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12日 星期五

李怡 - 輿論要獨立而非中立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2月12日

陶傑說:旺角發生的只是一場街頭騷亂,並非「暴動」。這是正確的定性。因為暴動通常背後有政黨策動,如1956年和1967年的暴動,背後有國民黨和共產黨在策動。本土民主前線算甚麼政黨呢?被捕的好多都是年輕學生。


向警察掟磚頭和燒垃圾桶的也不是「暴徒」,因為暴徒會趁亂搶劫店舖,會強暴婦女,會做種種破壞行為,但旺角騷亂者基本上只是攻擊警察。這是三年來警察選擇性執法與政府選擇性檢控,尤其是七警案、朱經緯案,所造成的社會後果。旺角事件是一次反制度暴力的行動。

儘管行動中有失控的、傷及無辜的行為,儘管多數基層警察只是奉命行事,他們當中大都不是「黑警」,但正如我們不會因為五四時學生痛打章宗祥、「火燒趙家樓」而否定五四運動,不會因為七十年代時美國學生砸碎店舖玻璃窗而否定美國民運,我們也不應該以一些污點而否定旺角反抗者的整體行為。

公正的輿論絕非中立的輿論,不是各打五十板的輿論,而是獨立的輿論;公正的媒體也不是中立的媒體,而是獨立的媒體,是1926年《大公報》張季鸞提出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媒體。獨立輿論的職志,就體現於美國大法官布萊克的名言:「新聞自由的主要功能就是防止政府任何部門欺騙人民。」獨立輿論對掌握公權力的體制,應該永遠採取置疑的態度。

為甚麼自港英時代起,每逢過年政府對無牌小販就眼開眼閉,而今年卻忽然嚴厲執法呢?為甚麼上任後每逢過年都離港的689,今年與所有司長都留港過年呢?為甚麼無綫電視經編輯過的報道用上暴亂字眼,然後689在會見記者時就說「新聞界作出有關的報道時,已經是用同樣的字眼」呢?為甚麼在廣東,TVB午間新聞沒有被當局過濾刪減遮蓋,全部播放?而大陸媒體也少見如此迅速、實時報道香港的「暴亂」?為甚麼中共中宣部居然過年發文件,要求各級媒體對香港動亂要引述《人民日報》、《環球時報》評論,支持港府對港獨鬧事者採取措施呢?689說「事前有預謀、有策劃」,莫非夫子自道?看過《環時》、央視對桂民海、李波事件的報道,我們會怎麼判斷這次的旺角事件?

法國作家卡繆(Albert Camus)在《反抗者》一書中寫道:「人們有權享有的幸福,靠反抗才能獲得;轉身反抗不公不義,你才由奴隸變成自己!」不是變成主人,而是變成自己:一個忠於自己的人。反抗者不是因為自由所以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帶來真正的自由;不是由於希望才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在絕望中帶來希望。

我們看到忠於自己的年輕人,轉身反抗香港每天上演的不公不義。他們不是為自己,而是犧牲自己。他們的反抗給我們在絕望中帶來希望,對他們感佩都來不及,怎麼會有許多冷漠殘酷的人還向他們丟石塊?(http://www.facebook.com/mrleeyee

馮睎乾 - 以周星馳方式守護香港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2月12日

原諒我說話比較直,新年流流,同錢冇仇,當然不看王晶,於是我看了《美人魚》。很多人問,好笑嗎?李澤楷沒有李嘉誠有錢,但依然比絕大多數人有錢;《美人魚》不及星爺廿年前好笑,但依然比絕大多數喜劇好笑。開場不久,鄧超、徐克等人針鋒相對,簡單幾句已中笑位,不減他全盛期水準。何況現在看周星馳,還看一份情懷。

像很多看星爺長大的人,他的金句已成為我人生的一部分:「你講嘢呀?」是小時的口頭禪,「我唔同蠢人做朋友」是今日的座右銘。認識他由《四三○》開始,其後見他藝海浮沉,想必會像龍炳基一樣淡出,幸好我估中開頭,估唔到結尾。一九八九年無綫還是偶有佳作,《義不容情》紅了監製韋家輝,《他來自江湖》跑出男二周星馳。那年人心惶惶,名副其實悲情城市,偏就在這段消沉的日子,一個從前做兒童節目的二打六,竟在滿城盡唱《血染的風采》時,格格不入大講「飲啖茶食個包」、扮Mark哥慢動作走路,逗得大家破涕為笑。翌年《賭聖》刷新紀錄,之後都是歷史了。在最黑暗的時代,周星馳逆襲成功,是從劫灰飛出來的火鳳凰。

他憑什麼成功?四個字:專業精神。他未走紅就以演員身份改劇本、度對白,精益求精。很多人以為無厘頭亂來,其實相反:對語言文字敏感的人,都聽得出他句句千錘百鍊,一字不能增減。舉例:「溝女嚟計兩個字嘅箒:靚仔。」印象中很少人講「嚟計」,那是粵語長片用語,但他竟點鐵成金,給舊語言注入新生命。王家衛的畫面精雕細琢,周星馳的對白字斟句酌,用心之精,兩者異曲同工。有人黑周星馳唯利是圖,但他說:「電影拍不好,又怎會有錢呢?」這就叫專業,也是他跟王晶的分別。

《美人魚》和《賭城風雲3》其實反映了港人對強國的兩種態度。王為逢迎,加入大量網絡潮語,多得連大陸人也反胃;但周除演員外,基本上保持昔日風格:笑中有淚的純愛,「弄假成真」的母題,對白依然以尖酸刻薄和出人意表取勝,而非亂入大陸潮語。難得的是周從未聲稱要捍衛什麼,電影卻處處流露香港風味:佈景是繁體字招牌、配樂是舊電視劇金曲,而鄧超飾的劉姓富豪,白手興家、經歷八七股災、風流成性,都令人想起周的朋友劉鑾雄,而非強國富二代。周不但沒像王晶般卑躬屈膝,反而通過電影角色評論中國現況:「若沒有新鮮空氣和乾淨的水,有錢又有什麼用?」廿五年前一句「改善社會風氣、提高青年人內涵、刺激電影市場」,今天竟詭異地弄假成真。

兩種態度有兩種結果。《美人魚》兩日破五億,大幅拋離王晶的爛片。事實勝於雄辯,王晶拿着周潤發等五星組成的同花順,也敗給牌面平平的周星馳,可見王晶已是投資者的負資產,而星爺無劍勝有劍,可謂華語影壇的獨孤求敗。生於亂世,有何責任?我認為是「堅守專業精神」。

2016年2月11日 星期四

李怡 - 永遠站在反抗者一方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2月11日

每年都離港度歲的梁振英,年初二會見記者,記者問到有分析指這次事件源於市民對政府及梁振英的不信任,他有無責任時,梁振英稱,不應為任何的「暴亂行為」作姑息評論,「呢一場係一場『暴亂』。」其後,林鄭月娥見傳媒時稱,「這件事是徹頭徹尾的暴亂事件,唔好再找任何藉口為他們掩飾」。

毋須要找藉口,所有對導致這場騷亂的社會背景的分析都基於這幾年發生的現實,說市民對政府不信任已是溫和的描述。世界上所有文明國家,人民對政府有些不信任,街頭示威及勇武抗爭的層次都遠遠超過香港所發生的狀況。這幾年,在梁特主政下,港共對香港市民的政治權利、社會權利所施行的體制暴力,已使大多數市民不僅對689和政府不信任,而且到了極為厭惡的程度。近期的體制暴力包括自雨傘運動以來選擇性執法和選擇性檢控,任命李國章,機場三跑、高鐵超支撥款繞過立會工務小組委員會等不勝枚舉;議會則實行建制派的多數暴力,硬推港珠澳超支撥款和網絡23條;更有疑似體制與黑社會勾結,如特首選舉前的江湖飯局,金毛青年派錢反拉布示威,以及689上任後愛字堆在各種示威場合出現。香港本土派的崛起和抗爭,都只不過是社會權利、政治權利在備受壓榨之下的微弱掙扎而已。這種掙扎越來越獲得市民特別是年輕人的呼應,而體制暴力不僅不作自我反省,反而不顧民意而任意施為。

過去每逢新春頭幾天,滿街都是違例泊車,小販擺賣應節物品熟食等,警察和食環署人員都是隻眼開隻眼閉,讓大家開開心心過年。今年忽然食環署強硬執法,本土民主前線成員前往捍衞小販的其實只有20多人,但隨後警方介入,引發警民衝突,本民前召集人黃台仰強調掟磚頭相比外國而言,「唔算係十分之激烈嘅動作」。

回顧過去三年多的制度暴力,市民無力感越來越強,又沒有任何辦法作理性爭持去改善處境,維護本土權益的激進化只會越來越強烈,掟磚頭與歐美日過去的抗爭和韓國的汽油彈相比,確實不算太激烈。香港人必須認識到我們面對的政治環境是,昇平時世已過去,抗爭時代來臨,不能再以舊日的太平心態去看待街頭衝突。

梁特似乎在等待這樣的衝突發生,並同林鄭一起急於為衝突定性。不但不反省政府劣政累積民怨導致衝突,反而有意藉衝突轉移社會對一系列苛政和李波事件的關注視線,並把所有政府應負的責任推給爭取市民權利的本土抗爭者。

絕不應該對體制暴力和反抗者暴力各打五十板。香港大學學生會發表聲明,最後一句是:「我們永遠站在反抗者一方」。反抗者的磚頭暴力,相對於中共港共的體制暴力,反抗者無疑是以卵擊石。但正如村上春樹所說,不管高牆多麼正確,雞蛋多麼錯誤,我們都永遠要站在雞蛋一方。何況,當前事實分明是:高牆正在不斷壓制市民的生活權利。(http://www.facebook.com/mrleeyee

古德明 - 六大宗教神聖聯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2月11日

二月一日,香港道、佛、回、孔、天主、基督六教領袖梁德華、釋智慧、薩智生、湯恩佳、湯漢、蘇成溢等,發表聯合新春賀詞,詞曰:「吾人須致力經濟建設,維護社會和諧。青年乃社會之未來,修身立德,尤其重要,宜在家則孝親,在學則尊師,在社會則守法自律。」

十九世紀初,俄羅斯、奧地利、普魯士等國,組成所謂神聖聯盟(Holy Alliance),致力遏止法國大革命的民權思想;現在,香港原來也組織了個神聖聯盟。而這個聯盟最重視的,顯然是「青年守法自律」,而不是法貴公正,更不是天理良心。

今天,香港梁振英政府肆意出入人罪,事例幾乎無日無之。本月三日,法庭就上演了古怪一幕:設計師黃浩本來被控襲警,警方卻突然撤銷控告,不說原因,因為實難啟齒。原來前年九月,有學生要重奪政府總部外的公民廣場,遭警察用胡椒噴霧襲擊,黃浩去給學生洗眼,卻給七、八個警察圍毆,雙手和尾骨受創之外,更被控襲警。他求看警方錄影,警方一面謊說沒有,一面以所錄所影控告另一在場者,不料給黃浩的律師看見,無可抵賴,惟有撤銷控告。而這樣的事,保安局長黎棟國還大力回護:「個別警員,未能準確記憶某些細節,是可以理解的。」香港神聖聯盟目睹這一切,怎麼不講講良心天理,卻一味叫反對苛政苛法的年輕人「守法自律」。

而香港法律正遭當局破壞殆盡。去年十二月,中共公安踩着《香港基本法》「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自由」、「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司法權」等條文,越境把大陸禁書出版商李波綁架上廣東。中共《環球時報》一月六日還公然宣佈,綁架行動「符合中國法律」。香港神聖聯盟目睹這一切,怎麼不問問,中共政府無道可揆,香港青年何法可守。

又今年一月三十日晚,香港長官梁振英赴私人宴會,出動警員開路,更違法隨意停車,香港神聖聯盟怎麼又不問問,這是給青年樹立甚麼榜樣。至於梁振英之涉嫌賄選、貪瀆、結交黑社會等等,他們大概一律看不到。

北魏孝莊帝年間,華州小民史底遭司徒楊椿侵佔田地,訴諸公庭。州官見楊椿位高勢大,就要把田判給楊椿。司空府主簿寇儁力排眾議:「史底窮民,楊公橫奪其地。若損不足以給有餘,見使雷同(要我同意),未敢聞命。」田地於是判還史底。孝莊帝聽到這判決,稱贊寇儁「守正不撓」,賜帛百匹,加官進祿,而附和楊椿的州官,則一一譴責(《周書》卷三十七)。不過,那些州官,假如生於今天,一定可以組織道、佛、回、孔、天主、基督六教神聖聯盟,發表新春賀詞勸世,管教可獲賜金褒揚。

這個時代,高官可以為所欲為,小民則必須和諧法守自律,最好埋頭「經濟建設」,不問其他。神聖的大同極樂世界,原來是那樣子的。

古德明
專欄作家

孔捷生 - 管得住禁書就是硬道理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2月11日

春節前夕友人發來《習近平與他的情人們》掃描版,此書是銅鑼灣書店五子人間蒸發的肇源。我沒空看也無興趣轉發,這與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和羅宇的《告別總參謀部》的珍貴信史完全不同。然而北京出動強力部門實施國家綁架,越過不止一國之境拿下桂民海,還再派「四大名捕」去泰國搜查他的公寓。看來鬧出風波後這部八卦書籍反會不脛而走。

如果說靠三分傳聞七分吹水的拼盤有吸睛率,那也是專制主義奇特的共生物。我和阿海有一面之緣,他當時有意拉我「下海」去寫急火快炒的政治禁書,被拒之後再無聯絡。和儒雅的李波不同,阿海本質就是低品書商,他被國家綁架之後聲淚俱下自認醉駕害命,十餘年後千里走單騎回國「自首」,這既符合他的為人,更符合這台暴力機器的性質。

在極權政體下,真話真相就是危險的破壞力量;同時假話和傳謠又是共存共榮的常態。銅鑼灣五子事件其實是習近平「管得住就是硬道理」的延續,當局於2013年秋開始清網抓大V,習近平將之上升到亡黨亡國的高度。彼時廣東省公安廳某副處長在官網寫微博,大意是網絡要整頓,具體執行時要依法辦事,結果馬上被刪除,該名副處長也被停職。原因是他吃不透中央精神,黨已下決心奪取網絡的絕對統治權,此時講依法辦事實屬多此一舉。管得住就是硬道理,其他都是小道理,像國際形象、民間反應、法律依據等,都是芝麻綠豆。正如強力部門可以「規避法律」越境政治綁架一般。

偏偏極權的信息封鎖足以讓傳謠褪去罪惡感,因為國家造謠更邪惡和更令人瞠目結舌。《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出版後,北京組織逾百在毛身邊工作過的人指證李志綏造謠,其中不乏名人,諸如汪東興、戚本禹、毛的秘書林克、毛的護士長吳君旭,以及一堆宮廷衞士、理髮員之類。倒是書中惟一被李醫生「實名制」的張玉鳳沒有公開說話,在她產假期間請來代為「照顧」毛的妹妹張玉梅也沒有說話。

不能永遠瞞騙所有人

今有羅宇的《告別總參謀部》已證實李志綏所言非虛,羅瑞卿經手處理的主席「女友」就不少。羅宇還披露出李醫生所不知的軼事,李志綏認為江青的私生活安分守己,羅宇卻道出江青到處勾引衞士,「至少和一個衞士發生了兩性關係」,此事毛也知道,後由汪東興報告羅瑞卿,把衞士發配新疆。猛男侍衞和老太太上床很難說是自願,這令人想起了另一部禁書《為人民服務》(閻連科著)。

毫無疑問,羅宇此書也將被國家謊言所圍剿。只不過羅宇身份特殊,要否認書中事實頗難,還不如直接對羅宇本人發動攻擊,比如他的政治取向,又或人身攻擊他的亡妻狄娜。當動員一國之力去對付異己聲音,你會發現真話往往敵不過謊言。然而正如林肯名言:高明的騙子可能在某個時刻欺騙所有人,也可能在所有時刻欺騙某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時刻欺騙所有的人。

孔捷生
專欄作家

岑逸飛 - 人生三道茶

生命通識   2016年2月11日

一部《天龍八部》,讓更多人知道南詔國和大理國,但小說是文學創作,史實中的南詔國與大理國是另一回事。大理在雲南的蒼山、洱海沿岸,一向處於封閉自守的狀態,到漢武帝開疆拓地,征服滇王,才被正式納入漢王朝版圖。到了唐宋時期,這地區才先後建立南詔和大理兩個地方政權。

南詔國屬烏蠻,八世紀在唐代崛起,跟着先後又出現過長和、天興、義寧等過渡性政權,然後白蠻段思平佔盡天時地利,建立大理國,一直稱臣於宋。其後忽必烈率蒙古鐵騎由青藏高原南下,攻入大理,大理遂亡國。1956年中共建立大理白族自治州至今,白族前身是白蠻。白蠻在漢晉時期叫棘人,他們崇尚白色,故稱「白」族,今日人口三百多萬,說的是白語,但無文字。

來到大理,一定要試飲他們的「三道茶」,他們稱為「紹道兆」。頭道茶是苦茶,又稱「烤茶」或「百斗茶」,其實是一杯濃普洱,可以止渴生津,消除疲勞。

第二道茶是甜茶,普洱加上紅糖和核桃肉,希望飲後能提神補氣,神清氣爽。第三道茶是回味茶,普洱加了一匙蜂蜜,少許薑片,三數粒花椒,據說是甜、苦、麻、辣,各味俱全,回味無窮。不過筆者飲後,覺得甜膩膩的,蜂蜜之味已奪去其他各味。

大理白族的「三道茶」,最早見於明代徐霞客的《滇遊日記》。這習俗始於佛教傳入大理,香客在佛寺飲茶止渴,茶道融入人生哲學的寄託,「三道茶」是告誡子孫先苦後甜,先勤勞才有幸福,而「回味茶」則是人生的總結,老年時細味人生。

人生三道茶,一苦二甜三回味,作為對年輕人勸勉的人生哲理固然有其深意,所謂「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要立業,先要吃苦,是取得成功的上上之策。但實際的人生,第一道茶應該是甜的,人一生下來無憂無慮,嬰孩時期是一生最快活的時刻,往後活下去,一定愈活愈苦。年輕人的多愁善感,所謂「苦」也是自以為愁的傷春悲秋,根本尚未真正體會「苦」。情況一如辛棄疾寫的《醜奴兒》: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作愁。」少年的時候,不知道什麼是愁的滋味;總喜歡登上高樓,像一般文人一樣,為了作一首新詞,沒有愁也勉強自己進入一片悲愁氣氛。這是第一道茶。

進入人生第二階段,第二道茶可不是甜的:「而今識盡愁滋味, 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總之百般滋味在心頭,不說也吧!這道茶,可說是「百味茶」,這是藥茶,用中藥百部草加上五味子和花茶沖泡,但不是真的有「百味」,筆者是取其名而已。

第三道茶,當然是回味茶,但不是白族那種甜苦麻辣的蜂蜜茶。我相信各有所取。佛家講茶禪一味,於一味之中感悟萬象,百味原為一味,一味緣於百味,因此普洱、壽眉、鐵觀音、龍井等等,各有所好。我呢,也許是選苦丁茶吧,希望活到最後,能夠苦後回甘!

2016年2月4日 星期四

李怡 - 生命的立足點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2月4日

立場新聞舉行了一場關於香港政治評論空間的座談會,邀請林和立、練乙錚和我做主講,聽者是一些博客。我答應參加,有一半原因是想見見已有多年沒見的練乙錚。他風采依然,談話坦率而議論清晰,沒有迴避任何敏感問題。主持者是潘小濤。

許多討論圍繞着港獨這個敏感問題。練乙錚說他對於港獨前景沒有具體想像,但同意就言論自由來說不應該有禁區。一位聽者說,她來港二十年,剛離開大陸的時候,對許多事情從小就認為是不可置疑的天經地義的事,比如統一是天經地義的,對台獨有本能的反感,香港作為中國一部份也是天經地義的,港獨是提都不能提。後來到外國學習和生活一段日子後,看法就改變了,現在她認為沒有甚麼事情是天經地義的,一切都得講是否合理,是否符合當地人的意願。

我講了一個故事。曾經有大陸民主人士到台灣訪問,在訪問民進黨的時候,這些在大陸多少被認為是異議者的人士說:大陸不民主,台獨不可能;大陸民主了,台獨沒必要。民進黨人士的回答是:大陸不民主,統一不可能;大陸民主了,統一沒必要。

我多年前聽到這件事,文章也寫過,但想不到那天仍然引起聽者議論紛紛。到最後潘小濤總結時說,他在這次座談會獲得的心得是:大陸不民主,融合不可能;大陸民主了,融合沒必要。

如果認為這只是語言的技巧搬弄,那就小看了這句話的意義了。前述大陸民主人士的看法,前提正正是認為統一是天經地義的,現在不能統一,只是因為大陸還不民主,不民主的專制政權自然絕不容許台灣獨立;而如果大陸民主了,台灣就自然會接受統一,那時台獨也就沒必要了。但民進黨人的想法,則是台灣的獨立自主是天經地義的,大陸不民主,台灣人絕對不會接受統一;如果大陸民主了,那麼兩岸都實現民主,統一不統一就沒必要討論了。

因此,兩個講法雖然好像都支持民主,但基本觀念卻南轅北轍,因為立足點完全不同。大陸人的「大一統」觀念根深柢固;多數台灣人卻是立足於本土自主的根基上,對他們來說,大陸民主不民主,跟他們不相干。

香港現狀是已經實行中共掌握主權的一國兩制,目前最讓香港人受不了的是:中共港共違背《基本法》,要加速香港向中共那一制融合。在討論香港問題的時候,我們最需要的是將香港人的基本觀念、將生命的立足點、問題的出發點,從依附心態的「大一統」扭轉過來,立足於香港人自主的心態。這是當前政治評論最重要的論述方向。(http://www.facebook.com/mrleeyee

李平 - 中國戒不了馬家軍式興奮劑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2月4日

1993年曾在世界田徑錦標賽掀起黃色狂飆的馬家軍,被揭使用興奮劑不是新聞;1998年中國作家趙瑜憑一部《馬家軍調查》潔本震動中國體壇也不是新聞。如今,《馬家軍調查》全本面世還能引起巨大迴響,不只是馬家軍使用興奮劑的細節聳人聽聞,更因為馬家軍式的興奮劑仍在中國盛行,是中共戒不了也不想戒的。

馬家軍是指遼寧省田徑教練馬俊仁在1990年代訓練出來的一批女子中長跑運動員,包括1993年在世錦賽分別奪得1,500米、3,000米和10,000米冠軍的劉東、曲雲霞、王軍霞等。這股黃色狂飆隨即受到使用興奮劑的質疑,但中國官方力撐馬家軍,並把外界質疑歸咎於敵對勢力、反華勢力。

1994年央視春節晚會的小品《打撲克》的一段台詞,最能說明中國的鬥爭思維和政治需要。這段由黃宏、侯耀文演出的小品,對外國記者在查馬家軍的興奮劑問題作出反擊:「外國人得了冠軍啥說的沒有,中國人得了冠軍就興奮劑啊?告訴他們,不是馬家軍打了興奮劑,是馬家軍給十二億中國人乃至全世界華人打了一針興奮劑。我們中國,總有一天要像馬家軍一樣,跑在世界最前方!」

《打撲克》是春晚小品的經典之作,黃宏後來更獲封國家一級演員,擁有解放軍少將軍銜。而「馬家軍給十二億中國人乃至全世界華人打了一針興奮劑」的表述,更是迄今擲地有聲的經典之論。馬家軍的興奮劑問題之所以被長年掩蓋,薄熙來、谷開來夫婦之所以力撐馬家軍,《馬家軍調查》之所以塵封17年,就因為中共需要馬家軍這樣可以振奮民心、鼓動愛國的興奮劑。

儘管王軍霞1996年還在亞特蘭大奧運奪得5,000米金牌,但馬家軍很快就因興奮劑問題而沒落。前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袁偉民2009年在其回憶錄《袁偉民與體壇風雲》中,首次透露馬家軍無緣2000年悉尼奧運,是因為七個運動員的興奮劑檢測樣本中,有兩人尿檢超標、四人血檢超標。

當權者的愚民工具

由於世界反興奮劑組織、制度、技術的完善,中國體壇未能再複製馬家軍集體使用興奮劑揚威國際的故事,只能偶而從劉翔等世界冠軍中挖掘愛國愛黨題材,而一旦冠軍們不公開感謝黨感謝國家,就會面對官員和官媒的炮轟。無論是溫哥華冬奧冠軍周洋,還是法網冠軍李娜,她們對父母的感恩、對合作夥伴的感恩,都未能得到官方輿論的肯定,可見當權者想給民眾服用的興奮劑是何等低劣。

一個拒絕民主、法治的國家,一個最高領導層的貪腐已擊穿人類道德底線的國家,當權者要維護自己的權利、要繼續推行愚民政策,當然要想方設法讓民眾處於亢奮狀態而失去自己的思想。在馬家軍式的體壇冠軍漸漸失去政治興奮劑功用後,當權者自然會製造新的興奮劑,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還是以愛國的名義、以民族復興的名義、以國際主義的名義。

「當我們氣餒時,中國夢是我們的強心劑。當我們失落時,中國夢是我們的興奮劑。」中學生作文中的華麗辭句,與小學生說當貪官是其理想,恰恰反映了中國官場的兩面性:以愛國的興奮掩蓋貪腐的真實。政治興奮劑的迷幻劑特徵再明顯不過了。

至於「四千點是中國牛市的起點」這樣的股市興奮劑,藥效很快就過時,其後遺症又是黨國所難承受之痛,於是,救市又如吃了另一種興奮劑,充滿暴力意味。當強力部門把共產黨專政的鐵拳砸向股市、匯市的「敵對勢力」時,當權者眼中那抹服用興奮劑的血紅已不加掩飾。相比於權力興奮劑,馬家軍的興奮劑實在是小巫見大巫。(https://www.facebook.com/appledaily.liping

趙崇基 - 遮掩的文化

明報   201624

伊朗總統魯哈尼出訪意大利,在羅馬Capitoline Museum與意國總理見面,意方用木板將館內裸體雕像封起來,意人斥政府為取悅來賓,背棄國家文化,乃文化投降。

到底這是伊方意願還是意方旨意?到底是主人尊重來賓文化?還是來賓不尊重主人文化?兩國首腦,不妨站在白板下,談談伊意藝術之別,才夠寓意深長。

兩年前去了伊朗一趟,對伊朗文化印象極深。伊朗人識字率高達97%,大學入學率58%,與德法等先進國家不相伯仲,而且女大學生比男生還要多。我在伊朗遇到的中年人,大部分知書識禮,年輕人當中,不少都是大學生,渴求與外人溝通。

在第三大城市伊斯法罕(Esfahan),這個伊朗的文化古都,也是我最鍾愛的伊朗城市,帶我的導遊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教了幾十年書,退休後,為了生計,當起導遊來。

我在伊斯法罕留了好幾天,每天都非常享受與這位老人家聊天,說說他的家事,他的祖國文化,這個神秘國度的信仰與政治,最後一天,他還請我到他家吃飯。他對中國相當好奇,每次將伊朗與中國相比,他都問得鉅細無遺,有時還筆錄下來。

跟他遊城內的世界遺產伊瑪目廣場(Imam Square),這個被清真寺、皇宮與市集包圍的廣場,已經成為市民晝夜聚集之地,我每天都走到那裡,與當地人聊天,看到了最落地的伊朗人生活。

老導遊跟我說,這是全世界第二大廣場,僅次於天安門廣場。我跟他說,天安門廣場是權力的象徵,相比之下,伊瑪目廣場親民得多了。他若有所思,又用筆記了下來。

去別人的地方,就是要看看別人不一樣的文化,半遮半掩,到底為了什麼?

長平觀察:婦女自己的法律中心

德國之聲中文   201622

"15年來,郭建梅及其團隊在民間公益婦女法律事業中的實踐,惠澤中國廣大的婦女群體,尤其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婦女弱勢群體。勇敢的開拓,不懈的探索,堅毅的挑戰,使她成為中國公益法律人的楷模。"這是2010年,我為中國一家公益評獎機構寫的頒獎辭。作為這個獎項的策劃者和評委之一,我力促它表彰那些為權利抗爭的活動人士,以區別於其他僅僅勸誡"富人行善、窮人感恩"的慈善晚會。

沒想到頒獎典禮驚動了國安。國安的召見讓這家機構的領導嚇出一身冷汗:半數獲獎者竟然都在他們的監控名單上!我不知道郭建梅是否是位列其中,但是我在和她的簡短交流中感覺到,她正面臨巨大壓力,力求謹言慎行。

當時,她創建並領導了15年之久的北大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被迫更名為北京眾澤婦女法律咨詢與服務中心。中心成立於1995年底,為北京世界婦女大會所激發,也是中國NGO的先驅。"賦權"是北京世界婦女大會的關鍵詞,也是郭建梅和她的團隊始終堅持的目標。不瞭解這一點,恐怕就不理解她們的工作跨度之大:既為最底層婦女提供具體的免費法律援助,又做了很多學術性的調查研究,同時也在全國人大層面推動婦女權利立法。

賦權的努力讓郭建梅獲得包括西蒙·德·波伏娃獎(2010年與艾曉明同獲)和國際婦女勇氣獎(2011年)在內的諸多國際榮譽,也給她在中國帶來麻煩。受教育主管部門指示,北京大學宣佈撤銷她的中心,將她們趕出了校園。據報道,原因之一是該中心接受了國外資金資助,並介入了一些敏感案件。

郭建梅沒有放棄,繼續介入敏感案件。去年,她們成功地讓最高法院推翻了家暴受害者李彥殺夫案的死刑判決。中國當局對她的打壓也沒有止步。應"有關部門"要求,北京眾澤婦女法律咨詢服務中心昨天(201621日)關門歇業。"有關部門"還要求郭建梅不得接受採訪。中心所有的北京千千律師事務所將繼續存在。

父權/專制主義的擴張

和眾多中國NGO人士一樣,郭建梅沒有公開對抗"有關部門"的打壓,希望忍辱負重換來"做事"的空間。然而,如果做的事情就是為底層民眾爭取權利,無論你是像唐荊陵那樣的"死磕派"律師,還是像郭建梅這樣竭力低調的法律服務者,沒有人可以倖免于極權的扼殺。當然,懲罰的輕重和方式不一樣。

賦權是女權主義的重要概念,它指性別平等必須讓女人提高自主意識,參與政治與經濟,從而得以自治與自決。它必然反對當權者控制一切的極權主義,反對"習大大"式父權家長制宣傳,也反對專制者佔據婦女權利講壇--今天看來,去年9月習近平在聯合國主持全球婦女峰會,不僅僅是錯位和諷刺,更是父權/專制主義的擴張。

習近平走下聯合國講壇之後,繼續對包括女權在內的各種權利運動殘酷打壓。"女權五姐妹"仍然戴罪在身,記者高瑜仍然獲刑5年(因患嚴重疾病監外執行)。權利活動人士蘇昌蘭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捕,已被關押1年零3個月。在對維權律師的大肆抓捕中,多名女性人權活動家"失蹤"而後被捕。律師王宇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名被捕,其子包卓軒被禁止出國留學,逃亡後被中國警方從緬甸追回。24歲的律師助理李姝雲和趙威同樣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捕。最新消息稱,官方以指定律師強行替換趙威的代理律師。

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說,"女人要想寫小說,必須要有錢,和一間自己的房間。"同樣地,女人要討回權利,必須要有錢,和屬於自己的法律研究、咨詢與服務中心。郭建梅領導的長達20年的法律中心被歇業,對弱勢群體關上了一道通往權利之路的大門。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德國之聲致力於為您提供客觀中立的新聞報道,以及展現多種角度的評論分析。文中評論及分析僅代表作者或專家個人立場。

2016年2月3日 星期三

陳文敏 - 但留清白在人間

明報   20162月3

「粉身碎骨渾不怕,但留清白在人間」,港大罷課委員會衛校宣言短短十四字的標題,充滿悲涼、冤屈和無奈。126日校委會開會,學生要求檢討大學的管治架構。會後信息混亂,終致引起衝突。

自己從來主張理性對話,暴力行為該受譴責,但大學是否動輒便要將學生交由警方處置?學生冒着寒風等了六七小時,要求會後作一個解釋,絕對不是一個過分的要求,如果校委會主席在會後可以作出解釋,事情發展可能會平和得多。 自己對大學的強硬回應是感到失望的。

127日,李國章在校長陪同下會見記者。這個記者會毫無意義,會上李國章煽風點火,極盡挑釁,對解決紛爭毫無幫助,亦只加深同學生與校方之間的嫌隙。

學術界注重的是理據分析,客觀求證。李國章於會上多次批評公民黨在幕後煽動學生,但這等指控理據何在?第一,他指當晚公民黨的資深成員在場,但余若薇早在下午五時左右已離開,梁家傑根本不在場,而即使在場亦不足以支持煽動的指控。第二,李指學生領袖梁麗幗為梁家傑的見習生,但這已是四年前的事,而且當見習生和煽動學生衝擊是兩碼子毫無關連的事,不少人皆有聘請見習生,難道因此便得為他們四年後的行為負責?第三,他指梁家傑在七月衝擊校委會時手持手提電話,認為這便是指揮學生衝擊的證據,甚至反問難道打電話買股票?相信當晚打電話者大不乏人,難道他們都在指揮衝擊?

李國章又再重提不任命我當副校長是因我沒有博士學位,但招聘時並沒有列出這項要求,最近重新招聘時也沒有列出這要求,他的言論,等於承認不任命是犯了程序上的錯誤,考慮了一個並不相關的因素。 博士學位和人事管理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學問,這種理由恐怕只是井底之蛙之見。至於學術水平,一般是由該學科六位專家在審閱學者三至五篇學術著作後評核,校委會既沒作任何認真的學術評核,甚至連一篇著作也沒看過, 評核出自一些連民事與刑事也分不清楚的校委,也沒就此讓我提出答辯,這亦構成另一個程序錯誤,更遑論個別校委的評論已屬誹謗!

2016年2月2日 星期二

李怡 - 一地兩檢波折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2月2日

高鐵要不要加碼撥款,爭議焦點少不免圍繞一地兩檢問題。

去年11月袁國強與張炳良訪北京,與港澳辦官員會面,商討高鐵「一地兩檢」的安排。袁國強在會後表示:「一地兩檢,少不免一定要容許內地人員,在香港特區未來的西九站執法,這是避免不了的。若不容許內地人員在西九站執法,根本無可能做到一地兩檢。」12月梁振英赴京前說高鐵「兩地兩檢」並不可行,一定要做到「一地兩檢」。也就是說,一定要容許大陸人員在香港執法。

12月底發生李波事件。1月4日梁振英在記者追問是否仍然如2004年董建華說過內地公安來港執法絕對不可以接受,他似被迫回答說:「內地執法人員如果在香港執法的話,是不能接受,因為不符合《基本法》。」。按此邏輯,容許大陸人員在香港執法的一地兩檢,就是「不能接受」矣。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就李波事件發表社評指,「強力部門通常都有規避法律讓一個被調查者進行配合的辦法」。所謂「規避法律」,至少表示大陸人員不會明目張膽地違反《基本法》公開在香港執法也。

1月23日,張炳良出席立法會工務小組時表示,倘不能落實一地兩檢,兩地兩檢是唯一選擇。

從時序看,特府和中共當局一直表示為實現一地兩檢的目標而必須容許大陸執法人員來港執法。又或者是相反,放鬆大陸執法人員來港執法才是梁特的目的,而一地兩檢只是手段。無論是哪一種情形,梁振英、袁國強、張炳良都從來沒有表示過可以不實行一地兩檢。現在突然提出兩地兩檢的選擇,絕對同李波事件有關。換句話說,李波事件引起香港以及世界對中共是否信守《基本法》提出質疑。儘管中共違背《基本法》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但所有的「違背」都在模糊地帶。越境執法則是昭昭明甚的「違背」。在這種情勢下,容許大陸執法人員來港執法的一地兩檢就要緩一緩了。

從去年11、12月袁、張、梁急急訪京商議來看,相信他們原意是想在立會撥款議案提出前,敲定一地兩檢,以利立會通過議案的。李波事件發生,打亂了他們的部署,袁國強說避免不了的大陸人員來港執法暫時無法提出來也。於是就有張炳良的「兩地兩檢」之說。

立法會少了一地兩檢這張牌,高鐵不高速了。要立會通過只好一切硬來。港鐵股東會剪布,高鐵撥款跳過工務委員會直接提交財委會,以及在財委會剪布,所有破壞老規矩之事,都會在港人譁然聲中發生。目的就是通過一個耗巨資、不高速、無效益的大白象工程。但很可能這其實是藉口,真正目的是最終讓大陸執法人員來港執法。(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黎廣德 - 港珠澳大橋:永遠的負資產

201622

【明報專訊】上周立法會財委會審議港珠澳大橋追加超支撥款,市民見證主席陳健波高調剪布,壓縮議員提案,縮短表決時間更驅逐議員出場,總之用盡一切方法在政府自定的死線前撥款。如此大費周章,究竟是為了重大公眾利益還是政府面子?香港人善忘,如果不重溫這項目的前世今生,便難以明白這是特區政府在錯誤時空針對錯誤功能的錯誤規劃,恐怕會變成永不翻身的負資產。

1983年合和集團胡應湘提出興建伶仃洋大橋的時候算起,至2003年國務院同意粵港澳三地政府成立協調小組,把項目易名為港珠澳大橋為止,這項基建堪稱各方利益糾纏最深、博弈最激烈、決策最離地的跨境項目。

表面上,大橋是為了促進香港、澳門和珠江三角洲西部的經濟發展,減省陸路客運和貨運的成本和時間。當時預計大橋在2016年建成,珠三角西部會落入香港方圓3小時車程可達的範圍內,令珠三角西部吸引外來投資,香港受惠於珠西的人力和土地資源,而澳門則藉此推動博彩業,甚至帶動橫琴島發展。

利益攸關 鈎心鬥角

但這規劃願景其實隱藏了香港、深圳、中山、珠海和澳門5個城市對未來發展前景的角力:地域融合是雙刃劍,有贏家亦有輸家,只是各地官員均不願宣之於口而已。對一些投資於港口、運輸、物流和基建的企業來說,大橋是否興建、如何興建和由誰興建,更是一項接一項利益攸關的博弈。

先看地理位置:澳門、珠海和中山三市在珠江口西岸,香港和深圳在東岸。若要建設一條跨越珠江口的大橋,每一個城市都希望成為落腳點,使外地人流和物流惠及本土經濟發展。最早推動這項構想的官員是時任珠海市委書記梁廣大,他在1993年提出了興建伶仃洋跨海大橋的方案,並在1997年獲國務院批准立項。當時建議的走線是從珠海金鼎出發,經過淇澳島和內伶仃島,直達香港屯門爛角嘴。這個方案最終胎死腹中,不僅因為香港政府不熱中,更因為深圳政府不願見到珠三角西部的人流物流繞過深圳直達香港,澳門和中山市也不願意成為倚賴珠海的二線城市。

雖然理論上珠江口交通網絡完備可令所有城市受益,但各地市政府都希望成為「大橋利益圈」的一線城市,這正是政府間矛盾的根源。曾經有學者提倡「雙Y方案」,即西岸分叉連接珠海與澳門,東岸分叉連接香港與深圳。從交通可達性和靈活性看來,這方案效率最高,但工程難度和成本也最高,要求四市同步決策、共同分擔投資風險的難度也最大。

深中通道 兩敗俱傷

中山市不甘被邊緣化,乾脆推動連接深圳的跨珠江口「深中通道」,既可作為港珠澳大橋一旦流產時的替代方案,亦可變成毋須倚賴港澳特區的跨珠江口通道。結果深中通道成真,國家發改委列入《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現今預計在2021年建成。

最終角力的結果令深圳排除在大橋利益圈之外,「雙Y」變成「單Y」。深圳市無法從大橋直接得益,只得更積極與中山市推動深中通道,避免珠江口西部的人流物流全部落入香港手中。將來深中通道直接與港珠澳大橋競爭,勢必兩敗俱傷,但後者投資更大因此損失更大。

政府間角力的背後夾雜了錯綜複雜的企業利益:中山大學鄭天祥教授認為香港財團可分為公路派(例如以經營收費公路為主業的胡應湘)、航運派(例如擁有南海高欄港、珠海九洲港、佛山三山港等碼頭的李嘉誠,和擁有南沙港的霍英東家族)和鐵路派。

公路橋必定推高汽車流量,加劇空氣污染,與政府發展低碳經濟以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背道而馳,所以鐵路橋設計本應是更符合城市規劃願景的抉擇。但鐵路是公營事業,私人財團難以分一杯羹,各地政府受制於財團利益,根本沒有重視鐵路方案,更從未諮詢市民。到了2008年,原先大張旗鼓催迫政府上馬,宣稱以BOT方式(即建造、營運、移交)投資,誇下海口不花一文公帑便完成工程的中港財團全部臨陣退縮,因為他們深知這是一盤深不見底的蝕本生意。結果三地政府騎虎難下,大橋全部由政府出資和擔保融資,等於市民大眾承受全盤風險,公眾利益淪為權貴角力的犧牲品。

尷尬真相 殘酷現實

到了今天,大橋已用去香港公帑近1200億元卻仍未見頂,急於收工的建制派議員縱容政府迴避車流量預測失準、監管承建商不力、水質污染趕絕白海豚、粵港自駕遊配額未解決、跨界車輛污染未規管、營運開支未能平衡等一系列懸而未決的問題。過去政府大吹大擂的經濟效益,官員今天已不願多談,因為翻開統計數字,便明白中港陸路貨運量近年持續下降,當年胡應湘任港口及航運局主席時鼓吹的10號貨櫃碼頭,特區政府已在2014年《施政報告》發表後表示不合乎經濟和成本效益,正式擱置。

港珠澳大橋為何而建和為誰而建,早已成為令權貴尷尬的真相。

香港人將來會被迫面對殘酷現實:大橋投資回本固然是不切實際的奢望,即使要大橋少虧損一點,便得笑面歡迎更多廢氣污染,催谷更多內地車自駕進城。這是特區政府和建制議員扭盡六壬送給市民的大禮,香港人該如何道謝,才能配得上這份世界級負資產的濃情厚意?

或許在大橋開幕日,港人應在橋頭豎立兩塊紀念碑:一塊「殉職碑」刻上6位因公犧牲的工友的名字(但願一個也不再多);另一塊刻上堅持工程上馬的官員和議員名字。究竟這是「功績碑」還是「瀆職碑」,留待後世評價。

作者是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林忌評論:香港的荒謬基建

自由亞洲電台   2016年2月1日

美國CNN近日報道,香港連續第5年成為全球最多遊客到訪的城市,比起第2位的倫敦,多了近1千萬人;這表面的「風光」,除了令收取租金的大地產商,以及那些擁有與中國大陸官方關係的商人,能賺得盤滿缽滿之外,卻令香港成為一個極度擠迫,難以生活的城市,亦因此令中港矛盾不斷加劇。

由中共所委任的「中國香港特區殖民政府」,這幾年不斷濫用香港的資源,去瘋狂建築聯繫中國大陸的基建,由廣深港高鐵到港珠澳大橋,由蓮塘口岸到機場第三條跑道,每一項目都不斷傳出嚴重超支,以及工程的安全問題,令中國大陸常見的豆腐渣工程,如今也變成了香港常見的現象;然而更離譜的,是這些工程根本不是香港人所需要的,而即使全部建成,香港根本無法負荷。

事實上即使上述工程全部未完成,香港市區已經完全超出了負荷,特別是只得三條過海隧道的港島區,每日來往香港與九龍的交通,絕大部份時間都面臨塞車之苦;當香港市民要求特區政府解決塞車問題,例如興建第四條過海隧道,特區政府一再表示沒有土地,以至海岸沿線都全面爆滿,因此無法興建隧道;既然對內的交通已經超出了負荷,甚至連香港的鐵路每一條線,也已經超出設計運作100%的上限,那麼香港還需要更多對外的交通網絡來做甚麼呢?這些每年都要近千億港元的基建,究竟為何要興建呢?只有兩個可能性,第一:沒有人用的大白象工程,形同「倒錢落海」;第二,有如其預測的人流與車流,令香港的交通更擠塞,最終又由甚麼來疏導呢?

香港政府之所以會被叫作「賣港政府」,原因就是當香港人就要改善區內的交通基建,政府多年來卻說「沒有空間」,已經不可能再作任何改善的安排;更訴諸於立法手段去強制,最近說要對「電子道路收費」作咨詢,打算趕絕所有香港的窮人;反過來卻不斷增加對外的交通,引入更多大陸的車輛,以及無止境的中國遊客增長,這時市民要求政府停工,或者就遊客數字封頂,政府卻一改平日對待港人的態度,180度「轉軚」說,要重視「發展」;事實上,特區政府在編造一個連自己都不相信的謊言:即來香港旅遊的大陸遊客,只會去到大嶼山等邊境地方就回頭,既不會來香港島,更不會去每日大量塞車的灣仔金紫荊廣場。

這種全面以大陸為先的做法,比起97年政權移交之前,以香港人為主的英治年代,實在差得太遠;香港人感受到的,就是97年之前的,才是真正的城市規劃,日常生活每一日都在改善;而97之後則只有大增官商勾結的地產項目,以及在半山的狹窄道路上,無止境地興建幾十層的高樓大廈,然後製造出大量的車輛需求;那些付出幾千萬以至過億港元買樓的業主,賣港政府卻假設這些人不會駕車,而是會和其他貧苦人家排半小時才能等到一班的巴。這說明了事實:香港官員已經全面大陸化,他們對市民日常生活的痛苦,是漠不關心。

2016年2月1日 星期一

林夕 - 李怡先生,你還是太年輕了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2月1日

政治就是觀感,一看見用拖把堵住大門那個畫面,即時慨嘆,立刻預計,這一着,失分了,一眾大人又有話說了,又抓到把柄了。有書唔讀、一代不如一代,又一次不絕於耳。

我猜到坊間大人的老生常談,估不到權貴大人在記者會上超越文明底線的含血噴人,這次衝到最前的學生,升格成為暴民。

對,學生玩這個遊戲,當然不夠見多識廣的成年人熟練,把世事世情都看通透的大人,既然一個個忙着發表心痛論,怎麼不露一手講一嘴,撥亂反正呢?你們只顧着心痛學生沒穿西裝打領帶,在大寒流排好隊等候對話,不夠decent,又有沒有為港大有這種德性的主席心痛?如果沒關心過沒判斷到李國章入主港大,其意義其預兆其實質影響有多嚴重,並不只是大學的事,你們好意思,翹起雙手,對年輕學生指指點點?

如果明知道香港有病,成年人不出頭,讓學生當砲灰,個個隔岸觀火,並在旁邊挑剔百個救火的青年救得過火,你們不覺得慚愧?

好,很好,就算那班是暴民,那晚是暴動好了,就因為他們天真幼稚衝動,心中那團火,燒壞了你們什麼衣食,打擾你們什麼春秋大夢,以至於視年輕人如仇敵?

事後有份出來放話的,尤其是權勢夠大的大人,怎麼都像嗜血的毒蚊,狂打毒針、又像逮住了白兔的禿鷹,往死裏咬?那位姓屈靠屈的作家,把學生全抓去坐牢,就是你要販賣的親子之道?行政會召集人對行會同僚的錯亂邏輯一言不發,只訓示學生要慎而謀,你那麼老謀深算,怎麼會掩飾不到那不屑輕佻的口吻?政務司司長,你冷漠倨傲地痛心之餘,能給關心社會的新一代什麼良心建議嗎?搞好青年工作,就是毫無底線地批判他們嗎?

這些大人加起來,令人痛心程度也不及一件李國章。李國章這次有違常識的講話,李怡先生在1月30日的《蘋論》裏說:「不值一駁」。不值一駁,即是人盡皆知其荒謬?未必,容我冒犯說一句:李怡先生,你還是太年輕了。以我所知,像「學生都被落毒,因為有公民黨在場」這種維園阿伯級數的講法,在成年人以至未曾年輕已經老去的大多數人當中,大有市場。前幾天便聽到一個比我年輕一點點的港大舊生說:「說得好,有賊入屋,警察當然要拉人。」似要感激沙皇這英雄幫他們吐一口怨氣。我當時像被人捅了一刀,拔不出來,也沒見血,眼睛卻紅紅的,比重溫沙皇的嘴臉還要難挨。因為,我相信,我見慣,那人是大多數的典型,李國章混帳但不寂寞,活該他囂張,抵香港有今日。

唐荊陵專文:不破樓蘭終不還--我們將在艱難之地繼續戰鬥

風傳媒   2016年1月31日

編者按:在被捕超過18個月後,中國大陸維權律師唐荊陵、異議人士袁新亭和王清營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三年六個月和二年六個月。唐荊陵妻子汪艷芳表示,他不再上訴。唐荊陵在不上訴聲明中強調,專制政體下的法庭不是實現正義與自由的場所,而他,只向上帝和人民上訴。

唐荊陵等三人都是主張推進中國民主化的《零八憲章》首批簽署人,近年也共同參與了多次維權活動,並在2014年5月被廣州公安以「尋釁滋事」罪拘捕,並被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我只向人民和上帝上訴

今天我以全然的輕蔑,平靜地迎接獨裁者的攻擊----就是這假法律名義所作出的判決。在法院堂皇的大樓裡,我們可以看到莊嚴華麗的陳設和裝飾,看到衣冠儼然的政府雇員,唯獨看不到法律,更看不到正義。

在二十多個月的監禁中,甚至更早在2011年我被秘密關押于番禺南大路廣州市民警培訓中心內和遭遇酷刑期間,我都仔細回顧和反省了自己的思想和行動----我所致力於推進的公民不合作運動,及今天我們被定罪的一切。我更加確信了它們對於增進人類尊嚴與自由的價值。獨裁者的這一紙判決,以及與之相伴的加諸我們和家人的痛苦和屈辱,如果其目的是迫使我們屈服或退縮,那就顯然已經失敗了。暴政試圖以它的兇殘嚇倒我們,結果只是暴露了自己的虛弱,更徒然加增我對獨裁專制的憎惡。我將一如既往地推動非暴力自我解放的進程,因為我的願望是要讓我的祖國獲得自由。

我們之無罪,正如對我們的關押、偵查、起訴、審判之有罪一樣清楚。熱愛自由的人們天然是法律和秩序的維護者,他們對那些即使看似無關乎自由的法律也保持同樣的敬畏,不會因遵行的不便而拒絕遵守,以免有損於那一體有效的捍衛正義和自由的法律。但是,當對政府權力及其行使的尊重和服從,意味著對人類尊嚴的貶損和對人權的侵害時,人們就沒有義務再合作和服從,這時參與其中就可能成為罪惡的幫兇。

有鑑於此,又鑒於這個所謂司法程式已經明顯淪為政治迫害的工具和犯罪的遮羞布,因此我對其採取了漠然置之的態度。在開庭期間,我拒絕回答和指控有關的問題,只是我在這麼做的時候,仍然盡力保持了對相關政府人員人格的尊重,以免將我對專制獨裁的怒火轉移到他們身上。

他們是否感受到我的善意,我不得而知,至於他們是否如我一樣,在這法庭上發現了正義和邪惡的鬥爭,就更加難為人知了。如果沒有對真理的追求,以及堅持良知的勇氣,一個人很難明白這一點,非暴力的微妙之處正在於此。希望我以囚徒身份所做的這一切,能夠顯示自由選擇的可能性,並引起捲入其中的政府人員的思考。

當不義寫進法律,抵抗就成為義務

不管怎樣,總會有人堅信:就當局那些指控而言,我是有罪的。甚至無論多少雄辯都不足以改變他們的看法,何況雄辯並非我的強項。如果說持有這種看法的人全都是出於立場和利益,也是不確切的。我相信一定有人是真誠地出自他的理性和邏輯確信這一點。無論是哪一種情況,我對他們的回答是:如果你要說這是犯罪,那我將很樂意繼續犯罪,正如一句法諺所言,「當不義寫進了法律,抵抗就成為了義務」。

《聖經》中有話說: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今天我們被定罪,被投入監獄,與家人分離,遭受污辱和苦難,我還遠不能令人信服地證明,這些逼迫何以成為我的福分,但上帝在我們身上的旨意,總有難明之處。我常常禱告,請他加給我力量,以堅守到那揭曉的一刻。我敢說,2011年在秘密監獄裡,以及如今在看守所,我所度過的幾乎每一個日子,都是坦然而充實的。我從未失去自己的方向。

不少熱心的朋友,一直鼓勵我,並建議我如果被判有罪,應上訴,以顯示不屈的決心,避免給公眾留下認罪服判的錯誤印象,這當然是十分寶貴的意見。只是我從初次得以會見律師以來,就早已反復考慮並做出決定,即無論案件的結果如何,我都將不向中共暴政下的法院上訴。就案件而言,需要尋求的是正義;就我的個人使命而言,乃是尋求自由。

法庭不是實現正義與自由的場所,而是戰鬥的起點

許多人都會同意我的看法,在本案的上訴法院,乃至中共轄下任何其它一間法院,都不會是實現正義和自由的場所。在開庭期間,我已論述了這個觀點,這就好像一個人不能在暗室裡丟了針,卻跑到室外就著路燈去尋找一樣。另外,法庭也不是為自由而戰鬥的中心,更不是決定性的場所,即使是在以法院為國之重器的英美法系諸國也不例外。近現代以來,不同國家的許多律師成長為偉大的自由戰士,是因為他們在法庭內經歷了難以想像的黑暗,而奮然投身于爭取民主、捍衛人權的事業,法庭只是他們戰鬥的起點。

在中國,法的統治之建設尚未開步,也缺乏如此傳統,法律技術論的觀點就很容易成為誤導公眾的工具。持這種觀點的人試圖讓人們相信,憑藉單純法律技術性和職業性的努力,可以完全在中共當局所設定的框架內實現保衛人權的目標,而無視這個框架本身與人權價值普遍和深刻的對立。這就好像身陷網羅而不自知一般。

經過這一番說明,或許多少可以消除一些朋友們的擔憂,希望也有助於他們理解我不上訴的決定。而我則把這篇簡短的陳詞,理解為向人民、向上帝的上訴。

此外,還有必要再談談我對中共法律及司法的總體印象。自從九八年我開始從事法律職業以來,直到如今,司法實務雖已發生了很多改變,法律體系也日益龐雜,某些方面的確有所改善,但仍遠不足以改變我對這個領域的一些基本看法,即它們既沒有提供基本的人權保護,也沒有提供這種保護的可靠承諾。中共憲法中的確出現了一些人權條款,但是如果我們整體性地觀察和理解這部憲法,就會發現,那只不過是一些粉飾而已。

在專制中恢復自由人格,唯勇氣耳

事實上,我一直對以憲法來稱呼這個檔,有一種不舒服的感覺,而我也從不傾向于從中去尋找中國民主和人權進步事業的合法性淵源。在國民政府時期,我們的先輩經過浴血奮戰,成為聯合國的創始成員國之一,並參與創立了一系列充滿人類崇高情操和理想的憲章,只是隨即因大陸在內戰中淪陷於共產主義,它們在中國大地落地生根的進程,才告中止。

九八年夏天,我取得了律師職業資格證書,有一天我特意到汕頭市龍湖區法院旁聽案件,以熟悉我即將從事的職業。當時法庭正在審理一宗強姦案,且快要接近尾聲了。年輕的被告突然以一種幾乎要哭出來的腔調說到他受到了員警的嚴刑拷打,連一隻睾丸都被踢碎了。他還絕望地問:我還沒有結婚,以後該怎麼辦?法官趕緊驚慌地制止他繼續說下去。這一幕,正是中共司法的真正面目,直到如今,並無改變。我相信上帝並不是毫無用意地讓我看到這個場景,他讓我甫一進入法律職業,就不至於用一種虛假的幻象欺騙自己和誤導他人,以為法律和法治已經進入了中共統治的經脈。

十年後,上海閘北公安局內,楊佳以他的奮力一擊,算是對這個青年的絕望一問給出了一種答案:吾與汝偕亡的千年迴響。楊佳並非我所尊崇的英雄,但即使到如今,我也沒有發覺,自己有任何可以俯視他的道德優勢。如果一個人沒有真正體驗過他們的屈辱,沒有迸發過勝過楊佳的血氣之勇的勇氣,恐怕很難對這個問題有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在一個以坐穩了奴隸而自得的國度,要從專制造成的普遍怯懦中恢復健全的自由人格,勇氣正是最對症的良藥之一。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專制不除,國運不昌。在人民主權被背棄六十多年後,越來越多的中國普通男女,經過他們自身艱難的歷程,逐步凝聚起堅定的信念,人民必須收回自己的政權。黨派專制和個人獨裁,已經嚴重腐蝕了我們民族的精神,恐懼和欺騙支配下的人們,在懷疑和諂媚的浸染下,變得萎靡和腐朽,人們如同末日瘋狂般的攫取個人利益,然後挖空心思逃離被野蠻采奪弄得千瘡百孔的礦堆。在歷史轉折即將來臨的關鍵時刻,中共獨裁當局幾年來,連續抓捕和重判進步人士,掃蕩各類權益類公益NGO,2015年7月更一舉秘密關押二十多位進步律師和維權人士,表明了其悍然對抗的決心。

儘管看起來雙方力量對比如此懸殊,我希望一切嚮往自由的人們,尤其是尚未踏足監獄這一自由戰場的人們,不要在這一波攻擊面前喪膽。中國古有遺訓: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中共當局內的這一小群竊據國權的獨裁專制勢力,可謂正應了這句古訓。他們不仁民而愛物,卻執敲撲而鞭笞天下,可謂亂;奉西方共產主義之異端恐怖學說,包舉宇內以自養,可謂邪;以一黨一派一人之意志,踐旨於兆民之上,至本末顛倒,上下淩替,可謂逆。以此三亡而不斷進擊,只是自速其禍而已。我想起斯巴達王裡奧尼達和他的三百勇士,在溫泉關前迎擊波斯王薛西斯的五十萬大軍,戰況如此慘烈,即使戰至最後一人,他們仍然送出了平安的捷報。我們也要在這艱難之地繼續戰鬥,直至自由的佳音傳遍!

唐荊陵
2016年1月29日

2016年1月31日 星期日

安徒 - 戀殖意識的二重奏

星期日生活   2016131

【明報專訊】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新任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的王振民日前在《紫荊》雜誌發表文章,談論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一口氣列舉了四大要點,包括「資本主義與追求福利社會」的矛盾、「內地與香港」的矛盾、「保守與激進」的衝突、「全面落實基本法」的問題。

雖然文章在香港沒有引起多少討論,但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卻在其報章專欄,連續四篇文章對王振民的觀點提出針鋒相對的反駁,令人眼前一亮。

針對王振民所謂「民主普選的本質就是要對財富進行再次分配」,「不能把香港變成福利社會主義,更不能變成『共產主義』」的主張,曾鈺成提醒王振民「香港政府對財富進行二次分配的輕微程度,令美國傳統基金會把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在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中,香港的貧富懸殊程度仍高踞榜首」。

針對王振民香港「無論在過去、現在和未來均不可能獨立於自己的祖國去發展」,曾鈺成則直指,香港「在回歸前,特別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前,香港實際上是『獨立於』中國其他地方」。也就是說,「香港從不曾獨立於中國發展」只是一種自我陶醉的謊言。

王振民謂「個別人士一直沒有真心實意把自己當成中國的一部分」,曾鈺成則以李波事件為例,直指「內地對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的理解,跟大部分港人的價值觀念有很大落差」。

就內容而言,曾主席上述這些論點都是老生常談,沒有特別令人驚喜的新意,然而出自香港親中建制最大黨民建聯的創黨元老,兼今日立法會的主席之口,又的確令人耳目一新。

京官與開明「土共」的落差

王振民剛剛接任中聯辦高職,文章官腔滿紙自不稀奇。然而曾主席卻十分認真,條分縷析,直斥其非。似乎想要給這位尚算年輕的南下幹部搞清楚一下,香港與北京認識之間的落差究竟有多大。這種落差不單只存在於反對派和中共當權者之間,也一樣存在於京官和「土共」開明人士之間。

不過,最令人訝異的是,曾鈺成竟然直指王振民「戀殖」。王振民在文章中抱怨「香港變得愈來愈不像香港」的原話是這樣的:

「香港回歸前沿襲了英國的政治保守主義,法治健全,文明理性,講規則,講規矩,講程序,不激進,少暴力,居民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穩定。香港給人的印象很紳士,很傳統,很保守,很文明。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年來,這種保守主義政治哲學、漸進改良的政治取態被不斷拋棄。」

曾鈺成不單說他對王振民的這番表述感到「出人意表」,他更說「很難猜到這些滲透着戀殖意識的話,是出自一位中國的法律學者、『一國兩制』研究專家。」細心的讀者很容易讀出曾鈺成筆下的確流露出心中一股不平之氣。

共產黨 為恐共意識加油

事實上,一直以來,北京對港統戰以籠絡資產階級為主,王振民定義民主普選為邁向福利國家,甚至招來共產主義,危害資產階級利益的推論,在馬列毛的理論中均無所據。歸根結柢,這種為了封殺民主普選而打造出來的階級復仇恐懼症,其實只是香港殖民買辦資產階級為了維護自身階級特權而向北京撒嬌的回音。

北京在過去要消減這種「恐共意識」,不斷扮演資產階級的「恩主」(patron),以維護這些人的特權來換取他們的忠誠,這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不過,當年真誠相信共產主義理想的曾鈺成也未必能預想得到,今天京官來港反而是要提醒香港不要忘記「恐共意識」,意謂千萬不要讓人們透過民主普選去實現共產主義。

共產黨人為恐共意識打氣加油——這就是香港式的荒謬。

過去,中共一方面為了統戰資產階級而實行反對民主普選的政策,但另一方面還是要借用起家於工人運動的土共去撐起階級聯盟的假象。一頂愛國大過天的帽子就把階級矛盾抹消得一乾二淨。然而,如何才是愛國?除了緊跟中共之外,香港的土共社群就只有以過去他們在殖民地下的鬥爭乃正義事業而自我安慰。

可是,今日這位新晉京官竟然說:「香港變得愈來愈不像香港」的原因,是失去了英國政治保守主義的傳統。他說,「如果懷念英國的統治,為什麼不繼承英國主流的保守主義政治哲學,不認真學習繼承英國的政治文化傳統?」

換句話說,今日共產黨不僅要來香港動員「恐共意識」,還要向英國殖民主義、政治保守主義的祖墳進香供奉,樹幡招魂。對於曾鈺成這輩老反殖、老愛國,當年也曾激進地受中共感召,因「打倒白皮豬」而坐過牢、流過血的「左派群眾」來說,又是情何以堪?

京官談「繼承英國政治文化傳統」

今日香港的街頭上,屢見青年們揮舞英屬香港旗幟,而中聯辦內,卻有京官大講要「繼承英國主流的保守主義政治哲學,認真學習繼承英國的政治文化傳統」。這種雙重而又平行並置的「戀殖情結」,想任何後殖民理論專家都無法解釋。難怪曾鈺成都說「難以想像,難以猜到」。

不過,如果讀者沒有參閱王振民刊在《紫荊》的原文,也未能真的想像這位年輕京官,為了強化這種英國政治保守主義乃優良傳統的論據,可以去得幾盡。曾鈺成文章也未有詳加討論的一段,王振民是這樣寫的:

「為什麼中國五千年歷史中發生了6,000多次戰爭?就是因為中國人不喜歡保守,中國政治文化、政治哲學歷來缺乏保守主義傳統,凡事容易衝動,走極端。……相反,香港這麼一箇中國唯一有濃厚法治主義和保守主義傳統的地方卻反其道而行之,不斷放棄自己付出巨大代價、來之不易的保守主義政治傳統,重拾偏激的政治習慣,實在令人痛心。」

中國過去一百年,有什麼衝動和極端得像連綿不絕的革命和戰爭,當中最極端和激進的無疑是共產黨人奉為圭皋的馬列毛共產主義思想。

可是,在憲法還寫着堅持馬列毛思想的同時,王振民卻一腦子把極端、激進主義的罪孽,都算到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頭上,並論定中國人不喜歡保守,缺乏保守主義傳統。

如果說王振民錯讀了五四運動、中西文化論戰的歷史,更沒有讀過唐君毅、牟宗三新儒學的中國文化保守主義,那可能還是未有充足證據,但他深情地愛慕這城市的殖民地遺產,那份「來之不易的保守主義傳統」的感情,卻是躍然紙上。

王振民的這份戀殖情懷,讓他有重新審視五千年中國歷史的宏大視野,也讓他發現香港這彈丸之地,原來真的蘊藏着拯救中國無可救藥的激進型文化病的秘密藥方。王振民教授的這番說話,逕直就印證了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Joan Robinson)的名句:「比被殖民更壞的事就是沒有被殖民」(the only thing that was worse than being colonized was not being colonized

只是這份被王教授譽之為「得來不易」的代價,正是一場輸得慘烈的鴉片戰爭。他似乎要為這場戰爭的勝利者和得益者高聲慶賀。

「衝動走極端」的大陸人?

不過有趣的仍是,由2008京奧前後北京大肆宣揚「和平崛起」的時候開始,官方就不斷反覆宣傳中國的文化特徵是「追求和諧」。京奧開幕式那個巨型的「和」字,不少香港人還是歷歷在目,印象深刻。但王振民三言兩語,就把這迷思拆解掉。

「中國五千年內發生了六千次戰爭……中國政治文化、政治哲學歷來缺乏保守主義傳統,凡事容易衝動,走極端。」——這是中聯辦王振民說的。這是否符合歷史和思想史事實是另一回事,但這種描述又的確符合今日香港街頭巷尾可感覺得的「厭中」以至「反中」情緒所想像的中國及中國文化。香港人能否貫徹所謂的英式保守主義是另一回事,但「中國人」(大陸人)不文明、欠禮貌、愛撒野、蠻不講理……這種種刻板印象,恰好和王振民教授所說的「容易衝動、走極端」若合符節。

當王教授說:「香港回歸前……法治健全,文明理性,講規則,講規矩,講程序,不激進,少暴力,居民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穩定。香港給人的印象很紳士,很傳統,很保守,很文明。」怕且是因為教授要來香港,所以想恭維香港人。但如果不告訴你誰是作者,大抵不少人會猜這幾句是剪裁自那幾本街知巷聞的城邦之論,或者本土主義、香港民族論者的手筆。

這些作者們和王教授所見略同,這並不奇怪,但他們都認為,香港人目前所憂慮的,正是這種理想化的香港人自我形象,被來自另一種「容易衝動、走極端」的文明所消滅、吞噬。而王振民在這裏強化的文化二元對立,恰好在為這種文明衝突想像添柴加火,後果卻非王振民所期待的有利建制的政治保守主義。

「激進」為保守核心價值

因為活在香港的一般人都會體會到,眼前的所謂「激進」,目的正是為了「保守」,只是所保守的並不是永恒不變的殖民秩序、資本霸權的秩序,而是王教授的香港文化想像中刻意要排除的,那些屬於這個城市的核心價值。真正的民主普選,恰好就是實現這套價值信念的不二途徑。

文 安徒
編輯 洪慧冰

姚松炎 - 從灰色到綠色凱恩斯經濟政策

星期日生活   2016131

【明報專訊】全球經濟步入增長停滯的可能性愈來愈高,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更加預測全球可能出現經濟衰退[1]2015年的國際貿易增幅只達2%,升幅之低與過去50年的五次衰退(19751982-8320012009年)情况相似。事實上,即使各國濫發銀根多年,仍然無法提振經濟;美國經濟剛剛復蘇,有氣無力,歐盟經濟陷入長期低增長,中國的經濟數據更已淪為國際笑話,俄羅斯、巴西、台灣等經濟體已經連續幾季負增長,澳門的GDP更出現罕見的25%跌幅。

情况令人聯想起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當時亦催生了凱恩斯經濟理論。所謂的凱恩斯經濟學派,泛指政府透過加大投資,刺激經濟,包括透過借貸來發展基建,直接加大經濟增長。國內一般稱為鐵公基,亦是近年產能過剩及「鬼城」(即樓宇落成後賣不出)出現的主因。雖然近年已經有多份研究[2]證明凱恩斯經濟政策會導致經濟效益受損,但當經濟走下坡,失業率上升,政府為了政治上的穩定和政商界的自身利益,一般會「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香港政府其實是凱恩斯學派的忠實追隨者,發展基建已經成為香港政府的最重要施政方針之一,亦是政府開支之中最高比例的項目之一[3],這背後當然與賣地旋轉門的利益輸送有關,但政府口頭上仍以社會效益作為藉口,包括過去的十大工程和現時的5000億元大白象工程,政府一直以提高就業率作為興建這些基建工程的辯解。

近期的5000億元基建包括機場三跑、高鐵,港珠澳大橋、蓮塘口岸等幾項工程。即使香港面臨勞工不足的情况,不斷輸入外勞,但有團體叫停高鐵,答案竟然係停建高鐵會引致七千勞工失業。

然而,隨着全球暖化逼在眉睫,惡劣天氣殺到埋身,凱恩斯式的大興土木,毁山滅林已經不合宜,把灰色石屎鋪天蓋地,只為增加經濟產值,帶動就業,早已為人唾棄。這種灰色凱恩斯經濟政策盲目浪費資源,飲鴆止渴,把人類推向滅亡,早應禁止。

但正如上文提到,當前經濟步入衰退,一旦失業大軍湧現,救經濟刻不容緩,急如星火,政府為免倒台,加上自己利益,一定兵行險着,大灑金錢。既然改不了政府的劣根性,唯有把灰色凱恩斯改為綠色凱恩斯,刺激經濟的同時,可以救救地球,雖然有損效益,尚算兩害取其輕。

建議一:用百億改用太陽能

譬如只需要動用100億港元為香港的發電裝置由化石能源改為太陽能(US$0.25/KWh),便可以為香港每年消耗的430億度電力的一成(約59億度[4])轉為零碳,即減少263萬公噸碳排放,拯救地球。另根據美際開發銀行2014年報告[5],改用再生能源的社會效益高達US$0.285/KWh。換言之,若果數據在香港適用,把香港的發電裝置全部改為太陽能發電,總社會效益每年可達131億港元,長遠有利香港改善市民生活,單單減少因污染造成的疾病和死亡一項,已是功德無量。

報告中所指的社會效益包括經濟效益提升和社會成本下降。經濟效益包括就業增加和減少電費。社會成本下降則指紓緩全球暖化,控制空氣污染,及保障能源自給的安全。

香港的研究亦有差不多幅度的社會效益,根據WWF2015[5]估算,每年發電引致的碳排放的社會成本高達64億港元(US$35/T),而發電所需的天然氣成本在2015年為178億元,但將會急升至2035年的604億元。換言之,若改用再生能源,為香港節省的直接生產成本和間接社會成本均非常巨大,在2035年時達到671億港元,遠高於投資於交通基建的社會效益價值。

建議二:用4000億回購荒廢農地

此外,綠色凱恩斯政策亦可動用大約4000億港元全面收回新界3800公頃荒廢農地(根據現時政府出價每方呎1100元賠償新界農地計算),可以即時復耕,為香港的蔬菜自給率提升30%,市民除了享用新鮮食用蔬菜外,對減少農藥、化肥等污染,以致減少運輸碳里程都有莫大裨益,健康無價,飲食為先。

或者可以動用1200億元收回1200公頃新界棕土,發展公屋,改善環境,糾正規劃失誤,一舉三得。若以一半土地面積作為興建公屋計算,地積比率5倍,則已可發展60萬間房屋,解決政府的所謂土地不足問題。况且,棕土本來就不容於新界,地契列明農業用途,只不過政府敗了官司,不能執行權益而已。如今既需土地,何不順便糾正政府的規劃失誤,以免夜長夢多,污染泥足深陷。

建議三:用1200億回購棕土建屋

上月全球首長在巴黎COP21會議簽訂的減碳協議,中國和香港本來就需要為未來的減碳減廢作出長遠有效的措施,今年政府亦要向聯合國提交生物多樣性國際公約報告,香港政府本來就需要為可持續發展和改善環境作出努力。然而,灰色凱恩斯經濟政策不斷填海推土,毁山滅林,只會把香港的碳排放愈排愈多,把香港的居住環境愈變愈差,生物多樣性愈來愈少。這種舊式發展方程已經窮途末路,不值留戀。

叫停灰色凱恩斯經濟政策,既可避免無謂的資源浪費,更可阻止全球暖化進一步惡化,和香港宜居度日走下坡。相反,綠色凱恩斯經濟政策,仍可滿足政商界的政府干預大有為迷思外,更可改善城市污染問題,避免穹頂之下無青天,湖海之內無淨魚,朝着可持續社區的方向,邁向循環城市,落實四零方案(零耗糧、零耗水、零耗能、零排廢)的自給生活,為未來理想城市踏出堅實的一步。

註:
[1] Reuters (2015) OECD warns of global trade slowdown, trims growth outlook againMarkets, Nov. 9.
[2] Mitchell, D.J. (2005)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Economic Growth,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3] 2013/14年度的政府工程支出達883億港元,佔政府全年總開支3,157億港元的28%
[4] WWF (2015) 香港2050能源願景,碳排放和用電的共治良方,世界自然基金
[5] Vergara, W., Isbell, P., Rios, A.R., Gomez, J.R., Alves, L. (2014) Societal benefits from renewable energy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Technical Note No. IDB-TN-623,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文/姚松炎(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所長)
美術/郭家樂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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