迎,「梗係開心啦,當你坐監有人嚟探你話開唔開心?」、「我哋仲衰過坐監喎,坐監都有得食飯、放風打籃球呀!」學生市民對於這片長久以來被封閉的地域和工友的故事極度好奇,工友也是積鬱已久,你一言我一語的搶着說,眾人打成一片。

近日見諸媒體的加薪訴求,簡略言之,是碼頭工友經過千禧年前後金融風暴、SARS08金融海嘯等多次減薪,目前薪酬比1997年不升反跌,飯鐘錢和津貼亦被削去,同期工作量不斷增加、工時增長,收入卻完全與社會上的高通脹脫節。然而薪酬以外,工友們花更多時間訴說的,是人的尊嚴和基本權利,即是睡覺、吃飯、伸展手腳、在適當的處所大小便的權利,是陪伴家人的時間,和生命安全受保障的工作環境。

待遇之連年倒退和不人道,與1990年代各工種的外判潮密切相關。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HIT)壓縮成本,加上判頭從中取利,橋邊理貨及船上裝卸員的團隊,由90年代每組78人,減至目前的4人;半空操作的機手,由90年代3人操作兩部機,可以輪流休息,每天工作810小時,變為目前11部機,連續無休工作12小時。

喝狗咁喝 當我哋係咩?

人手縮減的後果,是工友必須不停工作。部分工種有15分鐘用膳時間,已算幸運,困在半空吊機上工作的機手連吃飯、上廁所的時間都被剝削掉。「無得落去架,飯盒用繩吊上來,中途跌咗就無得食;兩隻手揸機,工作唔停咁嚟,扒兩啖又要擺低。所以好多工人好似我咁,係『無飯員工』來的,我十幾年來都無食飯,只帶幾個包食,因為一拎起盒飯,控制塔就係咁催你,咁樣食法有咩意思呢?放低盒飯,你上去就知道,好多烏蠅㗎,點食?」機手其哥提起控制塔,工友更群情洶湧,「控制塔的是HIT直屬員工,佢哋對我哋講嘢嘅語氣係非常之差,喝狗咁喝的!」機手波仔說。工友無時間落機上廁所,唯有在吊機上處理大小便,輝仔說環境衛生惡劣,但也別無選擇,「自己帶濕紙巾抹手囉,公司從來無人清潔吊機」。

「我屙個尿,控制塔就即刻態度好差咁嗌你,『喂師傅,做咩呀?壞機呀?』我哋唔係機器,係人嚟架,為咗生活,有時係要低頭,但人有尊嚴,我唔食飯,都係唔想同烏蠅爭食,你咁樣呼呼喝喝,當我哋係咩呢?之前仲想在駕駛室入面裝CCTV,好侵犯私隱!鬧得犀利先無裝咋。」工友雞頭說:「幾年前有外判經理同直屬公司(HIT)嘅控制台員工講,『你唔使對啲外判揸機咁客氣,喝佢哋得啦。』以前未外判時,做機手係高級過佢哋,我考個牌都叫專業呀,你只不過係一個文職。你同我都係打工啫,但直屬員工就覺得你係二奶仔,『我係管理你哋外判工嘅』。」

碼頭公司的各種不成文規定亦突顯階級分明,外判工在中午繁忙時間不能進入飯堂,惠顧只有九折,直屬員工的價錢則約七折;新機留給少數直屬公司的機手,分給外判工的吊機都是殘舊的,「張櫈左邊高右邊低,或者成個椅背甩出來,咁嘅設備令人好易受傷」。入行20年,剛弄傷腰仍參與罷工的翁生說:「日日俯前,連續十幾個鐘維持同一姿勢,腰頸都變晒形,軟骨蝕晒,郁一郁就整親喇。機手十個有九個條腰都有問題,後生仔都一樣。

工時長隨時 on call斷六親

機手通常持續開工1216小時,工作節奏極度緊張;橋邊理貨及船上裝卸員、紮結員的苦處則是日曬雨淋,有開工無收工,正常是連續開工24小時,然後休息24小時,再返24小時,但人手經常短缺,每星期都有一兩次要連返48小時,有時更直踩7296小時,中間要自己偷一兩小時短睡,沒有正式休息時段,也沒有休息室,「有些公司開個貨櫃畀你,都鋪張蓆喺地上就瞓㗎喇」。無論機手、橋邊還是船上工人,上班時間都極不穩定,往往原定放工前數小時才通知要加班、或前一晚才知明日要不要開工,「你話唔想加班咩?佢就之後成個星期都唔派工作畀你,等你手停口停,其實就係威迫你做。」理貨員輝哥說。

工時長,又隨時on call,令工友失去享受家庭生活和交友機會,機手阿陳和黃生同聲說:「有得同家人見面、打個招呼都算好彩架喇,有些同事陪唔到屋企人,兩公婆之間有爭執、離婚都大把。入行一年之後,好多以前嘅朋友都失去聯絡,工作時間唔就,公眾假期、農曆年,因為直屬公司工人放晒假,我哋仲特別辛苦,一定無假放,咁人哋約你,你推得幾次就唔再約架啦。有師兄入行成十年,拖都無時間拍,我哋結到婚都係以前識落咋。」失去親戚連繫和朋友網絡,漸與外界脫節,碼頭工友們想轉行特別艱難。

工作外判 打散工人防結集

外判制對總公司來說可以鎖定成本,卻把工人置於極不穩定的景况,從工作、生活的各方面將工人切割成孤獨的個體,無法組織反抗力量。「以前碼頭內運車係HIT直屬嘅運輸部,因為年年搞罷工,佢就解散運輸部外判出去,判得愈多公司就互相制衡,一間罷工,隔籬公司做埋佢嗰份。」機手輝仔說,揸機外判後,由三人兩機輪休,變成一人一機,大家每日只能獨自在吊機內默默工作,同事間難有連繫,「至多收工幾個人一齊食餐飯,我入行7年,年年都有人嘈幾時加人工,都搞唔成事,因為公司一收到風有人諗住罷工,就將帶頭幾個炒咗,製造白色恐怖,其他人再唔敢出聲。宜家科技發達就話可以facebook群組聯絡,大家知道大家做緊咩,容易聚集人手。以前靠打電話,打得幾多個人?」

fb專頁打破困局

輝仔說的是近日熱傳的「碼頭的辛酸」facebook專頁,不止工友,大部分聲援的學生市民亦從這網頁得知第一手、且是工友自發報道的碼頭消息。有份發起這個專頁的機手翁生說:「機手以前從未罷過工,我哋係好聽話,每日準時上機,總係盡力做好我哋應該做嘅事。但呢一兩年,HIT不停咁逼我哋做嘢,一分鐘都唔畀我哋停,好多工友受傷,我哋忍無可忍,上年底就開了這個網頁。碼頭方面知道我哋習慣獨立做嘢,唔似橋邊工人咁齊心,覺得我哋唔夠膽落嚟。但有了網頁,消息散得好快,大家怨氣谷到爆,全部人一齊掉低部機行出來,我做咗廿年,咁樣環境係只此一次,好難再出現架喇,點解要行出來?因為你HIT無當過我哋係人,唔到我哋唔出手。

消息封鎖 意外頻生無人知

「碼頭的辛酸」專頁雖是去年底開設,但不時有更早期拍下的照片資料上載,揭示碼頭內部黑幕。記者訪問期間,工友亦常拿出手機內存的照片以說明碼頭裏不足為外人道的情况,最常見的是塌貨櫃場面,既然常見,應該「見怪不怪」,為何人人都拍下一大堆?「覺得好想畀外面人知道碼頭發生咩事囉。」輝仔說:「以前影了,無咩消息渠道可以傳出去,記者、所有人都唔入得,基本上就係一個封閉的世界,好似集中營咁,死了都無人知。好多橋邊工人都係搵命博,我哋放貨櫃上船,個櫃嘅底座有時會脫落,砸親工人個頭,拳頭咁大實心嘅鐵喎,我一隻手都未必拎得起。8號碼頭那邊咪試過,機手有死角位睇唔到,落個貨櫃壓死一個清潔阿姐,無人知,第二日家屬打電話去公司問,睇返錄影鏡頭先知佢入咗去,逐棟翻起貨櫃,搵到都血肉模糊,無晒人形。又有一次個機手唔知咩事跌落嚟死咗,家屬想入來拜祭都唔得。我親眼見就係浮屍囉,唔知邊度海面冲過來,出面都唔會知,其他塌箱呀、機撞車頭呀,成日都有意外架啦,封鎖晒啲消息,只有行內人知。」

除了意外工傷,慢性傷害例如貨船噴出的黑煙和不明氣體、灰塵微粒等,污染嚴重,「一部黑色電話擺低,15分鐘就變成灰色」。日積月累無處可避,不少工人患上肺癌,但僱主自然不會承認跟工作環境有關。

「如果真係有總公司講到待遇咁好,我哋點解唔返屋企瞓覺?如果工人搵到食,何苦同你抓爛塊臉?佢(HIT董事總經理嚴磊輝)話『唔關我事,畀咗錢外判喇喎』。你監管佢、你搵嘅外判商,點會唔關你事?隻船上少兩個箱、開慢咗,關唔關你事?」顯而易見,在公司心目中,貨永遠比人重要。每次八號風球,工友要冒風雨紮緊貨櫃,箱不能塌,人卻沒有任何保護措施。無論「李氏力場」是否存在,碼頭不能停,經濟巨輪24小時運轉。


到底誰沒有誰不行?

曾經無數次夜深,筆者乘巴士駛經三號幹線,碼頭近在咫尺,燈火通明,卻沒法窺見裏面的人影。它的浩大遮蔽了成千上萬的勞動者,當它長年累月運作順暢時,企業便遺忘了工人和工具的差別;而只是短暫的罷工堵路,某些人已忙不迭送上「影響香港國際航運樞紐聲譽」的罪名。我只能說,如果香港的繁榮是建基於這樣的勞動,而我們默許,才是這城市的恥辱。環境再差,工友言談間甚少使用「辛苦」這詞彙,他們說的是「要奪回自己的尊嚴」;或許罷工是最徹底的方法,證明到底誰沒有誰不行。提到秋後算帳的憂慮,曾參加96年罷工的老工友顯得淡定,「那年搞唔成,HIT炒晒4個判頭,但我轉個頭咪又返去新判頭度做,呢行根本無幾多人肯做,亦唔係人人識做,多人罷工就針對唔到咁多個」。也有些工友想得豁達,「大家都豁出去的了,自己享受唔到,都希望日後接住做嘅有好啲環境。反正行到呢一步,已經無得返轉頭」。

文 林茵
圖 余俊亮 / 盧翊銘
編輯 馮少榮

2013年3月30日 星期六

李怡 - 一群人做夢,夢想就會成真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3月30日

習近平接班後,新的經典用語是「中國夢」,而香港人從1988年開始做「普選夢」已經四分一世紀了,現由佔領中環啟動,正把普選夢推向新階段。

習近平的中國夢,從去年十八大就開始講個不停,甚麼是他的中國夢呢?他說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就是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從中國近年的經濟成長來看,大陸和海外的一些論者都表示有信心實現。中國今天的GDP總量佔世界第二位,十八大報告聲稱要在「2020年實現GDP比2010年翻一番」,也就是說中國GDP將與美國相當,或者超過美國。

最近,一段韓國經濟講師崔勝基(Choi Seung Ki,音譯)透視中國經濟問題的視頻,在大陸網絡爆紅,但近日已被屏蔽。

崔勝基的講課題目是《幸福的美國人與我們可憐的中國朋友》,他說美國人幸福是因為可以花很多錢,中國人可憐是因為沒錢可花。人們生活有必需品有奢侈品。必需品是衣食住行所必需的生存品,奢侈品是豐富生活質素的商品。

無論奢侈品寶馬還是賓士車,中國的價格要比美國貴一倍;即使一般的奢侈品──電影票,中國也比美國要貴約兩倍;而54吋液晶電視機,中國的價格是美國的4倍。然而,中國的人均GDP還不到美國的十分之一。收入超低的地方價格卻超貴。為甚麼?因為中國的貧富差距大。大部份中國人只能買生活必需品,只有少數貴族才能買奢侈品。賣奢侈品的老闆鎖定佔人口少數的消費群體,價格也就相應提高;在美國由於能買得起奢侈品的人多,價格也就相比之下便宜。不是因為國家窮、也不是因為國家富,而是因為貧富差距的高低決定了奢侈品價格的高低。

韓國人工平均大約是每小時10美元,美國大約是20美元。中國每小時人工大約0.8美元;而中國人工作時間長度居世界前列。

如果把收入分為工資收入和非工資收入(如投資、分紅、經營事業盈利、利息、專利、福利金等),則工資收入佔GDP的比重在美國約58%,在韓國約44%,而在中國,這一比例僅8%,非工資收入佔92%。

崔勝基還表示,獨裁專制國家會形成巨大貧富差距,而世界上沒有一個獨裁專制國家能夠消除貧富差距,所以說這類國家根本無法進入「人民幸福」的發達國家。說這個國家哪一天會趕超美國,那是不可能實現的夢想。

佔國民收入92%的非工資收入是怎麼來的呢?它主要不是從投資、利息等得來,而是各種貪腐滋生的。

2010年4月初,國務院研究室的一個調查報告披露:131萬中國縣團級以上官員及其家屬佔有全民財富的80%,1996-2003年中高級官員及其家屬流出境外的外逃資金達22,000億人民幣。十年後的今天,當然遠不止此數了。

更大數目存放內地。2010年6月底,全國個人儲蓄存款達75,200億元,其中縣團級以上官員及其家屬的個人儲蓄高於40,000億元。這些都只是官方數字。

美國政府統計,中共部級以上官員(包含已退位)的兒女輩擁有美國綠卡或公民身份的佔74.5%,孫輩則達到91%或以上。除美國外,當然還有移居其他國家的人。

貪腐是全國性的,不限於縣團級以上,下面的貪腐可能更瘋狂,中國就是這樣一個由貪腐權貴利益集團統治的國家。

在這樣的貪腐結構下,你認為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會「愛國」嗎?習近平的「中國夢」若非空想也僅是口號,既得利益集團做的都是發財夢、移民夢、一邊安排後路一邊留在大陸看能撈多少能撈多久的「裸官」夢。掌權者對香港普選的愛國愛港的要求,就是要聽命中央,不干預甚而要掃除法治和輿論的監督,讓中共權貴自由掠奪香港財富,給他們移居香港並跳往外國的方便,也讓全國憑各種關係撈到錢的少數人來香港炒高樓價物價,擾亂香港正常的自由市場。中港融合就是在政治、經濟上配合中共既得利益集團的撈錢和安排後路的大趨勢大行動。

佔領中環爭取真普選,是要重奪香港自主,去對抗使香港淪亡的大勢。《蘋果》訪問一位的士司機培哥說:「嗰個書生樣嘅教授提出,話要一人一票吖嘛,雖然發夢冇咁早,但呢個世界梗要有人發夢先得。」

筆者想起披頭四歌手約翰.連儂的話:「一個人做夢,夢想只是空想;一群人做夢,夢想就會成真。」

中共的強國夢,最多只是一個人做夢,其他應和的人,都各懷鬼胎。但香港人的普選夢,則是一群人做夢,而且做夢的人會越來越多。極權政治之所以看起來牢不可破,是因為沒有人懷疑它可破,但越來越多人認為它可破的時候,它就守不住了。歷史的教訓就是如此。

因此,一群人做夢,夢想就會成真。 

2013年3月28日 星期四

長平 - 人性的弱點

主編的話    陽光時務    2013年3月28日

我曾經在台北參觀過壹傳媒的「媒體工廠」,對其創新能力嘆為觀止。黎智英強悍的「市場邏輯」,對於民主轉型之後仍然在政治陰影中困鬥的台灣媒體來說,無疑具有革命性的衝擊。他曾經驕傲地抨擊台灣的「文人辦報」:「台灣的讀者被忽略了,做傳媒的沒有想過讀者要什麼,只想到自己要給讀者什麼,你真的問過讀者嗎?真的知道讀者要什麼嗎?」

有批評者指出,《蘋果日報》預設了讀者趣味低俗、思想浮淺的前提,對於讀者名為尊重實則貶損。其實,該報一直有跳出黨派糾葛、大膽直言的評論文章,儘管這也常被批評為「消費政治」。

放進媒體歷史中看,這種「妓院旁邊開教堂」的做法並不新鮮。上世紀初期,美國現代媒體業先行者普利策也曾為自己辦的「黃色小報」辯解,他是先通過聳動性的低俗新聞抓住讀者,再讓他們看一些事關民主政治的嚴肅的調查報道和評論文章。

與台灣的媒體歷史類似,美國「黃色小報」的進步意義在於,它是對於黨派報紙傳統的矯枉過正,打的也是走出政黨控制、滿足民眾口味的旗號。

顯然,當時美國的專業人士和普通讀者對此狀況並不滿意,主流大報開始轉向新聞專業主義,以客觀公正的報道和嚴肅認真的批評服務公眾。在公共服務的專業標準中,政黨控制、資本干預和色情暴力等低級趣味都令人蒙羞。

今天的台灣媒體,大多陷入這三種泥沼之中而不能自拔。作為一個旁觀者,我也時常為我尊敬的台灣同行感到害羞。

既然台灣的民主政治深受美國影響,我自然也有一種期待,以爲台灣媒體也會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很快走出「黃色小報」的泥沼,做出令人羡慕的華文媒體的墶本(??)。

然而,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台灣媒體面臨歷史性的新問題:一是新技術對於媒體觀念和格局的改變;二是資本全球化時代媒體更加弱勢;三是兩岸政治對於台灣政黨及媒體的影響。三者盤根錯節,互為表裏。

中共是新技術和全球化的受益者,在兩岸關係上亦是如此。台灣目光短淺的政客,也總是巴望從中獲利,從而成為共謀者。他們一起誇大了中共的威力,讓台灣在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上都處於悲苦守護的心態。台灣的媒體不僅有被直接用金錢收購的危險,也由於資本的短線操作而導致人才短缺,更因為政客塑造的兩岸氛圍使得媒體人喪失了文化自信。

政治、資本和黃色新聞一樣,對於讀者的控制手段,大多是利用人性的弱點。恐嚇、收買和弱智教育,也正是這六十年來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故事。


和過去人們對於未來的預測相反,不是民主的力量戰無不勝,而是全球化和新科技讓專制者更方便地利用人性的弱點,攻城掠地,得心應手。這我們必須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程翔 - 人民為什麼不信任中共?

——喬曉陽提供了一個實例
2013年3月28日

【明報專訊】自從中共宣稱香港可以在2017年實行普選以來,筆者不斷被朋友問及的一個問題是:您相信2017年真的可以有普選嗎?我的答案總是:形式上的「普選」一定有,實質性的普選一定無。這個判斷的準確性,很不幸又被中共證實了。

為什麼我們一定會有形式上的「普選」?因為在普選的問題上中共已經一拖再拖,比《基本法》制定時(1990)所設想的2007年足足晚了10年。如果到了2017年還沒有《基本法》所承諾的普選,則它很難向香港人、向國際社會交代。所以,既然它已經說過2017年可以有「普選」,它就不好再拖。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先生24日在深圳的表態,提出中央政府三個「堅定不移」,其中就包括2017年特首普選。所以說,形式上的「普選」一定有。

形式上的「普選」一定有
實質性的普選一定無

但為什麼我們一定不會有實質性的普選?因為實質性的普選違背了中共對所有選舉的基本原則,即必須保證當選者是中共所認可的(即是中共欽點的)。換言之,中共必須保證「未選前已經預知並滿意該選舉的結果」。實質性的普選無法讓中共得到這個保證,所以我們一定不會有。

朋友又問,那麼它可以如何操作呢?我的答案是:它可以自行制定對「普選」的定義,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普選」制度,完全扭曲、顛覆我們以及國際社會近百年來對普選的認識;它還可以對《基本法》的相關規定作出新增加的解釋,就正如內地往往在法律之外尚有「實施細則」,而「實施細則」的有效性往往比法律本身還要權威等。

喬曉陽先生的發言,即屬於後者。他的發言,就是實質上為《基本法》45條制定了一套「實施細則」。這個「實施細則」包括以下幾條:

一、在人選問題上,特首候選人必須是中央認可的,他必須通過「愛國愛港」的政治審查;而中央的底線是「堅持不能接受與中央對抗的人」。他承認,這些政治條件是「難以用法律條文加以規定的」,因此我們就缺乏一套可由公眾自行判斷是否夠資格的客觀標準,這就決定了這場「普選」的虛假性。

二、為保證選出來的特首是中央認可的,必須設立一個「三級把關機制」:提名委員會把第一關、選民「普選」把第二關、中央任命把第三關。在這個三級把關的機制下,香港人翹首以待逾30載的「普選」,卻變成僅僅為保證中央屬意人物當選的其中一個工序。

三、為保證提名委員會把好最重要的第一關,作出兩項前所未有的新規定:

1. 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是機構提名,是集體提名,不是個人提名。相比之下,現行的選舉委員會提名是委員個人提名,因此泛民人士只要取得足夠的委員提名就可以入場參選。集體提名等於封堵了泛民參選的可能性。

2. 提名委員會的集體提名是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來確定候選人。在這個原則下,即使部分泛民人士進入提名委員會(就像現在有部分泛民人士能晉身選舉委員會一樣),他們也必然因為「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而被廢武功。

從這兩個前所未有的規定看,到2017年「普選」時,所有泛民背景的人士將不可能獲得參選機會,比現在還倒退。

比現在還倒退

《基本法》是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制定的(中共一定會辯稱它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制定,但即使這樣詭辯,也不能改變它是為落實《中英聯合聲明》第三條中國的政策宣示這個事實),因此它代表了中英兩國的共識。《基本法》是中國內地和香港共同制定的(至少表面如此),好歹也是內地與香港雙方的共識,但喬先生的「實施細則」,卻完全是北京單方面制定的規則。北京這樣隨心所欲地、單方面地增添規定、改變共識,又怎樣能服眾呢?

中共執政60多年,人們始終無法建立對它的信任。人民對中共的不信任從何而來?就是從大量言而無信的事例累積而來的。中共對香港人所作的「普選」承諾泡湯,亦可作如是觀。 

林忌 - 香港沒有責任滿足中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3月28日

梁振英接受鳳凰衛視訪問時表示:「香港盡力滿足大陸同胞需要」─劣評如潮,市民紛紛質問:那麼香港人呢,由誰來滿足香港市民的需要?

其一,一國兩制之下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亦不犯河水,香港沒有責任去滿足中國的需要;其二,中國的奶粉不是天災而是人禍,不是短期的災害而是長期的缺失,正所謂「長貧難顧」;其三,香港只是一個七百萬人的城市,而中國卻是一個擁有十三億人的市場,兩者的需求完全不對稱;其四,香港本身幾乎已沒有農業及工業,更沒有產奶,因此根本無法製造奶粉去滿足中國;其五,香港買奶粉靠轉口,而原產地包括英德荷都出現奶粉短缺,連原產地都沒有貨,香港如何憑空變出奶粉呢?其六,中國出現短缺的奶粉,只是個別牌子,甚至香港缺貨的大陸市場反而有,只是價錢更貴而已。

另一方面,外國傳媒紛紛報道,由於香港的「限奶令」,對整個歐洲帶來天翻地覆的影響:荷蘭超市於三月份後實施嚴格的限售一至兩罐奶粉的限制,都依然出現大量的奶粉短缺;德國更因為沒有準備而情況一發不可收拾,不但貨架被掃空,奶粉商接受訪問時更表示,工廠所有生產線已經二十四小時不停加班工作,每年只休息五天,每星期卻依然接到千多二千個缺貨的投訴;至於英國更出現大型超市監視大手掃貨者,把多次買奶粉的客戶列入黑名單,封鎖購物賬戶,連生意都不做,這顯示即使在歐洲奶粉原產地,其產量亦無法滿足中國市場的需要,請問梁振英,奶從何來?

今日中國既不是一窮二白,而是隨便就拿出二百七十幾億元去買俄國軍火的「強國」。中共每年豪花幾千億元作維穩費,去監控及拘捕異見分子!說到底,中國怎會連王光亞也要買外國奶粉?這惡果是誰造成的?

從香港一個指令居然可以牽動全歐洲的奶粉市場,足以證明香港本身所承受的壓力之嚴重;政府一旦取消「限奶令」,香港將會即時重現奶粉短缺風潮,特區政府出賣香港市民去滿足大陸,是絕對可恥的賣港行為!今香港人連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都無法滿足,政府卻只懂顧全大陸,令港人越來越感受到,九七後的香港,才變成了真正的殖民地─中國的殖民地;人心思變,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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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忌
時事評論員 

蔡子強 - 敢問中央政府

2013年3月28日

【明報專訊】周日,喬曉陽披露中央對香港2017年普選特首的藍圖,提出特首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與中央對抗的人就不能當選特首,至於如何判斷,喬承認這一標準難以用法律條文加以規定,因而首先由提名委員會委員作出判斷。據會後譚耀宗的引述,提名委員會將會作為一個整體去提名,屬「機構提名」而非委員提名,而《基本法》第45條內提名委員會的所謂「民主程序」,即是「少數服從多數」。

所以綜合來說,到了普選特首時,要當候選人,並不是像如今般只要收集到委員會八分之一委員提名便可,而是要拿到「多數」,如今尚能勉強在提名上湊夠數的民主派,差不多定被拒諸門外。

看到政局的最新發展,這幾天心裏十分納悶,看到周一《明報》社論的標題:「若當年知道這樣普選特首,港人會同意嗎?」更是百般滋味在心頭。

我在1980年代參與學運,當年支持結束殖民統治,香港回歸中國,30年來,我們這個學運世代,以及更多的香港人,一直耐心的在等,希望見到中央政府履行承諾,落實「港人民主治港」,讓香港實行雙普選,更一直正心誠意,耐心的同對方在講道理,結果30年後,我們的青春已經耗掉大半,今天卻見到如此一個普選特首方案。

心裏實在有太多的不忿和鬱結,讓我不得不吐,一一提問中央政府:

‧我愛國,視自己為一個中國人,所以我會為八九民運而痛心疾首,因為我把廣場上的學生、群眾,以及後來的天安門母親等,視為自己的同胞,所以我仍會每年鍥而不捨的到維園去悼念死難同胞,要求平反六四。近年本土主義情緒高漲,有些不把自己當作是中國人的,六四根本對他們不痛不癢,更揶揄人們何苦要到維園。我想問北京一句,如果你們要以平反六四劃界,那麼究竟是前者愛國,還是後者愛國?

‧台灣民進黨反對一國兩制,而香港民主黨很多成員當年卻支持香港結束殖民統治,民主回歸中國,實行一國兩制。2009年民進黨籍的高雄市長陳菊,去年則輪到謝長廷,兩人先後訪京,反而民主黨很多成員在1989年以後便無緣踏足中國大陸半步,我想問北京,那麼究竟是反對一國兩制的愛國,還是支持一國兩制的愛國?

‧據譚耀宗的引述,《基本法》第45條內提名委員會的所謂「民主程序」,即是「少數服從多數」。我想所有教授政治學的學者,都不會如此簡單、庸俗的去理解何謂「民主」。退一步說,如果北京真的信奉民主乃「少數服從多數」,那麼為何回歸之前立法會直選採用單議席單票制,正正是典型「少數服從多數」的選舉制度,但他們卻投訴這非民主的真諦,而講求「均衡參與」,於是改用比例代表制,好讓愛國政團都能拿到議席。一時民主是「均衡參與」,一時民主就是「少數服從多數」,你如何能夠說服港人你不是一直在「搬龍門」?

‧相信以下一幕大家還歷歷在目,上年3月特首選舉最後一個星期,唐營和梁營的選委勢成水火,為了說服唐營的選委最後關頭「轉軚」,改為支持梁振英,以免出現流選,於是在電視鏡頭下,一架又一架鑲上不透光玻璃、掛上中聯辦車牌、估計是乘坐着選委的房車,魚貫駛進深圳紫荊山莊,多份報章報道是國務委員劉延東及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南下,在這裏接見選委,說服他們要顧全大局,投票支持梁振英。試問你又如何能夠說服我,將來不會重演前述一幕,逐個逐個選委被召去面聖,教他們應如何投票?

‧在2007年特首選舉,候選人除了曾蔭權之外,有梁家傑;在2012年,除了唐英年與梁振英之外,有何俊仁;如果到了2017年實行普選之後,除了建制派候選人之外,一個泛民候選人都沒有,那你還能如何能夠說服港人,那不是一種倒退?

‧泛民不是張三李四,在回歸後過去10多年的立法會直選,他們每一次拿到的選票都有五成多六成,去年最差那一次,都有55%,如果這樣有代表性的一個群體,都被剝奪了參選的權利,你如何能夠說服港人接受這種所謂「普選」是民主選舉?

‧台灣自1996年實行普選總統之後,如今已經舉行了5屆總統選舉,每一次民進黨的候選人都從不缺席,我想問北京一句,如果台灣人想到北京會把建議中的香港模式普選搬到台灣,民進黨候選人從此在總統選舉中被全面封殺,你還能夠說服台灣人坐下來和你談統一嗎?

北京最擔心的是「佔領中環」這個運動成為氣候,但弔詭的是,他們近一個月來的所作所為,只會為「佔領中環」提供更充足的彈藥。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Vic:且看劉細良一段有懺悔意味的自白:「戴耀廷說他自己沒有怨恨,沒有敵人,我認同,但對於當前民主運動的狀態,我們是有責任的。當年我們相信反殖,支持民主回歸,但這條路卻愈走愈窄。我們一度相信自我設限的民主運動,最後可得到北京認同,現實證明,我們錯了,過去大家所相信的方法,已經無用。」

再看王岸然之言:『三十年前筆者以讀者身份投稿《信報》,已經指出「中英聯合聲明」是一個出賣香港的騙局。其時一群所謂民主回歸派跳出來組織了一個叫「滙點」的政治組織,哄騙港人中共會給予港人民主治港的誠意;但三十年下來,港人一次又一次疑中留情,一個簡單的民主進程要「循序漸進」三十年,還是一半也未到,實在荒天下之大謬。』

我無法證明當年支持香港「民主回歸」的人居心不良,蓄意欺騙港人。但無論你們居心如何,你們對香港今天的局面有極大的責任。請你們反省,請你們悔過,因為你們是有罪的!有心也好,無意也好,你們都是中共的幫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