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9日 星期六

陳雲 - 森哥受困,唇亡齒寒

2011128

【明報專訊】親共報紙抨擊香港電台《自由風、自由phone》節目主持人吳志森的論壇文章,已達二十一篇了,都是說森哥公器私用,挪用電台節目攻擊政府,卻不幫政府說好話,自己不批評反對派,也不容許支持政府的聽眾暢所欲言,臭罵反對派。森哥容許聽眾聲援大陸的在囚人權鬥士趙連海,然而,牽涉任亮憲的強姦案曝光之後,森哥卻不批評,也不容許聽眾評論此事。森哥說「李嘉誠大宅獲批豁免樓面超過批建樓面一倍」,親共報紙的論壇作者便說他「挑動仇商仇富情緒,所針對的不僅是李嘉誠,而是針對和損害整個社會的安定繁榮,針對和損害七百萬港人的根本福祉!」並說「其中很多內容已經逾越法律底線,李嘉誠先生及其集團完全可以控告他進行誹謗。」

李嘉誠等同香港的安定繁榮,此等言論,在昔日鼓吹社會主義的日報出現,也是一大娛樂。這些作者,當然知道香港電台的廣播守則的,否則也不須連珠炮發,以文章的數量來欺壓人。若是有道理,只需一篇文章,廣播處長或政策局長便要嚴肅處理。親共報紙的言論攻勢,無非是要孤立一位公正的烽煙節目主持人,拿下一城,然後攻陷香港的言論自由陣地,也趁廣播處長離任在即,不敢出頭維護員工,也為下一任處長出難題、交任務,以趕走吳志森做「投名狀」。

我是讀親共報紙長大的,報紙說要香港電台為政府宣傳,支持政府,並且反對在野黨。這首先是違背香港電台的公共廣播原則,也是政治白癡。我為港台寫機構歷史(corporate history),書名《一起廣播的日子——香港電台八十年》,深知殖民政府容許香港電台批評政府,乃樹立權威、有效管治之不二法門。此舉令市民坦誠與政府交流,培養對政府的信任,最低限度也可疏導民怨,消弭暴亂。上世紀七十年代,殖民政府一方面推出種種善政,如「十年建屋」的公屋計劃,一方面大力鼓吹港台主辦論壇節目,多方批評,甚至不惜留難官員,務使政府防範錯誤,令民怨得到理性的紓解,成為建設香港的力量。香港的文明社會,在短短三十年迅速建立,殖民政府功不可沒,老一輩的公務員都見證這段艱辛歷程。

其次,親共報紙要港台支持政府,也是政治盲動。現今的港府政策,有哪一項是值得大吹大擂的呢?要支持曾蔭權,說增加老人津貼(生果金)便要附帶資產審查嗎?政府一轉臉,便自行否定了惡政,港台又如何自處?連親共政黨也剖白,說支持政府,「只有辱、沒有榮」,隨時被政府出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們連自己都厭倦去做的,怎好意思叫森哥去做呢?

森哥是一位平正處事的人,比起我的「終極評論」,他也是安全評論了,港台若連他都容不下,便會淪落為政府的宣傳聲帶。到時,專業傳媒人被媚共的笨蛋取代,而原本攻擊或拉攏反對派的親共者也會無事可做,唯有將攻擊矛頭由評論人轉到老百姓身上。至於老百姓,沒地方發泄口舌,民主政黨也報廢了,便直接訴諸激烈行動。看官,這正是我停止政治評論想達致的後果啊,想不到今日竟有當權派來協力。香港人民的革命事業,怎會不波瀾壯闊?

2011年1月28日 星期五

吳志森 - 菜園村事件的合理與不合理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1月26日

菜園村收地,衝突再起。特區政府開動宣傳機器,把村民抹黑成貪得無厭的惹事之徒。在雞蛋與高牆之間,主流傳媒又一次站在高牆的那一邊,以目前香港的傳媒生態,這樣的結果,我一點都不感到意外。

為了使既有的生活方式得到延續,幾十戶村民用賠償金集資買了農地,請專業人士規劃生態村,錢付了,地契有了,規劃也做好了,萬事俱備,獨欠入村的路權。過路費是新界買地的規矩,這也罷了,但路權原來是海鮮價,昨天是三十萬元,今天突然猛漲到五百萬元,又提出更苛刻的條件,要價都是不明來歷的中間人。有路權,新村馬上動工,搬村事成,就可騰出舊村讓高鐵工程順利展開。搬村就卡在路權的問題上,村民無法接受天價的苛索,只能死守舊家園,要求政府介入,讓事情得以解決。

官員的口徑是:這是私人糾紛,政府不會介入。有評論附和說,路權費應收多少,應參考市價作為標準,也可請仲裁機構評斷,收地風波,只有一個標準:是否合理,合理就應支持,不合理就要反對。

高鐵來了奪人私產


這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評論,表面看來無可辯駁,但最關鍵是:甚麼才算合理?村民幾十年來選擇了這種半農半工的生活方式,但一聲高鐵來了,就要毀人家園,奪人私產,這算合理嗎?如果可以的話,他們願意繼續保留菜園村,過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的務農生活,但「帝力」卻偏偏找上門來,別無選擇,只能含着淚水,把經營幾十年的家園連根拔起,這算合理嗎?

好了,在警察推土機官員和建制力量等國家機器面前,村民脆弱得只像一群螻蟻,他們只有向現實低頭,同意搬村。但在發出復耕牌的問題上,當局諸多阻撓,直到去年九月才完成,覓地搬村也遇到重重障礙,最後終於買了土地,卻卡在路權的問題上。

合理與否看賠多少


新界土地勢力複雜糾葛,政府袖手旁觀,區區幾十戶村民的力量,處理路權問題,只能任由宰割。要村民獨力應付這種無限度的苛索,算合理嗎?入村的路權是獨市生意,根本無市價可言,找仲裁機構評估,也非要雙方同意不可,這些提議你認為合理嗎?

主流媒體的評論,擺脫不了傳統的「中環價值」:發展新的就要拆毀舊的,合理與不合理只能看賠償多少,市區重建是這種思維,基礎建設也跳不出這個框框,「維持現有的生活方式」,就等於阻住地球轉。如果菜園村民真的貪錢,他們應該拿着賠償炒樓,何必費勁堅持過這種永遠不會發達的務農生活?

一位八十後青年烽煙,引述網上流傳,改編自納粹時期一位德國牧師的懊悔發人深省:「當日政府要領匯打橫行,我沒有注意她,因為我不是住公屋;當日政府要拆皇后碼頭,我沒有守護她,因為我不是保育人;當日政府要掃平菜園村,我沒有保衞她,因為我不是社運人;當日政府要強拍舊唐樓,我沒有理會她,因為我不是買該區;如今田生的人已經在我家門外,可是已經沒有人剩下來幫我了。」

2011年1月23日 星期日

梁文道 - 只剩下了圍觀

香港蘋果日報    20110123

也許我們都忽略了,「維基解密」的殺傷力其實是有前提的。那個前提便是陽光與透明的力量。一旦把掌權者和大機構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曝露在公眾的目光之下,那些神聖而不能侵犯的權貴便會變得如小丑般可笑,陷入一種非常尷尬,最後迫於輿論的壓力(如果不是法律壓力的話),更改問題重重的既定做法,甚至黯然下台。信息的公開與輿論的生成是一組連鎖反應,前者是大家都發現了國王原來沒穿衣服,後者是大家開口嘲笑國王的窘態。我們相信信息與輿論,是因為按照常理,一個沒穿衣服的國王在眾目睽睽千口一辭的情況底下必然要抱頭鼠竄;沒有人能夠抵擋目光的力量。所以我們才會繼續寫作評論,不只是因為這些評論本身便是目光的一部份,而且是因為它們有可能開啟和引領更多的目光。而目光,它是可以改變現實的。


於是許多媒體和論者便要歡呼微博的崛起了,他們認為微博就是信息、輿論,以及公眾的目光。經過微博上無數人無數次的轉貼和傳播,一樁事件的內情會逐漸曝露,它的細節會逐漸豐富;更厲害的是它會觸發大眾的情緒,引生出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浪潮。因此他們宣佈「圍觀就是力量」,甚至「圍觀改變中國」。


然而這一切樂觀期許背後的那個前提真的那麼有效嗎?萬一那位不穿衣服的國王並不介意自己赤身裸體地坦露人前,不在乎群眾的圍觀和恥笑,他不尷尬更不害怕,照樣從容地招搖過市,那又該怎麼辦呢?


的確,微博是種不一樣的新媒體。比起上一代的博客,它的門檻低得太多,表達意見只需要一句話,再也用不著苦心拼湊一篇完整的文章。比起再上一代的網絡論壇,它可以輕易穿越圈子的界限,讓不同傾向不同立場的人都能共同分享一條相同的信息。而且微博靈敏機動,一個被人追趕到廁所躲藏的女子可以用手機向她不認識的人群求救,一個路過的陌生人也可以上載那名女子最終被人困在車上的圖片。微博還是主動的,你不是論壇上一條熱帖背後點擊率的十萬分之一,也不是在一篇博文後頭留言回應的客人;你就是那個信息傳播者,你自己就是主人。所以微博才會使得網民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能量,似乎自己真被「充權」了,似乎自己參與了什麼了不起的大事。難怪他們要說「圍觀就是力量」。


若再加上傳統媒體的大膽改革,我們可以把中國互聯網這十數年間的演進看成是目光的擴大與強化。過去,報刊電視便是輿論,便是大家的眼睛;現在,我們人人都是輿論,人人都有自己的眼睛。過去,傳統媒體的一篇報道和評論神奇地代表了社會群體的目光;現在,群體目光自己一個個跳了出來,可以計數可以量化。這目光並且越來越鋒銳越來越立體,它看到的東西更多更準。


但問題始終是目光真的有作用嗎?這十多年來,我們見過媒體報道使得「孫志剛案」改變了中國強制收容的政策,也見過博客的揭發使得「華南虎」成為一個大型的笑話。表面上看,它好像真的管用;然而從「孫志剛案」到「華南虎」,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兩件事的性質和影響的範圍相去何其之遠?為什麼只不過是揭穿了一個地方上小小部門參與的騙案,大家就已經興奮地難以自已,把它解讀為該年度最重大的「公民勝利」之一?


同樣地,在號稱「微博元年」的 2010年裏頭,我們的圍觀又起到了多少作用呢?全中國的微博用家一起關注過那麼多件大事,後來那些事都怎麼了?「我爸是李剛」這事夠大了吧?它在微博上觸發的轉發次數夠多了吧?大家關於它的討論夠熱烈了吧?可它究竟還是不了了之,神秘地隱退在輿論圍觀的界域之外;就像當年傳統媒體和網絡論壇都很關注的「黑磚窰」奴工,救了出來,但到底還是神奇地再度失踪;又像許多公開被譴責過的失職官員,雖然離職,但最後還是奇妙地再度上野甚而升官。


身為媒體的一員,身為中國社會的一份子,我當然不願否認媒體的功效與社會的活力,更不會對大家曾經取得的成就視若無睹。然而我不能不悲涼地提醒,也許目光和輿論並不如我們以為地那麼有效。只要把過去一年被微博圍觀過的重大事件列表,再一一追索它們的下場和結局,我們就能發現圍觀到底多有力量了。可是主張圍觀很有力量的朋友好像都不太願意這麼做,是怕打擊志氣嗎?當然我們還可以借用人類學家的說法,形容這是「弱者的反抗」。然而「弱者的反抗」究竟要強到什麼程度才是有意義的反抗,又要弱到什麼底線才不致於淪為阿Q的自嘲?


更悲觀點說,我甚至要大膽猜測這裏似有一道相互逆反的趨勢;一方面是參與者日眾聲勢日壯的目光,另一方面卻是越來越不被目光和輿論動搖的現實;從當年的「孫志剛」到現在的「李剛」,目光和目光所在的現實都變得更加剛強。


很粗糙地說,目光與輿論之所以有效,是因為管治者和被管治的社會就像一具機器和它所身處的環境一樣,前者總是要從後者那裏接收反應,然後回饋到既有的機制之中,修正邏輯,再調校自己下一步的行動。我現在最擔心的情況是明明路面越來越壞,滿地坑窪,走在上面的汽車卻可以不受刺激,繼續巡航行駛。這說明什麼?這說明那部汽車有自己的強大邏輯,它踩在地上,但不必顧及地面傳來的信息和刺激,愛怎麼開便這麼開。它和外在環境絕緣,只對自己的內在部件負責,依循自己既定的路線。從某個角度來講,你也可以說它是輛很有威力的好車。

2011年1月22日 星期六

十大惡人 字爆地產黨--系統分析香港出事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1月21日

地產佬惡,明知都夠膽踩埋去的就仲惡,因此九評人加上出版社次文化堂老闆堪稱「十大惡人」:(後排左起)彭志銘、許寶強、黃英琦、黎廣德、王慧麟、尊子;(前排左起)吳志森、馬國明、王永平、陳雲。

------------

去年,作家陳雲因炮轟地產商,專欄被停掉。事件曝光,人人口耳相傳:「地產商的屁股果然碰不得!」當時陳雲宣告政治大局不再評了,就讓它谷爆。這句話今天回頭看另有意思:不谷谷,讓你看到港人死局又怎會爆呢?他連同八位作者,寫成單單書名已爆到九彩的《九評地產黨》。問問你呢個 Moment,你要爆未?

記者:何兆彬
蘋:蘋果 陳:陳雲 吳:吳志森 彭:彭志銘

蘋:說說出版這本奇書的因由。

陳:去年九月專欄被《信報》 cut了,彭志銘說不如把(得罪地產佬)五篇文,結集起來好像小冊子一樣,加上一些樓盤相片,例如發水樓,好像《毛語錄》一樣出版。但這樣太單薄了,若出本書又不夠時間,那不如再找些朋友,各種觀點加在一起吧。

蘋:陳雲老師想快點出版,可有其時代意義?

陳:這是香港人共同認同的問題,不解決香港就玩完了。

蘋:去年一本《地產霸權》引起轟動,有何特別原因?

吳:大家都谷到爆了!很想有個系統分析,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呢?當然,那本書只是一個基礎的分析。

陳:那本書主要是講技術上,地產商怎樣遊走於灰色地帶,賺取暴利,而政府怎樣放水放權。如地產商明明蝕為甚麼都要收購巴士廠,跟着在城規會補少少地價,更改用途,不用投地回來就有土地儲備。

吳:其實對跟開這些線的記者來說,書中的東西都不新鮮。例如乙種換地權益書、收購鄉郊農地,十年都不動土地,然後跟政府傾……不是新料,但從來沒有人有系統地把它撰寫出來。

蘋:而且這本書幾年前已出過英文版,都沒有引起反響。

吳:始終香港是中文社會嘛。就像《南華早報》報道 83年地產商與政府早簽訂密議,限制政府不得在天水圍另行發展商業,以免妨礙私人屋苑的商業收益,但都沒有中文報章跟進。

蘋:讀了陳雲寫的序言,談到這文章。而這篇文章把數十年來兩朝政府政策背後的想法都揭示了,十分終極。

陳:是,要鬥到底,要像人民公敵這樣去鬥。

「九評」有解

蘋:寫書時大家知道這書名這麼厲害嗎?同一本書叫《香港地產評論》跟叫《九評地產黨》效果差好遠。

彭:出版前,只有我們三個人知。

陳:書名是我跟彭志銘吹出來的,要保密,因為怕別人取來用了。

彭:森哥解釋一下,好多人還以為這是法輪功的。

吳:法輪功其實是抄人的。六十年代中蘇論戰,當時赫魯曉夫上台,他批判史太林寫成「史太林秘密報告」,當時中共很不高興,就寫了九篇很長的文章去罵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這叫《九評蘇共》。法輪功後來就借了這名字寫成《九評共產黨》,我們再借用就成了《九評地產黨》。

陳:毛澤東他們是史太林扶植出來的,所以他們叫史太林做「史太林爺爺」。赫魯曉夫批評過史太林很多殘暴事情,批評他,即是批評自己的專政,毛澤東自然很不高興。

彭:九,其實是「很盡」的意思。

吳:單數是陽數,陽數去到盡就是九。九有攻擊性的,例如「九陰真經」,到了如十全武功,是完成了的意思。

猶如病毒把你吃掉

蘋:怎樣人民公敵地去鬥?

陳:因為(地產商)是最大破壞香港生存環境發展前途的,甚麼政府前途、經濟、民生,這三大範疇都被他們破壞了;而且他們吃完就走,完全不打算長遠地經營或執政,所以他們是像病毒一樣地生存,不斷地複製自己。但他們實在財雄勢大,掌握了金融──因為地產能套取巨額現金,這樣就可以收購合併,跟着把所有東西都變成自己的業務,再去聯營。可嘆香港沒有反競爭法例,立法會沒甚麼權力,城規會沒它辦法,輿論都被他們控制住了。這樣下去,淘金方程式不斷把周圍統統變成了商場,只要是在商場,不管做甚麼生意它都能把你吃掉。

彭:補充一點,民生上,這令小市民沒有了希望。本來我窮,我咪住廟街囉,咪住深水埗囉,但現在連大角嘴都可以變豪宅!現在全世界最輝煌就是香港人,全部都住豪宅。以前我有點錢,我就搬去美孚,再有錢就搬去中環,人有階梯往上爬。但現在是人的絕望導致仇富的。

陳:就算你住粉嶺住寮屋他都可以趕你走。新界很多地都已被收購了,只要一批(更改土地用途),泥頭車就來。

彭:就算是農田都會自然燃燒,你看南生圍,地球有咁耐佢就有咁耐,都未試過濕地大火!

吳:不單止住,衣食住行都有。近日有博客(龐一鳴)要避開地產商一年,這才發覺生活極度不便,原來逃開他們往往多走不少路。本來不去萬寧,去森記藥房都得,但森記藥房快被它趕絕了。

蘋:但現在領匯就在殺害藥房嘛!

吳:所有小商舖都被謀殺。

回歸後領匯破壞生態

蘋:它最厲害一招,是你出得起它也可以不租給你。

陳:所以這哪裏是自由經濟?!

吳:其實如果不替地產商打工,出路也是很窄的。

陳:因為地產商收購很多公司,生出很多子公司,所以全港的大僱主只有十多個。從前香港有很多中小企,大家競爭,會有較優惠的條款出現。但是現在市場上很多臨時工、合約工,有人無糧出,畢業生只有幾千塊錢薪水,這些都是大機構來的。

蘋:好多人都以為這是回歸後才出現的問題吧?

吳:不,殖民地時代已經有。但英國佬的設計比較好,不會一面倒傾斜至此,他們當然係錫住英資,但華資可以與之競爭。英國佬作為中間人,在六七暴動後也不想去得太盡,以致社會不穩。

陳:英治時期還是有二元經濟的,你有自由市場,也有公屋/房委會商場是十分平租的,他們採用規劃方式,如房署的商場,連裏面有集郵社、文具舖也有規定,連鎖集團也無從入手。而且你租開它一定讓你續租,這有點像歐洲,有租務保障,你做開哪門生意,之後都不會更改了。但回歸後第一件事,就是出現了領匯。一有領匯保護網就被毀了,因為它本來是保護關乎民生、家族舖頭,還緩衝了租務市場。我住沙田,從前我常到禾輋購生活品,當時還有瀝源,東西都很平,現在都變成了領匯。

蘋:小商戶都消失了。

彭:哈,你班人想點呀,人家給你提供優質生活呀!

吳:我唔想咁優質,得唔得?

陳:我住沙田,但要買拖鞋就得出深水埗!這裏沒有$20一對的拖鞋賣。買膠水桶我也得往上水,因為日本城賣的水桶不是鐵柄的,這區都沒有傳統五金舖了。傳統香燭舖只剩一間,看來也頂不了多久。

林行止之轉軚

蘋:記得去年森哥本來替陳雲寫序,但出版社拒絕刊登,這次書中也登了。

吳:那一篇序很溫和,只是出版社揣摩上意。這令我想起兩件事,與林行止有關。一是我曾在《蘋果》評過地產商捐獻,後來他在專欄叫大家看看我這文章,其實我的文章與他的意識形態本南轅北轍,但他近年想法改變了很多。另一件事與陳雲有關。

陳:我一篇《地產商地獄式捐獻》出街後專欄就被停了。過了兩天,林行止的秘書打來,說林生有本新書結集,問可否把這篇文章收集在內,我說:收囉!

吳:也就是說,他不同意《信報》現行的政策。

陳:從前他總叫人要自私自利,又謂所有對資本的管制都會妨礙經濟增長,近年有點懺悔了,特別是他看到了近年美國全沒節制的金融詐騙。

蘋:那不是自由吧?

陳:所謂自由市場只是保護大財主大財團。舊區的徵地條例就像共產黨,一出收地條例你是沒法抵抗的,而且收地後它不會公開拍賣,錢只會落入市建局手上,賺的是小業主的錢!這是哪門子的自由市場?他們只是比老共的那一套溫柔一點,老共會把地主殺了,拿地……

吳:這一套就逼你自焚!

2011年1月20日 星期四

周保松 - 走進生命的學問

明報 2011年1月19日

Vic:看完此文,實在覺得周保松先生是好老師。

------------------------

各位同學:

我們這門政治哲學課,去到這裏,已近尾聲。這三個月,我們一起研讀了當代最主要的政治理論,包括效益主義、自由平等主義、放任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社群主義。這是一段不易走的知性之旅。在課堂,在小組導修,在原典夜讀,在網上論壇,都留下大家努力思考熱烈討論的痕跡。我希望,這些痕跡,會為你們的大學生活添上濃濃一筆,並長留於記憶當中。每年去到此刻, 我總是如釋重負,卻也依依不捨。在這最後一課,我想多說幾句。

一門學問,如果能讓你茶飯不思,教你輾轉反側,並改變你看世界看人生的方式,那它一定已走進你的生命。它不是你要應付的功課,不是無可無不可的一堆術語, 而是成了你生命的真正關懷。政治哲學, 能夠走進各位的生命嗎?我們課上討論過的自由平等人權公義,能夠激起你們的知性熱情,並繼續引領大家的思考嗎?抑或你會反問,在這樣的時代,我們如此認真探究道德和政治,真的有意義嗎?



讓我們回到第一課。世間之所以有政治,是因為我們希望好好活在一起。在一個資源適度匱乏而各人有不同利益的社會,要好好活在一起,就必須建立起公平合作的制度。這套制度,將界定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決定社會財富的合理分配,並公正地解決人與人的紛爭。也就是說,我們希望它不是建基於暴力恐怖欺詐,而是建基於我們能夠合理接受的理由。

這是政治哲學思考的起點。我們不要小看這個起點,因為它告訴我們,沒有制度是命定不變的,沒有壓迫是非如此不可的。所有制度皆人為之物,並以這樣那樣的方式限制我們的自由和決定我們的命運。因此,作為具有理性能力和正義感的個體,我們有最基本的權利,要求這些制度必須是公正的。自啟蒙運動以來,現代政治最深的信念,是權力源於自由平等的人民, 所有權力的行使,必須得到人民的認同接受。政治哲學不是關心權力如何操作,而是關心權力如何才有正當性。換言之,我們不將社會當作自然狀態式的鬥獸場,人們無時無刻活在貪婪恐懼當中,彼此奴役互相壓迫。不是不會如此, 而是不應如此。現實政治當然有暴力醜陋的一面,但我們不願意接受這個實然就是應然,也不願永遠停留在這個狀態,而總是希望通過制度變革和社會轉型,克服和超越這種狀態。

因此,政治哲學的任務,是認真探究基於什麼道德原則,實踐什麼價值,公義社會才有可能。我們千萬不要輕省的說,所有制度都是人吃人的東西,本質上沒有任何分別。畢竟從奴役到自由,從專制到民主,從歧視到尊重,人類走了很長的路,無數人為此犧牲,而這中間是有極為根本的分別。

這個分別體現在哪裡?體現在制度如何對待人。這裏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實實在在有血有肉會受苦會恐懼會屈辱,擁有自己的人生計劃並渴望得到他人承認的個體。這些個體,脆弱但獨立,微小卻完整。判斷一個制度的好壞,最重要的基點,是看它能否給予這些個體平等的尊重和關懷,能否令這些個體感受到活得像個人。所有對制度的思考,都離不開人,離不開對個體生存處境和命運福祉的關懷。不是說民族國家宗教階級政黨這些「大我」不重要,而是這些「大我」的存在如果不是要解放人實現人,而是壓迫人異化人,我們就有理由改革甚至放棄這些制度。

這不是什麼艱澀難懂的東西。只要我們用心,我們就會看見那些老弱無依的人,那些受到殘暴對待卻有冤無處訴的人,那些因為思想而失去自由的人,那些因為貧窮而失去機會和尊嚴的人。這些人就在我們身邊, 不起眼地默默活著。只要我們看見,就能體會他們承受著多大的不幸苦楚。這些不幸苦楚,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不公造成的。如果我們渴求公義,就必須改革制度。



不少同學聽到這裏,或會馬上說,你說的都有道理,但一離開課室,這些全是烏托邦。第一,真實世界充斥爾虞我詐,現實政治儘是爭權奪利。在一個不公正的世界追求公正,猶如螳臂擋車,毫無作用。第二,當你身邊所有人都蔑視道德,並善於利用既有遊戲規則為自己謀得巨大好處時,你不僅不參與還要提出挑戰,這是傻瓜所為。我們為什麼不做旁觀者,為什麼不坐順風車,為什麼不融入體制,卻要選擇另一條艱難得多的路?!

這兩個問題,不僅關乎個人的生命安頓,更關乎我們為之嚮往的政治理想能否有實現的可能。道理不難理解。我們的社會,離正義還很遠。我們每天睜開眼睛,見到的往往就是強權當道貪污橫行權利不彰弱者受壓。有的時候,我們甚至必須蒙起眼睛捂起耳朵,內心才得片刻安寧。我們很清楚,這個世界沒有救世主,也不可能寄望既得利益者會主動放棄特權。要改變這種情況,必須靠人的努力, 必須要有很多很多人站出來,一起去推動社會轉變。但從個人利益的觀點看, 「我」真有站出來的理由嗎?借用村上春樹的說法,我們真的有理由站在雞蛋的一邊,而不是站在象徵體制的高牆的一邊嗎?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大部份人都會選擇高牆。而我們今天的大學,基本上也成了高牆的一部份,並以為既有體制提供「人力資源」為務,而非以培養出具價值意識和反思意識的公民為本。大學離高牆愈近,愈失去她的靈魂。正因如此,我想你們真正的困惑是: 「如果我真的看到他人的不幸,感受到世界的不義,那麼面對如山的高牆,我仍然有理由選擇做雞蛋嗎?我這樣做,注定徒勞和注定活得不好嗎?」

這是求己而非責人的切身之問。理想與現實之間,好像有著永遠無法踰越的鴻溝。個體身在其中, 遂面對無盡拉扯。怎麼辦呢?我實在不能隨意的說,往高牆靠吧,這樣輕鬆自在得多。但我也不能輕省的道,做雞蛋吧,就算跌個粉身碎骨也是值得。畢竟,那是你的生命,而每個人都有自己生命的軌跡,任何選擇都會受到一己的個性能力出身家庭際遇等影響。因此,對於「我該如何活」這一實存問題,不可能有簡單劃一的道德方程式為我們提供答案。



儘管如此,在這最後一課,我還是希望和大家分享一點體會。這點體會,雖然平常,卻是多年來我從生活中領悟到的一點道理。

我的想法是,既然我們只能活一次,我們就應該認真對待自己認真對待價值,並盡可能要求自己依信念而活。我們不是在世界之外,而是在世界之中。我們改變,世界就會跟著改變。我們快樂,世界就少一分苦;我們做了對的事,世界就少一分惡;我們幫了一個人,世界就少一分不幸;我們站起來,那堵看似堅不可摧的高牆就少一分力量。

這個道理很簡單,卻是真的。我們常常感到無力,因為我們自覺太卑微,以為什麼也改變不了。既然什麼都改變不了,也就不必堅持什麼;既然沒什麼好堅持,是非對錯遂不必在意。這樣一直向下滑,盡頭往往就是妥協犬儒虛無。

但什麼是改變呢?當然,我們不必要求自己隨時犧牲小我完成大我,那是不必要的嚴苛;我們也不應期望僅憑一人之力便可於旦夕之間搖動體制,那是過度的自負。但我們可以改變自己,改變我們的信念和行動。因為我們在世界之中,只要我們做對的事,過好的生活,世界就會不同。這包括活得真誠正直,尊重自己尊重他人, 拒絕謊言拒絕墮落,關心身邊的人,珍惜美好的事物,參與公共事務。當愈來愈多人以這樣的方式生活,愈來愈多人見到這種生活的好,新的文化就會形成,公民社會就有生機,舊的不合理的制度就有崩塌的可能。退一萬步,即使這一切都沒發生,我們自己還是改變了──我們活出了自己想過同時值得過的人生。

我知道,說易做難,尤其在巨大的不公體制面前要求自己做個公正的人,需要極大的自信和勇氣,同時必須承受無數不可知的風險。但我們還記得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如何論愛嗎?「人一旦愛,遂極脆弱:世間沒有所謂愛戀之中卻同時思量應否去愛之事。就是如此。傷得最少的愛, 不是最好的愛。當我們愛,就須承受傷害和失去之險。」羅爾斯是說, 決心做個公正的人,就像投入愛情一樣,路途中總有可能會受傷。但我們不會因為愛的風險太大而放棄去愛。為什麼? 因為公正和愛,是我們生命中重要的價值。實現這些價值,生命才會美好。

也就是說,活得正當和活得幸福,不是兩回事。公正不是一種強加於己的外在戒條,而是我們理應欲求的寶貴德性。公正這種德性,關乎我們如何合理地對待彼此。活在一個極度不公的社會,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我們或許是體制的受害者,或許是體制的直接或間接得益者。受害者固然沒有幸福可言,但得益者如果只懂得利用體制為自己謀取好處,將他人當作工具,終日汲汲於權力名利,對他人沒有關愛沒有尊重沒有信任,這樣的人生如何談得上幸福?!

所以, 我始終相信, 建立公正的制度, 培養正直的人格, 保守良善的心靈,是美好人生不可或缺的條件。如果我們都有這樣的信念,都願意在生活中一點一滴去做,社會就有機會變好。



這就回到我最初的問題:政治哲學能夠走進各位的生命嗎?這裏的「走進」,不只是指知性的投入,更指政治哲學中對人的關懷和對正義的追求,能否啟迪觸動指引大家的生命。我這學期最深刻的體會,是意識到教育最高的目標,是使人學會瞭解自己善待自己,學會看到他人的苦難,學會愛。如果大學教育沒有這些,那麼讀多少理論修多少學分掌握多少技能,都沒有觸及教育的根本。這是一種人性教育。我們透過「教」來「育成」人,使人理解和感受到人之為人最重要的價值所在。有了這些,我們才能開始談如何追求美好人生和建設公正社會。

各位,原諒我在這最後一課,還要如此嘮叨。修完這門課,很多同學即將畢業。我是多麼希望我們可以這樣一起一直的探索下去。我最懷念的,是原典夜讀。當所有人散去,只有我們的課室亮著燈,我們打開書,安安靜靜,一字一句,細細咀嚼羅爾斯馬克思。我們很幸運,有機會接觸這些偉大思想。我們因此責任重大。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歌,有「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句。那是錢穆先生對新亞人中大人的期許。我願以此和大家共勉。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李怡 - 下任特首人選的民主謬談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1年1月19日

上周末,下任特首熱門人選唐英年司長在一個演講中說,「妥協是民主的產物」。另一特首熱門梁振英響應這講法,說「民主是妥協的藝術」。這兩位特首人選對「民主」無知的言論,不僅嚇死人,而且笑死人。以他二人的見識,擔任特首,都會成為香港人的笑柄。

一向以來,筆者只知道「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卻從未聽聞「民主是妥協的藝術」。民主不但不是妥協的藝術,而且恰恰相反,是「不妥協的藝術」。因為民主最基本的形式就是普及平等的選舉,是所謂「數人頭」。在社會分歧無法妥協解決的時候,直接民主就是訴諸全民公投,用這種「不妥協」但又是文明非暴力的「藝術」去解決分歧。在憲法體制下,定期舉行選舉,則是間接民主,由人民以定期契約的方式,授權予當政者行使一定期限的權力。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產生民主政治之後,在各方人格獨立、權利平等、精神自由的情況下,進行政治利益的交換,這就是民主體制下,政治的妥協藝術。妥協的是政治,而不是民主本身。

專權政治也會自稱民主,那是協商的民主,是不用投票或只具投票形式的假民主,是黑箱作業進行利益交換的「民主」,這樣的民主可稱為「妥協的產物」,或稱為「妥協的藝術」。兩位未來特首熱門候選人也許並非不知民主為何物,而是對中央的心領神會,要在香港推行這種妥協的「民主」。

唐司長的講話引來社會一片撻伐之聲, 80後青年認為唐司長代表既得利益的 50後,向 80後發動世代戰爭。昨天「論壇」版有文章指摘政府施政上對年輕世代的利益損害,葉劉淑儀議員昨天也指政府對年輕人學業、就業、置業這「三業」問題毫不顧惜。但筆者認為,唐司長通篇講話的要害不在於忽視 80後的利益,而在於以許多人都會認可的含糊的觀念去包裝並混淆了香港的現實。「妥協是民主的產物」是其中之一。唐還提到講權利也要講責任,要有包容而不要搞思想壟斷,不要把複雜問題簡單化,任何事情只要涉及政府商界就必然得出官商勾結的結論,以及暴力衝擊的抗爭手法不可取。就觀念上,這些意見都會有人認同,只是若聯繫香港現實,就會令人覺得 80後的社運與他告誡的對不上號,相反他的矛頭似乎更適合指向政府的體制和施政。

重視權利,必須承擔責任。在香港這本來不是問題。問題是權利必須是平等的。民主法治社會基本上保障了人人的機會平等,也就是權利平等,於是多數人願意承擔因應權利的責任。回歸後出現了政治權利不平等的現象,功能組別議員中有 14個自動當選,他們中每一個人是否負起代表 1/60市民的責任呢?由納稅人供養的高官,例如不知道在幹甚麼的副局政助,他們承擔的是甚麼責任呢?市民對政府監督,包括傳媒和遊行示威的意見表達,既是市民的言論自由的權利,也是我們監督政府的責任。 80後青年不論進行苦行或帶點肢體衝擊的行動,本身也有被逮捕的風險,要付出代價,也等於承擔責任。市民們看到只顧權利而不承擔應有責任的恰恰是特府官員。

包容和不要搞思想壟斷,我們都贊成。但這應該是指在憲制保障下政府對市民反對意見的包容,而不存在市民對政府施政的包容。我們對政府的批評不論怎樣嚴苛,都要形成極大聲浪才能促成施政的改變,而政府無論是否包容反對意見,想做的事都可以照做。因此唐司長這個要「包容」的勸喻,也是指錯了對象。

至於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問題,也從來不是簡單的填充題,而是都有具體內容的。如果政府不存在這些問題,那麼提出批評的人士也就只是無的放矢,不足為患。唐司長說這種批評是把複雜問題簡單化,他也許是把簡單問題複雜化了。

香港年輕人包括苦行在內的過於斯文的示威,跟美國個別人的槍擊事件,如何可以等量齊觀?唐司長的比喻和聯想未免太誇張了。它使人想到,這也許是大陸官員面對異見人士抗爭的思維上了身。

如果唐、梁是下任特首,我們看到的香港三任特首,就有一蟹不如一蟹、每下愈況之勢,這當然同中央對香港內部事務插手越來越多有關。香港市民也知機,故示威的對象也漸漸指向西環了。

這是一國兩制衰亡的兆徵。

2011年1月19日 星期三

張鐵志 - 不只是寫一首詩

中國時報 2011年1月19日

 被鎖定的濁水溪口
 島嶼最後僅存的泥灘溼地
 鹹鹹吹拂的海風中
 有一種聲音,悲切的吶喊
 拒絕呀!拒絕煙囪集團
 聯手滅絕我們

 這是詩人吳晟的詩作〈煙囪王國〉,收於一本新書《濕地、石化、島嶼想像》。在朗讀過程中,他流下了激憤的淚水。

 三個月之前,吳晟和許多作家、音樂人、藝術家走進了一座權力中心的空間,坐在台灣立法院的會議室中:李昂、吳明益、鴻鴻、劉克襄、李敏勇、蔡詩萍、導演林正盛、歌手陳明章、張睿銓、閃靈樂團Doris等數十人。這是「藝文界反對濁水溪口開發石化業」的記者會。參與反對的藝文界人士不只這二十人,而是有幾百人參與連署。

 這個月,這群文化界人士編了一本書《濕地、石化、島嶼想像》,結合了理性與感性、溫柔與憤怒、詩歌與論述,來抵抗國光石化這頭巨獸。

 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都已經告別我們而去的歷史時刻,台灣還要進行這麼一個高耗能、高汙染、高溫室氣體排放的巨大開發案,實在令人錯愕。誠如學者在書中指出,國光石化將會造成全國民眾健康風險,其產生的二點五公尺懸浮粒子會使得每年因呼吸道和血管疾病死亡的人數增加兩百三十四人。此外,由於全台三分之一以上的優質稻米、四成以上的新鮮蔬菜、豬肉與雞蛋、八成以上的文蛤都是由雲林彰化地區供應,這些產品都會受到嚴重汙染。而國光石化未來營運後每天需要用水量高達四十萬公噸,這將造成中部地區超抽地下水更嚴重,影響國土安全。

 當然,國光石化巨獸更為人所知的惡果是破壞濁水溪口近四千公頃的珍貴溼地,並且會吃掉原本就瀕臨絕種的中華白海豚,而白海豚真的沒有像政客的腦袋一樣那麼會轉彎。

 以經濟效益來說,目前台灣乙烯自給率已超過九成。若以出口說,目前百分之七十五是出口到中國,但中國的石化產品自給率未來將提高到百分之八十,所以出口利益很有限。

 簡言之,國光石化開發案,是損人不利己。

 過去台灣的藝文界並不乏介入社會議題的集體行動,但是如此規模的集結卻不多見,只因為這個石化政策將讓台灣的天空、土地、海洋,都遭到黑色的巨大汙染。

 不少創作者們都為了守護濁水溪而寫下歌曲或詩。年輕的抗議樂隊農村武裝青年寫下〈濁水溪出代誌〉;民謠詩人陳明章則在一夜之內寫下一首歌,悲哀地吟唱著:

 「思啊想啊起,八輕若蓋下去,我們的孩子連呼吸都會有問題,為什麼我們一次又一次用土地的汙染來賺那個黑錢……」

 而最具代表性的是一向關心土地與農村問題的詩人吳晟的詩。去年中的記者會上他就曾含淚朗讀〈只能為你寫一首詩〉:

 而我只能為你寫一首詩
 多麼希望,我的詩句
 可以鑄造成子彈
 射穿貪得無厭的腦袋
 或者冶煉成刀劍
 刺入私慾不斷膨脹的胸膛
 但我不能。我只能忍抑又忍抑
 寫一首哀傷而無用的詩
 吞下無比焦慮與悲憤

 這是詩人最沉痛的悲痛與無奈。然而詩人們深知,他們不能僅僅寫下一首詩,依賴詩歌的火光對抗巨大的黑色之獸;他們還要提出論述,與組織行動。正如本書主編吳明益所說,他們不願意再繼續躲在文字的叢林裡、望遠景的背後,他們不願再繼續當「旁觀者」。

 的確,抵抗這隻影響台灣未來新時代的巨獸,不只是濁水溪口民眾的責任,不只是這本書中這些學者和文化人的事,也不只是那成千上萬願意參與國民信託購買溼地的公民的工作。

 我們都不能成為旁觀者。(作者為專欄作家)

林博文專欄 - 阿拉伯世界擾攘不安

中國時報 2011年1月19日

 二○一一年剛開始,政治上的動盪不安和水災肆虐世界各地頻傳,似乎預兆今年很可能是個「天下大亂」的一年。北非的突尼西亞為擾攘不安的年代打頭陣,以鐵腕、暴力、貪腐統治突尼西亞二十三年的獨裁者班阿里,在人民抗議怒吼聲中倉皇逃至沙烏地阿拉伯,而成為阿拉伯世界第一個被逼下台的國家領導人。他的棄國逃亡,標誌了北非和中東阿拉伯世界已進入多事之秋。

 位於地中海之濱、面積十六萬三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一千多萬的突尼西亞,算是阿拉伯世界裡比較上軌道的國家,有大批的中產階級,教育普及,大學畢業人數亦不少。許多國際政論家過去一直認為突尼西亞極有潛力成為阿拉伯世界第一個走上民主自由的國度,但這個預言早在二十三年前即已破滅。班阿里於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一場不流血政變中推翻獨立革命英雄、「終身總統」布爾格巴,自己當上「終身總統」,對內實施鎮壓、恐嚇,豢養了一批對他死忠的衛隊和保駕武力,這批無法無天的殺手部隊,力量竟超過正規軍隊。班阿里出逃前後,就是這批武力殺害示威者,平時以打家劫舍和武裝勒索混日子。

 突尼西亞於一九五六年三月脫離法國殖民統治,過去幾十年始終與西方世界比較親近,雖是阿拉伯穆斯林國家,但不是神權政體,非宗教文化頗為興盛。班阿里和華盛頓關係相當不錯,他一面壓制人民自由,一面剷除穆斯林極端分子,圍捕恐怖分子,故華盛頓很感激他。但最近公布的維基解密外交檔案,卻讓大家(包括突尼西亞人民)從美國駐突國外交官發回華府的電報中知道班阿里家族及其他統治階層的極度豪奢腐化,有人說這批解密電報助長了人民反抗班阿里的怒氣,而促成這個獨裁者流亡海外。

 美國駐突國大使戈德克於二○○九年七月發回國務院的外交電報中說,班阿里的女婿馬特立在其海邊豪宅大請客,有幾十道佳餚,連冰淇淋和養樂多皆從法國里維拉空運而來,豪宅花園中到處都是搜刮來的羅馬時代的古物,游泳池的水是從一個已做成標本的獅頭流出來!另外一通電報則透露文武官員的貪腐、敲詐和班阿里家族可怕的侈靡,已使突國人民深惡痛絕。突國青年看到維基解密電報,紛紛互相發簡訊通告。解密電報對推翻班阿里政權至少有推波助瀾之功。

 班阿里過去曾用心發展經濟,但近幾年來經濟情況逐漸轉壞,失業率特高,而統治者卻視若無睹,照樣吃喝玩樂、拚命貪汙,導致舉國文官與武官養成一種「你的東西就是我的東西」以及不擇手段巧取豪奪的風氣。此次抗暴運動的起因,乃是去年十二月十七日一名受過大學教育的失業青年在街頭無照擺攤,物品遭警察沒收,憤而自殺。大家在臉書、推特和其他網路上競相告知這件悲劇,星星之火終於燎原。動亂中的突尼西亞怎麼辦?情況會越來越糟嗎?有人擔心流血事件會延續下去,而在阿拉伯世界形成骨牌效應,一個倒,其他皆倒。亦有人認為突國也許會從這次暴亂中走出來,而真正步向自由民主之途;這個說法似乎太過樂觀,突國目前最悲哀的是,經過班阿里二十三年高壓統治,沒有一個政治人物具全國性聲望,也沒有一個統治組織有號召力,目前檯面上的政客幾全是班阿里帶出來的。

 繼突尼西亞之後,雖有阿爾及利亞、葉門和約旦等阿拉伯國家陸續傳出社會不靖的消息,但未來最具爆炸性的動亂很有可能會發生在美國的另一個盟邦埃及。不久前埃及穆斯林炸毀基督教堂事件,即凸顯了這個古老的國家正面臨宗教衝突及其他社會不安、政治窒息的大危機。埃及強人總統穆巴拉克自一九八一年十月掌權後,即實行獨裁統治,現健康很壞,他想培植兒子,但埃及近三十年來,樣樣走下坡,偏激穆斯林隨時準備「揭竿而起」。有八千多萬人口的埃及,如爆發動亂,整個中東和阿拉伯世界將會像火山一樣。伊拉克和黎巴嫩勢必內亂不已,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關係恐將破裂,尤其是以色列悍然要在耶路撒冷大蓋特蓋住宅。中東亂源何其多也!

 希拉蕊最近呼籲沙烏地和埃及加速進行政治與社會改革,他們聽不進去,大火燒到眉毛也不會聽的,美國盟邦多的是獨裁專制政權。葉落而知天下秋,突尼西亞強人總統班阿里的倉皇辭廟,點燃了今年世界不安的火把。

2011年1月16日 星期日

張大春 - 速食史學的文明矛盾

台灣蘋果日報 2011年1月11日

Vic:《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史觀是否空洞,某些結論是否無稽,我沒資格置評。不過個人認為這是一本動人的著作,很樂見它暢銷,至少龍應台真的令許多人(沒錯,尤其是年輕人)接觸到一九四九年前後一些沉重又重要的史實,而作者在書中其實也有說明該書的局限。

重要的歷史相關著作,若想吸引讀者閱讀,作者的文字功力非常重要。兩年前楊繼繩先生出版《墓碑》兩大冊,記述中國六十年代初兩、三千萬人餓死的大飢荒,誠意可嘉,但文字之枯燥乏味,令人敬而遠之,非常可惜。以龍應台的筆力與號召力,我們可以對她有更高的期望,但也不必將《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貶得一無是處。
-----------------

上周末我赴北京參加出版活動,在一次媒體的群訪中,不意間「撞上」這樣的一個問題:「你們偷走了我們的錢(按:指國府輸運來台的央行儲備黃金),留下一個爛攤子,還好意思說你們是『失敗者』嗎?」

單單括出這看似冒犯人的話語,略嫌沒頭沒腦,必須從頭細說。

2009年,龍應台出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引起了華人出版和媒體圈極其熱烈的反應。此書在大陸不能發行,但是無論透過何種管道,想要取得一部書的內容並非難事;或者即便根本不必詳讀文本,只須摭拾街談巷議,也絕對能夠牽引出許多衝突性的話題。俗謂「引發爭議」,本來就是很便宜的事,投資報酬率卻很高。龍應台的速食史學更可以拿「文學」二字當包裝紙,她很聰明地在出版當下就表示:她寫的是「文學作品」,其譬喻如此:「我先綁了許多歷史磚頭在身上,再一一敲碎,用文學的翅膀飛起來!」還說:「想用『文學的力量』感動讀者,尤其是不知1949為何物的年輕世代。」

龍應台大概不知道,她自己的聲明反而暴露了她心目中想要吸引或說服的對象,說穿了就是對1949年國共分裂「易感或無知」之人。她夫子自道的「尤其是」三字恰是關鍵。「不知一九四九為何物的年輕世代」如果因為「文學」這個堂皇、優雅的字眼,而逕以為歷史的磚頭就是那些在晶瑩淚光之中飛起來的碎片,則吾人一向所謂「青史成灰」之語,還真是一個既動人、又諷刺的意象!

文學掩飾空洞史觀
速食就是速食,「速食史學」當然也就不是史學。至於是不是文學?還該先問我們對文學有多麼寬鬆或嚴格的標準;或者,該問我們認不認為文學是有門檻的?無論標準寬嚴,也無論門檻高低,起碼文學二字不該是掩飾簡陋而斷碎的史材容顏的化妝品。尤其是化上了這樣的妝之後,掩飾的卻是空洞而虛無的史觀:「向失敗者致敬」、「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尤有甚者的不知所云則是:「正因為這些失敗者匯聚在台灣,慢慢發展出一種遠離戰爭、國族的價值觀,一種溫柔的力量。」居然也就跳空導出了「這才是文明的價值!」如此無稽的結論。

易感而無知之人果有千百種,而今對岸冒出來一個乍看上去不很文明的記者,忽而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你們偷走了我們的錢,留下一個爛攤子,還好意思說你們是失敗者嗎?」這位記者不會是唯一一個被「失敗者」之語刺激到的人。這樣的人到頭來一定會困惑:國府遷台數十年而遠離了「國族價值觀」,究竟是在認知和實踐上放棄對中國的一切承擔?還是另造一新的國族價值?「失敗者」明明是一個因貪腐無能而流亡的政權,卻被文學加工改裝成遭到大時代無情蹂躪的小老百姓,那麼,被模糊掉的就不只是歷史,還有這無情的野火本身了!

龍應台當然可以說:引發爭議本來就是文明手段,就是溫柔的力量,就是民主。起碼我們都還記得:由於刊登了龍應台的爭議文章,大陸異議人士李大同、盧躍剛所編的刊物《冰點》遭停刊。
為此,龍應台曾堅定地向中國大陸的領導人喊出「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話。試問:燒起一把野火照亮自己,並將巨大無邊的黑暗留給真正承擔歷史責任的人,這是何等居心的文明?倘若文明之人確有承擔國族歷史共業的責任,龍應台憑什麼又以為「遠離國族的價值觀」是台灣文明的一部分呢?設若台灣應該發展它新的、自有的「國族的價值觀」,它的文明又在哪裡呢?在模糊了之後輕盈得只能飛起來的歷史灰燼之中嗎?

黃哲斌 - 「反收買新聞」運動的初步成果

本文出處:黃哲斌部落格文章   2011年1月13日

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全台四十六個傳播系所、一百三十一位學者連署反對「政府置入及業配新聞」;隔天,馬總統宣示政府機關不應再收買新聞,並研議修法。

今年元月三日,國民黨立委黃義交、民進黨總召柯建銘分別提案,希望「預算法」修正案禁止政治置入行銷,杜絕政府部門買新聞。昨天上午,元月十二日,立院本會期最後一天,「預算法」修正案列為優先法案,朝野無異議通過:

未來政府各機關暨公營事業、政府捐助50%以上之法人及政府轉投資事業,基於中立、維護新聞自由及人民權益,編製及執行政策宣傳預算時,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為之,也不可以進行含有政治性目的的置入性行銷。各機關執行政策宣導廣告,應載明機關名稱,並明確標示其為廣告。

從頭到尾,不過十八天。

以台灣的立法效率與藍綠結構而言,這是驚人的速度。當然,網友迴響、學者發聲、公民團體串連都扮演關鍵角色;然而,無論朝野兩黨,都能支持此一理念,放下各自盤算,才讓「反收買新聞」運動邁開第一步。

當然,未來的路還很漫長,業配新聞沒這麼容易被打敗;接下來,會是另一波角力戰。我開玩笑說,就像電影「飛機上有蛇」,蛇都還沒跑出來咧。

但是,我是個格局不大、願望很小的人,能夠先踩出一步,就是好事;我願意為朝野兩黨先拍拍手,希望他們展現誠意,繼續努力,繼續協助公民團體推動其他法案,徹底杜絕業配新聞,重新恢復廣告市場的遊戲規則。

就像我曾說的,當執政黨與在野黨都能展現決心,化解「業配人生」怪現狀,雖然只是第一步,然而,「台灣媒體進了一步、台灣政治進了一步,公民社會依賴的資訊透明,也跟著進了一步,未來的進步遂成為可能;或許這將成為,朝野兩黨最重要的政治貢獻之一。」

陳雲 - 反對壟斷 對抗複製(《九評地產黨》序言)

有錢佬一胞三胎(1),貧窮人七屍八命。

有錢佬以地產霸權複製成功經驗,以生殖科技複製自己,窮人卻只能棲身蝸居絕窟,用闔家燒炭和連環跳樓的自殺技術,複製失敗經驗。官商勾結、地產霸權之下,這就是香港富人與窮人的命運。這不是「五十後」、「八十後」面對的世代抗爭問題,也不是仇富的心理問題,而是香港全民面對的階級剝削經濟及貧富隔離(poor-rich apartheid)的政治問題。

地產霸權腐化香港的政治,敗壞香港的公德,吞噬老百姓的畢生儲蓄和閒暇享受,破壞小企業主的生計,毀滅窮人安身的舊區,蹂躪農民棲息的鄉土,掃蕩坊眾聚腳的街道,圈禁民眾聯誼活動的範圍,殺害野外生物。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逐漸成形的地產霸權,是虐殺香港公共生活、葬送香港共同前途的大兇手。香港地產財閥,罪行滔天,惡貫滿盈,是要打落地獄的一群妖魔鬼怪。

財閥何以成功,貧民何以失敗?略露一端,可窺全豹。同舟共濟,勤儉興家只是老百姓的《獅子山下》;財閥的《獅子山下》,是損人利己,見死不救。統治香港的,原來有兩批人,或者兩批鬼,一批是出面做事的黑無常,一批是背後坐鎮的白無常。至於閻羅王,以前在倫敦,如今在北京。

天水圍的悲情,由地產商和政府聯手造成。天水圍人口二十七萬,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九,高踞全香港。居民可以到區外找工作,卻要忍受高昂的交通費和漫長的交通時間,犧牲家庭積蓄和閒暇時間。天水圍的地價和工資相對廉宜,交通網絡也算發達,鄰近元朗和邊境地區的消費力也高,很多團體和名人向政府獻計,在天水圍發展商業和服務業,例如邊境商貿中心、物流和迷你儲物貨倉、飲食市集(大牌檔中心)(2)、散貨場中心(factory outlet)、護理服務中心等等,然而一一被政府推搪過去,無功而還。2010年12月6日英文《南華早報》的挖掘式報道,終於揭開悲情城市的謎底;1982年,政府開發天水圍新市鎮之際,與Mightycity地產發展公司(3)簽訂密議(正式名稱叫「私人備忘錄」private memorandum),限制政府不得在該區另行發展商業,以免妨礙私人屋苑的商業收益。

商督官辦 暗無天日

1988 年,政府與發展商簽訂的私人備忘錄首度發威。當時政府建議在天水圍新市鎮第三十三區興建一座永久街市,但發展商反對,結果改為臨時街市,後來更拆卸了,變成巴士總站及中央公園塔。拓展署在1989年3月通過的天水圍分區規劃大綱圖內說明:「在該處建立永久街市,可照顧私人屋苑居民的需要。 Mightycity卻反對計劃,認為會對其商業設施構成競爭。」這只是白紙黑字記錄在案的一宗。

以前滿洲政府的異族統治,暴虐無道,清末之際朝廷即使積弱,試行開發實業,也知道要官督商辦,責成企業按官家吩咐辦事,不可侵吞公家利益,然而香港卻是商督官辦,政府坐視天水圍新市鎮生靈塗炭,也不敢向地產財閥吭聲一句。地產商何以大發特發,窮人何以日捱夜捱,闔家自殺,原因就是政府偏袒地產商、以利益收買地產商,以便彼此合謀,共同管制香港人民,虐殺香港人民,甚至不惜犧牲公共利益,向商家放權讓利。天水圍的案例,只是最明顯的,明顯到報章可以輕易追查到真憑實據的一宗。若說地產財閥是妖精惡煞,香港政府便是羅剎魔鬼,幕後黑手。

該私人備忘錄透露的,只是當年香港政府與發展商的「私人」交易的一部分。1982年,政府以高於市場價格向發展商買回面積接近五百公頃的魚塘和農地,然後再與發展商共同開發。事緣1977年,當年的土地供應特別委員會(或稱土地闢增特別委員會 Special Committee on Land Production)建議研究開發天水圍新市鎮。春江水暖鴨先知,財團Mightycity窺準發展機會,1979年起開始在天水圍收購農地及漁塘,面積多達四百八十八公頃。Mightycity當時的股權分布為:華潤持有51%,長江實業擁有12.5%,會德豐、Trafalgar Housing及其他共佔36.5%。

Mightycity囤積大量土地之後,接觸政府,提議興建一個可容納超過五十萬人口的新市鎮。財團原來的計劃是,撥出部分土地予政府興建公共房屋,以換取政府興建整個新市鎮的基建及公共設施。1982年,政府否決地產商的建議,但同年,財團卻得到政府不尋常的、更為優惠的安排:地政工務司陳乃強在 1982年7月29日公布,政府會以二十二億五千八百萬港元向Mightycity回購所有天水圍農地和魚塘,再以八億元的代價向發展商批出當中四十公頃的土地。政府以每平方呎四十六元向財團回購農地,呎價比1980年一次由法庭處理的土地拍賣的估值多出三倍,該年的拍賣價只是每平方呎十一元半。

政府倒貼 市民遭殃

政府一貫的開發原則,是地產商要求發展農地,便要向政府補地價,財富回籠官庫,但開發天水圍的安排,卻反其道而行,由政府用高價向地產商回購全部土地,再批出土地與地產商開發。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評論此事:「政府決定以高於市場價格向發展商買回土地,並且簽署私人備忘協議,以今日的標準來看,是不可想像的。」羅致光是少數閱覽過這份協議的非政府人員,據羅教授了解,只有少數高級官員可以接觸此私人備忘錄。

根據 1982年7月29日簽署的官商私人協議,天水圍新市鎮內一百六十九公頃土地劃為發展區,其中三十八點八公頃交予Mightycity發展私人屋苑,其餘一百三十公頃則留作興建公屋及資助房屋。一百六十九公頃以外的土地由政府留作土地儲備。1988年,該項投資額達數十億港元的私人屋苑發展計劃展開之際,長實集團及主席李嘉誠個人分別增持Mightycity的股份至48.25%及0.75%。同年,政府委任長江實業為「項目經理」(project manager)。1992至1999年間,Mightycity在天水圍興建了唯一的私人大型屋苑嘉湖山莊,共有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個住宅單位。屋苑內有總樓面達七萬五千平方米的商業設施,包括嘉湖銀座商場及有一千一百零二個房間的嘉湖海逸酒店。然而,即使社區需求殷切,政府卻受制於協議,無法建立一個如沙田、荃灣一般的自給自足的新市鎮,促進本地就業,令社區健康發展,政府只能在公共屋邨設立一些街坊小店,其規模也不能威脅Mightycity發展的私人商業設施。(4)

英文《南華早報》揭露密議之後,消息即日在面書廣傳廣論,眾人譁然,粗口橫飛,但此地並無一家中文報紙夠膽跟進,只有網站《獨立媒體》出了個中譯本。香港發生了甚麼事?一個富裕無倫、資訊暢通的香港,被人弄得遍地都是活殭屍,揭發了匪夷所思的官商勾結大計謀,此地卻沒有一家獨立的中文報紙或中文電視台仗義執言,答案不是很清楚嗎?

政權交接 地產成魔

該匪夷所思的官商協議,在1982年達成,有其特定的歷史任務。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京,會晤鄧小平,意會到1997年主權移交的限期,部署撤退。前殖民地政府準備加強建設香港,將香港從一個殖民地變身為接近自主運作的城邦,做到市面繁榮,福利優厚。然則,由於殖民地政府不可能遽然給予民主自治,卻要維繫和諧穩定,又要大興基建與提高公共服務,錢從何來,合謀者(買辦)在哪?抽重稅又不行,向人民徵重稅的代價,是必然刺激民主訴求。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破產之後,政府用土地代替黃金,支持貨幣,帶起一切信貸衍生的經濟侵奪,令國庫迅速膨脹,有錢可用。這一招變賣國土、挑選買辦、充實國庫而又不必民主授權之計,九七過渡期的香港政府懂得,現今的中共政府也懂得。

英國人部署撤出的時候,與中共妥協,收買中共代辦及香港華資,將華資地產財閥捧上神壇,默許他們取代英資,成為香港商業的支柱,用商業財閥穩定交接期間的政局。今日香港官商勾結的政局,是回歸前的中英勾結所奠定的。地產財閥食了中英兩家茶禮,左右逢源,壯大之後恃勢凌人,同時進駐中共的人大政協和港府的立法會功能組別和諮詢架構,劫持政府,阻擋民主,以免一人一票的制度可以限制他們的暴利。從上述Mightycity當年的股權成分之中,即使是對政治經濟學一竅不通的人,也能讀出箇中玄機。

政府限制土地供應及公屋供應之下,香港地價拾級而上。由於此地的人無家無國,一時之間難以凝聚共同信念與地產霸權抗爭,以致大家都將共同的命運抗爭化作私人的命運拼搏,爭相入市買樓,致令此地民風畸變,以擁有金錢及樓房為唯一成功標準,鄙棄文化價值,令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人文精神,無以為繼。地產商建立的私人屋苑,形同獨立堡壘,四周門禁森嚴,即使個別商場有地面商舖,也在公路之側,毗鄰各種阻礙設施(停車場出口、垃圾房、落貨位、巴士總站車道等),行人稀少。即使地產發展項目在市區街道之內,政府也放棄規劃及監管的權力,坐視地產商封鎖地面,用圍牆及停車場出口截斷街道。至於原本屬於公共空間的商場空地及通道,政府也委託地產商管理,任由地產商訂立苛刻的管理章則,甚至私下出租謀利。地產商不斷複製屋苑和商場,公共空間和街坊生活節節敗退,終有一日,香港變成堡壘林立的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

惡霸擋路 港人起義

香港的問題,絕不是「五十後」鬥「八十後」的問題。大量「五十後」的人,都是被社會遺棄的窮困階級,很多老人家流落街頭拾荒謀生,只有絕少數人成為中環大亨。香港面對的不是世代抗爭,不是老人不願退位而年輕人不能上位的問題,而是共同的時代問題,是機會重新開放、經濟轉型和社會價值觀改變的問題。「八十後」提出的議程,是跨世代和跨階級的香港人的共同利益。踏入二十一世紀,2000年之後的幾年,八十後提出的保育香港運動,保衛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保衛灣仔喜帖街的街坊生活、反對時代廣場圈禁公共土地、反對興建高鐵浪費公帑破壞人文地理、保衛菜園村及鄉郊農民生計,都是代表香港整體人民、特別是代表被剝削的弱勢社群去抗爭的,絕不是為了自己的世代利益。香港人普遍的仇富情緒,咒罵地產財閥,咒罵收樓惡魔,咒罵「領匯」吸血鬼,也不是痛恨資本主義,而是反對財富掠奪,反對官商勾結的地產霸權。

香港目下的問題,是富人階級壟斷一切資源的嚴重問題、貧富對立的問題。香港所有資源——金融地產、商舖租金、自然資源、濕地、郊野公園勝景都被地產財閥據為己有,這才是我們面對的大問題。

香港已入絕境。老財閥的成功圈地經驗,老高級中產的私人置業自保,面對新的金融資本主義和跨境資金,以及香港民風之衰敗,已經無法複製。雖然富人關閉名校的大門,也霸佔優秀的山水環境,企圖獨享其成功複製權,甚至借助人工受孕和代母服務,真的在生物上複製自己,也是徒勞無功。香港面臨的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有兩個工具,第一個是和平的選票,即是民主充權,第二個是暴力的革命,推翻現行秩序,重建民主。兩個選擇,就擺在我們面前。民主的效益比暴力革命好得多,民主是理性的選擇,因為暴力革命之後,始終要回到民主。然則,香港的富人階級誤以為窮人不會走上暴力革命以開啟民主的路,於是不斷霸佔資源和設下壁壘,逼死窮人,最終,他們將是暴力革命的締造者。

股壇聖手、一代富翁曹仁超坦誠表白,他們的一代地產金融炒家,成功踢走英資,掌握地產複製財富的方程式,預支了香港四代人的金錢。他向年輕人擲下戰書,要年輕人另闢蹊徑,找到「五十後」一代不懂得的方法。(5)我不是年輕人,也不是坐享地產套利術的老資產階級,但我不妨提出我的方法。正如本文開首說的,地產壟斷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政治解決。政治鬥爭,恰好是地產霸權不懂得的方法。

民國九十九年夏曆庚寅年十一月十七日冬至 西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註釋:
(1)2010 年10月底,香港報章爭相披露一未經當事人確定之消息,轟動香港。富豪李兆基之子李家傑在境外借助代母產下三子。李家傑單身而有三子,即是三子一出世便遭剝奪母親之身及母親之倫,令港人困惑。參閱見〈代母產子觸發社會討論〉,《明報》,2010年10月28日。〈代母產子全城熱話 李家傑:給我私人空間〉,《頭條日報》,2010年10月30日。

(2)該計劃由蔡瀾在2008年12月構思,向政府提出在濕地公園附近發展112B區開設三百個熟食攤檔,2009年告吹。蔡瀾寫下〈羞恥〉一文悼念其「大牌檔村」計劃,見《蘋果日報》副刊,2009年11月16日。另見英文《南華早報》報道,Job-creation plans for Tin Shui Wai rejected,記者Vivian Kwok,2010年12月3日。中譯本參閱〈天水圍創造就業計劃被否決〉,《獨立媒體》網站(
http://www.inmediahk.net),2010年12月9日。

(3)Mightycity當時的股權分布為:華潤持有51%,長江實業擁有12.5%,會德豐、Trafalgar Housing及其他共佔36.5%。該公司現時的股權分別由華潤創業及長江實業集團持有。

(4) 以上報道,摘錄自英文《南華早報》,Colonial deal built ‘City of Sadness’,記者Vivian Kwok,2010年12月3日。網上閱讀:
http://topics.scmp.com/news/hk-news-watch/article /Colonial-deal-built--City-of-Sadness。中譯本參閱〈八二年官商協議限制商業發展 種下天水圍「悲情」禍端〉,《獨立媒體》網站(http://www.inmediahk.net),2010年12月9日。

(5)〈與曹仁超對話〉,Milk雜誌,2009年5月27日。

書名:《九評地產黨》
主編:陳雲
作者:陳雲、王永平、黎廣德、王慧麟、許寶強、馬國明、黃英琦、吳志森、尊子
書介:官商勾結、地產霸權,是現今香港全民面對的階級剝削經濟及貧富隔離的政治問題,可惡的地產霸權,是虐殺香港公共生活、葬送香港共同前途的大兇手。地產商何以大發特發,窮人何以日夜捱苦,闔家自殺,原因是政府偏袒地產商、以利益收買地產商,以便彼此合謀,共同管制香港人民,虐殺香港人民。本書邀得九位政經文化評論者,當中包括前高官、學者、傳媒人、文化人等,剖析揭露香港地產商的種種掠奪手段及對社會的影響。

2011年1月15日 星期六

朱敬一論台灣的人才政策

朱敬一 - 人才鎖國,比經貿鎖國更危險

中國時報 2010年12月20日

  清大數名學生參加美國電腦程式競速比賽,打敗各國對手,榮獲冠軍,台灣人都感到與有榮焉。同一天的新聞報導也指出,微軟與英特爾等公司都對這數位學生表示公司會虛位以待,歡迎他們加入,延攬之意甚為明顯。我很好奇,美國的程式工程師協會或勞工部,為什麼沒有跳出來反對,堅持要「優先聘用美國工程師」、或是主張「三管五卡」,給這些可能赴美就業就學的台灣學生加上一些緊箍咒?要說保護本土勞工或學生,全世界各地多少都有這樣的情節,但台灣的政策是否搞過頭了?

  這些年來,台灣社會幾乎瀰漫一股「人才鎖國」風,碰到外籍學生問題,就堅持要先收台灣學生、先保障台生就讀權利、不讓外籍生侵犯台生教育資源云云。碰到外籍人士就業問題,就堅持要雇用本勞、不讓外國人剝奪我國人民就業權利云云。讀者想想:如果美國人也適用這種小鼻子小眼睛的鎖國心態來處理事情,他們怎麼可能給此次得獎的清大學生聘用邀約?如果他們招學生也是本國優先,當初李遠哲、朱經武、吳茂昆、丁肇中、楊振寧等某人怎麼可能得到獎學金赴美讀書?

  美國不但給獎學金與招收學生慷慨大方、不分國籍,在就業方面也相當開放,否則卅年前,李遠哲也就不可能在柏克萊畢業後任教芝加哥大學、而朱經武畢業後任教休斯頓大學。當年,老美也從未對李朱兩位「外國人」搶了他們的任教飯碗而抗議。這倒未必是因美國人心胸寬大,而是因為他們了解:能夠搶到一流頂尖人才在美任職,表面似乎擠掉了老美的教職機會,實質上卻是厚實了他們的科技基礎,間接開創更多經濟機會。

  美國人有沒有保障自己人就業的法律設計呢?有,但是其範圍極窄、解釋極寬。就範圍而言,只有與國家安全極為密切的工作(例如航太總署、CIA等),才會禁止外國人申請擔任,以負面明示其排除。就解釋而言,他們允許難以在美國找到「同等」人才的情況下聘用外國科技人,但是對「同等」二字極有彈性,幾乎所有大學教職都可適用。過去數十年,我從未聽說哪一所美國大學聘用外國人被勞工當局或移民當局擋下來。但是在台灣,聘用外籍人士(尤其是對岸人才)恐怕比登天還難。

  我認識幾位外國籍的大學教授,一位說他只能領薪水,但沒有退休金,因為非本國籍納不進公務人員的俸給制度。另一位說他雖為教授但仍被視為「勞工」,每三年還要提供一份健康檢查表,要確定沒有傳染病才能在台續職。我不知此中有沒有溝通誤差,但是台灣對於外國「人才」如此之敵視、輕蔑,真不知有多少外國人願意為台灣奉獻心力。

  最近的人口資料顯示,台灣的出生率創世界最低,表示我們將來的青壯人口將會減少。新加坡因應其本國出生率偏低的策略,就是開放專業性的就業移民,而且比例極高。也因為如此,該國的專業人才水準絕對是世界級,服務業水準也是世界一流。反觀台灣,我們近年來移入的人口以東南亞婚配為大宗,而真正以專業來台灣的,大概以「補習班外語老師」為主,人才來源極為限縮。這樣的排拒外國專業,背後所隱藏的正是人才鎖國的思想,非常非常非常要不得。

  過去兩年半,馬政府成功推倒了民進黨執政八年的經貿鎖國障礙,透過ECFA與即將談判簽署的各國FTA,逐步將台灣經濟推向國際舞台。但是這樣的努力還不夠;如果我們的人才政策依然是封閉鎖國,台灣將來的整體競爭力還是會日漸衰退的。當國家競爭力因為鎖國而倒退時,許多一等的人才都會出走、被外地吸引而去,而外國人才卻一個都進不來。到那個時候,就是台灣的大災難了。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

朱敬一 - 請吳院長看看台灣外籍人才的荒謬處境
中國時報 2011年1月3日

  兩周前,我曾撰文描述台灣人才鎖國危機,指出台灣對於國外專業人士的排拒抵制。最近,我得到一位知名國立大學教授的第一人稱描述,讀後感慨不已。以下,我姑隱其名,盡量以第一人稱敘述其遭遇,讓讀者了解台灣的人才鎖國法規與行政態度是如何的恐怖:

  「身為馬來西亞籍的我,曾經在美國、新加坡和台灣工作,一九八七年二月來台。外籍專業人士在最近十年時時受到歧視,以下是一些具體案例。有一些我不知道現況如何,有一些是明確還在發生的。

  一、聘書和梅毒。過去,外籍教授會先拿到學校聘書,然後,由學校發文至教育部請求同意之後,發同意文至大學。外籍教授憑此同意文,至移民署申請居留證。聘書一聘兩年,居留證也延期兩年。二○○四年六月,我苦等不到聘書,向大學人事室詢問,原來他們扣著我的聘書,要我先去體檢,通過後才會連同體檢表,發文給勞委會請求同意。我預約了某醫院進行體檢。他們向我要額外的體檢費用,在多方詢問下,護士才很不好意思的說,因為『你需要外勞篩檢,計有梅毒、愛滋病、B型肝炎和肺癆四項。』我回來後,向勞委會詢問,答案是:『體檢是為你
好!』但他們無法回答我為什麼會比我隔壁研究室的教授更容易得梅毒。

  二、永久居留證。我的兒子念幼稚園之前就移居台灣,但我取得永久居留證,他們卻無法自動取得永久居留證。現在,我的大兒子在國外工作,回台團聚時,還需要申請觀光簽證入境,居留滿三十天就必須出境。

  三、駕照。我的第一份台灣駕照,是一九八七年取得的。和大家一樣,六年為期。但二○○五年七月,駕照到期,我依據換照辦法,寄到監理所換照。寄回來的是次年三月到期、僅七個多月效期的駕照。我去電詢問,答案是,我的駕照的期限是到居留證期滿。我的問題是,即便我居留期滿,我就不會開車了嗎?離開美國和新加坡多年後,我都還有當地的有效駕照,當我到美、新出差,租車就很方便。到的答案是:因經常有外勞離境時,把駕照留給朋友使用。因此,居留期滿當然不能留下有效駕照。最後,服務台的小姐說的是:『X先生,如果你不滿意,可以不要住在台灣啊!

  我的二兒子在二○○七年一月考取駕照。他的居留證三月到期。因此,他取得創世界紀錄的不到兩個月效期的駕照!

  四、提款卡國外提款。我多年來,出國都不結匯,而帶著能國際提款的提款卡。有一年(大概是二○○三吧)我循例在吉隆坡機場提款,但兩張台灣在地銀行卡都提不出錢來。幸好我帶了另一張美國銀行的提款卡,才免於流落街頭。我回台後向銀行詢問,答案是,『你留在銀行的居留證資料已經過期了,因此不能在國外提款。』我說,以前也都沒發生過;我即便是沒有居留權,帳戶裡的錢還是我的啊。答案是,『金管會(還是財政部?)規定的。』所有事都和居留證期限掛勾,目的何在?所有外籍專業人士離台時,是否都需要將帳戶結清?否則在國外就提不到自己的錢了?

  五、購買未上市股票。我買了若干股票。第一年,配發股票股利,我發現需要去蒐集該公司的基本資料,連同我的資料,厚厚一疊,到經濟部投審會「申請」。據說是要等到同意後,才能配發。有一年,終於煩了,我就問為何配股要申請,答案是『保障你的利益!』(就像檢查梅毒保障我的健康一樣)。我說,這不合理啊。答案是:『X先生,要是你覺得不合理,你大可把股票賣掉!

  六、自然人憑證。內政部發行自然人憑證,希望推廣其應用。因此,我隸屬的大學配合政策,希望教授們申請,並希望未來校內公文可以透過自然人憑證進行加密等。我配合申請。結果,同事們拿到證的時候,我沒有,理由是,『X教授,你不是自然人。』我一直在想,我是機械人?外籍人士由於沒有自然人憑證,所得查詢需要到稅捐稽徵處下載,也無法透過自然人憑證報稅。」

  讀完上述,如吳院長是外籍人才,請問,你想來台灣嗎?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

2011年1月14日 星期五

書摘 - 佛洛伊德的鴕鳥心態

2011114

192347日,奧地利維也納,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醫生來看他。佛洛伊德是個老煙槍,雪茄抽個不停,他請醫生檢查他的口腔,事先警告醫生「要有心理準備會看到一些你不喜歡的東西」。事實正是如此:佛洛伊德的上顎與下頜均長了惡性腫瘤。醫生吩咐他動手術割除腫瘤,並停止抽煙。佛洛伊德做了手術,但沒有戒煙。這一年他六十六歲。

佛洛伊德自己就是一名醫師,他知道雪茄可能導致口腔癌。但經此診斷,對他來說,癌症已不是一種風險、一個機率,而是鐵一般的冷酷事實。無可否認的事實。

佛洛伊德的癌症1936年復發,最終要了他的命。1939923日,他選擇在他人協助下自殺,擺脫疾病的嚴酷折磨。

1923年起,佛洛伊德持續受可能演變成癌症的腫瘤困擾。這種腫瘤必須開刀割除,他因此動了超過三十次手術。他必須裝一個器具,分隔鼻腔與口腔。佛洛伊德最重要的傳記作者彼得.蓋伊(Peter Gay)指出,這器具「裝拆都很痛苦,常會擦傷皮膚,或導致過敏……某程度的不適一直纏著他。」

佛洛伊德曾被譽為「技藝精湛的演講者、傑出的交談者」,但癌症損害了他的嗓子,他講話「再也不曾恢復昔日的清晰與洪亮」。手術最終令他右耳失聰,他診所裡精神分析工作使用的那張著名躺椅,必須移動位置,好讓他能聽見病人講話。因為進食困難,他開始避免在公眾場合用餐。

佛洛伊德為那些雪茄付出了無比慘痛的代價。他視自己為真理至上的人--為追求真理,即使對朋友、崇拜者和自己造成痛苦也在所不惜,但他就是無法戒煙。蓋伊教授是這麼說的:「佛洛伊德無法戒煙的事,生動地突顯了他敏銳的觀察力。他看到一種非常普遍的人性傾向,他稱之為『知又不知』(knowing-and-not-knowing):一種理性上理解,但不會產生適當行動的狀態。」

這真的很諷刺,因為率先從心理層面描述鴕鳥心態的,正是佛洛伊德。他用的是德文單詞Verleugnung,英文一般譯為「denial」或「disavowal」,皆為否認之意。佛洛伊德將Verleugnung定義為一種無意識的防禦機制,目的是化解外在事實對自我之威脅。直至今天,我們講否認現實之「鴕鳥心態」(denial),基本上就是這意思。

佛洛伊德解開鴕鳥心態謎團的關鍵,在於他的洞見:心理過程分有意識與無意識兩部分。若是沒有這種雙重性,「知又不知」的概念就不可理解。如康德(Immanuel Kant1797年在《道德的形而上學》(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中指出:「故意欺騙自己,這概念看來是有矛盾的。」換句話說,自我欺騙要講得通,「自我」裡面必須有超過一個「我」。

佛洛伊德1913年寫道:「病人能將不知和有意識的知結合起來,正常心理學迄今無法解釋這種奇怪的行為。但精神分析學(psychoanalysis)因為承認無意識之存在,可輕易解釋這種現象。」

因為有了無意識這概念,我們可以想像這種情況:人的頭腦意識到某事物,但為了保護自我,將此事物排除在有意識的認知之外。我們知道這事物,但我們沒意識到自己知道。我們知道,同時又不知道。

在《心智重塑:自欺人生新解讀》(Vital Lies, Simple Truths)中,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描述了1960年代的連串心理實驗。主持人向實驗對象展示一些圖片,其中一些有性意味,同時以特殊攝影機精確追蹤實驗對象的眼球運動。部分實驗對象可以完全避免凝視圖片的性挑逗部分,他們估計是對性相對不自在的人。數天後被問到這些圖片時,他們就像是完全沒看過那些性挑逗圖像似的。

高曼寫道:「為了避免觀看,頭腦的某部分必須首先知道圖片裡有什麼,這樣才能知道要避免看那些東西。頭腦以某種方式了解眼前狀況,然後很快出動一片保護濾鏡,讓意識避開構成威脅的事物。」

曾研究鴕鳥心態的哲學家赫伯特.芬格萊特(Herbert Fingarette)認為,這種自我欺騙是「極為平常、普遍的一種心智活動」。他舉寫作這種常見的活動為例:作者的意識知覺(conscious awareness)幾乎完全集中在組織自己的想法、挑選適當的用詞這種事情上。但寫作其實還包括許多其他事情,例如拿筆或敲擊鍵盤上正確的按鍵,只是作者幾乎總是在不知不覺中完成這些動怍。作者願意的話,也可以自覺地注意這些事情,而必要時他一定會這麼做--例如,在他的筆用完了墨水時。但絕大多數時候,作者總是很自然地、無意識地將注意力轉移至其他地方。

今天許多人常需要同時肩負多項任務。儘管如此,我們還是不可能注意所有事情,因此我們總是在無意識地選擇注意哪些東西。也就是說,我們也總是在無意識地選擇忽視哪些東西。我們通常會選擇忽略那些慣性的或無關的事情,例如寫作時的肢體動作,或是我們窗外車輛往來的背景噪音。但有時出於自我保護,我們會想逃避一些現實的難題或痛苦,鴕鳥心態由此而生。

我們將訊息排除在知覺之外,有時是因為事實太痛苦、太沉重。此時鴕鳥心態便是一種麻醉劑。更常見的情況是,我們當鴕鳥是因為那些令人不安的訊息抵觸我們習以為常的假設,而排斥這些訊息比改變假設來得容易。這種注意力之轉移有時是很明確的。「我將尋找更多證據,支持我的既有觀點,」上世紀英國從政者莫森男爵(Lord Molson)據稱曾這麼說。但這更常是無意識的。另一位英國人柯南道爾在《波希米亞醜聞》(A Scandal in Bohemia)中,透過福爾摩斯向華生醫生解釋:「人會不知不覺地扭曲事實去遷就理論,而不是修改理論去適應事實。

這可以是一種個人行為,但更常見的是一種集體行為,因此我們才有沉默之共謀或無異議之共謀,也就是所謂團體盲思(groupthink)。團體盲思一詞由記者小威廉.懷特(William H. Whyte Jr.)所創,出現在他1952年為《財星》雜誌撰寫的一篇文章中。二十年後,耶魯心理學家艾文.詹寧斯(Irving L. Janis)賦予這概念更完整的涵義。在《團體盲思的受害者》(Victims of Groupthink)中,詹寧斯從心理學角度分析豬灣事件(譯註:1961417日,美國中情局協助古巴流亡者入侵古巴,在該國西南海岸的豬灣登陸,但很快遭卡斯楚的軍隊擊潰)與越戰等美國外交慘敗之決策過程,探索人們為追求團隊凝聚力,可能如何產生共同的幻想、強辯與鴕鳥心態。

詹寧斯診斷出團體盲思的數個共同症狀,包括:

  • 無懈可擊之幻覺
  • 排斥可能迫使團隊檢視自身假設的訊息,或一廂情願地將相關訊息合理化
  • 扼殺可能動搖集體幻覺的異見
  • 團隊成員自我審查,避免提出異見
  • 「思想警察」(mindguards)自告奮勇保護團隊免受負面訊息(可能會粉碎團隊共同假設的訊息)影響
  • 貶低競爭對手,對他們抱有刻板的成見

下次開會時,請提防上述症狀。普林斯頓學者羅蘭.貝納布(Roland Bénabou)稱它們是反映「互相擔保的妄想」(mutually assured delusion)。如果你看到這些症狀,不要成為鴕鳥心態的受害者,不要對它們視而不見。


中文書名:啟動你的面對力:為何無法面對現實?如何學會不再逃避?
原文書名:Denial: Why Business Leaders Fail to Look Facts in the Faceand What to Do About It
作者:理察.泰德羅(Richard S. Tedlow
譯者:許瑞宋
出版社:財信出版
出版日期:2011111

2011年1月13日 星期四

李怡 - 特區政府自動「識做」是擺不脫的意志枷鎖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0年1月12日

立法會今天就近日市民最關注的事態進行休會辯論,內容是:有關香港特區政府基於人道理由,處理海外民運人士到港弔唁司徒華先生的事宜。

今天之前,從特首到政府高官,都一直迴避王丹申請來港的事,但從保安局局長李少光說「哀悼並非一定要來香港」這句話來看,一般輿論都估計特府批准王丹來港機會不大。基於超過一半的民意認為特府應批准王丹等來港,故多名建制派議員兼港區人大都表示,王丹及吾爾開希以朋友身份到港向司徒華致祭,港府在執行條例時應給予方便。但他們卻反對立法會辯論此事,葉國謙、王國興說,將事情搬到鎂光燈下「重難搞」,甚至說「越嘈得多」,王丹越難獲批來港。這邏輯實在奇怪:是不是任何不合理不公道的事,市民不聲不響,立法會不予討論,就能私底下有符合民意的解決呢?

市民普遍認為,特府不批准王丹等來港,不是擔心他們來鞠一個躬,當天就離港,會破壞香港的社會秩序,而是中央不同意。不過,前天新任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會見香港傳媒高層代表團時,被問及此事,他說,在一國兩制下,內地不會干預特區事務,相信特區政府會很好地處理有關事件。

支聯會副主席李卓人認為,王光亞的說法對王丹來港有正面作用,至少消除外界認為中央阻撓的憂慮。但筆者認為,王光亞此言,只是撇清了中央的干係,要特區政府揹起這隻鑊。他沒有說中央對有關事件沒有意見,而只說相信特區政府會很好地處理。怎樣才是很好地處理呢?可能的解讀是:你自己識做啦!

中央對特區內部事務的干預,通常是不會明言的。若明言,就擺明做黑臉,也擺明破壞「高度自治」了。不明言,特首就要估量中央的意向。估錯了,縱不致以腳痛丟官,至少也會日後受到政治冷待。在香港現在以及未來的政治利益都來自中央的情勢下,失寵就意味失去政治靠山。但中央的意向應如何估算呢?在中共的專權政治下,「寧左勿右」是最保險的選擇。左,只是損失一點視之如「浮雲」的民望,右,則會影響自己政治前途。劉曉波和趙連海事件、王丹來港,特首與特府高官的表現,都說明寧左勿右地「識做」,是權力只來源於北京而不是兼來源於市民授權的體制下,特區政府無法擺脫的意志枷鎖。特府對這些事態的所有反應,應該都沒有中央授意,而只是特府自己識做而已。王丹來港的最終結果,恐怕也不易跳脫這種羈絆。

疑似下任特首候選人梁振英前幾天回應王丹來港問題,他說政府已經表態,不適宜公開表達太多。他又說,過去二、三十年,處理內地相關的事情,他的宗旨是必須幫助到當事人,他做的很多事不一定要大眾知道,佔據道德高地,亦不需要一味批評,博取掌聲。

若他真的做了很多好事幫助人,既說「不一定要大眾知道」,為甚麼又要提起來呢?受過他幫助的很多當事人,為甚麼沒有一個人出來為他說幾句好話,洗抹一下他的中共奴才嘴臉呢?

說穿了吧,要香港特首或建制派的任何人,在中央領導人面前為香港人、為維護香港的高度自治,那怕說一句不痛不癢的話,也難矣哉。因為掌絕對權力的領導人,甚或是他們授權的次一兩級的負責人,接見香港特首、高官以至建制派的任何人,都有一種高高在上的架勢。在他們面前,基本上只有聽的份兒,講也只能講些迎合他意向的話,與他意見相悖的話是極難說出口的。筆者有過一點經驗,所以梁振英說他處理很多與內地相關的事,還幫到人,不要吹牛了吧。

批評,是就事論事,是要把事情攤在陽光下,光明正大地議論解決,不是要博掌聲。而縱使得到掌聲也是光明正大的掌聲。認為牽涉兩制矛盾的事,私下解決就好,不要嘈出來,偷偷摸摸就能把事情辦妥,那是騙人的。其結果是高度自治變得越來越屈膝跪倒,讓一國兩制漸行漸遠漸無聲。[Vic:事實正是如此。]

王丹能否來港,雖不是甚麼大事,卻是一國兩制的考驗,也是特首和特府是否一味「識做」迎合上意而一再抹煞香港民意的試金石。

2011年1月11日 星期二

吳靄儀 - 哭靈

明報 法政隨筆 2011年1月10日

王丹、吾爾開希等民運人士要求入境致祭司徒華,保安局局長公開反駁說哀悼不必來港。更有人質疑,民運人士並非親屬,泛民以「人道」理由要求准許他們入境致祭說不通。這類反駁,漠視中國文化的倫理觀念。

中國人的倫理觀念之中,師生關係的重要不下於父子, 「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因為中國人相信,生者父母,但做人的道理來自老師,沒有道德操守與學問的傳授,不足以為「師」,所以有時師甚至大於父。中國人的「師」不是狹隘地指學校裡任教的老師,而是指在人生路上對自己作過重大指點令自己獲益良多的前輩。我們膾炙人口的民間故事例如「張良拾履」,就是表達這個觀念。王丹等民運人士,視司徒華為師,實在自然不過,更何況在「黃雀行動」之中,華叔可說是對他們有救命之恩?

「發乎情、止乎禮」, 「禮」是「情」的體現:有秩有序,有節有制。中國情操最重視知恩感恩, 「忘恩負義」是最令人不齒的行為。弟子在靈前叩拜,以謝師恩,根本就是中國人的倫常大事。

喪禮一向是禮之最重大的。小學生也讀過「昔有吳起者,母歿喪不臨」的詩句:一個人壞到母親的喪禮也不出現,那就壞到無可再壞了。孝子奔喪,奔,就是心急如焚,五內摧傷,要到靈前放聲哭泣,以謝父母之恩。父母之喪要辭官守喪,其他倫常關係沒有這樣的要求,但是靈前致祭仍是大事,親臨致祭的重要,反映與死者關係的親疏,及對死者感情敬意的深淺。

歷史上,禁制公開舉殯或致祭,是獨裁者懼怕民意的表達採取的手段,但是這種手段從來都沒有好收場。公安監視家屬拜祭六四死難者,只有令傷口永難平復,年年加深怨憤不平。反之,讓人到靈前致祭,才是和解的誠意與人情的表現。連戰踏足中國大陸的「破冰之旅」,頭號大事是到孫中山先生墓前拜祭,意義就在於此。阻人拜祭,中國人的人情倫理不會寬恕。

2011年1月9日 星期日

梁文道 - 一個死在香港的中國人

2010年1月9日 香港蘋果日報

我知道華叔司徒華的遺願是建立民主中國,這大概也是不少香港人的心願。可是坦白講,經過多年在大陸走動的經歷之後,比華叔年少一半的我已經失卻這等雄心壯志了。現在的我,最期盼的不再是一個民主中國,而是一個比較正常的中國。什麼叫做比較「正常」的中國呢?那就是讓一個家庭不要莫名其妙地發現自己住了十幾年的地方有一天忽然給人拆了。好,就算你不能保證老百姓的住所不被強拆,起碼你也該留道氣口,讓他們去上訪投訴吧。如果你連上訪都不准,可不可以不要強姦那個跑來上訪的女孩呢?如果你的人非強姦她不可,能不能至少讓那個女孩去報個案呢?就算做做樣子也行吧?萬一這女子太過害怕,找人陪同壯膽,能不能不捉那個陪她的善心人,說他是「聚眾滋事」呢?如果你真得抓這個人,至少讓他見見家人和律師好不好?又如果大陸以外有人替他申寃訴苦,我請你不要動不動就怪這批人「井水犯河水」,行嗎?

我說的自然是「趙連海案」,就是這件案子使得平素對政治沒有丁點興趣,甚至在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還要對我說「佢第日坐完監出來就有成千萬元等緊佢咁正」的理髮師也忍不住大罵:「太過份了!」

我心目中的正常國家就只不過是一個人民住房不會無端被拆,向公權力申訴寃情不會被人強姦,自己孩子吃了有毒食品的受害者不會反而成為被告然後再受害一次的國家。這樣的要求很高很過份嗎?這算不算是中了「西方」的毒,說話像「洋奴」?難道「中國模式」或者「儒家傳統」就允許那一切在我看來很不正常的事況嗎?

2010 年的中國辦完了世博和亞運,香港人大都感到與有榮焉;《清明上河圖》動畫來港展出,香港人更是熱情擁抱,一日之內便搶光數十萬張門票;為什麼香港大學的民意調查一出來,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反而不升且降?為什麼香港學生在過去一年裏頭最關注的中國新聞是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而不是武廣高鐵開通,中國取代了日本成為世上第二大經濟體呢?理由很簡單,因為比起這些令人目炫的成就,我們更在乎你在最基礎的層面上是否正常。比方說劉曉波,哪怕他的言論有錯,至少我們以為他用不著因為言論而犯罪。再退一萬步講,即使中國自有一套獨特的司法觀念體系,在這個體系底下,劉曉波必須為了自己的文章判刑入獄;那麼在官方開動輿論機器攻擊他的時候,你能不能告訴我,他們引用的那些劉曉波語錄都是從那裏看來的呢?為什麼新華社的評論作者看得到劉曉波的文章,一般百姓卻連「劉曉波」這三個字都打不進微博?你要大家認識劉曉波的「黑暗真面目」,是不是該給大伙看看他本人到底都寫了些什麼壞東西呢?這難道不是一個很正常很基本的要求嗎?問題根本不是像英華書院那位王老師所說的「負面報道太多」,而是那幾件負面事例都負面得太過詭異太過反常。

當然我們還可以再退一步,追問這一切究竟與香港人何干。正如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先生所講的,「井水不犯河水」(當然我們都曉得,在某些時刻某些場合,這水卻是必需一犯,而且值得稱讚的。例如讓港人捐款賑災,或者為國慶閱兵喝采)。於是我又想起了華叔在許多年前便再三宣說的一句話:「中國冇民主,香港就冇民主」。一直以來,華叔都被人詬病太過霸道,作風「一言堂」,當年一伙搞社運的年輕朋友更把他看成「真正民主運動」的最大障礙。可是至少在中港關係這一點上,我以為枱面上的政治人物裏頭沒有人比他看得更準更深。所謂「中國冇民主,香港就冇民主」,指的固然是香港不可能自外於全國現實,獨立地發展自己的民主政治;更是中國與香港之間那種複雜而深層的紐帶關係。簡單地舉一個假想的例子,如果香港的民主進程真像很多人所願望那樣,是未來全國政改的實驗與模範,那麼大家有沒有考慮過,香港政制的改革路向也會反過來受到中國自身規劃的影響呢?以目前利益集團逐漸穩固成形的狀況判斷,在議會中擁有功能組別在行政長官提名上面多所限制的香港政制會不會正好成了全中國的指路明燈?既保證了少數特權階層的世襲地位,又創造了一個類民主程序的遊戲規則來為他們博弈利益?

這種問題要再談下去,篇幅恐怕十倍不止。我想強調的,只是華叔政治判斷上的深謀遠慮其來有自。不過,真正使得香港人覺得自己有責干犯河水的理由,還不只是此等本土現實利益上的計較。

數年前,一位內地駐港人員和我談起六四問題,他剛剛抵埠,不太瞭解港人的六四情結,很驚訝我居然告訴他「香港人越是放不下六四,就越能說明香港人愛國」。在他看來,堅持平反六四就是堅持和中央政府對著幹;和中央政府對著幹,那自然就不能說是愛國了。然而,當我一提起司徒華,他就明白了。的確,沒有人可以懷疑華叔的愛國情懷,包括所有保守派以及那一堆九七後冒現的「愛國新貴」。為什麼越是放不下六四,就越能說明香港人愛國呢?道理很簡單,要是香港人都不把自己當做中國人,都不對這個國家動上真感情,都只顧著向「阿爺」討好處視之為個人利益的大靠山;當年我們又何必要冒著風雨集會頂著烈日遊行?如今我們又何必年年點燭以淚洗面?要不是有撕裂不開的身份認同,六四固然與我無關,趙連海就更是與我無關了;說到底,孩子患上腎結石的又不是我們香港人。

2011年1月8日 星期六

Vic - 讀華叔的最後五課書

201118

明報201010月專訪司徒華所寫的系列報導〈華叔的最後五課書,之一之二之三之四之五〉內容豐富,看完心裡五味雜陳。華叔談經營教協、組織工運社運,充分顯示他是有勇有謀、非常實幹的工運社運領袖,此所以他一再強調組織必須有獨立的經濟能力,必須能捍衛會員生計、福利,必須有辦法凝聚會員,並堅持教協自置物業作為會址。

但司徒華是否如林行止所講的「不談理想只顧現實」?是否「狡獪」?或許有人會認為,司徒華是為自己及同道謀現實利益多於實際推動他所明言的理想(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華叔心裡實際怎麼想,我們無從知道。我們能做的,是觀察他一生的言行。

就此而言,明報系列報導頭兩篇(論六四及支聯會論中國民主)很有參考價值,尤其是以下幾段:

記者反問:是否中央心知支聯會起不到飛腳,所以你沒擔心中央會出手打壓?
「不是如此簡單,他們知道你起不到飛腳,他們不用怎防你,但假如經常搞大遊行……,和平理性非暴力,它們就不敢打壓。第二,打壓亦很傷,你估對它很有益?假如禁止六四遊行,它都煩,不易應付。」
坐在記者旁邊的立法會議張文光,即時問道:「你是覺得,支聯會的存在是一面旗幟,旗幟顯示平反六四的追求,但對國內民主運動、人權維權的支援,實際作用要由國內做起,香港起到的作用不是很大,這就是你所謂:起不到飛腳。但你仍堅持支聯會,因為它象徵中國未來的價值,我們要守住這希望。而支聯會表達方式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故不用承受很大的壓力也可以存在。但其實,我們也沒有給中國很大的壓力。
華叔點頭謂,「你基本上說得對,支聯會這面旗幟,是象徵香港國內海外,建立民主中國的象徵。至於我們對國內,只是精神支援,實際要靠國內的人。將來中國民主發展,也是靠和平理性而非起義。這是符合我們提倡的和平道路」。
記者問:那麼支聯會的工作,日後可會伸延至幫助國內維權人士?
這時,思路明快的華叔回應謂,「不會主動牽涉,假如他們提出,我們會看看。很多維權活動我們都不了解,如他們走出來,我們都會幫忙。」
記者追問:即是不會推動維權運動在中國的發展?
「不會,因中國民主是靠國內人,他們也知道我們不會涉足。」
──華叔的最後五課書之二:論中國民主

如果「中國民主是靠國內人,他們也知道我們不會涉足」,那麼支聯會就真的是名副其實的旗幟、象徵而已了。精神支援當然重要,而且支聯會或許也真的沒條件去積極顛覆中共政權,但我想熱心推動中國民主化的人,咀嚼華叔這段話,心裡大概不太好受吧。

話說回來,以八九六四以來二十多年的政治現實,華叔領導支聯會在香港保住象徵中國人民主理想的這面旗幟,堅持嚴厲批判滿手血腥的中共暴政,堅持為當年為國為民犧牲的同胞組織大規模公開悼念活動,這已成為香港現代史重要的一頁。而我相信華叔及支聯會中人這麼多年的堅持,無疑是出於熱血與至誠。光憑這一點,司徒華先生已足以名垂青史。莫小看悼念六四死難同胞之意義,正如倪匡兩年多前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只要仍有人堅持悼念,這城市就不致於徹底沉淪,就像耶和華答應阿伯拉罕,所多瑪城中,只要還有五十個,四十個……甚至只要有十個義人,這城市就可不必被毀滅。每年在維園悼念六四死難同胞的朋友,就是香港的義人。

關於平反六四,華叔頭腦很清醒:

他自問自答:「你問我,如果有天平反『六四』,支聯會的任務是否已完成?支聯會有五大目標要完成,平反『六四』只是其中一項。平反也有真與假之分。假平反,四五天安門事件就是假平反,只有真民主到來才是真平反,否則只是權力鬥爭。是否看到平反也不重要,人活著一天就要做一天工作。就算中國結束一黨專政也有很多事要做。」
──華叔的最後五課書之二:論中國民主

沒錯,我們都應記住:只有真民主到來才是真平反。

後記:寫完這篇看到李怡今天的蘋論〈關於司徒華評價的奇異現象〉,覺得相當中肯。而林行止說司徒華「不談理想只顧現實」,真是苛刻、偏激之論。

同日黃偉豪刊於明報這篇〈歷史會否還華叔一個公道?〉,以下兩段也有意思:

和很多泛民的政治領袖不一樣,華叔除了對民主有無窮的理想和熱情外,更有非凡的領導才能和組織能力。他有份參與成立的三個機構,教協、支聯會和民主黨,均在香港的民主運動上舉足輕重,發揮着極大影響力。這亦證明了他的遠見,明白到社會改革的延續,不能只靠個人的意志和魅力,而需要組織化使它可以長久及有自己的生命力。

華叔有兩點特質是很多香港當今的領袖絕對做不到的。第一,雖然他本身擁有卓越的才華,但卻拒絕做當權者的走狗和應聲蟲,而是選擇站在弱勢和公義的一邊,和大眾共同進退。第二,是他的無私,雖然他擁有出色的成就,但他的一切努力,均是為市民大眾爭取權益,而非為自己爭權或斂財。直到他死的一刻,在外表和生活上,他只是一個平凡的老人家,所住的地方也只是旺角舊區的普通單位,而非豪宅。他從沒有把自己的地位和重要性,放在眾人之上。

李怡 - 關於司徒華評價的奇異現象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1年1月8日

近一星期,香港政界、傳媒,不分左中右,掀起鋪天蓋地對司徒華的讚頌之聲,幾乎把他評為「完人」了。近似造神運動的談話、文章,與筆者認識了近 40年的司徒華不一樣,甚至也違反了他生前的民主追求。倪匡在司徒華逝後一天的一個「對談」專欄上說:「民主運動的成功,靠的是千千萬萬參與者的努力,逃不出對『領袖』的迷思,就進不了民主的殿堂!」筆者對這句話深感認同,而且相信司徒華也會認同。

在這一陣讚譽聲中,最奇怪的,是過去罵他「反中亂港」的、反對他這 20年堅持「平反六四」的,包括特首在內的親共政治人物,也包括不知刊過多少罵他罵支聯會文章的左報,竟對他交相讚譽起來。曾特首稱讚他「一生熱愛中華及香港,致力推動民主發展」,曾鈺成說他是「無私無畏、不屈不撓的鬥士」,范徐麗泰和譚耀宗都稱道他「熱愛祖國」。《大公報》有評論稱他為「資深民主人士」、「是港人社會中一位值得肯定的人物」,有「鮮明的愛國立場、強烈的民族觀念」。就像陶傑所形容,這是一群飢餓的禿鷹向司徒華進行的「政治天葬」。

在禿鷹的談話、文章中,都沒有提到他們講的是甚麼民主?如特首所說的「文革」式民主,還是左報所遵奉的民主專政的民主?司徒華一生堅持的是甚麼原則?司徒華愛的是怎樣的國?如此「熱愛祖國」的人,何以拿不到回鄉證去親炙祖國大地?

在這些禿鷹的談話、文章中,更是重點談他在生命最後階段支持 2012年政改方案,「功不可沒」,彷彿司徒華一生最大功業就只在最後階段支持政改,以前所做過的、所堅持的都在禿鷹的視野之外了。

在一片讚頌中持不同聲音的,反而來自泛民陣營,主要針對他去年反對五區公投和支持政改,對民主黨「垂簾聽政」,甚至指為「出賣民主」,更有批評他在支聯會的「大佬」領導作風……。

這是香港出現的關於「司徒華評價」的奇異景象:過去罵他的,今天對他交相稱讚;而部份曾深受他影響的同路人,對他反而有微言。

一個人剛逝去,人們在懷念中自然會對他說好話。但對司徒華來說,過譽以至神化並不符合他終生追求千萬人共同努力參與民主的目標。

司徒華雖不凡,但他終究也是一個人。人有七情六慾,人也會犯錯誤。其次,他是個政治人,是參政而不是僅僅議政的人物。德國政治哲學家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認為,從政者應遵從兩種倫理: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意圖倫理指從政的理想與信念,責任倫理指從政者必須對自己政治行為可預見的後果負責。由於現實世界的政治往往非理性,一味推行善的理念,不一定帶來善的結果,有時後果甚而是相反的。因此,從政者必須顧及政治現實,考慮到後果而作出階段性妥協,以逐漸推進自己的意圖。

過去數十年,司徒華是很懂得貫徹這兩種倫理的從政者。 04年他告別立法會時說:「妥協是政治的藝術。我以為,出賣背棄原則的妥協,是『偽術』,『退一步,進兩步』的妥協,則是策略運用。」原則,是意圖倫理;策略,就是責任倫理。過去,他深明這個進退之道。

至於最後一年的反公投、撐政改,則是他具爭議性的政治行為。筆者在此願提供一點背景資料。

09年 11月 25日及 28日,筆者寫過兩篇「蘋論」,呼籲泛民以鋼鐵團隊參與總辭公投,特別提請包括司徒華在內的元老參選。 12月 12日,早前朋友約定的一次在西貢的小聚會中,筆者與華叔碰頭。筆者問他有沒有看過這兩篇文章,他說看過,沉吟好久之後,他說,參選會很累,而且選後還有更多事要做。筆者不能說甚麼了,因為他畢竟歲數大了。從他當天頗為沉默的表現來看,他當時相信已知道自己患癌,只是可能未知已屆第四期。

他沒有對筆者的建議有任何批評或異議。反公投與撐政改是在他生命最後階段、而且相信已知惡耗時所作的政治行為。我們對他這一生,真是不能有再多的要求了。

他是一個偉大的人,但他仍是人,不是神,也不會是「完人」。他是政治人,是會妥協也會犯錯的政治人。神化他有違他人生的宗旨,拿他生命最後階段的一件事做文章,無論褒貶,對他這一生都是不公平的。

2011年1月7日 星期五

黃哲斌 - 業配新聞是欺瞞、是詐術

本文出處:黃哲斌部落格文章 政府企業買業配 就是「雨刷集團」

2011年1月7日

幾天前,湖南某動物園有頭非洲獅,因為肚子餓,竟然把自己的尾巴吃掉了,連腹部也血肉淋漓。這頭飢不擇食的獅子,上了台灣的電視新聞,大約被列為「寰宇搜奇」一類的奇聞。
其實,這新聞一點也不稀奇;台灣大多數主流媒體,每天都在吃自己的尾巴,一路倒著吃,嚼得津津有味,肚臍以下差不多啃食精光。

原因是,「業配新聞」徹底破壞了新聞的核心規則、破壞了媒體的存在價值。媒體經營者以為「業配」是大補帖,強筋健骨,滋氣養腎;其實是「美國仙丹」,是類固醇,吃了只會虛胖,終生依賴成癮,無法戒除,最後加速壽終正寢。

就像那頭非洲獅,自食尾巴充饑。

新聞與廣告 遊戲規則各異

回歸「新聞」的定義,是由一媒體組織或個人,依其專業判斷,自發性採訪、編輯、傳播對讀者有益或有用的資訊。具有報導價值的新聞,一毛錢也不該收,媒體就有義務告知讀者;沒有報導價值的新聞,就算再多新台幣,也不應刊登在新聞版面上。

至於政府或廠商的訊息,必須透過廣告刊登或公關手段,爭取媒體曝光。我常說,新聞守門人與公關部門之間,就像美式足球的守方與攻方,雙方必須靠著智巧、力量、戰術、技能,相互正面碰撞。越高明的公關或溝通技巧,越容易在媒體版面上達陣;媒體的責任則是「分辨、篩濾那些拙劣的政策或商業話術,只有真正具價值的訊息,無論正面或反面,才有資格成為「新聞」。

讀者或觀眾對於「新聞」的信任與依賴,不多不少,正來自對編輯室的信賴,對媒體品牌的信賴。

至於上不了新聞版面的政治宣傳或企業訊息,謝謝,請花錢買廣告;至少,讀者會知道,這些資訊是金錢對價換來的,知道是「官方說法」,知道是未經編輯人過濾的推銷員話術。
要談資本主義社會,對不起,這才是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大家清清楚楚,銀貨兩訖。
然而「業配新聞」販售的是欺瞞、是詐術,它將廣告包裝成新聞,在「不讓讀者知情」的前提下,將廣告主的垃圾訊息塞進新聞版面,無論它是一包衛生紙、一項政策、一名候選人,都已破壞了新聞獨立自主的基本原則。

廣告偽裝新聞 無異打假球

「業配新聞」或「隱藏式置入文宣」對新聞專業的破壞,正如「打假球」對職棒運動的破壞。兩者都透過大量金錢介入,操縱遊戲規則與從業人員,在欺瞞收視群眾的前提下,扭轉或改變最終結果,於是,不該漏接的球漏掉了、不該刊登的新聞也刊出了;不該輸的球隊輸掉了、不該出賣的版面卻賣得一塌糊塗。

沒有人喜歡花錢買票進球場,只為了看一場金錢操弄的比賽;也沒有人喜歡花錢買報紙或雜誌,只為了看一份專業編輯人棄守,廣告主輕易達陣的媒體。

你可以責怪主流媒體墮落、老闆賤賣新聞,罵他們一百次都不為過;然而,幕後以金錢交換正面宣傳的政府或企業,就是摧毀新聞這一行的「雨刷集團」。

有位網友留言說,「哪一行沒有見不得人的事,幹嘛大驚小怪」。是,沒錯,打假球就像賣業配新聞,又沒有人受傷,不知情的觀眾照樣看得很高興,球團與球員可以賺外快,組頭更是開心灑花轉圈圈。

所以,媒體憑什麼指責打假球的球員或教練?憑什麼?相反地,體委會應該頒發「國光獎章」給他們,表彰他們「開創職業運動全新商業模式」的重大貢獻。

「台灣職業運動領先國際潮流」,得獎理由可以加上這一句,請記得,國際潮流。

唱片跳針一下,任何想為「業配新聞」或「未揭露廣告」抹脂擦粉的朋友,煩請先回答這個問題:既然業配新聞無傷大雅,它為何是一項「不能說的秘密」?若非有心欺騙消費者,為何廣告主不願揭露自己付費?為何媒體羞於向讀者啟齒:「是,你看到的部分新聞,其實是有價販賣的廣告」?

補充業配人生【FAQ】圖解:

二、那麼,對於讀者及政府等廣告主而言,業配還會造成什麼副作用?

答:這問題很好,前媒體人林照真曾說,「置入型行銷除了是新聞界的失敗,也是廣告界的失敗,進一步的,也將成為全民的失敗。」
茲事體大,請容我另篇闡述,先參考這兩張圖:

991220.jpg
991220a.jpg

【政府不要收買媒體】反政治置入行銷連署
(順手記錄:目前連署團體115個,個人5574人,總數5689。)

張文光寄往天堂給司徒華的信

張文光 - 一生正氣 兩袖清風
2010年1月7日

【明報專訊】華叔:

一生人從沒想過寫信給你,沒有地址,只寫天堂,相信你會收到。

你收到香港人的思念,千言萬語,無盡哀思,懷念你錚錚的情操風骨,懷念你平民教育的理想,懷念你民主普選的壯志,懷念你平反六四的堅持,這一切奮鬥和追求,已成香港歷史,感動香港人心。

立法會前的皇后像廣場,豎立了紀念平台,黑底白字,莊嚴肅穆,寫上「華叔,我們永遠懷念你」,市民含淚獻上鮮花,寫下深深的懷念和尊敬。這些冒着寒冷、遠道而來的市民,更有白髮蒼蒼的長者,讚揚你一生的堅持,至死不渝的愛國。

情操以外 還有氣節

有市民寫上:一生正氣,兩袖清風,形容你高尚的情操,我認為非常貼切。無論教育還是政治,寫作還是抗爭,你都堅持人間的大是大非,一生正氣;無論生前和死後,校長還是議員,你都摒除任何的個人私利,兩袖清風。

情操以外,還有氣節。殖民地時期,你支持香港回歸中國;當選立法會,你拒絕向英女王效忠;六四鎮壓後,你毅然辭去草委職務;臨時立法會,你寧願落車不做議員。但更重要的,是你領導支聯會21年,為平反六四奮鬥到底,為爭取民主貫徹始終。

每年六四燭光集會,都有你的燭光和淚水。今年六四,當維園萬千燭光搖曳,當《祭好漢》歌聲高揚,你已經離開我們,但我仍然相信,你的英靈仍在其中,與我們共度維園的燭光,與港人走過六四的長夜。如今,六四燭光,清明獻花,新年揮春,民主大遊行,中聯辦抗議,都有着我們深深的懷念,懷念我們21年風雨同路的日子。

崎嶇民主路 是一生的奉獻奮鬥

華叔,你說過:功成不必在我,成功我在其中。堅持到底便是勝利。但我們多麼希望,那堅持到底的、必然到來的、平反六四的日子,你與我們同在一起,同在天安門廣場,慶祝人民的勝利。華叔,雖然你已離去,但我們一定會繼續奮鬥,在平反六四的日子,一定會向你報告,告慰你在天之靈。

華叔,你說過:民主的道路是漫長崎嶇,艱難曲折。最初聽到這說話,以為是對群眾運動的激勵。當民主派爭取普選的路,竟然超過四分一世紀;當真正的普選,即使2020年仍沒保證。當我們由青年變成中年,而華叔更離我們而去時,我們才深切感受到,這漫長崎嶇、艱難曲折的真正意義,是一生的奉獻和奮鬥。

華叔,你說過:要紀念辛亥革命的100周年,傳揚林覺民與秋瑾的詩文。自你離去之後,我想起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說:今日死無餘憾,國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也想起秋瑾的《對酒》詩: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

如今,遺志仍在,同志仍在,長路漫漫,熱血勤珍重,請華叔放心,一路走好。

張文光
2011年1月7日

2011年1月4日 星期二

讀書好介紹《美好價值》

讀書好介紹匯豐銀行前主席葛霖著作《美好價值》
Youtube:http://www.youtube.com/watch?v=OXIV4DyHjn8
or http://www.56.com/u83/v_NTc1NjUwOTY.html


書名:美好價值:金錢、道德與不確定世界的省思Good Value: Reflections on Money, Morality and an Uncertain World

作者:葛霖(Stephen Green

譯者:許瑞宋

出版社:財信出版

出版日期:20101015

陶傑 - 樓上的人

為自由的祖國,為光輝的使命,乾一杯再乾一杯。
--《我們舉杯》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1月4日

聖誕前探望他的時候,氣色尚好,論中國的前景,一股剛誠之氣,讓人感到他血猶赤,心仍熱。我與他談到許多往事,我告訴他,去過他的家鄉,看見綠色的田野,絢麗的落日,與夕陽中矗立的許多碉樓。我告訴他,我代他登臨了抗戰末期他氏族的十六位子弟死守抗敵的一座炮樓,在牆上,我在殘留的血跡上按下了掌印,向一個英雄的姓氏致敬。

司徒華先生是嶺南的一腔血氣,香江的一條脊樑,中國珠江海岸外的一點燭光。在病房裏,我告訴他我曾經是他主編的「兒童報」的小讀者,最喜歡看每期封底六張漫畫一連戲的孫悟空和豬八戒的故事。他笑了,告訴我那個漫畫故事是他的構思。總算來得及向他奉獻這一點小小的敬意,我感到很幸福。

他是教育家,民國走過來的一位正直的人。他不追求名利,終身不娶,從羅伯斯庇爾到胡志明,這是天意選擇要改變世界的人物。那天他說到少年時住在油麻地的唐樓,幾兄弟擠在一張牀,他的憶述猶帶着黃谷柳的「蝦球傳」裏的半海淒迷的燈火,以及舒巷城的詩句裏的一地赤貧的嗟傷。司徒華先生的一生,就是香港故事的一頁長卷,他是很特別的一位人物,燃燒生命,奉獻群德,最初是為了教育,然後是為了他熱愛的中國,他為你和我、為香港每一個市民的尊嚴和權利而力爭,他的要求本是如此的卑微──他所吶喊的,只是為了中國好,為了那一點點的正義和公平,但他的身影越來越龐大,從一個小學教師,他手持一點燭光孤身上路,漸漸滙聚了時代的能量和呼聲。

因有說不完的掌故和軼聞,他的晚膳時間到了,臨別的時候我答應再來,但走下醫院的小山崗,我不知道能否如願。開平的日落,維港的煙波,我想起一位悲劇人物的詩句:「欄干拍遍,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他摘取頭一句成為他的書名,以誌心境。日暮人遠,孤城樓高處,欄干已無人,他下樓去了,手上的燭光化成天邊的一顆幽明的藍星。

2011年1月3日 星期一

明報社評 - 司徒華是一位真正的愛國者

2010年1月3日

【明報專訊】人稱「華叔」的司徒華先生病逝,終年79歲。在香港社會運動、民主政治發展,以至爭取平反六四和中國實行民主的歷程中,司徒華都是舉足輕重人物,他的選擇和做法,不同立場的人或許評價有異,但是我們認為,「真正的愛國者」此一稱號,司徒華受之無愧;我們也相信,絕大多數香港市民對此不會有異議。

華叔由工運、社運、從政到六四事件之後的一切作為,都是與專權者對抗,而且透過發展組織,團結最大多數人共赴事工,取得成績,這樣級數的政治人物,除了司徒華,在香港還找不到有人達到他的高度。

過去40年
華叔都向專權者抗爭

上世紀70年代,港英殖民地政府專制獨裁本質,對社會強力控制,大力壓制工運和社會運動,此際司徒華領導全港非學位教師罷課,成功爭取合理待遇,成為工運領袖,這一役,是港人首次藉着組織力量,迫使港英讓步,也為社會抗爭立下楷模。此後,華叔爭取中文成為主要教學語言,發起第二次中文運動,又參與揭露金禧中學校董會貪污事件,為公義與當局周旋,並領導香港教育界抗議日本篡改教科書侵華史實等。

到80年代初,華叔儼然成為社會運動領袖,對市民有強大號召力。港英對實質「反殖」的華叔迅速冒起,當然並非樂觀其成,當時港英把華叔視為眼中釘,塑造他是「中共同路人」的形象。至於隨着香港刻日回歸,港英借助華叔推動香港民主化,那是另一個故事了。

22年前的六四事件,華叔與李柱銘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組織支聯會,要求平反六四和爭取中國民主,這次他要周旋的中共,力量更龐大,絕非港英的小兒科,特別是九七回歸之後,華叔領導支聯會,隔着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唱對台戲,在中央對港影響力愈趨全面之際,華叔所承受壓力之大,旁人也可以感受得到。董建華任特首時,曾要求華叔解散支聯會,被華叔拒絕;另外,去年六四前夕,新民主女神像遭到滋擾等,只是已經公開的事態。

六四事件,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無論中央政府有什麼說法,總之,當日以如此暴烈手段鎮壓,殺害手無寸鐵同胞的行徑,有良知的人都不會接受。而在香港,因為有華叔的堅持,頂住千鈞壓力,才使這樁人神共憤的慘劇,不致在當權者大力壓制之下,從人們的視野和記憶消退。所以,過去40年華叔實際上都與專權者對抗。

昨日,新華社報道司徒華病逝的消息,連標題只有88個字,其中只說他「曾於1998年至2004年期間擔任特區立法會議員」,華叔在港英期間任立法局議員、草委會成員和支聯會主席的關係,都未提及。其實華叔的中國心和中國情,識者或與他共事交往過的人,都有深切體會和感受,華叔經常以年輕時親眼目睹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獸行,強調國家必須強大,才不會再遭到欺侮。華叔與中央的主要分歧,在於對六四事件的處理,另外,六四事件的深層根源,在於中國沒有民主,因此華叔領導的支聯會,爭取中國成為真正民主、自由、法治的國度。

中共官方喉舌對華叔評價,不置一詞,應屬避重就輕,而以22年來,中央視支聯會為敵對組織,華叔離世卻未趁機鞭撻,或許已經是對華叔的「禮遇」了。不過,無論官方如何低調,也改變不了絕大多數市民對這位真正愛國者的尊崇。華叔對社會和市民影響最深遠,除了他崢崢風骨,展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節,對抗專橫擇善固執以外,他留給接棒者的政治資產十分豐厚而珍貴,就是留下了組織良好的力量爭取權益,達至目標。

華叔打開組織工會缺口
成為推動進步主要力量

當年華叔帶領教師成功爭取改善待遇,之後成立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發展到現在,是本港人數最多、力量最大的行業工會,另外,教協創造行業工會先河,給組織獨立工會打開缺口,現在,各個行業都組織獨立工會,成為工運、社運以至推動民主的重要力量。至於支聯會,也是以組織帶動,凝聚市民的感情、意志,參與爭取平反六四和建設民主中國。

華叔能夠使教協和支聯會成功,其中最重要一點是他清廉自持,道德操守高尚,對一些民主派成員晉身立法會後「享天下」的心態,華叔曾形容為「議員病」,提出嚴厲批評。華叔廉潔奉公,使與他共事的人都受到感召,因而打造出一個團結無私的戰鬥團隊。華叔的遺志,尚待其他人接力推動,我們認為沒有華叔的日子,如何繼承華叔開創的優良傳統,是華叔志業能否延續並發展的關鍵。

華叔遺言把骨灰一半撒落大海,北望中國,另一半撒在歌連臣角墳場的花園,此舉,充分反映他的中國情和香港情。華叔骨灰一半望神州,一半戀香江,這是表面形式,其實,華叔的畢生努力,正如他喜愛的清代詩人、思想家龔自珍兩句詩──「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華叔就是以一己生命化為沃土,要換成未來的繁花似錦。這兩句詩,是華叔此生的寫照。華叔,請安息。

2011年1月2日 星期日

華叔安息

司徒華
1931年2月28日-2011年1月2日


釋放民運人士
平反八九民運
追究屠城責任
結束一黨專政
建設民主中國

陳雲 - 不義也是品味問題

明報 2010年12月29日

 聖誕節過去了。殖民地時代,聖誕節和新年聽到的除了福音之外,便是教宗、英女皇和港督的文告,都是傳統的仁愛呼籲,略改文辭,港督則與家人圍在壁爐之前,向市民送上聖誕祝福。在傳統節日,守舊就是能耐,政治領袖的文辭和表達形式只能稍微創新,而這正是頂上功夫。亂搞亂舞一通,不是創新,而是荒誕不經,不成體統。

 近年每逢聖誕新年,都要忍受特首無聊及失格的政治宣傳,在貧富懸殊之衰世,徒增一苦。老曾做特首五年,終於修成惡果,今年的聖誕文告的品味之壞,無以復加。我們無法投票選舉特首,出了一位品味惡劣的領袖,雖然與己無關,也是丟人現眼。

 特首在空洞孤寂的府邸的壁爐架上玩弄塑膠聖誕裝飾,無所事事之際,聽見空蕩蕩的桌上放了的筆記型電腦有電郵信息,便走上前去,原來是歌手MC Jin歐陽靖作了一首聖誕歌Rap Now 2010 ,用來和議特首在政改方案的Act Now口號。煲呔對著電腦屏幕的MC Jin說:「Yo! Check it out!」歌曲以「起錨」為口號,串起政府的新政和面書的潮流,特首聞歌打拍子,叫囂讚歎。

 老曾大概忘了他身處的是以中國人為主的香港,末後卻用英文講聖誕和新年快樂,而且用了共產中文「祝願」。府邸除了他自己之外,空無一人,猶如孤家寡人。音樂方面,rap歌不是用來附和政府的,rap 歌有倡議反抗和變革之意。至於口號「起錨」,是漁家出海捕魚或黑社會逃亡海外之用,與聖誕節的安頓與休息大相逕庭。聖誕新年不叫人一家圍爐團聚,也該叫人憐恤孤苦之人,多加施捨,特首卻高呼「起錨」,航向冰冷的大海。MC Jin無疑有其來頭,奧巴馬競選總統,也用了他的《致奧巴馬的公開信》作為宣傳rap。然而有名歸有名,名人不是那樣用的。

 廣告失時失地,不可饒恕。中國政治的古風,首重的是敬天時。冬至、聖誕與新年都是平息紛爭,與民休息及憐恤孤苦之時,不是用來聞歌起舞、勤呼「起錨」以支持政府新政之時。府邸場地空寂,毫無團聚之溫情,塑膠聖誕藤也毫無生氣,真的聖誕樹也許不環保,但最低限度要有真的松枝吧?一切不該犯的錯誤,都犯齊了。美學和文化判斷要到了病入膏肓的絕境,才會如此頭頭碰著黑的。

 另一邊廂,地產財閥糟蹋大浪西灣、火燒南生圍、亂填農田和堵塞溪流,殺滅生物。明明可以保育環境,設計順應自然生態的豪宅也可以牟利的,財閥卻偏偏喜歡夷平地皮,用混凝土征服一切,而混凝土卻是監獄的材料美學。香港的不義,豈止是政治或道德問題,根本是美學品味問題。而美學問題,其實是人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