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7日 星期四

葉一知 - 特首失誠信,何來管治威信?

爽通識   香港爽報   2013年1月17日

讀者提問:「梁振英先生的僭建問題如何影響政府管治?」這須從政治權威的來源和政府的認受性說起。

管治威信來自人民

一個政府要有效施政,必須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和信任,從而形成管治威信。如果政府沒有威信,不被信任,其決定很易遭人民反對和唾棄。同樣,行政之首(總統、首相、行政長官等)也須得到民眾的認同和信任,才能有效施政。

政府的職責是治理社會,而社會由人組成,因此國家領袖的合法權威理所當然來自人民。人民授權對統治者很重要,即使是極權國家,也強調人民二字,但極權者挾人民聲威上台後,卻削弱他們參與政治事務的權利。相反,在民主社會,人民對領袖的認同和信任,是由民主選舉的選票換算得來——民主選舉的得勝者得到人民的授權,便有認受性。

香港的行政長官並無普選選票的授權,他只是由1,200個選委選出,而絕大部份香港市民均無權投票選出這些選委。換言之,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並沒有得到合理而廣泛的認受性。特首選舉期間,港大曾發起民間投票,當時總投票人數約22萬,梁振英的得票率只有17%(約4萬票),由此可知,其認受性是先天不足。

誠信德行直接影響管治威信

從前的皇帝全都沒有人民授權,其威信何來?那就得看皇帝的德行和政績。沒有人會認同昏君有管治威信,一個壞皇帝,跟一個失德失行甚至犯法的現代領袖,同樣不能產生管治威信。

有人認為,僭建不是大罪。的確,即使是民主國家,僭建未必導致領袖下台,但正如梁振英在選舉論壇上痛斥對手唐英年時說的一樣:「這不是僭建問題,這是誠信問題。」

領袖的威信必然與其誠信直接掛勾。即使是小學生,也會對一個大話精同學當選班長而心生不忿,何況是一個地區的首長呢?種種資料顯示,梁振英在痛罵唐英年沒誠信時,已有僭建,這種情況不只是刻意隱暪這麼簡單,情況就像,一個騙子成功隱瞞自己的行騙罪行,還公然指責另一個人是騙子並因此得到好市民獎,當這個「好市民」有一天被揭發也是個大騙子時,其好市民獎被禠奪實是一個合理期望。這解釋了為甚麼梁振英在短短半年間,便有數以十萬計的市民高呼要他下台。

施政有為能挽回管治威信嗎?

皇帝時代,明君如李世民、康熙等,沒有人民授權,道德也不一定被認同(如李世民兄弟相殘,發動玄武門之變而奪權),但只要施政能力高,便可得到民眾支持。因此,有人認為,梁振英誠信不是問題,如果他的施政優秀,也會贏得管治權威。

聽起來有道理,但細想卻不然,因為歷史背景不同。皇帝時代並無權力分立,皇帝集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權力於一身,當時也無傳媒監察,公民社會不知為何物,人民認為皇帝乃受命於天,而非受命於人民。雖云「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但這是句空話,當時的制度根本沒有對皇帝起甚麼限權作用,試問歷史上有多少個皇帝是因為犯了國法而下台呢?那個時代,反對聲音必遭打壓,所以中國歷史上,沒有皇帝被人民要求下台,只有連出多個昏君,才會出現暴力革命。


〔Vic:或許是限於篇幅,此段過度簡化,可參考陳雲〈受用不盡的中國制度史〉一文,內云:「中國政治傳統不是帝王專權,也不是貴族封建的,而是講求文人的平等參與,皇權受到相權也就是士權的制衡,帝王很多時只是虛君。然而中國傳統解決不了的是中央集權與地方政治之間的平衡,以及世族的民間權力與政府的中央權力的平衡。」〕

皇帝犯法,無人能制裁,但時代早已醒覺,現代國家領袖的權威來自人民的認受。在現代社會,在一向講自由講法治講新聞自由的香港,對特首誠信質疑的聲音是壓不下的,當香港人清楚知道一個領袖的誠信出了問題,他們還會相信他的施政承諾嗎?長此下去,行政長官的管治威信只會不斷削弱。

領袖缺誠信 管治維艱

總括而言,行政長官沒有普選的授權,認受性先天不足,上任後又屢被揭發誠信問題,市民對其信任已大打折扣,在眾多市民反對下,政府的管治必定步步維艱。

就像一班小學生,班長已被揭發大話連篇兼犯校規,大部份同學都要求撤換,但課堂中權力最大的班主任卻堅持不換,力挺到底,「給他機會顯示本領」云云——如果你是這班的學生之一,還會聽從這樣一個班長的說話嗎?

撰文:通識老師葉一知
電郵: yipyatcheel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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