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30日 星期五

張文光 - 燃燒的西藏

明報    20121130

中共十八大的西藏代表團說:「拉薩是全國幸福感最高的城市。」

但在中國的藏人區域,自20083月,拉薩騷動至今,接連有77名藏人自焚,抗議中共的宗教逼害。

即使十八大期間,青海連續有4名藏人自焚,更爆發了6000人遊行示威,政治形勢險峻,超越星星之火。

中共西藏副書記向巴平措,還火上加油,批評自焚者說:「這其實是一種非暴力的暴力行為,利用宗教令自焚者走上不歸路,既不符合宗教教規教義,也不道德。」

然而,他有沒有想過:為甚麼藏人選擇自焚作絕望的反抗?為甚麼自焚竟成為藏人反抗的武器,短短4年燃燒了77個生命?

藏族作家唯色,曾整理部分自焚者的肖像和遺言,有僧人也有平民,更有年輕的學生。其中一位自焚者索巴仁波切,在錄音遺囑說出他的信念:「如佛陀當年捨身飼虎一般,為了真理和自由而捨身取義。」

捨身飼虎,原是佛陀著名的故事,流傳於佛教典籍與壁畫中:釋迦牟尼前世也是王子,在叢林遇到飢餓的母虎,餓得要吃掉自己的小虎。

王子遂起大慈悲心,自殘身體,用血肉餵飼母虎,拯救虎群,感動人心,流傳千古。

故事的意思分明,佛教雖不殺生,但為普渡眾生,也可捨身取義。

2008年的騷動被鎮壓,藏人追求自由而不得,深感宗教壓迫之苦,自焚成為絕望的反抗,舉世矚目。

20123月,南韓記者用隱蔽鏡頭,在成都阿壩大街,拍到自焚的實況:一團火紅烈焰,人在火中燃燒。大火過後,燒得扭曲的軀體,如焦炭伏在地上,驚心動魄。

記者問僧侶,怎樣看自焚?

僧侶說:「自焚,不是示威遊行暴動,不會傷害別人,犧牲的只是自己。」

顯然,絕望之心、信仰之志、殉教之念,導致自焚的浪潮,試圖喚醒世界的關注。

畢竟,77個燃燒的生命,震撼人心,其慘絕人寰處,讓人聯想到南越:1960年代,僧人釋廣德自焚,抗議吳庭琰政府壓迫佛教徒。

結果,釋廣德一人自焚,導致吳廷琰失去國際同情,成為垮台最後的一根稻草。

西藏,不過4年光景,已有77人自焚,人非草木,無論漢藏,怎能視若無睹,讓人類自焚之火,在西藏絕望地燃燒?

林沛理 - 喬布斯的最大遺憾

亞洲週刊    2012年11月30日

西諺有云,生活是嚴師(life is a stern teacher),其實有時死亡教曉我們更多。蘋果電腦的喬布斯(Steve Jobs)逝世一週年,世人對他的個人崇拜並無減少。

他二零零五年在史丹福大學畢業典禮上發表了一篇演說,題為《死之前該怎樣活》(How to live before you die),繼續在網上瘋傳。他告訴在座的畢業生,人必有一死,所以應該一無所懼追求自己的夢想;更期盼他們「常懷渴求與赤子之心」(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這類常見於自助手冊與通俗心理學書籍的陳腔濫調,只因是出於喬布斯之口,才自動升格為金石良言。實情是喬布斯的生命固然精采,但他的英年早逝更具啟發性和教育意義。它提醒我們,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東西,what really matters。

美國總統奧巴馬嘗言,喬布斯是愛迪生以來最偉大的發明家,這當然是溢美之詞。喬布斯的發明,分析到最後,不過是精巧的器具和小玩意而已,英文稱之為不無貶義的「gadgets」。iPhone和iPad是完美的gadgets,但始終是gadgets。這個偉大發明家的所有發明,加起來也沒法令他在世上多活一天,甚至一刻。他的死提醒我們,雖然很多人覺得沒有iPhone和iPad的日子沒法過,但iPhone和iPad畢竟不是生死攸關的東西,不是「真正重要的東西」。

那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東西呢?與喬布斯一起創辦蘋果的老朋友沃茲尼克(Steve Wozniak)透露,喬布斯臨死前跟他說,他最大的遺憾,是沒有花更多時間與家人相處。難怪,喬布斯是個搏殺起來六親不認的工作狂,他在死前六星期,才肯從蘋果CEO的職位上退下來。

蘋果近年來創意無限,新產品一個接一個推出市場,跟喬布斯在零四年知道自己患癌並開始接受治療大有關係。死亡的陰影令他更相信自己的判斷和直覺,按照他的邏輯,既然今天可能就是生命最後的一天,當然沒有理由把它用來過別人的生活和依循別人的思維——喬布斯稱之為教條(dogma)。喬布斯自知時日無多,卻選擇了做一個更徹底、更義無反顧的工作狂。

結果他把一手創立的蘋果送上成功的頂峰,自己也名成利就,但他在過去七年來真正與家人親密地在一起的時間,大概只有最後的幾個星期。他告訴沃茲尼克,要離開身邊的人,深感遺憾。

這值得嗎?人各有志,每個人都要為自己就生命所作的抉擇(life choices)付出代價。只不過身為普通人的我們,有沒有想過其實我們可以在某方面做得比喬布斯更好?當然,喬布斯擅長的,沒有人可以勝過他;但只要我們從他的身上汲取教訓,絕對可以在生活上避免重蹈他的覆轍。的確,一如很多成功人士、名人,甚至偉人,喬布斯同時是一個學習榜樣(role model)和警世寓言(cautionary tale)。

歷史學家泰萊(A.J.P. Taylor)對拿破崙的評價,完全可以用在喬布斯身上:作為一個領袖,他做得成功的,沒有人可以超越。作為一個人,他在別人做得成功的事情上都失敗了(What he did as a leader no one could have done better. Yet as a human being he failed where most men succeeded.)

喬布斯和蘋果改變了世界,這是毫無疑問的。問題是,他們令世界變得更好,還是更壞(for better or for worse)?對一個人的讚譽,莫過於說他「令世界變得更美好」,英文所謂「leav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han he found it」。喬布斯配得上這樣的讚美嗎?蘋果的產品令世人更能掌握自己的生活和前途,做一個更獨立、自主和有思考能力的個體;還是令他們墮進一個無力改變的處境?

喬布斯叫人stay foolish,但自己其實世故和聰明到極點。不過,他聰明過所有人,卻聰明不過他自己。他缺乏的是一種自我反省,甚至自我否定的能力。

「First do no harm」,以無害為最高原則的,不應該只是醫生和醫務人員的職業道德,還應該是包括像喬布斯一類翻雲覆雨的大企業家的商業道德。我不敢斷言iPhone令這個世界產生更多奴隸、癮君子和放棄思考的人,但無可否認,它只是資本主義化虛假需要為「非擁有不可之物」(must-haves)的極致產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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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沒有花更多時間與家人相處」,似乎是很多事業成功人士的大遺憾。但我想,那些事業成功的人士,其性格早就是決定了其人生;只要錯過頓悟的機會,這種遺憾是無可挽回的。現實中更常見的悲劇,是事業無成,與家人的關係也早早破壞到無法相處的地步。普通人的悲劇,是強忍著絕望,默默地活著。

Vic - 台灣媒體生態--讀李德成文章有感

2012年11月30日

李德成先生在〈香港的後黎智英時代〉一文中說:「台灣人憂慮《蘋果》被蔡衍明收購後,加上他的《中國時報》,可以壟斷台灣的言論,但這個說法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報禁已經取消,沒有人可以強迫台灣人買一份報紙。喜歡《蘋果》的人,在《蘋果》變質後,是可以拒絕再買的,而因應這些拒買變質《蘋果》的人,也應該會有《蘋果》二世出現。反觀香港,情況就不能樂觀,因為政府是共產黨的附庸……」

由此看來,他對台灣的現實社會環境、媒體生態、政府的狀況,顯然不大清楚。台灣人憂心親共商人壟斷台灣的媒體,扼殺新聞自由,絕非杞人憂天。歷史學家余英時雖然遠在美國,從他寫給學者黃國昌的兩封信(信一信二)看來,他對中共對台灣民主自由的威脅,就看得很清楚。


李德成說,香港政府是共產黨的附庸,而他顯然認為台灣政府是代表台灣人的政府,不會坐視中共勢力的滲透。現實是,在許多台灣人看來,近年「國共一家親」的趨勢非常明顯,國民黨政府即使不是共產黨的附庸,也絕對不能指望它抵抗中共勢力的滲透。我看米果文章〈「你們有錢,我們有青春」〉,就深感國民黨像是決心要令年輕人(以及反共人士)對它絕望似的。


在民主自由的外表下,台灣的媒體生態,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我讀〈台灣-被財團主導的社會(上)〉這篇文章,最有感覺的是這一段:「藉著天下,遠見,Cheers這類雜誌的推波助瀾,讓一般人覺得:只要藉由努力,就有成功的機會。這類雜誌投中產階級保守的價值觀所好,天天寫著似是而非的成功學,但是卻沒有告訴讀者這些有錢人利用不公正的制度到底獲取了多少利益。」


當然,台灣的商週、今週刊等等,風格與天下遠見類似。我覺得此類媒體最大的問題,是跡近盲目地鼓吹一種冷酷勢利的觀念,但卻把它包裝得很陽光很正面。你可以說,它們也是在宣揚某種自欺欺人的正向思考。它們教你仰慕財富權勢、奢華享受,教你遠離社會公義的沉重議題。世道人心如何腐敗墮落,它們是完全不關心的。這種媒體,是有錢就能收買的。經過它們數十年的洗腦,我們就有了台灣社會眼下非常普遍的心態:只關心個人的生活享受,對本地社會重大議題不聞不問,國際局勢就更不用提了。更糟的是,充斥著「網路影片、美食資訊、股市漲跌、寰宇搜奇」的新聞內容,培養出一群自以為是的無知者,對迫在眉睫的威脅無知無覺。


學民思潮在香港反洗腦教育時,很多人說,看到他們,就看到香港的希望。台灣的學生為了新聞自由站出來時,我也很想說,看到他們,就看到台灣的希望。

可是,當我想到台灣的媒體業者如何糟蹋新聞自由(例如每天餵觀眾大量雞零狗碎,毫無營養,不知為了什麼,放上國際會令人覺得羞恥的所謂新聞),當我看到社會大眾對親共商人蠶食台灣媒體無動於衷時,我真的樂觀不起來。

當然,年輕人只要不是想放棄這個地方,都別無選擇,只能頂著幾乎一整個社會的麻木不仁,為了自由與公義,喊破喉嚨,燃燒自己。

李德成 - 香港的後黎智英時代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30日

拜讀李怡先生的〈後黎智英時代〉(見下附),心有戚戚然。台灣人對黎智英的撤退作出如斯反應,其實令人奇怪,因為畢竟黎氏在台灣的成功,一不仰仗權勢,二不依靠特權,其實只本着一貫的企業家的目光和幹勁,當然也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有黎先生的視野幹勁和經濟實力的人,相信在台灣不在少數,而且辦報不同辦電視台,實在應該是較輕易的事。

台灣身為全中華地區最民主的地區,也不應存在政府可以打壓一間報社,又以《蘋果》在台灣的成功例子,可以看到一個全面反共的媒體在台灣是可以生存的。台灣人憂慮《蘋果》被蔡衍明收購後,加上他的《中國時報》,可以壟斷台灣的言論,但這個說法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報禁已經取消,沒有人可以強迫台灣人買一份報紙。喜歡《蘋果》的人,在《蘋果》變質後,是可以拒絕再買的,而因應這些拒買變質《蘋果》的人,也應該會有《蘋果》二世出現。

反觀香港,情況就不能樂觀,因為政府是共產黨的附庸,絕有可能在各方面打擊反共媒體,而且打擊面不只在報界,還可以涉及報館老闆的其他生意,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的媒體絕大部份已經歸邊,因此相信若果黎智英賣了香港《蘋果》,絕對沒有《蘋果》二世出現。

台灣未必需要黎智英,但香港卻絕對需要黎氏,這可以說是香港人的悲哀,也是中國人的悲哀。到我們不需要黎智英的時候,才真正是中國人站起來的時候。

李德成
公開大學電腦系副教授


李怡 - 後黎智英時代
絲絲世語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29日

壹傳媒集團出售旗下台灣報刊和壹電視,引發台灣學生和台灣壹傳媒工會抗議,知名歷史學者余英時親筆信函支持青年學生「拒黑手,反壟斷,要新聞自由」行動,台灣壹傳媒工會形容這是員工「傷心且遺憾的日子」,認為黎智英應為隱瞞交易過程向員工道歉。


香港壹傳媒工會也舉行燭光集會聲援台灣同仁。實際上香港員工在擔心哪一天會遭到台灣同樣命運。浸大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表示,壹傳媒是少數對抗建制的傳媒,估計黎智英短期內不會出售香港業務。

近年來,香港和台灣的新聞自由,似乎獨靠黎智英去維護了。這是正常的嗎?還是毋寧說是可悲的?無論如何,台港兩地的新聞從業員要準備進入後黎智英時代了,也就是靠從業員自己「維權」去對抗箝制新聞自由黑手的時代。自由,從來不是、也不應該靠一個人維護。

相關文章:Vic - 台灣媒體生態--讀李德成文章有感

李平 - 不相信不需要一個大話精的服務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30日

梁振英大宅僭建事件對港府施政的影響日益嚴重,不只拖累林鄭月娥等高官的誠信,更拖累屋宇署的公信力,連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昨日都坦言,行政長官應考慮「至少來一次」好清晰的確切交代,尤其是對其誠信的質疑。看來,梁振英的所謂「開誠布公」,不只未向媒體、立法會交代,連向行政會議同僚的交代也欠奉。事至如今,梁營所謂讓事件告一段落,讓梁集中精力施政、服務市民之說,可以休矣。

梁營迄今避談梁振英應如何承擔僭建責任的問題,把梁振英的語言偽術發揮至淋漓盡致:一時避重就輕,聲稱沒有誠信問題,僭建的錯失並無損害他作為行政長官的施政;一時上綱上線,把媒體、議員的追究行動等同反政府甚至是反北京的陰謀;一時「高瞻遠矚」,呼籲讓特區政府重新上路、集中精力處理政務。

對於港府來說,梁振英僭建事件首先是如何執法的問題。林鄭月娥、陳茂波、區載佳再如何辯解,都未能盡釋外界的兩點質疑:一是對待唐英年、梁振英僭建為何持雙重標準?二是在傳媒報道後對梁宅僭建,為何拖延五個月仍未採取行動?與此相關的問題是:誰在讓屋宇署人員揹黑鍋?誰應承擔損害政府機構公信力的責任?

如果按梁營的要求,媒體、議員就此放過梁振英、讓他集中精力施政,那麼,黑幫人物犯法後從政,豈不是也可以用同樣的理由要求免除被追究,豈不是將黑幫人物漂白合法化?梁振英參選特首,是為了服務市民,還是為了免除被究責?

對於政治人物來說,梁振英僭建事件首先是誠信問題。梁振英在特首選舉論壇上厚顏攻擊唐英年的僭建問題,雖未構成法律上的責任,但道德上已無立足之地;他創造的「擔保絕無僭建」、「第一次僭建」、「記錯」系列大話,一步一步把挺梁官員、媒體拖累至無地自容,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則公開斥責梁振英「呃咗個行政長官嚟做」。

對於公眾來說,梁振英僭建事件首先是政治僭建問題。梁宅僭建,影響的可能是其獨立屋的安全,最多拖累左鄰右舍,但由小圈子選出特首、特首將公僕變家僕這類政治僭建,肆意踐踏香港的公務員制度、踐踏香港的法治,影響的是全香港的安全、全香港的未來。

梁營把議員追究梁振英僭建責任的行動,歸結於泛民的陰謀、抽水,試圖以此影響北京的判斷。但是,北京認可的兩位特首候選人,競選時把香港政壇搞得烏煙瘴氣,梁振英上任後於私鬧出僭建事件,於公鬧出國民教育、長者特惠生果金事件,搞得港無寧日,是誰之過?

尤可悲的是,除中共直接管理的報章之外,香港一些媒體也加入「梁粉」團。內地網民近日揭發多宗官員貪污、包養二奶的醜聞,掀起一波反貪浪潮,正是看準了習近平、李克強主政之初輿論環境較為寬鬆的時機,而在還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香港,竟有媒體自甘墮落,忘卻傳媒監督政府、監督高官的天職,高叫港人向前看、繼續給梁振英服務市民的機會。問題是,一個不停以大話冚大話的特首,其誠信、人格已破產,憑甚麼要我們相信他的服務?憑甚麼說我們需要他的服務?難道沒有梁振英,香港就會癱瘓、就無人可率領公務員服務市民?



李怡 - 管治危機已現
絲絲細語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30日

梁振英上台之路的事實已在眼前:他過去在赤柱舊居有過僭建經歷,買入山頂大宅時也知道已有僭建而他又增加新僭建,去年六月他謊稱居處無僭建,在十一月無通知屋宇署私下將僭建以牆密封,然後參選特首,當爆出(有可能是由他爆出)唐英年大宅僭建時他向唐大打僭建炮彈,從而騙得特首寶座。這樣卑劣的人格,若繼續由他當特首,是香港的恥辱。

梁振英面對被揭發僭建後不斷以大話冚大話,使僭建之火越燒越猛,誰走近去要幫他澆水都會被火燒到。林鄭、茅波、羅范、張志剛、張震遠已被火燒身,建制派議員要向他澆水也惹來火星,屋宇署涉嫌護短以致署長躲避傳媒,再下去大火燒到公務員隊伍,那麼香港的良好管理還能維持下去嗎?香港管治危機的確已出現了。

蘇淑蓮 - 你最欣賞的國家領導人——香港小學教科書之「政治灌輸」教育

2012年11月30日

【明報專訊】「政治灌輸」教育已發生了。

自反洗腦國民教育運動開展以來,小五家長Amy和Monica跟我持續交流看法和感受。她們真的很憂心,小五學業表現,要向教育局呈分,評核結果與升中派位直接掛鈎。老師和家長怎能高唱求學不是求分數,但富爭議性的「國民」教育,原來起碼在2008年版的教科書,從小一至小六各級,已滲透各個科目,已定時教授和評核。「國民」教育要評分?我請教國內朋友,他們說:政治課是要上的,但不會打分!人人要上課,但不會認真。

誰守護孩子?

香港學校發生了什麼事?小學老師應該是最先發現問題的,但過去數年,不見得有老師發現和提出這個「問題」?!香港家長,是世界上工時最長的苦命族群,傳統以來,信任學校,沒人會留意小學課本的細節。今年初夏以來,平日埋頭苦幹,無閒也無意識參與社會抗爭的家長,被「學民思潮」的少年人喚醒,突然清明起來,細閱教育局文件和流行最廣的教材套工作紙,認識愈多,憤怒愈大。高度珍惜思想自由的香港人,絕不容許孩子被洗腦,堅持孩子有權表達自己的意見,要有自己的判斷力。

9月起,我們和家長朋友一起工作,好像一個小型民間研究團隊,持續閱讀檢查有問題的教材套。這兩個多月以來,我們從所蒐集的資料,發現了:

1. 本地普遍被採用的小學教材套,尤其是語文科、常識科和普通話課本,真的有不少「政治灌輸教育」的內容。

2.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本地小學老師的教學,離不開教科書的框架,孩子做的家課及工作紙、聽的錄音帶視像教材,也是出版商一條龍的製作產品。上課時,孩子聽着老師口述提問教科書的內容(而有問題的材料是那麼多!),做堂課家課時,又是重溫已編定的學習目的。傷害最深的是小五學生,學校要上呈學業成績作中學派位之用。香港華人家長不會像西方家長的作風(一經發現離譜不合理的作業,即時撕破,並跟校方說:以後不能要求孩子做家長不認同的家課作業!),家長朋友說:我們不會這樣做!我們要顧及尊重老師的感受,但孩子呢?如何守護?

3. 事情發展到此,已不是個別學校和家長可以解決的問題,教育局應該正視問題,不能讓個別學校和家長自行處理,不能只喊「為了孩子的好,為了孩子的美好將來」這類口號。

洗腦,真的這麼容易嗎?

我們也聽到一些意見:「有人製造恐慌!有人有政治目的!不要中計。洗腦真的那麼容易嗎?我就是愛國學校畢業的,今天的腦袋不是好好嗎?或說:我長年累月提醒孩子不要打機,孩子都沒有被我洗腦,還是繼續沉迷打機!洗腦?談何容易?」對於這些言論,我們的回應是:

1. 家長的恐慌是真實的。一直以來,關於入什麼學校、讀什麼書、參與什麼課外活動,如何不做「怪獸家長」,都要尋找「專家能人」指導,家長早就被disable。尤其是牽涉到政治,香港的家長更覺無能,也面對更大的恐懼。因此,特別要感謝「學民思潮」的同學,他們鍥而不捨的努力,叫家長學習直面自己的恐慌。要守護孩子,要孩子能真正進入教育的真善美,我們再不能逃避政治。個人的「成功」經驗,絕不能成為在小學進行政治灌輸的合理化和常規化的理由。

2. 老爸老媽每天的叫喊和囉嗦:不要打機!大風呀,穿外套啦!還不練琴……跟「政治灌輸」教育是同一性質的事情嗎?可以相提並論嗎?洗腦是國家機器總動員的行為,從表層的宣示,到建構深潛的社會網絡(教育乃其一)的利害關係,正是歷史和現實上,獨裁政治帶來災難的殷鑑。

不需動腦的工作紙

以下,我們會讓大家認識一份真實的小五教材,了解作業內容後,請大家評評理,這樣的教材,是否值得香港孩子「認真」學習,為了派位,為了應付考試,背誦/抄寫標準答案(老師是會提供充分的答案模式,好助學生拿到分數)。是否過關呈分最重要?洗不洗腦,小事?動不動腦,無關宏旨?

教材出處:《今日常識新領域》,教育出版社,教師用書,五年級第5冊。主題:認識祖國,單元二:歷史長河。單元有5個學習目的,其一是「建立對國家的歸屬感及責任感」。相關的工作紙是:蒐集一位「你最欣賞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的資料,貼在空格內,並把這位領導人的重要政績填在空欄上。

家長認為超乎孩子理解和評價能力的工作紙,老師是如何教導小五學生回答的?原來很簡單——老師在白/黑板上,寫上答案,如「鄧小平」,他的政績是「推行開放改革政策,帶來國家昌盛繁榮」,或「毛主席」,他的政績是「開國解放人民」,孩子動手抄寫,照字搬字,get the job done。結果?全班同學都答對了,老師打個高分!家長還需要憂慮嗎?

作者蘇淑蓮是香港教育學院高級專任導師
資料提供:家長義工——Amy、Monica 

邵頌雄 - 郎李之爭(下):李雲迪的「open」式演奏

香港蘋果日報   蘋果聲色   2012年11月30日

上接:郎李之爭(上):郎朗的浪漫與「郎慢」

中文媒體把焦點放在郎朗與李雲迪的國籍上,認為他們的成就,是華人能於西方藝術世界中吐氣揚眉的莫大光榮,我看大可不必;至於兩位「鋼琴王子」互視對方為假想敵,更是無謂。




■李雲迪簽約EMI,在2010年出版專輯易名YUNDI,其演奏亦如去掉姓氏般顯得無根。

原因之一,是郎李兩位,只能依賴演奏炫技作品為主,內裏卻空洞無物。當然,黃金時期的大師亦有炫技之時,但他們炫技之餘亦展露出藝術上的涵養,如Cziffra的舒曼,連Cortot也嘆服;Richter彈奏的巴赫,淡樸韻味令人難以忘懷。可是李雲迪只予人機械之感,郎朗則浮誇低俗。正如我不覺得成龍電影在荷李活賣座便是華人的榮耀,若幾位中國鋼琴家只能讓世界覺得他們「十指發達、頭腦簡單」,也不是值得慶賀之事。況且,單就技巧而言,郎李也僅算平穩,讀者試在YouTube上找Berezovsky、Pletnev、Horowitz、Arrau等彈奏的Islamey,比較郎朗的演出,便可體會郎朗的技巧屬於甚麼層次。

其次,欣賞音樂,只就演奏本身的品味及境界評價已足,毋須替演奏者加上民族感情分。本文上篇談到的Gilels及Richter,於第一屆柴可夫斯基大賽任評判之列,雖然蘇聯舉辦比賽的原意,是於冷戰期間向世界宣示其文化上的輝煌成就,但他們卻力排眾議,把首獎屬意表現最出色的美國鋼琴家Van Cliburn,此即不以民族情緒凌駕藝術之例。我們的着眼點,應是考慮李雲迪的蕭邦,是否有其獨特之處能成一家之言,不是單看「首位華人奪得蕭邦大賽冠軍」這名頭,便立刻歡呼拍掌,許為大師。李雲迪能於2000年第十四屆蕭邦大賽中奪魁,而此冠軍寶座已懸空15年之久,其成就不容抹煞。但他令人惋惜的,正是十多年來仍停留在「比賽得獎者」的階段而沒令人看到音樂造詣上的成長。能晉身大型國際比賽而得名次,猶似博士畢業。但博士畢業生距離大學者的學養,還是很遙遠。李雲迪近年來的表現,卻是與大師的境地越來越遠。

以參賽的水平而言,李雲迪當年的演奏雖嫌拘謹生硬,但終究讓人感覺到每個音符都經過悉心打磨,細膩的表現已算不過不失。其後由DG推出的兩張唱片,基本以蕭邦及李斯特比賽的參賽曲目為主,也能保持「比賽冠軍」的演出水準,但當中亦充斥着不少李雲迪的局限:其演奏,一如台下面接受訪問的他,給人木訥、呆板、沒趣的感覺,笑容牽強、神經繃緊;其技巧,缺乏順手拈來的從容自然,斧鑿痕迹甚深,聽得出是靠一股狠勁練回來的,與上面所舉名家演奏Islamey那種游刃有餘的天賦技巧,不可同日而語。有限的天資,稍欠勤練即容易走樣。而他近年不少演奏,即使淺易如蕭邦的夜曲或圓舞曲,也錯音連連。樂評家周光蓁便曾對這樣漫不經心及大量錯音的演奏,直接向李提出疑問,他的回答竟是「……我覺得現場演出可以多一點的表現……不用顧忌。當時你有這個心情,你可以把它open一點,why not?」如果當年蕭邦大賽,李雲迪也敢這般「open」,不要說取得名次,就連華沙也不用去了。堂堂蕭邦大賽冠軍「手下」的蕭邦可以是這個模樣,就只能以欺場來形容,而李的樂迷也只有希望他能建立視觀眾如比賽評判的尊重。郎朗在這方面的表現顯然較佳,不論任何場合都令人覺得他盡情投入。

同樣是蕭邦大賽出身的Pollini、Zimerman、Argerich等,得獎後都韜光養晦、潛心深造,始晉身大師之列。但李雲迪獲獎後,雖說仍有繼續修學,演奏卻一直走下坡,他的舒曼欠缺想像力,李斯特沒有神采,史卡拉第也呆滯平板。簽約EMI後,李雲迪易名Yundi,他的演奏亦一如去掉姓氏之舉顯得無根。去年出版他2010年北京的現場錄音,竟然八成曲目來自10年前的蕭邦比賽,給人感覺疏於拓展演奏曲目之餘,詮釋深度卻未見寸進。近日推出的貝多芬專輯,李氏在發佈會上的介紹,硬把貝多芬與蕭邦拉在一起,說「這兩位作曲家彷彿是硬幣的兩面……貝多芬是一個浪漫主義者,他展現了與蕭邦很不一樣的德國式浪漫風格,而這也是我要傳遞給聽者的」。如果這番說話是甚麼笨公關為他「度身訂做」的台詞,也情有可原,但如果這就是他對唱片中三首貝多芬奏鳴曲的理解,便太令人失望矣。

蘇賡哲 - 墮落之源

北美明報    2012年11月22日

很多人以為,今日中國人的道德崩潰,是文化大革命引致的。這看法沒有錯,但它的源頭,是中共建政就開始了的。五十年代的道德滑坡,始於文人。胡風冤獄就是其中典型。

胡風這類文人我認識不少。性格缺點是愚而好自用。以為自己的文藝觀最符合馬列主義,傻到向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叫板,還不知死活攻擊毛的爪牙周揚。周恩來與胡風交情不錯,一再暗示他毛那篇講話不是甚麼文藝觀,而是黨內文件,即是聖諭,沒有商榷餘地。胡風的智商未足領會周的意思,終於坐了二十年牢。不過這人傻而正直,他在牢中,迫害他的周揚也失勢受批鬥了,官方去牢獄,威迫利誘,叫胡風提供周揚的黑材料。但胡風拒絕了。他說:「不管報上說得怎樣嚇死人,我應該有我自己的看法,決不在這裡為某個人說一句壞話或一句好話。問題是怎樣就說怎麼樣。今天,周揚雖然被揪出來示眾了,但我連拍手稱快的心情都沒有。像這樣來批周揚,是言過其實,難以服人的。」

可是像胡風如此梗直的文人甚少。他自己昔日被批鬥時,同是作家的攻擊真可以說是觸目驚心。其中包括:「我看穿了胡風的心,除了受過美蔣特務訓練的人,誰會像他這樣想?」「胡風,你是九尾狐,你的主子是誰?」「誰依法鎮壓胡風,而且鎮壓必須比解放初期更加嚴厲。」所謂鎮壓,就是處死的意思。

文人的墮落比文革的全民墮落早得多。 

2012年11月29日 星期四

傅鏗 - 最後的公共知識人

香港蘋果日報   蘋果樹下   2012年11月29日

《戰後歐洲史》是兩年前去世的一位研究歐洲知識人的哥倫比亞大學專家托尼賈特的一部傑作。在最後一章〈歐洲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中,賈特說道,公共知識人在二十一世紀的歐洲已經愈益成為一個瀕臨滅絕的物種,那些上一世紀留下來的著名知識人也都陷於日益邊緣化的境地。2003年5月31日,歐洲一些最為著名的領軍知識人,為了反對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在一些最有影響的報刊上,發起事先計劃好的聯合行動:德國的哈貝馬斯與法國的德里達,兩位歐洲最為著名的哲學家和公共知識人,在《法蘭克福總時報》上聯合發表了一篇文章:〈歐洲的再生:我們在戰後的新生〉。他們指出,美國最新的危險途徑給歐洲敲響了警鐘,歐洲人應該重新思考他們的公共認同,吸取他們共享的啟蒙價值,在世界事務中採取一種獨特的歐洲立場。

在同一天,歐洲一些同樣著名的公共知識人也發表了類似的文章,意大利哲學家兼小說家艾柯在首屈一指的《共和國日報》上,他的同事哲學家法蒂默(Gianni Vattimo)則在意大利最為著名的《新聞日報》(La Stampa)上,瑞士的「日爾曼藝術學院」主席阿達夫默奇(Muschg)在《新蘇黎世日報》上,西班牙哲學家費南多薩瓦特(Savater)在西班牙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國家報》(El Pais)上,以及美國哲學家理查羅蒂(Rorty)在德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南德意志日報》上,都發表了類似的文章,做出了相應的呼籲。賈特說,在上一個世紀的任何時刻,由如此出眾的社會著名人物發起,同時發表在這樣大型的報刊上,這樣一種規模的知識人呼喚,注定會是一個特殊的重大事件:一種會衝擊政治和文化社區的宣言和宣戰書。

然而這一「哈貝馬斯─德里達倡議」,儘管澄清了許多歐洲人所共享的願望,但是卻靜悄悄地過去了而未受到人們的重視。首先歐洲各國的新聞記者並沒有報道這一「事件」,各國的政治領導人也根本沒有想到邀請這些名人學者去出謀劃策,而廣大的民眾更是當其為專家的奇文怪談而充耳未聞;即便是同情者竟然也沒有積極響應。當年左拉和薩特時代的知識人登高一呼,公眾群起響應的日子,仿佛已經是非常遙遠的過去。公共知識人的影響力早已為足球明星和搖滾歌星所取代了。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法國的後現代哲學家便敏感地發出了「知識人已死」的預言。1987年美國學者雅戈比發表了《最後的知識人》一書,指出以前那種獨立不依的自由撰稿人的時代已經終結,愈益專業化的教育體制生產出的都是專業知識人,並首次創用了跨專業「公共知識人」一詞,他們在專業之外起到了「指導民意,激揚文字」的作用。然而隨着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鬥爭的消亡,就是「公共知識人」也缺乏一種可以號召民眾的社會目標,從而出現了熱血的公知與冷淡的公眾所形成的鮮明對照。今日的公眾已經成了政治上「冷淡的一代」;然而可怕的是,冷淡與狂熱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昔日的狂熱曾產生了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今天的公眾冷淡症同樣可以造成各種日常生活中的無形專制,以及貧富差別所帶來的社會不公。

孔捷生 - 溫家寶與香港富豪之故事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29日

十八大保衞完了,接下來要忙着保衞溫家寶了。吳康民奮身反擊《紐約時報》,他先把「改革派」桂冠予溫總,繼而披露溫去年曾交他一牛皮紙袋,內裏是關於溫家財的「謠言」是如何出籠,外間又是如何「以訛傳訛」。然而吳康民刊登該文之後,《紐約時報》於二十四日和二十七日再轟出二炮,追蹤溫家寶家族巨額財產的來龍去脈,更清晰更詳實,連與之有關聯的香港富豪也無所遁形。

這一來,保衞溫家寶就有得忙了,這絕非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抹黑中國,別有用心」八個字就能搪塞過去。倘若吳康民那個牛皮紙袋都是真材實料,大可見招拆招,逐一回應,否則紙終究包不住火。吳康民稱平安保險向溫公子贈送股份是謠言,因為持股人鄭建源並非溫雲松化名,而是新世界集團的(中國)經理。當下《紐約時報》把鄭建源也挖出來了,現時新世界又稱鄭建源不是該集團僱員,是越描越黑!

溫家寶是否改革派?姑且算是吧,儘管他未有一樁政改實績,但動嘴皮子也算做事,因為民主、自由、平等和普世價值這些關鍵詞,除了溫家寶,前九常委中無一認同,黨的喉舌還頻頻發文狠批普世價值,托賴溫家寶絮絮念叨,這些詞彙才未打入敏感詞黑名單,故而光說不練也功不可沒。問題在於某人被捧為改革派,決不代表他家族的斂財行徑便可免問責。

溫家是否大富豪,這只是yes或no的簡單回答。承認這點再來探究《紐約時報》的報道有無偏差之處。溫親贈吳康民的那個牛皮紙袋,總不能把自己描畫成俯仰於天地之間的大清官。《紐約時報》證據確鑿地列出,溫妻子張培莉在九七年六月十七日下午和平安董事長馬明哲見面,並共晉晚餐,之後張培莉(通過親戚)控股的鑽石公司就在平安保險的北京大樓裏開設辦公室。而溫家寶時任副總理和中央金融工委書記,掌管金融、證券和保險業。

自此曾經前景不明朗的平安漸入佳境,○二年獲得價值連城的銀行牌照。○四年平安在香港上市,此前溫家族便大量囤積該公司股份。根據○一年制訂的法規,禁止官員通過親戚(父母子女和姻親)購買國企上市股票。而《紐約時報》從監管記錄(到○七年為止)查出,溫家族通過天津老鄉段偉紅的泰宏公司購入平安股份,溫的弟媳、溫太太的兩個兄弟及幾個長期生意合夥人實際上控制着這家公司,其中溫家九旬老母就持有市值一億二千萬美元的平安股票。又聞那個段偉紅出來大包大攬,稱「所有收益百分之百歸我所有」,她只是為了掩飾而「錯誤借用」總理親屬的身份證。這話誰信?

既然為了改革大業而保衞溫家寶,勞煩吳康民「晒」出牛皮紙袋的驅魔靈符,還溫總理一個清白吧。

余杰 - 港大更應頒授劉曉波名譽學位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29日

香港大學的代表近日拜訪了緬甸反對派領導人昂山素姬,在她的家中向她授予一個名譽博士學位和兩個名譽職位。港大在一份聲明中表示,該校「肯定昂山素姬以非暴力手段,為民主和人權而鬥爭」。

這是一個好消息。不是港大給予昂山素姬榮譽,而是昂山素姬增添了港大的光榮。一所大學,不僅僅是一個培養專業人才的機構,還應當是自由和人權價值的倡導者和捍衞者,用中國史學大師陳寅恪的話來說,「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理應是所有大學的願景。

昂山素姬以一人敵一國,以柔弱勝剛強,付出了與丈夫人鬼相隔的沉痛代價,終於引來國家制度轉型的曙光,讓人無比感懷與敬佩。楊紫瓊在《The Lady》中扮演的昂山素姬,堪稱她演過的最有力量的角色—比包括邦女郎在內的各種女俠都更有力量。

不過,港大在將榮譽學位授予昂山素姬的同時,是否考慮將同樣的榮譽學位也授予另一位還在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昂山素姬已經獲得了自由,正在領導她的國家走向民主憲政的正道,授予她榮譽學位是錦上添花;而劉曉波是全球唯一一名仍然繫獄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而且劉曉波的妻子劉霞也被非法軟禁兩年有餘,在此時此刻,授予劉曉波榮譽學位堪稱雪中送炭。

港大不必捨近求遠,港大完全可以用此種方式表達對內地同胞的基本人權的支持。中共的獨裁統治已形成嚴重的社會危機,不管中共當局是否承認,中國的民主轉型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作為從「六四」以來持續二十多年為中國人權事業不懈奮鬥的知識分子,作為非暴力抗爭的方式和「我沒有敵人」的精神的倡導者,劉曉波必將在這一變革中發揮不可或缺、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劉曉波的自由,乃是中國政改啟動的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就連此前沉默是金、察言觀色的作家莫言,也大膽了一把,為劉曉波的自由發出了聲音。那麼,港大是否願意冒一點險,通過授予劉曉波榮譽學位,讓劉曉波和他妻子劉霞的命運再度引起港人和世界的關注?

若中國走向了民主化,港人將不必提心吊膽於「天安門屠殺在維多利亞公園重演」,也不再視二十三條為隨時掉下來的緊箍咒,港人更可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那才是「分享作為中國人的尊嚴與榮耀」。若中國走向民主化,不僅將使十三億中國人告別共產黨暴政、基本人權從此受到法治保障,而且將帶動新一輪的全球民主化浪潮,北韓、伊朗、古巴等獨裁國家將應聲而倒。在此意義上,劉曉波對人類歷史的推動,將不亞於南非的曼德拉、捷克的哈維爾、韓國的金大中和緬甸的昂山素姬。他應當像曼德拉等人那樣獲得其同胞和全世界的支持。

余杰
旅美中國作家


Vic:港大有這種勇氣嗎?中共一日不倒,一日視劉曉波為敵人,我敢說,香港沒有一間大學,會有勇氣頒授名譽學位給劉曉波。

蔡子強 - 梁振英的符咒

2012年11月29日

【明報專訊】大家過往或許都見識過如此一幕:一些江湖術士,在一些愚夫愚婦跟前,口中反覆呢喃一些符咒,便讓一眾如着魔一樣,信以為真,馴如羔羊。

這樣荒誕的一幕,竟然今天也在香港上映,所不同的是,原本下三流的江湖術士,今天卻換成了是高踞廟堂之上的特首,而在口中不斷反覆呢喃的,則由「嘛呢嘛呢空」之類的符咒,變成了「開誠布公」,堂而皇之的四隻字,而那些「梁粉」,也紛紛聞之起舞,在旁忙不迭的附和。關鍵是,大家會否又像那些愚夫愚婦一樣,信以為真,甘之如飴﹖

梁振英真的「開誠布公」?

在僭建事件中,梁振英三番四次強調自己「開誠布公」,那麼,實情又是如何呢?

實情是,當日最早被揭發屬僭建的玻璃花棚,梁當日透過候任特首辦,指是上手業主留下,但後來被《明報》的高空照所否定,被質疑公然講大話,終於,梁在上周五所發表的14頁聲明中,辯稱這是因為「記錯」。

常人如你我,前言不對後語,會被人不留情面的指摘是講大話,但特首,前言不對後語,則可以辯稱是「記錯」,還有身旁哼哈二僕不斷催眠別人,催眠自己的說,這不牽涉誠信問題。原來,「官」字真的是兩個口。

以後當大家被踢爆講大話時,也可「死雞撐飯蓋」的說,既然堂堂特首都可以「記錯」,我當然也可以「記錯」。

但更讓人不齒的是,原來他早已發現其4號大宅內有一個面積200平方呎的僭建地庫房間,並於去年11月私自以磚牆圍封了事。問題是,6月25日,《蘋果日報》曾正式向特首辦查問4號大宅是否另有僭建房間,當時的候任特首辦於晚上10時回覆,否認有此僭建,之後《成報》跟進,候任特首辦再次「直指該空間並不存在」。由於封牆工作才進行了約7個月,因此他不可能以記錯作為藉口,當被記者窮追不捨,又發現群情洶湧時,周一晚,梁振英唯有硬着頭皮辯稱:「僭建處理咗,個僭建就唔存在。」

原來,別人問你有否僭建,你可以理歪氣壯的否認,因為「僭建處理咗,個僭建就唔存在」,那麼:

‧太太問你有否婚外情?你可以說沒有——因為你昨晚已經把小三撇了;

‧老師問你有否考試出貓?你可以說沒有——因為你剛把貓紙撕毁了;

‧警察問你有否偷東西?你可以說沒有——因為眼見勢色不對,你已把本來拿走了的東西放回原處;

‧別人問你有沒有偷食?你可以說沒有——因為已經抹了嘴……

各位,原來這就是梁振英的所謂「開誠布公」。

現實原來真的可以如此大話西遊

都是林天悟君有先見之明,在梁振英還未道出「僭建處理咗,個僭建就唔存在」這樣的詭辯之前,林便於周一在《信報》撰寫〈香港有個大話特首〉一文,當中便打趣的說:

「《蘋果》的提問可能沒有註明四號大宅『古往今來』是否有僭建工人房,那麼梁振英大可以視為只問『現在』,他當時否認有僭建,事後大概可以這樣解釋:『我以為記者是問當時四號大宅有否僭建房間,由於那個房間去年已封住;換言之,記者查詢時的確實已經不存在,我只係基於最新的事實回答,並無刻意隱瞞。』」

結果,類似大話西遊的遊戲文字,竟然不幸言中,原來,真的會出現於現實政治之中,還要是出自堂堂特首之口。

梁振英真的「與政府部門全面合作」?

在僭建事件中,梁振英也三番四次強調自己「與政府部門全面合作」,那麼,實情又是如何呢?

實情是,周二屋宇署卻發表聲明,指出原來早於6月26日,他們的工作人員已發現梁宅士多房後的一幅外牆與批准圖則所顯示的不同,並四度發信要求解釋,但卻未獲回覆。

原來,這就是梁振英的所謂「與政府部門全面合作」。

梁振英就是如此無賴,但一日沒有普選,一日港人也只能徒呼奈何。

「開誠布公」成了催眠公眾符咒

這裏的最大教訓是,縱使有些人用一貫看似很誠懇的表情、誠懇的眼神、誠懇的語氣說話,我們不能因為聽到一些人不斷說自己「開誠布公」,便相信他真的是在開誠布公;說「與政府部門全面合作」,便相信他真的會與政府部門全面合作。這些人的戲法,便是把這些看似政治正確的說話,不斷在口中反覆呢喃,就像在念符咒一樣,企圖把別人催眠,也把自己催眠。

再者,若然真的開誠布公,是不會單方面定下規則,說往後有關僭建的提問,都只會以書面回答。這種方式有利於梁振英,機關算盡,左度右度,想出最滴水不漏的口供,用自己的語言,去道出自己只想說出的part of the truth,到被記者步步進逼時,又可以推搪說「我的聲明已經寫得很清楚,我再沒有任何補充」。

賊喊捉賊 竊取大位

周二,羅范椒芬說大家別把問題看得太嚴重,不要把問題無限擴張,說成是誠信問題。不錯,僭建,本來不是一件什麼大不了的事,但問題是出於梁振英在處理僭建風波中,一而再,再而三,嘗試以語言偽術來左閃右避,企圖心存僥倖,蒙混過關;另外,問題也出於,梁振英在3月的特首選舉論壇上,曾以僭建問題攻擊對手唐英年,直指那是涉及誠信缺失,卻原來同時梁也心知肚明自己也有僭建問題,卻眼睜睜賊喊捉賊,竊取大位。這些才是最讓人感到不齒的。

經過今次之後,我們終於看清梁振英原來是這樣的一個人,大家更要倍加警惕,因為,當梁振英口口聲聲說沒有「四大政治任務」(即實施國民教育、《基本法》23條立法、整頓港台、處理2017年普選特首及之後的政制發展)時,大家聽了也不能鬆懈,信以為真,因為若然有一天他又再反口覆舌(就如以前說過「N屆唔選特首」一樣),他又可能再振振有詞的解釋:

‧的確是沒有「四大」政治任務,因為有的只是「五大」、「六大」、「N大」……政治任務而已;又或者,

‧的確是沒有四大政治「任務」,因為有的只是四大政治「義務」而已。

梁振英「開誠布公」vs.亞視「香港良心」

梁振英的那句「開誠布公」,以及亞視的那句「香港良心」,已經成了我們這個歪理乖張、指鹿為馬的年代,兩個最佳的時代印記。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李怡 - 隨着梁振英,林鄭在迅速消耗自己誠信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29日

梁振英僭建事態的發展日日新,使筆者想到艾未未的粉絲就他提出的「中國的未來如何」的回答,且把香港代入改作之:在梁振英繼續當特首期間,香港特區政府就像且戰且跌的股市K線圖。梁振英每一次為自己的誠信辯解,都帶來另一次更大的管治危機,更賠上為他護短人士的誠信,也消耗巨大的社會公信力,最終公信力耗盡,所有的價值觀崩塌,連美好的詞彙都將消耗殆盡。

美好詞彙「誠信」這個詞被梁振英徹底消耗了。拖延屋宇署和傳媒的查察和查詢,他說是「及時和全面配合」;他自稱「自始至終正視問題」、對僭建「從嚴處理」、「與政府部門和傳媒充份合作」、「開誠布公」,而每一次辯解,都等於把這些美好詞語踐踏。他在聲明和談話中,一次次說「開誠布公」,而行動中卻一次次迴避躲閃,這是對這詞語最殘暴的蹂躪。

每日一謊言的梁振英,最新謊言是說自己「第一次處理僭建」,而建牆工程較小,所以沒有通知屋宇署。當傳媒指出他的赤柱舊居,早在2000年時被揭發僭建,並且他也作處理時,他就迴避說「要翻查記錄」。那一次,可是一個相當大的僭建,包括僭建一個花園長廊,和一個挖山而成的4,000多呎的地庫。手法也同這次一樣,先是說僭建購入時已存在,被揭搬入才建又說屋宇署遺失圖則,最後才拆掉。這樣的大事情,他若不記得就是患健忘症了。

梁振英上場,不僅不斷在消耗自己的誠信,其他官員也陪同他消耗誠信。那些自我消耗的如陳茂波、林奮強且不去說了,可憐而可憎的是那些為他護短的梁團隊中人,比如張志剛、張震遠、羅范椒芬等行會梁粉,他們說出來的護梁言論,市民只會作反面解讀,而且會禍延他們日後的所有言談,並使他們今後人生都活在謊言中。

因為輿論懷疑屋宇署在處理唐英年僭建和梁振英僭建問題上「大細超」,昨天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示,過去擔任發展局局長期間,知悉屋宇署曾四度發信予梁振英,要求提供有關大宅僭建資料。但她強調從未干預,屋宇署完全自主執法。

林忌在他的著名博客「每日一膠.荒謬的香港」中,提出了「香港水門:梁振英官位換林鄭月娥輕放?」的懷疑。他引述今年3月7日,林鄭任發展局長時,針對唐英年大宅僭建的談話,林鄭說:「屋宇署會調配資源,優先到場視察,需要面談的證人可能多達40人,包括業主、註冊工程師、承建商及工人等,全部人已取得聯絡,部份人更已見面;此外,亦需要從技術上取證,包括要決定是否進入構築物搜證」。林鄭不是說發展局從不干預屋宇署自主執法的嗎?為何對唐大宅就干預?又為何在6月份對梁大宅僭建,屋宇署就沒有約包括業主、註冊工程師、承建商及工人等證人面談?兩者的處理為何如此大差別?

林忌提出最重要的一點,是在梁振英於3月25日當選後兩天,即有報章頭條報道:林鄭將會出任政務司司長。何以當選一天就向傳媒放風會有此任命?於是他問:林鄭於3月7日前後,究竟有沒有私下會見梁振英,或透過第三者溝通?兩人有沒有直接或間接交換過對僭建的意見,有沒有討論過未來林鄭出任政務司司長?也就是說,林鄭對唐梁二宅的雙重標準,其中即使沒有涉及利益交換,也有表面理由相信林鄭咬實唐英年而放梁振英一馬。

英國電視連續劇《首相大人》有一句名言:「不要相信任何事,直至官方作出否認。」當林鄭對發展局干預屋宇署的調查作出官方否認時,干預這件事就可以相信了。這也因為林鄭多次說相信梁誠信沒有問題。她隨着梁振英已經消耗殆盡的誠信,也在迅速消耗自己的誠信。

2012年11月28日 星期三

古德明 - 以人為本

中華正聲    2012年11月28日

【am730專欄】「香港電臺,以人為本。」這句宣傳口號,香港人大概都耳熟能詳,只是未必知道其出處,更一定不會明白其意思。

「以人為本」是胡錦濤倡議的所謂科學發展觀要旨,收入中共黨章,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論一樣,算是中共的「指導思想」。但中外古今人類社會,無論是野蠻專制還是開明民主,哪裏有不是以人為本的?問題在於這個「人」是指統治者還是百姓。人類社會總不會以貓、狗或其他東西為本吧?中共連「以人為本」都奉為「指導思想」,這個黨的政治理論有多高明,可思過半。

《尚書•五子之歌》說,夏朝君主太康無道,遭諸侯有窮氏后羿放逐,失去國家。太康五個弟弟因此作歌,怨兄長不遵祖先大禹遺訓:「皇祖有訓,民可近(親近),不可下(鄙視)。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民惟邦本」四字,詞理明通,是後世民本論的先聲。宋朝程頤《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就說:「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以安而不擾為本。」

現在,胡錦濤把「以民為本」改為「以人為本」,是點金成糞,把詞理通明的中文,變做不知所云的現代漢語:那個「人」是指共產黨人、美國人、中國草民還是甚麼?胡錦濤解釋說:「要把人民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斷滿足人們的多方面需求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然則「人」似是指中國人民,又似是指人類。而這樣不倫不類的論述,竟然是新中國人要「學習」的文詞。香港電臺學了,當做口頭禪;香港人聽慣了,腦筋也隨之麻痺,渾然不覺其文詞無聊。民智就是這樣逐漸壅蔽的。

中國人向來崇尚「文無剩語」,即筆下沒有一個多餘的字。現代漢語則剛剛相反,以堆砌浮詞為高。例如「要把人民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二十一字,中文會刪削為八個字:「一切須重人民福祉。」至於「不斷滿足人們的多方面需求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中文改為十二個字,就清楚有力得多:「務求人無匱乏,社會全面進步。」當然,「滿足人們的需求」是直譯英文satisfy people's demands;我那十二字中文,不做英文附庸,現代漢語人一定不高興。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不斷」近年已經成為中共最愛堆砌的一個形容詞。江澤民本月初給上海海洋大學寫的校慶賀詞就是:「發揚優良傳統,不斷開拓創新。」這和胡錦濤的「不斷滿足」,可以前後輝映。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逢周三刊登) 

陳文敏 - 中宣部

明報   20121128

看到中策組淪為中央宣傳部,實在感到可惜!梁振英當然有權改變中策組的功能,但這樣的改變會帶來甚麼後果,對政府的施政與管治又有甚麼好處?

從邵善波的言論看,表面的理由是政府過往在輿論方面太過被動,往往處於「捱打」狀態,梁振英看來想改變這個局面,主動出擊,希望能主導社會主流意見。這方面的工作其實應該是政府新聞處的責任,中策組就這方面給政府出謀獻計本來並無不可,但若同時承包推行的工作,令中策組成為前線的宣傳部門,一來這已離棄中策組原先成立的目的,二來一旦中策組成為場內的棋子,便很難再站在場外冷靜客觀地分析研究。梁振英要決定的是他需要打手還是需要智囊?打手易求,智囊難覓,如果他以為政府面對的只是宣傳公關形象的問題,那恐怕是大大錯估形勢。現政府面對的最大難題,一是無法取信於民,二是人才凋零,有能之士均對這政府敬而遠之。

中策組其中一個功能就是吸納人才,只要翻看顧汝德時代的非全職成員名單,可以說是星光熠熠,當中有不少當年和今天仍是政經商界的重量級人物。九七年以後這情況已漸漸改變,親疏有別的政策令政府與持不同意見的人士日漸對立,如今若中策組遭降格為中宣部,恐怕更難吸引各方賢能,影響更會波及各諮詢架構,梁振英此著,正是自毁長城!

高靜芝統籌政府各委員會的任命,除了直接削弱政務司長的權力和奪取各司局長的任命主導權外,更會加劇政府的內部矛盾和市民對政府的疑慮。誠然,近年政府有趨勢傾向委任個別人士,以致出現「公職王」這些情況,但這情況只要內部稍加協調便可解決,何須勞動中策組?更根本的問題是這些委員會的任命近年已成為獎賞支持者的政治工具而非廣開渠道蒐集民意甚至作為行政吸納的途徑。政府是怎樣委任公眾人士進入各諮詢架構,當中有甚麼準則,能否增加透明度等,這些均是需要檢討的問題,但解決方法卻絕不會是交由中策組政治篩選。

相關評論:練乙錚 - 中策組推新任務 好嗌得v.好打得

程翔 - 從十八大看香港地下黨規模

2012年11月28日

【明報專訊】11月7日(即中共十八大開幕前一天),本港多家報紙報道中共中央香港工作委員會早前選出16名香港黨代表,除駐港官員和陸資企業負責人外,還有兩名土生土長港人。在官員方面,他們包括中央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副主任李剛、郭莉、王志民,以及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此外,中央在港國企黨代表則有中銀香港總裁和廣北、招商局國際董事長傅育寧、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中旅董事長張學武。報道沒有透露兩名土生土長的香港黨代表,但表示這兩名「地下黨員」鮮少出席公開活動。

接着,澳門《新華澳報》翌日也報道,澳門方面當選為中共「十八大」代表的,有澳門中聯辦主任白志健、副主任徐澤,人事部長常毓興,南光集團董事長許開程,解放軍駐澳部隊政委許進林少將。

上述已知身分的共14人,另加兩名隱形港人,合共16人。

這次十八大代表,由全國40個選舉單位選舉產生,香港和澳門首次合共組成一個獨立的單位出席會議。這40個單位中,包括了31個省市區,中央直屬機關、中央國家機關、解放軍、武警、高校、央企系統、金融系統等,另加港澳和台灣。但後二者從來沒有在官方新聞稿裏面出現過。

無法確切知道
誰是香港地下黨代表

這兩名隱形的、「土生土長」的地下黨代表是誰?雖然中共早已公布十八大代表的完整名單,但只有姓名,沒有身分,按姓氏筆畫為序來排列,故即使人名已公布了,局外人仍然無從知道他(她)是誰。同公布內地代表的做法不同,內地代表是按他們的選舉單位來公布的,即使不熟悉某人,也可從他(她)們所屬單位判斷是誰,但由於當局沒有公布港澳和台灣這兩個選舉單位,故難以確定這些人是誰。不過,如果我們有時間有心機的話,把按選舉單位排列的名單從完整的名單中剔除出去後,剩下來的應該就是港澳台這兩個選舉單位的名單了。但即使這樣,也無法具體確切知道誰是香港的地下黨代表。

在香港的名單中,張學武、宋林、傅育寧都不在中央企業系統選舉單位或中央國家機關工委的「十八大」名單之內,故可以確信他們是在香港工委的選舉單位中當選。其中,宋林是取代了「十七大」代表陳新華,傅育寧取代了「十七大」代表秦曉。另外,郝鐵川則是取代了「十七大」代表、前中聯辦港島辦事處副主任陳幟。郭莉則在出任商務部副部長時就是「十七大」代表,現在則繼續連任,但身分已是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其選舉單位也應由中央國家機關工委轉為香港工委。

那麼,從港澳首次獨立成團、共有16名代表這一點看,則可窺見中共在港澳的大致規模。如果十八大代表共有2270人,代表黨員8200多萬人,平均每個黨員代表3.6萬人,那麼港澳16名代表理論上應代表58萬人左右。

港澳地區黨員
應不會高達58萬

我個人直覺覺得,港澳地區黨員數目應該不會高達58萬之數。一個調整的方法是根據不同地區黨員代表的含金量不同而作調整。例如全國解放軍250萬人,卻有251名代表,平均每個黨員代表着1萬名解放軍,全國武警80萬,共有49名代表,平均每1.6萬個武警才產生1名代表,足見每名代表的含金量是不同的。

如果我們假設港澳在中共看來也是像解放軍那麼重要,以致每萬名黨員即可以產生1名代表,則16名港澳代表就是代表了港澳兩個特區共16萬名共產黨員。但是我個人直覺又覺得,這又遠遠低估了港澳兩地黨員的規模。

共16萬黨員?
低估了港澳黨員的規模

港澳在中共體制內,地位相當於北京、上海、天津這些直轄市。這三市的黨員總數分別是180萬、182萬和106萬。他們出席十八大的代表數目分別是64、73和48。三市的黨員與黨代表比例分別是2.8、2.5和2.2。試拿三市的比例來申算,16名代表意味着港澳兩地的中共黨員應該在35萬、40萬、45萬之間。絕大部分的黨員都是在香港,澳門相對會比較少。

筆者覺得,45萬左右會是一個比較貼近的數目,這45萬中,香港約40萬,澳門約5萬。因為自從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以來,中共提出「在實力的基礎上過渡」的方針,開始大規模派遣人員來港,目的是要讓他們成為港人。途徑是利用每天150個單程證名額,高峰時期幾乎所有家庭團聚的名額都被佔用了,以致真正家庭團聚的名額炒到100萬港元一個,否則輪候時間會很長。曾經有一段時期,民建聯甚至向政府提出增加每天單程證名額,於此可見名額被佔用問題之嚴重。假設其中三分二是用來被各部門派人來港的,即每日100人,每年就高達3.6萬多人。從1987至1997這10年間,應該不少於36萬人被派來港。這些有任務的人,都應該是黨員才會獲派來港「充實香港」的力量。所以我認為,目前在港地下黨的規模,應該在40萬左右。

在港地下黨規模
應在40萬左右

如果40萬的估計不至太離譜,則意味着地下共產黨員佔香港人口5%左右,這和中共黨員佔全國人口6%相若。港澳兩地加起來45萬,佔這兩特區人口6%,同全國比例完全脗合。 

盧子健 - 政府賣政治廣告無理無利無節

2012年11月28日

【明報專訊】政府利用電子媒介的公共利益公告時段宣傳長者生活津貼、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又在報紙以大篇幅廣告宣傳減班計劃,引起社會關注。政府用公帑賣「政治廣告」,是好事還是壞事?

我認為政府賣政治廣告是無理、無利、無節。

首先談無理。就上述政治廣告引起質疑,政府的辯解是因為傳媒未有完整地報道政府的立場與觀點。這個說法是無理而可笑。

香港傳媒現時為政府提供了非常慷慨的發言時間和空間。政府近年打輿論戰的技巧日趨成熟,經常選擇適當時候才把政策立場「出街」,然後鋪天蓋地地佔據電子傳媒的時間,差不多以半主場的姿態控制公共事務節目的內容。作為一市民,我現在覺得政府官員出鏡太濫、說話太多、內容太多重複,但回應社會的問題卻不足。

總的來說,現在不是傳媒沒有給予政府時間與空間,而是縱使政府佔據了大量的傳媒時間與空間,仍然未能令市民信服其立論。這是政府立場與觀點的內容問題,並非賣政治廣告所能解決。


政治廣告根本沒有需要

再說,廣告的特點是突出或者甚至誇大個別觀點,根本就不是用來全面解說立場的傳訊工具。如果政府在傳媒已為其提供的大量時間與空間來說明立場也覺得不足夠,又怎可能用政治廣告來詳盡解釋其立場呢?

政府還有一個資料完整和詳盡的網頁。想了解政府立場和觀點的市民接觸這些資料毫無難度,政治廣告根本沒有需要。

說到底,政府賣政治廣告只不過是想單方面向市民宣傳一些簡單信息,企圖用這種手段扭轉在公共輿論中的劣勢。這種做法是「無理」的,但對政府是否「有利」呢?

往下談談無利。政府用電子廣告宣傳有兩個可能好處。第一是可以把信息直接傳達給受眾,不用被新聞工作者或者節目主持人「過濾」。第二是廣告是單方面宣傳,政府不用回應質詢,可以避免在辯論中處於下風的風險。

現代版的掩耳盜鈴

這兩點好處其實很有限,甚至可能有反效果,結果是弊多於利。

政府政策通常都不簡單,但政治廣告的信息多數很簡單,否則廣告會失去觀眾、聽眾或者讀者。即使市民通過廣告「準確」地接收了其內容信息,沒有保證他們因此會明白政府政策,更沒有保證他們會因此而支持政策。

至於政府利用政治廣告來避過公共辯論,只不過是廣告內容沒有不同觀點的交鋒,不代表有不同意見的人士不會在公共輿論的其他空間開拓新的戰場。政府用手捂着自己的耳朵,就以為市民聽不到不同意見,是現代版的掩耳盜鈴。

這種行為的反效果是反對者更為氣憤,市民覺得政府窩囊和迴避,更會聯想政府是理虧。而政府用太多時間來聽自己的聲音,只會更加不明白不同意見,更加沒有能力化解不同意見的挑戰。

最後談無節。

影響長遠公信力 後果極嚴重

這是整件事情的要害問題。政府做了一些無理、無利的事,其效果是短暫的。但政府失節,影響其長遠公信力,後果極為嚴重。

政府用公帑和公共資源賣政治廣告,肯定不是善用公帑,亦會因為佔據公共資源排擠了其他更重要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政府用政治廣告打輿論戰,有嚴重的利益衝突,有違政治道德。

如果政府提出的政策有贊成者、有反對者,一般來說傳媒會把兩種意見都反映出來。如果政府政策根本沒有贊成者,應該檢討政策而不是硬銷。政府為自己的政策賣廣告,起不到增加贊成聲音的作用。如果起到這種作用也是假的,更加要不得。

退一萬步說,政府或會委過傳媒不報道其支持者的言論(雖然我完全看不到這種現象),但其支持者可以用他們的私人資源賣廣告。這也是不時見到的一些反對政府政策的人士的做法。他們要用私人資源賣廣告,而政府卻用公帑,而公帑中有部分可能正是這些反對政府政策人士交稅而來,這是哪門子的道理?

尤其是香港的免費電子傳播媒介,它們因為使用大氣電波而需要為政府提供一些廣告時段作為公共利益公告之用。但這些傳媒也有責任平衡報道和避免賣政治廣告。這是政府的長期政策。現在政府自己帶頭違反自己的政策,不是毫無規矩、太過分了嗎?

總的來說,政府賣政治廣告是無理、無利、無節,不應該再做,尤其是無節,政府破壞長期為市民尊重的傳媒政策和制度、破壞在公共輿論中公平競技的原則、濫用公帑於不合適的事之上。這些都是破壞政府公信力、違反政治道德的行為。請政府回頭吧,回頭是岸。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朗天 - 龍獅反思——誰給了我們他沒有的東西?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28日

食肆轉手,生意變差,新老闆不滿離他而去的老主顧,在某一天的晚市突然走出來對剩下來的客人口出惡言:「你們為甚麼要這樣對我?你們有否想過,你們現在吃的喝的是誰給你們的?你們不想做我的客人,好啊,可以考慮以後不要來啊!」

如此匪夷所思的一番話,後果如何,可想而知。

香港示威者揮動港英龍獅旗,「傷害」了一些有份參與主權移交進程的前中方官員。他們不約而同表示不能認同港人緬懷港英殖民統治,揚言「不想做中國人的香港人可以選擇放棄中國國籍」(大意)。一位前港英議員(後來親中)也明確表示,英國人沒有給過香港人甚麼,回望「前朝」者該想想他們今天享有的從何而來。

如果有人舉辦世界最缺乏歷史感國民大賽的話,換作十年前,我會毫不猶豫認定冠軍該是一位美國人。(最沒常識的比賽結果可能也一樣。)現在,我的信心絕對動搖了,因為中國人已極可能有機會與之一爭長短。在近年中港矛盾日深的基調底下,隨便找一位內地人訪問,不難發現他們的想法非常一致:「沒有祖國支持,香港一早完蛋了。」食物、食水、日用品需靠中國供應(不過當然不是免費的),自由行為香港帶來巨大經濟收益……連特區政府自己也這樣形容自己的施政:「背靠祖國,面向世界。」

這句話本來也沒有甚麼問題,但部份人似乎這樣理解它——只有背靠祖國,才能面對世界。本來該是平行結構的,意識上卻偷換成條件句。

這種偷天換日的例子1997年之後,幾乎無時無刻、有意無意地不斷發生。最明顯的例子便是香港市花明明是洋紫荊(Bauhinia) ,主權移交後變了紫荊花(Cercis chinensis ,北京大學校花)。〔??〕

明明自己也沒有的東西(例如自由),卻視之為恩賜別人之物。明明是自己沒有別人不成,卻認定別人沒有了自己便如臨末日;這不叫(集體)精神錯亂的話,又算不算偷換工作一直進行得太順利太頻繁,以致自己也越來越真假不分,頭腦混亂呢?

歷史上,沒有香港(作為反清朝反帝制的革命基地、作為文化大革命前後的透氣口、作為歷次水災及地震的賑災集資中心、作為年年月月日日「回國建設」及「義助家人同胞」的出發地)便沒有新中國,更沒有現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成績這事實,未免太有目共睹了;香港人一直享有的言論自由、部份政治自由,也顯然早在主權移交前深植民間日常生活。因此,假使仍有人樂於相信香港人所享有的是中國賜予,緬懷「前朝」便是忘恩負義,活像文首的餐館比喻裏,那位新老闆的言行,那麼,我們大抵只能接受下面一堆假設,才可對他(們)稍作同情的了解。

第一,假設世上只有他一家餐館,換言之,不存在競爭,客人沒有選擇;

第二,不但他是唯一的,客人也無其他進食途徑,於是肚子餓了,口腔乾渴了便要找他;

第三,他是失憶的(相應於缺乏歷史感),也喪失了所有賬戶紀錄,不認識顧客是營運之本的過往經驗(相應於以民為本及共產黨本身以人民支持起家的歷史記憶);

第四,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他一直是以反面去理解正面!

甚麼叫以反面理解正面呢?不剝奪你的自由,等於給了你自由;沒有把美女毀容,等於給了她美麗;不拿掉你的生命,就是你的再世父母。

怎麼樣的人會有這種想法呢?慣於操生殺大權的強人?見證毀壞每天在眼前發生的人?不一定吧,據說印度一方之主悉達多王子也是不斷見證的,結果他大徹大悟,成為普渡眾生的佛陀。

當然,奴隸主人會天生覺得奴隸甚麼也屬於他,「我給,你才能要;我不給,你不能要。」(《滿城盡帶黃金甲》台詞)悲劇的只是,主人數目總不太多,表現同一意識的其實是千千萬萬的奴隸。一般人害怕被奪去自由,會提醒別人暴君對大家的潛在威脅。奴隸卻從來沒有自由,惟有肆意扭曲、偷換觀念,想像及(迫人)相信種種子虛烏有的權利「保障」。

吳志森 - 《寒戰》賣座的政治文化元素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28日

相當賣座的港產片《寒戰》,在坊間熱烈討論。曾任保安局長的葉劉淑儀在面書刊出的幾篇影評,更在網上瘋傳。葉太以過來人的視覺評論電影,指出當中犯駁與謬誤,當然值得一讀。影片不但上座率甚高,更引起熱議,不僅因為電影拍得認真、演技出眾、娛樂性豐富、這類型電影的觀眾餓戲太久那麼簡單,電影發放出來的訊息,值得用政治文化的角度來解讀。

電影透過劉德華飾演保安局長之口,談到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透過警花楊釆妮之口,質問警方高層究竟是「人治定法治?」初出茅廬的廉署調查員出示證件,就可把警務處副處長帶回廉署問話。這些情節,道出了香港法治精神的至高無上。這些片段,香港人看得深有同感,聞說內地人看了,都目瞪口呆。一個反貪局的年輕人,竟然可以將公安部二把手帶走問話,在中國今天的國情,當然匪夷所思。

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公務員政治中立,六親不認,眼中只有法律和規矩程序,警務處副處長被帶到廉署喝咖啡,有甚麼稀奇?就好像很多年前有交通警察對高官違例駕駛,秉公執法,抄牌不誤,受眾人讚賞,但又覺得理所當然一樣。法治,已經是香港人生活的一部份。但為何輕輕的,毫不稀罕的幾句堅持法治的說話和片段,會成為《寒戰》在香港的賣座元素?

看電影是一種心理補償,有些事情現實世界不可能發生,要透過光影虛擬來尋找。香港的法治,公務員的政治中立,執法人員的秉公無私,曾幾何時,港人有令鄰近地區人民既羨慕又嫉妒的成績,但這個引以為傲的輝煌傳統,已經堅持得很吃力,開始褪色,可能沒幾年,就會消失得一點不剩,留下來的,可能只是殘缺不全的記憶,法治這類核心價值,只能在《寒戰》這類電影中,淪為一種傳說。

不只要歸咎於北京阿爺們的三權合作論,也不只要批評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那篇〈豐富「一國兩制」的實踐〉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香港公務員自我堅持的倒退,早已殺到埋身。

梁振英私下封閉大宅僭建的密室,屋宇署人員曾入屋檢查,發覺形迹可疑,請示上司後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梁振英自爆在沒有申請、未經許可下處理僭建,涉嫌違反刑法,直至媒體頭條報道,屋宇署才做好做歹進入梁振英大宅調查。屋宇署對唐英年和對梁振英的不同處理方法,人們以為他們是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

屋宇署長西瓜靠大邊,揣摩上意,看老闆的眉頭眼額行事。公務員綱紀敗壞,核心價值沉淪,已爛到出面,可以想像,內裏是如何不堪。

林鄭月娥自詡百分百憑良心辦事,只見她對唐梁二人僭建的雙重標準,已到了睜着眼說瞎話的最高境界。《寒戰》賣座,不是沒有原因的。

李平 - 狼英僭建 考驗制度 拷問良知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28日

屋宇署處理梁振英大宅僭建事件的做法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既有雙重標準問題,又有專業失當問題。而梁振英不只未反省、認錯,還一邊對屋宇署指手劃腳,將僭建問題歸結於「盡快完成餘下的移除和清拆工作」,一邊對屋宇署落井下石,聲稱「從未拖延或阻撓」屋宇署查察大宅僭建。

梁振英大宅僭建問題發展至今,並不是可以一拆了之。在屋宇署還未完成視察工作、要求盡快打開「消失的密室」的磚牆之際,梁振英高調宣稱要盡快完成餘下的清拆,這不是配合屋宇署工作,而是變相施壓、企圖讓事件草草了結。對於梁宅僭建問題,是否要展開刑事調查、是否要保留證據,難道是梁振英說了算,不是屋宇署說了算?

梁振英聲稱一直本着開誠布公的態度處理事件,從未拖延或阻撓屋宇署的查察。如果不是梁振英在拖延或阻撓,那麼是誰在拖延、阻撓?屋宇署顯然不願再揹黑鍋,昨日在聲明中首次公佈,6月份視察時已發現梁宅士多房一幅外牆有異,其後四次要求業主提供資料,均未獲回覆。屋宇署是否曾向林鄭月娥、陳茂波前後兩位發展局局長請示?是否有人指示不予跟進或放慢手腳?

筆者上周曾指出,香港賴以發展、比內地優越之處,一是擁有政治中立的公務員隊伍,一是擁有獨立的司法制度。但屋宇署在對待唐英年、梁振英僭建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雙重執法標準,已影響了屋宇署的公信力,影響了公務員的政治中立。林鄭月娥等高官爭相為梁振英的誠信背書,不只將賠上個人聲譽,而且將公務員制度推向懸崖。

能否讓梁振英僭建問題水落石出、釐清其中的行政或刑事責任,將考驗香港公務員制度、司法制度能否繼續有效、獨立運作。屋宇署早前指,由於未有舉報或證據顯示梁振英的僭建違反《建築物條例》,因此只循一般程序處理,昨日又強調不會隨便就是否有人違反《建築物條例》進行刑事調查。但梁振英不只擅自砌牆封閉僭建的密室,僭建玻璃屋及木花架等也未事先申請,已屢屢違反《建築物條例》。如果屋宇署不能秉公追究梁振英的責任,日後何來公信力處理其他名人的僭建問題、處理新界村屋僭建問題?


一個誠信破產、人格破產的特首,如今不只拖累了屋宇署的公信力,也正拷問屋宇署相關人員的良知、拷問發展局等一眾高官的良知,同樣也拷問議員的良知,拷問傳媒的良知。如果議員、傳媒不繼續追究梁振英僭建責任,反而呼籲市民向前看、呼籲市民給梁振英施政時間,那無異於助紂為虐,是對香港核心價值的背叛、對良知的背叛。

維護、重建屋宇署的公信力,攸關維護香港的公務員制度、司法制度,不只是屋宇署人員的責任,也是立法會、傳媒的責任。不難想像,屋宇署人員在查處梁振英僭建問題時要面對何等壓力,隨時可能揹黑鍋、隨時可能退縮。要維護公務員的政治中立、執法公平,不能讓他們孤軍作戰,而需要公眾的支持、輿論的支持。對市民來說,聲援屋宇署人員依法查察、處置,聲援立法會議員對梁振英提出不信任動議、提出彈劾,就是維護良知,就是維護香港的未來。


李怡 - 偷竊新定義
絲絲世語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28日

由香港最成功的測量師梁振英給出了「僭建」新定義:只要已經封起來沒有再使用的密室,就可以不再「視之為僭建」。以後香港對偷竊也會有新定義:偷來的東西只要沒有使用或變賣,就可以不再「視之為偷竊」。殺人若毀屍滅迹也不再「視之為殺人」。

梁振英又說,過往高官名人發現住所有僭建,處理後都不會公開,因此他即使參選特首而不公開也很合理。就像小學生作弊被抓到,他會說,為甚麼其他人作弊老師不去抓,偏偏抓我?香港特首淪為小學雞,而且是低能小學雞水平。

梁承認去年封起密室前並無向屋宇署申請,身為專業測量師的他,說「唔知道要通知屋宇署」。他狠狠地對測量師這行業踩一腳。

他的每一聲明、每一辯解,都在顛覆香港人的普通常識。 


唐英年:我一個地牢就收皮,你就九百幾樣嘢都冇事。
梁振英:你係咪共產黨丫?

2012年11月27日 星期二

蘇賡哲 - 荒腔走板的罵戰

溫哥華星島日報    2012年11月20日

香港中文大學和浸會大學最近爆發罵戰。浸會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指中大的通識課程接受美國資助,向學生灌輸美國的普世價值觀,中大則反指對方誹謗。

向學生灌輸普世價值觀居然成為罪過,已經夠可笑了,中大以此為誹謗更不可思議。

陶傑兄說:中國交通大學和清華大學都是美國資助的,出了江澤民、朱鎔基這兩個「國際級偉人」。這足以證明美國資助是好東西。

被美國資助,是一種榮譽。當年錢穆先生等創立新亞書院,手空空無一物,困頓非常,有賴美國資助,方能脫胎換骨,成就一番教育事業,育材無數。既然是普世價值,就不分美國不美國了。

中大舊生關小春回憶一年級學通識:崇基學院院長沈宣仁先生授畢三學分課程時,恭恭敬敬站立起來,期勉同學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說罷向學生深深鞠一個躬。

沈先生和我家有兩代交誼,這位謙厚的君子的道德修養在我心目中無可挑剔,已經近乎完人境界。他受美國教育影響,這比起浸大那位曾經叫不滿政府的香港人去跳海的教授,真有雲泥之別。

陶傑兄還說:「美國人幾十年來資助香港,從傳教士在筲箕灣派免費奶粉,到美國水兵在灣仔消費,到真光培正,到MIT給的獎學金,連我們梁特首也公開聲明,對奧巴馬表示感激。中國百年來只有一個傻瓜朱自清,說寧願餓死,也不要美國人救濟的,超傻的笨蛋,結果他兒子被共產黨槍斃了,活該。」

中國百年來,其實寧願餓死也不要美國救濟的傻瓜,是一個也沒有。「寧願餓死」等語,不是朱自清自己說的,而是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說的。毛寫道:「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

朱自清在逝世前不久,確實在一份拒絕領美國救濟糧的宣言上簽了名,但這是毫無意義的。理由有二。

一是他向來在名牌大學教書,待遇不差,起碼不會餓死。誇張點的比喻,就像香港地產商簽名拒絕入住公屋。

二、朱自清實在是餓死的,但不因為沒有東西吃,而是他患有極嚴重的胃潰瘍,食欲很強,食物也有,但吃了後果嚴重。他在日記中寫:「飲牛奶,但甚痛苦」、「飲藕粉少許,立即嘔吐」、「食欲佳,終因病患而克制」、「仍貪食,需當心」、「晚食過多」等。

朱自清之餓死,不是沒有糧食,而是胃病。

曾簽名拒絕領美國救濟糧,又餓死,毛澤東很容易就把事情扭曲為寧願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這樣的謊言最能欺世。

朱自清對國共政治鬥爭沒有興趣,自稱是個「愛平靜愛自由的個人主義者」。不過,在那個年代,平靜和自由都是奢侈品。他的長子朱邁先和他不一樣,十八歲就秘密參加共產黨,後來奉派去國民黨軍隊做工作。他作為桂北國軍代表向中共接洽起義,對中共是有功的;但在鎮壓反革命時,卻以「匪特」罪被槍斃。

1948至1955年,據中共公安部長羅瑞卿報告,全國被處死的階級敵人是400萬人,即等於當年全香港那麼多的人都被槍斃掉。起義投誠的國軍,頭面人物沒事,下層士兵人數太多殺不完,殺得最多是中上層軍官。

包括沈從文胞弟沈荃,一位正直愛國的軍人最終也在劫難逃。但朱邁先是奉派去當國軍的。 

余英時先生支持「拒黑手,反壟斷,要新聞自由」信函

余英時覆黃國昌先生函

國昌先生:

收到傳真信,欣聞台北青年學生們正在進行一場運動,主題是:「拒黑手,反壟斷,要新聞自由!」他們決心在壹傳媒簽約的前夕,要求政府對這件關繫著台灣前途的大事,公開而明確地表明立場。這是一個義正詞嚴的要求,我完全同情,百分之百地支持!

青年學生們在寒冷和風雨交迫下,在行政院大門外靜坐,要徹夜等到天明,這種奮不顧身的精神,更使我萬分感動。

台灣今天所擁有的民主和自由,得來真是不易,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一段最動人的歷史。現在我很高興地看到:青年學生們已自動地站出來,為維護民主和自由而奮鬥。中共通過台商收購媒體,在台灣進行全面瓦解人心的活動,已經達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奮起抵抗,此其時矣!

我特別希望台灣的朋友們密切注意香港「80後」、「90後」青年的種種反共努力。十五年來,中共運用一切陰謀和陽謀,要變「一國兩制」為「一黨專政」。在危機迫在眉睫的情況下,香港青年一代以大無畏的精神,並通過各式各樣的民間組織,今天還在和中共及其香港的代理人展開針鋒相對的英勇抗爭。香港同時也是一個鮮明的例子,警告所有在台灣的中國人:中華民國的獨立主權是必須盡一切力量予以維護的!

二○一二年十一月廿六日下午六時
於美國普林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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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碧華 - 小朋友的是非觀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27日

星期日與C茶敍,她兒子今年小三。大人談到狼英之無恥詭辯,我問問小朋友看法。

「大B,知唔知乜嘢係『僭建』?」

「知,Miss有講電視有講,即係政府未批准你就自己晌屋企加建啲唔合法嘅嘢,好似房呀牆呀花棚呀咁。」

「唐叔叔僭建咗個地下室,佢初初唔認,又搵太太認──」

「講大話!」

「於是梁叔叔當眾話佢唔啱,冇人信佢,冇資格做特首。但原來梁叔叔一早知自己都有僭建,鬧緊唐叔叔時,偷偷拆咗封咗,公開話自己冇僭建。」

「講大話!」

「俾報紙賣晒出嚟,佢成年幾之後話自己一時疏忽記錯咗──」

「救命呀好煩呀,咪又係講大話!有就有冇就冇,咁簡單使乜記喎?點會記錯喎?」

有?冇?一字咁淺,14頁聲明加一眾龜縮護短之政客同樣厚顏。狼英枉為叔叔輩,言教身教遺禍下一代。你可以侮辱香港市民的智慧,可以侮辱中央的「精明度」,但怎能侮辱中國文化?成語「開誠布公」指「以誠心待人,沒半點虛偽掩飾,對得起良心和群眾」,連澄明的小學生都瞧不起大話精。

吳靄儀 - 美姬的故事

小鮮集      2012年11月27日

我心目中的美好的香港,是一個多層次、多元文化,有歷史傳統人情個性的地方。要保存我們的香港特色,不但不應排外或歧視少數,還應積極推動種族共融,令所有人都感到「香港是我家」。

正因如此,張美姬的故事,對我來說特別有意義。美姬是個年輕的教師,巴基斯坦裔,母親在香港生下她之後便遺棄了她,但她得到一對香港夫婦撫育並正式領養,像其他香港兒童一樣受本地教育,長大成人。

美姬跟父母到內地旅行,自小已有回鄉證,但她長大後要申請香港護照出國,卻遭到入境處拒絕,說她不合資格,因為沒有中國國籍。應付出國急需,她只獲一紙‘D1’身分證明文件,即是說,此人國籍未明,出入境自然受到諸多留難。

但最大的傷害是對她的個人尊嚴和安全感,回家之後,美姬決意再申請入中國籍,但入境處職員不住潑冷水,告訴她她不具中國血統,不會成功。其實,這根本說不通,因為有些獲得中國籍的知名人士也沒有中國血統。

不料,美姬的故事,喚起了傳媒的注意,記者向入境處查詢,其中一個問題是,正式領養的子女,法律上不是等同親生嗎?  美姬不是已具備中國公民的條件嗎? 最終,入境處批准了美姬的申請,同時要求傳媒不要報道此事。

幸好傳媒沒有理會這個要求。從報上刋載的圖片,我看到了這位面貌秀麗的年輕女子,我很為她感到驕傲。

但美姬的故事,在眾多連連失敗的申請之中,是個例外。為了香港,我期盼有更多像美姬那樣的成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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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這個特首還能不能當下去?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27日

昨天論壇版有作者說,梁振英不是誠信問題,而是人格問題。誠信,可能只是在一時一事上有失,但人格並非一時的,而是代表這個人的真實自我。當梁振英不敢面對傳媒,不敢到立法會接受質詢,只以一面之詞說自己「記錯」,沒有「意圖隱瞞」時,他的人格也就破產了。昨有網友回憶選特首時唐英年爆梁振英的鎮壓論,梁振英指唐英年是人格謀殺,網友說,梁振英何來人格供人謀殺?不錯,他的人格沒有被謀殺,他是人格自殺。

當前輿論和市民關注的,是他這個特首還能不能當下去。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有幾個面向:1.北京的態度:由於梁振英在去年10月就已知家中有僭建(他在聲明中稱之為「擴建」),他顯然在選前向中央隱瞞,有「欺君」之嫌,可能激怒北京,因而會讓他下台;2.立法會啟動不信任動議以致用彈劾程序迫他下台;3.傳媒和民意代表們繼續窮追猛打,喚起民眾的呼應,再次出現50萬人上街的場面,影響北京和建制派議員不得不順應民意,或支持彈劾,或北京要他辭職。

照目前情況來看,北京無意讓梁振英下台,昨天老左派吳康民把「北京換特首」傳言說成是支持唐英年的「權貴集團」的謀略,他認為梁下台會使北京「無面」,更說「梁振英肯定會做足5年」,有兩個建制派議員也說相信梁振英只是「唔知道,大頭蝦」,「傾向相信佢」,還認為梁振英不一定要到立法會。若北京堅持挺梁,則上述1、2兩種情況都不會發生。

第3種情況,則要看傳媒和民意。香港人大多數是相當現實的,他們對北京操控香港政局,儘管不滿,但因為無力改變,也就無奈接受。當前情勢,使筆者想起上月去世的哲學大師勞思光的一段話。在31年前,筆者給他作的一次訪談中,筆者提到,中共的統治,不僅是中共自己的「堅持」,而且海外許多人也認為,中國只能由中共領導,因為沒有另外一個可以取代中共的政治勢力。勞教授的回答是:如果這個說法成立,一切專制的統治勢力就都不能改變了;因為任何一個專制的統治勢力,總不會容納一個可以取代自己的現成勢力,但歷史上的專制勢力,依然一個個倒下去。他說:「我們對於一個現實上的統治勢力,是採取支持或是反對的態度,是根據我們對它的『評估』而定。而是否已經有可以取代它的勢力存在,則屬於『觀察』的範圍。『評估』與『觀察』根本是兩回事。倘若我們『評估』一個政府或一個執政黨,覺得有客觀根據說它的領導是對人民及國家有益,我們縱然『觀察』到許多現成勢力的存在,仍然有理由支持這個政府或政黨;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根據客觀成績來『評估』一個政府或執政黨的時候,發現它的領導把國家弄得一塌糊塗,使人民生活陷入痛苦,社會風氣墮落不堪,則縱使在『觀察』一面,看不見任何可以取代它的勢力,我們仍然應該反對它,應該追求大改革。」

所謂觀察,就是對現實可能性的考量;所謂評估,指的是對是非的判斷。我們對現實的考量,往往影響我們對是非的判斷,認為既無法改變現實就只有接受現實,調整心態,把不合理、不公義的現實「合理化」。這是我們思維中以觀察代替評估的誤區。

但現在梁振英厚顏無恥的自毀人格,衝擊了香港人的道德底線,在考慮現實的無奈之下,許多人的反應是:香港沒有希望了。

香港沒有希望嗎?中共像教條般唱頌卻早已違背的《國際歌》中一段是:「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自己救自己!」香港人現在真的不能依賴北京會發善心把這個香港的恥辱拔除,因為中共永遠只考量自己的政治利益。我們要以行動去觸動它的政治利益。

香港人可以自救嗎?03年我們試過一次了,為甚麼不可以再試?

對於傳媒的朋友們,筆者希望大家記住美國前大法官布萊克的一句話:「只有一個自由和不受箝制的新聞界,始能有效地揭露政府的欺騙手段。在新聞自由的諸多責任中,最重要的就是防止政府任何一個部門欺騙人民……。」 

葉建源 - 對小班教學的三大誤解——與侯傑泰商榷

2012年11月27日

【明報專訊】讀侯傑泰教授的〈必須保校毋須小班——趁機改善教學法更重要〉(《明報》11月8至9日),令我不禁想起8年前我們之間的一場相同的論爭(註)。當年侯教授認為小學推動小班是要吃貴價「燕窩」,是「天九翅」,又說如果要花錢,寧願花在師資培訓上;到今天他改變了主意,認為錢應花在減少教節、甚至增加教師工資之上,總之就不是小班教學。但過去幾年的事實證明,人口下降抵消了小班教學帶來的開支,實施了小班教學4年,小學經費並沒有多少增長。香港中學實施小班教學,只是追上國際發達地區的一般水平,並非奢求。

誤把「示範課」視作常態

這一次,侯教授其實走得更極端,他說到訪過國內一些二級城巿的學校,「它們在六、七十名(甚至更多)學生的課室內,將西方互動及學生為主的教學法,發揮得淋漓盡致」,由此而論證,班級內的人數多寡不是問題,只要教學能力高,備課充足,就可以把課上得「超好」。

按這個邏輯推理下去,我們自然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歐美發達地區把班級人數定在20人左右其實都是笨蛋,香港把子女送到每班20多人的國際學校讀書的家長也都是笨蛋,這些學校都應該把人數提高到六、七十人(甚至更多),只要老師教學能力夠高強,只要有足夠時間準備就好了——他們是白白地把教育經費浪費掉!

可是,侯教授其實上了大當!那些「在六、七十個學生的課室內」的精彩絕倫的課堂,我也看過不少,但那些並不是常態的課堂,用內地的術語,那是「示範課」。「示範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時間,師生反覆操練(有些學生上同一節課兩三次),力求盡善盡美,目的是打造一個課堂的樣版,供其他老師模仿、學習。這個做法的原意並非「造假」,而是中國內地特有的教學培訓形式;不過國內教育界一早就察覺到這種形式的弊病,一個是與日常教學距離太遠了,要學也學不來(誰有能力找一組教師花一個月時間為你準備一節課的課件powerpoint?!);另一個是老師上得再精彩,也只是一場表演,學生只是在配合,這對訓練老師的基本功不無好處,但無法鍛煉師生間的正常互動。因此近年發達地區的「示範課」也在慢慢地調整,例如只操練老師,減少操練學生。

如果侯教授要了解內地的真象,我建議他下次在前往觀看學校安排的示範課課堂的途中,不妨在走廊瞧一瞧各個課室的上課情况,只需幾秒鐘,他就一定會發現他所說的「將西方互動及學生為主的教學法,發揮得淋漓盡致」的情况其實並不存在。

過去10年,我一直研究內地的課堂教學。對於「超大班」的惡果,內地教育界是深深感受到的。我曾到大連和南京主持兩場教師工作坊,請當地的老師們寫下大班對他們的影響,他們寫的是「一言堂」、「被動」、「忽略」、「滿堂灌」、「評價標準統一」、「忽視過程,只重結果」、「老師嚴肅,拘謹,教法單一」……因此,當某些地區經濟條件具備,又適逢學齡人口下降的話,往往會把中小學的每班人數減少,甚至定在30人以下。以「大中華地區小班化教育會議」為例,去年的第一屆的參加地區有上海、南京、杭州、大連、成都以及港澳台,今年的第二屆已經擴展到天津和山東,參加的地區愈來愈多,都反映了內地對大班教學的局限的強烈反思,甚至去年教育部也已經把逐步推進小班教學定為國策了。國內的大趨勢是至為明顯的,如果因為侯教授的誤解而導致本港的教育走回頭路,不能不說是香港人的大不幸。

誤以為班級大小與教學形態無關

侯教授的最大盲點,是他沒有看到班級大小與教學形態之間的關係,把兩者看成為獨立的、不相干的兩回事,因此他認為只要改善教學法,毋須理會班級的大小。但只要有一點敏感度的老師都不會同意這一點,班級大小不僅影響老師,更影響學生。

舉例說,在一個40人的班級裏,我們很容易會躲開老師的注意而開小差,但在20、25人的課室,這樣的機會大大減少,學生自然會變得專注。至於教師,如果學生人數過多,他根本難以深入了解學生,教學自然變得「非人化」,以課程為本而非以人為本了。這只是隨便舉的兩個例子,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的Gary Harfitt觀察和比較了香港中學裏的大小班的師生之間的人際關係和教學互動,結論是:班級大小是有影響的,而且影響深遠。

在這個問題上,我服膺於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的Jeremy Finn和英國倫敦教育學院的Peter Blatchford,他們提出了一個重要概念,指小班是改進教學的「促進性條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s)。小班當然並非教學成敗的決定性因素(老師因素在任何情况下都最重要),它雖然不涉及專業能力的輸入(input),卻是讓老師和學生都可以發揮得更好的平台:學生可以有更多的參與,老師可以更加了解學生的表現和背後的原因,師生之間可以有更豐富的互動關係。這是至為明顯的,相信不用多舉例子,讀者都可以明白。

筆者並非認為小班教學是解決當今教育問題的唯一辦法,減少教師教學節數也是我所期望的,不過,千萬不要以為兩者必然互相排斥(只要看看內地的最新發展,再看看北歐,就可以知道優化課堂條件和優化備課條件是有可能相容的),更不要誤以為打倒了小班教學就會自然得到教學節數的減少!今天的香港中學教學更加需要小班教學,融合教育(在主流課室中容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拉闊了課堂裏的個別差異,課程改革(特別是新高中改革)呼喚着更靈活多變和以人為本的教學形式,社會的變遷與複雜帶來了更多和更棘手的輔導難題……今天的課堂已不再是六、七十年代的整齊的課堂,課程也不是單向灌輸就可以了事。

偷換概念作不當的類比

事實上,香港教育界爭取的是25人一班,是發達國家早就具備的基本條件而已,並非奢侈的教學條件。而侯教授一再使用諸如美國加州把每班人數進一步減至10多人一班的情况作為類比,是偷換概念,恫嚇不知情的讀者。

誤把內地的「示範課」視作常態,誤以為班級大小與教學型態無關,誤把香港教育界爭取的小班視為美國加州等地爭取的「超小班」,侯教授的結論就是由這一連串錯誤和誤解帶來的。之所以如此,大概因為侯教授跟現實中的中小學課堂已很脫節了,無法用真實的體驗檢查他的邏輯推斷,以致結論荒腔走板而不自知。如果侯教授多了解一下今天中學的實况,多走進課堂看一看,也許他會改變主意。

同樣,教育局的官員大概也一樣,很缺乏在不同類型課堂裏的真實體驗。如果他們多看一看,多一點同理心,也許我們的教育政策就會更貼近實際。

註:侯教授與我和鄭燕祥教授在2004年12月至2005年5月間的筆戰,已收錄在本人的《邁向小班教學》(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內

作者是立法會議員、香港教育學院小班教學中心首席顧問 

2012年11月26日 星期一

吳靄儀 - 請尊重制度

明報   20121126

特首夫人唐青儀開設公司Food for Good營辦回收及分發廚餘、游說政府及籌集資金等等,在傳媒曝光後引起輿論質疑,梁太回應稱她此舉是為公益,公司上軌道之後她會退居榮譽董事,並稱公益金也是由總督夫人成立,有先例可援。

梁太這個說法令人深感遺憾。首先是沒有弄清事實,公益金並非總督夫人成立,而是由一羣社會人士發起的慈善團體,得立法局在1968年通過《公益金條例》正式成為法定機構。整件事情在社會公開發起、公開討論、公開監察,總督夫人以至特首夫人的角色,只是榮譽會長,不參與行政和決策。不牟利慈善或社區組織,一般都是按照這個制度。

為何要設立這種制度?正是為了避免現時梁太所招致的公眾質疑。特首夫人的公司,誰敢待慢?這家公司用夫人名義向政府部門施壓,官員豈可不予周旋?會不會有人視捐款給夫人的公司為討好特首最佳途徑?凡此種種,都不難想像。如果特首夫人只是熱心公益,為何不循正當的公開途徑?夫人的舉措,直接影響政府的公信力,她事先有沒有與有關部門磋商,聽取意見?

往深一層,要是政府推行某項公共政策,特首家人開辦相關的營業公司接生意,市民能不相信這是貪污腐敗、以權謀私的工具嗎?香港特區是否要踏上大陸的路?

同樣,在中策組設立為政府「統籌」推薦及委任人才的親信,以後誰要獲委公職,就有「後門」可走,也是典型的弄權、貪腐的危機。問題不在質疑負責人的人品,而是在於越過了制度給予的保障。

邵善波在立法會上大放厥詞,正好反映這幫極左派漠視制度,一味恃權,這種無知自大,很快便會摧毁香港的文明法治根基。

高慧然 - 我們離這樣的生活有多遠?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26日

西安警方證實,被譽為「乳業打假第一人」的蔣衛鎖11月2日遇襲受重傷,14日離世,終年44歲。蔣衛鎖早年進入中國奶業,2006年向官方舉報當地奶源摻假一事遭受非議,2年後三聚氰胺事件爆發。

蔣的死亡令人聯想起曝光地溝油的記者李翔被殺一案。兩個人所做的事情幾乎一樣,最後的遭遇也毫無懸念地雷同。蔣生前最大的心願是「希望每人都可喝到健康的奶」,不知李翔的心願是不是「希望每人都可食用安全的油」呢?在正常地方,喝健康的奶、食用安全的油屬基本人權,在中國,爭取基本人權卻有喪生風險。

最近,貴州畢節五個流浪兒童凍死事件在網絡哄動一時,五個留守兒童為避寒躲進垃圾桶點火取暖,結果死於一氧化碳中毒。慘劇令人聯想起安徒生筆下的「賣火柴的女孩」,只是,揭露新聞的前記者李元龍卻離奇失蹤了,生死未卜。

所有揭露問題的人到了最後都被視為製造事端的人,然後被解決掉。的確,解決這些人比解決問題本身容易得多。李翔被殺時,我唏噓不已,到了蔣衛鎖被害,我開始替他高興。他們終於不必再做中國人了。未來四十年,繼續做中國人慘過做鬼。

香港人不要以為事不關己,中港兩地同屬極權政黨統治,不妨想想看,我們離這樣的生活有多遠?

孔捷生 - 香港薄王案何時引爆?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26日

十八大戲碼紛呈,被維得穩穩的民眾卻呈政治冷感。今歲春天薄王案曾一度激發民間對政改的期望,至今事如春夢了無痕,甚至薄王案都被淡忘。其實此案確係紅朝國史的標誌性事件,倘無王立軍闖館,薄熙來篤定「入常」,十八大就不是這個開法,人事格局自然大異於今日。

王立軍夜奔本係偶發,「孤立事件」卻成為政治黑幕大片的序言,更想不到其後演化為宮廷懸疑連續劇,大內總管令計劃一手操辦此案,偏在薄熙來被革職拘禁之後僅三日,令公子攜兩裸女醉駕夜遊,車毀人亡,這又是偶然事件。令計劃疑為政治陰謀,居然以中央警衞局政委名義,盜用虎符調動御林軍包圍北京公安局,一夜之間,軍車與裝甲車縱橫通衢,「政變」何止係坊間傳說,連「核心」都一夕數驚,急急遁入西山軍事禁區以策安全。

戲文未完,已繞室徬徨的周永康抓住這條稻草謀求自救,與令計劃結成臨時聯盟,隱瞞塗改車禍記錄。令計劃再盜用中辦名義,提前召集各省部委領導入京「海選」十八大常委,使自己得票高踞第三,卻被別的派系反制而事敗,從此名裂。胡錦濤揮淚斬馬謖,自己的政治籌碼卻遭重挫,冗長而爭吵不休的北戴河會議情勢大變。習近平、溫家寶連遭逆襲,末了年近九旬的江澤民出來「穩定大局」,十八大人事始告塵埃落定,胡錦濤最後以裸退來絕地反擊,江在中南海和中央軍委的兩個辦公室從此被撤銷……大戲到結局了嗎?

大風起於青萍之末,這一切都肇源於春天那宗「孤立事件」。胡一朝斥七千億維穩,政法委權傾朝野,武警編制超過國防軍,尾大不掉,這才發現禍端在蕭牆之內。

參照梁振英的「強政」舉措,亦復如是。傳媒、立法會、法律界均遭重壓,更要管制網絡言論。梁推行宦官政治,邵善波形同大內總管令計劃,高靜芝則為漢末宦官「十常侍」之一,遂使朝綱大亂。當時的朝官中郎張鈞就上奏,亂天下者非黃巾軍,那是被「十常侍」逼出來的。

更難保梁振英的家臣中不出王立軍,梁本人既無誠信有寡恩薄德,梁班子出一兩宗反水式「孤立事件」不足為奇,於是枝蔓橫生的連續劇又告開鑼。這才買個明白,滅秦者非六國也,並非傳媒、並非立法會反對勢力、亦非梁愛詩指為不顧大局的法律界,而是禍起蕭牆,戲文一如大陸還未演罷的政治宮闈劇。

齊樂 - 不是誠信問題,而是人格問題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26日

上星期五(二十三日),梁振英以洋洋八千字書面聲明,「詳盡」交代了大宅僭建事件,結論在意料之內。聲明除了披露已被揭發公開的七項僭建外,還有存在於四號屋一個面積二百呎的地下密室。關於四號屋這個地下密室,聲明指他在去年十月,因睡房玻璃門損壞而視察該層,才發現洗衣房、部份儲物室和工人房在買入前已「被擴建」,發現後已在十一月拆除及以磚牆密封。這證明了梁振英,早在去年十一月參選特首前,就已知道有關四號屋的僭建,但卻以「當時並無任何人查詢我家中僭建問題」作藉口砌詞狡辯,指沒有隱瞞事件,只是當時並不察覺這「被擴建物」屬僭建範疇,承認只是「疏忽」。聲明發出翌日,梁振英終於公開露面,就其「疏忽」向公眾道歉,強調他從沒隱瞞,也沒有誠信問題。

筆者想起今年三月,梁振英競逐行政長官選舉時,在一場電視選舉論壇中,質問唐英年有關其僭建時,所說的話:「唐英年先生,好多人話你嘅問題,唔係單純嘅僭建問題,而係公開咁向市民講大話,隱瞞你嘅僭建問題,直至有傳媒報道,你先出來老老實實承認僭建呢個事實。」梁振英說這番話的時候,是在他用磚牆封密地下密室,隱瞞僭建之後,還能如此「振振有詞」地質問對手,其厚顏程度令人拜服。


更妙的是,那場選舉論壇中,唐英年當時的回應是說:「梁振英,我做過嘅事,我會企出來認,唔係好似你咁樣,乜都唔關你事。」這恰恰就是,梁振英自六月被傳媒揭發大宅僭建開始至今,在這近半年,他就大宅僭建的事,所作出的反應。他曾推說是上手業主、他的妻子所做的,總之,僭建就不是他所做的,即使是他所做的,他就不知道是僭建,如果他知道是僭建,這樣做也只不過是「疏忽」。


在心理學研究中,有一種病態人格名為反社會型人格障礙。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的人,通常不會為做了不道德行為而有任何罪疚感,又因人緣極佳而常常輕易地利用他身邊的人以達到他的目的,甚至還會認為被他利用的人,都是該被他利用的。這類人還慣性說謊,不管有沒有必要說謊,或是即使說謊也不會得到任何利益,甚至知道謊話會被輕易揭穿的種種情況下,也會自然地選擇說謊。當這類人犯錯後,面對任何將會遭受懲罰的情形,仍不會感到有任何罪疚感,且會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為自己開脫,甚至會推說成別人的錯,總之一切都與他無關。

聽其言,觀其行,梁振英正是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的典型,他是否有誠信問題?梁振英當然無誠信問題啦!一個沒有誠信的人,怎會有誠信問題?梁振英根本是有人格問題!

齊樂
自由撰稿人



李怡 - 對香港人的最大侮辱
香港蘋果日報   絲絲世語   20121126

梁振英聲明及簡單回應,拒不交代選前已知密室僭建和聲稱為他勘察過的專業人士姓名,對傳媒和立法會迴避龜縮,這些發展讓市民已不須再議論他是否無誠信,是否大話精,因為這都已成為大多數市民的共識了。現在的問題是:市民要不要接受他已是特首的「既成事實」,覺得他不管是甚麼精我們都無可奈何,只能讓他做下去。

幾位政府高官和梁粉行會議員,也勸諭市民不要再糾纏,讓事情了結,給梁振英機會掌權做事。

如果事情就這樣了結,那是對香港社會和香港人的最大侮辱。我們當然不想事情永無休止地纏鬥下去,但在特首公然宣示他的厚顏無恥而我們還啞忍的話,那麼國際社會和大陸社會還看得起我們香港人嗎?

給梁幫腔的人士,你們知道你們正在糟蹋香港嗎?

蔡東豪 - 黎智英為甚麼會賣香港蘋果

香港蘋果日報   蔡東豪專欄   2012年11月26日

丘亦生上周五的文章〈假如肥佬黎賣香港蘋果〉,激起傳媒朋友之間討論,一個大家沒多想(或不敢去想)的題目,浮上水面──有一日,《蘋果日報》不再屬於黎智英,而這一日可能離今日不遠。愛護蘋果的香港人,想到這個可能性,有點傷感,但我相信這群人要開始準備自己的心情,因為我覺得丘亦生的假設,有可能在短期內應驗。

不肯接受《蘋果》不再屬於黎智英的人抗議,好哋哋,黎智英怎會賣香港《蘋果》?答案有兩個,第一個非常簡單:64歲;第二個比較複雜,要以一篇文章的篇幅來解釋。

做傳媒老闆難,做一個被北京視為眼中釘的傳媒老闆更難。黎智英賣台灣《蘋果》,可能特別多感觸,在《壹週刊》以「傳媒」為題,連續四星期寫了四篇文章(2012年10月25日至11月15日),道出他辦傳媒的理念。看後我的感覺很強烈,我感受到黎智英的無奈,不想代入他的角色,做黎智英真的很難。

兩個故事 道出冇朋友辛酸


黎智英說了兩個故事。幾十年的朋友,被黎智英旗下周刊記者揭發醜聞,朋友打電話哭訴:「放我一馬吧,我知錯了,Jimmy,畀個機會我。」此人是幾十年朋友,黎智英知道醜聞刊出後,朋友前途盡毀,家庭破裂,這單醜聞登還是不登?黎智英自己解答問題,醜聞是要登,做得媒體這一行,無選擇餘地,雖然心裏痛苦抽搐,這是做這一行生意的代價,代價是沒幾多個朋友。

另一個故事是,黎智英參加一個大人物的喪禮,他被安排坐在嘉賓席前排,他還未坐下,旁邊幾位名人權貴立即起身,坐到另一排。黎智英坐下發現,他前後的椅子都是坐得滿滿,惟獨他那一排是空的。對於不少人來說,見黎智英如見鬼,起碼在公眾場所,因為他們不想被人誤會他們跟黎智英熟絡。

不排除這些人跟黎智英有私交,但會所VIP房內把酒言歡是一回事,在公眾場合傾偈是另一回事。我懷疑跟黎智英有私交的名人權貴,數目也不會多,因為阿爺的敵人是名人權貴的敵人,被發現和黎智英有私交的風險太高。再者,識黎智英沒有太多實質好處,名人權貴被《蘋果》影到相,打電話給黎智英,哀求刀下留人,但他講明公事公辦,名人權貴直接找編輯或記者,可能還有半點生機。

講別人的事,好似好輕鬆,但黎智英內心應該難受,有些事情沒法習慣。換轉是我,我會很難受,我自問做不到黎智英做到的事。「食得鹹魚抵得渴」其實是一句很負面的說話,因為大部份人會提出另一個選擇:可否唔食鹹魚?唔食就不會有口渴問題。黎智英說得響亮,做這一行就要接受做這一行的代價,記着,是「接受」。他心裏可能感到痛苦,但他接受,因為做傳媒也有令他過癮的地方,他知道要接受全套,好的和不好的。

黎智英會賣香港《蘋果》,因為他明白做北京眼中釘,所付出的代價很大,他不想家人承受他的痛苦。對於已接受代價的黎智英來說,沒有朋友不是甚麼大事,他樂得清閒,多花時間在家,但當想深一層,有得選擇的話,他會選擇沒朋友嗎?黎智英的子女進入燦爛人生,他愛家人,不會想家人承受他半生承受的代價。

北京眼中釘 不願家人受苦

從黎智英的文字看到,他童年捱過苦,他更要保護子女,這決心明顯,也容易理解。假如黎智英在子女成長過程中有一些影響力,可左右他的子女不加入《蘋果》工作,我相信他會行使這影響力。他自己嘗過了,不好受,他想子女得到美好的事情,要承受做北京眼中釘的擔子,太沉重了。黎智英猶如電影中黑社會大佬,自己一方面接受這地位帶來的好與壞,另一方面確保子女選擇做醫生律師,或者是藝術家文化人,總之不要跟隨父親做黑社會大佬。

把傳媒跟黑社會相提並論,好像對傳媒不尊重。真的嗎?今時今日,在香港做傳媒,險要之處跟黑社會的分別真的很大嗎?暴力在香港傳媒近年確實存在,恐嚇對黎智英來說,可能是習慣了,黎智英頂得住,但不代表其他人頂得住,也不代表黎智英願意見到子女去頂。

黎智英會賣香港《蘋果》,是因後繼無人,世上沒有第二個黎智英,而黎智英不會鼓勵,甚至會勸阻家人繼承他的傳媒生意。香港《蘋果》會否落入愛國商人手上,是對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有期望的人所關心的問題,我認為未來發展是悲觀的。從出售台灣《蘋果》經驗看到,黎智英千揀萬揀,以為揀到一戶內外皆可以接受的好人家,最後還是殺出蔡衍明,一個黎智英最不想見到成為台灣《蘋果》主人的人。

「賣仔莫摸頭」這句話太有意思,一是不要賣,要賣的話,賣家能控制到的,始終有限,與其激氣,不如盡力做到最好,然後冇眼睇。黎智英或者會在不久將來,計劃他的香港《蘋果》繼承計劃,但賣仔這回事,怎算也很難算出完美方案。

我想到賣香港《蘋果》的幾個可能性,包括把控股權變身為基金會,交由他信得過的人管理;或如當年賣佐丹奴(709),把股票售予機構投資者,彤叔的單一股東他日出現,黎智英已管不了;或賣給如李澤楷等外界較能接受的商人。但無論如何,在香港,蔡衍明這類背景的人總是在不遠處,出其不意地彈出來。

有人認為沒有黎智英的《蘋果》不再是《蘋果》,由誰控制已不大重要。我在想,關心《蘋果》的人要接受這現實,做北京眼中釘的生意,只能是一代人的事,下一代的黎智英,要靠下一代的人挺身而出。 

李平 - 要讓北京看到特首失信的危機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2年11月26日

梁振英對大宅僭建問題的交代不盡不實,一班高官及親北京議員已急急挺身護主,讓港人再次見識特首之無恥、高官之無良,也讓港人再次感受到在現行政治架構下的無奈。但香港媒體、市民如果因感無奈而沉默以對、沉默忍受,正正遂梁振英所願,讓北京錯以為特首的誠信問題不會影響其管治,錯以為香港這一套僭建的政治架構可以有效運作。

梁振英上周五就僭建問題發佈14頁聲明及前日回答記者三個問題後,親北京媒體藉高官、議員之口宣稱梁振英僭建事件不涉誠信問題。但是,梁振英迄今至少還有三重問題需要向公眾、向北京作出交代。一是去年5月,高官、名人僭建風波席捲全城時,梁振英向傳媒聲稱「擔保絕無僭建」,其後被揭僭建問題又以自己是產業測量師不是建築測量師作為藉口,再到以疏忽、記錯等理由申辯,在一年半時間內頻頻以新謊言掩飾舊謊言,這不是誠信問題,是甚麼問題?

二是梁振英在聲明中承認去年10月已發現大宅內有僭建地庫,但今年3月在特首選舉論壇中,他以唐英年的僭建問題炮轟對手向市民講大話,如此選舉手法,是否太過無恥?是否太過玩弄北京、港人和輿論?

三是反覆聲稱自己嚴格遵守建築條例的梁振英,自揭私自以磚牆密封僭建地庫,是否涉及刑事責任?已對唐英年僭建進行刑事蒐證半年的屋宇署,豈能在執法時持雙重標準,不對梁振英僭建問題進行刑事調查?

對於梁振英僭建問題會否受到追究、追究到哪種程度,無論政界,還是公眾,大家都明白要視乎北京的態度,這是特首選舉的小圈子遊戲性質所決定的。梁振英及其班底急急為事件降溫,目的不在於集中精力施政、不在於高官們所謂要努力製作施政報告,而在於藉親北京媒體、親北京議員營造不追究的氣氛,讓北京相信他們的誠信問題不會影響施政,進而保住各人的權利。

北京的態度不只取決於梁振英是否「欺君罔上」,更取決於港人的反應。如果多數港人選擇默默忍受,如果只有個別傳媒、議員堅持為市民發聲,梁振英大可以把反對聲音歸咎為泛民甚至敵對勢力的破壞,北京也可能隻眼開、隻眼閉。如果媒體不放棄監督責任,如果港人企硬,繼續在媒體上、網絡上發聲追究,如果立法會議員不放棄以彈劾施壓,梁振英就不可能蒙混過關。

雖然北京維護一國兩制的誠意越來越受到懷疑,但不用懷疑的是,一個繁榮、穩定的香港,肯定比一個管治危機四現的香港,更符合北京的利益。歷史表明,只有讓北京看到香港市民真正心意所在、力量所在,才能逆轉港府的決策,就算在《基本法》23條立法、推行國民教育等北京念茲在茲的重大問題上,港人仍可以改變北京、港府的決定。

讓梁振英舉行記者會,並到立法會交代僭建問題,這只是第一步。如果梁振英繼續拒絕,市民不要氣餒,必要時應該勇敢地站出來、勇敢地上街抗爭,像反對23條立法、反對推行國民教育一樣,讓北京看到一個失去誠信的特首將為香港帶來的管治危機,將為香港日後選舉帶來的危機,就有機會讓強調「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習近平、李克強等新一代中共領導人,作出符合香港民心民意的決策。

梁美儀 - 特首誠信帳 人民心中記

2012年11月26日

【明報專訊】拖拖拉拉5個月,特首梁振英終向公眾交代其山頂大宅的僭建問題,只惜他發出的14頁紙聲明,不單未能釋除公眾對他謊話連篇的質疑,甚至為他的誠信帳中再添新目。

在梁振英最新披露資料中最關鍵的一項,是他在去年10月,發現其4號屋原來尚有一個之前未有披露的200呎地下僭建密室,在同年11月,他未有依法向政府部門申請,便擅自以磚頭封閉密室。

翻查資料,去年10至11月期間,梁振英與另一特首熱門人選唐英年已鬥得你死我活,與此同時,香港社會仍在熱烈討論僭建問題,除了時任發展局長林鄭月娥跟鄉事人士就新界丁屋僭建問題鬧到勢成水火,有傳媒繼續揭發知名人士霸官地僭建等個案。從時間上看,公眾無法不懷疑梁振英在當時風頭火勢環境下,為了保住清白之身,爭逐特首寶座,悄悄地找人封室以圖毁屍滅迹。

更離譜的是,在今年6月,《明報》揭發梁振英家中有僭建後,《蘋果日報》曾報道梁振英的4號屋地庫,有一間200呎懷疑僭建的房間,但當時特首辦矢口否認。對照梁的最新資料,特首辦當時的回覆,其實是掩飾事實的謊言。難道傳媒在今年初揭露唐英年九龍塘大宅僭建2000多呎地下室後,唐匆匆找磚頭封着密室入口,便可向外矢口否認屋內有僭建?公眾便會信納已密封的僭建層不是僭建?梁特首似乎當香港人是傻子吧!

梁振英較幸運,至少在選前未被揭僭建醜聞,令他在這場本被視為不可能勝出的選舉中贏出。如今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梁振英在北京、保皇派人士力保下,或許仍能保住特首位置,但在市民心目中,他的誠信已徹底破產,人們會記下這筆誠信帳。

作者是資深傳媒工作者


劉進圖 - 恍然大悟
明報   20121126

上周初,報館同事每天都在議論,特首梁振英的選舉呈請官司已經了結,選舉結果不可能推翻了,為什麼還不履行承諾,出來交代山頂大宅的僭建問題呢?政情同事每天都問特首辦,今天或明天會交代僭建嗎?特首辦總是說,官司還有一條尾巴,要清理完畢才能交代。

所謂官司尾巴,是指高院法官林文瀚頒下判辭,拒絕推翻選舉結果,何俊仁一方上訴,同時向上訴庭和終審庭提上訴要求,結果終審庭同意受理,並作出維持高院原判的決定,上訴庭的上訴申請其實已變成多餘,因為上訴庭必須依從終審庭的裁決行事,不可能另作主張,但梁振英的律師團隊極度小心謹慎,要求何俊仁一方同意剔除上訴庭的上訴申請,確保案件百分百完結不再有任何翻案可能,然後才公開交代僭建詳情,當時法庭和政情同事都大惑不解,為何梁的律師團隊如此步步為營。

直到梁振英周五下午公布書面解釋,披露去年10月曾發現家中有200方呎僭建地庫,在11月悄悄找人砌磚牆把違則擴建部分封掉,但沒有向屋宇署入則申請,也沒有對外披露,到特首候選人唐英年今年2月被本報揭發僭建地庫醜聞後,梁於電視辯論上公開抨擊唐的僭建有損誠信,卻原來梁家大宅也有一個神秘的僭建地庫,只是用磚牆暫時圍封;看罷梁振英這份聲明,編輯部同事恍然大悟,難怪梁振英的律師團隊堅持要官司百分百了結才交代,如果這個重要事實在官司未了結時披露,終審庭和上訴庭的取態會否不一樣,誰也說不準,就算不至於改寫選舉呈請的訴訟結果,法院頒下的判辭可能會對梁特首有一些不客氣的批評。

Vic:林鄭月娥以降,眾高官紛紛說梁振英僭建事件不涉誠信。大家要記住這些官員。

2012年11月25日 星期日

張大春 - 文創騙術早就來了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25日

我先抄錄兩段文字,讀後請想幾秒鐘:如果有人這麼跟你說話,你會以為他從事的是哪一個行業?

「將漢學中解構出來的漢文化元素,加入更多的創意與想法,重新排列組合,賦予漢文化全新的活力與風貌,因為你擁有豐富的人文學養,所以能掌握漢文化的精髓,轉化成許多有趣的事物,帶領大家欣賞漢文化之美,因為有你,漢文化將一改過去的蟄伏姿態,讓世人驚艷!」

「首先你必須加強自己在漢文化方面的素養與深度,同時也需培養自己在不同領域的專業能力。透過對於漢學的了解再加上跨界整合能力,你可以將漢學元素融入不同的領域之中,塑造獨樹一格的漢式風情,為漢文化帶來全新價值。」

這是台灣淡江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分學程」關於「創意漢學產業」的簡介,我曾經問過幾個問題:文中的漢學何所指?漢文化又何所指?解構是甚麼?漢式風情又是甚麼?歸根結柢一句話:這兩段話究竟是甚麼意思?全球沒有一個漢人或漢子能答覆我。

「文化創意產業」是一個咒語嗎?

明明現成的文化活動、產業和表現就在現實之中,無論是表演經紀、藝術代理、文藝出版、影視營銷以及無數種視覺、空間、建築、服裝、飾品……設計,還是說得出口、拿得出手的任何文化商品,都還在原地求生;明明這些創作者各有不同的維生系統──有的需要資本,有的需要舞台,有的需要政府補貼,有的需要企業贊助,有的需要經紀制度,有的需要營銷管道,有的甚麼都需要,有的不完全需要。這些事務在「文創」這個詞彙被創造出來以前就存在了,人們會說:創造出一個語詞來有甚麼不對?

許多人早就毫不猶豫、毫無懷疑地走進了「文化創意產業」這六個字的天羅地網之中,發現並欣喜地接受:原來我搞了幾十年的勾當有這麼一個時髦的名詞。欣喜無異於名片上加印了頭銜的人沒有想清楚:為甚麼在簡單、清楚而具體的現實之中,硬要生造出這六個字的大帽子才能本分地幹活兒?打個比喻,就好像人們熟知的那一則童話故事:國王裸身出門,百姓圍觀蹓鳥,可是人人都說看見了新衣。

至少在許多大學裏拱出這樣一門課程,直接展現了學院已經不再顧惜學術的本質與尊嚴,學院狀似要讓學生更大量地擁入校園,並假想選修某科某課,就能直接獲得日後進入職場的知識和技能。這就好比學徒習烹飪過程艱辛,有倡議改學包裹飯盒者,學徒們相信了,還真花了四年光陰,輕鬆愉快地學習如何用花布包飯盒。那究竟是甚麼樣的花布,讀者諸君回頭看看本文前引的兩段文字就明白了。

的確有那麼一批人,已經透過產官學結構,以大學校園為基地,在講堂上吹得天花亂墜,說得疊床架屋,用雲山霧罩的流行咒語,摭拾經營管理行政財經公關市場諸般既有學門之餖飣餘粒,模糊自己幫閒無賴的身份,還要試圖以建立學程、學門、學科,作為學術封聖(canonization)的伎倆,這不但是庸眾無知的悲哀,也是學院墮落的癥狀。

我再次提醒讀者諸君:以後若有人告訴你他搞的是「文創」,你就要有面對詐騙集團的戒慎恐懼了。 

陳沛敏 - 「無綫製造香港兩代愚民」

入屋45年 影響社會意識形態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25日


拍劇靠無敵blur邊 TVB製造蠢人

一個保守霸道、一個癲喪騎呢。居住在自詡為國際金融中心先進文明城市的700萬港人,要看免費電視,拿着遙控器,就只有這兩個選擇。電視是影響社會意識形態的機器。過去45年,簡稱TVB或無綫的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有份塑造香港人的大腦。親歷無綫早期「黃金十年」的林奕華慨嘆:「無綫為香港製造了整整兩代的愚民」。難怪有人說,香港有三害:畸形政制、地產霸權,還有電視霸權;也難怪,政府遲遲不願再發電視牌。

記者:陳沛敏

藝員無底薪每年一騷幾百蚊

劉順安26年前加入無綫時,才19歲。錯過了佳視、麗的、無綫三台鼎立的戰國時期,也無緣親歷《大地恩情》撼低《輪流轉》的經典戰役,但他記得,80年代的TVB仍像個大家庭。為工作他試過一個月沒回家;那年頭員工的努力會得到回報,短短三年間,他由練習生轉職助理編導,再晉升做統籌。

90年代當TVB已成霸主,劉順安發現公司對待員工的態度變了。面對不合理甚至剝削的制度,員工敢怒不敢言。2004年他們成立工會,劉順安當上主席,針對薪酬福利問題,發動過「紅衣行動」、集體請病假等。

內地《南方都市報》年前一篇報道〈TVB電視人的生存狀態〉形容:「低廉的薪酬,高負荷的勞動,流水線式的趕工作業,賣身契式的合約制度……這座夢工場,彷彿變成了一個傲慢的資本家的產品加工場。」

日夜趕工 用盡演員

TVB向來實施一日兩組即早外景晚廠景的制度,以盡用全日24小時趕工,朝七晚七由天亮拍到太陽下山是外景,再加10小時廠景,半夜三更收工,第二天大清早又開工。TVB過去年產500集劇集,平均日拍1.4集;內地《雍正王朝》等優質劇平均三天半才拍一集,演員作息時間有保障。

出了半斤力,回報有幾兩?無綫藝人的薪酬制度相當複雜。第一級是外援如袁詠儀等回巢拍劇的舊將,一部劇的酬金可達數百萬;其次是「非親生仔女」如鄧萃雯、黎耀祥,部頭計,例如一年兩劇每部數十萬至一百萬。

然後是「親生仔女」即經理人合約藝人,固定年薪,全年任用,其他收入如廣告、登台公司會抽佣,收入視乎人氣與年資。但與內地演員比,待遇差天共地。內地一線男演員孫紅雷一集劇酬達30萬人民幣,林峯過去在無綫拍劇兩萬港元一集。

老本食盡 業界玩完

最底層的還數眾多的「一騷計」藝人,包括不少元老甘草。他們沒有底薪,有人一騷收二千,半紅不黑的可能只有三四百,每年做到一騷即可,工作量沒保證,但合約規定他們不能為其他電視台效勞。劉順安坦言,不合理的薪酬待遇很大程度是因為一台獨大的市場環境。「無綫大部份台前幕後嘅員工都喺度做咗超過十年甚至廿年。」他說,「來來去去都係嗰班小生、花旦,好多花旦已經三十幾歲。你冇發現無綫好耐冇拍青春劇?以前青春劇係要嚟培育人才。」

去年訪問劉順安時,他還未離開無綫,當時他對無綫新老闆還有一絲期望:「希望真係去發展一個電視台。一間電視台唔止賺錢,仲係一個道德標準,仲代表香港。好多人都係透過一個地方嘅電視台,去了解一個地方嘅民情、社會狀況。」今年初,他轉投城電,「因為心淡,覺得停滯不前」。他預言,香港電視業至少未來十年仍是一台獨大,直至食老本的食盡老本,香港電視業最終被迎頭趕上的其他地區完全超越。

只顧師奶口味三條橋用到爛

今時今日,居然還有人在認真看電視。博客TV(B) made me open this(以下簡稱T)在其同名網誌不時發表對無綫劇集和節目的精闢分析,如《無綫美學之一:blur邊當淺景深》,透過《雷霆掃毒》拍攝手法,盡見無綫的水平。「睇得無綫多都知道無綫電視劇係無運用景深呢回事,無論遠景近景中景特寫,由演員塊面至天邊一朵雲都一目了然……除咗失敗的景深,無綫最常用『對焦』手法可謂無敵blur邊,苗僑偉同吳綺莉睇睇吓個仔學校表演都可以忽然迷幻,徐子珊回想道友老竇更加有藉口blur個大邊畀佢。喂,景深深淺係好基本嘅攝影語言,你咁都唔用做咩電視台?」

無視潮流 罔顧感受

早前娛樂版形容為有口碑有收視的《最佳男主角》,她一針見血:「果然,結果又係一般粉絲見偶像式訪問(咁當然仰望程度不及萬千刷鞋王崔建邦先生)」「咁值唔值得睇?梗要睇啦,幾位帝級而家幾可睬你個退步電視台,呢個陣容就算主持欠佳總有得着,只係欠火花欠智慧對談,比較單向教仔。」

T不肯現身受訪,問她政府發牌可會改變現況嗎?她說多幾家免費電視台,有良性競爭,觀眾多些選擇是好事。

蕭若元曾說:「全世界只有無綫電視四十年來毫無寸進,他們的電視劇只有三種橋段,就是劇裏的男女多角戀、爭產、家庭內訌,如果無綫劇集可以脫離這三種橋段,我便不姓蕭。」拍攝手法、內容取材無視世界潮流,不理社會變遷,罔顧觀眾感受,只是無綫問題的表徵。

歷任麗的(亞視前身)和無綫編劇的林奕華,在著作《我與無綫的恩恩怨怨》中形容:「無綫為香港製造了整整兩代的愚民。」對不公平無動於衷,對社會對世界缺乏好奇心和敏感度。電視是意識形態機器,45年來大部份香港人喝TVB的奶水長大,潛移物化了我們的價值觀。

高檔廣告 近乎絕迹

電視曾經是暴動後社會的鎮定劑,也曾經是香港人「晉身浮華世界」的玻璃鞋。親歷無綫早期「黃金十年」的林奕華說,周梁淑怡等女將主政時期,無綫不是現在這樣的:《狂潮》裏石堅飾演的酒店大老闆到酒店門僮都有故事;《家變》結合廉政公署成立的時代背景與新女性獨立成長之路。

周梁等人去後,無綫許多高層是會計師,加上80年代移民潮帶走中產觀眾和創作人,在慣性收視下,無綫不變應萬變,晚晚三線劇集,以師奶為對象,如此這般幾十年。「它沒有提升觀眾的智商和品位,以致高價貨品的廣告早已近乎絕迹該(翡翠)台。」

商人眼中只是一盤生意,既然可長期食九成慣性收視的老本,犯不着冒險創新、與時並進。一度執亞洲市場牛耳的港劇早被日劇、韓劇、台劇甚至內地劇超越。電視業曾是電影人的搖籃,現在香港創意文化人才凋零,香港早失華語世界流行文化的領導地位。 

阿果 - 「香港人的新市鎮」--政府新式洗腦武器

星期日生活   果欄   20121125

【明報專訊】「每一代香港人,都應該有安居樂業的空間……」這句廣告對白,最近幾周,不住盤旋於腦海。如此高效的「洗腦」效果,令人想起一個廣告界的傳說:1957年,James Vicary聲稱曾經進行一次市場學實驗:將汽水與爆谷的廣告字句,偷偷放在一齣電影的菲林裏,每隔五秒,每次閃現0.003秒。他表示,雖然觀眾「看不見」這些閃動的字句,但廣告信息卻透過潛意識,影響觀眾行為。實驗結果,令人瞠目:汽水與爆谷的銷量,分別錄得18%57%的增長。及後,此實驗結果縱因有揑造事實之嫌被推翻,但關於廣告本質,究竟屬於欺騙(cheating)還是勸說(persuasion),爭論從未休止。

無論如何,透過廣告觀察社會,是古老行業。在電視行業盛行的年代,這類研究,尤其普遍。回歸之前,匯豐銀行製作了一輯「漁夫廣告」,大受歡迎。廣告採用黑白片的形式,以精簡畫面,配合人物獨白,注入感覺,重塑歷史。「香港地,搵唔搵到食,都係睇自己嘅啫!」漁夫一番話,港人共鳴。當時馬傑偉分析文本,點出看似紀錄片的廣告背後,其實暗藏強調個人努力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這個背後信息,置在銀行廣告,合理非常。放諸時代背景,這種「香港精神」的呈現,同時隱含對回歸過渡「一切不變」的美好期許。

心理暗示與現實

分析商業廣告文本,我們可揪出主線:商家如何以符號建構廣告,勸說又甚至欺騙觀眾購買自己的商品。這個年代的樓盤廣告,多賣美人,少見實景;法文比較多,中文比較少。商家企圖以哄騙方法游說顧客,由是可知。不過,商業廣告,要放大優點,縮小缺點,甚至借用比喻,搬弄符號……我們都覺輕鬆平常,畢竟商家生存目的,正在於「在商言商」。為利益,可以不擇手段,許是香港精神的一部分。然而,看待政府廣告,群眾期望,當然有異。

曾經正義的政府廣告

廣告人畢明曾說,對創作人而言,拍政府宣傳片的機會,猶如生日禮物,全因箇中並無商業包袱,要傳達的信息也明確單一。在網上搜尋陳年政府廣告,發現昔時政府電視宣傳片,特點統一,類型亦可明確分為以下三種:第一類,旨在警告。無論是找前小偷勸觀眾「小心扒手、保管好財物」,抑或呈現毒品禍害,高呼「不可一不可再」,甚至設計經典的「生命冇Take2」口號……這種廣告,旗幟鮮明。長久以來,警誡式廣告,一直佔據政府宣傳片最大比例,亦最為電視觀眾受落,原因無他,撲滅罪行、遠離毒品,正常之至。

至於,第二類廣告,則通常在新法例、新政策實施後,反覆播放,藉以面向公眾,傳達資訊。近期例子,有$6000計劃、新界村屋僭建物申報。以$6000計劃為例,新一代或可於網上瀏覽領取款項的方法,但對年長一輩市民來說,電視熒幕上言簡意賅的政策說明,甚是重要。這類說明廣告,有其存在必要。最後是第三類廣告,針對社教化過程(socialization),針對家庭觀念、公民身分、環保意識等價值,向大眾灌輸傳統一套。「兩個就夠晒數!」是當中經典。

由「兩個就夠晒數」到「起錨」

直至近年,警告、說明、教育這三類廣告,依然存在。但在三者之間,第四種廣告,逐漸浮現。往前追溯,這種廣告的流行,始於2010年。

當時政府正推銷政改方案,民意僵持。於是與之相關的電視廣告,忽然湧現:先有名人現身,訴說港人熟悉的「向前行」精神,高呼「起錨」;後有母親為女兒製裙的「信任讓夢想成真」及芭蕾舞者重複舞步的「原地踏步,點會有進步」兩段比喻。這種廣告,開始成為主流:空有口號,缺乏內容;擅用比喻,隱惡揚善。放諸商業廣告,見怪不怪;用於政府宣傳,唇亡齒寒。市民期望政府,廣納民意,充分諮詢,偏偏第四類廣告,存心隱瞞,旨在促銷。

為何促銷?跟先前所述的三類廣告不同,第四類廣告所陳述的政策、法例,尚未實行。之所以要大賣廣告,好聽一點的原因叫「諮詢」,但觀乎廣告內幾無實質引例,與其強說諮詢,不如改稱「瞞騙」:先以廣告騙來民意,再挾民意以令議員,政策落實,暢通無阻。

我們於長者生活津貼的宣傳片中聽到,由一位婆婆聲演的一句「早啲推出就好喇」,刺耳非常,箇中意圖,顯而易見。政府的促銷思維,基本上與當年以「買電視,平霸啦!」作招徠的商家,並無差異。

濫用香港精神逃避政策內容

平霸早已結業,硬銷亦不流行。政府促銷,有時也來軟的。最近日播夜播的新界東北發展區宣傳片,以父女、母子為主題,調子輕鬆,頗為討好。問題在於,整個故事與新界東北有何關係?片段中信息強調家庭(母子篇),重視進步(父女篇),都是政府刻意嘗試引起共鳴的「香港精神」元素,但單純運用如此一個比喻,去說服市民支持這個「香港人的新市鎮」,跟汽水品牌慣常在廣告營造歡樂氣氛,將觀眾的心理需要,投射在實質毫不相關的商品上面,伎倆有何分別?整個廣告,缺乏實證(連最基本的發展區在哪裏,也沒提及),挪用溫情,搬弄符號(全部取景沙田,符合群眾對新市鎮的憧憬想像),販賣地道(街市、菠蘿包、午餐肉),壓根兒就是商業廣告。將商家應付消費者的思維,用於處理市民需求,是另類「官商勾結」。

政府作假情何以堪?

更教人無奈的是,商業廣告失實作假,我們還可向通訊事務管理局反映,到消委會投訴,但政府廣告呢?無論如何虛情假意,怎樣貨不對辦,市民依然投訴無門。政府,有時比商家,更加可怕。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最近直言,這個年頭,政府要打輿論戰,鼓動民意。而新式政府廣告所呈現的,恰恰是這場輿論戰的真正策略——

不在鼓動民意,而在騙取民心。

文 阿果
編輯 甘芷晴

姚松炎 - 領匯上市七周年:限制競爭領匯獨大

星期日生活     20121125

【明報專訊】領匯從房委會接過商場,透過房產信託管理,轉眼七年;回想當年上市,可謂一波三折,先有居民以司法覆核挑戰,繼因招股書未有充分披露風險,上市受阻一年。但事過境遷,今日領匯旗下的物業估值比上市前上升了足足一倍,年租金收入更大升五倍;把過去十室九空、年年蝕本的房委商場變成財源廣進會生金蛋的房產信託基金,股價由15元升至超過40元,成為股市奇葩。

這個案為研究公私營效率提供了一個上佳實例,說明沒有經濟誘因的政府部門從事經濟活動造成的嚴重浪費,亦是對提議「大政府,小市場」的官員的當頭棒喝。然而,領匯的優良業績並未為它帶來良好聲譽,反而被公屋居民喝倒釆,七年來不停向領匯抗議示威;上星期更有立法會議員提出要求政府回購業權的建議,皆因領匯透過把商場連鎖店化,提高商場租金,使原來的小商戶無法經營,居民亦因此須要付出相對高昂的價格,購買千篇一律的連鎖店貨品。

城中討論領匯問題,大多從以上兩個觀點出發,而這兩種觀點既有實證支持,亦言之成理,但一好一壞,又互相對立,實無妥協餘地,因此討論變得極端對抗,你死我亡。但大家卻忽略了何以領匯可以獨大,其他房託商場卻未可?居民何以不用經濟方法解決經濟問題:拒絕幫襯領匯商場,而選擇用政治方法解決經濟問題:投訴商業機構沒有履行社會責任?

其實,只要居民罷買,領匯的商舖自然倒閉,何須投訴?如今既然商舖的租金不斷上升,說明商舖生意很好,即是廣受顧客歡迎,投訴與行為有點自相矛盾。究其原因,以下三點關於樓宇規範、城市規劃與城市管理是必須具備的特點,才會令領匯獨大,居民逆來順受;這三點包括一、樓宇用途限制;二、土地用途限制;三、商業壟斷的配合。

首先,當今城市規劃以至樓宇規範均把商住用途分開,令商用面積受到限制,無法延伸。反觀七十年代以前的樓宇,商住兩用,若地舖租金太貴,小商戶大可搬上樓上舖、地窖舖,愈遠離地面愈平租,無懼連鎖店和大財團以本傷人;現時很多舊區就是透過商住兩用大廈把小商戶和特色店舖留住。

其次,屋邨設計亦把零售店舖集中在一座商場之內,屋舖(非商場)範圍內嚴禁一切商業活動,城市管理把邨外的小販和地攤趕盡殺絕,令商場外部對商場不構成競爭,無形中建立商場壟斷區內零售業的一切空間,自然可以予取予攜。反而在舊式唐樓設計,下舖上居,零售店舖廣佈各處,遍地開花,形成互相競爭,店主難以抬價;况且,當時小販處處,牌檔成市,只要某一商品有利可圖,周邊的店舖、小販、地攤、排檔就會馬上加入競爭,價格由市場決定。

再者,一旦所有零售業務都被規劃集中在一座商場之內,商場外的競爭已由政府來限制,領匯只要擁有這座商場的業權或管理權,商場內的競爭就完全由領匯操控:譬如一場之內只准一家酒樓進駐、一家藥房、一家超市……形成場內商業壟斷;連鎖店和大財團租戶當然樂意多付租金(或多租幾個場)來享有這種壟斷特權,盡取其利,這是所有商場經營的共通點;顧客在內外夾攻下,亦別無選擇,只好乖乖就範。相反,若果不是統一管理的商場,而是不同業主的街舖,只要某一店舖經營的行業有市場,競爭者自然會在周邊店舖開到成行成市,共爭一日之長短。

區內市場壟斷政府造成

明乎此理,壟斷零售業市場不能單靠商業決策本身而獲得。正如領匯只能控制商場內的競爭一樣,想成功壟斷區內市場,不是領匯自身可以做到,而必須透過政府和房委會的城市規劃、屋邨設計以及禁止屋邨範圍內外的任何非商場形式零售販賣,令屋邨的零售市場完全沒有競爭,才會任由領匯賺取遠高於市場的租值。而且公屋居民連選擇遷往他區的力量都受到限制,因為公屋是資助房屋,若須要享有該資助,便不能自由遷出,即使明知零售物價比別區為貴,但礙於租金資助,亦不可作遷區想。換言之,零售客源需求是透過政府資助來保證的,零售店舖供應是透過政府限制小販及商場管理限制場內競爭來壟斷的,因此,居民在沒有市場力量的情况下,既不能改變現狀,亦沒有選擇權,只剩下政治投訴一途。

社會規劃建構各層壟斷集團

見微知著,其實領匯現象並非單一商業事件,而是廣泛存在的社會問題,當人們不明白為何現今香港市民事事投訴抗議,失去昔日的獅子山刻苦精神,卻沒有認識到如今社會的規劃管理,已建構出各個層面的壟斷集團,把個體的生存空間愈收愈窄,選擇亦愈來愈少,透過自身努力而能改善生活的可能愈來愈渺茫,人生愈來愈沒有希望,剩下的就只有投訴抗爭一途。這是天道循環:因政府政策限制人的經濟選擇,形成壟斷,令經濟方法無法解決經濟問題,人就改用政治方法去解決經濟問題,後果不堪設想;相反,若政策容許人有更多經濟選擇,人們自然會選擇成本較低的經濟方法,包括刻苦努力,而不會選擇昂貴低效的投訴抗爭政治苦途。

鄧小樺 - 不服從之路,簡單而綿長

星期日生活   讀書   20121125

【明報專訊】原來今年是梭羅逝世150周年。他的《湖濱散記》對於一代人而言是精神宣言,曾被無數意欲離群索居而清醒思考的人引用。近日拿到台灣新生的獨立出版社「紅桌文化」出版的《公民,不服從!》(下稱《公》),是將梭羅和當下重新連線的出色嘗試。

梭羅是19世紀的文人,面孔多樣:哲學家、藝術家、發明家、激進的反奴隸制者、公共事務活躍分子,甚至是環保先驅。在許多人心目中,他既是文學典範,又是大眾偶像。他住在湖濱遠離城巿,曾因拒絕交稅而坐過牢,儘管堅持獨處不願意鼓動他人,但卻影響了甘地、馬丁.路德.金、托爾斯泰等重要人物。

我曾參與籌辦過一個以自然為主題的文學營,當討論自然主題的經典文學時,當時作家俞若玫一口便提到《湖濱散記》,但卻像有點隱隱擔心梭羅已經和時代脫節。但看看自然文學、環保運動更為昌盛的台灣,想要重提梭羅,卻是毫無猶豫。

憑良心而行狠批政府

《公》主要收錄梭羅的兩篇演講:〈公民不服從〉和〈沒有原則的生活〉。梭羅有非常激進的一面,他雖然宣稱自己是公民而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但對政府的批判卻凌厲之極——因為美國當時仍有蓄奴制,梭羅聲稱自己一刻都不能視之為自己的政府。這種認為「政府不代表我」的確鑿情緒,應該是目前華人社會所共有的,我們都不妨跟隨梭羅,朗朗背出莎翁名句:「我出身高貴,不附屬誰,/片刻也不願受人操控,/也不願為世上的主權國家/所操縱或擺佈。」在不義的政令面前(例如戰爭、蓄奴等傷害他人的政令),梭羅力陳人應該憑良心而行,不理會甚至起而反抗之,他認為良心應該超越法律,正義應該超越生死,這樣簡單而純粹的良心判斷,就是「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基礎。

梭羅的凌厲是極其正面的:「我不主張廢除政府,但要求政府要立即改善;如果每個人都說出自己尊敬的政府形態,我們就更有機會擁有像樣的政府。」如今的世代誰都懂罵,但真能正面建立價值的人,幾稀。〈沒有原則的生活〉正面談及對生活、金錢與工作的態度,這都是今日青年們關心的事物。梭羅知道有些工作是沒有意義的;他更反對人純粹為錢而工作,覺得這比懶散怠惰更糟;他呼籲不要僱用只為錢工作的人,要僱用喜歡這份工作的人。離群索居的梭羅一點都不頹廢:他認為工作的目的在於好好表現,把事情做好,工作的成果也應用於社會,符合道德,這樣才符合經濟效益。這也就是工作給人的尊嚴,即使香港人凡事曰利,也不能抹煞心底對尊嚴的渴求。

要求自己再要求他人

《公》以台灣近年大熱的觀念、青年擁戴的「簡單生活」為切入點,令梭羅的靈魂降臨在小文/知青身上。減少欲望,保持自由:一種自立的渴望,一種「更好的自己」的追求。一個人對自己有所要求,才能更大聲地對外界與他人有所要求。很有趣,梭羅在演講結尾甚至提倡正面,想以清晰的原則,超越瑣碎的抱怨,每天無病無痛地彼此道早安。


書很薄,排版疏闊方便閱讀,很有以前經典小冊子的風味,一反書愈出愈厚的世界出版潮流;譯筆是台版書少見的清通親切,可以放在包裏,坐車吃飯時便拿出來,讀一點提神醒腦。封面封底顏色醒目,橘黑或黃黑都是象徵「很有主見」的配色;簡單排版中有小小的新意:以連串的感嘆號或問號作分隔符號,把裝飾和剩餘都變成表達的渠道,有一種青年知識分子的敏銳和憨厚。在兩篇演講之間,以極簡的篇幅整理了梭羅思想的流播,如啟發1910年代甘地的不合作運動、60年代南非曼德拉的反種族隔離運動、70年代被反戰分子重讀、80年代被環境主義運動所援引,以至晚近的茉莉花革命及佔領華爾街。編者能以一頁的篇幅去概括這些運動,更以甘地的話、巴黎塗鴉、MJ的歌、劉曉波的文章、夏宇的詩與這些運動並置,充分顯示了知識青年的活潑大膽及穿透力,並且擁有以編輯的低調方式來表達尖銳觀點的實力。以前香港的「進一步多媒體出版社」曾製作「公民抗命」的小冊子,喜見今日《公》作出更為出色的嘗試。

年年月月,一代代的人,都希望保有自己生命中簡單的叛逆,輕輕鬆鬆地彼此道早安。

  鄧小樺
編輯  黃海燕

彭礪青 - 正向思考的病變

星期日生活   讀書   20121125

【明報專訊】曾幾何時,勵志書籍隨着美國文化入侵,成為大眾的精神食糧。時至今日,這種文化隨着金融危機肆虐,顯得千瘡百孔,不單普羅階級,甚至中產白領也開始發現,「正向思考」無法改變日趨嚴峻的現實環境,他們繼續在職場上浮沉,薪水繼續下降,然而還是沒有人敢挑戰「正向思考」的權威。這時候,艾倫瑞克的新書《失控的正向思考》,正好就為關注社會不公平和批判新自由主義的讀者,提供了挑戰的理由。

這位左翼作家原為細胞生物學博士,卻關注低下階層的生活,當起低薪階層的工作並將經歷寫成《我在底層的生活》,亦以《M型社會白領的新試煉》思考中產白領在「企業瘦身潮」中的命運,這本《失控的正向思考》雖以批判正向思考為主,卻也圍繞着美國白領的命運。本書各章從19世紀美國開始,探討正向思考的發端,在各領域上(如職場、宗教、心理學,甚至瘦身美容)的病變,染病的人們都目空一切,盲目樂觀,不顧現實。以反恐戰聞名的布殊總統就是極端例子,曾是啦啦隊的他盲目樂觀,不許幕僚告訴他形勢有多嚴峻。艾倫瑞克告訴我們,正向思考已經嚴重破壞了美國社會。

然而這種思考最初針對美國立國時流行的加爾文新教思想,加爾文認為上帝是個暴虐、肆無忌憚的神,祂命定人們不可享樂,只能勤苦終日。韋伯認為加爾文的思想產生了資本主義,但作者指出這種思想也令19世紀美國和英國的市民階級變得陰鬱,而正向思考的源頭可以追溯到那些成長於長老會等清教徒背景的思想家,比如主張超驗論的愛默生,新思想運動主將愛狄(Mary Baker Eddy)怎樣將昆比醫師(Phineas Parkhurst Quimby)的精神醫學觀發展成今日正向思考的雛型:基督教科學(Christian Science),但愛狄以精神的力量(比如幹家活,不要躺在病牀上)代替醫療,令當時許多精神衰弱病患者得以康復,然而艾倫瑞克也指出:那些病人很可能本來就沒事,他們以為自己有病。

不思考失敗現實

作為正向思考的起源,愛狄的主張很重要。作者在第一章即指出自己罹患乳癌的經歷,作者發現醫院裏充滿了鼓勵病者以意志抗癌的粉紅色絲帶用品,但是那些相信以積極思想抗癌的病友知悉作者考慮接受治療後,紛紛反對她的決定。漸漸的,艾倫瑞克發現這種文化全然不顧抗癌失敗者,因為失敗事例會帶來負面信息,也很少關注患病的真實狀况。換句話說,正向思考從不鼓勵人們思考現實情况,只盲目樂觀地相信正向思考能克服一切困難。作者繼而討論正向思考者關於腦電波的理論,以及為他們借題發揮的量力物理學理論,指出即使人體有所謂電波、磁場等「正能量」,也是極輕微的能量,不會改變自然;至於量力物理學本身,有科學根柢的作者指出這一理論亦富爭議性,而將量子物理學納入正向思考的理論,只能稱為「偽科學」矣。

然而,我們隨處可見人們對正向、樂觀思考的吹捧,企業主管發現他們因此可以不斷鞭策員工或銷售員努力甚至超時工作,以圖取得更大生意額。當激勵大師們發現正向思考理論在商業上的作用時,他們就大肆推廣正向思考對創造個人財富和公司業績的作用,大家都認為正向思考是一切經濟問題的萬靈丹。正向思考甚至發展到宗教領域,像蕭律柏甚至奧斯汀(Joel Osteen)這樣的宗教領袖,將教會日益世俗化,用商業化手段包裝信仰,迴避原罪、救贖等基督教核心問題,正將教會變成一所以正向思考吸引信徒的場所。饒有意思的是,作者討論奧斯汀夫婦曾因飛機待遇而訴諸法庭,艾倫瑞克從奧斯汀夫婦的外表談到衣著,從這些看似雞毛蒜皮的小事,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宗教新貴的心態,他們沒有將基督教的包容、寬恕放在心上,更遑論討論嚴肅的神學問題。

快樂偽科學

然而這類人物不單在教會中出現,也在學術界中冒起,大學開始有人向學生教授正向思考課程,而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的正向心理學和快樂學的出現,意味着這種思想要從心理學這類學術領域找到權威位置。作者反覆與我們討論塞利格曼的「理論」,尤其是那個H=S+C+V的公式。在公式中,塞利格曼認為環境因素(C)對成功(H)的作用往往不顯著,由於大部分人都缺乏天生正向的稟性(C),所以個人努力(V)就是主要決定成功的因素。舉凡這些偽科學理論,在正向心理學書籍中比比皆是,這些教導令我們漠視環境因素和實踐方法,以為個人的正向態度就是一切。雖然塞利格曼等正向心理學家批評一般正向思考書籍不夠科學,但其實他們與這些激勵大師無異。

正向思考在90年代開始大行其道,這是克林頓執政的經濟榮景時代,也是各大企業開始裁員、重組業務、減少全職的年代,愈來愈多白領失業、收入縮水、喪失福利、生活朝不保夕,然而公司在裁員、重組過後,仍邀請激勵大師向餘下員工灌輸正向訊息,隨着新自由主義經濟日益白熱化,正向思考亦日益流行。2008年,當美國面對金融危機,大企業的作風仍是不斷推動員工的正向思考。從整個經濟趨勢來看,正向思考與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共犯關係,才是它最危害社會的影響。另外,正向思考強迫人們不能思考現實局限或負面事物,比起加爾文派教義有過之而無不及;作者說,假使愛狄生活在今日美國,也許她會大嚇一跳。

扼殺自由孤立批評者

「正向思考」影響了全球各國,它緊隨在全球化背後,深刻地改變了全球社會經濟結構,它像新自由主義一樣,將一切未被納入經濟和正向思考的事物都納入其中。然而鮮有人膽敢當面指摘它,因為這會招致大眾的攻詰和孤立,尤其是在美國社會。所以在全書最後一章,作者總結正向思考的問題癥結時,仍認為人應該正面思考,不過她也將它與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作類比,諸如捷克作家昆德拉就因為在小說《玩笑》中嘲笑社會主義國家的樂觀主義原則,而被判勞改,禁止其作品出版,艾倫瑞克認為這與美國交由市場掌控正向思考,並孤立正向思考的批評者,並無二致。作者提出認清現實比盲目自信更能決定成果,但反對正向思考的更大原因,是正向思考扼殺了選擇人生觀的思想自由,這正是古往今來的人文主義者或良心作家所要捍衛的權利,在今日講求實效、成功的社會,這種自由正與人的價值一同消亡。

文 彭礪青
編輯 黃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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