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 中國社會三大害是怎麼造成的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0年3月27日

在中共統戰部工作了 20多年、於 1999年退休的局級幹部胡治安，近日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書《統戰秘辛》，以他的實際體驗，寫出他在統戰工作中所見、所聞、所為、所思。他在後記中說，寫書不是為別人，不是為名利，而是「為了身心健康，必須把肚裏的話吐出來」。用成語來說，就是「骨骾在喉，不吐不快」啦。

中共曾宣稱，它奪取全國政權，依靠的是三大法寶：黨的領導、武裝鬥爭、統一戰線。統一戰線涉及中共與各階層，尤其是社會上層的聯繫，複雜而細緻，又與搞情報的中央調查部以及安全部門有關聯。故讀此書可大大增進對中共的基本了解。

書的副題是「我所認識的民主人士」。筆者且選其中三人談談。

一個是梁漱溟，梁漱溟與毛澤東的淵源很深。毛選五卷有《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一文，對梁頗多橫蠻潑罵之詞。 1938年 1月，梁訪問延安，與毛天天見面談話，他最重要的主張是認為「中國社會與外國社會不同，歷史上外國的中古社會，貴族與農民階級對立鮮明……但中國不是這樣，貧富貴賤，上下流動相通。『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階級分化和對立不鮮明、不強烈、不固定。」因此，他反對照搬馬列的階級鬥爭，而主張「倫理本位」、「職業分途」。倫理本位是以家庭為本，職業分途是社會分工，人人盡責做好本行。中共建政後，他又提出要建設新中國，須「認識老中國」。然而，這些良言不但不被毛接受，反遭痛罵、強批。毛並在全國掀起一個接一個的階級鬥爭運動。

第二個人物是馬寅初，他為支持中共政權， 1949年從香港北上參政，是中共建政後第一任北大校長，他鑑於中國人口的大幅增長，將會成為中國的致命傷，嚴重阻礙中國社會的發展，於是提出了《新人口論》。他的主張起先也得到陳雲等中央領導的支持，甚至毛也說他「講得很好」。但後來毛忽然有了 180度改變，表示「人多好辦事」，「人多談論多，熱氣高，幹勁大」，於是馬寅初也受到了全國鋪天蓋地的批判，受盡折磨。

第三個人物是章乃器，他也是 1949年從香港北上參政的。他既是著名社會活動家（救國會七君子之一），又是實業家。他有一整套的在中國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理論以及對民族資本家的實際了解，他認為在共產黨領導下，發展民族資本，進行「人民所允許的剝削」，是有利於人民的。公私合營後，給原來的資本家固定的利息，不是剝削，而是「不勞而獲的收入」。他這套看法，起先也得到中央領導的支持，但中共政策說變就變，在反右運動中，章乃器被打成賤民。文革期間更遭到酷刑對待。

這三位民主人士，都是硬骨頭。不管受到多麼殘酷的鬥爭，他們都不放棄自己的理念，而愛國情操也至死不渝。

如果當時中共掌政者聽了梁漱溟的意見，又或者容許他的意見在社會上討論，那麼階級鬥爭就不會那麼無法無天地在內地推行，倫理關係也不會破壞殆盡，更不會讓特權階層產生及坐大，以致使「男兒當自強」的田舍郎進階無門。如果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得到公平地討論，中國人口不會大膨脹，然後又忽然厲行節育，因一胎化而造成社會人口結構極不平衡的扭曲現象。如果章乃器的民族資產階級的見解得到取用，中國就不會從「丐化」的社會主義一變而成為最殘酷無道的官商資本主義，而會發展出守法的、有道德的民族資本。

階級鬥爭造成「一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的特權社會已難以扭轉，人口的畸形結構已無法改變，工商業者的假劣騙等無良行為的橫流更是阻攔不住。中國現社會這三大害，都是由於對自由討論的打壓造成的。

谷歌退出中國，中方指摘說，「外國公司在中國經營必須遵守中國法律」。但中國憲法和中國政府簽署的人權公約都明確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中國不但沒有給予公民應有權利，反而要求谷歌協助中國當局壓制中國公民的權利。現谷歌不願做違背中國憲法的事，卻要被迫出走。這實在是國家的恥辱。

在北京谷歌總部門外，舉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標語，向谷歌獻花的中國民眾，他們繼承的是五六十年代受盡折磨的中國民主人士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