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31日 星期四

蔡子強 - 歷史將宣判他無罪

2009年12月31日

【明報專訊】劉曉波,過去二十年,因為堅持自己的信念,而四度當上國家的囚徒。青春,就是如此在鐵窗之下被消磨掉。到了11 年之後,他刑滿出獄,到時他已經會是一位65 歲的花甲老翁了。

我記得有位民運人士寫過這樣的一首獄中詩:

「我怕孤獨,但連自己的影子也難得一見;

我怕黑暗,卻只能在鐵窗後面仰望藍天;

我只靠夢生活,但夢中卻永遠只是飄着染血的鞭子;

而我全部的罪名,卻只是對自由的渴望。」

無錯,劉曉波的所有罪名,只不過是對一個自由、民主中國的渴望而已。

在上個禮拜判刑當天,劉曉波十分平靜,沒有呼天搶地,他只望着太太劉霞點頭微笑,令人相信他對自己所作的一切,無怨無悔。

這令我想起兩句說話。

曾經當過《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並以「皇甫平」為筆名撰寫過一系列支持深化改革文章的內地新聞工作者,在追思《人民日報》以故副總編輯王若水時,提過兩句後者說過,擲地有聲的說話:

「寧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無憂的夢中人。」

中國人特別忌諱提起自己的陰暗面,所思考的,也不是如何改良自身,把陰暗面消除,而是竭力否認它們的存在,中共則更進一步,痛恨那些指出這些劣迹和陰影的批評者、異見人士,要把他們禁絕而後快。

《零八憲章》所提的十九項主張:修改憲法、分權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獨立、公器公用、人權保障 、公職選舉、城鄉平等、結社自由、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公民教育、財產保護、財稅改革、社會保障、環境保護、聯邦共和、轉型正義,都是十分溫和,是公民最基本和正當的權利要求,提倡的只是以溫和改良的方式推進社會進步,我看不到有任何顛覆國家的地方,看不到何罪之有。

獨裁者將會慢慢發現,他們無法杜絕任何批評,因為即使你審查、甚至禁制了書刊,一切有正義感的作家,將有辦法找到自己的表達方式。

都說,今天當入世、經濟起飛、奧運、宇航等夢想,已經一一實現,中國已經「大國崛起」。中國人或會覺得,自己已經找到那個當年阿基米德所追尋,足以舉起整個地球的支點。但我卻想說,一個如此怯懦的國度,它將不會有足夠的力量,去巍然聳立於天地之間,面對未來。

劉曉波如今是被判入獄了,但我堅信:

「歷史將宣判他無罪。」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2009年12月28日 星期一

潘小濤 - 劉曉波在聖誕日的政治審判

2009年12月28日

【明報專訊】劉曉波於聖誕節當日被判監11年,標誌着去年12月10日由他發起的「零八憲章」運動,正式遭到當局無情鎮壓,益令國慶60周年的高壓政治形勢,增添不少肅殺之氣。教人唏噓的是,一個普天同慶的日子,竟然也是中國憲政民主運動的葬禮!

美國助理國務卿克勞利認為,劉曉波被關押逾一年,卻在聖誕節之前兩天遭審訊,並在聖誕節當天宣判,緣於聖誕長假期間,西方社會沉浸在歡樂氣氛之中,無暇顧及北京的事,審判劉曉波也就不會惹來西方傳媒及歐美社會的強烈反應。

此說法得到西方傳媒普遍認同,也有一定道理。我也相信,北京當局是刻意挑選這個西方節日進行政治審判,不過,我倒認為北京並非為減低西方各界的關意,若北京真的在乎西方反應,又怎會選在普天同慶的聖誕節,在美國及歐盟多番交涉和高度關注、最少15個外國使館官員企圖進入法庭聽審下,仍悍然重囚一個寫文章談國事的良心犯呢?美國總統奧巴馬、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茜、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等人訪華時,都曾向中國提出要求釋放的政治犯名單,劉曉波當然在列,北京不僅毫無反應,反而在聖誕節審判劉曉波,對着幹的味道非常明顯。

有人說,北京根本不理會審判日是什麼日子。此言差矣,中共的敏感日子多的是,而中國政府在去年北京奧運開幕當天,就呼籲全球停戰停火一天,以彰顯奧運的和平,只不過俄羅斯對此充耳不聞,揮軍攻入格魯吉亞。同樣,聖誕節對西方的重要性及符號意義,北京焉有不知之理?因此,北京藉着聖誕節的政治審判,是要顯示其向西方說不的決心和能力,這不僅是保衛主權,更是捍衛其體制,阻止歐美國家進一步「干預」內政的宣示。

中國崛起 毋須仰仗洋人鼻息

所以,今次審判的最大象徵意義,就是北京正式表明,中國在政治問題上再不會屈服於外國壓力。過去,美國總統來訪,又或中國領導人出訪西方國家,中國都會釋放一兩個政治犯去討好對方,王丹、魏京生等人重獲自由,就是這樣的「大禮」;而且,中國政府每年發表人權白皮書、願與西方國家討論人權問題,也是外國施壓的結果。然而,今日的中國已經崛起,毋須再「仰仗」洋人鼻息,何時審、如何審,以及判刑多少,更不容外國人插手。

對期望中國民主的人來說,如此崛起無疑是災難性的,意味着北京當局更不會實施「零八憲章」的憲政民主了。今日的中國已完全被權貴騎劫,他們由各級官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國企職工等公職人員,還有學者專家、富商巨賈等組成,結合成為龐大的利益集團,壟斷政治、經濟的決策權,包攬一切社會資源。現有的制度,正是他們得以繼續巧取豪奪、盤剝老百姓的最佳保證。在此情况下,誰會主動推動政治改革去革自己的命呢?

一頭力大無窮的怪獸

本來,有外部壓力,讓這群「精英」有所顧忌,從而循序漸進的改革,未嘗不是好事,但今次聖誕審判表明,這個幻想徹底破滅。形象點說,中國變為一頭力大無窮、刀槍不入,卻被權貴控制的「怪獸」,任何力量想去改變這頭「怪獸」,令牠變得行為合理、行動自主,都會遭到權貴們的瘋狂反撲。對於希望國家富強的中國人來說,這樣的強國難道不是最大諷刺、這個強國夢難道不是一場噩夢嗎?

「零八憲章」的訴求溫和,因而遭到激進民主派的批評,憲章要求認真落實憲法給予中國公民應有的政治權利,其精髓就是,不僅向中國政府提出要求,還希望每位聯署人恪守公民責任,督促政府推動改革。如此克己合理的訴求,仍遭到無情鎮壓,可想而知中國的權貴們,為保護其既得利益,已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也可以想像,追查豆腐渣學校真相的四川作家譚作人,稍後也會被重囚。

一個希望中國民主富強的學者,寫了幾篇文章、起草一份民主化改革的草案,就換來11年的囚牢;相反,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受賄200多萬元、低價轉讓國有資產而令國家損失3.2億元、為弟弟非法謀利逾億元,如此嚴重犯罪也只獲刑18年。而大部分出事的貪官,都可在獄中繼續享受幹部待遇。一個為國為民,另一個卻竊國圖利,孰是孰非,本來一目了然,但待遇截然相反,可見今日的制度如何黑白顛倒!

不過,聖誕日的政治審判,早晚會受到歷史審判!歷史也告訴我們,任何巨人都有倒下去的一天!

吳靄儀 - 不要為劉曉波哭泣,哭我們自己!

2009年12月28日

【明報專訊】劉曉波以言入罪,重判入獄11年。案件向全世界又一次證明,專制的政權容不下言論自由、獨裁統治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6930字的《判決書》,說不出一句法理為何劉曉波的文章是「造謠誹謗」、「煽動顛覆」,為何在互聯網上發表,就是「超出言論自由的範疇,構成罪行」的行為!

《刑法》第105條沒有說明什麼是「顛覆國家政權」、什麼是「推翻社會主義」,法院依賴的不是法理,而是權力,這種審判不叫做「法治」,這只是假法律之名而行使的強權。

不必辯論,只要打開12月26日的《明報》,讀一遍全版刊載的《判決書》全文,及同頁所載錄的入罪文章的有關段落,讀者就可以自己評一評,究竟這是為國為民,不惜以身犯禁的忠義之言,還是煽動顛覆的造謠誹謗!

是忠義之言 還是誹謗?

普天之世,當然會為劉曉波可歌可泣的言行致敬,為中國政權的落後專橫而憤慨感嘆;《明報》同日的社評宣言﹕「關了一個劉曉波,關不住對自由民主的追求」。然而,這一切都不足夠,不但不足夠,反而是差不多同等落後的宣示,因為我們仍停留在為「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而歌泣的年代,「鳴」與「生」不能並存的封建社會,一直就與不惜為「鳴」而捨棄生命——11年生命——的精神共存,我們要爬上劉曉波的肩頭,走出這個輪迴,這個深谷,才是真正不辜負劉曉波的慷慨付出他有限的光陰和自由。

為什麼我們要止於景仰?景仰過去了,我們就返回一貫的生活,忘記了劉曉波?還是寄望於有更多的劉曉波,作出更多的犧性,終能令專政的當權者動容?

為自己只耽於慨嘆聲援而哭泣

如果我們真的尊重劉曉波,我們就要認認真真地看看他說了什麼。中共政權重囚劉曉波,不單止於「殺雞儆猴」,而是因為他們知道劉曉波說得對﹕「自由中國的出現,與其寄希望於統治者的『新政』,遠不如寄希望於民間『新力量』的不斷擴張」;如果我們同意,為什麼我們在行為上仍然是專注於如何博取統治者的青睞,爭取真民主,也只能求諸單方面向當權者「釋出善意」,而不重視轉向民間的「新力量」?為什麼在行為上,我們反而壓抑民間力量的自發、自覺、鞏固、凝聚和擴張?

不要為劉曉波哭泣!為我們自己的不願為民主法治付出努力,只耽於慨嘆聲援而哭泣吧!劉曉波知道自己願意看見的民主中國不可能一蹴即至﹕「用不間斷的非暴力反抗來壓縮官權控制的社會空間」,這單是指中國大陸嗎?香港特區現况相去有多遠?劉曉波的運動談何容易!像滴水成冰於岩石的縫隙,終使岩石分開,要何等耐心和堅毅!然而正因如此,我們便不能再讓歲月蹉跎!「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我們沒有慨嘆的功夫了。

劉曉波警告為利益而到中國來叩頭的各國朝野﹕「一旦中國變成自由國家,對於人類文明就將具有難以估量的正面價值」——為利益而不顧人權,受損害的不獨是中國的人民,而是全世界的未來!近如切膚,香港人應迴避這個擔子麼?

拭乾淚痕!放下慨憤!要做的事那麼多,千千萬萬人的一輩子也嫌不夠,若不願付出一輩子,那麼我們就每人付出11年吧,難道劉曉波不值得這麼多嗎?

2009年12月15日 星期二

練乙錚 - 中國經濟與「重商主義」

Vic: 練乙錚先生此系列四篇文章,對關心中國政經大局的人來說,極具參考價值。

文中對「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有精彩闡釋,值得細讀。

讀完覺得,「重商主義」者,實質上就是「重傷主義」--過程中肥了權勢壟斷者,最終人人受害,全部重傷。

2009-12-08
練乙錚:家電下鄉作用微 收入補貼好得多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09/12/blog-post_08.html

2009-12-09
練乙錚:調整發展策略 改變「重商主義」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09/12/blog-post_09.html

2009-12-10
練乙錚:中國要避免掉進「重商主義」窠臼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09/12/blog-post_10.html

2009-12-11
練乙錚:當年蘇共領導的重商主義市場經濟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09/12/blog-post_11.html

2009年12月6日 星期日

梁文道 - 講中國話的達爾文

2009年12月6日

【香港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前陣子在合肥和新認識的朋友聊天,他對國際關係特別感興趣,於是我們就說起了前陣子李光耀那番很讓網民憤怒的言論。李光耀的意思是東南亞諸國都很怕中國的崛起,所以希望美國能「回到亞洲」,好制衡一下區內勢力。我想向這位朋友解釋東南亞害怕中國的原因,便拿雲南一帶的水壩做例子。這些水壩正好建在湄公河的上游,而湄公河則是整個中南半島的大動脈,這幾年越南等地明顯感到水位的下降,非常擔心稻米產量會受影響,但他們向中國交涉數輪之後,始終不得要領,現在都不知如何是好。

朋友聽完之後,很無奈地表示:「這也是沒辦法的事,當年美國崛起不也是這樣嗎?先打墨西哥,再殖民菲律賓,後來還當了世界警察」。這句話十分驚人,可是又十分正常。驚人的是它背後隱含的危險訊息:強權就是公理;誰有力量誰發展了,誰就一定要欺負人。正常的是這種道理我一點都不陌生。儘管中國流行對美國說不,不學美國的政制,不接受美國的意識型態;但一說到人權問題,一說到這類敏感的國際局勢,那批中國獨特論的支持者卻往往又用上了美國的經驗支持自己,或者說美國的人權狀況也很糟,或者說美國的發展也是條帝國之道。而且他們都很自然地會以一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框架來合理化一切問題,相信物競天擇,相信力量是道德的根本。

我常常感到在現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外國思想家來去不出二人,一個是眾所周知的馬克思,另一個就比較隱蔽但也比較有力的達爾文了。馬克思我們放在嘴上,但真心信服他的人已經不多了;達爾文我們很少談到,但幾乎每一個人都將他供奉在意識的深處。雖然大陸的小學課本仍會告訴學生「階級鬥爭是歷史的原動力」,可是真正留在大家心裏的,可能還是「發展是硬道理」與「誰落後誰就挨打」這兩句話。

美國學者浦嘉珉( James Reeve Pusey)是史華慈的學生,依循乃師的道路,他也對外國觀念翻譯到中國之後產生的異變感興趣,而且他也看重嚴復的作用。例如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嚴復創造了兩個漢語詞彙來表達這個概念,那就是後來被合成為四字習語的「物競」與「天擇」了。嚴復在〈原強〉裏解釋它的意思是:「其始也種與種爭,群與群爭,弱者常為強肉,愚者常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遺種也,則必強忍魁桀,矯捷巧慧,而與其一時之天時地利人事最相宜者也」。浦嘉珉很正確地指出,這種「爭」的哲學本該是中國思想傳統所不喜的,但在甲午戰爭之後,知識份子羞憤難當,正要尋覓一套能夠解釋危局的理論,這時碰上達爾文,實在是一拍即合,兩情相悅。

浦嘉珉的《中國與達爾文》講的就是中國人接受達爾文,並且把他中國化的故事。是書資料豐富,涉及人物眾多,然我印像最深的還是兩點:一、比起西方,中國沒有強大的一神教傳統,不太抗拒「猴子是人類祖先」的想法,故達爾文主義的普及反而比在西方還容易。二、由於我們帶着現實需要去讀達爾文,所以打從一開始,中國學到的演化論就是一套社會達爾文主義,混淆了進化與進步也犯下了從實然推出應然的「自然謬誤」,隱隱然把實力當成道德原則

浦嘉珉最有影響力的主張是認為達爾文幫馬克思鋪好了路,使後者歸化中國的過程更順暢更不受阻礙。熟悉現代西方思想史的人都曉得,西方左派當初是很歡迎達爾文的,儘管美國人會把他當成市場自由競爭的支持者,但馬克思本人卻也很推崇達爾文;直到冷戰結束之前,蘇聯的小學課本還在說「達爾文發現了自然進化的原理,馬克思則發現了人類歷史進步的原理」。到了中國之後,達爾文更「使暴力變革和暴力革命合法化」。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造反有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深信造反和革命是種進化天理的訓命。於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有道理了,雖然這「只是少數先鋒、少數前驅的專政,只是少數有充分階級自覺的無產者的專政」。但「事實不可不如此,無憤如何」(張菘年語),因為這少數人是該群進化裏先走一步的適應者。浦嘉珉還說:「毛澤東把反動派視為進化的返祖份子,他們應該被消滅。人民的敵人是非人民,他們不應該受到人民的待遇」。

從合肥回來之後,我反覆想起那位朋友的表情,他那句話說得是那麼自然,那麼自信,彷彿一切皆是天意。如果我下回去越南碰見當地 NGO的朋友,我該怎麼向他解釋中國一定要在湄公河上游修築水壩的理由呢?也許我只能請回去好好讀讀達爾文、赫胥黎和史賓塞了,而且還得是中文版的。

2009年12月1日 星期二

張文光 - 浩浩民主潮 遙遙普選夢

2009年11月30日

【明報專訊】特區政府政改諮詢剛開始,民主派的抗爭策略出現重大分歧。社民連和公民黨極力主張5區總辭,公開催迫民主黨加入總辭行列。民主黨為5區總辭開了8 次黨內會議,也曾認真思考民主運動的戰略和策略。黨內的分歧和觀點被傳媒廣泛報道,當前主流的傾向仍是反對5區總辭。民主黨稍後召開黨員大會,就5區總辭作民主表決。

大會還未召開,壓力排山倒海,社會議論紛紛,媒體熱烈報道,將民主黨置於政治的風眼中,大是大非,何去何從,民主黨已無可迴避,必須向公眾作全面和清晰的論述。

第一個問題是:民主運動是持久抗爭還是背水之戰?

香港的民主運動始於1985年的代議政制。當年的港英政府知悉中國將收回香港主權後,才開始建立植根香港的民主政制,由區議會開啟代議政制的先河。初期民主派對參選是患得患失,親中左派更欲靜觀其變。然而,代議政制鼓動了民眾的政治覺醒和熱情,掀起了持續四分一世紀的民主運動。

1980 年代的民主運動有兩個戰場:一個是爭取八八直選,一個是爭取民主基本法。當年的中英政府,既壓制了八八直選的要求,只容許91年立法局部分直選;港英更引入功能組別的怪胎,為香港的民主政制種下禍根。八九民運後,中國全力壓抑香港民主,視其為民主抗共的陰謀;末代港督彭定康引入新九組,更遭遇九七落車的命運,由中國控制的臨時立法會取代。

儘管香港的民主運動先天不足,只能在中英政治夾縫中艱難地成長,至今仍未能實現民主普選的夢想,但它所喚起的民眾力量,卻保衞着香港自由法治的核心價值,不倒退,不消失,讓香港避免澳門化和新加坡化。這是民主派努力的成果,也是無數港人奮鬥的足印。今天,有人隨便輕視請願示威和遊行絕食的功用,隨便否定港人真誠的奮鬥,說香港25年民主運動毫無寸進,忘記當年民眾一步一腳印的艱辛,連用大聲公都可以被捕,連20人遊行也可能犯法,連遊行唱歌也是噪音,這些早已被遺忘的民主歷程,不想回憶,未敢忘記,但不應隨便輕蔑和否定。

25 年的民主運動歷盡風波,每一個時刻都有其要緊之處,民主派不斷從成敗中汲取教訓,當中最重要的是:面對中央和建制極其強大的力量,民主運動必然是全方位和立體的持久戰,而不是玉石俱焚的冒險主義。所謂全方位,包括溝通對話、諮詢談判、民間組織、議會抗爭、社會運動、公民抗命;所謂立體戰,包括不同階層民生和社會的訴求和行動,也包括民主運動不同的戰略和策略,讓民眾從參與、組織、抗爭和挫敗中確立爭取民主的信念,積累和壯大香港民主運動的力量。

這當中有很多默默無聞,風裏雨裏一路走來的港人;當中也有很多默默耕耘,可歌可泣篳路藍縷的故事,他們是民主運動持久戰的中堅力量,薪火相傳,點點滴滴,推動香港的民主和進步。

第二個問題是:民主運動是多元抗爭還是唯我獨尊?

1980 年代開始的民主運動,一個最重要的反思是:如何促進團結和避免分裂。過去,民主運動面對中英政府強大的力量,深感自己的弱勢與無力,常強調觀點和行動一致,以最大的團結爭取民主。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回歸後公民社會的發展,新舊政黨和民間團體的湧現,導致民主運動的多元抗爭和百花齊放,和而不同,殊途同歸,體現民主新一代推陳出新的生命力。

就以社民連和公民黨的5區總辭全民公投為例,我們沒有懷疑其政治真誠,也承認這是一個具有創意,但極有爭論的反抗運動。23個民主派議員的立場,由支持、反對、觀望到保留,反映爭取普選的不同策略。既然是策略分歧,社民連和公民黨可以支持,民主黨可以反對,獨立民主派可以觀望和保留,這正是民主運動的多元抗爭。

歷史的錯誤讓我們謙虛,不同的策略都應該尊重,為什麼民主黨有不同意見未能參與,或未開黨大會決定是否參與,或各人真誠坦率地公開觀點,便被視為破壞民主派團結的罪人,連主席何俊仁都被擺上枱?為什麼民主黨誠實指出總辭的風險,反要為從未支持過的5區總辭負失敗之責,而明知風險卻仍然上馬的社民連卻毋須負責?

其實,5區總辭只是策略,民主普選才是目的,為什麼民主黨不能堅持自己的策略,以維護23票否決權為首要任務,再全力發動群眾抗爭,要求對話,爭取普選?民主黨的策略未必對,正如社民連和公民黨的策略未必錯,對錯可以辯論,實踐檢驗真理,但在此之前,民主派之間應否有起碼的尊重,爭取普選是否容得下不同的策略,民主運動的多元抗爭是否勝於唯我獨尊?

第三個問題是:5區總辭是務實抗爭還是冒進主義?

5區總辭的目標是全民公投,藉着全港5個選區各1人辭職,做成一次全港性的投票機會,社民連和公民黨的主觀願望,是賦予選民一個特定的議題,假設選民為此而投票,借選舉作全民公投。

但這樣真能做到全民公投嗎?首先,全民公投是主題先行。當前,社民連的立場是2012雙普選;公民黨的立場只求2017和2020的普選路線圖,兩黨若不放棄其政治立場,選民投什麼票?兩黨最新的主題是:選民對2012政改方案支持與否作公投。但民主派是否須依靠全民公投的結果,才能決定自己投票的立場?冒着失去否決權的風險,這樣的公投是否值得?

其次,公投要有勝敗,何者為勝,何者為敗?公民黨說贏1票已算贏,社民連說贏3席已算贏,標準過低,難以服眾。以民主派六成票的基本盤,不全贏5席已是輸掉公投。但眾敵環伺,虎視眈眈,敗將翻叮,捲土重來,全勝談何容易?當前,民主派 23票否決權已是弱勢,還辭去5席公投,冒險是否值得?

這正是社民連和公民黨要求民主黨參與的原因,也同時說明5區總辭全民公投的異化。若5區總辭是為了全民公投,有5人辭職,有統一主題,公投已可進行。若害怕公投沒有民主黨參與而輸掉議席,所謂公投,究竟是投主題,還是投人和投黨呢?

過去的經驗顯示,投票的理由從來複雜,投人投黨較多,投單一議題較少。近年,選民更自行配票,分給支持的陣營,發揮比例代表制最佳效益。因此,將投票行為簡化為全民公投,或將投票人數幻化為另類上街,皆名實不符,自我感覺良好而已。

真正的上街,如1989年的百萬人遊行,2003年反23條的黑衣遊行,當中的悲情和憤怒,意志和力量,團結和希望,是港人寫入史冊的經典,與投票結果不可比較。何况選舉當中,選民不一定投民主派,投民主派也不一定視為公投。

翻開一部歷史,群眾運動的形式很多,但遊行體現集體意志,仍然是極有力的行動。真正的難處在於,群眾是否有足夠的憤怒上街,這是10年難遇的歷史契機,影響時代,改寫歷史。我尊重社民連和公民黨5區總辭的選擇,但卻不宜將投票視為另類上街。

當公投主題和勝敗仍具爭議,當5區總辭變為辭職補選,當辭職補選變為選人選黨,結果與公投已不能畫上等號。若這些重大的疑慮未清,若民主黨稍有遲疑,便鼓動群眾迫民主黨上馬,置既有的否決權於風險中,傷害了民主派的團結,撕裂了民主派支持者,究竟是務實抗爭還是冒進主義?

第四個問題是:5區總辭成功,能促使中央落實普選嗎?

5 區總辭是動員民眾的策略之一,風險大,效益小。5區總辭的力量,遠弱於03年的23條遊行,更弱於89年的民運遊行,這兩個遊行導致中央改變香港的政策。但我們仍渴望最好的結局,就是5人全勝重返議會,維持原有23個民主派的局面。不過,立法會的強弱的對比仍在,民主派5區總辭後回歸原點,仍然需要議會外的其他抗爭,仍然需要以否決權體現民意,仍然需要爭取與中央的對話,解決歷史爭議,實現真正普選。

因此,否決權要不動如山,但民主運動必不可少。民主派既要團結現有的23票,免被撬走;更要組織多元的民主運動,擴大力量。而更重要的是目標,爭取2012雙普選,固然理直氣壯,但機會並不大;若2012未能普選,民主派也應提出:2017的特首提名,不能高於2007的規定;2020必須徹底廢除任何形式的功能組別。

民主派的目標是終極普選,民主運動的精神既是持久戰,就只能把握可乘之機,積小勝為大勝,等待有利時機,爭取更大成果。過去的經驗說明,運動沒有預設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只要行動按形勢不斷升溫,議會製造議題不斷抗爭,帶動傳媒關注,就能觸動人心,逐步走向運動的高潮。

即使過去88直選和23條立法,都要經歷民眾冷漠到熱烈的過程。88直選激化了社會鬥爭,產生回歸10年的政改時間表和路線圖;23條立法後期,社會聚焦於葉劉淑儀的失誤和董建華的無能,成功發動50萬人上街,導致23條的夭折和董建華的下台。

民主運動顯示人心,但實現普選的辦法,最終仍是香港各政治力量,尤其是中央和民主派的對話妥協,才能解決雙方的疑慮和分歧,才能尋求一個港人接受的普選路線圖和終極方案。當中特首確實擔當極重要的橋樑角色,不容卸責。而朝野上下都要總結05年政改失敗的教訓,推動對話,增加互信,藉修訂基本法而達至雙贏。

當然,很多港人會質疑對話的可能和成效,但對話也應當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任何一線的機會,都不要主動關門,迫使運動走向對抗的不歸路。

第五個問題是:5區總辭內訌,是否轉移了爭取普選的方向?

政改諮詢文件剛發表,5區總辭便立即綑綁,民主派的內訌取代了政改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在於:

2012雙普選被人大否決,應否聚焦爭取2017和2020普選路線圖?

普選路線圖可否簡化,聚焦中央確認2017和2020是普選的法定年期;2017特首的提名門檻不高於2007的規定;2020取消所有形式的功能組別?

2012的翻叮政改方案,無論選舉委員會還是功能組別,是否仍有民主化的過渡空間?是否可以邁向真普選?

爭論以廢除功能組別最為惹火:無論中央和特區的官員,都不斷合理化一個將持續35年的政治特權,讓20萬特權階級一人兩票,比其餘300萬選民多了一票。

爭論更以譚惠珠的言論最惹火,說普選定義由中央決定,聯合國公約的定義不適用於香港。若在過去的年代,譚惠珠的歪論早引起政治風波,但5區總辭救了譚惠珠,港人也錯過廢除功能組別的戰機。

5區總辭無論得失成敗,無論民主黨是否拒絕參與,請仍然緊記民主運動的方向,是爭取政制終極雙普選,而不是爭論5區總辭的對錯。民主派千萬不要將策略當目標,將樹木當森林,放過了特首曾蔭權的翻叮,放過功能組別的廢除,放過唐英年的假諮詢。

當中,曾蔭權有極重要的憲制責任,他有責任向中央反映港人真普選的立場,他有責任爭取民主派與中央官員對話,他有責任促使中央交出普選路線圖。若他的翻叮方案再被立法會否決,他絕對有足夠理由政治腳痛。因為,政改是他7年特首最重要的工作,怎能不做好這份工?

但曾蔭權的責任,政改方案的缺陷,民主普選的前路,全被5區總辭的綑綁內訌激化和異化,民主派有責任撥亂反正,聚焦爭民主,實現真普選,不要一哄而起,忘記歷史任務。

第六個問題是:一黨專政的中國,為什麼要給香港民主?

港人為民主已奮鬥了25年,港英的13年落空了,回歸的12年也落空了,對中央承諾的2017和2020年普選,港人仍有着深深的疑慮。

疑慮是歷史的積累:毛澤東時代的極左政策,鄧小平時代的八九鎮壓,香港九七回歸的民主停滯,23條立法的強橫嚴苛,引起港人更根本的疑慮:一黨專政的中國,為什麼要給香港民主?

今天的中國,大國崛起之心,民族圖強之志,是建國60年來最實在的。為實現這強國大業,常壓抑着地區的矛盾和人民的願望,以維護中國大局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香港的民主也要服從中國的大局:中國能否掌握香港的管治?香港會否衝擊一國的穩定?即使從特區的角度:民主是否影響香港的行政主導?普選會否觸動香港的既得利益?

中央從來沒有認真正視:民主普選既是香港的人權,長期壓抑民主導致社會最持久的內耗,成為香港不穩定的重要原因。矛盾不斷發生,社會不斷撕裂,特權繼續存在,貧富繼續懸殊,憤怒繼續蔓延,激進政治抬頭,社會如壓力煲,這是社會極嚴重的管治警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2005 年民主派否決政改,2007年中央回應了民意,提出2017和2020的普選時間表,但港人很快便質疑:特首的提名門檻可作政治篩選,功能組別會以普選的名義長存。若港人的疑慮屬實,則普選已經變質,時間表意義大失,港人的沮喪和憤怒可想而知。港人有理由反抗,反抗這鳥籠民主。

石在,火不會滅。中央不給港人民主,就將香港的內部衝突,轉化為中港的矛盾,港人的憤怒開始聚焦中央,傷害了中央和香港的和諧關係,傷害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局,傷害了中國的統一大業,傷害了香港經濟發展的方向,傷害了香港各階層的團結,這樣的鳥籠民主怎能持久?這樣的社會怎會長治久安?因此,為了國家的利益,也要給香港民主。

中央應相信港人,落實民主,重建中港的互信和對話,解決普選的疑慮和分歧。港人不想重蹈2005否決政改的覆轍,港人更不想持續25年的中港紛爭。中央能否以大國的氣度和胸襟,開啟大門,破冰對話,完成香港普選的終極方案,解決四分一世紀的民主內耗,讓香港成為中國民主政治的特區?

這是香港民主進程的重大突破,也是贏得港人歸心的戰略決策,更是中國經濟崛起的民主實驗。

民主潮流,浩浩蕩蕩,這是人類文明的大潮。香港如是,中國如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殷鑑不遠,能不深思?

張文光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

2009年11月28日 星期六

李芝蘭 -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政改與邊緣化

2009年11月29日

【明報專訊】近日有關政改的討論暴露了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即工商界精英在經歷了近30年的政制改革辯論後仍然原地踏步,沒有認識到一個在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實踐多年的事實,即資本主義的持續發展需要一個民主政治體制,資本家是民主政治的得益者而非受害者資本家未能洞悉民主制度對保護資本的重大功能,反之對民主發展處處設防,自挖資本主義持續發展的牆腳而不自覺,與之相比,之前被中央領導人點名的經濟結構調整緩慢,及日益嚴峻的貧富差距,只是上述這深層次矛盾衍生的結果而已。

上世紀80、90年代的政制討論中,工商界提出了民主等於免費午餐的論述,擔憂民主化會增加勞工階層社會福利,削弱資本的利益,這種將勞資利益對立的思路,使工商界普遍抗拒社會上對民主、普選的訴求,利用中央對競爭性選舉政治的保留,搭上了中央提供的「便車」,透過小圈子的功能組別選舉來維持自身的利益。

問題是香港工商界如此是否便能夠保住他們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能否令香港的資本主義持續保持活力,令廣大市民安居樂業?能否使香港社會為中國持續發展做貢獻,使香港免除「被邊緣化」的威脅?

港商淪為抱殘守缺受保護者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看看香港工商界近年在中國經濟領域面臨的窘境,便可窺見只看見當前一己利益的限制。上世紀80年代起,工業界在南中國投資擴充生產,關閉在港的設施,充分利用內地廉宜的土地和人力資源,打造了中國世界工廠的神話。可惜的是,絕大部分港商未有適時運用投資內地帶來的低成本和額外利潤來開發科研提高生產力,本港的業界組織亦未有發揮聯結力量促使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協作發展,結果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後,廣東省政府多次明言要產業升級,港商營運的企業非但沒有成為廣東產業升級的先行軍和倡導者,反而一再向中央進言要求庇護,結果在去年的全球金融風暴影響下結業連連!港商從一股進步的力量淪為抱殘守缺的受保護者,歷史是如此的諷刺!

《基本法》保障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鄧小平也已公開說了,其實100年或更長也行,反正中國已在變革,內地還要製造更多的香港。這些對香港原應是大好的信息,內地本身亦在變化,香港的經驗是重要參考,香港人便不需要擔心50年大限將到,香港要回歸社會主義制度。但弔詭的是,近年內地發展勢頭愈猛,香港社會便愈益擔心自己「被邊緣化」了,香港的獨特優勢沒有了,看不到出路了。好像惟有別人的窩囊才能突顯我們的優勢,香港,你何以窩囊至此?

我們要做些什麼,才可以把香港特有的優勢發展得更好?中國在發展了,一開始便走在前面的香港要如何繼續走好我們的路,好為內地的變革提供新的參考?比香港同樣發達以至更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成功經驗又是什麼?

工商精英置整體社會福祉於不顧

由此可見近日工商界人士及其前黨友唐英年司長的「功能組別普選論」的破壞力,已經超乎黨派間議席的爭奪。香港社會的穩步前進,包括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需要我們包括資本家具備長遠的前瞻目光。全球現存的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無一不擁有一個普選產生的政府,而未聞有功能組別的。香港政制的發展,自上世紀80年代一直在「循序漸進」的主旋律下緩步前行,但目標是《基本法》45條及68條已經明確的立法會及行政長官雙普選。如今,有了2017及2020的時間表,將普選這一國際社會上久有共識的概念任意曲解,置中國在1998年已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於不顧,由此造成香港政治體制落後於其他經濟發達社會,亦必移禍於本地的經濟發展前景。上周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的年度報告,首次點明香港或會成為美國敏感高科技產品外泄到中國的管道,已經敲響了香港作為一個世界城市的警號。[Vic: 如果你是美國政府,你也會有些擔心,對吧?]儘管中央及港府迅速否認,港府亦一再強調外界批評其不讓中國異見人士入境的簽證政策出於中央干預是毫無根據,但如果中央並無干預,港府仍是一概不批准異見人士入境,這豈非引證了香港政治漸趨內地化的假設是成立的?香港又憑什麼要求國際社會在經貿上將香港獨立看待?

踏入2009年之初,中國提出要趁着全球金融危機的機遇提升經濟產業,打造綠色GDP,走持續發展的道路。中國國情複雜,政策框架的制訂與達致成效之間過程曲折,但部分港商在這過程中卻竟然成為保守的力量,而非推動進步的先行者。如今工商精英在政治領域上又再重蹈覆轍,漠視全球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經驗,只謀求維持一己短期利益,置香港整體社會包括資本家的後代的福祉於不顧,更遑論全國長遠發展的需要了。

這——才是香港被「邊緣化」的罪魁禍首,是香港本土的悲哀。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路成員

2009年11月22日 星期日

陳雲 - 困局之內爭民主

2009年11月22日

【明報專訊】香港夾在自由世界和共產中國之間,往日得到英國和美國的庇護,香港一直享有政治特權,並以此交換中共的經濟利益。中國經濟改革成功之前,仍需借助香港的融資服務和制度參考,仍須假裝向民主自由進發而容許香港做中國的民主試驗場。目前,中國的經濟改革看來成功了,即使危機四伏,畢竟經濟總量驚人,在金融海嘯之後,更由於貨幣不自由、並未過分牽涉入國際信貸而得以獨善其身,忽然變得財大氣粗,一闊臉就變,不但不承諾香港有普選特首及立法會的日程,反而放下一隻民主鳥籠。

困住香港的政治悶局

香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回歸中共,當時正是冷戰結束,香港處於苦悶而又不大安全的世界權力轉換時期。美國以美元資金進入中國大陸,中國工廠的廉價產品令美國的生活水平得以維持,中國持續購買美國債券令美國得到融資,人民幣掛鈎美元,並長期維持低匯率。共產中國向自由世界的美國進貢及輸血,換取經濟發展及默許政治集權,中共為持有美元的投資者充當買辦和打手,而美國輸出民主、締造世界和平的國策仍未改變。論義,美國要香港和中國大陸民主化;論利,中共維持一段時間的集權,有利於美國榨取經濟利益,度過本國經濟復蘇的難關。當然,美國期望,中共維持集權之際,在維護人權、宗教自由、香港民主化方面做得門面光鮮一些,不要令美國難堪,可惜中共避過兩次金融風暴之後,已自覺強大,運氣又好,於是不甘委屈,並不如過去十數年般的領情。近年中共對香港也愈來愈不客氣了。

香港的民主助力,部分來自美國聲援、部分來自本土爭取;香港的民主阻力,部分來自中共的壓制,部分來自本土資產階級的專政慣性。美國自己有國際正義與國家利益之間的利益換算,面對本國的經濟困境,不會出面支援香港民主;香港人民慣於享受政治照顧,一般人不大願意付出抗爭的代價;中共財大氣粗,况且國內也有政治隱患,無謂在香港開啟民主之門而招惹麻煩;香港的資產階級,則因為政府持續輸送利益而令此地財富更為集中在富人手上,恐懼引入普選會引致特權及財富流失。此消彼長之下,香港能夠繼續爭取民主的動力,只剩下民眾的決心和行動的策略了。孤獨令人恐懼,但也令人成長,恰如魯迅題《彷徨集》之詩﹕「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

香港人要成長起來

目下,香港人如要民主,只能運用自己僅存的制度資源、民主政黨、言論自由和文化想像力來爭取。這是個艱難的歷程,也是香港成長必經之路。香港的民主進程,不能總是靠英美的照顧及中共投鼠忌器式的放權,香港要離開特權的護蔭,如世上最終爭取到民主的人群一樣,自己付出努力,付出代價。頂得住北京的威嚇、頂得住親共爪牙的辱罵,頂得住本地部分變成鷹犬的警察和特務的滋擾,要視香港為家,便要以沉靜的、柔韌的、有時要犧牲或支持人家犧牲抗爭。

有激進的人願意出面承受犧牲的代價,是勞苦民眾的福氣,勞苦大眾不應背棄或戲謔出來抗爭的義人。香港的窮人服膺「和諧社會」,是住進牛棚當奴隸而已,家已經給富人抄了。石崗菜園村、「領匯」統治的商場和無數舊區重建的例子,就是窮人被抄家的歷程。我不是要香港的義人上街暴動,恰恰相反,在中共的強勢高壓之下,義人要尚智好學,要沉靜思考,認識國際局勢,認識香港社會壓榨的真相,認識孤立無援的困局,堅決而柔韌地持續抗爭。不是要犧牲,而是要以犧牲來博取成功。博取成功的條件未足夠,不可輕言犧牲,而應集結正義的勢力。

由於中共處於強勢,香港的義人要在安全的範圍內,明確表示爭取民主的態度,無論民主黨派如何不濟,都要投民主黨派內的先進分子一票,不能以犬儒的態度回避投票,或者出於戲謔或意氣,而投票給親共、親商的候選人。每張正義的投票,每次民主示威得到正義市民的默默贊許,都顯示香港爭取民主的決心。好好地讀書、看報,以完整的句子傳情達意,蔑視親政府的宣傳,幽默地嘲笑民主的敵人,做一個快樂的抗爭者。不論爭到政治民主與否,都要盡量在日常生活實踐民主和寬容。

目前,中共不責成香港政府復興工業、農業等在地產業,港府則以高端產業為幌子,以資訊科技、文化區、創意工業等概念圈出土地或工廠大廈予商人開發房地產圖利。香港本土經濟不興,北京則以跨境投資及跨境消費的方法增加香港的經濟依賴性,進入控制香港的命脈。然而,即使跨境投資和跨境消費,要在香港長遠立足,要令本地資本家得益,也需要香港社會持續有正義的民氣與誠信的服務。這些都是要富人付出代價來建設的,不能一味勒榨殖民地留下的正義民氣。

香港資產階級要有政治覺悟

睿智的財主佬並不反對有人為社會公義奔走,一些甚至在背後透過基金會轉折資助。聰明的美國商人最懂得玩這套,一邊資助右派政黨,一邊資助社會抗爭活動;他們不是騎牆,而是兩邊都是利之所在。用一點金錢資助,或者只給予道義默許,就有人在香港鼓吹公義,維持整個社會的良知,令社會講求誠信,有正義感,見義勇為,有錢人不會被民眾鄙視,被公司的會計欺騙,被律師敲詐,不會被司機標人參,不會被廚師下毒。內地的大城市也很繁榮,但始終不會令有錢人放心安居,託付身家性命,就因為香港的公德比大陸好。良知擱久了,會麻木,會枯萎,維繫公德的生命力,要經常透過衝突和抗爭來演練、來灌溉。

資本家以功能組別及分組點票來盤踞香港政壇,已到了神憎鬼厭的地步,社會仇恨富人的心態正在蔓延。即使香港有了民主,資產階級仍是有資源取得社會控制的,而且控制得來有體面,只是要付出多些努力而已。這一代的資本家也要upgrade自己,也要世故起來,要懂得玩兩手政治,不能靠一味依附共產黨。當中共的人民幣被迫成為自由的國際貨幣,人民幣不再依附美元,美國逼迫中共當大哥、不能再認弟弟,中共以金融勢力形成亞洲權力圈而美國完成經濟整固的時候,中美就會有大衝突。以中共的知識能力和處理危機的能力,到時便會焦頭爛額。香港要自保,香港的民主進程、國際化進程、(反共的)中華化進程,其實就是要維持香港的政治特區地位,在國際衝突之中令大家對此地留有一手,令香港倖免於難。以此觀之,香港親共,是自尋死路。中共不許香港先行一步,不許香港做民主實驗,是全國一盤棋、攬住一齊死的心態。然則,香港人不會那麼蠢,坐待滅亡吧?

2009年11月1日 星期日

《髒錢》書評 - 邪惡貪婪的資本主義,為何不會崩潰?



中國時報  2009.11.01

開卷嚴選-邪惡貪婪的資本主義,為何不會崩潰?

鄭政秉(東吳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世界經濟在歷經了長達幾十年的繁榮之後,2008年的全球金融大風暴使人們再度陷入資本主義是否即將崩潰的思維魔咒中。被遺忘的《資本論》在西方國家熱賣,欲振乏力的社會合作制度再度燃起希望,方興未艾的反全球化運動更形炙熱。許多人相信馬克思預言的資本主義末日就在眼前,但真實世界是否真的演變至此呢?約瑟.希斯(Joseph Heath)所著的《髒錢》告訴我們,雖然資本主義永遠擺脫不了道德上的責難,但它不太可能崩潰。

 如果是一個主流經濟學家這樣告訴我們,大多數讀者會嗤之以鼻,覺得又是一本可以丟進垃圾桶的學術偏見。但本書作者並不是經濟學家,而是一位沒有受過正規經濟學訓練的哲學家。和哲學家聊過天嗎?那是一個以磨腦袋見長的專業,何況作者又是一位卓越的哲學家。在柏拉圖、馬克斯及凱因斯等經典的沉思細琢之下,他聲稱要預知資本主義的未來,必須先破解許多右派或左翼都存在的謬誤,我們就必須耐著性子,細讀本書,相信必有所獲。

 翻開本書的目錄就令人興奮,因為現在已鮮少有如此全面性的財經著作,能夠一方面批判右派學說,另一方面又直指左派思潮,為這個混沌未明的資本主義之未來指出一條明路。書名「髒錢」揭示了社會大眾對資本主義財富正當性的質疑。本書從我們最關心的公平、正義、及效率等基本價值出發,觸及牟利與道德、理性與原則、市場與政府、放任與管制、企業家與勞工、全球化與受害者、平等與均貧等資本主義運作的爭論議題,內容十分豐富。

 但是本書和一般暢銷書不同的是,它並沒有一以貫之的簡單立場,更缺乏煽情聳動的大趨勢。相反的,它是用一個個精細的論述,來闡明在左右派相互攻擊中存在的許多經濟謬誤。體驗過倫理學中有關道德兩難的辯論嗎?這就是本書鋪陳論述的基本元素。如果讀者能夠克服智性上的怠惰,將會發現本書揭露了許多發人省思的謬誤,譬如「凌志與橄欖樹謬論」、「經濟合成謬論」、「貧民勞工謬論」和「過度生產謬論」等。作者以許多實例來闡明這些錯誤的論述,精細又具有說服力。像是Body Shop(美體小舖)在非洲推行的「貿易而非援助運動」、樂施會在中南美洲發起的「咖啡公平貿易運動」,都是近年在世界各地活生生上演、影響深遠的反資本主義案例。

 本書雖然主張資本主義制度不易被替代,但作者並不是毫無保留地擁護自由市場。事實上,他對主流經濟學核心論述之批判毫不留情,譬如對完美市場及理性決策之荒謬面的解剖,恐怕多數主流經濟學家也無力回應。作者當然花了更多的篇幅告訴左派菁英,如果無法深入掌握經濟學中非直覺的精髓理論,譬如說比較利益法則和保險機制,那麼那些由簡單道德動機發起的反資本主義運動,將前途黯淡。

 不論是學者、社會運動家或一般大眾,閱讀本書必有所穫。但它是否為我們解答了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中的所有困惑?答案當然是不可能。因為作者偏重從經濟層面分析左派和右派的侷限,卻甚少著墨資本主義社會中更上層的制度結構,像是所得分配的機制、產權的歸屬、民主政治的優劣、財團的操縱、和帝國的野心等問題。然而既使如此,左、右兩翼都將被作者的經濟謬誤論所棒喝,本書也終將對「資本主義必將崩潰」的爭論,留下深刻的影響。

書名:髒錢 - 鄉民拼經濟必GET的學經濟指南
原文書名:Filthy Lucre: Economics for People Who Hate Capitalism
作者:約瑟.希斯(Joseph Heath)
譯者:許瑞宋
出版社:財信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9/11/04

2009年10月17日 星期六

梁文道 -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讀書筆記

梁文道 - 告別革命,死者復歸
香港蘋果日報 2009年9月20日

國慶為甚麼要閱兵呢?或者更直接地問,閱兵的意義到底在哪裏?

兵者,兇器也。在一片人工製造的歡欣氣氛之中,把一隊隊坦克和可以運載核彈頭的導彈送進張燈結綵的大街,難道大家就不覺得詭異甚至荒謬嗎?當然,我知道標準的答案一定是閱兵能夠展示國防的力量,而保證人民的生命安全正是國家存在的基本目的。

可是這個國家根本就建立在一連串的戰爭之上;它不只是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而和平誕生的機構,它還是一具透過無數殺伐才得以穩定執政的戰爭機器。為了達成保護人民的目的(比方說保護人民不受外國侵略),它得先屠戮人民;如此弔詭,如此難解。

所以怎樣定位 1949那一年所發生的事,便成了一個很緊要的問題了。如果把它看成「革命」,那麼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罪惡了。儘管是罪惡,但你還是有辦法解釋,因為它到底是場革命嘛。例如,你可以描述一個革命前的黑暗狀態,把它形容為水深火熱的地獄,然後陳說革命之必要,與戰爭的不可迴避。你還可以挖掘出一條和平路線曾經有機會實現的證據,然後控訴國民黨拒絕和議,堅持用兵的殘酷及愚蠢。雖然並非全無可議,但這樣一套革命論述大體上還是能夠勉強地解說那種弔詭的情境。沒錯,國共戰爭那三年是死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可那是革命呀,為了建立一個美好的新國家,不得已,總得有人犧牲。於是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能以龍應台所說的「勝利者」形象,心安理得地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面,檢閱它勝利的原因了。在這個意義上,快樂地閱兵不只不荒謬,反而很正當;因為當年的戰爭是正義的,眼前的武力也是正義的。我們正義,並且凱旋,你就算興奮得跪倒在裝甲車前,也沒有人會怪你變態。

不過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因為 1949那一年還可以有別的說法,比如「內戰」。我覺得大陸這幾年越來越流行「內戰」這套論述是很不可思議的,因為「內戰」和「革命」不好並容。內戰是一國之內不同武裝力量的交戰,雙方搶奪政權,彼此敵對仇殺;然而,這畢竟是同一個國家裏頭自己人的事。革命就不同了,它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家,它要徹底推翻過去一切的邪惡與腐朽;革命者和老政權完全是不可與共的兩端,判然分明。

如今用「內戰」代替「革命」,目的自是為了兩岸統一。大家打了半天,可到底是自己人起閧,正所謂「渡盡劫波兄弟在」,兄弟倆千萬別以為打完一場架,就連血緣關係也斷了。所以南北戰爭打完,美國還是原來那一個美國。

有些論者喜歡用南北戰爭比較我們的內戰,覺得人家到最後大團圓結局很好,雙方彼此尊重,敗軍之將李將軍至今還是人民心目中的英雄,粉絲遍及北方。怎麼我們就不行呢?

因為我們的內戰在某程度上還沒有結束,也沒有人投降,它延續變形為一種不動聲色的敵對狀態。就說是革命,它也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長期革命。而且我們始終繞不過那個問題;它究竟是內戰還是革命?只有「內戰」才能支持雙方和解,並且必將統一的道理。只有「革命」才能說明為甚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新中國,而今年是它建國的六十週年。它們的矛盾在於如果你接受革命論述,你就必須承認對手不是兄弟,你和他沒有關係,他是和你全然不同的老怪物。你還得考慮是不是要繼續「解放」對岸的大業;如果不,你要說明對方已經不腐朽了,而你自己原來也不革命了。

以「內戰」代替「革命」,你該如何解釋自己的新穎?失去了「革命」那種看似天然的道德光環,你在內戰中殺了那麼多人又還有甚麼道理可講?死者不再是讓政治理想大放光明的燃料,而是「兄弟倆」奪取大位過程中的無辜寃魂。[Vic: 國共兩黨稱兄道弟,什麼「渡盡劫波兄弟在」,真叫人噁心到極點。你們兩位大哥說打就打,說和就和,把老百姓當什麼?]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三之一)


假如它道歉?(《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三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革命是一場開端,所以暴力是必然的。正如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在《論革命》裏所說的:「如聖經和典故所說的:該隱殺亞伯,羅慕路斯殺雷穆斯。暴力是開端,如果不運用暴力,如果沒有忤逆之舉,開端就無法締造了」。從這個角度來看,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是那場開端暴力的拾遺了。

雖然多年前的《雪白血紅》已經詳細描述過四八年長春圍城的慘烈,但是在龍應台的筆下重看一次那半年的經歷,你仍然會抑止不住自己的情緒。「圍城開始時,長春市的市民人口說是有五十萬,但是城裏頭有無數外地湧進來的難民鄉親,總人數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萬。圍城結束時,共軍的統計說,剩下十七萬人」。當時共軍的策略就是嚴防死守,不許糧食和燃料進城,也不許百姓出城,他們的口號是「不給敵人一粒糧食一根草,把長春蔣匪困死在城裏」。只不過被困死在城裏的,主要是那上百萬的市民。

他們吃掉了貓狗老鼠,吃掉了馬,然後吃樹皮、吃草、吃酒糟,最後吃人。一個倖存者記得自己在草地上看見一個正在移動的東西,「那是被丟棄的赤裸裸的嬰兒,因為飢餓,嬰兒的直腸從肛門拖拉在體外一大塊;還沒死,嬰兒像蟲一樣在地上微弱地蠕動,已經不會哭了」。連圍城的林彪都忍不住給毛澤東發電報說:「不讓飢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飢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的。飢民們對我會表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

龍應台在長春考察,發現連很多當地人都不知道這件往事。「在這場戰役『偉大勝利』的敍述中,長春圍城的慘烈死難,完全不被提及。『勝利』走進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代代傳授,被稱為『兵不血刃』的光榮解放」。

被遺忘的死者當然要被喚回,被湮沒的歷史當然要被記起,所以龍應台才會花了一年多的功夫,幾乎是嘔心瀝血地寫出了這本書。但是循着智性的推理,我們仍然可以追問,她為甚麼要寫這些東西?是想命名那些只剩下數字的死者?是想藉着填補事件來重述一段不同的歷史?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出版之後,很快就被大陸當局當成了禁書,它還禁止媒體與網站發表任何評介文章。為甚麼?它怕甚麼?難道這本書動搖了六十年國史的基礎,動搖了那套革命的敍述?我們知道這場革命的合法性建立在它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在共產黨終結了國民政府的獨裁統治。再反共的作家和學者也不得不承認當年的國民政府實在爛得可以,否則共產黨就不可能在短短三年之間以摧枯拉朽之勢終結掉國民黨的政權了。難道龍應台正面駁斥了這一整個論述,從根本上否定了它的理據?

沒有,龍應台的寫作在這個意義上其實是「非政治」的,因為她甚至沒去觸碰那個很根本的問題:這到底是革命還是內戰?漢娜.鄂蘭認為傳統戰爭從不以自由為論據,只有到了現代,才有以自由正名的革命戰爭,這就是一般戰爭和革命的分別了。傳統的戰爭只是「征服、擴張、維護既得利益,鑒於咄咄逼人的新權力崛起而拼命維持自己的權力」。只有革命宣稱自己是「以自由對付暴政」,只有革命才會以自由的名義去正名那場開端的暴力。那麼,龍應台是不是要用長春圍城這樣的例子去告訴大家那根本不是革命呢?不,她不討論這個範疇的問題。

如果重寫這段歷史要有政治殺傷力的話,你要不就繼續支持它是革命,要不就說它只是爭權奪利的歷史循環的又一幕罷了。說它是革命,說它犧牲了那麼多的人命,然後你就可以質問現政權「你的革命承諾實現了嗎?你所預許的自由在哪裏?你對得起被犧牲的人嗎?」這是有殺傷力的。說它只是奪權的內戰,把它一切口號當成純粹的矯辭,你則從根本否定掉了現政權的合法性;這也是有殺傷力的。但假如重寫這段歷史的最終預期就只是要現政權為死者道歉,要當局紀念國慶時不要那麼興高采烈呢?假如當局不那麼小器,它大可以簡單答覆:「好,我道歉。我甚至可以為死者立碑,在長春建一座紀念館」。然後呢?


芻狗的社群(《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三之三)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雖然龍應台沒有正面質疑中國政府的合法性,但後者對她的恐懼卻是有道理的,只不過它可能也說不清楚那到底是甚麼道理,因為龍應台所描述的那些死者是它無法命名的。那些餓死在長春城裏的人,那些跪在圍城解放軍面前哭求的飢民,那些被遺棄在野地上如爬行動物般蠕動的嬰兒;你該叫他們做甚麼才好呢?他們肯定不是革命的敵人,但他們更不是為了革命而獻出生命的戰士。他們甚至連「犧牲者」這個稱號都配不上,對於這些只是想吃飯只是想活下去的來說,「犧牲」是個太過沉重太過堂皇的一個字眼。我們似乎只能用最簡單最赤裸但也很可能最真實的名字來描述他們:「死者」。

由於它面對的是單純的「死者」,所以中國政府才會尷尬,因為它無法把他們穩妥地納進革命論述;它既不能說他們是革命的對手,也不能輕易地形容他們怎樣為革命犧牲了生命。它只能沉默地回過頭去,把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揮出門外,假裝書裏的死者從來不曾存在。

要尷尬的,又何止於中共呢?你看那隨着國民黨飄洋過海的兩百萬人,裏頭有些人根本不能說是「隨着」國民黨去台灣的。例如當年十二歲的桑品載,說得好聽點,他是「被帶過去」的,成了一個離鄉背井的少年兵。而那時被潰敗的國民黨「抓壯丁」抓到台灣去的少年兵裏,竟還有六歲的郭天喜。「一九五一年,有一次孫立人來校閱部隊,發現怎麼行列中有這麼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像話,怎麼操課啊?於是下令普查,一查嚇一跳,像天喜和品載這樣命運的娃娃竟然有一千多個!只好成立『幼年兵總隊』,直屬陸軍總部。六歲的郭天喜和十二歲的桑品載,一樣穿軍服、拿槍、上操,一樣挨打、關禁閉」。幾十年後,這些娃娃兵是否就是在台灣被人喝罵,要他們滾回去的「老芋仔」呢?

除了抓人,國民黨當然也要殺人。「一九四七年七月,國軍整編六十四師在山東沂蒙地區與陳毅的華東野戰軍激烈爭奪領土的時候,曾經接到『上峰』的電令:『以東里店為中心,將縱橫二十五公里內,造成『絕地』,限五日完成任務,飭將該地區內所有農作物與建築物,一律焚燬,所有居民,無論男女老幼,一律格殺』。」

雖然說主題是一九四九,但為了說明那一年的複雜局面,尤其是彼時台灣的情勢,龍應台還花了不少篇幅去談二次大戰時的台籍日本兵柯景星和蔡新宗,他們戰後成了新幾內亞戰俘營裏的戰犯。對着這些從小到大被教育成「日本皇民」的台灣人,你又該說甚麼才好?同樣令人無法言語的,還有卓還來。他是中華民國駐英屬婆羅洲山打根的總領事,成為日軍俘虜之後堅決不降,於是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的凌晨被人押進叢林,再也回不來了。四七年七月七日,他的骸骨被運回南京菊花台的烈士陵園。不過兩年之後,他的妻子就不敢去上墳了,他的子女也從來不敢提起這位烈士,因為「烈士還是叛徒,榮耀還是恥辱,往往看城裏頭最高的那棟建築頂上插的是甚麼旗子」。

更使人迷惑的是龍應台竟然還訪問了澳洲退伍老兵比爾,甚至大段引述了日本軍人田村吉勝的日記,裏面記錄了他對一個女孩的思慕:「從不曾給你寫過信,也不敢對你有所表露。孤獨時,我心傷痛,想家」。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龍應台到底要寫甚麼?這難道不是一本反思一九四九的書嗎?為甚麼除了離鄉的台灣外省人和戰死的解放軍之外,她要加入這麼多的雜音和這麼多的外國人呢?

如果要用最簡單的一句話去總結這本書,那大概就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了。如果說這本書有甚麼主導精神,那麼它肯定是一種最素樸的人道主義。龍應台反戰嗎?她沒有直接說過,正如她沒有直接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革命論述,也沒有正面挑戰台灣今天的主流意識型態一樣。但是她寫出了一本最政治的書,因為她在一切檯面上的政治論述之外,提出了它們全都吸納不了的政治。

茱迪思.巴特勒在〈暴力.悲悼.政治〉( Violence, Mourning, Politics)這篇文章裏提到悲傷的政治時說:「很多人以為悲傷是私人的,使我們回到孤獨的處境,所以是非政治的。但我以為它提供了一種複雜的政治社群的想法,因為它把關係的人際紐帶鋪陳出來了,那種紐帶可以理論化成(人之為人的)基本依賴與倫理責任」。我失去了一個人,然後痛苦不堪,因為他從我身上帶走了我的一部份;這恰恰說明了我永遠不只是我,我永遠不是自足自存的主體,我們永遠都是彼此構成的社群。

對於所有那些「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龍應台給了他們「失敗者」的名字,並且說他們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

梁文道 - 村民公審甘乃威

2009年10月17日

【明報專訊】雖然香港自詡為「亞洲國際城市」,但它在很多方面其實更像是一座包裹了大都會外衣的小農村。雖然我很不願意用陶傑常講的「小農DNA」去形容香港人的某些習氣,但又不得不承認,起碼在甘乃威「求愛不遂」這件事上,我們的表現實在很像文學中所描寫的那種封閉而遙遠的農村。

逼甘乃威辭職
影響公眾利益

這座城市有許多甲級寫字樓,還有更多的疑似豪宅,但它的700萬居民卻有着相似的喜好、相似的口味,而且就連看事情的方法也都一樣,完全說不上「多元」與「開放」。所以無綫電視翡翠台可以繼續穩佔全港電視收視率之冠,而且持續製造一齣又一齣的家庭倫理劇,和大家探討某一個壞媳婦的下場、某一個二姨太的詭計,以及某一段婚外情的結局。這類家長里短的故事不單是大家最喜歡的電視劇主題,還是我們認知社會諸種事物的敘述結構。不管出了什麼事,只要套上這套敍述結構,一試就靈,然後大家便可以大發議論,不只滿足了村民窺私的心理,還能再次確認我們堅信不疑的傳統倫理信條。所以劉德華的婚事是很重要的;既然大家住在同一條村子裏頭,你怎能瞞着大家結婚?還要一瞞就瞞10多年,連孩子都「偷偷」生了出來呢?這完全違反了村裏頭守望相助的原則,破壞了長年累積下來的睦鄰之道。

然而,香港畢竟有着現代大都會的外衣,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排斥劉德華,以後不借醬油給他。我們必須文明一點、正式一點地譴責他「身為公眾人物,卻喪失了誠信」。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甘乃威的「醜聞」其實也是這麼一齣套上了文明外衣與公共語言的家庭倫理劇。本來這也沒什麼大不了,可是現在竟然有人想要藉此逼迫民選議員甘乃威辭職,甚至發動罷免程序,那就真真正正影響到公眾利益,不能不細究其中是非了。

讓我們簡單歸納一下甘乃威事件的本質。根據目前大家掌握的材料,我們可以推定﹕

首先,他沒有涉及到婚外情,因為他只是「求愛未遂」(假如『表示好感』算是求愛的話),遠遠還沒達到已經發展出一段感情地步。

第二,這也不是性騷擾,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的分類,我們看不出其中有任何性騷擾的情節。

第三,這也未必是「無理解僱」,因為那位女下屬曾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但不獲受理。就算它可能是,雙方也都已達成了賠償的協議。

第四,除了那位下屬,最有可能受到影響的是甘乃威的夫人;可是一來她與公眾無關,二來她也已經接納了丈夫的作為,外人更是毋庸多談。

儘管如此,媒體卻仍然不依不饒地追索這件事的「真相」,比如說研究那位女下屬的生平,分析「表示好感」與「示愛」之間的區別。這種農村式的八卦流言本來也沒什麼所謂,好玩就行。但許多人卻死咬着甘乃威的議員身分,覺得此事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理由是他有「誠信」的問題。

近年香港的公共言說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濫用一些看起來很嚴肅很正式的詞語,彷彿只要使出了這些術語,我們所談論的事情就真的成了很嚴肅很正式的要事,完全忽略了我們對這些詞語的用法有沒有範疇錯置的問題。所以才會有人質疑劉德華的「誠信」,覺得他暗地結婚的行為破壞了他身為「公眾人物」的「認受性」。同樣地,今天的甘乃威事件一不違法,二不涉及濫用職權,三不涉及公帑的誤用;難道就因為他曾隱瞞向下屬「表示好感」的情節,我們就可以質疑他從事議會工作的「誠信」了嗎?

道德要求只須與職權相稱
不能隨時擴大無限拔高

公職人員的道德要求是有個度量的,必須相稱於他的職權範圍,不能隨時擴大,也不能無限拔高。很多人(包括一些值得尊重的政治學者)也一再指出,公職人員應該符合「最高的道德水平」,這豈不等於要求一種聖王政治,覺得每一個從政的人都該是完璧無瑕的聖人?難道我們選舉議員看的不是他的願景,知識與能力、而是專選君子嗎?這到底是在選議員還是選好人好事呢?部分人甚至認為民主派議員應該更講道德,這真是令人不知從何說起。

沒錯,議員的誠信是很重要,他不能在和公共事務相關的事情上說謊,尤其不能在他直接處理的事務範圍上說謊。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要求他不能在其他與公職相關的事情上說謊,比如說他的學歷,因為學歷能夠說明能力,那會影響到我們要不要選他的判斷。再數下去,我們或許還可以要求他盡量不要在公職範圍外更遠的事情上說謊,因為大家相信一個人在私生活上說謊,也很有可能會在公務上不誠實。

可是在這個離公共事務最遠的範圍上,我們必須謹慎對待。

當形勢發展到要逼甘乃威辭職,甚至危及整個民主派「五區總辭」大計的地步,這件事就變得可怕了。猶如村民只是不爽一個鄰居偷偷結婚,卻用「不忠不義」的名義將他扭送官府一樣,我們也只不過是在利用「誠信不足」這類字眼來包裝自己對一個直選議員施加的集體私刑。真正在破壞公共利益的,其實是我們自己。

這件事再度證明了香港人對緋聞和家庭倫理劇的熱愛要遠遠大於對公共利益的關注。你看霍震霆,連續8年沒在議會裏提出任何動議及修正案,在立法會內各事務會議委員會上的出席率也是一直偏低,就算現身也是坐幾分鐘就走。但我們何曾聽過有人說這是「醜聞」,何曾見過有人要調查他的表現是否符合公眾期望,乃至於要求他自動引退?

梁文道
文化評論人

2009年10月4日 星期日

周保松 - 給要選特首的人上一堂政治哲學課

2009年10月4日

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是改善我們的生活,使每個人活得自由自主,有效實現各自的人生計劃,並在社會關係中受到平等尊重。如果目前的制度使我們活得愈來愈差,我們沒理由不努力謀求改變。香港人一旦脫離殖民地統治,意識到自己是這個城市的主人,他們自然不可能再接受政治權力操控在少數人手中,不可能容忍這個整體十分富裕的城市卻有那麼多人活在貧窮之中,更不可能忍受文化和精神生活長期受壓於單向度的經濟思維。如果我們依然視這個城市為殖民地的延續,又或一群經濟人湊合在一起的利益競逐之地,那是香港人的悲哀。

如果我們相信主權在民,那麼政治權力的正當運用,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政府必須得到自由平等公民的充分認可。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是體現這種認可的有效機制。二,政府必須重視社會正義,給予公民平等的尊重和關注,確保社會資源得到合理分配,並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利。這是現代政治最基本的要求。

市場只是政治社群的一個環節,政府才是特區的最高管治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追求公義和促進人民福祉的責任。在制度上,政府必定優先於市場。政府是市場規則的制訂者和監管者,並透過徵稅及其他措施,決定個人在市場的合理所得。市場從來不是自足和獨立的領域,也並不凌駕於政府之上。

政治人的身分,我們稱為公民。這個身分,賦予每個人平等的政治權利,並承擔相應的政治義務。作為政治社群的一員,我們都是平等的公民,並應得到政府的平等對待。當公民身分和其他身分發生衝突時,前者有優先性。基於此,我們不容許宗教團體限制人們信教和脫教的自由,因為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我們也不容許公司為了成本和經濟效益,剝奪公民理應享有的勞工福利;我們甚至不容許政府本身侵犯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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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在香港,最主流最強勢的論述,是視香港為純粹的經濟城市。如何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維持和鞏固香港的競爭力,更是整個社會的首要目標。目標既然已定,剩下的便是用什麼方法達到這個目標。所有和這個目標不相容的理念制度和生活實踐,都被邊緣化或被消滅。這種城市想像的潛台詞,是香港不是和不應該是一個政治城市,因為過於政治化不利香港的繁榮安定。因此,普選民主應該緩行,社會公義最好少談,既有的遊戲規則盡量維持。

這種情况必須改變。改變的前提,是香港人必須有另一種城市想像,即理解香港為自由平等的政治城市。這篇文章嘗試探索這種想像的可能性。這種探索,對即將而來的特首選舉和政改討論,相關且必要。原因很簡單,如果我們仍然困於經濟城市的想像,無法確立政治領域的獨立性和優先性,那麼所有政治改革和政治價值的追求,都難以擺脫經濟發展至上的限制。

作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城市,香港社會每個環節,都服膺市場競爭邏輯,並將經濟效率和工具理性發揮得淋漓盡致,成為徹底的商品化社會。對很多人來說,香港本身是一個大市場,裏面的人是純粹的經濟人。政府的角色,主要是維持市場的有效運作,其他什麼都不要管。市場的邏輯,是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經濟人的目的,是個人利益極大化,人與人之間只有工具性的利益關係。在這樣的環境,每個人從出生開始,便被訓練得務實計算,學會增值競爭,更視財富累積為幸福人生的必要甚至充分條件。不少人認為,這是香港成功的秘訣,並主張變本加厲,將下一代打造成更有競爭力的經濟人,並將市場邏輯擴展到非經濟的教育文化環境保育等領域。

特區並非行政概念

問題卻在於,香港人甘心將香港這片土地只當成赤裸裸的市場,並視自身為純粹的經濟人嗎?近年愈來愈多人開始質疑這個模式,因為這樣的生活並不美好。劇烈的競爭和異化的工作,巨大的貧富懸殊和嚴重的機會不平等,疏離的人際關係和貧乏的精神生活,還有過度的物欲主義和消費主義對人的支配,都令香港人活得苦不堪言。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是改善我們的生活,使每個人活得自由自主,有效實現各自的人生計劃,並在社會關係中受到平等尊重。如果目前的制度使我們活得愈來愈差,我們沒理由不努力謀求改變。另一方面,香港近年社會運動不斷,公民意識逐步成熟,呼喚政治改革的聲音日益壯大。香港人一旦脫離殖民地統治,意識到自己是這個城市的主人,他們自然不可能再接受政治權力操控在少數人手中,不可能容忍這個整體十分富裕的城市卻有那麼多人活在貧窮之中,更不可能忍受文化和精神生活長期受壓於單向度的經濟思維。

香港需要新的定位,並對這個城市有新的期許。

沿用當代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的思路,我認為,香港人應視香港為自由平等的公民走在一起進行公平合作的政治社群。這個社群,按《基本法》規定,是中國的一部分,卻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力,包括行政、立法和獨立的司法權。我們稱它為特別行政區。特區是個政治概念,而不是個行政概念。高度自治意味着香港人理應有相當大的政治自主空間,構想規劃和打造這個屬於自己的城市的未來。

香港已不是小政府

既然每個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並願意在公平的條件下進行合作,我們便不應將特區當作市場,並用市場邏輯決定政治權力和社會文化資源的分配。例如我們不能說,誰的錢多誰便應擁有多一些政治權力,因為這違反政治平等;我們也不能說,誰是市場的勝出者便應佔有一切,因為公平合作要求資源分配必須滿足正義的要求。就此而言,特區政府有她獨特的政治角色和道德使命。特區擁有制訂法律、設立制度,分配資源和要求公民絕對服從的權力,因此它必須重視政治正當性問題(legitimacy)。政府必須公開地告訴每個公民,基於什麼道德理由,它可以擁有管治香港的正當權力。如果我們相信主權在民,那麼政治權力的正當運用,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政府必須得到自由平等公民的充分認可。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是體現這種認可的有效機制。二,政府必須重視社會正義,給予公民平等的尊重和關注,確保社會資源得到合理分配,並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利。這是現代政治最基本的要求。

有趣的是,特區政府常常強調它的管治理念是「小政府大市場」。就字面解,這是指政府盡可能將自己的權力和功能縮到最小,然後將大部分社會及經濟問題交由市場解決。這個說法,既不正確亦不可取。首先,香港早已不是放任自由主義哲學家諾齊克(Robert Nozick)筆下的「小政府」(minimal state)。例如香港有十二年的義務教育,近乎免費的公立醫療服務,相當部分人口住在政府興建的公共房屋,還有政府提供的不同社會保障。這些福利是否足夠,另當別論,但政府卻絕對算不上什麼也不管的「小政府」。

政治人身分應先行

其次,這種抑政府揚市場的思路,會嚴重窒礙香港的政治發展。我們知道,市場和政府根本不應處於對等位置。市場只是政治社群的一個環節,政府才是特區的最高管治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追求公義和促進人民福祉的責任。在制度上,政府必定優先於市場。政府是市場規則的制訂者和監管者,並透過徵稅及其他措施,決定個人在市場的合理所得。市場從來不是自足和獨立的領域,並凌駕於政府之上。當然,市場有它的重要價值,但市場導致的結果,往往並不公正,而市場本身亦不能自動糾正這些不公正。所以,如果放任的市場競爭導致貧富懸殊,老弱無依,機會不平等,甚至金權和財閥政治,那麼一個重視社會正義的政府,自然有必要對市場作出監管。我這裏並非主張政府要凡事干預,而是指出在概念上,我們必須將政府和市場的角色和功能作出清楚的區分。如果政府自甘作小,放棄很多理應由她承擔的政治和道德責任,那是不必要的自我設限和自我矮化。

既然政治優先於市場,那麼在公共生活中,政治人的身分也應優先於經濟人。政治人的身分,我們稱為公民。這個身分,賦予每個人平等的政治權利,並承擔相應的政治義務。作為政治社群的一員,我們都是平等的公民,並應得到政府的平等對待。當公民身分和其他身分發生衝突時,前者有優先性。基於此,我們不容許宗教團體限制人們信教和脫教的自由,因為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我們也不容許公司為了成本和經濟效益,剝奪公民理應享有的勞工福利;我們甚至不容許政府本身侵犯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

培養獨立理性公民

有人或會問,人世間充滿不平等,為什麼我們要如此在乎公民平等?這必然是因為公民之間具有某種道德關係。試想像,如果我們都是純粹的經濟人,而社會則是競爭市場的話,我們很難接受對弱勢者有什麼道德義務,亦不會認為政府有責任為他們做些什麼。公民身分體現了這樣的道德關懷﹕作為政治共同體的成員,我們願意平等相待,並分擔彼此的命運。公民權的實質內容,需要透過公開討論和正當程序,才能確定下來。我這裏強調的,是政治社群的道德意涵。如果我們依然視這個城市為殖民地的延續,又或一群經濟人湊合在一起的利益競逐之地,那是香港人的悲哀。我們有幸活在一起,理應善待自己,善待彼此。

香港要成為成熟的政治城市,必須培養出香港人的公民意識,而這和公民教育密不可分。教育的場所,並不限於書本和學校,而可以擴展到社會運動和各種形式的公共討論。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公民的價值意識和批判意識,增強他們對政治社群的歸屬感,並承擔起應有的公民責任。但在目前職業化、技術化和市場化的教育環境中,要實踐這種理念,自然舉步維艱。這和前述的城市想像相關。如果香港只是一個單向度的經濟社會,那麼所培養出來的人才,往往便是政治冷感,服從建制,崇拜名利,缺乏社會關懷的經濟人。所以,如果香港要走政治民主化的路,公民教育和通識教育必須要以培養獨立理性且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為目標。

反思所謂香港經驗

回歸已逾十年,香港嘗盡非政治化的苦果。殖民主走了,工具理性再不管用,因為管治者必須要為香港定下新的政治目標,並為這些目標的正當性作公開辯護。管治者需要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並告訴我們這些理念為何值得追求。可惜的是,今天的管治階層,仍然繼續用單一的經濟思維去理解香港,並有意識地壓抑香港人政治意識的發展。問題是,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輩的香港人,愈來愈對保守封閉不公平的制度不滿,並渴望改變。這不是世代之爭,不是利益之爭,而是價值之爭。在種種爭論之中,我們開始體會到,整個社會的政治想像其實相當貧乏,甚至沒有足夠的政治概念和知識結構去理解當下的處境,遑論建構理想的政治圖像。就此而言,香港並非過度政治化,而是政治上尚未成熟。我們早已完成經濟現代化,政治現代化卻剛起步。也許這種危機同時也是契機,促使我們從觀念、制度和個人生活層面,好好反思所謂的「香港經驗」,開拓新的想像空間。

出路在哪裏?既得利益者會說,繼續走經濟城市的路吧。只要給香港人麵包,維持繁榮安定,人民自然會默默忍受。但我們可以走另一條路,將香港變成民主公正自由開放的政治社群,讓每個人活得自主而有尊嚴,讓生命不同領域各安其位,讓下一代不再只做經濟人,同時也做政治人文化人,更做對這片土地有歸屬感且活得豐盛的平等公民。

作者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李照興 - 調侃另類國慶遊行

潮爆中國專欄 2009年10月4日

【明報專訊】一輪國慶花車檢閱大巡遊,看着那人海方陣,特寫的熱情面孔。氣慨激昂的音樂,情感迫爆與人體迫滿,催生一種強迫的感動。是無法不讓人動容,無法不讓人像要與這個國家融成一體的樣子。

這情况,透過影像剪輯傳來,感召、誘使、吸引、迷惑,歷史上也許只有一個近似的對應,就是1934年萊尼.裏芬斯塔爾拍的《意志的勝利》。在這時候,不保留一點距離,整個人就會迷幻過去,被影像、進軍與氣氛所惑,以為世界真的那麼美好。影像傳來,我們的確處身一種最大的kitsch之中。在kitsch的國度,如果看了這些動人的景像,你不跟全中國人民共同感動差不多要哭出淚來,你就不太像樣了。

這種偉大的畫面,正好是近年中國崛起論的縮影,它其實是一種誤讀偏讀的結果,最主要表現為對三方面的偏讀﹕第一,只跟過去比較;第二,只看城市與高端發展;第三,只看數字及硬實力(GDP迷思)。可像我們這種解構之徒,有興趣的總是影像中沒說出的東西,總是在主文本的邊緣尋找樂趣,保持距離。這樣的一場大戲,硬來作對抗式閱讀,你準氣壞腦袋。如果太犬儒覺得事不關己,又太過軟皮蛇。還好有第三條路,叫調侃進取主義,一面反諷調侃,開它的玩笑,講有骨反話,惡搞一番,在談笑又認真之間,進取謀求變革。於是調侃進取主義者,有了自己想像版本的另類國慶遊行。

最近國內知識分子圈流傳一篇福山的訪談,被編/偏讀成「看見中國的奇蹟後,連福山都要修正自己的歷史終結論」的意思。中國模式要成為西方自由民主以外的成功制式嗎?福山原意是這樣嗎?——面對這些只看好只報好事的呈現,我們可以如何反閱讀並反向詮釋?如果用抗爭式反向詮釋,結果可能會被氣死——因為每次都不會有結果,聲音不會被聽見。如果像更多的人一樣採取犬儒的態度,一於反諷到底,事不關己,又會過於輕佻。在重與輕之間,我們或許走出第三條路,一種積極的調侃主義——面對瘋狂的荒謬信息,保持清醒及調皮的態度,但又適時保有積極進取敵退我進的策略。就是這種態度,讓人可度過遊行與及以愛國之名掩蓋的政治歌頌。再具體而言,面對國慶的大進軍,對抗式閱讀會走出來反遊行或不合作。犬儒者會一切事不關己般像看大戲。調侃進取主義者會自己創一個另類大遊行創想自娛自樂,並從中帶出信息。以自己版本的故事來對抗極權下來的偏讀大敘事。

偏譯 將成未來傷害基因

對中國發展的種種刻意唱好式偏讀,正好反映在最近對福山新作政治正確式的誤讀中。事緣,九月份日本《中央公論》發表了福山的訪談《日本要直面中國世紀》,經國內新華網編譯並網上流傳後,得出了一個頗讓留意事件者感意外的結論,那就是「客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並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隨着中國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這句如出自福山手筆,可是對他本人有名的「歷史終結」說法的最大否定。所謂的中國模式,真的改變了西方自由民主系統作為歷史終站模式的過往定論嗎?

幸好學者劉擎對原文作出徹底比較,證明流傳的是一個偏讀偏解的版本,比如討論中國印度模式時,福山原文是﹕「看到這些國家和印度那樣的民主國家的民主決策過程,很多人讚賞中國那種權威主義所具備的比較迅速的決策能力。不過,那種權威主義的政體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因為沒有法治,也沒有選舉進行監督,所以其問責,只是面向上面即共產黨和黨中央,而非面向政府應該為之服務的人民。」但中國版編譯就變成﹕「中國的政治傳統和現實模式受到愈來愈多發展中國家的關注。在印度『民主』模式與中國『權威』模式之間,更多國家鍾情中國,前者代表分散和拖沓,後者代表集中和高效。」說起來,「編譯」算是一個中國傳媒中特有的名堂,其實質運作是,收集不同外媒的資料,翻譯並編匯成文,過程中各取所需,不付轉載費成了習慣,更重要的是方便地「譯」出了一個想當然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正確結論。

近來對於中國成就的誇大也是一種編(偏)譯結果,當然我們都不容否認數字上或具體國力的提升,個別地區的繁榮,不過官方對其他地區其他階層刻意迴避則造成不全面的世界觀。而這倒過來將要成為未來的傷害基因。

調侃一番 促進改變

調侃進取主義首先是一種氣量,敢於去接受現中國存在的不平及人民的不滿,而非像現在壓根兒目空一切否定問題的存在。後者方法包括將反對聲音一率和諧掉,把不雅落後移到看不見的地方。而認識到醜陋及不和諧的存在,又要如何面對?要用荒謬對抗荒謬。

故此,調侃進取主義者在調侃之餘,其實是用心良苦地以調笑之間談論國家大事,用諷喻來督促社會改變。它不是犬儒,而是仍有極濃的改變社會的進取意向。面對國慶,他們未必選擇逃離,而是想盡方法調侃一番。於是有了自己版本的遊行內容。這些幻想出來的遊行,有些政治不正確,是傾向波兒式(是出城那位,不是崖上那個)的幽默。是笑完之後發人心省,或起碼叫人不要看了人山人海船堅炮利就真的自我感覺偉大。調侃進取者會說,遊行隊伍應可加進如下元素﹕

■上訪者方陣

上訪者現象當然是新中國特色,各省各地苦主代表每年每月上京和諧表達意見,已經成為新中國民主發聲的重要現象。他們不辭勞苦,日夜兼程,到京風餐露宿,未能入住各地駐京辦,但駐京辦會密切對待「關心」他們。如果由各地上訪者組成團隊演出,說不定也充滿和諧意義。

■上海塌樓花車

如果要選新中國今年最具代表性建築奇蹟,當然不是鳥巢,而是上海橫着來倒下的整幢樓房,可稱世界八大建築新奇蹟,論造型論大小論倒下之後的完整度,都是世間罕有,做成花車更是長度適中慰為奇觀。

■四川豆腐樓

由四川人用真正軟綿山水豆腐搭建真實大小的一家四口三房兩廳經濟適用房作為花車,亦堪稱是四川一絕吧。

■國足武術團體操

中國功夫又怎能在巡遊中缺少。因為中國人愛和平,從不主動派兵出外,國際人士只能有限知道咱們chinese kungfu之威水,而近年最能反映中國功夫硬實力並真正跟老外打起上來的,不是軍隊不是葉問,而是在英國有實戰經驗之中國國家足球隊。所以國足於巡遊上演為國爭光也理所當然。

至於話明60周年,當然要有60年以來代表性群衆運動,包括﹕

■50年代鬥地主口號rap住唱。60至70年代忠字舞千人大字報少不了。

■80年代上海特產倒賣,一邊學周立波式步法叫「打樁摸子」集體操也是一大特色。

另類巡遊項目創想眾多不能盡錄,部分過激過於黑色就不曝光了。

總結而言,看戲看文,沒有說出的,永遠比說出的更有意思,它曝露了文本更深層的意思。而沒說出,總有沒說的原因,而且進取者會憑此想像更多。就如看《建國大業》看到最後,共產黨建國第一屆那麼多黨外人士參與,強調是得到全民及各種政治理念廣泛支持,但回看60年後的今天,這究竟是進步還是退步?當年全國差不多真的不設防,同心慶祝一個國家誕生,今天又為什麼連搞個生日都搞到氣氛壓抑,要慎防自己人民到如此地步?

2009年10月1日 星期四

錢鋼 - 未來10年,中國命運的關鍵

2009年10月1日

【明報專訊】國慶60周年的歡騰聲浪裏,我假設着一個未來的畫面:2019年10月1日,建國70周年。這不太久的未來,在那一天,眼前的一切是否還將重現? ——是否還會有極之隆盛、甚至更為奢華的慶典?是否還會有黨中央頒布的50個口號?是否還會有只准「唱響主旋律」、不許出現「噪音、雜音」的傳媒控制?北京城,是否還會有警戒森嚴的「穩定壓倒一切」?

我想做一次並不高遠的前瞻。在我看來,中國命運的關鍵,就在未來10年。

2012 年,將是胡錦濤的交棒之年。雖然黨章並未規定總書記的任職期限,但是中共2006年頒布《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規定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正職領導的任期以兩屆為限。如果未來10年中不發生劇烈動盪,同時中國政治依然循目前的節奏無重大變革,幾乎可以肯定,中共第18次代表大會上的接棒者,就是建國70年時的國家元首。

政改裹足不前 令國人共憂

中國不能陷入變亂,這是人們的共識;但政改裹足不前,卻令國人共憂。1999年,國慶50周年,老共產黨人李慎之揮毫疾書,寫下膾炙人口的《風雨蒼黃50年》,呼籲江澤民以大手筆建功立業,在鄧小平因為歷史局限而不得不止步的地方重新起步,為政治改革打開新局面。2009年,國慶60周年前夕,一篇據稱出自一位隱名中共元老的談話《執政黨要建立基本的政治倫理》,廣為流傳。談話呼籲舉黨反思,推進政治民主,在無數人的心頭激起強烈共鳴。

江澤民任內,政治改革的「大手筆」沒有出現。胡溫上任之初提出「以人為本」,被譽為「胡溫新政」。但是政改蹉跎,7年來,未能遏制權貴資本主義膨脹,即既得利益集團坐大,危機加深。溫家寶信誓旦旦,最終卻無力徹查四川地震中的大批校舍倒塌問題,便是明證。毋庸諱言,人們對胡溫的期望值,已從2003年抗疫時期的最高點降溫。

今天的中國,經濟之腿茁壯強健,政治之腿發育不良。「八九.六四」留下深深的後遺症,社會惟權是尊,腐敗盛行,正氣不彰。上世紀80年代一度出現的政治改革活躍氛圍,今天不復存在。人為禁錮下,對政改的探討和準備明顯缺失。短期內,中國的確沒有立刻實行大步幅政治改革的條件。未來10年,黨治,將仍是現實。但這個黨,將不可避免地要對政治體制改革作出明確抉擇。

香港和大陸,在某些事務上竟有相似之處。在餘下任期,胡溫肯定要拼經濟,但會不會拿出政改路線圖,人們不敢奢望。未來10年的頭3年,對胡錦濤總書記的最大期待,是期待他將最高權力的轉移,演示為黨內民主的典範。在現實格局下,他將交棒於何人,普通黨員和公民無可置喙,故無從關心。值得關切的是,這位由鄧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能否在任內兌現「民主、公開、競爭、擇優」的選人原則,徹底結束與黨內民主相悖的老人政治,將產生最高領導人的程序,朝民主的方向推進一步?

100年前此時,清政府正陷入恐懼。強大社會壓力下,被迫啟動政改,1906年宣布預備立憲,1908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立憲預備期為9年。這是相當保守的政改路線圖,卻還能將時間表昭告天下。不幸的是,同時卻發表皇族內閣名單,時人譏稱「宗社黨」。輿論嘩然,滿漢分裂,革命爆發。頑固派私心自用,保「大清」不保「中國」,如此欲保終不能保,宗社傾覆,只朝夕耳!

50年前此時,國慶10周年慶典隆重舉行。然而,一年前的閱兵總指揮,這時卻已消失。彭德懷元帥,這位忠誠的共產黨人,因為批評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錯誤,在1959年夏天的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反黨首腦。錯誤愈演愈烈,就在國慶日歌舞昇平景象的背後,大饑荒的慘劇已然揭幕。

期待新人從「破除壟斷」破題

40 年前此時,依憲法選出的國家元首,在國慶典禮上不見蹤影。1969年,中共九大宣布國家主席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將他開除出黨。國慶日,在公然踐踏憲法的毛澤東身旁,站着寫入黨章的接班人林彪。然而不出兩年,林彪又成為「野心家」、「賣國賊」,逃亡異國,粉身碎骨。

需要記取的歷史教訓太多太多。制度,沒有一個良善的制度,國無寧日,人心不平,欲穩不能。中國命運的關鍵,就在未來10年。前人將燙手的山芋留給後任,歷史要求新人,以最大的政治勇氣,去破解難題,根治頑疾。

今天中國的癥結在哪裏?在壟斷。我們期待他們,從「破除壟斷」破題:破政治壟斷,把中國導入有正常政治競爭、監督和制衡的憲政軌道;破經濟壟斷,剎住國家資本主義的高速列車;破社會壟斷,讓公民社會繁茂生長;破文化壟斷,寬容,寬鬆,寬厚,讓人們免於恐懼地思考和言說,讓信息無礙暢流。

政治改革從哪裏開始?從放寬言論控制開始。政治體制,關乎10多億人民的權利,新一代領導人決不可令人民免開尊口、莫談國事。中國的政治體制向何處去,是一個應當允許探討、實驗、試錯的大課題。首先不可壟斷說話的權利,不要簡單粗暴地用一句「我們絕不照搬西方」把人們的嘴堵住。民間蘊藏着充沛的參政熱情和高度的政治智慧,要允許各種有差異的、甚至對立的政治設計公之於眾,討論,爭鳴,如明治維新時的日本人所說,決萬機於公論。這本身是黨員和公民的權利,也大有利於國家。

中國命運的關鍵,就在未來10年。10年,中國的憲政大廈可能遠未築竣,但我們寄望執政者:莫茍且,莫延宕,告訴民眾你的方向,和他們一同開創新的制度,把憲政的堅固地基,交給建國70年!

作者是資深傳媒人、《唐山大地震》一書著者,現為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計劃主任

江春男 - 慶祝誰的共和?

2009年9月30日 台灣蘋果日報

明天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北京保安空前嚴密,不僅動員百萬志工協防,在主要地點安裝閉路電視,在公車上裝可蒐集乘客對話的微型儀器,將對話內容傳到公安局。天安門實施通行證制度,天羅地網,警備森嚴,中共自稱為「共和國」,但不曉得這是誰的共和?

中國的經濟成長有足以為傲的地方,中共要人民向領導人感恩戴德,將一切成就歸功於共黨領導的優越性和先進性。但當年整肅批鬥,千萬人死得不明不白,這段中國人自相殘殺的歷史,既稱不上共和,也並不怎麼優越。

就在前幾天,重慶市司法局前局長文強被正式逮捕,他的罪名除了貪污洗錢之外,還包括強姦、包庇黑道殺人、搶劫、綁架、賣淫、開賭場等等犯罪活動,他先經過黨內紀檢會50天的「雙規」(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點接受調查),才交給法院的。黨紀凌駕於司法,司法只是黨的工具,這種制度的優越性和先進性何在,只有天曉得。

魯迅曾經說:「中國人談起國家民族就抬頭挺胸,談起個人就自覺渺小的低下頭來。」這句話真的切中要害。「中國人對自家政權的惡行,特別寬厚,原因無他,反它不成,奈它不何,惟有逆來順受,心底期許領導人有日恍然大悟,壓迫小一點,飯菜多一點,就心滿意足,政府再差,也是中國人管中國人,哪怕任它折騰幾十年,死了千萬人,也就是自己人,中央錯,咱們要體諒才是,鼓勵才是。」評論家嚴櫻寫這些話時,心中必在滴血。

慶祝專政與民何干

中國人是沒有記憶的民族嗎?為什麼不敢面對自己的過去?永遠不必反省?他們經常指摘日本竄改歷史,但自己的歷史一片空白。開國大典這種電影氣勢宏偉,但對國共內戰的自相殘殺,避而不談。對文革大躍進這種人類浩劫,屁都不敢放。

今天的中國人,千萬富翁,億萬富翁,多得是,經濟、軍事、外交已成強國,但是不敢回頭看看自己怎麼走過來的,也不知今後往哪裡去?人民沒有選擇領導人的權利,也沒有參與討論國事的機會,國慶日是慶祝共黨專政,與人民何干?

2009年9月28日 星期一

梁恩榮 - 在多元價值的香港談愛國

2009年9月28日

【明報專訊】在國慶60周年之際,不同背景的港人可能都按着自己的取向來表達對國家的感情,有人大事慶祝,有人默默反思,有人示威抗議,但是,對於大多數的人來說,可能只是一天的假期。在此,讓我們再次反思「何謂愛國」這個老問題。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聽到一些有關愛國的批評,其主要的觀點是作為中國人的一分子,港人一定要愛中國,不單如此,這些論點更提出要求定義愛國行為,甚或根據這些行為標準來批評某些公眾人物不愛國。但作者認為在一個重視多元價值的社會,這些做法實在頗有商榷之餘地。

近期多個有關國民身分的研究都指出,雖然香港已回歸了祖國12年,港人的國民身分認同雖也有加強,但有關愛國的議題仍有不少爭議之處。有人認為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區,愛國當然要愛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因為只有共產黨執政才能救中國及使其強大;這論述要求人民支持當權者,反對者常被認定為不愛國,其實這觀點是將國家與政府混為一談,因此,認為反對執政者就等於不愛國。有論述認為國家與政權是不同的概念、愛國是指愛人民、愛中華文化、愛祖國大地,與政府無關。

也有論述認為討論愛國的議題,不可能不觸及政權,而歷史告訴我們權力帶來腐敗,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腐敗,權力缺乏制衡的掌權者容易會逆民意行事,因此愛國除了愛人民、愛中華文化、愛祖國大地外,一定要包括監察和批評政府,以確保執政者切實執行人民的意願,確實為人民謀福祉;這見解強調「是其是、非其非」,可稱為「批判性的愛國」。

有論說則認為在一個多元價值的社會,實在不應為愛國行為定標準,因為只要公民的行為是不違法的,就不應強制他們的行為;這論述基本上就不認同作為某一國家的公民,就一定要愛某國的觀點,他們認為愛是互動的感情和行為,若對方沒有可愛之處,不能互相吸引,就談不上愛;他們更指出愛是一種自然流露的感情,也是一個自發的行為,是不可能勉強的。故這看法認為公民若自發地愛國,雖是美事,但公民只要守法,則沒有必須勉強他們愛國。

另一種相似的見解認為隨着全球化,國家的觀念將會慢慢淡去,我們遲早都會成為「世界公民」,因此是否愛國,根本不是議題。最後的一個觀點則強調「多元公民」,論者提出國民身分只是多元公民身分的一個,任何國家的公民,同時也是「世界公民」,因此除了愛自己的國族外,更要堅守維護人類尊嚴和福祉的普世價值,例如公義、和平、多元、寬忍、人權及民主等。他們更指出國家利益,有時會與普世價值相矛盾,在這情况下,普世價值都是高於愛國價值的,因此要放下後者,成全前者。

不應規範對愛國的理解表現

就我個人而言,我較認同混合「批判性的愛國者」和「多元公民」的觀點,因為前者能使國民成為對國族有情、有承擔,也能獨立、批判思考者;而後者則能使國民超越國族潛藏的狹窄利益,而進入人類共同福祉的普世關懷中。但就香港整體而言,作為一個重視多元文化的國際大都會,香港其中一個可貴處正是能尊重多元的聲音和意見,因此不應規範港人對愛國的理解和表現。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論壇召集人

2009年9月27日 星期日

政府為何懼怕真正公共廣播?——陳韜文、馬傑偉訪談錄

2009年9月27日

【明報專訊】由政府於○六年一月委任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起,到最近公布維持香港電台作為政府部門的地位不變的決定,剛好是「三年○八個月」。

三年○八個月的時間,足夠香港走出抗日戰爭的陰霾重見天日,卻無法讓公共廣播服務多走一步。

行政長官曾蔭權說,政府的決定是港台新的台階。翻查資料,早於一九八四年二月,當時的港督尤德會同行政局委任了一個「廣播事業檢討委員會」,該委員會其後於八五年已明確建議把港台改為一個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請問二十多年後特區政府的決定,對香港公共廣播的發展來說,新在何處?

政府部門的運作,本身已經與公共廣播的理念和實踐格格不入,這亦是港台多年來所面對的桎梏。眼看「檢討多年得個桔」的現實,香港公共廣播服務,

在「三年○八個月」後的日子又會如何?

■陳﹕陳智傑

■馬﹕馬傑偉

■文﹕陳韜文

特區政府「三違反」

陳﹕經過三年○八個月的檢討,特區政府決定讓香港電台繼續以政府部門的模式運作,以此作為香港日後的公共廣播服務。你們的看法如何?

馬 ﹕我最大的保留,是政府為其決定文過飾非。政府部門的運作,本身已經與公營廣播的理念和實踐存在很大矛盾﹕無論是由行政長官委任、就港台運作「提意見」的顧問委員會,以至按公務員系統操作的人事任命,都可謂是防止港台失控的板斧;但如今卻被政府美化為是香港人的意願,又指「香港電台維持政府部門地位」的決定是基於市民的「集體回憶」。這些解說,未免太過牽強。

文﹕政府這次的決定,可說是三違反﹕

一、違反了公共廣播機構的基本原則﹕獨立的組織架構、獨立的資源、與獨立的人事編制;而政府部門的運作,根本便違反了作為公共廣播機構的基本原則;

二、多年來的公共論述、民意調查,以至由政府所委任、由廣播業界資深人才組成的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都認為香港需要有一個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政府如今把多年累積民意置之不理,是為第二個違反。

三、港台工會多年來都爭取把港台轉型為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雖然他們要求有明確的出路,但這出路並不一定是公務員的身分——他們只是要求有充足的製作資源;但在公共廣播的議題上,港台的內部意見,是希望港台成為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但現在連這個也違反了。政府指維持港台作為政府部門地位是「三贏」,但實際上是「三輸」。

過去十多年來,港台的地位和運作一直惹來爭議;回歸後,有「愛國人士」動輒對港台的表現指手劃腳,不滿港台作為政府部門去監察政府、批評政府、成何體統?這些問題如今只會周而復始地再次發生。

政府維持港台作為政府部門,反映政府很怕事,寧可維持舊路、力求避免爭議、不惜留下一個將來可以侵害香港電台獨立性的機制,也不願按香港社會發展的需要而敢於踏前一步、推出公共廣播的政策。港台仍舊是政府部門,沒有獨立的人事權,也沒有獨立的財政權,更設立了由特首委任的顧問委員會,隱藏了一個可能讓政府加以影響港台的渠道。

什麼是港人的「集體回應」?

馬﹕政府無魄力、無承擔、無勇氣回應香港公民社會的發展,更為自己這避忌的決定自圓其說,我有點反感。公共廣播便是要為政治和商業壓力設下屏障,讓公共廣播機構代表公眾發聲。早期的香港電台,是覆述由政府新聞處提供的消息,作為一個發布政府資訊、解釋政令的部門;其後才感染了英國廣播公司有關公共廣播的理念和傳統,而蛻變出現在的機構文化。如是,香港人所希望保留的「港台品牌」,所指的是什麼?這絕不是政府現在軟性推銷的「集體回憶」,而是港台的獨立言論。

文﹕政府之前有不少言論,都試圖打擊港台;但當有了這次的決定後,便把港台的歷史和功能言過其實地美化了。政府以「香港人的集體回憶」的辭彙,把港台作為港英殖民政府宣傳工具的部分、官僚運作的部分,以至浪費公帑的部分也一併合理化,藉此理順自己決定維持香港電台的政府部門身分。

在香港出現回歸問題前,港台作為政府宣傳部門的成分仍然十分之重;港台相對自主獨立的組織文化,是自八十年代起建立起來,並於社會產生力量。這些力量與香港市民的支持息息相關、亦奠基於香港社會發展到需要有獨立的聲音為民請命、監督政府的處境——這些才是造就了香港電台那「公共性」的元素。

馬 ﹕香港人所認同的「港台品牌」,是港台相對獨立於政府的機構文化,但這機構文化卻沒有制度性的保障。香港人逐漸覺得港台有公信力,是基於認同上述的機構文化,以及其所表現的多元聲音,而不是因為認同香港電台是政府部門。如今政府說香港人喜歡「港台品牌」,然後便移形換影地指香港人認同港台作為政府部門,這是一個詭辯。

我不認為香港有很多人會認同港台早期作為政府新聞處延伸的角色。政府把香港電台過往服務港人,給為港人所認同的「公共」機構文化,作為保持港台作為政府部門不變的理由,是違反事實。港台近數十年的歷史,很明顯地是逐漸轉變,才能有今天的機構文化和媒體內容,從而獲得香港人的認同;而公共論述的方向亦很明確,是希望港台繼續因應時代發展而轉變。

部門制約磨平創意稜角

陳﹕把港人對港台的肯定詮釋成維持港台繼續作為政府部門不變的決定,故然是偷換了「集體回憶」的概念。能談談政府部門的操作,對建構公共廣播的機構文化有何影響?

文 ﹕縱然在公布決定這敏感時刻,政府似乎亦不諱言會對港台的運作有所設限。政府雖然明言港台有編輯自主,並把權責放在廣播處長,不過處長乃由政府任命,他能否續約,以至任命的條件和權力來源,很明確地都是來自政府——這與公共廣播的運作截然不同。故此,雖然明言港台有編輯自主,但肩負編輯自主使命的廣播處長,於方方面面都受政府影響,其獨立性也成疑問。

馬﹕這點很重要。政府願意和港台訂立約章確保後者的編輯自主,這是值得肯定的。但編輯自主的使命,很難寄託在由政府任命,屬於政府體系的廣播處長。現在編輯自主這個「波」便要悉數交到港台的職員身上,視乎職員們的道德勇氣,依靠港台的機構文化來維持專業價值和操守。另一方面,維持港台編輯自主亦交了給公眾輿論監察﹕每當港台的編輯自主在公眾眼前出現異樣之際,便由輿論壓力企圖修正。

不過,輿論監督和機構文化的力量,始終不及把香港電台作為獨立於政府的公共廣播機構這制度性的保障。所以,將來政府與港台之間的約章,十分重要。

文 ﹕沒錯,約章是一個值得留意的環節。此外,港台的人事權最終控制在政府手上,這是對港台獨立性威脅的主要所在,對港台機構文化的影響力自是不容忽視。如今政府的建議,更為港台增多了一個顧問委員會;其組成及權責,很難不會對港台的操作有所影響。首先,委員會成員由特首任命,政府的影響力已經十分明顯;其二,假如政府為求平衡社會不同聲音,把委員會成員的組成平均分配給不同的政治勢力,其後果則往往會把港台內部帶有尖銳、稜角的創意「中立化」﹕不同政見人士的論爭在顧問委員會內互相抵銷,結果最終給港台的意見很可能都會是一些「中立」、無關尖銳政見或爭議性的主題,以至是乏味的路線。把公共廣播機構對社會發展的批判性,以及港台現存的創新性「中立化」,絕不是我們所希望的。

總而言之,顧問委員會的設置,為政府提供了一個新渠道,向港台發揮一些不應該出現的影響力。

馬﹕這已經不是社會所希望的公共廣播。公共廣播是應該免受政治勢力的施壓,但這委員會給我的預感,將會是各路政治勢力向港台施壓的平台。如果委員會將來對港台的運作具有影響力,對港台節目的創意和批判性,將有影響。這點公眾有必要正視。

事實.觀點﹕誰定分界?

文﹕公共廣播機構以至任何媒體都不應迴避一些敏感和富爭議性的社會議題和觀點,才能發揮傳媒監察社會的功能。我留意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公開表示,從沒要求港台不可以批評政府,但又指批評一定要基於事實,而不是一些觀點,更不是一些揑造或偏頗的意見。 [Vic:行政長官曾蔭權說,「政府的決定是港台新的台階」。不知道這是基於什麼事實?算不算是「揑造或偏頗的意見」?顛倒是非黑白的政府謊言,大家都聽得完全麻木了嗎?如果真有拔舌地獄,曾先生以及他的spin doctors,將來一定會在那裡重聚。]

不過問題是,事實是如何構成的?事實可以依層次和角度而有不同的描述和不同的詮釋。那根據什麼樣的事實才算是有事實根據的批評?此外,觀點對公共論述的建構也是很重要的,如果由政府強令港台禁止所謂純粹的觀點,那是強港台所難,根本是不能執行的。况且,大多數人的意見都是有一定現實基礎的,只是多寡而已。

馬﹕劉吳惠蘭的言論並無必要。在傳媒業界和新聞界,尊重事實、不能憑空揑造無中生有乃基本常識;一旦有傳媒機構犯此「天條」,被人指證,則例必要道歉認錯,予以澄清。

如果劉吳惠蘭的言論不是指這些基本常識,那另一番解讀便是她在針對一些觀點。

文 ﹕這便涉及言論自由的問題。不能憑空揑造,是新聞和廣播從業員的基本常識,任何傳媒中人犯這錯誤都會被千夫所指。劉吳惠蘭認為不能以「觀點」對政府作出批評,是對「事實」這概念理解不清﹕大多數人的觀點,多多少少都有若干的事實、假設和前提。如果要仔細地區分「事實」和「觀點」,確切執行劉吳惠蘭的言論,幾乎是不可能實踐的,更會涉及言論自由的問題。

不過,劉吳惠蘭這番公開的言論,讓人感到是給予港台一些行事標準。然而在言論自由下,社會是應讓不同的意見和觀點,在公共空間自由發聲,百花齊放,自由競爭。

馬﹕劉吳惠蘭的言論,似乎對言論自由的理解有點過時。有些觀點,例如泛民總辭、對同性戀的看法、品味的點評等,我們能如何界定它們是否有事實根據?

文 ﹕劉吳惠蘭是把「報道自由」的要求應用於「言論自由」的領域,把兩者混為一談。我不知道她的言論是個人意見,還是有政策意圖。不過,如果要嚴格區分觀點是否有事實根據,並要求港台予以執行,那便十分危險例如﹕我相信吳志森一般都會就一些事實來發表言論,但問題是他覺得充足的事實,在政府官員眼中是否也屬於事實,是否構成足夠的事實?觀點的說服力有高低之分,但區分的權利應由傳媒及市民大眾擁有,沒有理由讓政府搶佔。

官營公共廣播如何走下去?

陳﹕無論如何,港台作為政府部門提供公共廣播服務,差不多已經是既定事實。那麼,香港的公共廣播,又或者更貼切的講法是「官營公共廣播」,應如何走下去?

文﹕政府最好能返回檢討公共廣播服務委員會報告書內的建議,尊重公共論述的意願,籌組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提供全面的公營廣播。不過,政府如今的決定並不能滿足這要求,故我們要討論的是在這現實的局限下,盡量做到理想的公共廣播。

馬﹕政府欠缺對公共廣播發展的承擔,實在不應該繼續美化自己的決定。社會有必要確保在政府的「鳥籠」下,如何讓港台這隻「鳥」不致被困死?

第一、政府願意和港台訂立約章,明言確保其編輯自主,這是好事;公眾要討論的,是如何使這約章為港台帶來更多制度性的保障;

第二、設置顧問委員會根本是架牀疊屋,多此一舉﹕現在各社會團體已經有不同渠道向港台反映意見;况且,政府對顧問委員會的構思也令人費解﹕與港台既沒有從屬關係,但廣播處長又不能忽視其意見。

文﹕假使政府決心一定要設立顧問委員會,則這個委員會的重要使命應該是﹕

一、保障言論自由

二、確保港台享有真正的編輯自主

三、加強港台對本身人事安排的決定權

四、維護港台於財政上的獨立性。其他啟人疑心的使命應該省略。

馬 ﹕這個委員會的存在目的,應該是作為保護香港電台免受政治和商業財政壓力的「防火牆」,讓香港電台這政府部門,能夠有一個「類公共廣播」的制度保障,而不是插手港台管治、讓不同政治力量可以影響港台。如是,則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應該是在社會上有公信力,並對公共廣播有貼近民意的理解,貼近國際主流對公營廣播的理念,負責監察防止香港電台變為政府部門的功能,以繼續維持其公共廣播的社會角色。

什麼人答

陳韜文(中大新聞及傳播學院講座教授)

什麼人答

馬傑偉(中大新聞及傳播學院博士)

什麼人問

陳智傑(博士生)

文 陳智傑

編輯 梁詠璋

後記﹕公共廣播與香港

【明報專訊】早前社會掀起了一鼓「反無綫電視」之風﹕上至總經理下至前線記者都忽然被厲聲責罵。姑勿論那些批評是「基於事實」,或只是「一些觀點、揑造或偏頗意見」,但清楚不過的是,主流民意絕不願看見香港的傳播事業被政治或商業力量過分地左右;而民眾對傳媒機構出現「疑似」政治歸邊,又或商業壟斷的「屈機」行為,已累積了相當不滿的怨氣。

更重要的,是香港社會在回歸後,民主發展前途未卜,社會發展方向未明的情况下,實在需要一個相對免於政治操作和商業市場壓力的公共空間,讓我們共同思量願景,深入反思這城市的論述。公共廣播未必是一個完美的制度,但最少是香港社會值得一試的選擇﹕嘗試透過獨立的公營機制,建構一個具全民性、公共性和包容性的公共空間。

香港已於回歸前錯失了一次建構公共廣播的機會。如今,歷史又再次重演。對某些政治勢力而言,他們或許贏了;然而肯定的是,香港又輸了。

2009年9月24日 星期四

蔡子強 - 「指引主義」與常識、判斷之死

2009年9月24日

Vic: 「指引」氾濫是一個複雜的現象,適度的指引是必要的,至少必須釐清工作的目標與宗旨。過度的指引則是自以為是的官僚產物,彰顯體制已忘卻初衷、腐化無能,開始集體卸責,因為只要按本子辦事,出了事就有免責的藉口。

指引氾濫不一定會使人失去常識與判斷,墨守成規的人往往不是沒有常識或不懂判斷,他很可能只是不願意承擔責任,因為他知道上面的人也不願意承擔責任;自己若非麻木不仁地僵守指引,很容易會成為代罪羔羊。離心離德的地方,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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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繼去年12月,發生過一宗事件,一名男士心臟病發暈倒於醫院大門前,兒子向詢問處職員求救,卻因程序問題而被要求自行報警,結果病人死於院外。上個禮拜,明愛醫院再發生類似因僵化程序而延誤治療的事故。

一名學生在校打羽毛球時,遭同學揮拍擊傷左眼並流血,被校方第一時間送至瑪嘉烈醫院,再被轉介至明愛醫院眼科專科門診。但明愛醫院卻不接納男童以學生手冊作身分證明文件,要求預繳700元非本地人診金,剛巧男童家長即時沒有足夠現金,被迫由元朗趕返青衣住所拿取證件送至醫院,令男童的治理遭到延誤,令該醫院再一次遭各方指摘。對此,明愛醫院的回應是,承諾會檢討現行規定。情况就如去年12月事發後的一樣。

「指引至上」主義

我不認為事件是源於如部分傳媒情緒化的批評如「唔夠錢唔醫」、又或者「見錢眼開」等市儈原因,反而是牽涉現代人「鳥籠理性」的迷思。

就如立法會衛生服務界議員李國麟指出:「好明顯是員工怕孭鑊,擔心不按本子辦事會出問題。」

有公立醫院醫生表示,明愛職員是「執正來做」。「有些部門睇走數睇得好緊,職員可能擔心如果畀人走數,會被問責,普通文員話唔到事。」

另外亦有評論指出,公立醫院每次在醫療事故後,都會發出新指引,但其實卻只會更加鼓勵恍如驚弓之鳥的員工,更加誠惶誠恐的按指引辦事。

其實這都道出了今天香港公共事務上的一個怪現象:就是每當公營機構出錯,官僚為了「卸膊」,最快速度平息指摘,轉移視線,就會拋出一千零一度板斧 ——承諾盡快制訂相關「指引」,又或者修訂現有「指引」。而輿論又會很快「收貨」,人們好像認為只要依據一套詳盡的指引辦事,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卻沒有考慮到,這會怎樣衍生出新的問題,以及塑造出一個怎樣僵化的社會。

德蘭修女的遺憾

Philip K. Howard在其所著《The Death of Common Sense: How Law is Suffocating America》一書中,探討正以幾何級數倍增的規章、指引,今天如何扼殺美國人的「常識」(common sense)和「判斷」(judgment),讓社會愈來愈窒息,失卻活力。作者提到以下一個有關德蘭修女的故事。

1988年,一個慈善團體擬在紐約市建設一個無家可歸者的庇護中心,德蘭修女熱心參與其中。慈善團體籌措了50萬美元,市政府亦以一美元象徵性價錢捐出一座荒廢了的物業,本以為是一個雙贏的方案,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被絆住。原來紐約市在建築上有一條硬性規定,要求在新建(或改建)的多層大廈當中,必須設有升降機。慈善團體堅持他們講求刻苦的信仰,不會讓他們用上這部升降機,而更重要的是,這會讓他們額外耗費多10萬美元,德蘭修女認為,這筆錢應該花在為窮人準備的食物上,才更加實惠。結果一個原本可以造福窮人的方案,就此拉倒。其實,無家可歸的窮人,只要有瓦可遮頭,便已經心滿意足,根本不會介意是否有升降機。結果一些無謂和僵化的教條,造成了一個眾人皆輸的局面。

戈爾的慨嘆

美國前副總統戈爾便曾經指出,在1960年代,政府不是以如此多如牛毛的繁文縟節,一板一眼去處理公務的,例如叢林守護員只要攜帶一本可放在襯衣袋的小冊子,便可憑着常識和判斷,去處理大小工作。但如今他們卻得翻上如枕頭般重甸甸的幾大冊,效率和結果如何,可想而知。

在1970年代,美國社會發展出一種思維,就是以清晰及精確的指引,來保證做法上的一致性,消除偏頗,以及不確定性。這種倡議,在學術界、政界、司法界、管理層等之中,都大有市場。結果就如作者所說:「Detailed rule after detailed rule addresses every eventuality, or at least every situation lawmakers and bureaucrats can think of.」

作者指稱如此便出現了一個弔詭的結果:「a system of regulation that goes too far while it also does too little.」——少到一個地步,甚至連一棟庇護中心都建設不到、一條生命也拯救不到、一顆眼睛也可能有一天挽回不到……

《到奴役之路》一書的作者海耶克指出,規章扼殺主動性和創意,嚴緊規劃扼殺演化和改良。我們要有容得下意外、錯誤的胸襟和空間,好讓新的意念可以出現。跌跌碰碰中試着走,才是進步的關鍵。

消防員的故事

近日亦發生了另一宗新聞,消防員在阻撓一名企圖跳樓的女士時,發生了糾纏,千鈞一髮之際,不單事主甚至連消防員自己也有墮樓的危險,最後消防員唯有拳擊事主頭部嘗試把她制服,再行營救,事後被部分輿論批評濫用暴力。當在一個電台phone-in節目討論及此事時,有評論說政府應考慮為此制訂和提供指引,卻惹來一位消防員致電質疑,說他們的工作覆蓋面闊,甚至包括攝氏30多度上山營救小狗,難道又要為如何抱着小狗制訂指引﹖(以免被指摘虐畜﹖)

這令我想起前述戈爾的慨歎。當消防員背負太多的指引時,只會蠶食他們的判斷,令他們在千鈞一髮之際,可能喪失了救人的能力。

人是要有「常識」和「判斷」

規章、指引或許是現代社會的「必要之惡」,但同時我們也務必要小心,不要把之當作一個「comfort zone」,當問題發生後,作為一種方便快捷的政治交代方式,甚至真的以為這是解決問題的萬應靈丹,陷入如此的迷思當中。明愛醫院一而再的事故提醒我們,即使在指引叢中,愈鑽牛角尖,也不代表可以解決層出不窮的問題。

我們是人,活生生的人,需要有常識和判斷。那幾位牽涉的明愛醫院員工,需要的其實也只是十分普通的醫者常識和判斷,僅此而已。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2009年8月27日 星期四

蔡子強 - 浮雲特首

2009年8月27日

【明報專訊】曾蔭權雖然曾經說過:「民望於我如浮雲。」但社會各界卻一直只以笑柄來視之。反而每年七一之前,政府「派糖」以及「擱置爭議性議題和政策」,用以安撫公眾並減低上街人數,這兩招卻深入民心,但這樣做當然不是沒有後遺症。

近日,曾蔭權在《施政報告》諮詢會中,向傳媒高層表示今年不會再「派糖」,老實說,政府「派糖」已經派到讓人麻木,所以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今天,本欄卻倒想談談另一點,就是有關「迴避爭議」的問題。

曾幾何時,曾蔭權在競選及其起初的施政報告中,曾經雄心萬丈,壯志凌雲,什麼醫療融資、公平競爭法、社會企業、政改要有終極時間表和路線圖等,說得豪氣干雲。但如今他剩下來的任期只有3年,進展又如何呢﹖

●2008年6月,醫療融資首階段結束,曾經努力說服我們長此以往下去,醫療開支遲早要「爆煲」的曾班子,如今已經一年多,醫療融資的討論卻180度轉彎,變得石沉大海;

●去年《施政報告》承諾會在2008至2009立法年度提交《競爭條例草案》,今年立法會會期已過,《競爭條例草案》仍只是空中樓閣;

●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於2007年3月向行政長官提交了報告,現時事隔足足兩年半,是兩年半﹗香港電台仍然生死未卜,對於港台的朋友,尤其是那些朝不保夕的合約員工,這又公平嗎﹖

我真的想問曾先生一句,這不是「拖得就拖」、迴避爭議,又是什麼呢﹖你說「怕觸發人上街」從來不是政府施政的重要考慮,我想人們只能報以冷笑。

克林頓被稱為美國史上IQ最高的總統,他機關算盡,亦被形容為只懂「看着民調做人」,其幕僚 David Gergen曾批評他「太過慣於短線思考,卻缺乏長遠願景和目光」。克林頓結果能夠survive了8年,但落任之後,大家對他卻印象模糊(除了那些桃色醜聞),覺得他一事無成。

「民望」是工具 「從政理想」才是目的

美國名記者Joe Klein曾說:「克林頓喪失了很多其政治上的權威和魅力,為的是他與群眾靠得太近;為的是他每一刻都企圖以民調測試民眾的念頭;為的是他太過努力去討好每一個人。」

民意調查又好,政治公關又好,政治化妝都好,我從來都不反對,亦認為是今天從政所必須具備的技巧和工具。我所反對的,只是本末倒置。

「民望」只是工具,「從政理想」才是目的。為了保住「民望」而犧牲「從政理想」,是本末倒置。「民望」只是用來裝備自己,作為自己為「理想」闖關時的資本。

我想再次提出自己在《政治化妝大拆解》一書中,所用過的一個比喻(改編自Dick Morris在其所著《Behind the Oval Office》一書中的比喻):

「駕駛帆船,向目的地進發。

一個投機的政客,他只會按着民意風向走,不負責任的張帆奉承、迎着風向,他不會翻船,但卻永遠不知道自己要往哪裏去,結果亦永遠去不了目的地;

相反,一個只懂死抱原則、迂腐的從政者,只會按照立場,一早定好方向舵,然後再勇敢、偏執的前進——繼而翻船,沒頂,結果一樣去不了目的地;

一個政治家,則曉得看風把舵,他會參考民調數據,調整方向,以便能夠利用最有利的風向和水流,最快抵達目的地。在外人眼中,他在以鋸齒迂迴的方式前進,但這其實是駕駛帆船最有效的方式。所謂看風把舵,是順勢操作,不是投機倒把。」

曾蔭權,以至其他政治領袖,都要問自己兩個核心問題:就是你的core values是什麼﹖你最希望accomplish的又是什麼﹖(希望答案不會是survival)

只有理清這些問題,你才知道什麼是枝節,民望不值得花在那裏損耗的枝節;而相反,那些是根本,是值得自己把民望和政治能量都押上的根本﹗是自己從政的根本﹗﹗是值得自己「玩鋪勁」的根本﹗

難道曾蔭權3年後卸任,他希望別人記得自己的最大legacy,就是一個「禁毒特首」嗎﹖當然,是也無妨,但幾年前參選,這並不是他當年的主要政綱,那麼曾蔭權還記得自己當年參選的初衷嗎﹖

大家對一個領袖(leader)的要求,就是要他能夠帶領(lead)我們。要帶領,便要走在前面,為了怕開罪群眾,而永遠與群眾同步的人,是無法帶領的。

曾蔭權的志願是要當一個政治家。總有一天,下課鐘聲會響起,希望到時他交上的,不會是一張白卷。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2009年8月23日 星期日

《林博文專欄》歐巴馬陷入健改苦戰

中國時報 2009/08/19

  一位住在紐約的台灣老移民感慨地說:「美國雖好,卻沒有全民健保!」這位老移民在皇后區開了一家健康食品店,他每年要花上萬美元為全家買健保,如萬一要住院開刀,還要看保費有沒有包括住院費。全美約有四千六百萬人完全沒有健保,生了病就得自己花錢看病,醫藥費奇貴無比。美國人每年花在看病的費用,全球第一,但醫療品質卻相當不理想亦不公平。

  歐巴馬上台後,一一對付了經濟、銀行、汽車等危機,現正全力和健保改革搏鬥(見圖,美聯社)。這場仗非常難打,阻力極大,不但有共和黨擋他,也有民主黨內的保守派與溫和派同他作對,更有千千萬萬無知、頑固而又保守的白人中老年人反對他。歐巴馬想要實施全民健保(就像台灣一樣),他希望每一個人都享有健保,至少能得到像樣的醫療照顧。但推動全民健保,卻比登天還難,杜魯門總統推行過,但失敗了;柯林頓夫婦一上台就大張旗鼓地進行,由希拉蕊領軍,卻慘遭國會封殺,弄得第一夫人灰頭土臉。

  歐巴馬和他的策士沒料到反對健保聲浪竟那麼大,白人中老年男女火氣竟那麼大,有些鄉下白人中青年竟攜槍在歐巴馬召開鎮民大會會場外示威。歐巴馬希望在今年年底前通過健保法案,他也能打贏這場仗(或至少半贏),則他很有機會當八年總統,如打不贏這場仗,也許只能做四年。

  美國為什麼這麼難實行全民健保?為什麼不學鄰居加拿大或像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一樣推行公醫制度?答案是:美國的社會特質、商業結構和政治文化,以及貪婪到極點的資本家,迫使美國走向無法實施全民健保的歪路。造成美國醫療費用每年大幅上升、健改難以落實的最大阻力是:保險公司、藥廠、醫院、醫生和醫療科技公司等。尤其是保險公司和藥廠幾個月來已砸下數千萬美元遊說費和廣告費,試圖阻止或稀釋歐巴馬的健改計畫。

  美國雖沒有全民健保,但有很好的老人(六十五歲以上)醫療保險計畫(Medicare)和貧民醫療補助計畫(Medicaid),這兩項健保是詹森總統對美國社會和美國人民的不朽貢獻,一九六五年獲國會通過實施,是屬於詹森所提出的「大社會」施政計畫的一部分。其他的健保則五花八門,公家機構員工有健保,大中型公司員工也有健保,員工每月只需付一點健保費。小型企業和小商店可能都沒有健保,全美十餘萬中國餐館,員工有健保的可能沒有幾家。通用汽車公司倒閉原因之一是,每年要為退休員工付數千萬健保。巨額健保費用不僅已成為各型企業和公家單位的沉重負擔,老人和貧民健保亦同樣使聯邦和州政府吃不消。

  歐巴馬的健改方案中有一項很重要的創見,即由聯邦政府出面成立公營保險公司,俾與私營保險公司競爭,消費者可以有所選擇(public option)。沒想到這項構想,卻引發保守派議員、右翼群眾與傳媒的咆哮,害得白宮和歐巴馬的策士亂成一團,甚至考慮放棄這項構想而改採非營利的健保合作社(co-op)來取代公營保險,健保合作社的創業經費還是要由聯邦來支付。

  這次健改大辯論(現已變成大吵架)中,充分暴露了美國保守白人中老年人的固執、矛盾和意氣用事,他們處處要依賴政府(如享受老人健保),但又不要政府插手管事,一聽到聯邦要開辦健保選擇,他們就大罵歐巴馬要實施「醫療社會主義化」,許多無知白人男女竟哭訴說「美國要變成俄羅斯了」!美國媒體過去常批評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氣氛太濃,此次從美東到美西,在電視畫面上出現了多少喪失理智的白人中老年人,在鎮民大會上叫囂、怒罵。這何嘗不是一種可怕的自私心態、閉門主義和意識形態作祟的自我中心主義。

  最糟糕的是剛辭職的前阿拉斯加州長裴林,竟在社交網站Facebook上造謠說眾院能源與商務委員會通過的健改計畫中,包括一條減少對老人和重病者的照顧,俾讓他們早點死,以減少醫療開支。這位突然摜紗帽的女州長並為她發明的條文取名「死亡名單」。可悲的是竟然有無數人和媒體相信她的胡說八道。

  歐巴馬的健改戰爭,一開始即很不順,參院中對健保全盤作業最熱的甘迺迪參議員,因腦癌無法披掛上陣,他所主持的健康、教育、勞工和養老金委員會是主審健改案的指揮部,他缺席了,主導權即被財政委員會搶走了。

  歐巴馬沒有甘迺迪的奧援,等於失去一名主將,難怪他這場仗打得異常辛苦,而且勝負未卜。

2009年8月16日 星期日

文婉秋 - 譚作人案的「難言之隱」

2009年8月16日

【明報專訊】八月十二日,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譚作人煽動顛覆國家罪一案。法庭內外的情况都非同尋常,譚作人的辯護律師浦志強直指這是一場政治審判,當局企圖治譚作人以涉及國內媒體不能報道的「六四」以罪,從而掩蓋四川當局在地震死難人數及彭州化工項目的不當選址這兩項「難言之隱」。譚作人對這兩個事項調查及追問,觸及了四川地方官員的利益。

法庭內外的詭異

根據檢查機關的起訴書顯示,指控譚作人罪名的四組證據包括﹕撰寫有關六四的回憶錄、與王丹電郵聯絡、譚作人提倡參與獻血紀念六四以及汶川大地震之後譚作人接受境外敵對媒體採訪,發表大量言論詆譭政府。

譚作人的辯護律師浦志強在庭審結束後表示,「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場政治審判,决定他的因素是政治因素。從庭審表現來說,控方所有與案件沒有關係的證據都有可能被接受,而辯護方所有與案件有直接關係的證據都完全不被接受。這種情况是十分少見的。」

在庭審過程中,辯護律師的發言經常被打斷,譚作人發言稿被收走,全部發言時間只有三四分鐘。事情之詭異不僅局限於法庭內審判過程的異常,法庭外發生的事情也是非常地不同尋常。

這次名義上的「開庭審理」按法律規定應該允許公民參與旁聽,但同案件有關的人員和關注譚作人案的人士都沒有被准許進入法庭。在浦志強的強烈要求下,法庭才允許譚作人的太太及大女兒進入法庭旁聽,而譚作人的小女兒及專程從國外趕回來的譚作人的哥哥均未獲准進入法庭旁聽,辯護律師的幾名助手也未能進入法庭。有關心此案的民眾在開庭前幾天向法院申請旁聽證,法院告之開庭之時憑身分證排隊即可進入法庭旁聽,但在開審當日上午趕至法院的民眾卻被告知需要旁聽證方可進入法庭旁聽。在民眾鼓譟之下,法院謊稱民眾可到旁邊一個法庭觀看庭審直播,但民眾發現根本沒有直播。有數百名關心此案的民眾聚集在法院門口,數人被警方扣押直至庭審結束方予釋放。有在現場的民眾估計,布置在法院內外的警員及佩戴小紅徽章的便衣總數有數百人。

此外,有幾位譚作人的朋友被限制人身自由,不能趕至法院,甚至有人趕至法院仍被強制帶走。十一日晚專程從北京趕至成都,原來準備為譚作人案作證的知名藝術家艾未未及其地震死難學生名單調查志願者等一行十人,凌晨三時在酒店房被警方破門而入,在艾未未要求對方出示證件時雙方發生衝突,艾未未右臉被打受傷。艾未未在當天下午兩時獲得自由,但其他五位志願者仍被扣留,其後陸續獲釋,最後一位志願者劉艷萍,在十三日艾未未及其律師劉曉原再度返回成都與警方交涉後,方於十四日凌晨獲得釋放,扣押時間超過三十小時。成都獨立作者冉雲飛,在十二日早上七點被警方從家中帶至書院街派出所,延至午後方得以脫身。與譚作人一起調查死難學生名單的謝貽卉,在十一日晚即被警方控制。曾於去年六四期間在成都傳媒刊登廣告的陳雲飛,在十一日即接到警方通知,要求他十二日上午到派出所報到。他於十二日早上五時半從家中出發,避開警方監控,於七時半成功抵達成都中院,但在八點被警方發現後,即被強行送回郊外家中。成都讀書會的楊雨也被警方置留派出所至中午時分。

辯方的另兩位證人,四川大學建築和環保學院前教授艾南山及四川地質學家范曉都被法庭以「與案件無關聯」為由拒絕他們出庭作證。

更難以想像的是,有身穿警察服裝但不願出示工作證件的人士到香港NOW記者的酒店房間,以接到民眾舉報房間內有「違禁品」為由,多翻搜查房間、採訪器材及記者的隨身物品,禁止記者離開。直至庭審結束,這批人在沒有留下任何交代的情况下突然離開。香港有線電視台的記者亦被人跟蹤,及時接到線報才得以從酒店地庫脫身。

四川當局掩民之口

四川當局如臨大敵而部署重兵,不顧外界反應及批評而秘密「公開審理」,浦志強認為,「這是成都本地的官員了掩蓋四川大地震死難人數這樣一個千夫所指的情况和成都彭州石化項目的不當選址而將譚作人拘押治罪。因為譚作人一直從事對上述兩起事件的揭露工作,所以他事實上是得罪了四川當地的官員。」當局精心選擇與敏感的「六四」有關的證據來治罪,亦可避免大陸媒體介入,審訊當天,大陸媒體無一家到場旁聽或採訪。

浦志強提及的「四川大地震死難人數」與「成都彭州石化項目」均為四川當局的「難言之隱」,而這兩件事,譚作人都在為之奔走呼號。

曾任《文化人》主編、綠色江河副秘書的譚作人,長期關注環境及公共話題。在汶川大地震發生後,譚作人為救災而奔波,同時根據自己的觀察,發表了多篇文章,分析地震為何造成慘重傷亡,質疑重大損失的真正原因是天災而不是人禍的說法。○八年年底開始,譚作人及謝貽卉開始了地震死難學生證查的準備,並為此發出了倡議書。

今年四月下旬通過互聯網公開發布的《5.12四川大地震死難學生調查報告(徵求意見稿)》顯示,譚作人與謝貽卉於三月二十五日完成了這份調查報告的徵求意見稿。調查報告本來準備在地震周年時發布,但因譚作人於今年三月二十八日被警方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拘留而不得不中止調查及發布初步報告。

在報告中,共統計有五千七百六十名學生在地震中遇難。報告指出﹕「5.12地震導致大量建築倒塌,尤其是學校教學樓倒塌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在校師生共同死亡的主要原因。」報告同時通過统計數據認為,「倒塌學校與地震烈度分布無必然聯繫」、「倒塌學校建築與該建築年代、具體時間無必然聯繫」、「倒塌學校與讓建築朝向無必然聯繫」。調查報告的結論,顯然與官方的基調並不一致。○八年六月廿五日《成都日報》一篇題為「地震是毁房罪魁倖存者應理性看未來」的文章引述專家的觀點認為,「設防標準低於地震烈度是建築物倒塌的主要原因,不能簡單認為倒塌的建築物一定存在質量問題。」○八年的六月開始,大陸所有媒體均被禁止繼續調查和報道地震災區倒塌建築的質量問題。外界一般認為,地震所暴露出來的建築質量問題可能牽扯出大批官員的腐敗行為。

彭州石化項目每年具備一千萬噸煉油、八十萬噸乙烯的產能,位於成都彭州市軍樂鎮與隆豐鎮之間的四川石化基地,離成都只有三十公里。○八年的四、五月間,彭州石化可能帶來的空氣污染、水污染成為成都市民熱烈討論的重點,五月四日,成都發生了反對彭州石化的幾百人的和平「散步」事件。

地震發生後,曾目睹彭州、什邡等地遭到地震嚴重破壞情况的譚作人加大了對彭州石化的擔心與關注。○八年八月十日,國家地震安全性評定委員會評審通過了地震安全性評價複核報告書,認為在項目區域和近場區無活動斷裂帶,在適當提高地震動參數的情况下,可以發展項目建設。這樣的結論,讓半年前就因彭州石化存在而焦慮的譚作人更加難以接受。

譚作人在○八年的十月底給成都市人民政府、人大、政協的提交了一份《關於成都彭州石化項目的公民意見建議書》,他在建議書中寫道﹕「成都彭州石化項目區附近是彭州——大邑——名山隱伏斷裂,具有六點零至六點五級強震的構造背景。因此,這項目說址,必須具有公正可信的項目區地震構造環境評價,工程場地地震條件評價,地震安全性評估。這些評估,不僅需要五一二龍門山大地震之前的可靠數據,更需要對五一二震後地質變化及環境容量進行重新勘測調查,並由中立機構論證評估。」

重大項目的建設投產往往帶來GDP數據的增長從而提升地方官員的政績,同時地方官員也往往能從項目建設中得到利益分配,項目並未因地震發生而中止。 ○八年冬,彭州石化靜悄悄地重新開工,在這樣的情况下,譚作人以一個普通公民的身分,再次發起了白色「和平保城」行動。他號召成都市民「用全體示弱來代替集體示威,用消極行為來主將積極權利。用白色表達來反對黑箱操作,用有序漸進來學習民主程序」。但在「和平保城」行動書發出後,他即被成都公安局「國保」約談,相關人士亦被「關照」,「和平保城」行動未能發起。

今年年初,逼於民眾爭議與地震後的環境與地質壓力,四川當局決定將彭州石化項目的煉油與加工分開,彭州只保留煉油項目,下游的加工產業外移至成都市新津縣。但在譚作人看來,一分為二仍會帶來新的問題,他主張彭州石化整體遷址,由沱江上游遷移至岷江中游,有效迴避石化基地與成都作為中心城市的環境衝突、從水源上保護區域自然生態環境。他將彭州石化論證上馬的經過、可能產生的問題和後果,以及更優方案的選擇,寫成報告《關於問題工程的問題》,並將這份近萬言的報告呈交四川省、成都市人大政協,委托送交兩會備案。

當局意圖製造寒蟬效應

譚作人案因為荒謬的庭審過程、讓人瞠目結舌的毆打扣押證人,以及低劣手段惡意阻撓港媒記者採訪而讓外界嘩然,廣為人所詬病,但卻未見國家就四川當局的荒唐做法提出任何的糾正措施。有人猜測地震所暴露的腐敗問題可能涉及從一九九七年到二○○二年在四川主政的周永康,周永康現位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控全國政法體系。但更多的觀察者認為,應該與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國慶」而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穩定」的做法有關。

八月間,除了譚作人案,另外兩個性質類似的案子也幾乎同時開庭。八月五日,四川「六四天網」的創辦人黄琦涉嫌「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案在成都市武侯區法院開庭,代理律師為他作了無罪辯護,法院表示將擇日宣判。黄琦在去年四川地震發生後多次組織志願者進入災區提供物資,接觸到災民和死亡學生的家長,將災區的照片及文字發布上網。他在地震後不足一月,即被當局逮捕。八月七日,原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郭泉被控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案在江蘇省宿遷市法院開庭,檢察機關指控郭泉成立非法組織,招募成員,並在互聯網上發表大量文章以幫助弱勢群體的名義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法院亦表示將擇日宣判。郭泉於○八年十一月十三日被南京市公安部門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拘捕。

外界有評論認為,當局在八月密集審判已經逮捕的幾位活躍人士,可能是想在十月之前完成二審,製造「寒蟬效應」,為六十周年「國慶」製造「和諧」氣氛。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顧問、中國政法大學客座教授王友金在八月四日接受《明報》訪問時指出,由於今年是建國六十周年,當局不希望見到異見人士「說三道四」,同時由於當地異見、民運人士近期的反腐倡廉呼聲加大,為預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北京當局為壓制這種批評聲音和趨向,而相繼審判異見人士。

2009年8月11日 星期二

馬嶽 -「總辭公投」 泛民可以贏什麼?

2009年8月11日

【明報專訊】泛民突然熱切討論「5區總辭、變相公投」之議,鬧得沸沸揚揚。筆者有很大疑惑:這樣做泛民可以贏什麼?

「總辭公投」之議一出,坊間最有興趣的竟然是泛民能否全取回5席,非常奇怪。選舉結果往往取決多項因素:政府提出的方案是什麼、泛民在何種政治氣氛下總辭、傳媒對補選的論述是怎樣,都會非常影響選舉結果。補選在各區變成單議席競賽,候選人質素影響很大;在兩陣營都未定候選人的情况下,現在說誰勝誰負都只是靠估,意義不大。

原則上,如果泛民把這當成公投,便是交予選民裁決,不能說保證贏才去做,輸掉也只能承認失敗。衡量應否發動總辭公投,不應以選舉勝算考量,或者某些人說的「夠不夠『吉士』(膽量)去總辭」,而是這樣做能否促進香港民主發展。有「吉士」而盲動,可能弄巧反拙。

筆者對「總辭公投」的第一個懷疑是:這樣做想證明什麼?想證明香港市民支持民主派?證明市民支持2012雙普選?對筆者來說,廿多年來的民調和立法機關普選部分的結果已經證明:香港長期有五成多至六成的市民或選民支持盡快民主化,時間參考點可能因時勢轉移而有不同。1987年時,大約六成人支持88 直選,04年約六成人支持07/08雙普選,而當07/08普選被否決後,便有約六成人支持2012雙普選。民意從來清楚不含糊,不需要再多一次選舉來證明。

變相公投 從民意高地退卻

民主派一直的立場,不是說主流民意支持雙普選麼?用總辭搞一次變相公投,反而是從一直佔據的民意高地上退卻,變相承認民主派自己搞不清民意是否支持 2012雙普選,要多投一次票來證明。縱使民主派5區各辭1席又全部再選上,拿回大約六成選票(只要建制派認真應戰,我想泛民不會多六成票很多了),那麼贏了什麼?

有人會說再清楚表達意願一次,會給中央壓力。但憑什麼說中央會因此讓香港2012年普選,或者給一個較民主的中途方案?民主派2004年立法會選舉時,也說過那是有關普選的公投。2007年陳太對葉太的補選,也說是對普選的公決,是「光明和黑暗的最後決戰」。2004年泛民得票六成,陳太也以不俗的票數差距贏了,但中央何曾改變半分?

倘失一席 民主派將陷被動

由於沒有法律效力,「變相公投」的政治意義完全取決於當時的公眾論述。選舉期間傳媒如何詮釋補選意義和競選議題,選舉後如何詮釋投票結果,都非泛民可以控制,不能一廂情願的以為香港傳媒會配合民主派,把整件事宣傳為公投,然後選後宣布民主派大勝全民支持普選。(《明報》本周一的社論已預警了他們不會替泛民打邊鼓。)長毛在上周一個電視論壇中,堅持5席贏4席也算是贏。筆者倒非常有信心,如果5區總辭民主派輸掉1席,親建制的香港傳媒必然會詮釋為民主派的失敗,反而令民主派在民意上陷於被動。

下一個問題是:縱使泛民總辭後5區全勝,拿回六成選票,但中央政府仍「我自巍然不動」,那怎辦?繼續譴責中央違反香港民意?那不是做過很多次了嗎?那和未總辭前的位置有什麼不同?如果2012政制繼續原封不動,變成2012仍在用2002選特首和2004選立法會的制度,在總辭補選投票支持民主派的選民會很失望,反而影響民主派的公信力,為繼續推進民主發展造成障礙。

我明白民主派要做點事情,顯示他們會繼續爭取2012雙普選,但也要衡量行動會否有反效果,是否真正有利推進民主政制發展。筆者認為5區總辭民主派「陷於不勝之地」,最多只能再證明自己有主流民意支持,搞不到便民心盡失。民主派中有人對「公投」有某種迷戀,彷彿認為這才是實踐民主的理想。真正的「公投」當然有直接民主的認受性和全民參與的某種浪漫情懷,但作為創制或決策的機制,西方民主國家和民主理論中都有頗大存疑,因為公投容易將事情變得「非黑即白」,難以探討不同的政策可能性,不一定是最理性的決策模式。

香港政制發展踟躕不前,關鍵並非沒有主流民意支持,而是香港的主流政治價值和中央的政治考量有很大的落差。推動政制向前,關鍵是縮窄落差。民主派的民意支持是主要談判籌碼,但只懂重複操弄這籌碼,多年下來未見有效推進政制,更不應抱着「敵人反對我便去做」的心態。讓你激得對手暴跳如雷,不一定代表你便是贏家了。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2009年7月10日 星期五

《房子惹的禍》書摘

書名:房子惹的禍—金融海嘯起因、分析、終結
出版社:繁星多媒體
出版日期:2009年7月3日
原文書名:The Credit Crunch - Housing Bubbles, Globalisation and the Worldwide Economic Crisis
作者:Graham Turner

此書重點在剖析全球化經濟模式與房市泡沫間的關係,作者為英國一位經濟分析師。以下摘自第一章引言前幾段,已概括了本書主要論點。作者強烈抨擊企業主導全球化經濟模式,過度投資,無所不用其極地壓低勞工薪酬,而政府則鼓勵民眾借錢置產與消費,藉資產泡沫維持表面繁榮。在芸芸議論金融海嘯的著作中,如此強力呼籲加強保障勞工權益的書恐不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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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已深陷經濟危機。房地產市場正經歷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衰退,指標住宅價格2007年第四季跌幅高達17.5%(以年率計)。在部分地區,賤價求售的賣家甚至打出高達50%的折扣。房貸違約率創紀錄新高,光是2008年一年即可能有超過200萬戶家庭失去房子,顯示資本主義制度面臨戰後最大考驗。信貸衝擊波及所有工業國家。英國以空前規模的負債撐起十年的經濟榮景,現在一切正打回原形;西班牙、愛爾蘭以至整個歐元區的房市正逐步崩盤;而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長達十八年的通縮夢魘亦未露曙光。

多年來的全球化模式以不受約束的市場機制為基礎,終於闖出大禍。房市泡沫並非監管疏失導致的單純意外,而是不惜代價持續擴展自由貿易的必然結果。強大的企業勢力主導了經濟擴張的模式,公司盈利得以暴增。國民所得流向企業的比重越來越大,遭犧牲的是勞工收入。薪水不敷支用,消費信貸應運而生,空前的借貸短期內似乎解決了一切問題。執政者吹起房市泡沫,製造表面繁榮以求延續政權。民眾被慫恿借錢消費,目的是確保經濟成長達成目標。

美國房市急挫,英國則遭遇1878年以來首見的銀行擠兌,主流財經媒體因此閉門尋找代罪羔羊,選擇性抨擊監管機構、中央銀行,以及部分明顯較為冒失的銀行經營者,指責他們未盡審慎經營的職責。辱罵這些罪人慰藉了狀似無辜的其他人,令他們不必因為未能識破陷阱--藉不斷增加負債來刺激經濟成長,終有付出慘重代價的一天--而自責難過。

輿論不提負債暴增的根本原因。評論者不敢觸及此議題,擔心因此暴露了自己信奉的經濟理論充滿矛盾與謬誤。他們的論調是:貪心是好事,問題只是少數人有點衝過頭了。懲治這些害群之馬,殺雞以儆猴,然後讓派對重新開始吧。

是的,政府以前也曾拯救過金融市場,這一次又何必自尋煩惱、那麼認真檢討危機的成因呢?那太痛苦了,會迫使大家面對殘酷的現實:社會太不公平,資產泡沫由此而生。財富分配日益懸殊,無疑會導致房價暴漲劇跌。若想擺脫這種毀滅性的經濟動盪,我們就得承認,自由貿易應有限度,而且所得分配必須公平一些。

但是,維護現狀的力量巨大,具實質意義的政策改革方案乏人問津,遑論推動。網路泡沫爆破亦僅促成監管上的小修小補與少數象徵性的罰則,很快我們就推動了新一波的投機潮來刺激經濟成長。在政府的贊許下,許多國家的央行放鬆管制,促成債務暴增至空前高位。

因政府放任企業壓低薪資成本,刺激資產升值成了西方工業國家維持經濟成長的必要手段。本世紀初科技股崩盤後,消費者積極借錢消費、負債激增帶動經濟復甦,對此幾乎所有政府皆樂觀其成。信貸交易暴增,各式工具如MBS(房貸抵押證券)、CDO(債務擔保證券)、CDS(信貸違約交換)與SIV(結構式投資工具)盛況空前,令銀行業者得以對懵懂溫馴的公眾隱瞞無可避免的風險,當時也看不到有哪些政府反對這種發展。

財富幻覺
事實上,房價上漲在現代社會有非凡的象徵意義,代表著財富與成就。人們總覺得,房價大漲時,所有人的景況都變得更好--彷彿負債同時增加也沒有關係,彷彿房地產升值是零和遊戲也沒有關係。整體而言,社會其實無法因為房價上漲而獲益--階梯上的人所獲得的利益,只能由越來越多根本上不了階梯的人來埋單。

當人們沉醉於財富增加的幻覺時,房市泡沫的確能短暫提振經濟成長。而鼓吹自由貿易、盈利至上的政府,無不樂於製造這種迷人的幻覺。是的,許多政府的確仰賴這種財富幻覺,它們都希望擁有房屋的民眾不要去想債台高築的潛在禍患。你看英國新工黨如何吹噓政績:「連續十年的GDP成長,三百年來最長的榮景。」這等於告訴選民,經濟成長比什麼都重要,而房價急升是因為經濟強勁與供不應求。1980年代未,日本也曾流行類似說法:負債創新高不要緊,因為資產價格正節節高升,資產負債表只看資產就可以了。十八年後,日本仍在為此災難性的謬誤付出代價。

2009年6月26日 星期五

張文光 - 中國仍是文明的監獄

2009年6月26日

到口衰的人沉默起來的時候,事情就快要發生了。
我口衰因為我老實。
現在我比較世故,所以時常沉默:還有什麼好說?
--黃碧雲 「杜祭文」

【明報專訊】六四20周年悼念剛過,差100天便是60周年國慶,劉曉波終於被捕了,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所謂煽動顛覆,不過是08年國際人權日,劉曉波發表和平的《零八憲章》,重申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等理念,提出修改憲法、分權制衡、公器公用、聯邦共和等主張,得到國內外8600人聯署,被視為異見知識分子上書和第二次民主運動。

有異八九民運的慷慨悲歌,《零八憲章》是血火的沉澱,毫不諱言受到捷克《七七憲章》的啟示。劉曉波雖然繫獄,仍得到哈維爾頒發人權獎,光榮與悲哀集於一身。哈維爾在頒獎禮說:絕望與希望同時存在,這正是中國異見者的寫照。

今天的中國不如腐敗之清廷

劉曉波曾參加八九民運,鎮壓後以反革命罪入獄,兩年後寫下悔過書離開,自視為一生的奇恥大辱,懷着終身的悔疚與靈魂的拷問,每年都以倖存者的心寫下六四的救贖。劉曉波說:我還要警告自己,有六四冤魂在天上的注視,有六四的難屬在地上的哭泣,有自己在秦城監獄違心的悔罪。我曾堅守的做人底線,早在寫下悔罪書時就被自己踐踏。

出獄的劉曉波,以更深沉的思考走上異見者的不歸路,活在軟禁和監獄的高牆裏,但牢獄不能禁止思想的飛翔,20年磨劍的《零八憲章》,寫的是文明社會的普世價值,卻植根於建國60年的反思。劉曉波在憲章前言說: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實質上是黨天下,執政黨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製造了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打壓民間宗教活動與維權運動等人權災難。

中國民間立憲運動並非新生事物,與百年前的清廷立憲遙相呼應。當年的梁啟超曾組織政聞社,發起5次全國知識界的大請願,迫使清廷在1908年發布《欽定憲法大綱》,最後承諾6年立憲的時間表。清末10年的立憲衝突中,知識界揭竿而起,血書淋漓、斷指送行,聲勢浩大,轟動京師,震驚朝廷,但清政府卻未捕一人,未開一槍,皆因立憲是書生論政,如何能殺,殺又如何?

今天的中國卻不如腐敗之清廷,既有六四開槍在前,復有《零八憲章》拘捕在後,這正是歷史倒退的傷心處:百年革命犧牲的仁人志士,追求的是民主立憲的中華,而不是一黨專政的國家。當《七七憲章》的捷克夢境成真,《零八憲章》的中國何時圓夢?即使拘捕了劉曉波,即使壓制了303名發起者,即使將中國自絕於人類文明的大潮,難道國人就沒有自由的渴望嗎?

著名畫家高爾泰,六四後逃離中國,尋找自由的家園。他有一幅畫名為《中國》:灰濛濛的天幕下,活着千萬人家。但細看天空卻是灰色的高牆,所謂中國不過是文明的監獄,容不下一個書生的《零八憲章》。

王丹 - 中共審判劉曉波說明了什麼?

當美國這樣的自由世界的領袖國家都提出不要用人權問題來干擾貿易往來的時候,當號稱東亞民主的燈塔的台灣的領袖都肯定中共對人權問題愈來愈重視的時候,中共還需要顧忌什麼呢?劉曉波的被捕,就是自由世界對中共人權問題抱持綏靖立場的後果。事實證明,自由世界對中共的一切善意只能起到一個作用,那就是鼓勵中共繼續作惡。

【明報專訊】拖了7個月,中共終於決定將劉曉波正式逮捕。這個事件說明了幾個問題:

第一,儘管中國的社會在演變,儘管中國的經濟在增長,但是,中共的極權主義本質,他們以國家暴力維護自己的統治的執政方式,其實並沒有改變。劉曉波作為一介書生,能夠做到的無非就是寫文章和發表聲明,一貫溫和立場的他從來反對暴力革命,在國家安全部門嚴密監控下的他也不可能從事秘密組織活動,即使如此,他還是被冠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這樣的罪名投入監獄。對此,那些認為中共已經有進步,已經可以允許一定程度的言論自由的人,要如何自圓其說呢?劉曉波的終於被捕,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其實在中國,太多太多的事情並沒有改變。當兩年前還有人可以說「中共已經改變了,你看,劉曉波那樣批評政府,也還可以繼續寫文章」的時候,現在的他們,難道不會啞口無言嗎?事實也證明,所謂的言論空間的擴大完全是假的,那不是建立在制度基礎上,而是建立在中共的政策把握上的。換句話說,他們不想抓人就不抓,想抓的時候就抓,這與言論空間一點關係都沒有。

第二,劉曉波的個案,早已經引起國際社會和人權組織的關注。如果說,在六四事件20周年之前,當局扣押劉曉波,還可以被理解為擔心紀念六四形成風潮的話;那麼,在六四紀念日已經過去之後,當局不僅不是放劉曉波,反而變本加厲地予以逮捕,接下來我們可以合理預期會對劉曉波判處重刑,這就明顯是對國際社會的人權準則的公然挑釁了。是什麼讓當局可以不計後果,一意孤行的呢?國家社會最近幾年來對中國的人權狀况的姑息就是原因之一。當美國這樣的自由世界的領袖國家都提出不要用人權問題來干擾貿易往來的時候,當號稱東亞民主的燈塔的台灣的領袖都肯定中共對人權問題愈來愈重視的時候,中共還需要顧忌什麼呢?劉曉波的被捕,就是自由世界對中共人權問題抱持綏靖立場的後果。事實證明,自由世界對中共的一切善意只能起到一個作用,那就是鼓勵中共繼續作惡。

圖以劉案恐嚇公民社會力量

第三,中共當局在六四紀念過去之後,還是執意要審判劉曉波,明顯的意圖,是試圖以這個案例來恐嚇正在成長的公民社會的力量。這個動作本身其實也揭示了一個公開的秘密,那就是:其實中共的統治並不像外界以為的或者他們自己吹噓的那樣穩定。否則要如何解釋他們對劉曉波這樣的一個溫和的不同政見者的恐懼和擔憂呢?當局要拿劉曉波開刀,其實正好證明了當局內心的恐慌;而當局內心的恐慌,也反過來證明了中國局勢的動盪。目前各地風起雲湧的大規模群體事件已經預兆了一個歷史變動時期的即將到來,春江水暖鴨先知,當局對此也不可能沒有體察。審判劉曉波,正是當局色厲內荏的表現;審判劉曉波,也宣布了中國即將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2009年6月24日 星期三

明報社評 - 手法強橫質素粗糙 如此「綠壩」可以休矣

【明報專訊】內地規定下月1日起,強制新出售電腦都要安裝名為「綠壩‧花季護航」(下稱綠壩)的過濾軟件,經過測試之後,內地網民發現當局藉這個軟件以過濾色情資訊為名,實行嚴格政治審查之實,已表達強烈不滿,商界和法界亦多所批評,連個別政府部門也發異議,擔心削弱整體競爭力。縱觀整個事態,「綠壩」是長官意志的產物,以強橫手法控制資訊;但是據知軟件質素粗糙,存在嚴重安全漏洞,軟件開發商被指有抄襲之嫌,國外電腦廠商惠普和戴爾聲稱要聯手阻撓,美國政府就試圖限制信息自由傳播的做法,已經提出正式抗議,據說「綠壩」軟件也已經被輕易破解。事態發展到「綠壩」已經成為笑話的情况下,當局應該懸崖勒馬,取消強制執行「綠壩」的規定,使公權力免遭進一步訕笑。

「綠壩‧花季護航」,從名字看來,使人感受到健康、關懷。[Vic: 此言差矣。這名字噁心死了。] 根據介紹,該軟件有七大功能:包括色情內容攔截、不良網站過濾、上網時間控制、網上聊天限制、上網紀錄查看、密碼權限管理、電腦遊戲監管,若發現不健康信息,將關閉該網頁或文檔;當瀏覽含有不良信息的網站如色情網站時,「綠壩」可以自動關閉瀏覽器。這樣一個旨在保護年輕人而研發的過濾軟件,本來是好事,不過,當局操作此事時,顯得不夠光明磊落。

據知,今年4月,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教育部、財政部和國務院新聞辦聯合發布通知,要求全國各中小學在5月底前完成「綠壩」的安裝使用。所有「家電下鄉」的電腦也已預裝該軟件,在此階段「綠壩」意在保護中小學生,未引發質疑。但是,5月19日,工信部發出通知,規定7月1日後銷售的電腦要安裝「綠壩」。但是這一通知卻並未公開發布,直到6月8日《華爾街日報》報道了相關事態,工信部才在自己的網站上發布此事。

公然侵入私人空間

網民憂慮並非無的放矢

事態揭露之後,網民嘩然。因為無論「綠壩」的出發點怎麼良好,放諸社會大衆,電腦既然是私有財產,是否安裝「綠壩」,應該由電腦擁有人自行決定,但是工信部的強制規定,則是公權力明目張膽地侵入了私人空間。而經過測試之後,發現這個軟件的關鍵過濾字庫,只有約2700個詞彙與色情資訊有關,卻有多達約 6500個詞彙屬政治審查。據網民的不完全統計,「綠壩」要「殺死」的資訊,屬於色情的只佔約15%,其餘85%屬於政治和敏感內容。當局藉過濾色情資訊之名,意圖加強控制資訊自由的實質,於此表露無遺。網民的憂慮,並非無的放矢。

此外,據知「綠壩」軟件有記錄功能,會記錄使用者的電腦屏幕畫面,而有關紀錄無法刪除,因為「綠壩」軟件有類如間諜軟件的部分,刪掉一個檔案,就自動生出另一個。據知,這個設計目前未具傳遞功能,但是如果「綠壩」軟件逐步進化,則難保網民日後的上網紀錄,會全數為「網絡警察」掌握,這是網民另一憂慮之處。

除了被指涉嫌抄襲和有安全漏洞,容易受黑客攻擊以外,據測試者指出,「綠壩」的過濾功能問題多多,鬧出不少笑話。「綠壩」以顏色的紅色、黃色比例來過濾照片,例如人民日報網站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大頭照片,因為肉色部分太多,被當做不良照片。另外,安裝「綠壩」後登入維基百科,發現鄧小平、毛澤東的照片,也是因為肉色太多,被視為裸照而未能顯示。連領導人的官方照片也為「綠壩」所禁,顯示軟件質素粗疏,效用有限,會使用家費時失事。

除了上述笑話,還有的情况包括:有法律人士撰文,認為工信部的做法可能違反了《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多項法律;「綠壩」數據庫被網民破解,上千個成人網站的名單被公開,有網民戲稱,「納稅人的4000萬就起個色情匯總的作用」;內地輿論則進一步要求公開花費4170萬元人民幣採購「綠壩」的細節;來自美國、日本、歐洲和加拿大的19家行業組織聯名致函工信部長李毅中,希望收回安裝「綠壩」的成命等,最新發展則是美國政府的正式抗議。

家電下鄉卻限制自由

愚民政策自相矛盾

「綠壩」事件已經超越內地官方與網民的互動,而是成為一樁涉及中國形象的國際事件;此外在內地設廠的港商,擔心「綠壩」導致處理文書有困難,使企業效率下降。據知內地一些黨政部門也向上級反映,認為安裝「綠壩」之後,會使工作落後於人,影響競爭力。

由種種情况看來,「綠壩」事件,又是一樁「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民政策的舉措。推動家電下鄉,最終目的是提高基層民衆的知識水平,卻用「綠壩」來窒礙民衆思想的解放,這是自相矛盾的做法;另外,「綠壩」軟件質素之粗糙和不成熟,也不能起到恰當過濾色情資訊的作用。「綠壩」於外,影響甚為負面;對內則無所作為,而且不利社會和諧,所以,當局不宜硬撐下去,宜順應民情,叫停此事,才是上上之策,也是對人民念茲在茲的政府所應為。

2009年6月15日 星期一

李德成 - 老大哥入屋了

香港蘋果日報 2009年06月15日

公開大學電腦系副教授

整個中國基本就是一個大監獄,人民在各方面都受到嚴密的監控,對於互聯網的控制,也絕不會鬆懈。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網絡審查系統,基本上要封鎖一個網站,只須一個按鈕。當然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電腦高手還是可以找到門路突破封鎖。

軟件可監視所有資訊
對於已經手執網絡審查界牛耳的共產黨來說,他們是不會滿足的。他們於是立例規定所有於七月一日之後在中國發售的電腦,都必須預先裝置由一個名為「綠壩─花季護航」的過濾軟件。他們所提出的理由,就是要防止色情資訊流通。但這個理由深具中國社會主義特色,即是說全是廢話。

首先,中國的金盾工程根本已經讓共產黨可以任意封鎖網站,所以基本上不須另外在每一部電腦上安裝過濾軟件。第二,即使要安裝過濾軟件,為甚麼必須要安裝這個「綠壩」軟件?為甚麼不能讓買家自由選擇過濾軟件?這其中只怕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筆者以小人之心去測度,這大概是把金盾工程延伸至尋常百姓家。金盾工程雖然花費巨大,但面對中國與日俱增的網民,實在已不勝負荷,而且因為網上資訊太多,金盾工程根本無法一一監察,現在他們所能做的就是用大概三萬網警進行監察,再把被發現有問題的網站進行封鎖。基本上對所有訊息進行自動審查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若把監視軟件安裝到每部電腦上,那麼這個軟件便可以對所有出入的資訊進行監視,例如電郵,並對其中包含的敏感字眼向有關當局發出舉報。這個計劃的聰明之處,是用你的資源對你進行監視,可以說是人盯人了。但當然,共產黨的如意算盤未必打得響,因為反制的方法實在太多了,例如把該軟件移除,又或重新把磁碟機格式化後再重裝作業系統,又或把磁碟機重新間格,保留原來的作業系統,在另一個間格裝置另一個作業系統如 Linux或 GOS。

自行組機可解決問題
有人或者會擔心有這個監察軟件,那麼將不能上網,我卻認為是過慮。首先,共產黨只是指定七月一日後發售的電腦須預裝這個軟件,那即是說一部之前購買而又未裝置這個軟件的電腦仍然可以上網,由此推論,一部七月一日之後購買的電腦經過以上的反制行動沒有不能上網的理由。其實,對於認識電腦的人,自行組裝電腦可能是一個更好的解決方法,那麼,我如何裝置便全是我自己的事了。

要對付這樣一個獨裁政權的網上監察,最佳辦法就是積極上網發表訊息,那怕是無聊透頂的訊息,因為越多訊息,越能夠令到這個監察系統超載,越能令到那三萬個網警走狗疲於奔命。共產黨為甚麼會有這些除了激起人民不滿之外全無作用的政策呢?這真的令人費解,或許是上帝要他滅亡,必先令他瘋狂吧!

孔捷生 - 廣場紀事,做個誠實的中國人

香港蘋果日報 2009年06月15日

回憶六四,想起汪明荃唱的《勇敢的中國人》:「令我錦繡故鄉色變,令我嬌美翠湖含恨,望向中國國土,此際浩氣在騰,誓要將我苦難化為悲憤,做個勇敢的中國人!」做個勇敢的人,我遠未夠格,只好先去勉力做個誠實的人,畢竟連這都頗為不易。看到《蘋果日報》讀者留言,問六四凌晨天安門廣場突然熄燈,其後發生了甚麼?其實六四紀實書籍很多,本人的《血路 1989》就是其中一本,廣場上發生的事,書中都有記敍。

這卻牽扯出另一話題,六四之夜有成千上萬廣場守護者,卻只有老鬼和我兩個作家。屠城後我們先後獲黃雀行動營救,我和蘇曉康、遠志明被支聯會安排住進沙田一庇護公寓。想不到老鬼也住在同一幢大廈。他違反支聯會規定,私自過來串門,劫後聚首不勝欷歔,我才知道他當時在廣場紀念碑東側(我在西側),言談之間發覺我們所見略同──全賴侯德健在千鈞一髮之際和軍方談判,學生市民在武力清場的最後一刻列隊撤離,廣場之內幸免發生集體屠殺。

由於老鬼違規,我們被拆散居住,我再沒見過他,此後也沒有讀到他的六四回憶文章。我甫到美國便把《血路 1989》投稿給陳若曦。其時高信疆等台灣文化人的六四捐款用於創辦文化雜誌《廣場》,陳若曦是社長,我這篇紀實文章就發表於《廣場》創刊號。文中關於六四廣場紀事,與當時海外傳媒蔚為主流的說法不同。連陳若曦也覺意外,她卻撰文支持,認為即使面對如此殘暴的事件,作家也要據實直言。

然而六四血泊未乾,那時說話最權威的是八九民運之風雲人物,其中影響最大當屬六月十日向全世界播出的柴玲錄音帶。她六四清晨率隊撤出廣場,學生卻在六部口遭到坦克慘無人道的追輾,而且沿途彈痕纍纍,血肉狼藉。悲憤欲絕之下,柴玲採信了廣場屍積如山,血流成河的傳說,一經她的口道出,幾乎就是不易之論。我的《血路 1989》之廣場見聞,當時信者寥寥。不過我和陳若曦都沒有甚麼「話語權」,卻有一個很有話語權的人,因為說實話而被剝奪了話語權,他就是侯德健。

六四後侯德健被羈押,九○年被驅逐出境,把他扔到公海由台灣漁船搭救。關於六四,侯德健的話語權不應遜於任何學生領袖。然而九一年初我到台灣見到侯德健,他極為落拓,因為他早先違反「條例」投奔大陸,台灣政府並不歡迎他。這倒不算甚麼,他本來就是反體制的逆子。更寒心的是台灣傳媒集體杯葛他,只緣他說了實話:「很多人說廣場上曾經有兩千人被打死或者是幾百人被打死,在廣場上有坦克輾壓學生和人群。我必須強調這些事情我沒有看見,我不知道別人在那裏看見,我六點半還在廣場上,我一點都沒看見。我一直在想,我們是不是需要謊言去打擊說謊的敵人?難道事實還不夠有力嗎?」

台灣傳媒咸認為侯德健這等說詞,是為脫離牢獄之災而給大陸當局的回報,於是一起封殺他。這位歷史見證人就此失去話語權。我告訴侯德健:「當時我也在廣場,你和我都說了實話。」幾年之後,我終於看到親歷其境的學生領袖說出同樣的證言,他就是封從德。六四大屠殺是血淋淋的事實,它確切發生的地點不在廣場,而是北京!

到今天全世界都知道是誰在說謊,北京政府以為瞞與騙至少對自己的人民還是有功效的。畢竟二十年過去,侯德健老矣,尚能飯否?再熬下去連「天安門母親」都要凋謝殆盡了。孰料卻有一位八十後龍的傳人出來火盡薪傳,他寫下這首歌:「六月的一天,全是年輕的臉。他們在春風裏,忘記了時間。六月的一天,全是年輕的臉。他們在陽光下,想像著世界。一場大風,把你吹散;一場大雨,把雲冲淡。一場大風,把我吹遠;一場大雨,把足跡冲淡……」野火春風,人民不會忘記!

2009年6月8日 星期一

六四廿年祭: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六四廿年祭:梁文道 - 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

明報 2009年6月4日、5日

由於我們關愛那年在北京受難的人,所以我們記憶他們,並且見證他們經歷的苦難與毀滅,不容他們活得沉默死得屈辱。我們的關係就是愛。出於愛,我們見證六四,正如所餘不多的長者見證抗戰。沒錯,我們不一定全部去過現場,更不可能都是受難者,絕大部分的人都只是透過媒體旁觀。可是,記憶的責任恰巧就是落在旁觀者的身上。因為只有受難者和遺屬才有遺忘的權利;為了不帶苦痛地活下去,他們可以選擇遺忘。但旁觀者不行,一旦「見證」(Witness),便得永遠記住。

假如你真是對的,又何必忌諱?何必緊張?為什麼不把當年「平暴」之後發放的宣傳品再發一次?為什麼不大張旗鼓地慶祝「平暴」二十周年,告訴我們那「一小撮動亂分子」的真相?現在你卻恨不得月曆上根本沒有六月四日這一天,乘數表上沒有6x4這一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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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六四,而且重複地寫,再也沒有什麼新鮮的角度,也不會有出人意表的觀點。這也許顯得有些無趣,就像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幾乎一模一樣的程式、口號與歌曲,年年重演。它使得我們就像患上了偏執狂的精神病人,惹人煩厭;他們不只討厭我們所說的內容,也討厭我們說話的方式與態度。他們批評我們不懂得向前看,老是困在一場歷史的謎團裏頭;而那個謎團實在有太多的解讀可能,我們怎能自以為是,以為自己一定是對的?難道我們毫不自覺,這種義正詞嚴的腔調很讓人厭惡嗎?

不妨把我們當成瘋子

《聖經》裏的先知其實不該被譯成先知,因為先知預言未來的時候少,談起過去的時候多,與其說是先知,倒不如說他們是守護記憶的人。總是在以色列人樂不思蜀忘乎所以的時候提醒他們﹕你們已經忘記了自己是怎麼離開埃及的,你們也忘了上主當初和我們訂下的契約。這些話老是來得不合時宜,乃至於很多人覺得先知其實是種瘋子,最好把他們放逐出去,不要再讓他們擾亂自己的尋常日子。更何況他們憑什麼教訓人?他們以為自己是誰!他們是誰?他們是上主的「代言人」(navi),神的喉舌,正如神說過的﹕「我把我的話放進他的口中,他要向他們宣講我的訓令」。

我們當然不是先知。在這個時代裏頭有誰會想當先知呢?任何自以為是真理化身的精英都是可恥可笑的自大狂。我們不想做先知,我們這群香港人只是被迫扮演傳說中的先知形象,因為我們的確相信一個簡單的道理﹕政府不應該用真槍實彈鎮壓和平示威的群眾。有人(而且人數越來越多)卻認為這個道理並非自明,甚至可能是錯的。既然如此,你們就不妨把我們當成瘋子吧。

誰掌握話語權誰擁有真相?

2009年5月28日的《信報》訪問了一位正在香港中文大學念歷史的「內地尖子」,他說﹕「以個人角度看,它(六四)跟我生活沒有什麼關係了……在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上無足輕重,歷史上太多類似事情。天天拿來說,只是發生時間比較靠近我們而已」。記者再問他六四到底是場屠殺,還是為了維護國家穩定的正確行動。他的答案竟是兩者皆對,他認為雙方都同樣有理同樣正確,因為大家都只不過是從自己的利益角度出發罷了。「大家都是平等的,沒有高下之分,應防止道德綁架……老一輩或經歷過事件的人或許強烈希望我們瞭解事件真相,但並不代表我就要作出一樣的評價。年輕一輩只是作為歷史的旁觀者,不能強迫我要跟你有相同的反應」。

這是近年愈來愈流行的一種論調,它不否定我們相信的那條簡單道理,它只是不認為那是唯一正確的道理,它認為任何立場都是可取的,它把一切立場相對化。我們香港人對這種說理方法絕不陌生,因為它就是許多人口中的「理性」和「客觀」。對於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點與角度」,所以用不著取捨判斷,反正那都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這種港式的犬儒主義與內地流行的「唯策略論」不盡相同,但又很有親和關係。所謂「唯策略論」,其表表者可見於毛澤東那些影響深遠的文稿。我當年讀「毛選」,最感困惑的地方是他總在談敵我鬥爭的策略,卻永遠說不清敵人到底是誰。「敵人」的定義不斷浮動遊移,因時地而變;今天是敵,明天可以是友;今天是朋友,明天忽然又成了敵人。臺灣評論家楊照在台版《毛澤東語錄》的導讀裏說得好,毛思想的精要就在於不談對錯只論勝敗;勝者自然是對的,失敗者則必然是錯的。所以一個人千萬不能輸,因為輸了鬥爭也就得輸掉是非了。

這就是「話語權」這種很西化很後現代的概念在大陸普及得異常迅速的原因之一了。如果你從小相信科學史就是科學不斷進步真理不停揭示的歷史,你或許不容易接受當今「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所說的那些學者競爭的殘酷故事,把一切都看成鬥爭的結果;但你要是自幼就生長在一個「唯策略論」主導的環境之下,你會發現那些勾心鬥角謀取勝利的「真相」完全不難理解。因為任何學術研究任何理性討論說到底都只不過是在爭奪「話語權」;誰掌握了「話語權」,誰就有道理。

故此,我們大可不必認真細究六四究竟是不是屠殺,因爭論雙方都只是在搶奪「話語權」,雙方都是「平等」的,都想把自己的利益強加在我們頭上。事實的調查與論證的邏輯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你背後的利益和動機。哪怕你再有道理,使我無可反駁;我也只要指出你掌握「話語權」就夠了。

假如一個人信守這思維方式,他應該同時相信日軍「進出中國」與「入侵中國」都是說得通的,因為它們出自兩種不同的角度。所謂「達賴集團」的藏獨主張也用不著緊張反對,因為他們有他們的利益考慮,中國政府也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罷了。假如一個人能夠前後一貫地堅持這種想法,既不為六四而動情,也不為日本部份學者否認南京大屠殺或低估死亡人數而憤怒,覺得這兩件事都還需要更客觀更理性地對待(這是不是港大同學陳一諤的立場?),或者覺得它們都只是觀點的歧異利益的衝突,難言對錯(這是那位在中大讀歷史的尖子的立場嗎?),那麼我勉強還能說這是一個在哲學上有趣而且值得反駁的立場。可是你卻說「它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受難者才有遺忘的權利

旅美學者徐賁在他的文章《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中引述倫理學家馬各利特(Avishai Margalit)的理論,把記憶和「關愛」( caring)連起來談﹕「因為關愛是通過記憶來起作用的。相互關愛是因為在過去有長久的聯繫。我們關愛誰和記得誰是同時發生的。我們不能說,我關愛一個人,但卻不記得或記不起那個人了」。由於我們關愛那年在北京受難的人,所以我們記憶他們,並且見證他們經歷的苦難與毀滅,不容他們活得沉默死得屈辱。我們的關係就是愛。出於愛,我們見證六四,正如所餘不多的長者見證抗戰。沒錯,我們不一定全部去過現場,更不可能都是受難者,絕大部分的人都只是透過媒體旁觀。可是,記憶的責任恰巧就是落在旁觀者的身上。因為只有受難者和遺屬才有遺忘的權利;為了不帶苦痛地活下去,他們可以選擇遺忘。但旁觀者不行,一旦「見證」(Witness),便得永遠記住。

假如你正確,你怕什麼?

很多內地的朋友驚歎於我們香港人矢志不渝地紀念六四。誠然,我們盡到了見證者的責任,以記憶持久不懈地關愛著我們的同胞。但不用諱言,這只是因為我們享有中國境內獨一無二的自由空氣。相比之下,內地近月的緊張氣氛已經到達風聲鶴唳杯弓蛇影的地步了。媒體不能再談五四運動,因為它會讓人想起學運。一家商業機構藉著汶川震災一周年所做的形象廣告被人認為是「別有用心」,因為上頭有十張人像照片分置兩側,六張在左邊,四張在右邊。假如你真是對的,又何必忌諱?何必緊張?為什麼不把當年「平暴」之後發放的宣傳品再發一次?為什麼不大張旗鼓地慶祝「平暴」二十周年,告訴我們那「一小撮動亂分子」的真相?現在你卻恨不得月曆上根本沒有六月四日這一天,乘數表上沒有6x4這一欄?所以,我很想勸勸那些總是把「客觀調查」和「發掘真相」掛在嘴上當托詞的人﹕你們說得都很對,六四的確需要「客觀調查」,但你們實在用不著跟我們說這番話,因為我們絕對歡迎更多的事實更客觀的真相。你們應該去找當權者和他們的盟友,叫他們不要再沉默遮掩,一起出來「大家好好研究嚇,各自表達不同的觀點」。

除了六四,中國還有太多的禁忌。除了「天安門母親」,還有四川震災受難學童的母親,「毒奶粉」案的母親,甚至鄧玉嬌的母親;她們的聲音只能在香港公開而不受阻礙無有顧忌。莫非香港已經成了中國母親的抉擇?大家是否清楚我們香港人在當代中國史上的責任呢?當其他人被迫住口,甚至主動忘卻,我們無可奈何但又勢所必至地承擔起了記憶守護者的角色。因為我們有相對優裕的空間,而且我們關愛。

我這一代三、四十歲的中年人生在香港長在香港,經歷過香港所謂的「黃金時代」,看過「阿燦」和「表姐」的可笑形象,曾經自豪於港人身分的不同,歧視內地的落後貧窮。我們雖然也學中文和中國歷史;但和其他國家把國文國史當成國民教育核心的教學法不同,殖民地式的文史教育是一套非國族化的技術教育,不鼓勵我們在國家文學和歷史裏面獲取深厚的國民認同,只把它們當成純粹的資訊與知識。我在兩蔣治下的臺灣度過童年,對中國懷有熱情也許還不奇怪;但我那些同學,我的同代人,他們與香港意識一起茁壯,受的是非國族化的基礎教育,他們怎麼會愛國呢?他們的中國情懷是怎麼來的呢?

也許六四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了。

六四是香港人的國族啟蒙

雖然我之前一直強調香港人那見證者的身分,但可千萬別以為我們只是事件的旁觀者。雖然我們總把天安門看成是六四運動的核心地點;但是六四的實際運動範圍遠遠不僅限於北京,相反地,它遍及全國,從天津、上海、武漢、福州、廣州,一直到香港,全都是當年那場浩大運動的舞臺。尤其香港,不僅有過一次一百五十萬人的遊行,一次一百萬人的遊行,而且幾乎是從一開始就全情投入地回應了北京方面的一舉一動。所以,如果把香港列為六四運動中僅次於北京的主要空間,是毫不過分的一件事。因此,香港人絕不只是這次運動的旁觀者,我們還是它的參與者。

想當年,我們為了身在北京的同學和市民踴躍捐輸,在各種媒體上面奔相走告大聲疾呼。不管你原來站在什麼立場,屬於哪個機構;也不管你來自哪一個階層,幹什麼行業,大家都有志一同,空前團結。愈到後來,情緒就愈高漲,學校處於半停課狀態,許多機構從上至下無心工作,所有人都只念著天安門。我還記得有不少人認為只要經此一役,使中國變成一個民主國家,大家就用不著移民了。於是香港人的前途信心問題就和中國的民主進程聯繫起來了,後者的曙光是前者的答案。這種話聽起來好像有點自利。

然而,在這個過程裏面,我這一代人漸漸被每天源源不絕的新聞喚醒了某種從不自覺,卻又隱約存在的國族意識,所以如饑似渴地捧讀《文革十年史》和各種介紹國情國史的讀物,集體學習近代中國走過的道路。以往在殖民地教育裏面學到的冰冷知識一一回溫,課本上五四學生聚會的照片忽然發出了聲音,甚至連《出師表》的文字也忽然滲出了淚痕。然後我們沖上街頭,用《我是中國人》和《龍的傳人》去唱出我們的新發現,用「血濃於水」的口號去證明自己剛剛憑著自力獲取的「新」身分。北京的學生用不著唱《我是中國人》,對於這點,他們從不懷疑。北京的示威人群更不用舉起寫著「血濃於水」的標語,他們根本不會理解這種標語是用來幹什麼的。沒錯,六四在香港不只是一次「支持北京學生」的民主運動,它還是香港人自己登臺當主角的民族主義運動;六四是我這一代香港人最重要最徹底的民主教育與愛國教育。六四不只是省港大罷工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它也是省港大罷工以來第一個把殖民地香港和中國大陸緊緊鎖在一起的串連行動。六四是北京一路燃燒到香港的烈潮,儘管我們綻放的方式和姿態自有微妙的差異。

香港人不是六四的旁觀者,而是參與者

六四也是香港的六四,但我們對於這一點的認識還不足夠。我們知道「8964」是很多人的電話號碼的一部分,它成了香港好竺人彼此之間的密碼;我們知道當年的集會遊行界定了二十年來一切街頭行動的模式,成了香港社會運動的文法;我們知道二十年前誕生的支聯會是今日香港所有民主派的搖籃,對六四的共識是鑒別一個民主派成員的最最底線。我甚至知道有人在那段時間相戀結婚,有人在那段時間出生,使得六四成為他們個人生命史中的里程碑。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做過這種研究,但是我們都曉得六四銘刻在香社會上的痕跡何其深遠。最重要的,是我們由此習得關愛「同胞」(第一次,它不是抽象的文字)。如果有人像曾蔭權一樣,叫我們放下那段經歷,全神注意今日中國的富庶;那麼他一定不知道什麼叫做愛,因為他不愛活人(和那些活過的人),他愛的只是「國家的發展」。假如這種人和曾蔭權都真心相信這種說法,那就表示他們並不以為政府需要道德上的合法性:誰給我錢誰就是老闆,我就好好聽話好好打工。

自此之後,二十年前「發生在北京的那一場風波」,就內化在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和社會肌理裏面了,以出乎當權者意料的方式,把北京和香港捆綁在港人記憶的深處。由於我們自己就是參與者,因此「香港青年發展網路」召集人呂智偉那套「外力(港人)介入使北京學運變質」的講法份外可笑,難道他不曉得我們根本不是什麼「外力」,香港由始至終就和北京站在一起嗎?如果他真把香港人當做「外力」,那他豈不是把我們當成外國人?又由於我們自己就是行動的主體,因此試圖以揭露民運領袖「醜惡真面目」的手段來說服我們「應該醒一醒」的嘗試也是徒然的,難道他們不瞭解我們從來就不曾被「領導」過嗎?當年我們就是自己的領袖。

就算平反無望,我們仍然記住

有關六四的記憶不只是幾代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它還是種需要被分享的記憶。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經歷了這件事,更因為還有許多人沒有這個經歷。正如馬各利特所說的﹕「作為記憶群體的一員,我與前一代人有記憶的聯繫,他們又和更前一代人的記憶相聯,如此類推,直到直接見證事件的那一代」。當一個歷史的所有見證人都死去後,「分享的記憶也就成了記憶的記憶」了。記憶之分享必以自由而公開的交流為前提。如果沒有充分的資訊及言論自由,沒有不受障蔽扭曲的理性溝通,分享記憶是不可能的存在的。

可如今我們卻要面對這麼多的阻難﹕明明中國政府覺得自己當年幹得好,但它現在卻連一個數字都不敢提;明明香港是個自由港,但它卻以說不出口的理由拒絕別人入境;明明香港的傳媒不受政治管控,但卻有雜誌如《君子》這樣臨時抽稿,把「不敢忘記六四」的封面專題硬生生變成可悲複可笑的「不敢忘記郭富城」;明明有那麼多人曾經熱血沸騰涕淚縱橫,今天他們卻有口難言,甚至主動修改自己的記憶。看,為了銷毀和掩理六四的記憶,他們要費多大的勁。為了這個記憶;港式的犬儒主義被調動了,「唯策略論」主導的歷史虛無主義也出場了;他們甚至不惜自毀長城,要我們否定自己當年至為單純的愛國赤誠,換上以曾蔭權為代表的那種金錢愛國論(它的邏輯是誰讓我發財我就愛誰)。所以記憶六四已經不再只是記憶的事了,它還是一連串的抗爭與對決。它對抗言論空間的縮窄,與出入境的管制,它還要對抗一連串違背理性的思考方式與一系列否定道德共識的價值主張。在這個意義上,記住或者遺忘六四,還真成了一個大是大非的抉擇。

我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因為《國殤之柱》的創作者高志活第一次被拒入境是條新聞,現在我們卻開始習慣成自然;以前有人叫我們「放下歷史包袱向前看」會使我們憤怒莫名,現在這種論調卻早已見怪不怪。也許有一天,還會有更多個陳一諤、呂智偉和曾蔭權出來鼓吹那種虛無犬儒的價值觀;也許有一天,六四不只不得「平反」,甚至根本灰飛煙滅于時光的垃圾場中;也許有一天,我們真的會變成大多數人眼中的瘋狂先知,並且一個個老去,一個個凋零,所有記得六四的全都整代人整代人地消失。即使到了那一天,再也不是為了起到什麼實際作用,而是單單因為這個記憶本身就是道德的,我們香港人,我們這群記憶的守護者也還將如此記住,直至最後一人。

2009年5月30日 星期六

辜朝明 - 《總體經濟的聖杯》精華摘錄

2009年5月30日

辜朝明著作《The Holy Grail of Macroeconomics: Lessons from Japan's Great Recession》2008年面世。作者長期擔任野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對日本1990年起綿延十多年的經濟衰退有切身體會,此書被譽為是對這場大衰退最具份量的分析。

作者2009年3月增撰第八章「資產負債表衰退中的世界」,剖析金融危機之最新動向。繁體中文版《總體經濟的聖杯:資產負債表衰退啟示錄》2009年5月25日出版,領先收錄新增章節。

以下為精華摘錄。

有關世界經濟模式的必要調整:

長期而言,各國應學會及時駕馭資產價格泡沫,以免經濟受金融資本主義的奇技淫巧蹂躪。如第六章所言,這可能需要政府有更積極的作為,當民間儲蓄缺乏好的投資機會時,由當局加以吸收運用。畢竟資產泡沫代價慘重,收拾爛攤子所費的公帑遠遠超過泡沫過程中部分人的得益。此外,各國亦應致力糾正國際貿易失衡的現象。對亞洲及其他地區的貿易盈餘國而言,這意味著結束過去五十年來行之有效的倚賴對美出口的成長模式。取而代之的,必須是以內需為核心的新經濟模式--讓經濟發展惠澤本國民眾,而不只是出口滿足外國消費者。

這些任務無比艱鉅,但全球經濟正迫切需要新方向,現在正是起步的最佳時機。
(第八章 - 資產負債表衰退中的世界,結語)

有關次貸問題:

鉅資湧入衝垮了次貸市場的原有規範,授信標準可恥地全面敗壞,連信用評等機構的操守也不例外。房貸證券化盛行令許多房貸發放機構更肆意妄為,放款時重量不重質,因為風險可透過貸款證券化轉移出去。這些劣質房貸在證券化過程中被拆開,搭配其他金融工具後包裝成各種房貸衍生證券,賣給全球投資人。
(第七章 - 當前的泡沫與資產負債表衰退,第一節)

有關信評機構:

信評公司給予源自次級貸款的有毒證券極高的評等,我們或許應追究它們的責任。就此而言,我覺得類似香煙盒標示的警告可能有效:
警告:次貸危機證明,此信評公司的評等有時毫無價值。忠告投資人,投資決策不應完全倚賴此公司提供的評等。

若信評公司發表的聲明或報告,未來五十年都必須加上這種警告,或許它們對自己的工作會更謙卑審慎一些。
(第八章 - 資產負債表衰退中的世界,第六節)

有關結構改革與媒體人:

媒體工作者則是另一種人。許多媒體人提倡結構改革,是希望改變舊有的經濟結構。他們為日本經濟描繪出一個理想願景,然後陶醉於神一般的優越感中。美國與英國的媒體人似乎特別熱衷扮演上帝,為政府設定結構改革的「正確方案」。但拿出真金白銀投資的基金經理人則沒有時間作這種自我陶醉,他們得不斷基於市場現實審慎決定買賣。因此,他們不會想投資在一個以不切實際的結構改革動搖自身根基的國家。
(第二章 - 資產負債表衰退的特徵,結語)

有關中國第四代領導人:

但中國當前的第四代領導人並非經民主選舉產生,亦未參與革命,而且在經濟上也未取得重大成就。因此,他們持續面對權力正當性(legitimacy)問題。這使得他們極度謹慎,不敢冒險。

若領導人有鄧小平的魅力與成就,他可以輕易決定調整匯率或稅率10%,證實行不通的話再回調5%。但這種錯誤不是當前任何一位領導人承擔得起的。某中國高官曾對我表示:「中國老百姓不認為我們有什麼特別之處,他們認為我們只是運氣好,適當時間出現在適當場合,讓鄧小平看上眼後得到提拔而已。」
(第七章 - 當前的泡沫與資產負債表衰退,第二節)

有關「直昇機貨幣」(helicopter money):

多年來,包括柏南克與傳利曼在內的一些經濟學家認為貨幣政策永遠有效,因為即使出現最壞狀況,當局只要出動直昇機大灑鈔票,必然可以扭轉經濟頹勢。雖然「直昇機貨幣」此詞常被提起--許多時候是被草率使用,但這種做法能否達致理想效果極為可疑。

理由很簡單:直昇機貨幣論者幾乎總是從消費者--商品與服務的購買者--的角度出發,少有想到商品供應者。商品與服務銷售者對直昇機貨幣的即時反應一定是關門不做生意,或是要求顧客以靠得住的外幣付款。天上掉下來的鈔票之真正價值沒人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商品銷售者是不可能接受顧客以這種鈔票交換實實在在的商品的。結果是,全國的商品關門不做生意,經濟隨即崩潰。
(第四章 - 資產負債表衰退期間的貨幣、匯率與財政政策,第一節)

有關「力挽狂瀾者沒有成為英雄」:

更不幸的是,正如有人曾說過的,阻止危機出現的人成不了英雄。在好萊塢世界裡,英雄是在危機已經爆發、傷亡枕藉後拯救數以百計人命並痛懲歹徒之人。但如果一個智者事先識破眼前的危險,並將災難消弭於無形,故事即很難講得動聽,電影拍不出來,也不會有英雄--危機不全面爆發,就不會有英雄。

日本經歷十五年的衰退期都未曾爆發全面的經濟災難。但在從未掌握問題核心的媒體眼中,政府耗費140兆日圓的鉅資,看來卻毫無作用。媒體因此扭曲事實,暗示政府浪費了這筆巨資,引發公眾對公共工程計劃的抗議。的確,如果有更具社會效益的項目,非必要的道路不應修建;但重點是,過去十五年間的財政支出--包括用在修建道路與其他公共工程上的經費--令日本得以避過後果可能極為慘重、GDP持續萎縮的緊縮漩渦。

美國大蕭條時期的總統胡佛卓爾不凡,提倡現在稱為「結構改革」的政策。胡佛當年認為,股市崩跌、股票投機客蒙受慘重損失,並非足以促使政府增加支出的理由。在政府無所作為下,美國經濟墜入緊縮漩渦:不到四年GNP即萎縮46%、全國失業率升至25%,大量民眾流離失所、掙扎求存,受苦民眾的數目遠遠超過股市投機客。日本方面,企業急於減債(導致儲蓄過剩)造成的緊縮缺口在自民黨政客的「肉桶式」財政政策下得以弭平,大衰退因此免於惡化成另一場大蕭條。
(第一章 - 日本的經濟衰退,第三節)

張文光 - 千山我獨行不必相送


2009年5月29日

【明報專訊】時光如水,六四已20周年,若問六四最具象徵意義的影像,當會想起天安門廣場,一人獨擋一列坦克的王維林。彷彿是歷史的機緣,他手持膠袋,白衣黑褲背向世界,以血肉之軀獨對坦克。坦克不動,人不動;坦克改變方向,人也改變方向,世界屏住呼吸,鏡頭也震撼世界。

這是一人的六四,卻鼓舞億萬人心。在八九民運中,我們曾看到廣場的熱血悲歌,看到學生絕食絕水的赤子情懷,看到百萬遊行群眾的慷慨激昂,看到鄧李楊集團的恐懼與殺戮,看到血洗京城的犧牲與反抗,看到搜捕逃亡的殘酷與心酸,這些永難磨滅的群體影像,總不能掩蓋那獨行者無聲矗立的身影,浩然正氣,不動如山。

王維林李丹徐勤先趙紫陽 義重如山

人們尊敬獨行者,一人之力獨寫春秋。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主任李丹,鎮壓後竟敢自撰文稿,向人民報道流血真相說:士兵駕駛着坦克車,用機關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發槍射擊,目擊者說有些裝甲車甚至輾死那些面對反抗群眾猶豫不前的步兵。鑑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他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懇請聽眾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刻收聽我們的廣播。報道結束後,李丹被捕了,只留下永不消逝的電波。

38軍是首批進京的戒嚴部隊,軍長徐勤先抗命開槍的事迹,20年後大白於天下。徐勤先反對鎮壓學生,但38軍入城在即,戒嚴令准許開槍,他知道這意味着鎮壓,藉口受傷而拒絕帶兵,被指為故意違抗軍令。楊尚昆獲悉後極度震怒,解除了徐勤先的軍務,更將他送去軍事法庭,判處5年監禁。徐勤先在審訊法庭說:人民軍隊從沒有鎮壓人民,我絕對不能玷污這個歷史。他拒絕認罪,擲地有聲說:不是歷史的功臣,就是歷史的罪人。20年過去,人民怎會忘記,寧願違命坐牢,也不向人民開槍的徐軍長?

這義重如山的獨行者中,人們更加懷念尊敬趙紫陽。在鄧李楊集團如山的壓力下,他堅持要求修改4.26社論,承認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堅決反對軍隊戒嚴鎮壓。他在回憶錄《改革歷程》說:我反覆考慮,寧願下台也不能跟他們走。趙紫陽心裏明白:我的歷史任務似乎已到終結了,我告訴自己,我絕不做調兵鎮壓學生的總書記。於是,他走到廣場向絕食的學生說: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這大抵是趙紫陽以總書記名義,最後的公開發言吧?疲憊的臉容、蒼涼的聲音、絕望的希望,為八九民運寫下一道良心的凝鏡,永遠存留在人民的記憶和思念中。

王維林、李丹、徐勤先、趙紫陽,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大脊樑,千山獨行,名垂青史,不必相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