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6日 星期三

董啟章 - 苦瓜默然去 新果自然來——悼也斯

世紀版   明報   2013116

編按:昨天葉輝分享了也斯與那一代作家的友誼歲月。今天,著名香港作家董啟章與大家分享,他在港大念書的那段日子,當年與也斯相處和得着,並談談近年與也斯的幾次見面。

也斯的〈給苦瓜的頌詩〉是我最常銘記在心的一首詩。且引最後一節:

「在田畦甜膩的合唱裏
堅持另一種口味
你想為人間消除邪熱
解脫勞乏,你的言語是晦澀的
卻令我們清心明目
重新細細咀嚼這個世界
在這些不安定的日子裏還有誰呢?
不隨風擺動,不討好的瓜沉默面對
這個蜂蝶亂飛,花草雜生的世界」

多年來我也在寫作課上讀這首詩,不少年輕人因此而知道詩人如何以物喻人,對人對物都富有體會和情感。當中頌讚的樸實而堅執的特質,更是也斯自始至終竭力維護的理想人格。說也斯是當代最重要的詠物詩人,實不為過。當年我在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念書,和幾個同學辦了一個梁秉鈞詠物詩座談會,提出了「物詠」的看法,意思是他甚至能拋開以人為中心的觀點,完全代入物的角度,讓物自己發聲,所以不只是人詠物,而同時是物詠物,甚至是物詠人了。人物相待,相知,相忘,不就是一種「齊物」的境界嗎?苦瓜與詩人,誰在撫慰誰,誰在感嘆誰呢?可想而知,也斯對我後來關於「物」的書寫,產生了如何深遠的影響。苦瓜是一個起點。

不言之教

很多人都以為我是也斯的學生,其實不是。也斯八十年代中從美國回來,在港大比較文學系任教。我一九八六年入港大,第一年念中文和英文,第二年才轉讀英國文學和比較文學,第三年原本想選也斯的課,但他那個學期卻休假,結果沒修成。到了念碩士,我研究的是普魯斯特,跟的是洋人老師。所以,嚴格來說,我只是也斯的讀者。有時在本部大樓走廊碰到他,跟他點點頭,他報以微笑,只此而已。

也是念碩士的時候,幾個同學手癢癢的想寫作,便組了個討論會,定時分享大家的實驗品。不知是誰把我們的小說給也斯看了,他非常感興趣,主動把我們的拙作轉交給當時《星島日報》剛剛開辦的文學副刊「文藝氣象」。就這樣,我們的小說便刊登出來了,而我也因此有機會接連發表了好幾個短篇。那是一九九二年的事情。我一直不厭其煩地說,當年的「文藝氣象」對我這樣的一個新人是何其重要。沒有這一步,就沒有後來的寫小說的我。要感謝的除了副刊編輯關夢南先生,還有熱烈推介我們的也斯。而也斯當時並不認識我,大概只知道我是系內的一個研究生。

在這之後便可以直接走到也斯的辦公室找他了。同學們和他聊的除了小說和詩,還有學術方面的話題。對於我們的作品,他從不好為人師,指指點點。我們都感受到平等交流的氣氛,自信心也大大增強了。後來我們搞了一份文化研究雜誌,也斯也大力支持。他在銅鑼灣的家我們去過一次,一起看田壯壯的《藍風箏》影碟。他女兒也在,那時還很小,非常安靜,在摺紙。之後幾年,也斯有什麼發表機會也會推薦我,我們搞什麼文學活動也會邀請他。我不是也斯的「入室弟子」,但也斯其人其文是我認識香港文學的入門和典範,對於這種不言之教,我實在受益不淺。

《剪紙》與也斯

我一直認為,香港文學的三部最重要小說是劉以鬯的《酒徒》、西西的《我城》和也斯的《剪紙》。這三部橫跨六、七十年代的經典之作,直接促使在七、八十年代成長的我輩加入以文學書寫香港的行列。我在中文大學通識學部開香港文學課的十幾年來,一直在講《剪紙》。這部小說融合了魔幻寫實和拼貼的手法,探討現代和傳統價值的更替,商業和藝術價值的衝突,大眾媒體的興起和語言文字的濫用,以至於個人在其中受到的衝擊和作出的堅持。我認為,這些不單是也斯一生關注的主題,也是我們今天在香港這樣的都市所面對的種種。《剪紙》是具有超時代意義的一篇小說,至今依然同樣令人省思和感動。

也斯對年輕人非常寬厚,對朋友也熱情暢達,但他不是好好先生,不是那種面面俱圓的人。他堅持自己的觀點,絕不會迴避他不同意的事情。不知是誰封給也斯「對話王」的稱號,因為他在文章中每每呼籲不同立場的人應該互相包容,開放對話。這個美好的願望,就如他的〈漢拓〉最後兩行至為優美的詩句:「紙與石細語商量的對話/墨色烏黑至銀灰的變化」。不過,「對話」有時也會變得過於激烈。九七年底,因為一部小說的影射式寫法,我和也斯在報章上發生過一場「筆戰」。現在回看這場不大不小的風波,是非對錯也說不清楚,甚至不再重要了。是否曾經「決裂」,是否需要「和好」,也沒有刻意去考慮。隔了幾年,也斯不計前嫌邀請我參與一個中法文學交流活動,大家就維持着友善而淡然的關係,彼此並不多見,但見了總會互相問好。紙與石之間曾經的磨擦,最後留下來的是墨迹溫潤的印記。

一種感激

幾年前,我們一群文學界朋友倡議興建香港文學館,也斯很慷慨地成為我們的顧問。那時候他已經發現患上肺癌,我每次以電話或電郵和他商事,也順帶問候他的情况。他總是以尋常的語氣回答,好像生病只是另一件要認真處理的事務,既不必怨憤自傷,也毋須激昂奮鬥。拒絕濫情是也斯的本色。最後一次有機會跟他詳談,已經是前年的事情,在他家樓下的茶餐廳。當時還以為有條件可以請他搞一個攝影與詩的個人展覽,作為文學館的先導計劃。他很明顯對一個有公共機關色彩的大型文學館感到疑慮,主張較小規模的、民間的文學之家的模式。正如許多關於香港文學的大計一樣,當時談到的種種,結果也無疾而終。

「同桌可以有不同的方向」,也斯在〈青菜沙律〉裏是這樣說的。雖然大家都共同關心香港文學,但我知道他對我的寫作方向並不認同。有時看到他在文章中批評有些作者概念先行,賣弄知識,我便知道他在說我。但這已經沒緊要。正如黃碧雲所說,被罵到最終也變成了一種感激。如果可以的話,我們都願意他留下來多罵我們幾句。就算我們依然故我,死性不改,有這種觀點的衝擊,有這種批評的聲音,不是比大家互相稱來道去更來得真切,更令人懷念嗎?說到理解的困難,或見解的分歧,原也屬世情的常態,《剪紙》的作者不可能不知道的。

使合唱不至單調

那天大清早,接到友人的短訊,知道也斯離去的消息。感覺除了悲傷,也是茫然。有話想說,但又不知從何說起。報上有簡短的報道,說他臨別的遺言依然是關心香港文學,勉勵年輕作者。我從書架上拿下來最就手的一本書《新果自然來》。那是也斯一九七六年到台灣旅行的散文集,到二○○二年才第一次結集成書。書中的也斯是一個文學新人,背着行囊,不願流俗走熱門的路線,堅持以笨拙的方式尋訪文學中的台灣,看七等生或黃春明等寫過的地方。年輕也斯的一趟旅行,就是他一生的文學之旅的寫照。他寫到在小鎮羅東的街頭攤子吃肉羮,雖然已經看不到黃春明筆下的「三明治人」,卻看到地方戲院宣傳《大白鯊》的廣告車。時代在變遷,但事物也在延續。作者一低頭,看見羮匙上寫着:「新果自然來」。二○○二年,我和黃念欣的孩子出生。我們正苦苦思索名字,剛巧買了也斯新近出版的這本書,便想:叫做「新果」不是很好嗎?

不是太老的苦瓜,為疾病所折磨的苦瓜,帶着自己不同於眾人的堅持,默默去了。不過,苦瓜不是終點。新的果子又要結出來了。結出來的不一定是另一些苦瓜,而是更多種多樣的蔬果,豐富着這片貧瘠的田畦,使合唱不至單調,音韻不獨高昂,而有不同的姿態和口味,「包容種種破碎不知秩序」。

舊瓜已去,新果相傳。文章題目的對仗並不工整,但對於不喜歡墨守成規的也斯來說,也許更合他意。

謹此悼念我的啟蒙老師。

文.董啟章  編輯袁兆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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