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27日 星期日

董橋 - 也談文藝與復興

香港蘋果日報 2011227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邀請白先勇出席教育研討會,講題是《二十一世紀中國文藝復興——香港的角色》,請了小思當主持,還要李歐梵和我陪先勇上台交流。題目很深,我懂得淺,只好隨手記些舊聞新知聊為談助。有一年,我和倫敦一起讀書一起逛舊書店的意大利朋友在翡冷翠相遇,他帶我去看了許多文藝復興時期的房子和壁畫。我們散步走到聖馬利亞教堂,那是文藝復興初期意大利建築學之父布魯內萊斯基的作品,典雅,寧靜,清晰,每一塊磚頭都藏着沉默的力量和無言的秩序,像教堂裏那些壁畫那麼沉穆那麼端秀。意大利朋友說,幾百年來寫文藝復興的書幾百幾千部,說穿了只有一句話:「文藝復興的精神是對人心的尊重,對審美的沉思,對學術的包容。」他說梵蒂岡裏拉斐爾那幅大壁畫《雅典學院》簡潔傳遞了這樣的精神: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兩個學派的哲學家和藝術家聚集在寬敞的庭院裏,溫文爾雅,會心交談,畫面遠遠隱約看得到院堂的拱頂,肅穆,和諧,典麗。他說文藝復興不是中世紀黑夜裏憑空滋長出來的一道風景,是整個中世紀的城市背景和知識環境慢慢交融蛻變出來的理念。文藝復興也不能一刀劃分意大利跟歐洲其他地區,而是應該包容概括歐洲新君主的興起,印刷術的演展,西半球的發現,以及十六世紀經濟繁榮的大景觀。那是人們意志的交融體現,剛烈的,纖秀的,宏大的,細微的,都有。


朋友這番話這許多年裏常常在我心頭盤桓。我想到中國字滙裏的「博」字和「雅」字,想到《文心雕龍》裏那句「入博雅之巧」。在羅浮宮看達芬奇的《蒙娜麗莎》,看《巖間聖母》,在米蘭格拉齊聖母院看他的《最後的晚餐》,我都想到博雅之巧。我在佛羅倫薩美術學院看米開朗琪羅的《大衞》也想到這句話。意大利朋友說文藝復興這段歷史一五二七年隨着羅馬淪陷其實已經燈火闌珊了,可是,在意大利北部,在北歐,那股精神仍然成就了許多偉大藝術作品,德國大畫家、版畫家丟勒用光學儀器鑽研大自然,把文藝復興風格和北歐哥特式風格合成一體,他的油畫他的銅版畫給西方藝術開拓了更長更遠的一條大路:「那是說,文藝復興不是一座孤立的古堡,是一條大路,一條長河,有源頭沒有盡頭,蜿蜿蜒蜒繞遍各地,誰都可以遊蕩其間,感受啟示!」那時期正是中國的明朝,明代的漆器明代的家具乃至後來清代的官窰瓷器,在廣義上說也許也已經展現了中國自己的文藝復興精神。


二○○六年,大陸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的劉軍寧寫了一篇〈中國,你需要一場文藝復興〉。文章說:「文藝復興的最大成就是在觀念上復活了真正的個人,否定了抽象的、集體的、附庸的人,肯定了個人和個體的價值、尊嚴與偉大,主張個人是自身命運的主宰」。文章還說文藝復興成功的標準「是以個人為本位的價值觀,是否已經滲透到大眾文化中並成為主流價值觀,是否已經轉化為主導性的政治法律制度」。根據這個標準,文章斷定「中國也許有過文藝繁榮,出現過好作品,但是,中國沒有成功的文藝復興,只有文藝復興的嘗試」。


歐洲文藝復興的興起受惠於商業的發達和市場經濟的萌芽。今日中國有了比上個世紀初更加發達的市場經濟,中國大陸不少人都在消受商業文明的滋潤,「發現個人」的社會經濟條件也在慢慢形成。可是,在中國共產黨閉塞的、專政的、沒有自信的政治架構裏,市場經濟應該帶來的自由空間還沒有到來,思想繁榮和藝術繁榮的溫室因此也還沒有形成。劉軍寧說「互聯網和市場經濟所帶動的全球化推動中國人與全球互聯互通,使中國人在思想上和精神上都有可能比歷史上任何時期向內走得更深、向外走得更遠」。所謂「有可能」其實是「還不可能」。中國人需要重建的不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夠豐沛了;中國人需要重建的是中國政府的政治自信。政府有了政治自信,中國人才能享有個人自由的空間和藝術繁榮的溫室,才能跟全球互聯互通,迎接「中國新人文復興運動的新景觀」。劉軍寧這篇文章的副題是「寫在即將到來的新人文運動前夜」,他盼望中國的文藝復興可以「轉化為主導性的政治法律制度」,這點我不懂。我從來不信任「主導」不信任「制度」不信任「政治」。文藝思潮永遠是自由滋長自由開花自由結果的產物,這些花花草草一旦都規劃到政治制度的框框裏硬是膨脹成一股由官方主導的勢力,那就違背了「文藝」的精神也違背了「復興」的初衷。那不是文藝復興,那是返回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了!


在文學藝術的領域裏,我從來推崇自由放任。是恢宏的作品,是輕巧的作品,是悲沉的史詩,是清淡的小曲,只要是認真是嚴肅是動人的創作,都是文學藝術大河中的涓滴,誰都可以不看,可是誰都不可以抹殺這些大船這些扁舟的價值。聽說,根據不完全的統計,中國大陸每年新出版實體長篇小說三千部,新創作電影五百部,電視連續劇一萬五千集,舞台劇四千台,每年每個種類的文藝樣式,創作總量都幾倍於一九四九年之後十七年的總和,而且還有每年遞增的態勢。產量這樣可觀,可觀的作品儘管並不很多,可喜的現象還是可喜。當然,這裏頭的確充滿中國文化部長蔡武去年八月指出的現象。蔡部長說中國文化缺少經典力作,缺少振聾發聵的文藝高潮,缺少學術創新與文化發現,低俗偽劣淺薄貨色泛濫成災。他說中國文化建設還在面臨五大挑戰:第一是還在制約文化科學發展的觀念和認識;第二是文化發展還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第三是應用高新科技的意識薄弱;第四是文化發展缺乏有力的智力支持和完備的制度保障;第五是思想的解放,體制的改革,經濟的成長,傳播手段的突飛猛進,文化生活相應產生傳媒炒作、社會浮躁、急功近利和低俗、媚俗、謾罵、造謠、搞笑風氣。


蔡部長的言論顯然有情有理,不那麼教條,他甚至批評民營文化和國辦文化在法律上儘管地位平等,不少地方還存在「恐私」、「拒私」的思想,認為民營文化企業是麻煩的製造者,只有國營單位才更可靠、更便於管理。我讀了比較不舒服的是部長主張「突出文化人的功能」,不論「公益性文化事業還是經營性文化產業」,「都必須以傳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己任,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文化人的文化工作竟然要預先設定前提,這一點我不習慣。遠的不說,中國大陸近十幾二十年問世的許多上好文學作品藝術創作,作者創作的時候好像都沒有立志要傳播社會主義的什麼先進文化。拿我過去五十多年熟悉的台灣和香港的文化現象來說,水平很高或者叫好叫座的文學藝術作品都沒有預設功能卻又發揮了很大的啟蒙功能。這些作品都具備了微型文藝復興的陣勢,都是一道道承先啟後的風景,都是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新文化振聾發聵的天籟。來了香港我還欣賞到許多南來作家的重要作品,他們給香港這個傳奇的地方塑造了傳奇的長卷,為一個不可能的處境描繪了可能的遠景,在峭壁巉巖間灌溉出異花和奇木。


上海文藝研究所所長毛時安去年發表了一篇〈關於文化發展和文藝創作的思考〉,他說「文化、藝術是一種精神、一種情懷、一種態度、一種對文化精神的執着堅守,一種人文精神和人格力量的再現,它本質上與金錢無涉。」那是非常基本也非常重要的認識,也是我們這些中國文化的遊子此生一直抱守的信念:科技加速社會的變遷,文化闡釋的則是變遷的意義和變遷的風貌。毛時安說「文化不能靠大躍進來催生」,全國各地僅僅是在建的大劇院不下十幾座,不僅省級市在建,地級市縣級市也在建,而美國華盛頓卻僅僅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才造出第一座大劇院。這是很可貴的一種覺悟。金錢不是復興文藝的唯一工具。粗暴的高壓的指導思想顯然也不可能營造文藝復興。典章制度只要提供並保證自由的空間和必要的支援,百花才有希望齊放,百家才有希望爭鳴,文藝才有希望復興。雲南省劇協主席喬嘉瑞講過一個事實點出當前各級政府在促進當地文化發展上的一些誤區,他說:


全國市級以上劇團大部份均為國有企業單位,因而政府和黨委便是各劇團創作戲劇精品的最主要投資者。是投資者,在選材方面就有着一言九鼎的話語權。他們的選材基本鍾情於這兩個方面:一是鄉土題材;二是形象工程題材。這兩方面的題材話語權,實際上是進入了「題材決定論」的誤區,它極大地束縛了劇作家的思想翅膀和想像空間。


我願意假設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文藝復興會逐步開展,我也願意假設在這個復興過程中香港這個角色會發揮一些作用。從一九四九年到今天,中國大陸有的是「管」,香港有的是「不管」;中國大陸有的是「政」,香港有的是「治」。許倬雲教授在《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裏說:「香港祗有治沒有政,祗解決具體問題,不談高遠理想,但是香港的中國人幾十年來一點一滴把香港建設成南方最富庶的地區。香港雖然沒有社會整體性,卻有零星的社會力量。」籠罩在大陸龐大影子底下過着回歸後的邊緣日子,香港人的自我感覺已然並不過份良好,已然不把自己看得太重要。那是對的。我們不妨繼續一點一滴做着我們正在做的工作,不要追求什麼社會整體性,只追求份內做得到的成績,比如期盼出現更多紮實的作家,比如期盼再多幾個在香港讀過書的諾貝爾獎科學家。最近幾年香港好幾位醫術超群的大名醫,診所裏天天擠滿大陸來求醫的病人,他們說香港醫術醫德都比大陸高明也比大陸高尚。這些都是香港能給中國大陸帶來的一點啟示:容許個人埋頭追求優越的啟示,從來不理會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什麼使命。


去年,我那位意大利朋友經過香港到大陸做生意,我陪他到處閑逛,領略香港。臨走,他告訴我說香港必須保存這樣井然有序的景觀,香港人也必須保存斯文有禮的風度,他說那是一種教養,一種傳承,一種練達,一種軟件,比所有硬件都重要。他說他在中國大陸還看不到這樣的風範:「中國的公民教育似乎還沒有成熟,也還沒有成效,還要等二、三十年吧?」讀劉軍寧那篇〈中國,你需要一場文藝復興!〉,我剎那間想到的是這樣措辭的題目,在香港在海外都比較少見。文藝復興不是說要就有,說來就來。文藝肯定是個人的修省,復興似乎是黨國喜歡掛在嘴邊的口號,與其企盼中國的文藝復興,不如破開「文藝」與「復興」,企盼中國終於有了自由的空間,有了創作的溫室,我修我的文藝,你唱你的復興,日子久了,長命百歲的作品也許就這樣紛紛誕生了。這才是文藝的真諦。這才是復興的潛力。「文藝復興」四個字連在一起應該歸入歷史學的範疇:我們的成績是不是已經凝聚成為文藝復興那個Renaissance的精神,那要兒孫後代去評說了。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日整理

董橋電郵:tungchiao@appledaily.com

陳雲 - 財政獨裁的政府黨

2011年2月27日

【明報專訊】派糖?派什麼糖?

地價飈升、通脹瘋狂而薪金緊縮,我們缺的是衣食住行,不是糖果。人民不是討糖食的小孩,不要用派糖這個詞來侮辱人民。窮人只是要取回自己的財富,不稀罕大老爺的施捨。

連繳稅的權力都剝奪了

公共財政是政治學與經濟學的共同範疇,不是經濟學家的內政,新自由主義派系的禁臠。公共財政的目標除了維持政府的經濟安全之外,更重要的是維護社會公平和政治穩定,否則民怨沸騰,政府崩潰,公共財富會因動亂而一筆勾銷。這是很多國家無法推行香港式的節約公共財政的原因。人家是要維持政府穩定,香港卻是靠北京的威嚇與中產的愚昧。

政治的事情,要政治解決。不要蹚經濟學的渾水,不必辯論什麼大市場、小政府,今後政治的一個重點,是人民要從經濟學家手上,重新奪回公共財政。審慎理財、平衡預算、大市場小政府、市場比政府更有效率、私有化是解決效益低下問題的靈丹妙藥、龐大儲備是香港金融穩定的靠山,這些都是語焉不詳的斷言,學術界言人人殊的研究課題,卻成為香港政府的金科玉律,使政府可以胡亂詮釋,予取予攜。這些統治香港的意識形態(ruling ideology),是經不起政治學甚至經濟學考量的愚昧學術、愚弄人民的思想。不要因為懶惰、無時間而不去反省和擊破那些統治住大家的意識形態。不要以為靠自己的些微努力就可以改善自己的處境。政府握緊了我們的「大數」(全盤的財政規劃),小市民無論如何拼搏,都是在「小數」上糾纏。這樣懶惰的香港人,注定被統治集團取去大部分的勞動成果而終身為奴的。

財政司曾俊華說,政府富有等同市民富有,可謂大放厥詞。這種邏輯,倒過來說就對了:市民窮困,是由於政府富有。I am poor because you are rich. 這是十幾年前我在德國看的一套非洲電影的人民格言。無比精確的判斷。(非洲很多人無疑是窮,但頭腦清晰,革命首先要頭腦清晰。)香港也是一樣,市民窮,是因為政府用高地價政策、領匯、鐵路公司、官商勾結,林林總總的詭計,將市民的財富掠奪了。吊高地價,賣一幅地,就無聲無息地向市民徵收了四五十年的稅金。這是透過地產商向市民徵收的預繳稅,而且不以徵稅的權利與義務來執行。繳稅的市民,無權參與諮詢自己的稅率。

國富民窮。在大陸,在香港,都是推行高地價政策,用地價向市民和企業預先徵收隱性的稅款,結果都是國富民窮。用共產中文來說,這叫高度的一致性。其目標,是建立財政獨立的、不須過問人民的、毫無財政問責性的政府黨。

用融資力量來鎮壓人民

政府透過與政府勾結的地產財閥,用高地價的手段,取得無比強大的融資能力,從而投資基建、豢養軍警和維持秩序,輕易鎮壓民亂,打敗挑戰政府的力量。英國政府在十七世紀九十年代,就是借助英格蘭銀行,使政府可以從金融市場集資,借貸巨款,建造軍隊,打敗軍備強大的法國。中港兩地的高地價政策就是政府採用市民和企業無從過問的土地買賣,預先向人民徵收其四五十年的勞動所得——即是一生人的積蓄,充實國庫,然而政府並非用來對外征戰,而是用來整治人民、堵塞人民的民主訴求。光天化日進行的財富掠奪,套用毛澤東的話,這不是陰謀,是陽謀了。可惜,傳媒無人議論。

孔子曰﹕「政在節財」。制衡政府權力的最大方法,是制衡其財政權,用選票、用稅務的方法來箝制恐怖國家機器的運轉,迫使政府向市民盡其財政問責性(held the government financially accountable)。Revenue is power。繳稅就是權力。反對黨經常「納稅人啊納稅人」的掛在口邊,大呼小叫,但現在的香港政府,人民沒了選票,連繳稅的名義權力也沒有了。好些評論員呼籲豁免徵收中產階級的薪俸稅,正中政府下懷。中產繳交的稅金,在賣地收入、股票市場稅收、儲備投資和公營企業的收入比對之下,卑微得可憐。薪俸稅取消了,市民連「納稅人啊納稅人」的口號也叫不起來了。

為什麼曾俊華如此狂傲,如此厚顏無恥,不恤民命?就是高地價政策賦予了政府財政收入的獨斷權,政府的財富來源,市民無權過問,連乞憐的權力都沒有。香港政府變成了一個不受民主制衡和財政問責制衡的獨裁政府黨。這是摧毀香港民主、挫折香港人民銳氣的公共財政安排。

讓稻草人飛

至於今年財政預算案那些垃圾政策建議,例如注入六千元去強積金,等於在交通津貼設立家庭資產審查一樣,等於往年設立老人津貼的資產審查和外傭徵費的合約安排一樣,等於這幾年的申辦亞運的鬧劇一樣,都是政府的「屏障議題」、稻草人議題(strawman agenda),預先植入(build-in)一些無關痛癢的話題,預留退讓的空間,消耗傳媒和議員的時間,令議員可以罵娘扔蕉扔水樽丟陰司紙,領受為民請命、「成功爭取」的虛榮,令政府可以不必做事,卻隱藏了更險惡的議程。

回歸當初,假扮幽默的傳媒,叫時任財政司長的曾蔭權做聖誕老人、「聖誕權」。人民公僕的財政司變了施捨小孩的聖誕老人,後來就有「派糖」之名,當人民是小孩,傳媒協助政府,不斷侮辱人民。至於什麼注資強積金、交通津貼雙軌制等名目,佔據了輿論,成了傳媒的玩具。在這些稻草人漫天飛舞、迎接人民的子彈、屏障人民的視野的時候,革命是不會發生的。連覺醒都不會,革什麼命?

2011年2月26日 星期六

2月27日 - 司徒華追思會將播《茉莉花》

司徒華明晚追思會 將播《茉莉花》

2011年2月26日

【明報專訊】「主賜我以力量 建設民主中國」,這兩句話銘刻在已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的碑上。家人已遵照華叔遺願,前天將華叔部分骨灰撒入大海,讓他北望神州;另一部分骨灰則在昨早由他的妹妹司徒嬋,親手撒於歌連臣角紀念花園,逾60名親友參加儀式。華叔的公眾追思會將在明晚舉行,屆時將播放歌曲《茉莉花》,回應內地的「茉莉花集會」。

骨灰昨撒歌連臣角花園

華叔的安葬儀式昨早於歌連臣角紀念花園進行,其家人及李卓人、張文光、何俊仁等支聯會、教協、民主黨戰友均有出席,儀式由朱耀明牧師主持。眾人在朱耀明帶領下唱詩及祈禱,再由與華叔相依70載的妹妹司徒嬋將骨灰撒於花園。香港一代民主之父雖長埋黃土,但仍長存於港人心中。

據悉,華叔部分骨灰已於前日由家人安排,撒於東龍洲以東海面。朱耀明稱,紀念碑的設計由華叔家人及治喪委員會共同決定,在石碑刻上「主賜我以力量 建設民主中國」,因為這是華叔最大的心願。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稱,支聯會資深義工「加菲」數年前因癌去世,骨灰亦是撒在歌連臣角紀念花園,華叔因此選擇於此處安息,他們昨早亦特意去拜祭「加菲」。

將播王丹天安門母親講話

另外,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說,明晚舉行的「懷念司徒華先生公眾追思會」,大會將播放《茉莉花》來回應內地的「茉莉花集會」,「這亦表達了華叔的心願是中國有民主,希望大家會看到華叔的堅持」。由於預計港府不會批准前學運領袖王丹來港參與追思活動,故大會已準備了王丹及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的錄影講話屆時播放。

2011年2月24日 星期四

孔捷生 - 阿拉伯之春和中國茉莉花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2月24日

Vic:2月27日,讓茉莉花開遍香港維多利亞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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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證伊斯蘭文化最難接受普世價值的學者,有誰想到富庶的突尼斯率先發生茉莉花革命?有誰想到阿拉伯世界的泰山北斗埃及僅十八天就改朝換代?有誰想到利比亞狂人卡達菲會眾叛親離?一九八五年他對環球航空公司客機的恐怖襲擊,曾遭國際社會二十多年制裁,卻還不及現今利比亞人民振臂一呼。驀然回首,布殊用兵伊拉克實屬不智,否則延至今日,薩達姆焉能逃過「中東波」?

和傳統革命的人海旗林模式不一樣,大風起於青萍之末,那就是 facebook(臉書)、 Google(谷歌)、 twitter(推特)、 YouTube(視頻)再加手機。以埃及為例,青年網民發起 facebook集會,「反對酷刑、貧困、腐敗和失業」。為避開示威禁令,他們穿黑衣(網民票選的顏色),不喊口號不持標語,甚至不列隊結陣,每人相隔五英尺,站到尼羅河岸一小時就散去。有八千網民表示要出席集會,他們全部用 Google(谷歌)郵箱聯絡,谷歌系統不允許網警追蹤郵箱的電腦IP地址。他們成功了,這場虛擬的網上集會變成現實,和平示威像滾雪球,從無聲到有聲,網民挺進開羅貧民區呼籲,讓那些一輩子未上過網,甚至未摸過鍵盤的窮人也站出來。一場沒有領袖沒有政黨的革命發生了,歷史新頁就此揭開。

從周日之中國「茉莉花運動」遭遇,便可看出中共極權和動輒執政幾十年的阿拉伯獨裁者不同, facebook、 Google、 twitter、 YouTube在中國全部被禁,山寨版百度搜索、微博、優酷視頻網、QQ騰訊網都在嚴格監控之下。莫說已上街「散步」者,就是發帖說要參加的某律師,連門檻未出就已被狂毆和非法拘押。如今豈止「埃及」,轉眼「茉莉花」也成敏感詞,也就是說對着電腦轉轉念頭也不許!

當然中共終極法器是效忠於黨的軍隊。現時派飛機轟炸自己首都的狂人卡達菲,也在電視上重彈六四經驗:「天安門事件發生時,坦克開進去絕非鬧着玩的,無論如何我將確保國家不會分裂。」「擋坦克者必死!中國的安定團結,比天安門廣場上的人命更重要!」此言一出,天朝為之氣結,真是哪壺不開提那壺!雖則如此,中共應做時一定照做,轟炸首都又怎樣?畢竟比不上數十萬野戰軍包圍首都真槍實彈鎮壓平民的光輝戰例吧。

最後給范徐麗泰提供一組數據,突尼斯和埃及在阿里總統和穆巴拉克總統治下實現經濟持續增長,其中突尼斯國民平均收入比中國高三成,埃及國民收入和中國大陸相若;突尼斯過去三年的經濟增長率為百分之四點六、三點以及三點四;埃及為百分之七點二、四點六以及五點三。而按中國的基尼系數,社會不公甚於突尼斯和埃及。按范太說辭「若中國政府真的倒台,現時中國取得的經濟成就便會化為烏有,也無法在短期內建立強而有力的政府去領導,對中國不是好事。」范太這個尺度可以放到任何阿拉伯國家。在別國是好事,到了中國一定是壞事;如果在別國也不是好事,到了中國一定是壞得不能再壞的事─此乃中國國情。

2011年2月23日 星期三

Vic - 階級清洗與香港異化

2011年2月23日

陳雲說:「從宜居灣文件的規劃思維可見,中共正準備用人口流徙的方法,瓦解香港社區。曾蔭權政府樂得安閒,只須順應北京的命令,將香港貧者流徙內地,騰出空間,使內地富人南來填補便可。這是用高地價政策為工具,進行階級清洗。

或許不少人認為這說法太誇張,甚至只是陰謀論。但是,即使當局並非有意如此,照香港近年的發展趨勢,階級清洗是遲早的事,甚至可說是現在進行式。而且,事實上,香港的「才俊」,認為窮人應該離開香港的,太不乏人。此所以瑞銀投資研究執行董事王震宇說:香港窮人買樓難,這些「低增值人士」應該離開香港,以騰出空間讓高增值人士來港。不少網友罵王震宇說法離譜、涼薄,但其實像王先生這類金融才俊,真的認為香港既然貴為全球金融中心(紐倫啊!),無本事的窮鬼不配住在這個寸金尺土的大都會(免得拖低香港的檔次!)。

如果大陸有天成為民主法治之區,自由與人權不輸香港,老實說,不用政府推動,也會有不少港人移居大陸。但是,這一天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因此,目前香港跟大陸之別,乃文明社會與原始叢林之別,迫使香港的窮人移居大陸,確實無比涼薄。

在大陸的影響下,香港正日趨異化。你想想那條六七百億的高鐵,到底將為誰服務?香港的窮人,連機場快鐵都搭唔起,你以為將來搭得起高鐵?可以利用高鐵「打造大中華區一日生活圈」?發夢!高鐵,就是用全體港人的錢,毀人家園(將人家安居數十年的菜園村連根拔起),去為地產商(令西九的樓更貴)、不義而富的大陸新發財、鄙視窮人的香港各界才俊起的。唐英年不是也說過,將來香港人可以住在珠三角一帶,每天到香港返工嗎?

以香港掌權者的心態,港人若不覺醒抗爭,香港必將變本加厲地功利化,整個香港將徹底工具化,成為真正無良的國際金融中心。國際金融中心發展到極致,就像紐約華爾街一樣,養了一班極度精明、貪得無厭、損人利已、道德虛無的「金融鉅子」,以及他們衣冠楚楚的爪牙。

延伸閱讀:

陳雲 AM730「轉角」專欄文章:

2011年2月22日 霸權規劃 瓦解香港

2011年2月15日 「宜居灣」毀滅香港城邦格局

施永青 - 政府應否助民置業 AM730 C觀點 2011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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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觀點 - 施永青
政府應否助民置業
AM730 2011年2月23日

我原先並不認為政府有責任協助市民買樓去當業主。因為買樓涉及投資,樓價會升會跌,取捨應由投資者自作自受。政府能為基層提供足夠的廉租公屋,已算功德圓滿。

然而,香港的樓價,近年已被內地的投資者所扭曲,它反映的只是內地投資者的偏好,已與廣大市民的負擔能力日益脫節。長此下去,香港的物業會愈來愈多地落入內地富豪的手上,而本港市民只能成為他們的租客。

本來,租樓一樣可以解決生活問題;但在香港有樓與沒有樓可以造成很大的差異。有樓的人在經濟增長的時候,通常都可以比沒有樓的人分享到更多的好處。因為經濟一好,樓價隨即會上升;但沒有樓的人,要等工資增長後才會分到一點好處。

譬如:樓價在去年升了20%,一個擁有一個250萬住宅的小業主身家就多了50萬;但一個住在類似單位的租客的薪金卻只加了1,500元,全年才增收1.8萬元,得益比有樓的人差很遠。此之所以香港人這麼喜歡擁有物業。

有人認為,這50萬的增值只是一個虛數。這種說法並不成立。這50萬可以拿來加按套現;亦可以在換樓時變成額外的首期,令住處可以「升呢」;不少香港人之所以能夠移民海外,靠的都是賣了已升值不菲的那個居所。

香港社會「講金唔講心」,幸好社會仍有一定的凝聚力,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大家在樓價升跌的問題上利益與共。當社會上擁有物業的人在不斷增加的時候,人們就覺得有希望、有前途。當樓價不斷下跌,業主變成負資產,銀行逼倉要賣樓時,社會就容易出現動亂。如果香港的私人住宅愈來愈多地落入內地投資者的手裡,等同剝奪了普通香港人透過資產升值直接分享經濟增長的機會,令香港人對買樓致富也失去寄望,香港社會就更難有凝聚力,社會就更不容易治理。〔Vic:當局很可能正是不想香港社會太有
凝聚力,免得妨礙他們橫行霸道、為所欲為。

從這個角度來看,特區政府實有必要把「協助市民成為小業主」看成是自己的首要任務。把這個主要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如果這個問題解決得不好,社會就百病叢生。

在社會壓力下,特區政府已意識到這個問題必須認真去對待,但處理的方式卻不得法。它只是沿用傳統的方法,希望透過增加土地供應去平抑樓價,讓更多的人可以有條件置業。但這種王道的方法現在已不管用。因為即使增加供應,樓價一樣會被從內地來的資金炒起,普通香港人一樣不夠大陸客爭。

為了本地人的置業自住需要不至受到過多的外來投資因素干擾,我曾建議政府在增加賣地的同時,還需規定某一數量的新增土地,所建造出來的樓宇,必須賣給本地的首次置業者。可惜這個建議並未獲政府所接受。所以我打算在未來的幾篇文章中,再把這項想法更具體地闡述一下。

2011年2月20日 星期日

一個報人的反思--程益中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的演講

2011120

先講兩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我周一從廣州出發來香港,途徑我老東家南方報業集團門口,看到有很多人在那裏喊冤請願。這是在南方報業集團門口經常見到的場景。按理說,中國老百姓喊冤應該去法院,請願應該去政府;但是大家都知道,法院沒門,政府沒門,弄得不好還要被抓進去,申不了冤、達不成願事小,失去人身自由、甚至生命不值得。所以他們只好去南方報業集團喊冤請願。但是為什麼是去南方報業集團喊冤,而不是去其它的媒體集團呢?我想這一定是有原因的。後邊我會觸及這個問題。

第二個故事就是樂清錢雲會被車撞致死案。政府下結論說是普通交通事故,但是公眾輿論普遍不認可,鬧得沸沸揚揚。有很多網友也逼我表態,要我斷定這是車禍還是謀殺。我又不是神探,我只是公共知識份子,所以我不輕易斷案。但這不妨礙我發言。我已經超越對真相的追問和探究,看到其中隱含的更嚴重問題。為什麼當局說什麼、怎麼說都沒人信?為什麼強大得不能再強大的國家機器百口莫辯、還沒有我這個被當局打壓的個人講話有分量?為什麼我一個人發言的分量就足以抵得過整個國家機器?道理其實也不複雜,很簡單,無非兩點:淺層原因是當局一貫撒謊成性,長期奉行愚民政策,從不講真話,也不准說真相,毫無誠信可言,道德上完全破產;深層原因是掌權者雖是人民供養但又非人民選出,掌權者的權力來自暗箱操作、暗室私授,既不許言論自由,又不許司法獨立,法理上完全站不住腳。道德上破產,法理上站不住腳,這樣一來,真相產生的前提和條件就不存在,信任產生的前提和條件就不存在,怎麼服眾?怎麼能信?這個事件暴露出我們這個國家社會存在的深刻危機。如何重建信任、重建權威,是一件很迫切的事情。這個故事又跟第一個故事相映成趣,有某種隱秘的關連。

今天我就不講客觀和外部的環境,不批評中國的輿論環境和政治局面,單從我曾經作為中國報業的從作人員,從一個總編輯的角度,來談談我的一點反思。

我講九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們在中國大陸可以言說到什麼程度?

中國大陸媒體從業人員遇到的首要問題,就是到底什麼話是可以說的,什麼話是不可以說的,都很糾結很傷腦筋。這也是大陸所有人很糾結很傷腦筋的一件事。這聽起來很荒唐、很不可思議,都二十一世紀了,嘴巴只有吃飯的自由,沒有說話的自由,但這卻是我國大陸的現實,將來總有一天我們會對此感到不堪回首。我今天不講這個,而是講我們主觀怎麼認識和對待這個事實,怎麼認識自由和反抗,知道自己的籠子有多大?底線在哪里?天花板又在哪里?要明白真正的禁忌其實只有一個,就知道我們的籠子其實不止我們想像的這麼小。別人都奇怪我為什麼這麼熱愛自由,其實是我因為我心中沒有籠子。報人最大的禁忌不在於被奴役,而是自我奴役,不是被審查,而是自我審查。所以報人最高的職責是想方設法把籠子做大,想辦設法逼迫當局把言論自由還給人民;而最低最低的責任是要把籠子裏的空間用盡,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空間還沒有用盡。很多時候我國還是處於無知和蒙昧的狀態,對一切都敏感得要死;一個人要幹多少壞事、要做多少惡、要處在多麼不義的立場,才敏感至此!脆弱至此!當局裝聾作啞,愚弄人民,那是當局不負責任和無耻;我們自己還是要對自己負責任。他敏感,你可以不敏感,越是他敏感的你就越不敏感,這樣久而久之就不敏感了。中國大陸的媒體有給當局和社會脫敏的義務,我們自己要百無禁忌,越是敏感的話題越是多提一提,就不敏感了,這對社會的健康是大有益處的。

這裡我要特別強調:在不違憲、不違法的前提下,我們可以使用的言說空間,遠遠大於我們已經使用的言說空間。198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明確規定了中國公民依法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游行示威的自由。只要我國憲法和法律沒有公開禁止言論自由,那麼我們的自由還是在那裏的,倘若我們不使用、不爭取,那就是我們的責任。我幾次由海外歸國過關時,海關要查扣我帶的圖書,我都要質問他們憑什麼?有哪條法律規定公民可以看什麼書、不可以看什麼書?是誰有什麼權力决定別人可以看什麼書、不可以看什麼書?

如果我們放棄憲法賦予我們的言論自由不用,而是處處自我設限、自我審查的話,那麼我們被奴役、被損害就是自找的。在中國從事媒體行業,尤其是當總編輯的,要有這個使命感和責任意識。但如果你是為了一己私欲,為了當官,那就另當別論,你可能不是很適合這個職業、這個職位。

第二個問題:辦報的首要問題到底是什麼?

在中國內地辦報時,大家首先想到的問題是能不能和給不給辦的問題,是輿論環境問題。覺得輿論環境太差了,辦不好,不給辦好和不能辦好。或者就是糾結技術問題,認為首要問題是怎麼操作才能把報紙辦好。這樣想問題是遠遠不够的。

我認為首先還是想不想和願不願意把報紙辦好的問題。只要你想、你願意把報紙辦好,在中國你就能把報紙辦好;只要你辦的報紙,堅持獨立公正客觀的立場,不參與制造和宣傳謊言,不助紂為虐,不愚弄公眾,不掩蓋真相,你的報紙就一定是大陸最好、最成功的報紙!你一定要有思想準備和下定决心把報紙辦好,而不是簡單地說客觀環境不好,或者埋怨輿論監管太嚴。我覺得主觀上首先要有死磕的思想準備。為什麼那些荒誕的、反智的、無良的、傷天害理的新聞禁令,還會得到貫徹執行,還有人買帳呢?我們應該團結起來,反抗!去衝破這個由謊言和卑鄙編織的牢籠!把套在人民頭上的這些紙枷鎖徹底撕碎!這樣的禁令存在,天理不容。

我舉個例子:汶川地震,首先照例想的是趕緊發禁令,馬上開會強調,除了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其它媒體不得擅自到現場採訪和發布報導,下面有別的中央媒體領導站起來回話:我們的記者已經出發,快到現場了。上海靜安大火,也是命令各家都不許報導、不得評論,只能統一發通稿。再往前,非典的時候,他們也是一道禁令接著一道禁令,一個謊言接著一個謊言。最終禍國殃民啊。

不知道這樣做是基於什麼樣的道理和邏輯?這樣的時代,這麼重大的事件,不是想著怎麼充分報導,而是想著怎麼不要報導,多麼荒誕啊。這樣的禁令,對政府的威信,對當局的名聲,對當事各方,對誰都沒有好處,都是有害的。我們為什麼不說不!我希望大家都要敢於對這些喪盡天良的禁令說不。在資訊公開這件事上,衝破禁令的沒錯,錯的是發布禁令的。要是全國的媒體都對這些禁令說不,看他們還怎麼野蠻、還怎麼專制。

另外,我覺得媒體要有很強的大局意識和政治意識。像溫家寶七談政改,我看國內只有《瀟湘晨報》等兩家報紙跟進報導、做出了適當的反應。不少媒體都是自我審查,都在等著上邊指示,結果可想而知,把溫總理害慘了。他就像《讓子彈飛》裏的張麻子,高喊攻打黃四郎,幾次喊哪沖啊都沒有人應沒有人跟。一個七十歲的老人,四十天之內高喊了七次政改和民主,楞是沒有媒體呼應,這不是一個很好的兆頭,說明我國的媒體沒盡到責任。還遠遠沒到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地步啊。所以我覺得辦報的首要問題是職業理想、道德勇氣和政治情操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報紙的終極價值在哪裡?

有的報紙賺錢,有的報紙不賺錢。為什麼?這是報業的內在規律在發揮作用,是報紙的終極價值决定的。報紙的終極價值就是監督掌權者、制衡公權力、落實知情權,是公眾需要報紙和報紙存在的理由。客觀、真實、獨到、獨立、公正、公開,這就是報紙的價值。所以老一代的報人說,報紙有不可以說的真話,但是絕不可以說假話。這當是一條底線,不能突破的底線。

我想光這不突破底線還是遠遠不够的。我想在中國這樣權力通殺的人治社會,在這個政治不文明、制度不完善、法制不健全的特殊歷史時期,報紙在監督掌權者、制衡公權力、落實知情權方面,具有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珍貴。

我認為中國現在最珍貴的是公信力,比黃金還珍貴。為什麼那麼多人要到南方報業集團去喊冤請願,這說明公信力太珍貴了。為什麼國家權力機關公布錢雲會之死真相的時候沒人相信,說明缺乏公信力。只要媒體堅守公信力至上這一點,它就能獲益,就不僅能賺大錢,還能建大功、立大德,就能為中國的政治文明進步、為國家的長治久安發揮積極作用。我覺得這是報紙實現價值唯一路徑。我對此體會殊深。

另外,我覺得現代死板的財務制度,是不利於好媒體產生和發展的。那些只盯著財務報表和投資損益的老闆,是不可能辦出好媒體的。我所幸的是當年沒有碰到這樣目光短淺的老闆,他們沒有在財務上給我斷水斷電,我們只是一心一意地要做全中國最好的報紙,只要全中國最好的人才,給他們最好的平台和待遇,其它的、尤其是財務報表之類的就不管那麼多,所以才有今天。

第四個問題: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到底是什麼?

我們在辦報紙的時候一定要想好我們的核心競爭力到底是什麼。我在1995年起草南方都市報基本大法的時候,認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漸次為制度、人才、產品。現在我想調整為:人才、制度、產品。有什麼樣的人才,就會有什麼樣的制度,因為制度由人設計、發展和執行,人才優劣最終决定制度優劣,所以人才的優劣,特別是當家人的優劣,直接决定制度的優劣,這和國家是一樣的,始終都需要有一個制度的先驗者、一個制度之父;有什麼樣的人才、什麼樣的制度,自然就會有什麼樣的產品。

這裡特別需要闡明的是,一般都認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產品,有核心競爭力的產品,其實我覺得需要顛倒過來,產品恰恰是最不重要的,人才、制度都比產品重要。

太多的社長和總編輯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不該放的產品上,整天想的只是不違反新聞宣傳紀律、讓領導滿意,或者把精力都放在控制錯別字上,這都是不合格的、不負責任的,是對社長和總編輯職責的諷刺。我認為好的社長和總編輯,應該把人才培養、制度建設放在比產品生產更加重要的地位。

第五個問題:企業到底要對誰負責?

企業、報業到底要對誰負責。不要覺得這個問題不重要、和我們沒有關係。我在設計南方都市報制度大綱時開宗明義,南方都市報的企業目標第一條,就是對員工及其家人的幸福負責,要讓員工在南方都市報這個平台獲得最大的社會認同和社會價值、獲得最高的經濟收益和勞動回報,讓員工及其家人以南方都市報為榮的同時,過上富足和有尊嚴的體面生活。不要認為員工的個人福祉和公眾福祉和利益無關,而是大有關係的。好的領導人就是要通過好的制度設計,促使企業內各種要素良性互動、相得益彰。

第二是對合作企業和上下游企業的員工和他們的家庭幸福負責,讓紙張供應商、印刷服務商、廣告合作商、發行供應商感到光榮和幸福。

第三才是對顧客負責,這裏需要強調我並沒有把「顧客至上」挂在嘴上。我認為「顧客至上」如果不建立在以上兩點之上,難免會是虛偽的、功利的和自欺欺人的。如果一個企業只是強調顧客至上,而它的員工卻一肚子苦水,他們對顧客擠出的笑容將是多麼悲慘。如果一個企業員工表面上對顧客點頭哈腰,背地裏卻對自己的老闆恨之入骨,那顧客至上還有什麼意義。報業的顧客一個是讀者,一個是廣告主。讓讀者覺得看我們的報紙不丟人、不掉分,看我們的報紙顯得有獨立性、有判斷力,讓讀者和廣告主覺得我們的報紙剛正不阿、不作惡、不助紂為虐,就是對讀者和廣告主負責。讓我們的廣告合作商以參與見證報紙的發展壯大為傲、為榮,很重要。

第四是對促進所在地區的繁榮和幸福負責。我敢說,作為矮子中的高個子,廣州差不多是中國發展得最好的市民社會;我又敢說,廣州之所以是中國發展得最好的市民社會,重要一條就是有《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等這些敢於說真話、講真相、監督政府、為民請命的報紙。總會有人說我們報紙污蔑廣州的大好形勢、損害了廣州的形象,但吊詭的是,正是我們的報紙,為這個地區贏得了好聲譽和好形象,我們污蔑廣州的結果是那麼多人愛廣州;同樣的,太多的媒體每天都在對當局和當地歌功頌德,但最終結果又怎麼樣呢?朝鮮的媒體說過自己一句壞話嗎?怎麼朝鮮就成了世上最大的制度悲劇?再舉一例,當年《南方都市報》對深圳也差不多堅持了「以負面報導為主」的方針。後來南方都市報讓我談當年報導深圳是怎麼想的,我說打個比方:你如果愛一個美女,看到她臉上有污漬,是指出來還是不指出來更愛她呢?我矯情地說一聲,《南方都市報》正是以這樣的方式愛一個地方,參與地方的建設,對城市繁榮和公眾幸福負責。有讀者寫信來說如果廣州沒有你們這樣的報紙就沒有那麼可愛。正是報紙揭露公權的肆虐、官員的貪腐,才讓他們覺得廣州相對還是安全的,畢竟這屋裏有這麼一隻猫,不停地走著叫著,也經常逮到耗子。

第六個問題:企業管理的秘訣在哪里?

中國大型國有企業的管理都是有問題的。我在參與創辦《南方都市報》、《新京報》的時候,主要精力都花在企業管理上。企業領導人職責何在?我認為不能事無巨細,雞毛蒜皮,不能只把精力耗在一篇報導、一個語句上,這是很糟糕的。

一個好的企業掌門人首先是一個預言家,他不應該管今天的事,他應該管明天、明年、後年、三五年後的事。他要有長遠的設計和規劃,同時有擔當的勇氣和高瞻遠矚的能力,對於所在的行業要有異於常人的洞察力。一定要有人瞭望世界,觀察業界。所以——

好的企業領導人首先是預言家,其次應該是制度設計師、模式構架師、環境營造師和文化培育師。他不必是記者、編輯和校對師。南方報業集團當時最好的一點就是鼓勵我們制度創新。在這樣一個傳統的國有事業單位,讓我們放手去設計一套全新的制度,那真是一國兩制啊。我當時做的最大膽的一件事,就是打破原有國營體制,廢除既有的國企工資體系,設計出一套完全建設在個人價值,即從業經驗、過往業績的基本工資體系,量化和質化考核體系,通過寫稿發稿編版的數量品質,進行嚴格打分評級。我覺得這個重要,牽一髮而動全身,相當於破解國有企業管理難題的一把鑰匙。

這說明制度設計是很重要的,制度也是需要不斷完善的。每年一到兩會的時候,就說我們國家的制度是世上最好的,絕對不搞西方的多黨制度、絕對不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兩個絕對實在令人絕望。世事無絕對!怎麼能說得這麼絕對呢?這不符合任何理論和學說,除非獨門秘笈和絕世法寶。制度是可以批評的,也是需要不斷完善的,制度不是宗教,也不是魔咒,怎麼就摸也摸不得、碰也碰不得?

扯遠了,回來。我覺得領導人知道什麼不該管,比知道什麼該管更重要。很多領導人就是因為管了不該管的,所以沒有管好該管的。

第七個問題:怎樣才能把報紙辦好?

我的思考模式經常與人不同。

有一個故事被很多人說過。南方都市報創辦初始,報業集團也沒給什麼錢,也沒有投資的概念,第一年挂賬經營虧了八九百萬,很多質疑就來了,要我回答。我當時就給大家講了一個關於賽跑的故事。說是三個人萬米賽跑,第一個是《羊城晚報》,已經跑了八九千米,無論發行量還是廣告量,多年雄霸中國報業龍頭地位;第二個是《廣州日報》,也跑了七八千米,上升勢頭還很強勁,如日中天;第三個就是我們《南方都市報》,剛剛趴到起跑線上。現在的問題是,我想當冠軍,這該怎麼跑?答案只有一個:換一個規則跑。如果按照原來的規則跑,我們爭第一應該說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們按照自己的方向和方案跑,就一定有可能。這就是我解决辦好這張報紙的一個小小的竅門、一個大大的秘密。原有的中國報業殿堂沒有我們的位子,我們只好建造一個殿堂供奉自己。

做一個行業,當領跑者其實是最自由的,最無拘無束的;當追隨者其實很慘,很不輕鬆;因為追隨者永遠不知道領跑者往哪里跑?怎麼跑?前面是拐彎還是掉頭?是剎車還是加速?這一切,規則和主動權全掌握在領跑者手上;而追隨者的命運就是老二。在中國搞報業,當領跑者其實是比較容易的。因為中國最缺的就是公信力,報紙只要有公信力就能做到第一,真的不難。

第八個問題:做報紙難在何處?

報業又肯定比其它行業更難。一難:與其它行業不同,報業必須進行「二次銷售」才能獲益。首先是要把報紙銷售給讀者,也就是發行環節,但這是反利益的行為,銷的越多,賠的越多,基本沒有靠發行就能賺錢的報業。而其它行業的商品銷售基本都是一次完成的,賣多少,賺多少,控制好成本和定價即可。報業還要把廣告賣給廣告客戶,才有可能獲利。並且只有第一次虧得越多,第二次才能賺得越多。所以這是一個很難把握好平衡點的蹺蹺板。兩次定價是拿捏的關鍵:對讀者,是要訂好報紙訂閱和零售價;對廣告客戶,要訂好廣告版面價和游戲規則。

這裡要特別提一下南方都市報對廣東報業的一大貢獻,就是防止廣東報業的價格戰和惡性競爭。南方都市報是中國第一家零售定價一塊錢的報紙,之前廣東的報紙都是定價五毛錢、打折三毛錢,南京甚至還有定價一毛兩毛還打大折頭的,幾乎免費了。南方都市報1998年就定價一塊錢,當時正面臨新快報創刊的淩厲攻勢,逆流而上,既透露出對自身品質的自信,也成功地把對手和公眾帶入品質競爭和關注內容品質的層次,從而避免兩敗俱傷、一損俱損的競爭局面。後來在創辦新京報時,我們乾脆一步到位定價一塊錢,我想當地那些定價五毛錢的報紙基本都鬆了一口氣,同時也在等著看我們笑話。但我們沒有讓他們看笑話。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都創造了後來競爭者以更高定價參與競爭並獲得商業成功的範例。

其實我的經驗只有一條:高定價和提價,發行和廣告都高定價和提價,並且堅持價格剛性。

二難:必須兼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這是報紙的特殊商品屬性决定的。而管理層就必須要兩者均衡發展。當二者抵觸時,一定要堅持社會效益。南方都市報有很多這方面的經驗。南方都市報創辦伊始,批評深圳一家企業,這個企業老闆說我給你們報紙投放八百萬廣告吧,被我們拒絕了。還有當年南方都市報鑒於醫療衛生廣告民憤極大、陷阱很多,毅然决然在全國首倡不刊登包括醫療衛生廣告在內的四類不良廣告,廣受好評:一份以市場為導向的報紙,首先舉起了抵制醫療衛生等不良廣告的大旗。

三難:在中國辦報,要做到群眾和領導都滿意。但領導很難滿意。我想要做到領導不把你弄死,或者至少不敢隨意把你弄死就行了。在現在的中國,領導滿意了群眾就很難滿意,群眾滿意了領導就不滿意。這不是我們的問題,也不是群眾的問題,而是領導的問題。他的利益計算方式和你的不一樣。在中國做媒體,要是全部做到領導滿意,那麼這份報紙也就沒有什麼存在的價值了。這是我們這個制度决定的。我們就是一方面盡力把工作做好把報紙辦好,但又不能讓領導把你幹掉,這是很難拿捏的。當年我們的做法是,給他一個激動人心的產品,一個無比激動人心的發展方向,還有激動人心的現實回報,領導一看這麼多的錢,這麼多的發行量,這麼好的社會名聲,冒一點險就冒一點險吧。所以也要說,在中國辦一張好報紙真的太難了。

第九個問題:報紙如果什麼都做不了怎麼辦?

至少改版!

不停改版,優化版面,改良設計包裝,也是一條行之有效的辦法。產品設計也是品質和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决定消費者的第一印象,往往見效最快,不可小視。

總結一下,我講的九個問題,是三個層次:前三個問題是講「取勢」,就是「因勢利導、順勢而為、乘勢而上」,我在南方都市報的時候曾做五年、十年規劃,每年年終統計,所有資料與規劃高度吻合,這是我對自己滿意的一點,這說明我對「勢」判斷得准;中間三個問題是講「明道」,就是「注重策略、科學管理、有章有法」;後三個問題是「優術」,就是「追求卓越、拒絕平庸、精益求精」。

這都是我和我的同仁的經驗:拒絕平庸,追求不凡,渴望完美。

【現場提問】

提問:我是港大商學院的,今天聽您說了很多商學院的東西。我對港報不是很滿意,似乎很平庸。您對港報的評價怎樣?

答:我想可以也應該辦的更好。我不認為香港報紙只有一種辦法,也不覺得所有的人只有一種趣味。所以要從這裏尋找突破口。如果給我機會,我認為可以在香港辦一份非常高雅、高品質的、嚴肅的報紙。香港這麼好的地方,這麼好的輿論環境、市民社會、公民意識、經濟條件,辦好報紙是不成問題的。當然我也不拒絕八卦,問題是不能都是八卦。

提問:現在的國內媒體都關注標新立異的東西,比如說農民工奇特的討錢方法,才能引起注意。你對此怎麼看呢?

答:我覺得這還是挺有創意的,因為這樣的新聞太多了。就像最近的新聞,一個男子沒有買到火車票,於是裸體跑到火車站站長辦公室示威。我挺敬佩這樣的維權意識和行為藝術,這也能讓他在新聞中脫穎而出。媒體報導這樣的新聞是沒有問題的,多多少少是有益,至少是無害的,總能推動社會的進步和公平吧。如果沒有當年熊德明讓總理幫忙討薪,那麼中國農民工的工資拖欠問題就還是一個沒有解决的問題。所以我們都變著法子逼社會改良。

提問:你說國內的媒體想要達到「制衡公權」的終極目標要怎麼做呢?是去衝撞籠子嗎?

答:從憲法立場看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中國還不是一個法治的國家,還是一個人治的國家。但是我們不能等客觀條件具備了才去做事,而是應該通過合法的途徑和程式,通過新聞操守和操作規範,不斷嘗試。

提問:您一直在說媒體要突圍,但是在中國這種至上而下的環境裡面,中國媒體的趨勢是什麼?錢老師曾提到,中國的管制進入到一個control 2.0的階段,變得更聰明,機制化。但是我們還是看到荒謬的禁令。您有什麼看法?還有,那您對政改有怎樣的預測?

答:近年的言論鉗制手段強、措施越來越具體到位,包括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中傳出的蕭殺之風,還真的不是空穴來風。當局鉗制言論自由的手段的確是加強了,措施越來越嚴,也越來越講究實效了。中國傳媒無疑將面臨更為嚴峻的局面。

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尤其不以傲慢的掌權者的意志為轉移。很多貌似強大的東西,也可能瞬間坍塌,土崩瓦解。當個體面對強權時,似乎很絕望,但仍要在心底默默堅守,盡最大可能去突破、去衝破牢籠。現在微博推特等自媒體、新媒體的發展,我堅信他們鉗制言論的做法注定會破產。為什麼他們的公信力這麼差,沒有人相信,說到底就是鉗制言論自由造成的。

至於說到政改,總理都說到那個份上,把我想說的都說了,已經很到位了。總理說,風雨無阻,至死方休!我想這是肺腑之言,說到點子上了。說到這個份上,還不改,就不知道他們是想幹嘛了。我們只能期待、推動,並把他們好路子上逼。

提問:我想問政改中,媒體被鉗制的情况早就要破產了,那麼會在什麼時候呢?

答:我也很想知道,但我比較悲觀。一切都不確定,未來懸而未决,問題沒有答案。

提問:南都會不會有妥協?您認為媒體獨立的力量怎麼樣才能結合起來、集體突圍?我覺得現在鉗制新聞自由的人也慢慢變成弱勢群體了,當我們提到他們的時候總是當成假想敵,這些人究竟是誰呢?您的報社和維基解密的終極價值有什麼異同?政治良心到底怎麼解構?您剛才把深圳比作姿色可嘉的美女,臉上有瑕疵,那麼你怎麼評價中國政治治理的姿色和改變呢?南都在香港面世了,您覺得南都在香港的市場會怎樣?有沒有必要出香港版?你為什麼不生氣,不害怕?你說到言論自由、公信力危機,您敢作敢為的風格也使你有入獄的災禍。那麼我們聽你講話,怎麼能不害怕?

最後回答:我很生氣,也很害怕。看我的微博就知道我很生氣,很憤怒。我對中國出現的很多醜惡現象,對當局鉗制輿論自由的做法,很生氣,很憤怒,相當。我在做出譴責、努力和號召的時候,也有些害怕。但總體上還好,現在的局面總比用槍抵在腦袋上不讓你發言好。我做了最大程度的努力和嘗試,付出的代價是我願意承受的,我曾給自己準備的下場比這糟糕得多。的確,我願意搏一把。這一輩子有這樣的經歷,獲得公眾的認可,比什麼都重要,我很值得。此外,經濟上獨立,實現財務自由也很重要,要能生活得下去,而我做到了這一點。

亞洲周刊 - 中國媒體籠子可以做大

梁松怡 董晉之
亞洲周刊二十五卷六期(201126)

在當代中國傳播史上,程益中是個不能忘卻的傳奇。他豪言要「辦中國最好的報紙」,他的確成功了——創辦了中國兩份最成功的日報:廣州的《南方都市報》和北京的《新京報》,先後擔任兩報的總編輯。二零零三年,他堅持報道非典(SARS)肆虐真相和孫志剛案,為中外矚目,也為當局所忌恨,最終為此入獄百餘日,雖然無罪獲釋,但幾年來仍被當局打壓,他不得不謹慎低調地行走在傳媒邊緣,從時政媒體淡出,主編精英雜誌。二零零五年他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世界新聞自由獎」,被譽為中國新聞界的楷模和良心的職業報人。


一月二十日,程益中來港,以《一個報人的反思》為題在香港大學演講。演講由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總監陳婉瑩教授主持。可容納百人的報告廳在演講前頃刻顯得狹小,講台周圍和過道上也爆滿。著名媒體人、傳媒研究中心學者錢鋼在微博上說:「程益中先生今晚在香港大學演講,會場爆滿,不得不請聽眾席地而坐,我在門口接待,最後自己都被堵在外面!」


程益中強調,在客觀環境難以改變時,媒體人的主觀努力對擴大言論自由尤為必要。他認為報人應把「制衡公權」作為終極目標,擺脫自我奴役和自我審查,不斷衝擊擴大束縛媒體的籠子,再強大的管制也有可能土崩瓦解。他還介紹了媒體經營管理的策略,分享如何辦好報。現場觀眾反響熱烈,圍繞媒體生態、媒體管理問答不斷,刺激大家思考。有網友在現場用微博直播程益中的演講,不過沒過多久,新浪微博上程益中的演講內容很快被刪除。


程益中坦言,在中國大陸辦報,真正的禁忌只有一個,就是不能動搖共產黨的執政,其他都是可變的。「我們所在的籠子並不像想像的那麼小。中國大陸報人最大的職責是要把籠子做大,想辦法逼迫當局擴大言論自由;而最低的責任是把言論的空間用盡。報人的禁忌不在於被奴役,而是自我奴役,不是被審查,而是自我審查。」去年中國總理溫家寶七談政改,中國大陸媒體卻只有《瀟湘晨報》和《現代快報》作了突出報道。「很多時候大家都預判這個太敏感了,但是這不犯法,中共也沒有規定政改不可以說,為什麼國內的媒體不敢跟進呢?」程益中認為時局還遠沒到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地步,而明知可為而無為,是非常可悲的。


在處處都是敏感詞的年代,程益中認為媒體有給輿論環境脫敏的義務,在不違憲、不違法的前提下,新聞人可以用的言論空間仍遠遠大於已經使用的空間。在汶川地震、上海大火等重大新聞發生後,宣傳部門首先想到的是怎樣把消息捂住。官員給媒體領導開會,要求不准派記者採訪,只准發通稿,但是那時記者已經到現場了。「對那些荒誕不經、無良弱智、傷天害理的宣傳禁令,為什麼不可以反抗?如果媒體集體突圍,禁令的牆是可以推倒的。


程益中利用一切機會向沉默的國民吶喊,自己也一度把言論空間用盡,身陷囹圄。在程益中决策《南方都市報》報道非典爆發和孫志剛之死後,廣東省警方開始調查報社高層的經濟問題,最後因涉嫌貪污被拘捕。警察敲開他的房門時,逮捕令的事由一欄還是空白。五個月後,檢察機關以證據不足為由釋放程益中。


然而,執政者控制媒體、引導輿論的惡果已經浮現。程益中坦言中國時下最缺的就是信任。學者、報人的一番評論,影響力往往大過整架國家機器。民間對浙江樂清村長錢雲會死因的爭議即是明證。政府已經給出調查結論,可是有很多人讓程益中判斷是車禍還是謀殺。「其實我已經透過現象,看到背後的問題:強大得不能再強大的國家機器百口莫辯,而一個被撤職的人發言比整架國家機器的還有力量。」


對於政府公信力的岌岌可危,程益中給出解釋,長期奉行的愚民政策,使政府在道德上站不住腳;而人民不信任調查的程序和人員,導致真相出現的前提在法理上不存在。道德和法理的缺失使政府缺乏公信力,重建社會的信任和權威已經成為很迫切的事。


除了奮戰在新聞一線的報人身份,程益中還是媒體的管理專家。由於「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人才斷層,他三十歲已經成為南方報業新創辦的《南方都市報》籌備小組副組長。在起草《南方都市報》「基本法」時,他認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首先來自制度,其次是人才,最後才是產品。後來,他認為制度要靠人才設計。人能主宰制度的存廢,而制度决定產品的優劣。報社的總編思考的應該是長遠的發展之計,他必須把自己定位成制度設計師、模式構架師、環境營造師、文化培育師。


辦報首先要滿足自己員工的幸福、報館上下游合作商的利益,然後才是讀者的滿意。他相信個人的福祉和公眾的利益不會對立。好報紙要讓所有為之工作的人感到一種協同的自豪感,也要讓讀者以看這份報紙為榮耀,顯得有判斷力。


好報紙給地方人民帶來的幸福感是真真切切的。廣州亞運會期間,有媒體調查喜歡廣州的理由,其中一點便是廣州有南方報業的報紙。「有人總說我們污蔑廣州的進步,但污蔑的結果是那麼多人愛廣州,還有一些報紙每天歌功頌德,但是最後大家對它恨之入骨。」這說明公眾是理智的。

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的平衡是一個報業當家人的大問題,辦報除了要有良心,還要賺錢。程益中辦的幾份報都成了最賺錢的報紙。他總結許多年辦報經驗,認為現在死板的財務制度,是不利於媒體發展的。辦報應該想怎樣才能用全中國最好的人才、最好的待遇,辦成最好的報紙,不考慮其他。「只要媒體堅守這一點,就有利益,你不僅能賺大錢,還能賺大名,還能賺大德,還對中國的政治文明進步、對於國家的長治久安有汗馬功勞。我覺得這是報紙實現價值唯一的合法路徑。」


香港報紙可辦得更好


程益中的見解引起火爆討論。一位聽眾問程益中對港報的看法。程回應說:「可以辦得更好。香港這麼好的地方,這麼好的市民社會、公民意識、經濟條件,辦好報紙是不成問題的。」


講座的最後,程益中說:「這一輩子有這樣的經歷,獲得公眾的認可,很值得。人生之所以值得留戀,是因為我相信人性中是有向善的一面,嚮往光輝,關注公益,這是人類沒有毀滅的原因。人類中美好的品性會把我們引向更好的路,我堅信這一點。」■

李照興 - 皮鞋奶、鎘米與傳媒責任

2011年2月20日

【明報專訊】上周江蘇响水謠傳化工廠爆炸,萬人冒雪逃跑時荒謬地死了四名村民。可是後續記者問村民,以後如何對待這些爆炸疑雲。得到的答案是﹕「再聽傳言還會逃跑」。

同期,《新世紀》周刊登出「鎘米殺機」,曝光南方米當中有一成含鎘量超標(鎘主要在肝、腎積累,不會自然消失,長期的話人體將會出現鎘中毒症狀,損壞腎功能,導致人體骨骼新陳代謝受阻)。繼而再有浙江金華晨園「皮革奶」09年的新聞近日重新再炒熱,指製奶商用經化學污染的舊皮鞋煉製皮革水解蛋白滲進奶品。

可過兩天,主流媒體上卻充斥諸如「農業部﹕去年未抽檢出皮革奶」這樣的標題。在國內再搜一下皮革奶或鎘米殺機的關鍵詞的話,許多連接都登不上了。

當局對米與奶質量「謠言」的重視,可以想像,因兩者都是中國最廣泛流傳的日常食品,引起恐慌不得了。可民間就像响水的村民一樣,寧願相信。但是不吃不行,吃又不行。繼奶粉要過香港澳門買,難道米與奶有朝一天也同一命運?

「當皮鞋成為牛奶」

雖說今次皮革奶事件已算舊聞,而製奶商在金華,可知情人講,皮革奶從來不是新事物。2007年就已經驚動領導層打壓過一次。可就是打極打不完。專家對水解蛋白還是有一個客觀的澄清﹕不是所有提煉的水解蛋白都是問題,譬如以新鮮的牛皮、豬皮提煉水解蛋白用作食品添加劑是可以的,今次問題的重點是﹕如果用未經衛生處理的皮來作原料,甚至是經化工污染的皮鞋角來製奶,那就當然不行。

為什會這樣做?看來一切都是成本問題。明顯廢料再循環成本低得多。

送禮佳品 家庭訂戶二十萬

這和全中國龐大的奶品市場中劇烈競爭有關。曾經受委託研究一個奶產品的促銷方法,得到一個市場的總體印象:現中國全國性奶業三大龍頭是蒙牛、伊利和光明。奶品曾經是政府宣傳提升人民健康質素的飲品,確保奶品供應的健康形象,也是一種間接的國家形象。而訂牛奶一直是社會中受鼓勵的行為。單就上海而言,訂購新鮮牛奶每天送到家門的訂戶就有二十萬。高銷售期是春節、中秋節這些送禮節日,這與香港的習慣非常不一樣。

奶品可算是一種國民飲料,同時造就奶商的暴利。專家分析,一盒賣六七元的奶(算相當貴,一般應是四元),成本應只有五毛。自從三聚氰氨的新聞曝光後,奶業銷售大受打擊。而地方小型品牌反而成了對大品牌不信任的另一選擇。出事的金華晨園就是地方小企業。今次事故因有「深喉」爆料才曝光,而奇怪的是,自三聚氰氨事件後為何對奶品的檢定,仍沒有一個更嚴格的規管?如果不是因有深喉,這情况還要維持多久?

製造者明知這是不道德甚至是有害人體的污染材料,為何還是要做?

這問題跟南方米的情况近似,現有的檢測機制,似乎沒法得到令人安心的控制與保證。反而要通過媒體不斷的曝光監察,生產者與消費者才得知問題的嚴重性。媒體熱議,生產者可能會稍為收歛,可風聲過去的話,何時死灰復燃就無人知了。如果說奶的問題是暴利促發,是個別生產商的事件,那鎘米的因由則更為結構性。因為它涉及到土地運用、廠址管理、土壤環境等多項問題。一般而言,電鍍廠把高污染量廢料排放到附近河流,農民以污水灌溉土壤,毒物鍊就如此一步步到達米糧及食用人之口胃。

那農民自己沒理由不知道。《新世紀》的記者就解釋﹕「有三方面原因﹕第一,農民確實不富裕,賣掉污染的米,再買回乾淨的米,中間差價挺大的,所以他們一般吃自己的米。這是最主要的原因。第二,信息不足導致他們對污染的認識不夠。第三,信息不對稱,很多百姓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土地被污染,不知道自己的稻米被污染。」

社會的奴隸:愚民毒民

就是說,都是因為窮。而窮在中國,會窮到沒底線。因為窮不僅是指欠錢財,而是知識與道德觀都一窮二白。知識與道德的窮才讓人最害怕,教人認為這國家無可藥救。但又是什麼令國民成為愚民毒民?

帕慕克在小說《白色城堡》中對一個城市的美醜有這樣看法﹕一個城市是否美麗,取決於你是城市的主人還是城市的奴隸。從《東方早報》揭三聚氰氨事件,《新世紀》重視鎘米毒害,《都市快報》及網絡對皮鞋奶的跟進關注,又或者更遠的《南方都市報》對於SARS的搶先報道,都證明並指向一個事實,只有知情與監察才是確保人民生活質素的最有效武器。它質疑、反問、深挖,逼着當局去作出改變。這許多有毒食品被揭發的現象背後,有一個更重要的信息帶出﹕媒體的監察與持續行動是推動社會演進的最重要力量。是不公事實的曝光才激發人們思索﹕對啊,我們不應是這樣生活的。人民應份是社會的主人而非奴隸。

P.S. 胡舒立之前的《財經》和今天的《新世紀》周刊,《南方都市報》前總編輯程益中,或更多國內其他抱相同媒體理想的敢言採編們,曾一度或正在如履薄冰地嘗試以講真話及負起傳媒最基本的價值觀去改變這個國家。有時遇挫,但邊戰邊進。在此引述程益中最近在香港大學演講的一番話,說明公民及媒體不要自我設限,才是從奴隸愚民走向公民的第一步。

一個報人的反思——程益中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的演講」選段(該講話對現國內媒體環境有到位記述,建議參看)﹕

「這裏我要特別強調﹕在不違憲、不違法的前提下,我們可以使用的言說空間,遠遠大於我們已經使用的言說空間。198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5條明確規定了中國公民依法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遊行示威的自由。只要我國憲法和法律沒有公開禁止言論自由,那麼我們的自由還是在那裏的,倘若我們不使用、不爭取,那就是我們的責任。我幾次由海外歸國過關時,海關要查扣我帶的圖書,我都要質問他們憑什麼?有哪條法律規定公民可看什麼書、不可看什麼書?是誰有什麼權力決定別人可以看什麼書、不可以看什麼書?」

指出還是不指出是愛?

「對促進所在地區的繁榮和幸福負責。我敢說,作為矮子中的高個子,廣州差不多是中國發展得最好的市民社會;我又敢說,廣州之所以是中國發展得最好的市民社會,重要一條就是有《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等這些敢於說真話、講真相、監督政府、為民請命的報紙。總會有人說我們報紙污蔑廣州的大好形勢、損害了廣州的形象,但弔詭的是,正是我們的報紙,為這個地區贏得了好聲譽和好形象,我們污蔑廣州的結果是那麼多人愛廣州;同樣的,太多的媒體每天都在對當局和當地歌功頌德,但最終結果又怎麼樣呢?朝鮮的媒體說過自己一句壞話嗎?怎麼朝鮮就成了世上最大的制度悲劇?再舉一例,當年《南方都市報》對深圳也差不多堅持了『以負面報道為主』的方針。後來南方都市報讓我談當年報道深圳是怎麼想的,我說打個比方﹕ 你如果愛一個美女,看到她臉上有污漬,是指出來還是不指出來更愛她呢?我矯情地說一聲,《南方都市報》正是以這樣的方式愛一個地方,參與地方的建設,對城市繁榮和公眾幸福負責。」

長平 - 茉莉花革命挑戰「任理軒」

2011年2月20日

【明報專訊】埃及對大多中國人來說都有一種親近感,因為我們從小就被告知,古埃及、古印度、巴比倫和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我們應該為此感到自豪。兩個國家有很多類似的文明遺產﹕埃及有尼羅河,我們有黃河;埃及有金字塔,我們有長城;埃及有木乃伊,我們有兵馬俑……因此,當「埃及」在新浪微博上成為敏感詞而無法搜索時,網民們覺得相當怪異。它提醒人們,在既有的宣傳話語體系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異。

因為偶然,這個變異也有了一個很中國的名字,叫做「茉莉花革命」。當張藝謀團隊代表官方意識形態,在北京奧運會和上海世博會的宣傳片中,都一再引用江南名曲《茉莉花》時,人們看到的是一種傳統而民俗、低調而小資的形象塑造,與過去年代高亢的革命精神大異其趣。當局沒想到,「茉莉花」也會鬧革命。於是,在充分配合官方宣傳需要的百度上,「茉莉花革命」成為敏感詞,「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部分搜索結果未予顯示」。能夠顯示的部分,都是否認或污名這場革命的文章。

前幾天《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理性看待當前的社會公正問題》,在承認社會公正成為當下中國熱點問題的同時,呼籲人們不要盲目追求社會公正。文章作者署名為「任理軒」,這是一個老套的遊戲—— 「不明真相」的群眾會以為它是一個學者嚴肅的學理討論,跟着它認真反思;而「懂得政治」的人又會知道,這不過是「人」民日報「理」論部的「宣」傳文章,它代表的是中央的旨意,釋放的是當下的政治信號。這篇文章對社會公正的虛與委蛇,是強調它是「歷史的、相對的和具體的」,是「中國特色」的另外一種說辭。以此來應對引發「茉莉花革命」的社會公正問題,不可謂不高明。正如有網友調侃的那樣,假如此文早日出籠,並翻譯給埃及人民看,也許穆巴拉克可以保住政權。

人民日報理論部宣傳文章

不過細察當下局勢,恰好可以看到,「茉莉花革命」對於中國人的感受,正是「歷史的、相對的和具體的」。在突尼斯事變突如其來,宣傳部門尚未發出禁令之時,新華社發表了一篇特稿,描述這一事變的原因,讀者只需將其中的「突尼斯」換成「中國」,就會發現完全符合中國的現狀﹕總統阿里執政20多年來,實行改革開放,經濟持續增長,但是未能解決經濟結構失衡的矛盾,導致失業率上升。阿里獨裁統治,遏制言論自由,貪污腐敗嚴重。失業大學生上街賣菜,因無照經營被城管沒收攤位,憤而自焚,引發群體事件。

及至埃及事變,革命群眾佔領開羅的解放廣場十多天時間,軍隊的坦克開上街頭,國家面臨獨裁者下台和軍隊血腥鎮壓的前途選擇,根本不需要任何多餘的聯想,22年前的「六四」事件自然地浮現於人們的腦海。當軍隊拒絕向人民開槍,並逼迫獨裁者下台的時候,整整一代中國人彷彿再一次受到羞辱。在痛苦的記憶中,很多人心中再次燃起了希望。毫無疑問,這將使得今年的「六四」紀念日更具意義,當局也會更加緊張。

西式民主自由屬自身要求

埃及人民將「追求民主自由」與「反對西方霸權」一起喊出的時候,中國既有的宣傳話語體系再一次遇到阻塞。「西方干預內政」一向是中國當局拒絕「西方式民主自由」的一個響噹噹的理由。很多中國人驚訝看到,原來「西方式民主自由」也可以是非西方人自身的要求。近年來,西方社會在中國經濟崛起的陰影之下,做出了很多綏靖行為,不僅在人權問題上諸多妥協,甚至還有狼狽為奸的嫌疑。可以想見,長此以往,未來的某一天,中國人未必不會發出「反對西方干預,還我民主自由」的呼喊。

看得出來,宣傳部門對此應對失措,中國媒體語塞數日之後,仍然按照過去的思路,強行將「茉莉花革命」說成是「西方國家的陰謀」。新華社最新的報道中,還強調「在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辭職之後,埃及示威活動引起的連鎖反應迅速擴散」,多個國家陷入動亂之中。外交部發言人也不提民主自由,而是希望這些國家盡快恢復「穩定和秩序」。

這讓我想起來,多年前我所任職的《南方周末》,刊發過一篇國際時事分析文章,題為《專制獨裁是地區動亂的根源》。這篇文章引起宣傳部門震怒,處罰了該報。如今外交部門動用了「穩定與秩序」,來應對當下洶湧的民主自由要求,是否會再次引發人們對動亂根源的思考呢?歷史進行另外一個循環,還是會借此時機別開生面?

2011年2月19日 星期六

李怡 - 自由是發自人類本性的呼聲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1年2月19日

八九年六四後的「蘇東波」,打破了共產政權超穩定結構的神話。 1992年日裔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提出了一個備受注意並進入一些國家的政策思考層次的理論:歷史終結論。他認為,八十年代世界上發生的重要政治事件不僅僅是冷戰的結束,更是歷史自身的終結:歷史的演進過程已走向完成,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的制度,是「人類政治的最佳選擇」,並即將成為「全人類的制度」。當然,他承認這並不代表以後就再也沒有事情發生,自由主義的獲勝還只是在思想意識領域,離現實世界的勝利還很遠,但必然走向勝利這種定性是不容置疑的。

但接着於1993年,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1927-2008)提出了另一個引起學術界廣泛討論並且也進入西方政治人物的政策思考層次的理論:文明衝突論。亨廷頓認為,未來世界的國際衝突主要是不同文明的衝突,而不是意識形態或經濟的衝突(因此,自由、民主、市場經濟不是歷史的終結)。他認為,世界變小了,不同文化的接觸會產生磨擦,而文化差異是不易改變的,對相同文化的喜愛和對異類的憎惡是人的天性,因此,文明衝突是未來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在不同的文明圈中,他特別提到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他推論未來趨勢是,西方大國主導的時代在終結,新興大國反西方並偏愛自己的文化規範,以內部文化價值作為個人和政治認同日漸重要。在不同文明間,尊重和承認相互的界限因此也更重要了。〔Vic:梁文道批評文明衝突論的文章見〈文明的幻象〉。〕

西方的學術界與政界,原先較多人傾向福山的論述,但 2001年九一一之後,恐怖主義威脅美國、西方國家以至全球,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文明與基督教文明的衝突,印證了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自由、民主、市場經濟看來不是伊斯蘭教國家的終極政治選擇。隨後,中國經濟崛起,而對國內人民的人權壓制,似乎也說明中國不奉行西方自由、民主、法治的準則,也能維持政權穩定以及經濟增長。近年來,西方有論文提及自由、民主這普世價值的「例外」,「例外」就包括大多數中東國家,還有就是中國。

中共回應西方國家對中國專權政治的質疑時,總是捧出中國有自己的國情,不同國家不應干預他國內政。對於上述西方的兩大論述,中共顯然傾向亨廷頓的不同文明之間相互尊重避免出現文明衝突的理論。中共官方刊物文章,直指「歷史終結論」危險及值得警惕。

這次由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所引動的「中東波」,可以說是對「文明衝突論」的徹底否定。一些被認為是超穩定的專制政權,在人民示威下被推倒,而掌權三四十年的獨裁者不是下台就是備受衝擊、搖搖欲墜。

中東波給我們帶來的教訓是:

一、再次證明阿克頓勛爵的名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任何個人,甚或任何政黨,即使上台時是開明的,但掌權時間過長,幾乎不可免地出現絕對腐化現象,成為噬民以逞的猛虎。〔Vic:此句名言原文為「Power tends to corrupt;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朱敬一建議譯為「權力使掌權結構腐化;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化」,見〈權力豈僅是使「人」腐化而已〉〕

二、自由、民主、人權不是西方文明(或基督教文明)獨有的價值觀,而是發自人的本性的呼聲,因而是普世價值。「不自由、毋寧死」,是作為人類每一個人的內心訴求。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才是人的天性,對同質文明的喜愛和依賴不是天性。

三、因此,「中東波」繼「蘇東波」後,再次印證福山的「歷史終結論」。

當然,正如「蘇東波」後,蘇東各國一度陷於混亂,缺乏社會秩序和經濟困厄一樣,中東波後的伊斯蘭各國還有長路要走︰建立法治社會、新聞自由、獨立政黨以及權力的和平轉移。這些都需要時間,但人民起來後,社會必走向歷史的終結,即使有些彎路。

記得 2001年九一一之後,恐怖主義瀰漫,西方國家陷入要自由還是要安全的掙扎中。那時候,曾因寫《撒旦詩篇》(The Satanic Verses)而被伊朗領袖霍米尼(Khomeini)下達全球追殺令的印裔英國作家魯什迪(Salman Rushdie),寫了以下句子:「民主必會隨着公平到來,在自由和安全的矛盾中,我們一定要永遠選擇站在自由一邊,即使選擇錯了也絕不後悔。怎樣才能擊敗恐怖主義?不要被嚇倒,不要被恐懼支配,即使你害怕。」

他所說的恐怖主義,應包括極權國家的強權恐怖主義。

古德明 - 司徒華的執著與追求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2月19日

Vic:對於華叔的評價,我認為李怡這篇〈關於司徒華評價的奇異現象比較中肯、全面。華叔是實際參與政治的人,他一生中大大小小的判斷,不可能完全無錯。就算他年輕時真的曾主動要求加入共產黨,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那可能是尚未認清共產黨的真面目,也可能是以為自己可以在共產黨中實踐某些信念)。政改一役,華叔的判斷未必正確,但若以此否定他的人格,那是失諸偏激了。

至於平反六四,華叔2010年10月接受明報專訪時已強調:「平反也有真與假之分。假平反,四五天安門事件就是假平反,只有真民主到來才是真平反,否則只是權力鬥爭。」相對於平反六四,更重要的當然是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對此華叔是很清楚的。今天我們要求平反六四,當然不是僅止於文革冤案的那種平反,而是要中共政權認錯、要追究屠殺人民的責任、撫慰及補償死難者家屬;更重要的,是真正吸取教訓,進而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政制,保障人權。若然中共繼續一黨專政,未來就算形式上平反六四,那也只是假平反。因此,平反六四和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是緊密相連,不可分割的。

華叔可批評的一點,或許在於他二十年來領導支聯會,但自我設限,令支聯會的成就僅限於六四後營救民運人士出國,以及每年舉辦悼念六四死難同胞的大型活動;令支聯會僅具象徵中國人民主追求的作用,無法對大陸社會產生實質影響。這一點,他在接受明報訪問時,其實自己說得很清楚(見Vic - 讀華叔的最後五課書)。但對此沒有多少人忍心苛責,因為以香港的現實條件,支聯會能做到這樣,也已經很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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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主黨元老司徒華年初病死,社會各界無分左右,無分貧富,都推許他「一生愛國,致力民主」。這八個美麗的字,使我想起前中共駐港代表許家屯的《香港回憶錄》。

《回憶錄》第五章提到六四事變之前的司徒華:「司徒華曾經是年輕教師愛中國、要求回歸中國的一派,曾經自己要求參加共產黨。」共產黨當年有大躍進以至文革等等殺民以億計的政績,又有毛澤東「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的豪言。然則司徒華前半生是不是致力民主,愛的又是什麼國,讀者自己判斷吧。

司徒華生前大力否認「自己要求參加共產黨」,許家屯在最近一期《明報月刊》提到這件事,卻還是不改其言。究竟司徒華有沒有入黨,日後也許會見披露;但他臨終追求的是什麼,應該已經可以論定。

去年底,奉中共正朔的美洲多維新聞網發表評論說:「歷史問題,造成中共與司徒華的尷尬關係。其實雙方沒有解不開的疙瘩,中共不應該完全否定他的歷史功績。」當時《明報》記者李先知就問:「莫非有人要為司徒華向中央放話,爭取所謂身後評價?」司徒華死前不惜一再公開食言,率領民主黨變節,向香港民主派倒戈一擊,令立法會通過中共的政制獨裁方案,顯然用行動回答了李先知的問題。

司徒華喪禮上響起的六長四短鐘聲,象徵他的另一個要求:平反六四。這要求香港人幾乎無不叫好。叫好者不會知道「平反」的意思。

我國最膾炙人口的平反故事,無疑是岳飛風波獄。風波獄成於宋高宗紹興十一年,到紹興三十二年高宗讓位給孝宗之後,才告平反。這平反詔令由皇帝頒布,於是「(高宗)有旨:岳飛特賜死」的事實,在朝廷的平反文牘裏,變成「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以致高宗「為權臣所誤」等等。而平反的目的,當然是要天下繼續效忠趙宋,「危身奉上,確然不移」(《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二、《鄂國金佗 編》卷九)。

我向來認為六四死者不用平反,因為大是大非早有公論,不勞官家聖諭;因為我不想再聽到「李鵬誣百姓,舉世莫敢言,鄧公為權臣所誤」之類故事。這類故事在文革寃案平反期間,已經聽過千百次。而「平反」之後,中共政權更加穩如泰山。

二 ○一○年六月,司徒華在香港電臺《香港家書》中解釋堅持平反六四的原因:「(中央政府)假如當年接受了『平等對話』和『反官倒』的要求,到今天,不但經濟會更蓬勃,民主政治也會有發展。六四使黨內失去了健康力量制衡。」這真是危身奉黨確然不移的死諫口吻。司徒華只是忘了當年天安門廣場上最重要的要求:結束一黨專政。

所以中共也借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之口,給了司徒華「一生熱愛中華,致力民主」的身後評價。

古德明
專欄作家

2011年2月18日 星期五

張華 - 皮革奶比三聚氰胺更驚人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2月18日

中國食品工業的創意,令消費者目不暇給,最新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也是牛奶─「皮革奶」,其創新性比三聚氰胺奶更驚人!

將廢棄的舊皮鞋、皮包、梳化、皮褸等清洗、泡浸,再用石灰及鹽酸,添加複合酶和活性炭,高溫熬煮,皮革中的膠質會溶入水中,漂白、冷卻後就製成「皮革水解蛋白」,這是工業用明膠、黏合劑原料。但以此製奶,則與三聚氰胺(工業用於抗凝結劑)作用相同,按比例與用奶、水、香精等混合,就可製成味道一絕的「皮革奶」。

這種先進產品,目前只在國內流通,且在二○○○年,廣東就發現有皮革水解物製成的豉油。○四年,河北、浙江也發現皮革奶,衞生部曾進行整頓;○五年三月,傳媒揭發山東有二百多家小型皮革奶工廠,他們甚至毋須牛奶也可造出幾可亂真的假奶;同年九月,北京市郊發現「皮革奶」;○九年三月,即三聚氰胺毒奶事件半年後,浙江、山東、山西、河北先後發現「皮革奶」。

上周六,農業部下發乳製品質量安全監測計劃,各級農業部門除要檢測三聚氰胺,還有「皮革水解蛋白」。顯然,皮革奶再度復活,且非個別事件,否則農業部毋須下此命令。


皮革奶可說是三聚氰胺奶的孖生兄弟。中國乳牛數量不足、質量欠佳,奶量無法滿足需求,只好運用「創新科技」:將牛奶用水稀釋,再加入含高蛋白質的物品,這樣就可隨意增產,成本只是純牛奶的一半或四分一。質檢部門只會測驗牛奶的含蛋白含量,不查原料,奶商才可用尿液、尿素、三聚氰胺及皮革等製造牛奶及奶製品。

不過,皮革奶毒性比三聚氰胺有過之而無不及。三聚氰胺造成嬰兒腎結石,而皮革奶含有重金屬鉻,會不斷在人體積聚,影響骨骼生長,造成關節疏鬆,其化學品「六價鉻」更是致癌物。


從大頭BB毒奶,到三聚氰胺,到現在的皮革奶,中國媽媽還敢買國產奶?不到香港、澳門搶購奶粉,去哪呢?可憐的中國人,連喝口奶都膽戰心驚;可惡的中國政府,連一口奶也管得一塌糊塗,卻大言不慚和諧盛世!

北京當局在處理三聚氰胺毒奶時,以三鹿集團作為代罪羔羊,其他涉案的國產奶商安然無恙,而致力追查真相、要求合理賠償的趙連海等受害兒童家長,卻受到嚴懲。奸商無罪、受害者無辜入獄,無異於發出極端錯誤訊號:儘管造假製假吧,受罰機會很低,出了事還有政府撐腰。既可賺錢,又毋須承擔責任,毒奶、毒食品自然不斷重演!這不就是皮革奶的「創意」之源嗎?

2011年2月17日 星期四

李怡 - 內地刁民是專權政治迫出來的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2月16日

Vic:李怡本文觀點擲地有聲,但大陸遊客在港與導演衝突事件暴露出來的問題,還包括香港營商手法日趨下流的事實。弄虛作假、偷呃拐騙、巧取豪奪已成為香港某些行業的潛規則,香港旅遊業迎合內地的零團費經營手法,不過是冰山一角。住在香港的朋友,想想浮誇作假、惡形惡相、壟斷基本民生的大地產商,想想超級市場、健身中心、電訊公司、收費電視各種挖空心思的奸詐經營手法,再想想那些月領數十萬、庸碌無為、助紂為虐的「打工仔」高官!李怡引以為榮的香港文明、香港價值觀,還剩下多少?除鞭撻大陸的專權政治與惡質社會外,香港人是否也應該好好自我反省?你何嘗見過李怡鞭撻帶大陸遊客買「瑞士名錶」「海詩丹頓」(兩折超低價八千港元,羅湖城標價人仔二百)的香港導遊?


延伸閱讀:Vic - 李巧珍事件與香港價值觀--回應李怡的喊話


繼大陸遊客在香港和台灣分別鬧事之後,澳門前天又發生了內地惡客毆打導遊事件。也像香港那樣,內地惡客到澳門警署錄了口供之後,繼續佔盡便宜在澳門觀光和看艷舞。打人後仍被優待,與旅港惡客獲賠 12萬元如出一轍。但澳門導遊似乎比香港導遊有出息,他們忍無可忍,前晚和昨天均聚集示威抗議。

內地遊客在開春之初,分別在港澳台三地生事,惡形惡相做旅霸,而港澳兩地的旅遊當局與官方則怯於國家旅遊局「關注」與央視的片面報道,放棄法治,採破財擋災、息事寧人的自我矮化措施,對內地客的惡行無疑起鼓勵作用。

遊客與導遊或旅行社之爭執,是權利義務不清的爭執嗎?內地客是為了維護自己應有權利嗎?非也。「論壇」版前天有作者凝緣報道, 5年前內地導遊鄔敬民出了一本書,書名是:《叫我如何不宰你》,揭露內地旅遊業宰客的種種惡劣手段,而遊客大都求告無門,只有無奈就範。這些內地旅遊黑幕,央視有報道嗎?國家旅遊局有關注嗎?

專欄作者高慧然前兩天在專欄中談她去年 8月在雲南乘長途車,途中被司機禁錮 6小時,同車旅客除她一人外,無人出聲,別的乘客反而責罵她多事。這些內地客何以在內地不維護自己的權益,到了港澳就紛紛要捍衞自己的權益了?

把事情釐清一下吧:大陸客在內地和在港澳的不同表現,不是他們對自己的權益有不同體認,因為在一黨專政的管治下,他們不是生活在一個權利義務清晰的社會,而是權責不分、有權就有一切,近年更發展到唯權錢是尚的社會。在大陸他們不敢出聲,因為他們不是個人權利得到保障同時也知道自己應盡的社會義務的公民。當權利受侵犯,他們投訴無門,既沒有法律權利,也沒有監督各部門掌權者的獨立媒體。若有權有錢,一句「我爸是李剛」,車死人可以讓所有目擊者封口。在掌權者眼中,死者和目擊者都是「屁民」,是群眾,是毋須尊重其個人生存權利的人。

到了港澳,這些內地客也不是有了公民權利的覺醒。他們不知道甚麼是公民。但自去年阿珍事件後,他們倚仗着國家旅遊局會關注、央視會報道,這裏的旅遊小官僚會屈辱跪倒,他們倚仗背後的權力來「搵着數」。

筆者絕無歧視內地客的意思,相反是同情他們的境遇。長期在專權政治的管束下,受罪受氣也無處伸張,當發現權力之手稍稍鬆開,自然像老鼠不見了貓似地亂竄。刁民,是被那些把他們當屁民的專權統治者迫成的。不做刁民,不學會依附權力、鑽空子、搵着數,在專權政治下難有活路。
香港許多人都說大陸人沒有公德,假話假貨鋪天蓋地,偷蒙拐騙令人防不勝防。但在中共建政前或建政之初,大陸社會不是這樣的。現在社會所形成的這種人民素質,實是 60多年來的專權政治實施的結果。

中國只有愛國教育,沒有公民教育。中國不但未形成一個公民社會,甚至中宣部還限令媒體不能提到「公民社會」。內地是連憲法上規定的公民權利,都被當權者漠視甚而公然違反的社會,公民權利既被漠視,公民義務也就能閃就閃了。
香港回歸前即推行公民教育。回歸後改為推行國民教育,目的是要培育年輕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但國民教育若不是以民主教育、人權教育、全球公民教育來平衡,最終只會使香港人向唯權是尚的大陸國民性傾斜。

這是新春期間,內地刁民送給香港人的教訓。

2011年2月16日 星期三

中國的皮革奶:這是一個互相投毒的社會

農業部令查皮革奶 舊皮具榨蛋白質 可致癌足奪命
2011年2月16日 明報頭版頭條

【明報專訊】「毒奶」不止是三聚氰胺,中國農業部下發2011年度「生鮮」乳製品質量安全監測計劃,其中除要檢測三聚氰胺外,還要檢測「皮革水解蛋白」和鹼類物質。「皮革水解蛋白」是以廢舊皮革製品甚至動物毛髮予以「水解」之後,製成粉狀混入牛奶,提高蛋白質含量,由於帶有重鉻酸鉀和重鉻酸鈉等有毒物質,長期食用可能會致癌。有專家指中國社會「趨利」之風嚴重,奸商損人利己,制度監管不力,導致社會信用崩潰。

內地奶粉製造商會到各地的奶站收購牛奶,「皮革奶」有可能最終變成「皮革奶粉」。有內地家長聽聞農業部要嚴查「皮革奶」,表示會選購較著名品牌的奶粉,或是前來香港選購。

廣州《21世紀經濟報道》報道,農業部12日下達要求,對全部鮮牛奶樣本都要檢測是否含有三聚氰胺,再抽30%的樣本檢測皮革水解蛋白和鹼類物質,此外還要檢查鉛和黃曲霉素,一旦發生不合格產品要立即上報並追溯源頭。

輕則關節疏鬆 重則死亡

報道引述農業部人士說,「這次監管計劃更具體,要求更嚴格。」不法企業之前在牛奶中違規添加三聚氰胺,三聚氰胺成為嚴打對象後,他們又添加「皮革水解蛋白」,其中可能含有重鉻酸鉀和重鉻酸鈉等有毒物質,人體吸收後可致關節疏鬆、腫大,甚至造成兒童死亡。

中文大學生命科學院副教授陳竟明對本報說,重鉻酸鉀和重鉻酸鈉是令皮革軟化的化工原料,其中的「六價鉻」是致癌物質,歐盟禁用。「奶就是奶,不應有其他物質。」陳竟明說,奶中的乳酪蛋白有特別的氨基酸成分,能為人體提供足夠營養,非法添加的物質不能代替。

05年揭發 09年又見

內地最早於2005年揭發山東奸商在牛奶中添加「皮革水解蛋白」,引發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吳儀的重視,曾經大力整頓;但在2009年3月,浙江省金華市「晨園乳業」又被查出製造「皮革奶」,當場起出3包20公斤裝的白色皮革水解蛋白粉末,以及1300箱受污染的牛奶產品,少數流入市面被回收,山東、山西、河北也發現同類產品。但暫時未有消費者因食用此類產品產生不良影響的報告。

檢測較三聚氰胺難

中國廣播網引述北京食品檢驗專家王曉峰表示,皮革水解蛋白的檢測難度比三聚氰胺更大,因為它本來就是一種蛋白質。現時以農業部規定的檢測方法,主要是檢查牛奶中是否含有「羥脯氨酸」,這是動物膠原蛋白中的特有成分,在乳酪蛋白中則沒有,所以一旦驗出,則可認為含有皮革水解蛋白。

奸商往往在奶中攙水,但因為太稀、蛋白質不足而不能通過營養檢測標準,故要加入冒充蛋白質的添加劑。《新民周刊》曾引述業內人士說,每噸水解蛋白價格為1000元,按正規生產方法,1噸奶粉的成本算上鮮奶、人工、水電等等至少2萬元,但是若攙入水解蛋白,每噸的成本不過4000至5000元,奸商正是在暴利誘惑下「投毒」。曾任廣東省奶牛乳品行業協會會長的王丁棉則說,國外也有用新鮮的牛皮、豬皮提煉水解蛋白用作食品添加劑的,但絕對不是用化工污染過的皮革廢料。他還說,「這種造假的技術都是專家提供的,沒有專業人士的指引,農民養牛就算養100年也養不出三聚氰胺!」各地有人專門研製造假配方,然後賣給其他人,最後蔓延到全行業。

學者﹕制度問題 上到下墮落

這是一個互相投毒的社會。」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于華對本報表示,現時中國整個社會生態惡化,不同行業各有損人利己做法,「這主要是制度的問題,是由上到下的墮落,培養出一些非常精明的人,造假成性,沒有誠信,老實人反而吃虧」。


舊鞋袋沙發提煉 含毒物

【明報專訊】舊皮衣、皮鞋、手袋、沙發等廢舊皮革製品或是皮具廠的邊角碎料,經過清洗、浸軟,加入石灰和鹽酸,再經過高溫長時間熬煮,皮革中的膠質就會溶入水中,再加入雙氧水漂白,然後將溶液冷卻,提煉出來的就是「皮革水解蛋白」,但重金屬等其他有害物質也會混入其中。

「皮革水解蛋白」本身可製造工業明膠,成為黏合劑、紡織物等的原料,但不可食用,2009年被衛生部列入第二批《食品中可能違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質和易濫用的食品添加劑品種名單》。

黎廣德 - 「環珠灣區」規劃:零團費旅行團?

2011年2月15日

【明報專訊】「被規劃」,忽然變成了香港最新的潮語。「被規劃」的源起——「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卻很少人說得上口。政府眼見網上反對「被規劃」的群組已有過萬人,便急忙用兩招化解:灣區規劃只是「概念」,請大家不必認真;諮詢期18個工作天若嫌太短,官員會多花兩個月舉辦論壇(但並非延長諮詢期),請大家少安勿躁。

究竟這場風波是林鄭月娥局長一時看漏眼,讓規劃署犯了小疏忽?還是香港人神經過敏,只是「被欺壓」心態的條件反射? 一切還得從「環珠灣區」規劃的來龍去脈說起。

「被規劃」風波的根源

2006年,粵港澳政府開展了一項前所未有的跨境項目,「大珠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主事的港方官員是當年主管規劃的常任秘書長劉吳惠蘭。2009年底,研究完成,規劃署表示:「『大珠三角規劃研究』是粵港澳三方首次攜手合作進行的策略性區域規劃研究,目的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以前瞻性的視野考慮和分析大珠三角發展的機遇與挑戰,制訂區域空間協調發展策略……」

研究報告建議一系列的跨境合作發展計劃,包括一些港人鮮有與聞的粵港合作大計:例如把新界東北部地區開發為「旅遊合作區」;新界西北部地區定位為「協作開發區」,成為跨界方(即廣東省和澳門)「共同参與的協作地區」;設置碼頭口岸,方便旅遊人士出入境等等〈註一〉。

在此背景下,報告建議「研究珠江口灣區未來發展戰略,聯合編製《環珠江口灣區宜居區域建設重點行動計劃》」,隨後三地政府在2010年4月委託制定報告的兩家研究單位——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和北京大學,開始草擬《行動計劃》,直至上月公開諮詢,這就是今天「被規劃」風波的根源。

「愚民年代」的管治思維

顯而易見,今次的《行動計劃》並非空穴來風,「概念」早從5年前開始醞釀,只是政府還抱着「愚民年代」的思維,從不相信公眾有參與決策的必要。從「概念」到「行動」也是一步一步成熟,只差未有進入法定程序,所以政府從未到立法會解釋。即使不懂規劃的市民也能明白,「概念」決定「方向」——正如選擇開闊的天然維港還是狹窄的人工維河,便決定了維港兩岸的城市生態一樣。即使西九管理局也花費兩億多元搞概念計劃諮詢,讓市民三揀一;難道水陸面積共佔15,000多平方公里的環珠灣區的重要性,比只有40公頃的西九文化區還不如?
「概念」之辯是決定香港往何處去、為何發展 、為誰發展的大課題。特區政府認為市民毋須認真討論,等同剝奪了香港人參與區域規劃的權利,任由當權者主宰城市發展的生殺大權。

《行動計劃》以建設「宜居區域」為願景,進而提出六大目標,包括「綠色區域」、「幸福區域」、「樂活區域」、「暢通區域」、「活力區域」和「智慧區域」。這些動聽目標的背後,究竟掩蓋了多少難以調和的矛盾?例如文件要求「建設灣區濕地公園體系,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但同時「加快跨界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和各類口岸的建設速度」。引鑑過去的經驗,各省市領導對硬件開發的興趣以及從中的得益,遠遠大於環境保育或監控發展。參與研究的專家學者縱有百般良好意願,如果沒有民主規劃和監察,最終也難敵「綠化為名、開發為實」的惡果〈註二〉。

《行動計劃》的確提出一些尖銳的矛盾:例如珠三角森林覆蓋率只有39%,遠低於香港或國際上宜居區域六成以上的平均水平;香港的人均住房面積為 13.5平方米,大大落後於珠三角的34平方米和宜居區域的平均水平40平方米。可惜解決這些矛盾的建議一律欠奉,反而對交通基建、口岸建設、「把灣區建設成為國際消費都市圈和全球購物天堂」等卻着墨甚多。《行動計劃》也不乏一些具有國際視野的概念,例如建設「低碳發展示範區」,設立「低碳住區認證與獎勵制度」,但這些方向能否變成主流,還是淪為「開發至上、全面壟斷」的裝飾品,才是公眾討論的關鍵。

從「被定位」到「被起錨」

中聯辦主任彭清華上周表示,下月開展的十二五規劃,將「 對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定位,有更充分及具體的表述」。特區政府堅拒延長《行動計劃》的諮詢期,是否因為這兩份文件有秘而不宣的因果關係?《行動計劃》內「保障機制」的頭一項,是「爭取中央政府支持」〈註三〉,這是否暗示了區域規劃,就是三地政府要求中央在十二五規劃內替香港「具體定位」的申請書?果真如此,香港人不但是「被規劃」,更是「被定位」而懵然不知。特首曾蔭權上場以來,誰有見過一份「香港定位」公眾諮詢文件?

對八九十後的年輕人來說,今天他們無從置喙的「被定位」,就決定了往後餘生,在怎樣的空間日夜作息、在什麼環境掙扎求存。

這情况猶如特區政府替700萬香港人起錨,搞一個零團費旅行團,目的地和行程只是「概念」,起程時大家不要多問,反正你不用付鈔。到了旅遊景點收門票,才向大家伸手要錢;到了珠寶店逛足4小時,大家還不肯讓立法會通過撥款,才找阿珍阿蓉來把你臭罵一頓。你後悔當初報錯團嗎?對不起,諮詢期已過,下車無望。目的地嗎?只怪你當初沒有把「概念」搞清楚。

渴望用零團費「被起錨」的香港人,請繼續沉默。

作者是公民黨副主席

〈註一〉見「大珠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第七章,2009年10月公布
http://www.pland.gov.hk/pland_en/misc/great_prd/news/report_c.htm

〈註二〉見「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匯報稿,2011年2月1日,
http://www.prdbay.com/UploadFile/20112102017238713.pdf

〈註三〉同上,見第44頁

2011年2月15日 星期二

凝緣 - 冀惡客喚醒香港旅業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2月14日

香港尚屬一方法治淨土,北國早已遍地搏噬叢林。可是,有旅遊業者偏偏刀口舔血,將一簇神州叢林移植到太平山下。

法治旅遊營運,明碼實價下簽訂契約,遊客繳交費用,業者提供服務。「叢林旅遊模式」則是「業者刀俎客為肉」,弱肉強「宰」。

五年前內地資深導遊鄔敬民良心起義,出書揭露旅業黑幕,書名曰《叫我如何不宰你》,章節標題有:(一)你問我宰你有多深?(二)你知道我在宰你嗎?(三)你知道誰在宰你嗎?……滿紙白刃熠熠映血光。

業者自信可扮老狐狸
鄔先生以六日五夜海南遊為例,四星酒店日日海鮮餐,團費零元。回本賺錢靠甚麼?抬價定點購物:染色石頭充翡翠、十一萬的玉鐲「托」到一千萬成交……先是甜言哄騙,不果則穢語辱罵,再抬出黑社會、紅公安威脅。而且敢說也敢幹:放鴿子、賣豬仔、掌摑、斷食、瞓街……求告無門下遊客惟有無奈就範。

香港旅業原本譽滿全球,爭搶大陸客之際,目睹祖國同行「叢林模式」的成功,部份業者眼睛紅了,心也就黑了。「功夫在詩外」的低費團因應而生了。

低團費吸引的,決非廣東道狂掃名牌貨的霸道精明主兒,而是囊中羞澀的低下層。對這些叢林中習慣逆來順受的小羚羊,業者自信可以扮演大老虎或者老狐狸。筆者世姪女參加千元五日港澳遊,在「親如姊妹」(自掏腰包請食雪糕)女導遊幫手講價後,兩折超低價八千元買了瑞士限量版名錶「海」詩丹頓。羅湖城標價人仔兩百。

沒料想赤口日爆大鑊,羊群中混進一隻真老虎,港老虎頓成紙老虎。面對上庭毫無勝算的安徽惡警,違心道歉,重金封口。筆者想問,胡為乎閃電下跪?僅僅是因為央視痛罵、港官軟骨嗎?

我懷疑有人是為大錢賠小錢,力求盡快淡化事件,好繼續「贏多輸少」的叢林營生。否則,善後首務為何是申請安裝旅巴「天眼」,防範惟購物團才會引發的爭拗呢?

尊敬的相關業者,請醒醒吧,十二萬元「商機」將引來多少董超薛霸傳人。天眼何用,假雞蛋都可以造,整自己個遍體鱗傷豈不易過借火。況且,羚羊們也漸學會自保,化為半羊半虎異形,近聞網上分享遊港要訣,有「導遊勸買甚麼堅決不買甚麼」云云。三條九自不必說,旅遊議會的投訴電話,據悉旅客啟程前多已抄在記事本。

應回歸守法營運模式
內地同業能而你不能,是因為老虎「宰」羊羊認命,只因身在叢林中,他們身處神州,出了事有隔壁開洗頭屋的派出所撐腰,有利益均霑相關部門包庇。而你身處香港,執法者收買不了,田主席劉吳局長謝議員也不敢幫你消災。

所以,這個旅遊偏門不僅越來越凶險,而且越來越難賺。請將旗下的神州叢林鏟除,回歸將本求利、恪守契約的法制營運淨土吧。

凝緣
傳媒人

2011年2月10日 星期四

長平 - 哪兒不是媒體?

2011年2月10日

【明報專訊】編按:文章以紮實冷靜、理性有力見稱的內地時政評論人長平,終於也遭踢出媒體建制。昨日,內地新聞人艾墨撰述自長平事件看見「媒體小陽春」時代的終結;今天,由當事人長平親自剖白,在媒體內的多年博弈,厭倦而後生出的希冀——成為「自媒體」的一員,更是海闊天空。他渴望成為「連自由好像也帶在身邊,自由似乎就藏在牠利齒的某個地方」的豹子。明天,則將由新聞記者艾白總論現時的內地媒體生態。

我先後接到兩個電話。一個來自行政人員,要求我拿護照去複印一下,說是出國報備的需要。我以為,這是針對報社所有職員的新政策。另一個來自行政總監,像往常一樣友好,說是有事要找我談談。

坐下來之後,我被告知,經有關部門查實,我多次「私自出國」,違反報社規定,理當處罰。我這才知道,兩個電話說的是一回事。查看護照,「私自出國」純屬子虛烏有,大家都有些驚訝,不知道有關部門的工作是如何搞的。又被告知,因我一直寫批評文章,報社壓力太大,極需「切割」。又建議說,能否「自我冷凍」,一兩年不寫文章,以保住職位,我拒絕。

對於「私自出國」的誤會,我以為至少會得到一個道歉。可是沒有,而是「那就交給集團處理吧」。

南方報業做「同樣的事」不臉紅

隔日執行總編等人約談。我被告知,南方報業集團已找到「合法理由」,那就是查到和我簽訂的勞動合同快到期了,因為再也找不到「適合的工作崗位」,不再續聘。

我聽完之後,說了三個意思:第一,我對你們找什麼理由不感興趣,因為法律、規章和合同,此時已成,或者說一直都是,「以法治人」的工具。對於此理,當若干地方官員以懲罰謠言為由,跨省追捕揭露其貪腐的網民時,南方報業的媒體,發表了多少報道和評論,獲得了多少喝彩,賺得了多少利潤?自己做起同樣的事情來,怎麼就不知道臉紅呢?對此,我表示鄙視。第二,我在南方報業前後工作共計十年,三次被要求離職,但是我沒有愧對自己的工作。從報社的利益角度看,我也為你們掙名掙利無數。不過,如往常一樣,我願意就我的工作,對諸位個人帶來的麻煩表示道歉。第三,不要以為趕走了我,諸位就太平無事了。媒體的本分,就是要拓展言論空間。打壓言論自由,受害者是所有媒體人。

這一天是2011年1月27日。年逾不惑的我,再一次失去工作,難免有些憂傷。不過,呆在這個地方,早已令我厭煩,離開也是一種解脫。我年輕時精力充沛,走過不少地方,幹過很多工作。作為一個媒體人,我認為南方報業是一個最好的去處。但是,作為體制內的一分子,官僚機構及喉舌媒體所有的毛病,它也一樣不缺。由於逆淘汰的體制效應,執著於新聞理想者,很難當上領導,當上領導也屢犯「錯誤」,失去決策中的話語權。這裏與其他媒體最大的區別,是中下層編輯記者中,延續著一種抗爭的傳統。他們冒著被批評、處罰乃至被趕走的風險,一再地衝撞言論禁區,爭取報道和評論的權利。

同情南方報業的人士說,這是他們的無奈之舉。真正應該詛咒的,是中宣部某位姓蔡的副部長,他先後下令封殺我的文章,趕我離開報社。我在回答外國記者時說,我不希望冤枉蔡先生,但是假如有證據證明傳言,我一定會起訴他,追討我的工作權利和言論權利。為此,張思之大律師和浦志強律師已表示願意助我訴訟。然而,這個體制運作的特點就是幕後操作,甚至幕後也不留痕跡,很難找到法律上的證據。同時,我也困惑於指揮者與行刑者的關係。也許這也只是蔡先生的「無奈之舉」?

總是有人問,既然體制如此糟糕,你為什麼不主動辭職?我的回答是,中國有這麼多問題,很多人不是也沒去國外嗎?那些高喊「你這麼不喜歡中國,就滾到美國去吧」的網民,好像不明白呆在這裏是一種公民權利,甚至是一種想要建設好它的使命。當然也應該看到,很多想要改造體制而留在體制內的人,最終都不敵體制的攪拌,成為體制的一部分。

當天下午,我看見twitter和微博裏,數以萬計的人在討論我的被解聘事件。我的新浪微博粉絲數量,一天之內增長萬餘人。有人發起了聲援我的聯署活動,截至此時已有2471人簽名。還有人發起了為我捐贈五毛錢的「新五毛黨」運動。這個活動頗有創意,我也樂意確認我的支付寶帳號。到此時為止已收到捐款 8559.17元,單筆捐款中絕大多數是0.5元,也就是說有上萬人參與活動。

新的博弈誕生了

我並不因此認為,我的讀者就一定更多了。三天之後,新浪就受命遮罩了我的微博,並關閉了一些「頻繁談論長平事件」的微博,也不斷有新的新聞讓網民關注。但是,這顯然是一種新的博弈。我意識到,成千上萬的網民既是在聲援我個人,也是在為自己的言論權利而呼喊。

這讓我進一步反思體制的迷思。我以前說過,我並不刻意區分體制內和體制外,傳統媒體和新媒體,重要的是個人的獨立意識我總是記得卡夫卡的小說《飢餓藝術家》的結尾,描述一隻關在籠子裏仍然活蹦亂跳的豹子,「失去自由對牠似乎都無所謂,這個高貴的軀體應有盡有,不僅帶著利爪,而且連自由好像也帶在身邊,自由似乎就藏在牠利齒的某個地方」。

我渴望做那樣一隻豹子。但事實上我是受體制教化多年的中國人,不僅受體制壓迫,而且被體制綁架。我在說到自己的媒體履歷時,通常會略去第一份工作。那是我參與創辦的一個為小企業主服務的商情雜誌,因為正當其時,需求旺盛,為老闆賺了不少錢。我也會略去第二份工作,那是一家綜合性的報紙,我從一個轉包人那裏再承包,出任常務副主編,組織了一幫朋友,準備幹出一番事業來。因為沒有拉到廣告,兩個月就玩完了。

那兩份刊物對我的媒體認知和能力,有很重要的塑造作用。尤其是第二份報紙,我每周參與採寫深度報道,而且在頭版開設時評專欄。為什麼我會略去它們呢?因為按照體制的規範,那兩份都是「內部刊號」(彼時「內刊」可以公開發行),而且是承包經營,不夠正式。他們現在都已不復存在,寫下來也頗費解釋。另一方面,我去CCTV做過兩個月欄目主編,它對我或我對它,都毫無影響,純屬過客,但我有時也會寫進簡歷。我為此感到羞愧。

連自由都帶在身邊

我在此時回想起頭兩份媒體工作,是因為在體制看來,它們大概就相當於兩個被永久刪除的微博帳戶,雪泥鴻爪,湮沒無聞。體制的教化會讓人以為,這些東西毫無價值。事實絕非如此。我的博客和微博都被遮罩了,但是它存在,或存在過,這就是意義,這就是力量。

在被宣布解聘的十多個小時前,我貼出新寫的文章《哪兒都是杏壇》,講我的老友樊陽,一個中學教師,二十年來堅持在家開設免費「人文私塾」,為學生們補充學校教育的闕失。有三年時間,因為沒有住房,他帶學生在室外草坪上課。這讓我想到孔子的「杏壇設教」和釋迦牟尼的「初轉法輪」。我感慨說,「只要我們想要分享知識,哪兒都是杏壇;只要我們想要學習,哪兒都是鹿野苑」。

我離開體制內媒體之後,失去的並不是枷鎖,因為我本來就沒有戴著它;我失去的是一個說話的平台,我曾經把它想像得比實際更重要。現在我想要說,只要我們想要表達,哪兒都是空間;只要我們想要傳播,哪兒都是媒體。

[文 長平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2011年2月9日 星期三

林博文專欄 - 埃及該師法土耳其

中國時報 2011年2月9日

 埃及爆發反穆巴拉克總統大示威後,歐巴馬曾一連打了兩通電話給土耳其總理歐杜根,和他討論埃及情勢並徵詢其意見,華府國務院和國防部主管中東與遠東事務的官員亦不斷和土耳其政府聯繫。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西方國家都希望埃及能夠像土耳其一樣走向民主憲政政體,而不會被穆斯林激進派所控制。

 埃及和土耳其同屬穆斯林占絕大多數的國家,同樣在二戰後歷經軍人干政和執政的坎坷路程。但過去三十年兩個國家的命運和發展卻大不相同,土耳其今天已成為全球伊斯蘭國家裡面調和宗教、民主政治與經濟開發最成功的表率。埃及人口八千多萬,土國七千多萬,土國的經濟力量不僅比埃及大四倍,而且等於半個阿拉伯世界的經濟總和。論國際影響力,土耳其已擁有令人矚目的話語權;論國內政治,有民選領導人和國會,民主法治已上軌道。難怪「國際危機處理集團」駐土耳其辦公室的負責人稱讚土國是「阿拉伯世界羨慕的對象」。

 土其其能,埃及能不能?答案是不太可能。原因在於埃及軍隊勢力太大太強,它不僅要「保家衛國」,更是一個無所不包、無所不做的大企業,它簡直是一個巨型的「軍事公司」。中國大陸解放軍經營多角企業曾受到批評,埃及軍隊所經營的企業比解放軍多好幾倍,其中包括電子業、自來水廠、家用電器、衣服、食物、旅館、石油業、水泥業、橄欖油、電視、牛奶和麵包業。二○○八年埃及發生糧食荒,穆巴拉克下令軍隊提供麵包給老百姓。美國每年援助埃及十五億美元,其中十三億屬軍援,但埃及軍人卻抱怨待遇不如民間企業。埃及軍隊有四十六萬八千兵員,號稱全球第十大軍力,這支軍隊在過去一直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未來亦照樣會發揮正面或負面的作用,而不可能靠邊站。

 埃及和土耳其三十年前都是軍人掌權,但後來所走的路卻大相逕庭,其關鍵在於土耳其運氣好,碰到了一個有遠見、有氣度、有良心的將領柯楠.伊夫仁(Kenan Evren);他在一九八○年九月發動兵變奪權,他制定的憲法雖使軍方能夠干政,但亦讓民間政治團體可以活動、發展。一九八四年戒嚴法廢除了,伊夫仁亦退出政治舞台;從此,土耳其一步步地走向民主之路,中間雖有挫折,雖擔心激進穆斯林組織掌權,但民主憲政日益茁壯。反觀空軍總司令出身的穆巴拉克,在一九八一年十月總統沙達特兵變遇刺後以副總統職位繼任總統,但他只關切他的統治權力,他要實行的是獨裁而不是民主,他對民主、憲政毫無興趣。他巴結軍方、拉攏軍頭,軍隊也就變成了保護穆巴拉克獨裁政權的工具。

 目前,美歐等國最大的希望是埃及軍隊能夠在穆巴拉克逐步交出政權的過渡時期,扮演一項建設性的角色,保障各黨各派同舟共濟,制訂憲法,人民享有言論、集會與結社自由,一俟民主憲政粗具規模即退出政治。不過,在後穆巴拉克時代,埃及軍隊的最主要任務也許是繼續防止穆斯林兄弟會中的激進派奪權。過去三十年,埃及軍隊即是一面護衛穆巴拉克政權,一面監視穆斯林兄弟會。二○年代成立的穆斯林兄弟會雖被認為是賓拉登「基地」組織的源頭活水,但現在的兄弟會內部派系林立,也有一些溫和派,而非盡是要消滅以色列或是要把埃及變成神權國家的激進派。

 穆巴拉克為了權力而使埃及浪費了三十年,他不是靠卓越統御來領導國家,而是依賴他所建立的一套恩賜制度和一套打擊異己的鎮壓制度。埃及要想師法土耳其,第一步就是要穆巴拉克交出權力,立刻下台或做個虛位元首,而由過渡政府策畫埃及的未來,組成一個兼容並蓄,廣納各黨各派的民主政府。歐巴馬政府處理埃及亂局步調紊亂不一,先為穆巴拉克辯護,再叫他馬上下台,現又說最好一步一步進行改革,宜緩不宜急。但只要穆巴拉克仍然在位掌大權,埃及絕對沒有希望,反穆群眾願意等到九月嗎?

 穆巴拉克統治三十年既扼殺了政治,又窒息了經濟,土耳其為了要加入歐盟,大力開放經濟,私營企業興盛無比。埃及要步式土耳其之後,至少需要一段漫長的時間,歐巴馬曾誇獎土耳其是「中東的楷模」;然而,對許多中東阿拉伯國家來說,這個「楷模」顯然是可望而不可即。擁有龐大企業的埃及軍方願意把經營權讓給民間嗎?五角大廈認為中年以下的埃及軍官常到美國受訓,已養成文官指揮武官的觀念,而不至於發動兵變。

 但是,埃及最大的悲哀是必須從頭學習民主憲政,穆巴拉克及其執政黨過去每逢選舉必作弊,影響極壞。也許埃及人現在就應該開始認真研究土耳其是如何走過來的。

2011年2月7日 星期一

凝緣 - 新春歡聲中不要忘了他們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2月7日

年卅晚溫馨闔家團年宴,年初二璀璨煙花不夜天,歡聲笑語滿香江。此時此刻,我們可千萬不要忘了譚作人、胡佳,不要忘了黑獄中重病纏身亟待救援的志士們。

趙連海案舊年底掀起怒潮,香港民主派、建制派,還有佔絕大多數的「沉默派」,齊齊「發出了最後的吼聲」。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判案法院外媒體的現場報道,圖文並茂、影像歷歷,刺痛了人們視覺神經,震撼了人們良知底線。

北京迅速重整策略,一方面威迫利誘,「收服」了思親心切的好爸爸,先是網上文字,再有「真人電話」,認罪服法。另一方面,絕對封殺敏感人物相關採訪空間,讓新聞媒體墮入欲炊無米絕境。

我們怎忍心旁觀
此招顯然大獲成功。就在趙被河蟹兼失蹤當天,十二月三十日,譚作人妻子通過朋友網誌告訴全世界,健康的丈夫忽患痛風症,獄醫敷衍,病情日重。但不屑「很多條件」拒絕保外就醫。痛風症內因為遺傳,譚無。外因為飲食,譚太「懷疑伙食裏不知多一點甚麼,還是少一點甚麼。」

半月後的一月十五日,胡佳妻在 twitter上控訴,獄中探視時,患有肝硬化的丈夫突然腹部劇痛,面唇蒼白,全身冷汗濕透衣裳椅墊,會見被迫中斷。胡太懇求為夫保外就醫,當局拒絕。

譚作人獲罪是為了瓦礫下非親非故的童魂,胡佳則全因維他人之權、抒民主言論,比起「由己及人」的好爸爸,豈非更值得港人崇敬與關切?但是,兩段僅以文字配資料相出現的告急信息,與趙案的怒潮相比,猶如幾絲漣漪,瞬即消逝在年花年宵的熱浪中。

比人強的現實形勢,如泰山的生活壓力,港人的正義感與銀行存款一樣,無可厚非地難以充裕。但是,正如司徒華所言:中國冇民主,香港就冇民主──內地志士們的犧牲奉獻,雖是為了十三億國人的民主權利,豈不涵蘊着七百萬港人的福祉。我們怎忍心對他們身陷的苦難和凶險袖手旁觀。

保外就醫淪為手段
況且,一個悔罪聲明,兩條求救信息,揭示的是一個令人髮指的陰謀──若肯就範,小病甚至無病也可就醫;若不屈服,有病不予醫,無病也害你染病,直至病入膏肓。

十二月三十一日夜,維港兩岸歡騰倒數聲中,浙江寧波,與譚作人胡佳同被判以顛覆國家罪的詩人力虹辭世。他○六年入獄,○七年忽然肌肉萎縮全身逐漸麻木,想來「條件」談不攏,就是不能保外就醫。三年後的去年六月,獄方開恩了,但是抬出來的是套着呼吸機的癱瘓詩人。不到半年即含恨上路,年僅五十三歲。

譚作人刑期尚有三年,胡佳尚有半年,懇請各階層有良知的港人,本着良知和勇氣,利用一切施壓手段,迫令四川雅安獄方和北京獄方,給予譚先生胡先生積極有效治療。或者無條件保外就醫。我們決不允許力虹的慘劇,在譚作人胡佳身上重演!

凝緣
傳媒人

孔捷生 - 北非蝴蝶和中國草泥馬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2月7日

一隻蝴蝶在北非扇動翅膀,竟在半壁阿拉伯世界捲起旋風,埃及、敍利亞、也門……第四波民主化浪潮隱然成勢,這當然牽動天朝的麻筋。北京官方下令傳媒只用新華社通稿,並將「埃及」列為網絡敏感詞,連搜索「埃及」二字,也會彈出「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搜索結果未予顯示」的告示,尤是埃及平民阻擋裝甲車的新聞圖片,更要趕盡殺絕,不得流入網絡。

筆者先說突尼斯,該國係世俗化的小康之國,伊斯蘭極端主義沒有市場,執政廿三年的阿里總統實行開明專制,腐敗加繁榮,但老百姓有安樂茶飯可吃,酷似時下中國後極權社會。並非筆者胡亂比附,而是中共中聯部二○○五年《突尼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要做法》所寫,該文總結突尼斯經驗大致是:強化中央集權,推進有控制的漸進民主;對國內反對派一手軟一手硬:穩定中求發展,發展促進和諧;政教分離……這篇褒揚突尼斯經驗的宏文,至今仍在中聯部網頁上。

應該說,突尼斯比起許多非洲阿拉伯國家都好,尤是經濟繁榮和教育昌明。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GDP每年百分之×增長的神話不可能永遠持續,一旦變生阻滯,連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人都就業艱難,問題就來了。老百姓對腐敗不公的容忍度,要視乎自己有沒有安樂茶飯而定,這次民變啟端於擺地攤的大學生受到「城管」欺壓而自殺,互聯網上總統家族的奢華糜爛,極大強化了公憤,和諧社會再也和諧不下去了。

埃及情況與之相似,只不過人民更窮,總統穆巴拉克執政時間更長,其家族更腐敗。所不同者,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沒有宗教背景,埃及和原教旨主義有牽連的「穆斯林兄弟會」卻是社會運動的重要一翼,不過它並無訴諸宗教口號,社會公義的驅動力已經足夠,何況埃及基本是世俗化穆斯林國家,這次革命的前驅是受過教育的青年。

於是聯想起趙紫陽在位時,也曾主張「新權威主義」,並派人到智利考察強人皮諾切特的開明專制,是如何令智利長期繁榮穩定。直至趙失勢被幽囚,痛定思痛才倡言民主。○五年中共中聯部還把突尼斯視為「和諧社會」的參考座標,而今智利強人不再,阿拉伯世界也發生茉莉花革命,中共高層會否倡言政治改革?除了溫家寶,卻無人作此想。溫總破天荒接見訪民,卻被中宣部怒斥為「麻煩製造者」。

天朝之拒絕民主政改,所恃者是有「鋼鐵長城」的黨化軍隊,此外經濟尚未遇到突尼斯的瓶頸。然而連成熟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之發展尚且會有跌宕和停滯,天朝奉行國家控制的市場經濟,怎可能永保年年高速增長?中國九○後一輩即將走上社會,他們面對之就業難和成家養家難,無法不蛻變為「草泥馬」,因為那是生存問題,和外侮和愛不愛國毫無關係。於是我想起了韓寒的話:「我相信,這一代的年輕人會把中國帶去一個好的地方,因為信息的開放,舊信仰的崩潰,相對自由的話語系統和曾經面對的壓力以及不公,都將讓他們改善這個社會。」

盛世中國:當「被辭職」已成定理

2011年2月6日

【明報專訊】這次長平真的要離開南方報系了。知道長平「被辭職」,他本人一點也不氣忿,反而是認識他的人、和曾經與他共事的同行及讀者,來得更加不捨,雖知天下無不散筵席,但是以「南方報系」這一品牌,在國內外均代表着傳媒良知的媒體企業,最終也要屈從壓力,實在令人嘆息。

在長平於其新浪微博中透露因無法接受報社要求不再寫時評而遭到「被辭職」之後,關心他的好友即時反應,在網絡上發起聯署,抗議長平遭此待遇,三日之間,聯署人數已超過二千四百人,當中不乏媒體中人,更有支持者在twitter上發起,向長平資助人民幣五毛,供其小孩買奶粉,用以反諷網絡上的「五毛黨」,即時得網民大量轉發,甚至一些知名的維權人士如浦志強律師也在twitter上轉發, 一下子,捐款便有三千,由此可知,長平在網民及同業者中受到一定的尊重。

近年對媒體管制愈趨嚴重

與長平真正認識,始於工作緣故,在好幾次的採訪中,長平給筆者的感覺是儒雅,談吐有禮,對當下之社會現象及熱門話題,均有其自身的見解,難得的是,找他訪問,只要他時間許可,必定應約,即使採訪話題敏感,他一樣不懼任何壓力,針砭時弊。像去年三月一日,包括南方都市報在內的十三份內地報章發表共同社論,呼籲撤銷內地戶籍制度,境外傳媒亦大幅報道,事件激發中央關注,甚至向一眾發表共同社論的報章相關領導均施以壓力,長平當時身為南方傳媒研究院研究員,仍不怕外來的壓力,照樣接受採訪,其勇氣可見。 但事件的背後亦反映當前中央對「媒體聲音」的器量,儘管取消戶籍制度乃為國民尋求平等,但「媒體同出一聲氣」儼然就是向當權者施以威脅,中共一貫的器度,豈容「聲音壯大」?

執法部門惡鬥翻牆網民

內地媒體經常以擦邊球去報道敏感事件, 早前廣東出版集團《時代週報》推出 2010年有影響力的時代一百人時 ,「結石寶寶之家」創始人趙連海就被評為年度民間人士, 頒獎詞指「趙連海的遭遇反映了中國民間維權風險和困境,折射中國民間人士對公平正義的信念『非鐐銬和囹圄能夠阻擋』。」 然而中央有關部門的胸襟就在此一展無遺﹕主管的副總編要被迫寫檢討書,評論部主任被強行休假。其實中央之所以不滿,只因趙連海之遭遇正正反映了國家當前百病叢生的社會問題——無良的社會企業橫行無忌, 受禍的民眾基層無法合理申訴,政府漠視司法並以維穩為名打壓為實的實際社會生態。中央整頓時代周報,亦只因為它把政府醜惡黑暗背面,展現在陽光面前而已。

打從○八年汶川地震之後,中央一度予人在言論開放上存着一絲希望,可是地震過後不到一年,各地捐款紛紛送到之同時,中共隨即再展示其原本面目,一切涉及地方政府的豆腐渣工程問題,遇難學生家長的投訴,成為禁忌;先前總理溫家寶所講,要調查真相的誓言,似成絕響。可是在政府控制言論的同時,網絡力量亦萌起,翻牆成網民突破網絡封鎖的手段。自此,官與民在網絡話語權上的角力互相拉扯。筆者相信,即便如廣州這樣一個相對開放的城市,今後其對網絡的監控相信只會愈發加強而絲毫不會減輕;今年一月底,廣州中山大學與廣東省公安廳便聯合建立「廣東省安全網絡和科技信息重點實驗室」,在有關的通稿中提到﹕「實驗室將以公安科技業務需求為導向,利用中大綜合學科優勢和廣東公安豐富的實戰經驗,在理論研究、技術開發、策略制訂、模擬演練、調查分析、測評實驗、應急處置、人才培養等方面開展工作,建成廣東省網路安全和科技資訊的監測與技術實驗基地、專項技術研發與成果轉化基地以及高級人才培養基地。」這番稿文,不期然令筆者關注到,執法部門今後會更加強化網絡戰實力,估計網絡言論的空間和狀態更加雪上加霜。

今次長平離開南方報系,對長平本人來說也沒有太多驚訝,因他已不止一次,因為文章言論在媒體企業中既上既落;或者當局以為殺一可以儆百,但實情是,當局繼續掩耳盜鈴,拒絕一切逆耳之忠言,無論對媒體企業及政府形象皆有害無益,知名學者楊恆均教授接受外媒訪問時直言﹕

「南方報業發展到容不下一位非常具有專業水準的媒體人,令人悲哀。」

筆者期待,長平的精闢文章,日後很快會再以另一形式,繼續發表,為當下詬病的社會時政,發揮威力。

文 東邪西毒(媒體人,居於廣東)

twitter﹕@gzdxxd

2011年2月3日 星期四

張娟芬 - 誰是冤案的共犯

2011年1月31日 台灣蘋果日報

Vic:江國慶案除了暴露軍中的黑暗外,媒體與社會大眾的角色也很值得檢討。本文所說的「共犯結構」在台灣是進行式而非過去式,因此特別需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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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冤十數年之後,江國慶案終於得到平反。見微知著,從江國慶案適足以檢討冤案發生的原因,與深層的共犯結構。

江國慶案、蘇建和案、徐自強案、邱和順案、盧正案……這些冤案長得都很像,因為這些冤案是有標準處理程序(SOP)的。第一,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大案子,社會大眾群情激憤。第二,警方或軍方宣布破案,檢方偵查「大」公開。雖然法律說偵查不公開,但是實際上打開電視翻開報紙,哪個案子不是偵查「大」公開?第三,媒體基於對犯罪的痛恨,以及對被害人的同情,大肆報導警方與檢方透露的消息,對被告有罪推定。這個時候,案件還沒進入審判程序,相關物證還不齊全,證人也未經交互詰問,真相未明;可是媒體的報導總是那麼確定無疑。在電視畫面上,被告戴著安全帽,低頭站在證物面前,面對鎂光燈顯得畏縮而害怕,看起來果然有罪,不是他是誰!第四,受冤被告的家屬向人權團體求助,但這聲援只有兩種下場:其一是被忽略不理,其二是連帶被打成壞人的幫兇、同路人。第五,多年過去了,激情平息了,真相大白。但是來不及了,被告要不是成為一抔黃土,像江國慶、盧正,就是青春已經葬送了大半,像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第六,輿論譴責一下造成誤判的相關人士。第七,下一個重大案件發生了,媒體又基於對犯罪的痛恨與對被害人的同情,對下一個被告有罪推定,重複這個無間輪迴。

所有的冤案在事後看起來都是那麼的荒謬:自白顛三倒四,與事證不符;放著現場的證據不看,憑被告的自白定罪;被告當庭翻供,表示自白是被刑求的,但被認定為「飾詞狡辯」「毫無悔意」。事後之明都很容易。然而在事件發生的當下,輿論烘托的氣氛裡,人人皆曰可殺,再大的荒謬都看不見;法庭的行為已經不是發現真實,而是平息民怨。如輔大法律系副教授吳豪人所說,「『無罪推定』,從來就不是刑事訴訟的基本精神。『給社會一個交代』才是。

改革應是減少誤判
當媒體不斷對被告有罪推定,當社會大眾不明就裡地呼求重判、嚴懲,當法院缺乏違逆民意、獨立審判的擔當,冤案的隊伍就永遠不會淨空,舊的去了、新的又來。這些都是製造冤案的共犯結構,關鍵仍在缺乏無罪推定的精神。君不見昨日檢方對許姓嫌犯的偵訊又已經偵查「大」公開,而媒體又已經認定許姓嫌犯有罪?國外有立法規定媒體報導未確定的犯罪案件時,應該加註警語:「此人受到無罪推定原則的保護」,此舉值得我們參考借鏡。

總有人說:應該要有死刑,只要不要誤判就好了。然而只要有審判,就一定有誤判,就像只要有實驗,就會有誤差一樣。這樣說並不是要漫無止境地全面否定司法體系,而是要提醒,再怎麼改革司法,還是有犯錯的可能。徒刑也有可能會誤判,但是死刑的誤判,對人民權益的危害,遠大於徒刑的誤判。好比一個僱主可以選購風險較小的甲機器,它出錯時會夾斷工人的手指;也可選購風險較大的乙機器,出錯時會夾斷工人的頭。這位僱主豈可說:反正夾斷手指的風險我們都可以容忍了,何妨用那個會夾斷頭的?

去年監察院提出糾正案時,作家袁瓊瓊說:「如果中華民國沒有死刑,那麼江國慶這時候就可以回家了。」然而,因為有死刑,江國慶已歿,江爸爸也在辛勤奔走多年後,於去年過世。這即將來臨的兔年,只剩下不良於行的江媽媽單獨一人了。

作者為作家,著有《殺戮的艱難》

李怡 - 美國 vs.中國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2月1日

胡錦濤訪美後,加拿大友人傳來以下段子,相信取自網上。題目是:《美國 vs中國》。

美國國窮民富,政府欠中國鉅款;中國國富民窮,政府貸鉅款給美國。
美國學校甚少政治教育,但精英都很愛國;中國學校強調政治教育,但精英紛紛移民。
中國人喜歡到美國生小孩;美國人喜歡到中國領養小孩。
美國政府外強內善,哪個國家都不敢得罪美國,政府只討好國內人民;中國政府欺內媚外,對外哪個國家都生怕得罪,政府只不怕得罪人民。
美國市長見了誰都要討好;中國誰見了市長都要討好。
中國當官的可以亂搞,老百姓不可以;美國老百姓可以亂搞,當官的不可以。
美國公共知識份子以批判政府為使命;中國公共知識份子以歌頌政府為使命。
美國批判政府最厲害的知識份子得大獎;中國批判政府較嚴厲的知識份子坐大牢。
中國少年運動員用業餘時間讀書;美國少年運動員用課餘時間運動。
中國在向美國的現代科技學習;美國在向中國的傳統思想學習。

有評語說:"This is sad, but it is true..."其實,所有的對比,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人權 vs國權,是國權大還是人權大?如國家的權力是由人民投票授權產生的,那就人權大於國權;如果國家權力是打江山打回來並由掌權者指定代代相傳的,那就國權大於人權。中國的制度,按憲法第 51條規定,公民在行使自由時不得損害國家的利益;而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則規定,國會不得制定任何剝奪人民言論集會自由權利的法律。國家強大重要還是人民強大重要?昨天「論壇」版有作者引穆勒( John S. Mill, 1806-1873)的話:「使人民渺小,就會發現靠渺小的人民是不能完成偉大的事業的。」

This is sad,是中國民族的悲哀。

2011年2月2日 星期三

林博文專欄 - 穆巴拉克如風中殘燭

中國時報 2011年2月2日

 鐵腕統治埃及近三十年的穆巴拉克總統,下台已成為他的唯一選項。他想戀棧,已不可能;他想拖延,亦不可能。他目前最大的顧慮是,如何安全離開總統府,如何平安流放海外、如何保護他搜刮得來的海外存款。尼羅河畔的動盪,金字塔下的怒吼,只有一個解決辦法,那就是軍頭出身的穆巴拉克必須滾蛋,必須把政權交出來。唯有如此,埃及才有希望。

 穆巴拉克是權力腐化的典型例子。跟穆巴拉克很熟的前美國總統卡特的國安顧問布里辛斯基說,在蘇聯受過米格機飛行員訓練的穆巴拉克,當空軍總司令和副總統時平易近人,也有理想,是個人才。一九八一年沙達特總統在一場兵變中被殺,穆氏繼任,開始嘗到了統治權力的滋味。為了對付組織力量雄厚的穆斯林兄弟會和其他反對勢力,亦為了要鞏固政權,更為了要做一個萬年總統,推出了所謂《緊急狀態法》(即等於當年台灣的戒嚴法),剝奪了人民的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把穆斯林兄弟會列為非法組織,大抓反對派。

 穆巴拉克自認唯有他當總統,大權在握,埃及方能長治久安。全世界一批獨夫都把「長治久安」掛在嘴上,認為只有他們掌權,國家才能安定、和平。這次埃及反穆大示威,垂垂老去的穆巴拉克照樣把「長治久安」四個字抬出來,色厲內荏地強調只有他始能維持埃及於不墜和不亂。就像其他的獨裁者一樣,穆氏曾打算讓他的兒子接班,他完全沒想到突尼西亞的一場反政府示威,竟延燒到他的眉睫,天要亡他,人民亦要亡他,他是逃不掉的。

 穆巴拉克政權可惡的地方很多,最讓人民反感和厭惡的是三十年來日子越過越慘,全埃人口八千萬,至少有四千萬人每天生活費只有兩塊美金(等於台幣六十塊),而貧富又極度懸殊。美國每年援助埃及十五億美元,這批錢跑到哪裡去了?軍方拿最多,穆氏獨裁統治的最大靠山是軍隊,他自己是空軍出身,三十年來不斷地拉攏將領和情治首腦。華府過去一直勸他任命一個副總統,被他拒絕,此次在大示威聲中,才匆匆任命他的情報頭子蘇雷曼當副總統。有人說,穆氏任命蘇雷曼當副手,也許是為了下台做準備,但埃及人民顯然亦不歡迎蘇雷曼掌權。

 卡特促成以埃和平之後,美埃關係即很密切,埃及亦成為美國在中東的主要盟友。這次反政府抗議爆發後,歐巴馬和國務卿希拉蕊如坐針氈,每次發言都小心翼翼,既不敢明講穆巴拉克應該下台,又要求埃及政府不可鎮壓群眾。直至周一,白宮才公開呼籲穆巴拉克廢除《緊急狀態法》,讓人民享有集會、結社和言論自由。同時,歐巴馬政府又請出已退休的資深外交官、前駐埃及大使法蘭克.魏斯納(Frank Wisner,一九八六至一九九一使埃),兼程趕赴開羅處理亂局。有人揣測魏斯納此行可能是奉歐巴馬之命安排穆巴拉克下台,至少讓他有尊嚴的交出權力。

 騷亂初起時,華府擔心開羅解放廣場會像一九八九年六月天安門廣場流血事件那樣(當時《紐約時報》駐北京特派員紀恩道估計四百至八百人被殺),更憂慮埃及踵法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變成一個神權國家。歐巴馬政府一方面希望穆巴拉克確實改革,一方面又希望他「一步步轉移政權」。當穆氏改組內閣人事的消息傳出時,一名國務院官員批評他「好像在整理書桌」。白宮和國務院當然清楚穆氏再拖下去,不僅埃及會亂,整個中東亦會跟著大亂,下一個動亂很可能就是美國的另一個盟友約旦。

 美國緊張,以色列更緊張,如埃及「變色」,則以色列慘矣,本來就無寧日的中東恐將烽火連連。以色列過去幾年雖與加薩走廊的哈瑪斯打個不停,亦入侵過黎巴嫩,但她和埃及的戰略伙伴關係卻使以色列得以全力發展經濟,而不必擔心阿拉伯世界最大軍事強國埃及趁火打劫。以色列軍隊所使用的石油,三分之二購自埃及,而埃及又幫以色列阻擋軍火走私到加薩走廊。以色列全國上下目前都在焦慮地注視埃及的動亂,他們最怕的是穆斯林兄弟會掌權,廢除以埃和平協定。

 阿拉伯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有民主機制,也沒有一個國家存在能夠馬上接班的反對黨,埃及亦不例外。曾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前國際原子能總署署長艾巴拉迪,也許可以出任過渡性質的領導人,等到今年九月大選再選出新總統。埃及的命運雖由人民來決定,但埃及的前途卻被軍隊所左右。從當年發起不結盟運動的納瑟,到簽定以埃和平協議的沙達特,到今天搖搖欲墜的穆巴拉克等,三個國家領導人都是軍頭出身。軍隊在埃及政治與社會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與力量,這是埃及走向民主政治的大障礙。

 人面獅身像正靜觀後世子孫何去何從!

2011年2月1日 星期二

葉寶琳 - 大是大非 菜園村民被侵權豈能說合理?

2011年1月31日

Vic:我始終很認同梁文道在《有人在「反高鐵」嗎? 》中說的:
如果我能更迅速更舒適地到達廣州,把整個珠三角納入我的「一日生活圈」,上午在廣州中山大學演講,中午和朋友在深圳談項目,下午就能回到香港做節目,這當然也是件好得不行的美事。但為什麼我的生活要比菜園村居民的生活更重要,重要到要他們毀棄家園,好來遷就我想快上一小時的欲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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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張健波總編輯:

您好!貴報於1月25日的社評,題為〈菜園村很特殊,但不應享有特權〉,我作為運動的參與者,眼見村民在既無原居民的特權,和政府以高鐵工程為名,肆意拆遷的下,艱險之中奮建新村,但竟在上述社評中,被指為享有特權,偷換了村民被侵權的概念,內容更連一些基本事實也搞不清,實在必須和號稱「公信第一」的《明報》商榷。

在新村路權的爭議上,《明報》說看不到政府有什麼角色可以介入。但事實是︰鄭汝樺在2010年11月2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說會「聯同鄉議局就土地和路權等問題與其他村民磋商、協調」。

但後來整個路權的傾談過程,菜園村村民只能透過劉皇發充當「消息人士」獲知開價,想找出對口單位都難。政府根本沒有「聯同鄉議局就土地和路權等問題與其他村民磋商、協調」,別說政府怎樣積極介入,就連安排買賣雙方坐在談判桌上的角色,政府根本沒有做過。後來甚至出爾反爾,只強調路權是私人土地交易,拒絕任何介入。


常識告訴我們住房或土地交易是關乎買家和賣家,但菜園村民從來沒見過路權地主,到12月初菜園村買地限期前,更突然出現不明勢力,能夠在背後控制路權地主開天索價,又要求割地,又要求付款,目的就是有利於路權地主和其背後勢力在新村旁發展丁屋。土地是村民的血肉,菜園村民不能接受割地要求,亦正因這塊1.2萬呎的土地在菜園規劃上是生態池,可以循環處理村民使用過的灰水,同時發揮舒緩當區水浸問題的蓄水功能。

正如貴報所言︰路權費應該多少才合理,「市價」是一個客觀參考標準。事實上客觀的參考標準是︰在同一條村同一條路,元崗新村起一幢2100呎丁屋的「路權費」約為3萬,菜園新村的400平方呎17呎高臨時屋,按比例一間的「路權費」約為1萬,47戶菜園村民因此答應總共支付50萬「路權費」,不明人士的500萬開價,是「市價」的10倍。這叫做合理嗎?菜園村民為何要比同一條路的居民多付10倍路權費?

貴報無謂揣測,村民根本無意請政府「向原地主壓價」,村民要求的,亦正正就是按客觀參考標準,支付路權費用而已。

政府一直將路權問題推卸予鄉議局主席劉皇發,路權原是私人交易,《明報》說外人不應置喙,但今次的路權問題,純粹是私人交易嗎?若公眾知道路權地主是發叔親戚,而發叔又是中間人,事情會是這麼簡單嗎?就算我們相信發叔已盡力協調,但路主及背後不明勢力開天索價,至今仍未解決問題卻是不爭事實。貴報是否認為,在利益瓜葛千絲萬縷的情况下,村民能被動地解決問題嗎?村民亦只能請政府履行「聯同鄉議局就土地和路權等問題與其他村民磋商、協調」的承諾,難道,這也被理解為村民享有的特權?

政府毀人家園,替村民重建新村才算合理。事實上,政府若拆遷原居民村,必先諮詢原居民,就算拆遷不能避免,政府也會為原居民找官地並用公帑重建新村,正如去年4月政府就為建蓮塘口岸,撥款5000萬為當地村民搬村,延續他們原有生活方式才是合理做法。菜園村民委曲求全,一手承擔買地、規劃、建築的工夫,自力「易地建村」,若不是政府推責,也不會導致現今元崗新村與菜園新村的矛盾,路權爭議更不會出現,這算是「合理」嗎?

誠如貴報所言,有道理走遍天下,無道理寸步難行。究竟是誰拖延了誰?菜園村民2月已宣布重建,高官們曾對村民表示,對他們願意放下不遷不拆,而選擇自力搬村「樂見其成」。若是如此,政府何不盡快批准村民申請之復耕牌?事實倒是政府諸多留難,拖延半年,至9月才正式發信確認復耕資格!昨日政府拖延發牌,今日村民無村可搬,《明報》卻諉過村民有「長期霸佔公地的特權」,實在是進一步向弱者抽刃。村民已願意犧牲四代家園,成全高鐵,以民主的方式合力建造新村,嘗試在香港實現擺脫地產霸權的耕住合一方式,現在卻連150米的路權費也要被敲詐,這是特權還是被侵權?

或許香港人被特權者欺壓得太久了,貴報竟然連菜園村民被「侵權」,也能偷換成「享有特權」,或許我們都需要重新學習什麼是基本而合理的權利。新村是村民一手規劃建造,政府也沒有為村民改變過任何政策,今天卻被抹黑,敢問張總,村民何來「享有特權」?

貴報一直是知識分子報紙,理應長公眾知識,而非造謠歪曲事實,執拾權貴牙慧,把合理之事稱為「特權」。張總飽讀詩書,深研政策,了解民間疾苦,又怎可能作出如此結論?報章是天下公器,盼能為黎民作喉舌。

當時高鐵熒光筆一文,張總受盡同業嘲笑,反高鐵參與者的謾罵,《明報》公信第一之名得來不易,請閣下不要輕言放棄。

菜園村民已表明解決路權問題,就會立即搬離,但現實是村民已竭盡己力,但仍無法解決路權問題,無法建村,現在推土機開到家門,要村民離開,試問他們能到哪裏?村民是被迫留守,根本無意阻礙高鐵工程。整件事上,政府刻意袖手旁觀,製造矛盾。村民面對政府、鄉事、港鐵,除了守在家園,他們能作什麼?請張總賜教。

最後,我們懇請真心支持高鐵的部分香港人,促請政府介入,算是發點貓哭老鼠的慈悲,向受其所害的人負上最起碼道義責任,讓村民跨越只150米之遙的難關,把政府和村民從僵局帶到盼望的彼岸。

祝 秉持公信 是其是 非其非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幹事

菜園村支援組成員

葉寶琳 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