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7日 星期六

梁文道 -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讀書筆記

梁文道 - 告別革命,死者復歸
香港蘋果日報 2009年9月20日

國慶為甚麼要閱兵呢?或者更直接地問,閱兵的意義到底在哪裏?

兵者,兇器也。在一片人工製造的歡欣氣氛之中,把一隊隊坦克和可以運載核彈頭的導彈送進張燈結綵的大街,難道大家就不覺得詭異甚至荒謬嗎?當然,我知道標準的答案一定是閱兵能夠展示國防的力量,而保證人民的生命安全正是國家存在的基本目的。

可是這個國家根本就建立在一連串的戰爭之上;它不只是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而和平誕生的機構,它還是一具透過無數殺伐才得以穩定執政的戰爭機器。為了達成保護人民的目的(比方說保護人民不受外國侵略),它得先屠戮人民;如此弔詭,如此難解。

所以怎樣定位 1949那一年所發生的事,便成了一個很緊要的問題了。如果把它看成「革命」,那麼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罪惡了。儘管是罪惡,但你還是有辦法解釋,因為它到底是場革命嘛。例如,你可以描述一個革命前的黑暗狀態,把它形容為水深火熱的地獄,然後陳說革命之必要,與戰爭的不可迴避。你還可以挖掘出一條和平路線曾經有機會實現的證據,然後控訴國民黨拒絕和議,堅持用兵的殘酷及愚蠢。雖然並非全無可議,但這樣一套革命論述大體上還是能夠勉強地解說那種弔詭的情境。沒錯,國共戰爭那三年是死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可那是革命呀,為了建立一個美好的新國家,不得已,總得有人犧牲。於是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能以龍應台所說的「勝利者」形象,心安理得地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面,檢閱它勝利的原因了。在這個意義上,快樂地閱兵不只不荒謬,反而很正當;因為當年的戰爭是正義的,眼前的武力也是正義的。我們正義,並且凱旋,你就算興奮得跪倒在裝甲車前,也沒有人會怪你變態。

不過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因為 1949那一年還可以有別的說法,比如「內戰」。我覺得大陸這幾年越來越流行「內戰」這套論述是很不可思議的,因為「內戰」和「革命」不好並容。內戰是一國之內不同武裝力量的交戰,雙方搶奪政權,彼此敵對仇殺;然而,這畢竟是同一個國家裏頭自己人的事。革命就不同了,它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家,它要徹底推翻過去一切的邪惡與腐朽;革命者和老政權完全是不可與共的兩端,判然分明。

如今用「內戰」代替「革命」,目的自是為了兩岸統一。大家打了半天,可到底是自己人起閧,正所謂「渡盡劫波兄弟在」,兄弟倆千萬別以為打完一場架,就連血緣關係也斷了。所以南北戰爭打完,美國還是原來那一個美國。

有些論者喜歡用南北戰爭比較我們的內戰,覺得人家到最後大團圓結局很好,雙方彼此尊重,敗軍之將李將軍至今還是人民心目中的英雄,粉絲遍及北方。怎麼我們就不行呢?

因為我們的內戰在某程度上還沒有結束,也沒有人投降,它延續變形為一種不動聲色的敵對狀態。就說是革命,它也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長期革命。而且我們始終繞不過那個問題;它究竟是內戰還是革命?只有「內戰」才能支持雙方和解,並且必將統一的道理。只有「革命」才能說明為甚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新中國,而今年是它建國的六十週年。它們的矛盾在於如果你接受革命論述,你就必須承認對手不是兄弟,你和他沒有關係,他是和你全然不同的老怪物。你還得考慮是不是要繼續「解放」對岸的大業;如果不,你要說明對方已經不腐朽了,而你自己原來也不革命了。

以「內戰」代替「革命」,你該如何解釋自己的新穎?失去了「革命」那種看似天然的道德光環,你在內戰中殺了那麼多人又還有甚麼道理可講?死者不再是讓政治理想大放光明的燃料,而是「兄弟倆」奪取大位過程中的無辜寃魂。[Vic: 國共兩黨稱兄道弟,什麼「渡盡劫波兄弟在」,真叫人噁心到極點。你們兩位大哥說打就打,說和就和,把老百姓當什麼?]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三之一)


假如它道歉?(《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三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革命是一場開端,所以暴力是必然的。正如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在《論革命》裏所說的:「如聖經和典故所說的:該隱殺亞伯,羅慕路斯殺雷穆斯。暴力是開端,如果不運用暴力,如果沒有忤逆之舉,開端就無法締造了」。從這個角度來看,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是那場開端暴力的拾遺了。

雖然多年前的《雪白血紅》已經詳細描述過四八年長春圍城的慘烈,但是在龍應台的筆下重看一次那半年的經歷,你仍然會抑止不住自己的情緒。「圍城開始時,長春市的市民人口說是有五十萬,但是城裏頭有無數外地湧進來的難民鄉親,總人數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萬。圍城結束時,共軍的統計說,剩下十七萬人」。當時共軍的策略就是嚴防死守,不許糧食和燃料進城,也不許百姓出城,他們的口號是「不給敵人一粒糧食一根草,把長春蔣匪困死在城裏」。只不過被困死在城裏的,主要是那上百萬的市民。

他們吃掉了貓狗老鼠,吃掉了馬,然後吃樹皮、吃草、吃酒糟,最後吃人。一個倖存者記得自己在草地上看見一個正在移動的東西,「那是被丟棄的赤裸裸的嬰兒,因為飢餓,嬰兒的直腸從肛門拖拉在體外一大塊;還沒死,嬰兒像蟲一樣在地上微弱地蠕動,已經不會哭了」。連圍城的林彪都忍不住給毛澤東發電報說:「不讓飢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飢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的。飢民們對我會表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

龍應台在長春考察,發現連很多當地人都不知道這件往事。「在這場戰役『偉大勝利』的敍述中,長春圍城的慘烈死難,完全不被提及。『勝利』走進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代代傳授,被稱為『兵不血刃』的光榮解放」。

被遺忘的死者當然要被喚回,被湮沒的歷史當然要被記起,所以龍應台才會花了一年多的功夫,幾乎是嘔心瀝血地寫出了這本書。但是循着智性的推理,我們仍然可以追問,她為甚麼要寫這些東西?是想命名那些只剩下數字的死者?是想藉着填補事件來重述一段不同的歷史?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出版之後,很快就被大陸當局當成了禁書,它還禁止媒體與網站發表任何評介文章。為甚麼?它怕甚麼?難道這本書動搖了六十年國史的基礎,動搖了那套革命的敍述?我們知道這場革命的合法性建立在它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在共產黨終結了國民政府的獨裁統治。再反共的作家和學者也不得不承認當年的國民政府實在爛得可以,否則共產黨就不可能在短短三年之間以摧枯拉朽之勢終結掉國民黨的政權了。難道龍應台正面駁斥了這一整個論述,從根本上否定了它的理據?

沒有,龍應台的寫作在這個意義上其實是「非政治」的,因為她甚至沒去觸碰那個很根本的問題:這到底是革命還是內戰?漢娜.鄂蘭認為傳統戰爭從不以自由為論據,只有到了現代,才有以自由正名的革命戰爭,這就是一般戰爭和革命的分別了。傳統的戰爭只是「征服、擴張、維護既得利益,鑒於咄咄逼人的新權力崛起而拼命維持自己的權力」。只有革命宣稱自己是「以自由對付暴政」,只有革命才會以自由的名義去正名那場開端的暴力。那麼,龍應台是不是要用長春圍城這樣的例子去告訴大家那根本不是革命呢?不,她不討論這個範疇的問題。

如果重寫這段歷史要有政治殺傷力的話,你要不就繼續支持它是革命,要不就說它只是爭權奪利的歷史循環的又一幕罷了。說它是革命,說它犧牲了那麼多的人命,然後你就可以質問現政權「你的革命承諾實現了嗎?你所預許的自由在哪裏?你對得起被犧牲的人嗎?」這是有殺傷力的。說它只是奪權的內戰,把它一切口號當成純粹的矯辭,你則從根本否定掉了現政權的合法性;這也是有殺傷力的。但假如重寫這段歷史的最終預期就只是要現政權為死者道歉,要當局紀念國慶時不要那麼興高采烈呢?假如當局不那麼小器,它大可以簡單答覆:「好,我道歉。我甚至可以為死者立碑,在長春建一座紀念館」。然後呢?


芻狗的社群(《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三之三)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雖然龍應台沒有正面質疑中國政府的合法性,但後者對她的恐懼卻是有道理的,只不過它可能也說不清楚那到底是甚麼道理,因為龍應台所描述的那些死者是它無法命名的。那些餓死在長春城裏的人,那些跪在圍城解放軍面前哭求的飢民,那些被遺棄在野地上如爬行動物般蠕動的嬰兒;你該叫他們做甚麼才好呢?他們肯定不是革命的敵人,但他們更不是為了革命而獻出生命的戰士。他們甚至連「犧牲者」這個稱號都配不上,對於這些只是想吃飯只是想活下去的來說,「犧牲」是個太過沉重太過堂皇的一個字眼。我們似乎只能用最簡單最赤裸但也很可能最真實的名字來描述他們:「死者」。

由於它面對的是單純的「死者」,所以中國政府才會尷尬,因為它無法把他們穩妥地納進革命論述;它既不能說他們是革命的對手,也不能輕易地形容他們怎樣為革命犧牲了生命。它只能沉默地回過頭去,把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揮出門外,假裝書裏的死者從來不曾存在。

要尷尬的,又何止於中共呢?你看那隨着國民黨飄洋過海的兩百萬人,裏頭有些人根本不能說是「隨着」國民黨去台灣的。例如當年十二歲的桑品載,說得好聽點,他是「被帶過去」的,成了一個離鄉背井的少年兵。而那時被潰敗的國民黨「抓壯丁」抓到台灣去的少年兵裏,竟還有六歲的郭天喜。「一九五一年,有一次孫立人來校閱部隊,發現怎麼行列中有這麼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像話,怎麼操課啊?於是下令普查,一查嚇一跳,像天喜和品載這樣命運的娃娃竟然有一千多個!只好成立『幼年兵總隊』,直屬陸軍總部。六歲的郭天喜和十二歲的桑品載,一樣穿軍服、拿槍、上操,一樣挨打、關禁閉」。幾十年後,這些娃娃兵是否就是在台灣被人喝罵,要他們滾回去的「老芋仔」呢?

除了抓人,國民黨當然也要殺人。「一九四七年七月,國軍整編六十四師在山東沂蒙地區與陳毅的華東野戰軍激烈爭奪領土的時候,曾經接到『上峰』的電令:『以東里店為中心,將縱橫二十五公里內,造成『絕地』,限五日完成任務,飭將該地區內所有農作物與建築物,一律焚燬,所有居民,無論男女老幼,一律格殺』。」

雖然說主題是一九四九,但為了說明那一年的複雜局面,尤其是彼時台灣的情勢,龍應台還花了不少篇幅去談二次大戰時的台籍日本兵柯景星和蔡新宗,他們戰後成了新幾內亞戰俘營裏的戰犯。對着這些從小到大被教育成「日本皇民」的台灣人,你又該說甚麼才好?同樣令人無法言語的,還有卓還來。他是中華民國駐英屬婆羅洲山打根的總領事,成為日軍俘虜之後堅決不降,於是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的凌晨被人押進叢林,再也回不來了。四七年七月七日,他的骸骨被運回南京菊花台的烈士陵園。不過兩年之後,他的妻子就不敢去上墳了,他的子女也從來不敢提起這位烈士,因為「烈士還是叛徒,榮耀還是恥辱,往往看城裏頭最高的那棟建築頂上插的是甚麼旗子」。

更使人迷惑的是龍應台竟然還訪問了澳洲退伍老兵比爾,甚至大段引述了日本軍人田村吉勝的日記,裏面記錄了他對一個女孩的思慕:「從不曾給你寫過信,也不敢對你有所表露。孤獨時,我心傷痛,想家」。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龍應台到底要寫甚麼?這難道不是一本反思一九四九的書嗎?為甚麼除了離鄉的台灣外省人和戰死的解放軍之外,她要加入這麼多的雜音和這麼多的外國人呢?

如果要用最簡單的一句話去總結這本書,那大概就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了。如果說這本書有甚麼主導精神,那麼它肯定是一種最素樸的人道主義。龍應台反戰嗎?她沒有直接說過,正如她沒有直接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革命論述,也沒有正面挑戰台灣今天的主流意識型態一樣。但是她寫出了一本最政治的書,因為她在一切檯面上的政治論述之外,提出了它們全都吸納不了的政治。

茱迪思.巴特勒在〈暴力.悲悼.政治〉( Violence, Mourning, Politics)這篇文章裏提到悲傷的政治時說:「很多人以為悲傷是私人的,使我們回到孤獨的處境,所以是非政治的。但我以為它提供了一種複雜的政治社群的想法,因為它把關係的人際紐帶鋪陳出來了,那種紐帶可以理論化成(人之為人的)基本依賴與倫理責任」。我失去了一個人,然後痛苦不堪,因為他從我身上帶走了我的一部份;這恰恰說明了我永遠不只是我,我永遠不是自足自存的主體,我們永遠都是彼此構成的社群。

對於所有那些「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龍應台給了他們「失敗者」的名字,並且說他們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

梁文道 - 村民公審甘乃威

2009年10月17日

【明報專訊】雖然香港自詡為「亞洲國際城市」,但它在很多方面其實更像是一座包裹了大都會外衣的小農村。雖然我很不願意用陶傑常講的「小農DNA」去形容香港人的某些習氣,但又不得不承認,起碼在甘乃威「求愛不遂」這件事上,我們的表現實在很像文學中所描寫的那種封閉而遙遠的農村。

逼甘乃威辭職
影響公眾利益

這座城市有許多甲級寫字樓,還有更多的疑似豪宅,但它的700萬居民卻有着相似的喜好、相似的口味,而且就連看事情的方法也都一樣,完全說不上「多元」與「開放」。所以無綫電視翡翠台可以繼續穩佔全港電視收視率之冠,而且持續製造一齣又一齣的家庭倫理劇,和大家探討某一個壞媳婦的下場、某一個二姨太的詭計,以及某一段婚外情的結局。這類家長里短的故事不單是大家最喜歡的電視劇主題,還是我們認知社會諸種事物的敘述結構。不管出了什麼事,只要套上這套敍述結構,一試就靈,然後大家便可以大發議論,不只滿足了村民窺私的心理,還能再次確認我們堅信不疑的傳統倫理信條。所以劉德華的婚事是很重要的;既然大家住在同一條村子裏頭,你怎能瞞着大家結婚?還要一瞞就瞞10多年,連孩子都「偷偷」生了出來呢?這完全違反了村裏頭守望相助的原則,破壞了長年累積下來的睦鄰之道。

然而,香港畢竟有着現代大都會的外衣,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排斥劉德華,以後不借醬油給他。我們必須文明一點、正式一點地譴責他「身為公眾人物,卻喪失了誠信」。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甘乃威的「醜聞」其實也是這麼一齣套上了文明外衣與公共語言的家庭倫理劇。本來這也沒什麼大不了,可是現在竟然有人想要藉此逼迫民選議員甘乃威辭職,甚至發動罷免程序,那就真真正正影響到公眾利益,不能不細究其中是非了。

讓我們簡單歸納一下甘乃威事件的本質。根據目前大家掌握的材料,我們可以推定﹕

首先,他沒有涉及到婚外情,因為他只是「求愛未遂」(假如『表示好感』算是求愛的話),遠遠還沒達到已經發展出一段感情地步。

第二,這也不是性騷擾,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的分類,我們看不出其中有任何性騷擾的情節。

第三,這也未必是「無理解僱」,因為那位女下屬曾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但不獲受理。就算它可能是,雙方也都已達成了賠償的協議。

第四,除了那位下屬,最有可能受到影響的是甘乃威的夫人;可是一來她與公眾無關,二來她也已經接納了丈夫的作為,外人更是毋庸多談。

儘管如此,媒體卻仍然不依不饒地追索這件事的「真相」,比如說研究那位女下屬的生平,分析「表示好感」與「示愛」之間的區別。這種農村式的八卦流言本來也沒什麼所謂,好玩就行。但許多人卻死咬着甘乃威的議員身分,覺得此事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理由是他有「誠信」的問題。

近年香港的公共言說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濫用一些看起來很嚴肅很正式的詞語,彷彿只要使出了這些術語,我們所談論的事情就真的成了很嚴肅很正式的要事,完全忽略了我們對這些詞語的用法有沒有範疇錯置的問題。所以才會有人質疑劉德華的「誠信」,覺得他暗地結婚的行為破壞了他身為「公眾人物」的「認受性」。同樣地,今天的甘乃威事件一不違法,二不涉及濫用職權,三不涉及公帑的誤用;難道就因為他曾隱瞞向下屬「表示好感」的情節,我們就可以質疑他從事議會工作的「誠信」了嗎?

道德要求只須與職權相稱
不能隨時擴大無限拔高

公職人員的道德要求是有個度量的,必須相稱於他的職權範圍,不能隨時擴大,也不能無限拔高。很多人(包括一些值得尊重的政治學者)也一再指出,公職人員應該符合「最高的道德水平」,這豈不等於要求一種聖王政治,覺得每一個從政的人都該是完璧無瑕的聖人?難道我們選舉議員看的不是他的願景,知識與能力、而是專選君子嗎?這到底是在選議員還是選好人好事呢?部分人甚至認為民主派議員應該更講道德,這真是令人不知從何說起。

沒錯,議員的誠信是很重要,他不能在和公共事務相關的事情上說謊,尤其不能在他直接處理的事務範圍上說謊。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要求他不能在其他與公職相關的事情上說謊,比如說他的學歷,因為學歷能夠說明能力,那會影響到我們要不要選他的判斷。再數下去,我們或許還可以要求他盡量不要在公職範圍外更遠的事情上說謊,因為大家相信一個人在私生活上說謊,也很有可能會在公務上不誠實。

可是在這個離公共事務最遠的範圍上,我們必須謹慎對待。

當形勢發展到要逼甘乃威辭職,甚至危及整個民主派「五區總辭」大計的地步,這件事就變得可怕了。猶如村民只是不爽一個鄰居偷偷結婚,卻用「不忠不義」的名義將他扭送官府一樣,我們也只不過是在利用「誠信不足」這類字眼來包裝自己對一個直選議員施加的集體私刑。真正在破壞公共利益的,其實是我們自己。

這件事再度證明了香港人對緋聞和家庭倫理劇的熱愛要遠遠大於對公共利益的關注。你看霍震霆,連續8年沒在議會裏提出任何動議及修正案,在立法會內各事務會議委員會上的出席率也是一直偏低,就算現身也是坐幾分鐘就走。但我們何曾聽過有人說這是「醜聞」,何曾見過有人要調查他的表現是否符合公眾期望,乃至於要求他自動引退?

梁文道
文化評論人

2009年10月4日 星期日

周保松 - 給要選特首的人上一堂政治哲學課

2009年10月4日

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是改善我們的生活,使每個人活得自由自主,有效實現各自的人生計劃,並在社會關係中受到平等尊重。如果目前的制度使我們活得愈來愈差,我們沒理由不努力謀求改變。香港人一旦脫離殖民地統治,意識到自己是這個城市的主人,他們自然不可能再接受政治權力操控在少數人手中,不可能容忍這個整體十分富裕的城市卻有那麼多人活在貧窮之中,更不可能忍受文化和精神生活長期受壓於單向度的經濟思維。如果我們依然視這個城市為殖民地的延續,又或一群經濟人湊合在一起的利益競逐之地,那是香港人的悲哀。

如果我們相信主權在民,那麼政治權力的正當運用,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政府必須得到自由平等公民的充分認可。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是體現這種認可的有效機制。二,政府必須重視社會正義,給予公民平等的尊重和關注,確保社會資源得到合理分配,並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利。這是現代政治最基本的要求。

市場只是政治社群的一個環節,政府才是特區的最高管治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追求公義和促進人民福祉的責任。在制度上,政府必定優先於市場。政府是市場規則的制訂者和監管者,並透過徵稅及其他措施,決定個人在市場的合理所得。市場從來不是自足和獨立的領域,也並不凌駕於政府之上。

政治人的身分,我們稱為公民。這個身分,賦予每個人平等的政治權利,並承擔相應的政治義務。作為政治社群的一員,我們都是平等的公民,並應得到政府的平等對待。當公民身分和其他身分發生衝突時,前者有優先性。基於此,我們不容許宗教團體限制人們信教和脫教的自由,因為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我們也不容許公司為了成本和經濟效益,剝奪公民理應享有的勞工福利;我們甚至不容許政府本身侵犯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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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在香港,最主流最強勢的論述,是視香港為純粹的經濟城市。如何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維持和鞏固香港的競爭力,更是整個社會的首要目標。目標既然已定,剩下的便是用什麼方法達到這個目標。所有和這個目標不相容的理念制度和生活實踐,都被邊緣化或被消滅。這種城市想像的潛台詞,是香港不是和不應該是一個政治城市,因為過於政治化不利香港的繁榮安定。因此,普選民主應該緩行,社會公義最好少談,既有的遊戲規則盡量維持。

這種情况必須改變。改變的前提,是香港人必須有另一種城市想像,即理解香港為自由平等的政治城市。這篇文章嘗試探索這種想像的可能性。這種探索,對即將而來的特首選舉和政改討論,相關且必要。原因很簡單,如果我們仍然困於經濟城市的想像,無法確立政治領域的獨立性和優先性,那麼所有政治改革和政治價值的追求,都難以擺脫經濟發展至上的限制。

作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城市,香港社會每個環節,都服膺市場競爭邏輯,並將經濟效率和工具理性發揮得淋漓盡致,成為徹底的商品化社會。對很多人來說,香港本身是一個大市場,裏面的人是純粹的經濟人。政府的角色,主要是維持市場的有效運作,其他什麼都不要管。市場的邏輯,是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經濟人的目的,是個人利益極大化,人與人之間只有工具性的利益關係。在這樣的環境,每個人從出生開始,便被訓練得務實計算,學會增值競爭,更視財富累積為幸福人生的必要甚至充分條件。不少人認為,這是香港成功的秘訣,並主張變本加厲,將下一代打造成更有競爭力的經濟人,並將市場邏輯擴展到非經濟的教育文化環境保育等領域。

特區並非行政概念

問題卻在於,香港人甘心將香港這片土地只當成赤裸裸的市場,並視自身為純粹的經濟人嗎?近年愈來愈多人開始質疑這個模式,因為這樣的生活並不美好。劇烈的競爭和異化的工作,巨大的貧富懸殊和嚴重的機會不平等,疏離的人際關係和貧乏的精神生活,還有過度的物欲主義和消費主義對人的支配,都令香港人活得苦不堪言。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是改善我們的生活,使每個人活得自由自主,有效實現各自的人生計劃,並在社會關係中受到平等尊重。如果目前的制度使我們活得愈來愈差,我們沒理由不努力謀求改變。另一方面,香港近年社會運動不斷,公民意識逐步成熟,呼喚政治改革的聲音日益壯大。香港人一旦脫離殖民地統治,意識到自己是這個城市的主人,他們自然不可能再接受政治權力操控在少數人手中,不可能容忍這個整體十分富裕的城市卻有那麼多人活在貧窮之中,更不可能忍受文化和精神生活長期受壓於單向度的經濟思維。

香港需要新的定位,並對這個城市有新的期許。

沿用當代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的思路,我認為,香港人應視香港為自由平等的公民走在一起進行公平合作的政治社群。這個社群,按《基本法》規定,是中國的一部分,卻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力,包括行政、立法和獨立的司法權。我們稱它為特別行政區。特區是個政治概念,而不是個行政概念。高度自治意味着香港人理應有相當大的政治自主空間,構想規劃和打造這個屬於自己的城市的未來。

香港已不是小政府

既然每個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並願意在公平的條件下進行合作,我們便不應將特區當作市場,並用市場邏輯決定政治權力和社會文化資源的分配。例如我們不能說,誰的錢多誰便應擁有多一些政治權力,因為這違反政治平等;我們也不能說,誰是市場的勝出者便應佔有一切,因為公平合作要求資源分配必須滿足正義的要求。就此而言,特區政府有她獨特的政治角色和道德使命。特區擁有制訂法律、設立制度,分配資源和要求公民絕對服從的權力,因此它必須重視政治正當性問題(legitimacy)。政府必須公開地告訴每個公民,基於什麼道德理由,它可以擁有管治香港的正當權力。如果我們相信主權在民,那麼政治權力的正當運用,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政府必須得到自由平等公民的充分認可。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是體現這種認可的有效機制。二,政府必須重視社會正義,給予公民平等的尊重和關注,確保社會資源得到合理分配,並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利。這是現代政治最基本的要求。

有趣的是,特區政府常常強調它的管治理念是「小政府大市場」。就字面解,這是指政府盡可能將自己的權力和功能縮到最小,然後將大部分社會及經濟問題交由市場解決。這個說法,既不正確亦不可取。首先,香港早已不是放任自由主義哲學家諾齊克(Robert Nozick)筆下的「小政府」(minimal state)。例如香港有十二年的義務教育,近乎免費的公立醫療服務,相當部分人口住在政府興建的公共房屋,還有政府提供的不同社會保障。這些福利是否足夠,另當別論,但政府卻絕對算不上什麼也不管的「小政府」。

政治人身分應先行

其次,這種抑政府揚市場的思路,會嚴重窒礙香港的政治發展。我們知道,市場和政府根本不應處於對等位置。市場只是政治社群的一個環節,政府才是特區的最高管治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追求公義和促進人民福祉的責任。在制度上,政府必定優先於市場。政府是市場規則的制訂者和監管者,並透過徵稅及其他措施,決定個人在市場的合理所得。市場從來不是自足和獨立的領域,並凌駕於政府之上。當然,市場有它的重要價值,但市場導致的結果,往往並不公正,而市場本身亦不能自動糾正這些不公正。所以,如果放任的市場競爭導致貧富懸殊,老弱無依,機會不平等,甚至金權和財閥政治,那麼一個重視社會正義的政府,自然有必要對市場作出監管。我這裏並非主張政府要凡事干預,而是指出在概念上,我們必須將政府和市場的角色和功能作出清楚的區分。如果政府自甘作小,放棄很多理應由她承擔的政治和道德責任,那是不必要的自我設限和自我矮化。

既然政治優先於市場,那麼在公共生活中,政治人的身分也應優先於經濟人。政治人的身分,我們稱為公民。這個身分,賦予每個人平等的政治權利,並承擔相應的政治義務。作為政治社群的一員,我們都是平等的公民,並應得到政府的平等對待。當公民身分和其他身分發生衝突時,前者有優先性。基於此,我們不容許宗教團體限制人們信教和脫教的自由,因為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我們也不容許公司為了成本和經濟效益,剝奪公民理應享有的勞工福利;我們甚至不容許政府本身侵犯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

培養獨立理性公民

有人或會問,人世間充滿不平等,為什麼我們要如此在乎公民平等?這必然是因為公民之間具有某種道德關係。試想像,如果我們都是純粹的經濟人,而社會則是競爭市場的話,我們很難接受對弱勢者有什麼道德義務,亦不會認為政府有責任為他們做些什麼。公民身分體現了這樣的道德關懷﹕作為政治共同體的成員,我們願意平等相待,並分擔彼此的命運。公民權的實質內容,需要透過公開討論和正當程序,才能確定下來。我這裏強調的,是政治社群的道德意涵。如果我們依然視這個城市為殖民地的延續,又或一群經濟人湊合在一起的利益競逐之地,那是香港人的悲哀。我們有幸活在一起,理應善待自己,善待彼此。

香港要成為成熟的政治城市,必須培養出香港人的公民意識,而這和公民教育密不可分。教育的場所,並不限於書本和學校,而可以擴展到社會運動和各種形式的公共討論。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公民的價值意識和批判意識,增強他們對政治社群的歸屬感,並承擔起應有的公民責任。但在目前職業化、技術化和市場化的教育環境中,要實踐這種理念,自然舉步維艱。這和前述的城市想像相關。如果香港只是一個單向度的經濟社會,那麼所培養出來的人才,往往便是政治冷感,服從建制,崇拜名利,缺乏社會關懷的經濟人。所以,如果香港要走政治民主化的路,公民教育和通識教育必須要以培養獨立理性且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為目標。

反思所謂香港經驗

回歸已逾十年,香港嘗盡非政治化的苦果。殖民主走了,工具理性再不管用,因為管治者必須要為香港定下新的政治目標,並為這些目標的正當性作公開辯護。管治者需要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並告訴我們這些理念為何值得追求。可惜的是,今天的管治階層,仍然繼續用單一的經濟思維去理解香港,並有意識地壓抑香港人政治意識的發展。問題是,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輩的香港人,愈來愈對保守封閉不公平的制度不滿,並渴望改變。這不是世代之爭,不是利益之爭,而是價值之爭。在種種爭論之中,我們開始體會到,整個社會的政治想像其實相當貧乏,甚至沒有足夠的政治概念和知識結構去理解當下的處境,遑論建構理想的政治圖像。就此而言,香港並非過度政治化,而是政治上尚未成熟。我們早已完成經濟現代化,政治現代化卻剛起步。也許這種危機同時也是契機,促使我們從觀念、制度和個人生活層面,好好反思所謂的「香港經驗」,開拓新的想像空間。

出路在哪裏?既得利益者會說,繼續走經濟城市的路吧。只要給香港人麵包,維持繁榮安定,人民自然會默默忍受。但我們可以走另一條路,將香港變成民主公正自由開放的政治社群,讓每個人活得自主而有尊嚴,讓生命不同領域各安其位,讓下一代不再只做經濟人,同時也做政治人文化人,更做對這片土地有歸屬感且活得豐盛的平等公民。

作者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李照興 - 調侃另類國慶遊行

潮爆中國專欄 2009年10月4日

【明報專訊】一輪國慶花車檢閱大巡遊,看着那人海方陣,特寫的熱情面孔。氣慨激昂的音樂,情感迫爆與人體迫滿,催生一種強迫的感動。是無法不讓人動容,無法不讓人像要與這個國家融成一體的樣子。

這情况,透過影像剪輯傳來,感召、誘使、吸引、迷惑,歷史上也許只有一個近似的對應,就是1934年萊尼.裏芬斯塔爾拍的《意志的勝利》。在這時候,不保留一點距離,整個人就會迷幻過去,被影像、進軍與氣氛所惑,以為世界真的那麼美好。影像傳來,我們的確處身一種最大的kitsch之中。在kitsch的國度,如果看了這些動人的景像,你不跟全中國人民共同感動差不多要哭出淚來,你就不太像樣了。

這種偉大的畫面,正好是近年中國崛起論的縮影,它其實是一種誤讀偏讀的結果,最主要表現為對三方面的偏讀﹕第一,只跟過去比較;第二,只看城市與高端發展;第三,只看數字及硬實力(GDP迷思)。可像我們這種解構之徒,有興趣的總是影像中沒說出的東西,總是在主文本的邊緣尋找樂趣,保持距離。這樣的一場大戲,硬來作對抗式閱讀,你準氣壞腦袋。如果太犬儒覺得事不關己,又太過軟皮蛇。還好有第三條路,叫調侃進取主義,一面反諷調侃,開它的玩笑,講有骨反話,惡搞一番,在談笑又認真之間,進取謀求變革。於是調侃進取主義者,有了自己想像版本的另類國慶遊行。

最近國內知識分子圈流傳一篇福山的訪談,被編/偏讀成「看見中國的奇蹟後,連福山都要修正自己的歷史終結論」的意思。中國模式要成為西方自由民主以外的成功制式嗎?福山原意是這樣嗎?——面對這些只看好只報好事的呈現,我們可以如何反閱讀並反向詮釋?如果用抗爭式反向詮釋,結果可能會被氣死——因為每次都不會有結果,聲音不會被聽見。如果像更多的人一樣採取犬儒的態度,一於反諷到底,事不關己,又會過於輕佻。在重與輕之間,我們或許走出第三條路,一種積極的調侃主義——面對瘋狂的荒謬信息,保持清醒及調皮的態度,但又適時保有積極進取敵退我進的策略。就是這種態度,讓人可度過遊行與及以愛國之名掩蓋的政治歌頌。再具體而言,面對國慶的大進軍,對抗式閱讀會走出來反遊行或不合作。犬儒者會一切事不關己般像看大戲。調侃進取主義者會自己創一個另類大遊行創想自娛自樂,並從中帶出信息。以自己版本的故事來對抗極權下來的偏讀大敘事。

偏譯 將成未來傷害基因

對中國發展的種種刻意唱好式偏讀,正好反映在最近對福山新作政治正確式的誤讀中。事緣,九月份日本《中央公論》發表了福山的訪談《日本要直面中國世紀》,經國內新華網編譯並網上流傳後,得出了一個頗讓留意事件者感意外的結論,那就是「客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並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隨着中國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這句如出自福山手筆,可是對他本人有名的「歷史終結」說法的最大否定。所謂的中國模式,真的改變了西方自由民主系統作為歷史終站模式的過往定論嗎?

幸好學者劉擎對原文作出徹底比較,證明流傳的是一個偏讀偏解的版本,比如討論中國印度模式時,福山原文是﹕「看到這些國家和印度那樣的民主國家的民主決策過程,很多人讚賞中國那種權威主義所具備的比較迅速的決策能力。不過,那種權威主義的政體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因為沒有法治,也沒有選舉進行監督,所以其問責,只是面向上面即共產黨和黨中央,而非面向政府應該為之服務的人民。」但中國版編譯就變成﹕「中國的政治傳統和現實模式受到愈來愈多發展中國家的關注。在印度『民主』模式與中國『權威』模式之間,更多國家鍾情中國,前者代表分散和拖沓,後者代表集中和高效。」說起來,「編譯」算是一個中國傳媒中特有的名堂,其實質運作是,收集不同外媒的資料,翻譯並編匯成文,過程中各取所需,不付轉載費成了習慣,更重要的是方便地「譯」出了一個想當然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正確結論。

近來對於中國成就的誇大也是一種編(偏)譯結果,當然我們都不容否認數字上或具體國力的提升,個別地區的繁榮,不過官方對其他地區其他階層刻意迴避則造成不全面的世界觀。而這倒過來將要成為未來的傷害基因。

調侃一番 促進改變

調侃進取主義首先是一種氣量,敢於去接受現中國存在的不平及人民的不滿,而非像現在壓根兒目空一切否定問題的存在。後者方法包括將反對聲音一率和諧掉,把不雅落後移到看不見的地方。而認識到醜陋及不和諧的存在,又要如何面對?要用荒謬對抗荒謬。

故此,調侃進取主義者在調侃之餘,其實是用心良苦地以調笑之間談論國家大事,用諷喻來督促社會改變。它不是犬儒,而是仍有極濃的改變社會的進取意向。面對國慶,他們未必選擇逃離,而是想盡方法調侃一番。於是有了自己版本的遊行內容。這些幻想出來的遊行,有些政治不正確,是傾向波兒式(是出城那位,不是崖上那個)的幽默。是笑完之後發人心省,或起碼叫人不要看了人山人海船堅炮利就真的自我感覺偉大。調侃進取者會說,遊行隊伍應可加進如下元素﹕

■上訪者方陣

上訪者現象當然是新中國特色,各省各地苦主代表每年每月上京和諧表達意見,已經成為新中國民主發聲的重要現象。他們不辭勞苦,日夜兼程,到京風餐露宿,未能入住各地駐京辦,但駐京辦會密切對待「關心」他們。如果由各地上訪者組成團隊演出,說不定也充滿和諧意義。

■上海塌樓花車

如果要選新中國今年最具代表性建築奇蹟,當然不是鳥巢,而是上海橫着來倒下的整幢樓房,可稱世界八大建築新奇蹟,論造型論大小論倒下之後的完整度,都是世間罕有,做成花車更是長度適中慰為奇觀。

■四川豆腐樓

由四川人用真正軟綿山水豆腐搭建真實大小的一家四口三房兩廳經濟適用房作為花車,亦堪稱是四川一絕吧。

■國足武術團體操

中國功夫又怎能在巡遊中缺少。因為中國人愛和平,從不主動派兵出外,國際人士只能有限知道咱們chinese kungfu之威水,而近年最能反映中國功夫硬實力並真正跟老外打起上來的,不是軍隊不是葉問,而是在英國有實戰經驗之中國國家足球隊。所以國足於巡遊上演為國爭光也理所當然。

至於話明60周年,當然要有60年以來代表性群衆運動,包括﹕

■50年代鬥地主口號rap住唱。60至70年代忠字舞千人大字報少不了。

■80年代上海特產倒賣,一邊學周立波式步法叫「打樁摸子」集體操也是一大特色。

另類巡遊項目創想眾多不能盡錄,部分過激過於黑色就不曝光了。

總結而言,看戲看文,沒有說出的,永遠比說出的更有意思,它曝露了文本更深層的意思。而沒說出,總有沒說的原因,而且進取者會憑此想像更多。就如看《建國大業》看到最後,共產黨建國第一屆那麼多黨外人士參與,強調是得到全民及各種政治理念廣泛支持,但回看60年後的今天,這究竟是進步還是退步?當年全國差不多真的不設防,同心慶祝一個國家誕生,今天又為什麼連搞個生日都搞到氣氛壓抑,要慎防自己人民到如此地步?

2009年10月1日 星期四

錢鋼 - 未來10年,中國命運的關鍵

2009年10月1日

【明報專訊】國慶60周年的歡騰聲浪裏,我假設着一個未來的畫面:2019年10月1日,建國70周年。這不太久的未來,在那一天,眼前的一切是否還將重現? ——是否還會有極之隆盛、甚至更為奢華的慶典?是否還會有黨中央頒布的50個口號?是否還會有只准「唱響主旋律」、不許出現「噪音、雜音」的傳媒控制?北京城,是否還會有警戒森嚴的「穩定壓倒一切」?

我想做一次並不高遠的前瞻。在我看來,中國命運的關鍵,就在未來10年。

2012 年,將是胡錦濤的交棒之年。雖然黨章並未規定總書記的任職期限,但是中共2006年頒布《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規定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正職領導的任期以兩屆為限。如果未來10年中不發生劇烈動盪,同時中國政治依然循目前的節奏無重大變革,幾乎可以肯定,中共第18次代表大會上的接棒者,就是建國70年時的國家元首。

政改裹足不前 令國人共憂

中國不能陷入變亂,這是人們的共識;但政改裹足不前,卻令國人共憂。1999年,國慶50周年,老共產黨人李慎之揮毫疾書,寫下膾炙人口的《風雨蒼黃50年》,呼籲江澤民以大手筆建功立業,在鄧小平因為歷史局限而不得不止步的地方重新起步,為政治改革打開新局面。2009年,國慶60周年前夕,一篇據稱出自一位隱名中共元老的談話《執政黨要建立基本的政治倫理》,廣為流傳。談話呼籲舉黨反思,推進政治民主,在無數人的心頭激起強烈共鳴。

江澤民任內,政治改革的「大手筆」沒有出現。胡溫上任之初提出「以人為本」,被譽為「胡溫新政」。但是政改蹉跎,7年來,未能遏制權貴資本主義膨脹,即既得利益集團坐大,危機加深。溫家寶信誓旦旦,最終卻無力徹查四川地震中的大批校舍倒塌問題,便是明證。毋庸諱言,人們對胡溫的期望值,已從2003年抗疫時期的最高點降溫。

今天的中國,經濟之腿茁壯強健,政治之腿發育不良。「八九.六四」留下深深的後遺症,社會惟權是尊,腐敗盛行,正氣不彰。上世紀80年代一度出現的政治改革活躍氛圍,今天不復存在。人為禁錮下,對政改的探討和準備明顯缺失。短期內,中國的確沒有立刻實行大步幅政治改革的條件。未來10年,黨治,將仍是現實。但這個黨,將不可避免地要對政治體制改革作出明確抉擇。

香港和大陸,在某些事務上竟有相似之處。在餘下任期,胡溫肯定要拼經濟,但會不會拿出政改路線圖,人們不敢奢望。未來10年的頭3年,對胡錦濤總書記的最大期待,是期待他將最高權力的轉移,演示為黨內民主的典範。在現實格局下,他將交棒於何人,普通黨員和公民無可置喙,故無從關心。值得關切的是,這位由鄧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能否在任內兌現「民主、公開、競爭、擇優」的選人原則,徹底結束與黨內民主相悖的老人政治,將產生最高領導人的程序,朝民主的方向推進一步?

100年前此時,清政府正陷入恐懼。強大社會壓力下,被迫啟動政改,1906年宣布預備立憲,1908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立憲預備期為9年。這是相當保守的政改路線圖,卻還能將時間表昭告天下。不幸的是,同時卻發表皇族內閣名單,時人譏稱「宗社黨」。輿論嘩然,滿漢分裂,革命爆發。頑固派私心自用,保「大清」不保「中國」,如此欲保終不能保,宗社傾覆,只朝夕耳!

50年前此時,國慶10周年慶典隆重舉行。然而,一年前的閱兵總指揮,這時卻已消失。彭德懷元帥,這位忠誠的共產黨人,因為批評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錯誤,在1959年夏天的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反黨首腦。錯誤愈演愈烈,就在國慶日歌舞昇平景象的背後,大饑荒的慘劇已然揭幕。

期待新人從「破除壟斷」破題

40 年前此時,依憲法選出的國家元首,在國慶典禮上不見蹤影。1969年,中共九大宣布國家主席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將他開除出黨。國慶日,在公然踐踏憲法的毛澤東身旁,站着寫入黨章的接班人林彪。然而不出兩年,林彪又成為「野心家」、「賣國賊」,逃亡異國,粉身碎骨。

需要記取的歷史教訓太多太多。制度,沒有一個良善的制度,國無寧日,人心不平,欲穩不能。中國命運的關鍵,就在未來10年。前人將燙手的山芋留給後任,歷史要求新人,以最大的政治勇氣,去破解難題,根治頑疾。

今天中國的癥結在哪裏?在壟斷。我們期待他們,從「破除壟斷」破題:破政治壟斷,把中國導入有正常政治競爭、監督和制衡的憲政軌道;破經濟壟斷,剎住國家資本主義的高速列車;破社會壟斷,讓公民社會繁茂生長;破文化壟斷,寬容,寬鬆,寬厚,讓人們免於恐懼地思考和言說,讓信息無礙暢流。

政治改革從哪裏開始?從放寬言論控制開始。政治體制,關乎10多億人民的權利,新一代領導人決不可令人民免開尊口、莫談國事。中國的政治體制向何處去,是一個應當允許探討、實驗、試錯的大課題。首先不可壟斷說話的權利,不要簡單粗暴地用一句「我們絕不照搬西方」把人們的嘴堵住。民間蘊藏着充沛的參政熱情和高度的政治智慧,要允許各種有差異的、甚至對立的政治設計公之於眾,討論,爭鳴,如明治維新時的日本人所說,決萬機於公論。這本身是黨員和公民的權利,也大有利於國家。

中國命運的關鍵,就在未來10年。10年,中國的憲政大廈可能遠未築竣,但我們寄望執政者:莫茍且,莫延宕,告訴民眾你的方向,和他們一同開創新的制度,把憲政的堅固地基,交給建國70年!

作者是資深傳媒人、《唐山大地震》一書著者,現為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計劃主任

江春男 - 慶祝誰的共和?

2009年9月30日 台灣蘋果日報

明天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北京保安空前嚴密,不僅動員百萬志工協防,在主要地點安裝閉路電視,在公車上裝可蒐集乘客對話的微型儀器,將對話內容傳到公安局。天安門實施通行證制度,天羅地網,警備森嚴,中共自稱為「共和國」,但不曉得這是誰的共和?

中國的經濟成長有足以為傲的地方,中共要人民向領導人感恩戴德,將一切成就歸功於共黨領導的優越性和先進性。但當年整肅批鬥,千萬人死得不明不白,這段中國人自相殘殺的歷史,既稱不上共和,也並不怎麼優越。

就在前幾天,重慶市司法局前局長文強被正式逮捕,他的罪名除了貪污洗錢之外,還包括強姦、包庇黑道殺人、搶劫、綁架、賣淫、開賭場等等犯罪活動,他先經過黨內紀檢會50天的「雙規」(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點接受調查),才交給法院的。黨紀凌駕於司法,司法只是黨的工具,這種制度的優越性和先進性何在,只有天曉得。

魯迅曾經說:「中國人談起國家民族就抬頭挺胸,談起個人就自覺渺小的低下頭來。」這句話真的切中要害。「中國人對自家政權的惡行,特別寬厚,原因無他,反它不成,奈它不何,惟有逆來順受,心底期許領導人有日恍然大悟,壓迫小一點,飯菜多一點,就心滿意足,政府再差,也是中國人管中國人,哪怕任它折騰幾十年,死了千萬人,也就是自己人,中央錯,咱們要體諒才是,鼓勵才是。」評論家嚴櫻寫這些話時,心中必在滴血。

慶祝專政與民何干

中國人是沒有記憶的民族嗎?為什麼不敢面對自己的過去?永遠不必反省?他們經常指摘日本竄改歷史,但自己的歷史一片空白。開國大典這種電影氣勢宏偉,但對國共內戰的自相殘殺,避而不談。對文革大躍進這種人類浩劫,屁都不敢放。

今天的中國人,千萬富翁,億萬富翁,多得是,經濟、軍事、外交已成強國,但是不敢回頭看看自己怎麼走過來的,也不知今後往哪裡去?人民沒有選擇領導人的權利,也沒有參與討論國事的機會,國慶日是慶祝共黨專政,與人民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