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31日 星期四

長平 - 吃着花生唱着歌

主編的話    陽光時務    2013年1月31日

我偶然間看到自己二十年前發表在報紙上的一篇專欄文章,不由得感慨了半天。那篇文章的標題是《新民謠:苦中作樂》,談的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一種社會現象。那時候呼籲反腐敗的「六四」運動被血腥鎮壓,腐敗却隨「小平南巡」之後經濟重振而更加猖獗。憤怒而又壓抑的民間,興起傳唱「新民謠」,也就是編唱一些新曲來針砭時弊,舒解心中鬱悶。例如:「一等公民是公僕,子孫三代都幸福;二等公民大蓋帽,吃了原告吃被告;三等公民公務員,喝茶看報也來錢……」;「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壞了黨風喝壞了胃,喝得老婆背靠背,老婆告到紀檢委,領導說:該喝不喝也不對……」

作家賈平凹在小說《廢都》裏,大量記錄了這些「新民謠」。當時有人認為,政治腐敗,人心墮落,民憤難平,「詩可以怨」。這些民謠的傳唱,必將積累更多的民憤,加速專制政權的潰敗。我在那篇小文裏,也引述古代民謠,證明「民謠所指,必是社會大病症無疑」。

不過,我更看到,和古代民謠說「徹心徹骨的叫喚聲和咄咄逼人的戰鬥力」不一樣的是,「新民謠」「在諷刺鞭撻不正之風的同時」,還有幾個方面的東西值得重視:一是自得其樂:「你腐敗罷,老子編你唱你,哈哈!」乃至於「這種找樂精神滑向無聊情趣」。一是自暴自棄:「唱來唱去,有時也不免唱到咱小老百姓。自己算什麼玩藝兒,無錢無權,還瞎起哄,真是『十等公民是主人翁,球莫名堂學雷鋒』」——這不就是今天的「 屌絲」心態嗎?三是低級趣味:「人家美女成群,自己孤苦伶仃,只好窺秘意淫」。

我的結論是:「我們民族必須走出新民謠苦中作樂這塊沼澤地,支持什麽,反對什麼,旗幟鮮明,少哼小調,多幹實事,才是振興之道。」——彼時當局撲滅了80年代的「西學熱」,強化民族主義教育,「民族振興」重新成為一個熱詞。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轉述這篇才疏識淺的小文,是因為它讓我恍然感覺,這二十年來時間幾乎停止。二十年足以更替一代人,可是當年父輩們的「新民謠」傳唱,不就是今天下一代的互聯網抗議嗎?不同的是,年輕人以更加豐富的文藝形式創造網絡「新民謠」,以更加高的頻率點擊鼠標,可是我在二十年前指出的這塊沼澤地,中國人不僅沒有走出來,也許還愈陷愈深了。

中國歷史上的無數造反運動中,民謠塑造的民意都立了大功。後來「上帝給了中國人一個最好的禮物」——互聯網,這種民意更以幾何倍數的速度進行繁殖和傳播。人們更加堅定地相信:專制政權再也沒有不倒的理由了吧?

這二十年來,我也增長了不少見識,知道在前蘇聯、東歐乃至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政治笑話、民謠和暗語都是民眾表達不滿、釋放憤懣的一種途徑,也知道這些情緒真的會積少成多、聚沙成塔。但是另一方面,我對「苦中樂作」的抵消作用也有了更多的理解。已有若干學者研究,互聯網在給中共政權造成極大威脅的同時,也在幫助它維持統治。至少,它在鼓動人們上街的同時,也替代了一些街頭運動。

我不知道「吃花生」是不是香港的傳統,但是我相信隨着香港的日益「回歸」,它會大量從「新民謠」中吸取「營養」——既有積極的呐喊抗爭,也有消極的自我消磨。因此,當劉夢熊爆出包括自己參與的種種政治醜聞之後,香江水頓時全部化作了「醬油」,大街小巷都堆滿了「花生」,既讓人看到了香港人「圍觀的力量」,也讓我想到二十年前唱遍中國內地的「新民謠」。好在我讀到了更多的聲音,例如黃之鋒的評論:「市民在鬥爭白熱化間又被這些鬥爭放在一旁置諸不理,偏偏我們不敢,也不想進到這個鬥獸場內,不知是迫於無奈還是順理成章,香港人永遠只有當觀眾的份兒。」

以及《獨立評論》的追問:如何唔食花生睇熊狼?——「然而除了花生,坐待事態之外,我們是否也應該真的認真讀一下訪問的文本,它可說是清清楚楚揭露了這年來香港究竟在發生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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