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日 星期三

安娜 - 異議聶隱娘

紙上聲色   2015年9月2日

在電影裏一切都是相關的;比起其他藝術形式,電影應該更着重整體的脈絡(context)。這當然與電影的本質相關。攝影、繪畫、劇場、文學等藝術形式都是構成電影的一部分;我們要謹記電影不是任何一個藝術形式的代替品,電影是一個跟它們既相同又相異的獨立藝術形式。故此,若我們要公允而周詳地討論,就不能單獨抽取戲中一個元素去讚美或貶抑整部戲——例如說攝影很美、剪接很凌厲、演技很自然……所以這是好電影。就拿演技來說,只要想想就會發現電影裏沒有「純粹的」演技。光是剪接方法與攝影機的鏡位就可決定性地改變我們對某個表演的觀感,更不要說將一個表演放在90分鐘的電影的脈絡裏會產生什麼新的含意。

因此我不能同意部分對《刺客聶隱娘》的溢美之辭。在畫面上,任它的攝影再巧琢明暗,任它的服飾再寸寸錦繡,任它的場景再吞吐天地,也不足以獨力將電影提升至某個頂峰。就拿眾口交譽的那場神農架的戲份來說。電影末段,聶隱娘未能刺殺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於是來向道姑師傅請罪。一身淨白的師傅立於危崖前猶如待飛的鶴,鏡頭緩緩向右橫搖,見聶隱娘自草叢小徑上來,然後離遠跪在師傅身後。霧氣自左側飄送,前後遠近隨風,師徒一人一句的簡單對話後,雲霧驟然急速凝聚,愈吹愈濃,最後白茫茫一片的完全佔據了畫面。

純粹暗示

當然這不啻是一個教人驚嘆的自然奇觀,但沒有一些人講得那麼神奇。我們可以先問一問,究竟這場霧跟這場戲、這兩個人以至整部電影有什麼關聯——如果我們相信電影的意義是從戲中元素之間的關聯去點滴累積的話。我的感覺是,霧歸霧,戲歸戲,兩者沒什麼關聯;聯繫這霧與電影的,不過是一種微弱而模糊的古風(或稱中國畫意、唐代風韻,隨你喜歡)吧。我甚至不明師傅為何要約聶隱娘走上雲霧裊裊的山崖,難道這是唐人會面的方式?

我不是存心「駁故」,我如此反問,只因電影沒有其他方面(如情節或人物情感)能令我投入到一個地步,足以放下這些情理上的疑問。再講,電影標榜寫實,但有些地方卻完全經不起現實邏輯的推敲(當然我不是指空空兒弄妖法的部分)。翻看《印刻文學生活誌》的「聶隱娘專號」,載有電影劇本,這場山崖訣別戲原本是放在道觀的——這就合理得多了。可以猜想,侯孝賢將這場戲搬上神農架,不過是想把那些懾人的霧納入畫面而已。

《刺客聶隱娘》是一部充滿暗示的電影。不同的評者在不同的暗示裏讀出主題,有的就「一個人,沒有同類」的孤獨自嘆發揮,有的發掘聶隱娘追求自主自由的深意。但我覺得戲中的暗示到最後依然是暗示,沒有一個暗示發展成較圓滿、具層次的主題。從現在的內容,我不能實在地感受到她有多孤獨;在舒淇堅拒流露感情的演繹下,你當然可以說她過分的木訥掩藏了糾結難平的內心,但這要創作者確切地在畫面上體現出來才算數,不能靠我們為暗示自行填色。「青鸞舞鏡」的題旨在戲中出現了兩次,但除了字面上的喻意外,演員的表演與導演的布置等也沒有在這一層喻意添上什麼,往後的部分也不見到這喻意有什麼具體的發展。

李怡 - 「抗戰勝利暨反法西斯70周年」釋義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2日

北京明天將舉行「抗戰勝利暨反法西斯戰爭70周年」大閱兵。大閱兵的政治含義已有不少評論剖析,本文只就有關的名目作釋義。

先說抗戰,昨天習近平會見連戰時說:「抗戰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民團結奮戰的結果。」他完全無視抗戰時台灣早已是日本殖民地、許多台灣人當了日本兵這個事實。抗日戰爭,不是單純的中國和日本對抗。中國宣稱領導抗戰的有國共兩黨。兩黨雖表面合作抗日,暗地裏仍然在爭奪地盤、爭奪話語權。除國共外,還有與日軍合作宣稱「曲線救國」的汪政權。大陸之外有台灣和港澳。皇民化之下,台灣人的反日力量極薄弱。香港的保衞戰和重光,也與大陸有不同的抗日史。

中國抗戰沒有勝利

再說勝利。英國作家歐威爾的名言:「誰控制過去,就能控制未來;而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歷史顛顛倒倒,完全由掌權者詮釋。中共建政後大陸的記敍和論述,一直指抗戰是中共領導的敵後游擊戰的勝利,而國民黨就強調是蔣介石領導的國軍正面作戰的勝利。其實中國沒有勝利,台灣史學家廖彥博據第一手研究資料寫成的書《決勝看八年》,指國軍的正面作戰勝少敗多,即使勝利前夕,說國命堪危也不為過。事實上是盟軍參戰特別是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的勝利。

中共貫徹毛澤東的消極抗戰、積極擴張策略,經八年抗戰而大大膨脹了軍力與地盤。中共建政後,毛澤東甚至向日本訪客當面感謝「日本侵華」。直至2005年,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大陸,大陸才出版了《國殤—國民黨正面戰場抗戰紀實》一書,描寫了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8年10月武漢會戰期間, 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進行的大規模抗日作戰。這本書是中共建政後,第一本全面反映蔣介石政府抗戰的專著。

但還原歷史真貌的著述只在大陸曇花一現,《國殤》作者張洪濤原定繼續寫抗戰相持階段的第二部《浴血》和抗戰反攻階段的第三部《曙光》,已過十年都未見出版。前天中共「宣傳家網」發表《中國為什麼能夠打敗日本軍國主義?》一文,再為抗戰定調,強調「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而完全沒有提國民黨軍隊與日軍的二十多場正面交鋒及三百多萬官兵的浴血犧牲。中共的抗戰史觀,又從胡錦濤時代改變過來,為了配合習近平主政要恢復毛時代的專權強勢。中共字典裏沒有歷史,只有政治。

抗戰沒有「全民團結奮戰」,而是在中國政治力量四分五裂尤其是國共勾心鬥角之下,頂多是以時間和空間贏得與日軍的相持狀態,最後是日本在中國腹地被拖住幾乎所有陸軍,而太平洋與美國交鋒的海軍又失利的情勢下,被兩顆原子彈震懾而投降。

抗戰不是民族鬥爭

三說法西斯。壯大了的中共勢力,在抗戰一結束,就開始了內戰。當時針對國民黨的貪污腐敗,中共以民主為號召,喚起一波一波的學生運動,面對鎮壓,學生高唱的歌曲是《團結就是力量》,其中一句是「朝着法西斯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國民黨反了日本法西斯之後,中共號召的是反國民黨法西斯。而台灣的二二八事變之後,台灣人又反國民黨的法西斯白色恐怖。

四說70週年。戰後的歷史發展,國民黨轉型,台灣實現民主,日本也成為民主國家。也許我們可以探討一下,何謂法西斯了。

法西斯主義(Fascism)源自二戰前的意大利和德國,是一種極致國家民族主義,「韋氏大詞典」(Merriam-Webster)定義法西斯主義為「一種政治哲學、運動或政權,將國家和種族的地位置於個人之上,並主張一個中央集權化的專制政府,由獨裁領導者所率領,嚴格的經濟和社會組織化,並強力鎮壓反對勢力」。《大英百科》對法西斯主義一詞的定義是:「個人的地位被壓制於集體—例如某個國家、民族、種族或社會階級之下的社會組織。」

反法西斯戰爭70週年以來,現在哪一個政權是將國家地位置於人民的個人權利之上、主張實行中央集權的專制政府,並強力鎮壓反對勢力?

法西斯政權就是國家主義的專制政權,就是壓制人民個人權利的政權,也是扭曲歷史、掩蓋真相的政權。反法西斯的真義,不在於民族間的鬥爭,而在於文明與野蠻的鬥爭。這樣的鬥爭仍然持續,在香港,在世界。(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9月1日 星期二

李柱銘 - 又要等埋大律師?

明報   201591

去年十月,公民黨成員曾健超參與佔領行動期間,被七名警員抬離至添馬公園一暗角毆打,過程更被傳媒拍下,在電視上重複播放,但律政司至今卻仍未決定是否提出起訴。律政司長袁國強周前解釋,指要等到獨立英國御用大律師所作的公正、公平建議後,才會決定下一步行動。

上月,曾健超入稟申請司法覆核許可,要求警務處長公開涉案七名警員的身份。縱然早有報章將有關資料曝光,不過警方仍拒絕,並聲稱該錄影片段在遠處拍攝,環境非常暗,並不清晰,「我們只見到黑色人影在做一些事,但不知他們是誰」。而法庭最終決定批出司法覆核許可。

其實,早在事發翌日,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敏強已表示,投訴警察課已確認七名當晚處理及拘捕示威者的警員,並將他們停職。換言之,律政司若提出起訴,控方是有充分證據證明,當時參與毆打示威者的七名警員身分。雖則控方主要證人受害者曾健超,被毆打期間曾倒地,故可能無法清楚辨認出有份毆打他的警員,不過,按照普通法下「共同計劃」(Joint Enterprise)的原則,七名警員如一同干犯刑事罪行,即使各人所擔當的角色不同,但他們如按照共同的犯罪計劃或協議行事,則各人均屬有罪。共同犯罪的協議毋須正式,亦可以在一時衝動之下達成,而法庭可從各人的行為而推定是否存在協議。刑事罪行的共同罪責的重點,在於每一被告人均有共同的犯罪意圖,並藉其所擔當的角色(不論角色多大或多小)達到犯罪的目標。

由此觀之,袁司長究竟還要等什麼呢?

李慧玲 - 梁智鴻

明報   201591

港大遴選副校長風波,我無法理解梁智鴻。

請看一看港大校委會主席梁智鴻的個人檔案,金光閃閃,耀眼得叫人馬上要戴上太陽眼鏡。他是泌尿外科名醫,在業界鼎鼎大名,贏得「金刀梁」美譽。他做過醫學會會長,回歸前在醫學界功能組別成功出線擔任立法局議員。在香港人經歷沙士肆虐的時候,他是醫管局主席。全香港芸芸醫生,能夠盡攬業界三個重頭位置,至今就只有他一個人。

這樣亮麗的成績表還不足夠?回歸之後,梁智鴻還一度獲委加入最高權力架構的行政會議。

2010年,曾蔭權將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章,親手別在梁智鴻襟上。

無論專業和政治生命,梁智鴻都到達高峰。家財雖然不及李嘉誠,但綽綽有餘。今年,他76歲。人生走到這一步,應該心滿意足……

這樣的人,我不明白,為什麼在港大校委會遴選副校長問題上,不可以企得硬一點?

當初壓力來臨,如果梁智鴻在校委會可以企硬一點,堅持按既有機制辦事,堅持如期通過副校長任命,事情根本不會來到這一步。他心知肚明發生什麼事。以他作為校委會主席,他原本可以做得比現在更多……

與港大校友談起這個問題,有人贊成我,但有人也比較體諒梁智鴻:壓力如暴風雨一下子落下來,很難完全置諸不理。或者。但我會期望,這一代人,在香港成長,受惠於香港自由空氣,事業發展,衣食無憂,當香港核心價值受到衝擊,腰骨為什麼不可以挺一點?

2015年8月31日 星期一

莫哲暐 - 這個崩壞而虛偽的時代——駁彭泓基、樂鞏南及宋恩榮

2015831

【明報專訊】港共政權干預香港大學自主一事,擾攘多日。其間,有港大校友激烈筆戰,刀光劍影。本人非港大舊生,本無意介入,但讀到彭泓基及樂鞏南的文章,及聽到宋恩榮之言論,實在忍無可忍,決定加入戰團。

早前有教會團體舉辦電影會,播放《總主教之血》,電影主角為薩爾瓦多前總主教羅梅洛。羅總主教政治取態保守,少與獨裁軍政府對抗。後因友人Grande神父被刺殺,看清了政權暴虐之本質,故挺身而出,保衛人權,與軍政府對着幹。本人分享時指出,當時拉丁美洲的左右之爭非常激烈,右翼軍政府上台,必鎮壓左翼。而左翼中人也不甘示弱,組織游擊隊反抗,暗殺、綁架等慘案時有發生。而左翼由於有反教會傾向,教會中人多默許右翼政權的獨裁統治。政治從來不是非黑即白,尤其在拉丁美洲,左右兩翼均使用「顯性」暴力。不少人因而會得出以下結論:兩邊皆暴力,因此兩邊皆有錯,最緊要就是多多溝通。但這是虛偽或無知的。表面上雙方類同,但我們要懂得認清表面底下的結構問題與制度不公。當制度明顯偏袒一方時,你扮扮「中立」,就是助紂為虐。總主教就是看清了現實。其雖然譴責某些神父參與游擊隊,卻拒絕淪為「偽中立」、「偽理性」者,而是指摘軍政府維持不公制度、殺戮人民。政府威脅教會、破壞教堂,總主教仍拒絕低頭,最終蒙難。

香港相比於薩國,可謂和平得多,但權貴中產之虛偽,卻不遑多讓。當天衝進會議室之港大學生,與左翼游擊隊簡直是象蟻之比,然而權貴及法利塞人卻同樣選擇無視政權之魔爪,「小罵大幫忙」,而鋪天蓋地譴責學生。

回歸文本,待我等看看三位之論述。先談彭泓基。彭氏文章雖則語調溫和,但不減當中之虛妄。彭氏早前撰〈與程翔兄論「正義」 攜手一起「救救港大」!〉(《明報》,818日)一文,引用Amartya Sen,謂我等應該「容許多種不同的『正義』緣由存在」,不應「只能看到一種『公義』」,藉此批評學生唯我獨尊。程翔先生對此已有反駁。然彭氏不罷休,再撰〈與程翔兄再論「正義」——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明報,825日)反駁之,謂:「若正義的定義與是非尚未分清,就妄然定出不義,是否有值得商榷之處?對於真正的不義,例如日本侵華,屠殺千萬中國人,那是沒有任何異議的不義,我們皆應致力堅持抗爭!」另又指出:「每個人所感受到的『隱性暴力』都會不同,但有形的『暴力』則是顯而易見的……若當時學生因『隱性暴力』而義憤填膺,為什麼別人感受不到?」其後又表示:「但一切行為,都應有是非對錯的準則」,因此要譴責學生。以上論述,簡直狗屁不通。

隱性暴力制度不公是問題根源

彭的「道理」不難解讀:有權勢者的決定、制度不公,和「隱性暴力」,無清晰準則,可以各有各說,因此不需要下結論,應多多包容;至於學生的抗議較為激烈,很清楚,所以要痛斥。簡直荒謬絕倫。在拉丁美洲,不論政權及反抗者均用了「有形的暴力」,但導致暴力衝突不斷的,正是背後邪惡可恥的「隱性暴力」——制度不公。隱性暴力方是問題之根源。因此我等一般會「同情地理解」因反抗不公制度而使用武力者(不等於完全贊同),而厲聲譴責位高權重而武力鎮壓者。彭氏既然如此不齒「有形的暴力」,請撰寫鴻文譴責其校友孫文如何用暴力革命推翻滿清。另外,彭氏以為日本侵華真的「沒有任何異議」?那他應該去讀讀日本極右的正義觀。用彭氏的道理,我等也應該包容極右繼續宣示侵華乃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之論述,畢竟大家對「正義」的理解不同。以偽哲學論述去包裝自己的虛妄,擾亂視聽,實太可惡。

彭氏又斥責學生不懂「仁」與「禮」,缺乏尊重。本人實在無法再忍受某些人曲解孔孟之道去服侍政權。儒家以仁為禮之本,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心存仁愛,當渴望正道行於天下,所謂「天下為公」。見有不公而義憤填膺,正是仁之發揚。孟子謂:「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簡單直接,不難理解。不懂哲學,請不要扮懂,免丟人現眼。

政界無資格干涉學術研究

至於樂鞏南的文章,其實不值一駁,因為質素實在太低。但既然刊登了,稍駁也無妨。樂在〈有盲點不自知?還是不敢面對現實?〉(明報,83日)一文中謂:「延遲委任陳文敏教授為副校長的決定,並非一個學術自由的問題,而是一個管理架構任用的高層行政管理人員的問題」(其語病非常嚴重)。要把「大專學院高層人員之任用」與「學術自由自主」脫鈎,相信要有極高「智慧」方能明白,我等凡夫俗子真的領會不來。樂氏再撰〈走火入魔的象牙塔中人〉(明報,825日),要幫董建華翻案:「董先生並沒有干涉鍾(庭耀)的民調。他差遣路祥安去了解一下那『新出爐』的鍾氏民調,起碼是看看是否……客觀、公正」。又指出「你學術界先插了一腳進來政壇,試圖影響政局,那麼禮尚往來,有何不妥?」前句說董生無干涉,後句卻說是「禮尚往來」,即是有干涉,這叫「鬼拍後尾枕」。學術界研究政治現象,天經地義;政界卻無任何資格干涉學術研究,此乃世界通例。不過樂氏所秉持的應該是「祖國」邏輯,所以屬於世界之吾人,無可能理解。

很多對學生指控無證無據

最後是宋恩榮。宋先生日前出席電台節目,譴責闖入會議室之學生「自貶成無道德底線、禽獸不如」。此與早前李國章指控學生為「紅衛兵」之論述互相輝映。學生當日之行動激烈,毋庸置疑,但很多指控無證無據。例如中英文也不太懂的港大校董鍾樹根,就曾聲稱「一位女性校委則被示威者在停車場非法禁錮和圍罵,要求她『下跪』道歉才放人」,學生是「草菅人命」。原來立法會議員就可以隨意指控學生而不提任何證據,待遇真優厚。這班學者議員,會譴責香港的學生「禽獸不如」、有如「紅衛兵」、「草菅人命」,卻不會去譴責真正由毛澤東統領的紅衛兵「禽獸不如」,更不敢指控共產黨「草菅人命」。沐猴而冠者,在今日香港可以橫行。

這就是我們當下身處的時代:禮崩樂壞、虛偽充斥。殖民地奴才性格,遍佈各界。奴才與奴隸不同:奴隸充滿不甘,可以有反抗思想;奴才則是心甘情願做當權者的奴婢,迎上欺下,從中取利。再加上中共倡導的法西斯大一統極端民族主義,香港的奴才戴上了「愛國」的面具,對黨國卑躬屈膝、摧眉折腰,對人民則目露兇光、喊打喊殺。很悲哀。但正是處於荒誕時代,更要學懂勇敢生存,好能與邪惡勢力周旋下去。

吳靄儀 - 以權力干預

明報   2015831

著名學人及港大前任校長王賡武教授回應記者訪問表示,舉世辦大學的最重要原則是讓教師、學者治校,負責行政的人及校外人盡力支持校內活動,有不同意見,大可商量,但不會干涉,真是可圈可點。用諸港大,校委會原是大學的最高行政機構(2011年改稱最高「管治」機構)。特首委任校外人士為委員,應抱着這個理念,要委任尊重教師、學者意見,協助教師、學者達到其治學目標的人,而不是佈下監視、箝制大學自立的棋子。

令人擔憂的是現任特首沒有這個認識和智慧,任何權力落在這種人的手裡,遲早都會鬧出事來。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在他報《來論》的注解是最好的證明。關於特首否決名譽學位建議人選的權力,他的解說是這是法例上有的,有權就有責,所以特首就有責任行使權力,不批准會議的人士得到頒授名譽學位。有趣的是,馮專員聲明梁特首自上任以來從未提名或推薦任何人之餘,並沒有說過他從未否決過任何委員會推薦的人選。

至於委任校外人士為校委會委員,馮專員稱,梁氏「只」委任過兩名,他並沒有說以何原則,但何需兩名?單委任一名過去作為學界至今猶有餘悸的李國章,已清楚顯示與王賡武原則背道而馳,真是一名也嫌多。

梁特首弄權干預之所以得逞,一個原因是社會上有些人的心態是校委會是大學的「老闆」、特首是「總經理」,有權干預是理所當然。這種對權力的錯誤理解才是最大的危險,因為法律上特首還有其他更重大的權力,例如委任法官、委任推薦司法人員任命的委員會成員。

不止特首。《基本法》第737)之下,立法會有權不同意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推薦的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只需要反對者過半數。歷年來立法會已建立起一套尊重司法獨立、尊重委員會推薦的慣例與原則。在對權力的運用的正確理解之下,這些權力無可厚非,但落在一些行為令我們無法信任的人手中,就是架在香港人頭的利刃!

練乙錚 - 中流砥個什麼柱 抗戰勝了誰的利──兼論日式道歉

2015年8月31日

抗戰勝利70周年,北京大事慶祝,軍演一定會讓陸人更加吐氣揚眉。不過,對岸的國民黨卻因此鬧得家嘈屋閉、進退失據,擔心影響大選選情。在香港,這個時候大罵日本,已經成為當權派及意欲歸邊者最本小利大的表忠方法。筆者在本文提出一些對抗日和日本的另類想法。

四種抗戰終局

一場抵抗入侵的戰爭,對受害國而言,起碼有4種不同的終局:一、徹底淪陷;二、國家淪陷了,但抵抗者沒全輸,繼續打游擊;三、入侵者未能得逞,最後撤退,無所謂勝或負;四、入侵者不僅撤退,抵抗者還反過來直搗黃龍,直教對方乞降。如果抵抗一方有外援,終局的內容可以更複雜。中國抗日,未嘗徹底淪陷,也沒有反客為主,故上述第一和第四種終局都未有發生。最後直搗黃龍、令日方乞降的,是美國。

美軍打贏了太平洋的各次戰役之後,自1944年11月起,派海軍艦艇封鎖日本近海,更同時從西面、東南面發動對日本國土的飽和空襲。光是對日本各大城市、特別是對東京長達9個月的常規轟炸(主要用燃燒彈),已令日本吃不消,準備投降;其後蘇聯進入中國東北參戰(1945年8月8日)、美國扔兩顆原子彈(8月6日及9日),都只不過稍為加快了戰爭的結束【註1】。

順便一提:當時美國對日轟炸,也包括台灣,因為台灣當時久已是日本領土。台北市受的損失很大,傷亡慘重;台灣人對「抗日」歷史有很矛盾的心情,這是原因之一。這方面的事實,今天的國民黨在其抗日大論述裏都忽略了,卻有史為證【註2】。

由於美國二戰時期在西太平洋的戰績和重要性無可比擬,所以日本人一直認為自己只是輸給美國,儘管1945年9月2日,日本在停泊在東京灣的美艦「密蘇里」號上遞交的《降伏文書》,裏面寫的投降的正式對象──「盟邦」,間接包含了中國:「余等茲宣布:日本大本營與所有日本軍隊及所有在日人管制下的軍隊,無論在任何地點,向盟邦無條件投降。」

其後,9月9日在南京,日本更另外提交了《向中國戰區投降降書》,裏面則是這樣寫的:「一、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已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二、聯合國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規定在『中華民國(東三省除外)、台灣與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內之日本全部陸海空軍與輔助部隊應向蔣委員長投降』;三、吾等在上述區域內之全部日本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之將領願率領所屬部隊向蔣委員長無條件投降;……。」【註3】。

這裏要注意一點是:所謂「第一號命令」(另一叫法是「一般命令第一號」),乃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一手制定,經美國總統杜魯門核准,授權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在1945年9月2日受降儀式上對戰敗國日本所發布的。因此,嚴格而言,要求日本在「中國戰區」向代表中國的「蔣委員長」投降,是美國的命令,並非日本主動提出。所以,日本人認為二戰只是輸給美國,與文獻不相勃。

不敗靠老蔣,得勝靠老美

毫無疑問,如果不是美國參戰,成為盟軍的主力,日本最後不會投降,頂多是在中國戰場面對國軍奮力抗擊,拖久了膠着呆不下去,於是和談、撤軍,甚至談也不談,找個藉口撤軍了事,下回分解;日本不勝,中國不敗。此即本文開頭所述「抗戰4種不同終局」中的第三種。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按當時國軍自己的海空軍實力,根本無法渡過東海黃海直接進攻日本,故不能言勝;至於絕大部分時間僅限於在大後方作騷擾性攻擊的共產黨游擊隊,就更不用說。

再如果沒有美軍參戰、蔣介石的國軍在中國戰區也無心抗日的話,則就算共產黨的游擊隊與日本周旋到底,抗戰成果的上限,也不過是「4種不同終局」的第二種,即國家淪陷了,抵抗者繼續零星打游擊。在這個意義上,中共說的「中流砥柱」也許是成立的。當然,那也不過是上限,即最好的想像而已。

因為,在那個情況底下,中共會否「周旋到底」還是很大的疑問。只要蘇聯老大哥與日本妥協,搞出一個1939年《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亞洲版,則在「國際共產主義優先於中國民族主義」的大纛底下,中共小弟弟的游擊抗日,馬上就得乖乖收縮甚至收檔,「中流砥柱」霎時變豆腐渣。之後,蘇、日兩國瓜分中國大陸,就如同蘇、德當年瓜分羅馬尼亞、波蘭、芬蘭、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一樣;也就是說,抗日的終局很可能變作上述4種的第一種:完全淪陷。

中共靠得住……!

蘇聯瓜分中國的野心,於二戰末期大大膨脹。1945年2月的克里米亞/雅爾達密議上,史達林向美英兩國施壓,後者背着中國,同意了日本戰敗之後蘇聯在亞洲的利益將得到保障;這包括:(一)外蒙古獨立的現狀得到保持;(二)中國大連港「國際化」,而蘇聯過去在此港佔的第一優勢得到確認;(三)旅順作為蘇聯海軍軍港的租約重新確認;(四)通往大連的北滿鐵路、南滿鐵路由蘇中兩國共管,蘇聯過去在此鐵路上的第一優勢得到確認。由於密約有這些內容,1945年9月2日之後,在中國東北境內和朝鮮「38線」以北地區的日本軍隊,是向蘇聯投降而不是向中國的蔣委員長投降的。這些損害中國利益的內容,國民政府知道了,強烈反對。1946年2月22日,當時的一大批著名學者傅斯年、陳衡哲、朱自清、王力、向達、沈從文、吳大猷、宗白華、儲安平等發表了反密約聲明;重慶學生更組織了反對蘇聯侵略東北大遊行,要求蘇軍撤軍,抗議迅即遍及全國、海外,但中共卻一直裝聾作啞【註4】。

所以,抗日戰爭裏,沒有美軍和蔣介石領導的國軍作主力的話,中國很可能就亡了。當時,中共中央裏的那批馬列主義小孫子還在史達林爺爺的愛護之下忙着成立「中華蘇維埃」搞獨立,所以他們講抗日,根本靠不住、信不過。這一點,是今天給中共美麗的極端民族主義謊話沖昏了頭腦、不懂歷史的「愛國派」、沒搞清楚「亡我之心不死」的是哪一家的儍子們難以想像的。

抗戰「勝利」之後,中共以逸待勞擊敗國民黨,瞬間席捲大陸;一場名為「解放戰爭」的內戰,又添百萬冤魂。跟着的幾十年裏,從「打地主」開始,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天安門大屠殺等一系列事件裏,死人四五千萬,總數是「南京大屠殺」的100多倍,還未計其他方面的損失。抗戰這「勝利」是誰的勝利呢?一問這個問題,就明白為什麼連台灣國民黨裏的反日派也沒很好胃口去大事慶祝那個「勝利」,反而是在大陸捏造出一個「中流砥柱」神話的共產黨非常起勁,大事鋪張。

慶「70」、統台灣

然而,更奇怪的是,「70」,無論是在中國文化還是在西方文化裏,從來都不具特別重要的符號意義,為何大陸要在抗戰勝利70周年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最哄動的慶典呢?筆者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對準台灣國民黨內碩果僅存的抗戰世代元老,以「共同抗日、槍口一致對外」的姿態拉關係,進行愈來愈困難的對台統戰;一是趁見證抗戰一代國人已經泰半作古、集體記憶開始模糊的時候,在境內外華人社會推銷「中流砥柱」虛假史觀,為極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找支點,以利延續對外的民族仇恨、強化內部專制統治。兩相比較,後者對政權更重要。

大陸對台統戰,面對藍綠問題之外,還有一個世代問題:即使是體積正在收縮的國、親、新三黨大中華派系的群眾當中,年輕一輩也愈來愈與大陸感情疏遠、關係淡薄,覺得大陸的「中華」和他們心目中的中華,相去甚遠,不是同一個味道。兩岸交流愈頻繁深入,這些人若非利欲熏心,對大陸的「異類中華」便愈發抗拒,情況和香港的年輕一輩一樣。情急之下,中共只能打僅剩幾張牌之中的抗日牌,「70」周年是一個相對好機會。

沒料到,這次中共能統到北京看軍演的,只有老早已經投共的那些「搵銀統派」如連戰和一些鬱鬱不得志的退役將領。連是「黨國首富」,進得胡潤榜,大兒子連勝武,據維基資料顯示,不僅是台灣著名永豐金證券的董事,還在大陸有不少經濟利益,是北京中盛資本、天津中銀中盛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等陸企的執董,可謂通吃兩岸金融。其他統派如馬英九,對連戰等人受統到北京看軍演,十分不以為然,認為此舉在大陸千百枚飛彈瞄準台灣(台北的總統府也成為解放軍演習的假想攻擊目標)之際進行,無疑替中共的對台軍事欺壓背書,更為即將進行的總統大選拆國民黨的台。至此,國民黨裏的慢統派和急統派裂痕更深。

似是而非的「寬恕/忘記」論

大陸這次操作抗日議題,以抗日的「中流砥柱」自居,結果被指剽竊歷史功績,罵聲遍天下。明知會引起廣泛反彈,卻一意孤行,無疑是因為中共認為此舉利大於害。的確,如果大軍演配合假論述可以騙倒世人,給它的「愛國」業績打高分,它的極端民族主義路線就有了一個支點。另外一個支點,就是「延續民族仇恨」。這種「愛」和「恨」,在巧妙的挑撥之下,是強烈互激的。一個巧妙的挑撥手法就是宣揚似是而非的「寬恕/忘記」論:「罪行可以寬恕,歷史不能忘記」。

侵略的罪行就是侵略的歷史,怎麼可以二分,變成相反的呢?如果你對一個人說:「我寬恕你,但永遠記着你的罪行。」這當然不是真寬恕。然而,口頭上「寬恕」敵人罪行很容易,而且那樣說,道德上就拔高了,倒轉頭就可以「緊記」歷史,延續仇恨,心安理得;這是很容易出現的錯誤。

筆者認為,為了世界和平持續,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倒過來:「上一代的罪行無可寬恕,這一代卻應忘記仇恨」。

如何看待日本的歉意?

坊間一般說法,是德國為二戰時期的罪行道歉是誠懇的,日本在這方面欠缺。德國夠誠懇,證據是德國的官方道歉不拖泥帶水,而更得分的是前總理布蘭特在波蘭的一個猶太人遇害紀念碑前下跪懺悔的鏡頭。不過,常言道:實際行動比表面功夫更重要,德國的更可貴處在於它對戰後世界和平人類福祉的實際承擔。然而,日本在實際行動方面,幾十年來做得不比德國差,甚至有些方面可能更好。讓我們看一些國際上公開的資料,一個最重要的指標就是對聯合國的貢獻。

聯合國的經常性開支,是由各成員國作為責任負擔的,理論上是比照每一國家的名義GDP佔世界GDP的百分比而定,每3年評核一次。比較1995、2005、2015年的數據,日本/德國的負擔份額%比例,分別是14/8.9、19.5/8.7、10.8/7.1,期間日本的GDP大約是德國的1.2倍,是世界GDP的10%至7%(逐年遞減)。可見,一直以來,日本不僅大大超比率支付聯國經費,比起德國的份額也高得多,直至近年經濟不好景,份額才慢慢下降,回歸聯合國法規,但目前負擔的份額依然高出其GDP佔世界GDP的比率約4個百分點(中國的份額逐年增加,不過,2015年的負擔份額才是5.15%,還不到日本10.8%的一半,但中國的名義GDP卻差不多是日本的2.5倍;若算購買力平價GDP,則更不止2.5倍)【註5】。

道歉言論和姿態不是不重要,不過要多從文化的角度來區別看待。基督教的罪惡/懺悔文化,和東方的羞恥/面子文化,有深刻的分別。比如下跪,西方人下跪,是悔罪的表現,例如,羅馬公教徒就是只犯了心有邪念的小罪,也得跪着向司鐸辦告解;但東方人下跪,則是臣服的意思,完全不同。跪與不跪,曾經導致清朝與英國的外交關係陷入僵局,那是文化差異的典型例子。

下跪文化

1793年,英國首位遣華大使馬戛爾尼伯爵(Lord Macartney)抵京,他就是「大不列顛乃日不沒之大帝國」那句話的發明者。晉見乾隆皇之前,清朝官員事先要求他答應到時下跪,但此公不願意,竟然說「我只在神和女人面前下跪」,結果,雙方當時妥協,這位伯爵同意以晉見英皇時的單膝下跪方式晉見乾隆,但清朝的檔案卻記載他是三跪九叩的;實情如何,各執一詞。不過,後來乾隆根本不願意和英國建立關係搞貿易,故可以猜想那位馬伯爵並沒有行大清之禮【註6】。所以,由於文化差異,期望安倍比照布蘭特的做法,是不合適的。

各種東方文化裏,也有分別。大陸的黨政官員「自我批判」,可以很逼真很賣力,七情上面乃至痛哭流涕都有,有的甚至自己打臉;反過來說,下級官員對領導歌功頌德,也同樣誇張,聲線高八度很平常。不過,高級領導人當着大家為黨國或自己的錯誤向人民致歉,卻是未有過的。文革,在正式文件裏說是有錯,但黨非但沒有道什麼歉,還趕緊加一句已經成為例牌的「這充分說明,我們黨完全能夠依靠本身的力量,克服自己的陰暗面,糾正自己的錯誤,更加生氣勃勃地前進。」

日本的政府官員或企業領導,做錯事或說錯話比較嚴重的,道歉也通常很低調,只說一句半句抽象話,鞠躬,然後辭職下台,一切比較含蓄。大眾認為重要的不是話說得怎麼漂亮,而是看你怎樣問責,往後事情怎麼做,怎樣補救。日本在戰後幾十年裏,表達對二戰歉意的方式和風格,大體上也是如此。

【註1】1944年,美國把B29轟炸機引進東亞戰場,起初都是從中國起飛,但航程不及東京;同年6月,美國在塞班島戰役打敗日軍,取得瑪麗安納群島的控制權,之後B29從該處起飛,東京便進入戰略轟炸範圍。最密集的時候,美機一天出動300餘架次,三分之二對付東京,最後導致該市死亡人數超過10萬。1945年3月,日皇巡視東京,知大勢已去,日本政府內部遂開始討論投降的條件。這個,當時美方也知道,所以,後來日本捱的兩顆原子彈,日方認為完全不必要,一直(低調地)認為是「過度暴力」、針對日本平民百姓的反人道行為。關於東京大空襲,可參考http://www.history.com/this-day-in-history/firebombing-of-tokyo

【註2】記載美軍二戰時期空襲台灣的書籍新近有兩種,一是張維斌著的《空襲福爾摩沙:二戰盟軍飛機攻擊台灣紀實》,一是張維斌和甘記豪合編的《米機襲來:二戰台灣空襲寫真集》;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33398737797

【註3】日本於1945年9月2日向盟國遞交的《降伏文書》原文見https://zh.wikipedia.org/wiki/降伏文書;文件指明「盟邦」含美、中、英、蘇四國。《向中國戰區投降降書》原文見維基文庫https://zh.wikisource.org/wiki/向中國戰區投降降書?uselang=zh。「第一號命令」的撰寫由美國一手包辦,詳見英文維基文庫https://en.wikisource.org/wiki/General_Order_No._1;中譯版見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一般命令第一號。

【註4】見耶魯大學法學院檔案所存美、英、蘇三方「雅爾達密約」中的「關於日本的協議」http://avalon.law.yale.edu/wwii/yalta.asp。參考阮銘的文章〈勝利與悲劇:中日戰爭與「雅爾達」的歷史教訓〉見http://www.taiwanus.us/MediaVideoAudio/dpp/files/0128.htm;阮銘是前中共黨員、胡耀邦智囊,後流亡美國,到了台灣,成為獨派。1946年的反雅爾達密約、反蘇聯佔領東北的運動,詳見大陸學者江沛的〈1946年春反蘇運動述評〉,文章和大量圖片在http://yd.sina.cn/article/detail-iawzunex8857070.d.html?vt=3

【註5】這些聯合國數據都可在這裏找到https://www.globalpolicy.org/un-finance/tables-and-charts-on-un-finance/member-states-assessed-share-of-the-un-budget.html。國與國之間的直接援助(ODA),日本比德國少一些,大約是12/14之比,但ODA通常帶有貢獻國本身的商業利益及政治考量,而且包括貸款(優惠利率貸款),所以不是一個那麼純粹的利他標尺。

【註6】見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的文章Diplomatic Missions to the Court of China - the Kowtow Ques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July 1897, pp. 627-643;在JSTOR註冊之後可免費閱讀。

2015年8月30日 星期日

家明雜感:《迷城》眾人皆醉我獨醒

明報   2015823


林嶺東闊別多年,這次憑《迷城》歸來,不只拍凌厲的動作片,還要藉它言志,諷喻當下的香港。

他一向擅長城市警匪片,「城市」是他電影的標記,對上一部為人津津樂道的是1997年《高度戒備》。林八十年代的成名作《龍虎風雲》,英文為「City on Fire」,套用在《高度》及《迷城》上同樣合適。

1.醉與醒

林嶺東以「迷」字修飾「城市」可圈可點(大陸版好像叫《謎城》,從內地看香港像個謎?又別具意味)。「迷」可以是「迷失」、「紙醉金迷」,無論如何都是「清醒」之反義。由《高度戒備》到《迷城》,剛好是香港回歸至今的時間跨度,林嶺東似乎要針對當下迷失的香港。《迷》的首個鏡頭是港幣一千大元,疊印在璀璨的香港夜色之上;意思明確不過了,香港的美靠錢財堆出來。古天樂演的郭天民,其開場白說得清楚:「錢是每個人的生命動力,這個世界什麼都有個價……」,畫面呈現富商跟少女在鬧市挽手同行。阿民接着說:「包括人的青春,理想,良知,公義。」特別留意,「良知」與「公義」是我們近年常掛在口邊的抗爭口號、社會的道德底線。《迷城》開始不久一宗暗殺案,被殺的是一名報紙老總,輕易教人想起現實的劉進圖事件——林嶺東借電影諷喻香港,更昭然若揭了。

《迷城》是仇富的,有錢人皆一副臭臉,林嶺東看來全不是好東西。譚炳文演的叔父很偽善,那個叫浩少(馬浴柯)的富二代面目可憎;為有錢人打工的律師佐治蔣(謝天華)唯唯諾諾,在老闆跟前不敢造次,對着下屬及情人呼呼喝喝。黑幫分子也只為有錢人賣命,台灣幫跟香港蠱惑仔的分別是:以黑頭(張孝全)為首的台灣幫心狠手辣,但亦更講道義;他們四海為家,特別需要互相扶持。香港的蠱惑仔則樣衰沒品,仁哥(李燦森)往日虛張聲勢,死到臨頭便窩囊不堪(李演得維肖維妙)。不過,骨子裏台港的黑道乃一丘之貉,「可以賣的命,都是賤命」。《迷》裏面的所有角色,無論富或貧,幾乎都逃不掉被金錢牽制的惡運,每人像貨品般扣上價錢牌。

「貪的世界,人不會有前途」

或許只有郭天民例外,從頭到尾他把錢財看得最淡,頗有眾人皆醉我獨醒之感。他在尖沙嘴開酒吧,自己倒不大喝酒。他從前是當差的,一次查案為保同父異母弟弟小聰(余文樂)而辭職不幹,可說是良知覺醒。他說不相信錢,因為「錢是教壞人的」。阿民的道德感召從何而來?搞不好來自亡父。民說:「好難滿足父母的期望。」又說:「父親從前教我,叫我們不要行差踏錯,否則以後也回不了頭。」父親的教誨,頗有粵語片况味,老套但中用。民的父親也是警察,電影對他的描述,其實只有倒敘的寥寥幾筆(軍裝警員,官階似乎不高),對阿民做人處事卻有深遠影響。民的前上司王sir(任達華),在民跟前亦多次提及亡父(「你阿爸一定好失望」)。昔人已乘黃鶴,但屬於他世代的規範與約束還湊效。《迷城》藉郭天民此「道德代理人」,把上一代勤勤懇懇、忠心正直的態度,帶進二十一世紀回歸後、漸次禮崩樂壞的香港。

民最後的旁白說:「貪心的人不可以維持公平公正,貪的世界,人不會有前途。」跟《華爾街》的「貪婪是好」大唱反調。今天的香港,連特首都自身難保了,按民的說法,此地還有什麼前途?!難怪電影要在皇后像廣場收結,難怪興建於1912年的前立法會大樓亦難逃厄運,百年基石毁於一旦。象徵意味夠露骨了,大樓上代表公義的泰美斯女神被子彈打斷左臂,天秤摔到地上,香港法治已死。

2.城與鄉

《迷城》的都市危機四伏,我們熟悉的大街小巷,隨時發生暴力事件,而且程度不斷升級。由酒吧搗亂,汽車追逐,商場斬殺,到當街當巷綁架、殺人。林嶺東再次示範,什麼是實價不二的動作場面,力度猛火,充滿實感。值得一讚是戲裏一眾演員,由知名的張孝全到不知名的小嘍囉,眼神兇狠,惡形惡相,乖張暴戾演得入木三分。

林嶺東真是不到你不服,《迷城》的動作取景不少是鬧市的繁忙要道,誓要把具有特色的城市景觀盡冶一爐。小雲(佟麗亞)在尖沙嘴嘉蘭圍被黑幫擄走,小聰(余文樂)二話不說,開着拖車狂追出加連威老道,拖車的拖架在路面擦出火花,沿途的車輪給砸個稀巴爛。小聰的母親花姐(元秋)在煙廠街被捉,小聰追出花園街,賊人逃之夭夭,同樣是人聲鼎沸之地。還有阿民在上環腹背受敵,台灣幫及警察兩面在追他。他一邊連消帶打,一邊從半山奔竄到電車路,好不容易才被小雲開車接走。動作場面中,角色的服飾配置聰明,主角像阿民、小聰及小雲穿的以白色為主;台灣黑幫則全身黑色,在混亂中於是易於辨認,當然黑、白也有善與惡的象徵含意。最後是教人目定口呆的中環決戰,由天星碼頭停車場開始,汽車衝進行人隧道險象環生,高速駛過太子大廈旁的行人道,再飛插進一架雙層巴士。厲害!多少年沒見過如此具爆炸力的場面了。

被利慾掩蓋良知

顯而易見,結局的中環場景做了電腦修改,名店品牌名字變了,看上去還知是名店。大追捕在中環的消費主義、大會堂等布景下開展。製作人還在隧道內、大廈外牆加上宣傳香港「動感之都」的廣告板。對了,《迷城》中人被利慾掩蓋了良知,那個你爭我奪、你死我亡的香港,諷刺地切題,不正是個充滿動感的大都市?!

小雲嘗言:「以前的世界多好,多平靜。」林嶺東把情懷寄託在舊時代與鄉郊,來跟躁動的城市對比。這方面他算重施故技,1989年《伴我闖天涯》已有類似描寫:城市幹探周潤發與村姑鍾楚紅文化上格格不入,但周漸漸被淳樸的自然環境同化。《伴我》公映時,有評論說影片意念來自澳洲導演彼得維爾(Peter Weir)的《滅口大追殺》(Witness),維爾電影素以「文明」與「原野」的衝突為題。當然香港的「城」、「鄉」差異難以跟《滅口》比較,《迷城》中,美好的過去或很虛幻及不着邊際(民、聰兒時與父在西貢河邊扔石);恬靜、與世無爭的村屋(花姐家)及南丫島(民及小雲之匿藏地)或許很片面,作為敘事策略亦無可厚非,是林嶺東對「迷城」一面倒地唯利是圖的回應。悲觀中抓些慰藉,不然電影沒有宣泄出口了。

事實上,墳場也是安逸的。阿民、小聰、小雲這三男一女(又是 ménage à trois的配對),亡命旅途難得一刻偷得浮生,是阿民、小聰在先父墓碑拜祭時候。這小節安排為敘事的小懸念,三人喝酒,小聰說「一飲忘憂」,小雲是「一飲忘情」,一直最清醒的阿民呢?當下沒說,留待片末才揭曉。還記得前文說,《迷城》以一張千元紙幣開始?最後一個有釋放的作用,頗教人意想不到的——雖然看起來的確有點像醇酒廣告。

林嶺東不滿現狀,拍出《迷城》。故事的出路,可以在古天樂的郭天民身上找。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皮亞:《迷城》公義,曾經在30年前出現
2015824

周潤發在《龍虎風雲》站在皇后像廣場跳舞,一貶眼,已是差不多三十年前的事,今天古天樂在《迷城》站在同一地方,竟變成異像頻生。林嶺東說,時間到了,就要出來拍戲。

大約三十年前,即1987年,林嶺東的《龍虎風雲》上映,由於影片賣座,開啟了他的「風雲」系列,及後極速拍成《監獄風雲》和《學校風雲》。三部戲都以風雲命名,由城市,轉入監獄,再走進學校,故事沒有太大連貫,但同樣「on fire」。當時人人都說,林嶺東電影很火爆,無論是戲中角色,還是他本人,都像瘋了一樣,到處開槍放火放炸彈,殺人不眨眼。

回到昔日景物 意義全非

到了2015年,事情又回到原點,《迷城》又再「on fire」,城市沒有比之前安寧,林嶺東要古天樂繼續在香港市區到處跑,由中環跑到離島度假屋,最後又再跑到中環皇后像廣場,只是景物依舊,人面全非,皇后像廣場的意義不再是昔日的意義。皇后像廣場兩旁,是最高法院和太子大廈,對面是匯豐銀行,後面是和平紀念碑,對開馬路有電車站,構成香港歷史重要的一頁。

現在,立法會搬離前最高法院後,多年也未安排終審法院遷入。九十年代開始,皇后像廣場一帶,假日也成了外傭聚集地,本地人行過都會走快兩步。隨着皇后碼頭遷走,對出海面被填,昔日人來人往還有人力車的碼頭範圍行人隧道,變得水靜鵝飛,走過都驚有鬼。而大會堂的城市文化藝術核心功能,亦像被被「廢了武功」。最近還聽說自稱的顧問建議廢除中區電車,什麼都廢掉遷走,又改立了什麼呢?《迷城》尾段,林嶺東讓人記起《龍虎風雲》的周潤發/高秋,但當時的美好記憶,現在已變成噩夢。

1987年《龍虎風雲》開始

也因為這場戲,令我感到,不能單一地看《迷城》,要用一個林嶺東電影的「時間軸」來看,時間從1987年的《龍虎風雲》開始,穿越1997年的《高度戒備》,途徑2007年的《鐵三角》,再到達今天這一站,2015年的《迷城》。四部電影,都在有意無意間,訴說香港故事,雖然不是部部都叫什麼風雲,但就發展出真正的「香港風雲」情懷。

為什麼會說,周潤發/高秋站在皇后像廣場,是一場美好的記憶呢?看《龍虎風雲》最後一個鏡頭就知,高秋死了,但他生前最真情流露、最風騷快活、最瀟灑自在的一刻,就是站在皇后像廣場上跳舞。高秋表面是最有計的黑道中人,暗地裏卻是臥底警察,表裏不一,兩面不是人。他不想再做臥底,也沒有像《無間道》的梁朝偉一樣,想申請復職,他交了信,想辭職,跟舞小姐女友結婚,然後離開香港。高秋是可憐的,他既不獲批准辭職,亦因臥底工作錯過了跟女友結婚的時刻,他留在香港,然後,被警察開槍射死。他不止可憐,更是一場悲劇。一個角色之死,折射出市民的憂慮,1987年,香港市民都為回歸問題而煩惱,高秋兩面不是人,同是我們無法找到身分認同的悲哀。

身分問題無法解決,但林嶺東還是相信香港有法治。《高度戒備》的警察,就救了香港。港台大賊一起做案,進行驚天大劫案,搶盡賽馬會保險庫內的銀紙。劉青雲率領重案組,跟大賊們鬥智鬥力,最後,重案組慘勝一仗,香港幸保不失。林嶺東要劉青雲最後哭着想起老婆乖仔和家。是的,我們這個家。1997年,香港警察沒有了皇家兩個字,不吃皇家飯,就要好自為之,保護這個家。《高度戒備》真是苦口婆心香港心。

香港,掉進黑洞 迷失了

林嶺東每隔十年便以警匪類型片為香港和香港人把脈。2007年途徑了三個導演「接龍式」合拍的警匪片《鐵三角》,還未夠下一個十年,《迷城》就在2015年要上畫了。原因大概是:從2012年開始,香港彷彿進入了另一個無止無盡的時空黑洞,用什麼風雲或on fire也無法再形容現况,在黑洞內,只有迷失,如果用城市來衡量,就是一個迷城。

《迷城》跟以上橫跨三十年的三部戲最大的分別,是主角的身分和信念。《高度戒備》重案組救香港,《迷城》呢?警察古天樂成功辭職。他不是臥底,他說,他無法再做好警察應有的本分,心中有愧,所以辭職。警察應有的本分是什麼?根據古天樂的角色描寫,就是堅守公正和公義。古天樂因為私下放過了做賊的弟弟余文樂,在親情與公義之間,選了親情,但就無法再面對公義,於是自我問責,「劈炮唔撈」。

人心被錢蒙蔽 不再相信警察

古天樂角色,不再是單單一個警察的問題,而是關於這個社會這群警察的問題。我看時感到又感動又諷刺,然後問:今天還有人會因為無法面對公正、公義,而劈炮唔撈嗎?或者,連問這個問題都變成諷刺。古天樂劈炮不做警察之後,反而做人更有人情味,開酒吧,照顧客人,與世無爭,又與余文樂兄弟同心,更對不明來歷的操普通話女子表示同情,顯示紳士風度——古天樂有着從前香港男人的質素和本質。古天樂不當差,但他能夠發揮的力量,竟然比當差時更大。相反,在古天樂面前,一眾前同袍,就顯得一文不值,胡亂行事,無腦盲從,反轉豬肚,釘死古天樂。對比起《龍虎風雲》,不禁要說,公義,曾經在三十年前出現過。

我不猜測《迷城》的劇本,有沒有在2014年十一月之後作出過改動,但看出來的是,《迷城》不再相信警察,警察不再擔演「救香港」的角色。而《迷城》揮發的香港情懷,亦明顯比之前提到的三部戲,更直接,更多無奈、更多話說。古天樂角色一開始,就站在街頭獨白,說香港每個人都被錢蒙蔽。

更黑色諷刺自在說香港

《迷城》側寫警察身分,正寫一班包括中港台的大賊、二世祖、律師、的士司機的人,為了一箱錢,弄出一發不可收拾的悲劇。林嶺東火氣仍在,只是《迷城》不再一味硬橋硬馬像瘋了一樣反映現實,卻用了更黑色、更諷刺、更自在的方法來說香港。當然這亦是有原因的,今天的港片製作,難以跟三十年前相比,現在資金多了,從心所欲說故事的空間卻少了,起碼,我們未必再有很多機會看到像《龍虎風雲》一樣,周潤發與李修賢的警匪情義,也未必有機會再看到警察被警察殺死的悲哀——因為這一切都可能被視為「不正確」。所以,黑色一點,諷刺一點,也許是另一出路。

從《迷城》看到,林嶺東依然是難得能夠透過警匪類型片來言志的大師,最緊要是他不怕把個人情感透過角色道出來,他對香港的情懷和感情,比不少擁有億萬票房的香港導演更深厚,而他的電影,自然更值得我們去看去細味。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人物專訪:李歐梵談散文

星期日生活   2015830


【明報專訊】 繼《給孩子的詩》後,詩人北島聯手文學評論家李陀,共同為孩子編了一本《給孩子的散文》,剛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書中收錄的46篇散文,寫作時間跨越近九十年。李陀在訪談中說起,希望這本小書能讓孩子們看到散文的豐富性和多樣性,也展示現代漢語的歷史發展。記者翻閱了一下這本書,發現確實與一般散文集的篇目有所不同,除了當代知名作家如莫言、王安憶、毛尖、西西等,還收錄了大量「五四」及民國時期的作家作品,如魯迅、葉聖陶、朱自清、豐子愷、張恨水等等。這樣的選本有何意義?現在的孩子是否還需要看早期的白話文作品?孩子如何能學到好的語言?為此,我繼「談香港讀詩風」之後,再次訪問了著名文學評論家、樂評人、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李歐梵先生。

問:木馬
李:李歐梵

「五四」傳統非常寶貴

問:您覺得《給孩子的散文》這個選本怎麼樣?

李:這本書的選材很特別。對我來講,書裏最寶貴的不是當代文學,而是「五四」以來的文學傳統。這個傳統被遺忘了。現在一說起「五四」就是反傳統,其實「五四」是把傳統融入現代的語體文,這個文化工夫非常大,是那一代文人的特色。特別像汪曾祺、廢名等人,是把中國傳統裏的詩情畫意融會在表面上很淺白的散文裏,這是大工夫。稱馮至是大師,就是因為這個。「五四」的這個傳統非常寶貴。

但另一方面,這個選本選的文章其實都不是現在時髦的所謂現代主義、社會寫實這些「五四」「主流意識形態」影響下的選材,我覺得這個蠻有意思。像我研究的現代主義,比如穆時英、劉吶鷗這類完全西化的,教孩子不行。

問:有讀者認為這個選本不適合給孩子讀,您覺得哪些文本給孩子讀比較好?

李:這些散文是否給兒童看的,討論這點我覺得沒有什麼意義,因為有的兒童走得比老人還遠。廣義的兒童教育,甚至都可以包括成人。

如果從語言上來說,「文學研究會」的人寫的東西,書寫和口說的關係比較接近,比如老舍、豐子愷、夏丏尊、葉聖陶等等。書裏選的廢名有點特別,他寫過給孩子的散文詩。還有梁實秋、沈從文、傅雷等等。傅雷書信是非常重要的,但很少被選進這樣的書裏。這個傳統下來,到最後的至高傳人就是沈從文的學生汪曾祺。我最喜歡的是他。張恨水的語體文也非常好,但大家把他歸入「鴛鴦蝴蝶派」後以為就一筆勾銷了。

雖然這些人的出生地不見得是北方,但基本可以寫一筆簡潔、近口語話而典雅的白話文。跟現在不一樣,現在的白話文囉囉嗦嗦,又不文雅,又像寫又像講,有的句子好長,孩子怎麼看?

問:李陀在採訪中說過,他和北島編這本書也是擔心當下不好的語言對孩子的影響。您似乎也對現在的語言狀况很不滿?

李:一些人寫文章很喜歡使用泛政治化用語,另外每天都有大量小資的、華美的、轟動的、標籤式的、創造新怪字的用語大行其道,以為了不起,但那是最膚淺的東西。我是堅決反對。

真正的大師級的文章都是深入淺出的,而不是賣弄那些專業性的詞句,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好厲害,其實裏面卻是空洞的。事實上,後一種文章我們見得還少嗎?比如一些學術性的議論文章,那文字簡直讓人搞不清作者在寫什麼,想寫什麼,就好像是把英文直接翻譯成中文一樣

我很擔心中國的白話文會被帶到一個很糟糕的地步,讓我們下一代的孩子一開始學的就是糟糕的語言。所以我覺得「五四」傳統絕對要保留。對我來說,寶貴的是李陀和北島很關心這個傳統。

問:那您覺得什麼語言是好的語言?

李:語言應該要清晰、通順、有內容,讀起來有一種白話文的暢快的感覺。為什麼古時候小孩子要背詩,同樣的道理,可以讓講話有一種韻律、一種節奏,很自然的。白話文要注重自然,而不是咬文嚼字。

「我擔心下一代孩子 一開始學的就是糟糕的語言」

問:怎樣能讓孩子們從好的語言開始學習呢?

李:我又要講到「五四」的傳統。我一直認為中國從「五四」以來就缺少兒童文學,而西方文學中則很多。大家都以為「五四」就是反傳統、革命、現實主義,可是「五四」很重要的一個傳統就是教育文學。因為「五四」要搞新文化,那教科書怎麼辦?怎麼才能有新的看法、新的觀瞻、新的人生態度?所以他們要做大量的啟蒙工作,啟蒙工作之一就是兒童教育,包括成人教育。有一些當時的健將,我們現在都把他們遺忘了,比如說這書裏選的夏丏尊、葉聖陶、豐子愷等京派作家。

那時候有一系列教科書專門給孩子設計的。我們當時念的,現在還記得:「來來來,來上學。去去去,去遊戲。」這類民國老課本,我覺得值得重視。民國的貢獻不僅僅是現在說的大師,還有百廢待興的時候,怎麼建立起一系列新的但又是繼承傳統的啟蒙教材,這個很重要。想要編兒童教材的、關注兒童教育的,一定要從這個傳統走下去。

要重視民國時期在教育上的貢獻

問:您小時候讀什麼樣的文字?有沒有對您的語言影響比較深刻的文章?

李:小學五年級在台灣的時候,除了國語教材,我記得兩篇,一是朱自清的〈背影〉,然後是《老殘遊記》的第二回。至少我念書的時候,不像他們說的白色恐怖壓迫得那麼厲害,當時國民黨的選材還把「五四」的一些文章都擺進去,當然左派作家的內容沒有了。

後來我就自己看,常看徐志摩,他的〈再別康橋〉和他的散文,還有梁實秋的雜文。然後是看外國文學的翻譯,當時的翻譯作品都很好,有的是大陸三、四十年代的翻譯,到台灣改了一個名字。比如《約翰.克利斯朵夫》,現在想起來,我看的那版就是傅雷翻譯的。

最近我從德國回來,看我們對德國文學的翻譯,台灣的也好大陸的也好,都慘不忍睹。翻譯得很「正確」,但是中文一塌糊塗,不如給我看德文算了。現在中國的語言真是一個大問題。以後小孩子要是連講話都很拗口,那怎麼辦?

後記:關於語言、教育、文學,其實還有許多內容可談。但今次限於時間,只能先跟李教授談到這裏,不免有些意猶未盡。李教授始終關注香港乃至整個華人社會的教育、文化問題,也提出過許多建議和批評,希望下次有機會,再向李教授細細請教。

文:木馬
編輯:蔡康琪

家明雜感:刺客聶隱娘 略談

星期日生活   2015年8月30日

  【明報專訊】 一.隱晦

 侯孝賢《聶隱娘》真的隱晦,刪減的枝節十分多,加上文言對白,第一次看頗叫人丈八金剛。諷刺地,英文字幕免除人名、地名的繁複,像聶隱娘乳名「窈七」,魏博位於「河朔」,反而較淺易(譯者乃著名影評人Tony Rayns)。要把《聶》片看明白,閱讀電影以外的「補充資料」,幾乎是必要動作。

 最基本的是電影發行公司印製的傳單,內附「人物系譜」,對觀眾的「期望管理」非常有幫助。其次更豐富的,要數台灣印刻文學的兩份出版:據說曾一度斷市的7月號《印刻文學生活誌》雜誌及影片編劇之一謝海盟(年輕新力軍)寫的《行雲紀——《刺客聶隱娘》拍攝側錄》。兩書皆收錄了定稿劇本,讀着發現,劇本跟現在的電影版差異極大。

 可不像大學年代念《紅樓夢》,因為篇幅長、人物眾多,老師建議先讀《紅樓夢人物論》;《聶隱娘》才106分鐘,怎樣看也非「巨構」。然而它對附加材料的依賴,在於文本有時不能「自圓其說」。以周韻飾演的兩個角色為例,殺手精精兒跟主公夫人田元氏是一人兩面。只是,精精兒一直戴着金色面具,中段她被聶隱娘(舒淇)打敗、身分被悉破,觀眾看不見其正面,是不是周韻單憑背影沒法咬定。另外,電影提供的有限信息,精精兒跟老法師空空兒的師徒關係,不靠「系譜」說明,我們連結不上。

 《印刻文學》或《行雲紀》交代了侯孝賢的作法。很多場面已拍,但在剪接台上,但凡過不了侯氏法眼的,都逃不過被拿掉的命運。侯氏大刀闊斧的省略,好像已不把「觀眾看懂」列為前提。謝海盟說我們看到的只「冰山一角」,更深更大的冰山其實存在。《印刻文學》刊印了朱天文的文章《剪接機上見》,詳說劇本很多鋪墊及研究工夫,最後沒在電影呈現,語調頗見無奈:「原來,編劇是介入不了的。影像的判準,剪接的法則,出入其間者是他倆,即使新人如芝嘉(按:跟廖慶松在本片齊名的年輕剪接師」,又豈會聽我的……這好與不好,準何而定?直覺,當然是。不過直覺很難說也無由說,我應試試講講別的。」好玩的是,朱天文一輪「苦水」後,憶述了1994年黑澤明跟侯孝賢見面,黑澤欽佩侯拍戲的自由,是他們片廠出身難望項背的。連長期拍檔如朱天文,在找不到說辭後,只好重提往事,鞏固傳奇。像慨嘆:經驗告訴我,留待時日證明侯的直覺沒錯好了。

 所以電影不圓滿麼?從劇情或人物出發,是的。當然,你也可以說侯故意不按常理出牌,打破我們對故事的預期,不強求觀眾(一次)看懂,「看懂」不是電影價值的全部。事實上,侯的電影從來不是劇情主導,追求的更多是氛圍與調子;他獨到的單鏡頭美學,不擅處理太複雜的動作,包含的「信息量」亦不多。《聶隱娘》跟他前作不同的,是設定在中唐藩鎮割據背景,牽涉人物較多。侯不作歷史「大論述」,然因為是歷史劇,他的隱晦作風,加深了觀眾投入的難度。換個角度,若《聶》只是侯《最好的時代》的番外篇(英文可打趣叫「Four Times」),效果可會不同?他繼續寫不同時代中,張震、舒淇一對鴛侶的生命循環,時代造物弄人:張震演的田季安,跟聶隱娘本是青梅竹馬,奈何在政治現實下,田的婚姻成了議和的本錢,聶的「幸福」於是給白白犧牲。田身為藩主亦愈來愈囂張跋扈,兩人漸行漸遠。把《聶》的唐代對應為《最好》想像的六十年代、二十世紀初與千禧年後,算不算是作者之一脈相承?

 二.天成

 但無疑《聶隱娘》好美,技術非常講究,尤其攝影、聲音、美術及選景。

 攝影方面,這陣子藝術電影好像有股風氣,要回到4比3銀幕傳統。近者除了加拿大的Xavier Dolan的《慈母多惡兒》(Mommy)、侯孝賢的《聶隱娘》,還有賈樟柯的《山河故人》。無巧不成話,三者都在影片內挑戰銀幕比例的限制。《聶》絕大部分時候為4比3(準確而言是1比1.41),但嘉誠公主(許芳宜飾)撫琴一段,則用回16比9(1比1.85),侯孝賢的理由是古琴橫放,用4比3拍不好看。拜數碼電影之賜,在同一片中改變銀幕比的做法,菲林的年代根本不能想像。賈的《山河》亦是,電影分為1999、2014及2025年三段(是的,有科幻片的成分),第一段用4比3,第二及三用16比9。以屏幕比例呼應時代之視野。

 《聶隱娘》中,侯孝賢的長鏡頭依舊,很多時候「一場一鏡」,李屏賓、姚宏易軌道鏡頭輕輕的來回,偶得抓拍演員的反應。內景需尋求變化,像田季安妾胡姬(謝欣穎)閨房,便透過紗帳、屏風及燭火製造朦朧景象,看透與看不透之間,正合一身黑衣的隱娘,幽幽的從旁監視。燈光及顏色弄得十分優美,小小一塊玉玦亦拍得迷人,不禁想起侯孝賢上部短片《黃金之弦》的「家傳之寶」。從信物見人的歷史與傳承,玉玦除見證聶隱娘與田季安的關係,亦令人想起溫柔敦厚的嘉誠公主,她當年遠道嫁來魏博,最後悄悄的客死異鄉。《聶》曾在台灣、日本及大陸取景,侯拒絕無謂的大場面,不要賣弄的吊臂鏡頭,動作全部點到即止(單這三點已跟千篇一律的合拍武俠片劃清界線)。攝影角度大多為視平線,各地的選景豐富了影片視野。像精精兒與聶隱娘對決的白樺林;隱娘面見師傅的道觀,清幽古雅如人間仙境;她勇救生父聶鋒及大舅田興後,一行人經過崇山峻嶺,人與馬顯得十分渺小。影片的配樂克制(林強負責),聽到更多是寫實、舒暢的天籟:潺潺河水,平原及夜深的蟬鳴,清晨烏鴉、深山飛鳥的叫聲……

 《聶隱娘》最少兩三場戲是渾然天成的,大抵是侯孝賢不勉強、願意等待下的天公造美結果。《行雲紀》有提到《等雲到》一書,作者野上照代當年是黑澤明的製作經理,跟侯交情甚深。今雖年事已高,《聶》劇組在奈良拍外景時,她亦來探班。侯跟黑澤的「等雲到」不謀而合,《聶隱娘》最後,聶在高山上向師傅謝別便是佳話。一個鏡頭直落,隱娘跪叩剛畢,遠景已被雲霞掩蓋,壯麗得不動聲色。還有片首大僚跟幼子把玩手上蝴蝶,相信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場面。

 提起小孩演出,《聶隱娘》有好及不好的一面。好的是侯擅長的偷拍,藩主幾段弄兒為樂(包括田季安教子摔跤)、磨鏡少年(妻夫木聰)與小孩打成一片即是。不好的是小演員正襟危坐時,田季安三個孩子陪母左右,眼神十分恍惚,有的顯然在打量鏡頭後的工作人員。不專業的臨時演員不只小孩,謝海盟的《行雲紀》絕對可當八卦來讀,裏頭提到他們在大陸取景的各種辛酸(相反在奈良卻充滿難忘回憶),臨時演員的參差令人無計可施。倘若,現在《聶》的每個畫面都經過侯孝賢嚴格的審視,冒求精雕細琢、一絲不苟(侯曾為了要搞清楚唐代的坐姿而重拍某些戲),很難相信他不為影片中臨時演員(如田元氏身邊的裨女)的表現搖頭嘆息。周韻、張震他們在前景很在狀態,後景臨記的眼神,卻狠狠的把一場戲給出賣了。

 三.釋義

 侯孝賢拍《刺客聶隱娘》的真正意義是什麼?畢竟,影片離他上部長片《紅汽球》已八年光景,離上次華語製作《最好的時光》更距十年。這段時間,按《行雲紀》的說法,侯的「外務」十分繁重。眾所周知,他積極參與由台北電影節到金馬獎的工作,還創辦金馬學院培育新人。

 受過影展及辦學的洗禮,侯孝賢的創作有沒有即使是些微的不同?他受《聶》吸引,是不是嚮往亂世、江湖中的一絲純真?據說計劃之始,來自妻夫木聰可愛的笑容!妻夫木演的磨鏡少年,戲裏沒對白,卻是個率性討好的人物,聶隱娘退出江湖後的歸宿。隱娘是個神秘人物,不苟言笑,雖是故事主角,觀眾對她所知甚少。但她選擇跟磨鏡少年一道,或隱隱透出她對「被偷走」童年的懷念:十歲被道姑帶走學法學武,從此跟表兄田季安仳離,各走極端。

 還是,侯孝賢借《聶隱娘》的眾女子自比,感慨人生孤獨(中聽是「孤高」),像戲中青鸞的悲劇,「一個人,沒有同類。」嘉誠公主、嘉信公主(道姑)、聶隱娘,其母聶田氏,以至一人兩面的田元氏,全部是這樣。《聶隱娘》堪稱為女性(主義)電影,在男權至上,婦女只有姓氏,婚嫁命運難以作主的年代,故事一眾女角色,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聶隱娘更不用說了,武功蓋世,不讓鬚眉,田季安被她襯得更昏庸糊塗。「一個人,沒有同類。」侯在暗指自己在台的外省身分?1948年跟家人到台時不過一歲,籍貫乃廣東梅縣(跟楊德昌同齡同鄉),偏偏在高雄凰山長大。《聶》回大陸拍攝,談不上「衣錦還鄉」。在電影志業上,侯應覺吾道不孤,《聶隱娘》其中一成就,是體現了台灣電影兩代的合作,年輕一代如編劇謝海盟(才是個八十後!)、攝影的姚宏易、剪接的芝嘉、聲音的吳書瑤,跟一眾大師傅平起平坐。

 而我最不被說服的,是《聶隱娘》作為一部辯論殺人、死刑的電影。誠然,聶隱娘多番違抗師命,是不是來得太輕易?聶的回應甚至毫不委婉,就說「弟子不殺」(奇怪劇本沒此台詞)。侯孝賢看來看去都不是奇斯洛夫斯基一伙道德派別,《聶隱娘》絕不可能是另一部「A Short Film about Killing」。聶對藩主心軟全跟孩兒有關係。侯孝賢導演,平時有型有格、愛理不理的,骨子裏是小孩至上的慈父心腸吧?

 文:家明
 編輯:蔡曉彤



movie chic,movie style:《刺客聶隱娘》沒有人還這樣拍電影
星期日生活   2015年8月30日



  【明報專訊】 在「夏日國際電影節」的開幕電影會場內,導演侯孝賢說「聶隱娘」這「聶隱娘」那,不知主持是真的提醒還是說笑,指片名還有「刺客」兩個字。侯導就說,不用「刺客」啦。——他連片名都想「剪掉」。

 看電影《刺客聶隱娘》,是無法子不參看相關文字資料的。看了這麼多電影,遇到這情况的機會委實不多。看電影就夠啦,電影「應該」、「有責任」說明一切,關於人物,關於故事,關於主題,關於信息,關於什麼什麼……然後才發現,一切電影「應有」的責任,都沒有了。在《聶隱娘》面前,觀眾是無法被動的。觀眾要主動,去捕捉這個經常在電影中躲在一角的唐朝女刺客,她習慣聆聽,思考,認為時機到了,自會跑出來,把想殺的人殺掉。她從沒失手,在她的劍下,沒有殺不死的人,只有她想不想殺而已。假如一心一意希望一睹聶隱娘的武功、劍法有多高強,注定是徒勞無功的,因為《刺客聶隱娘》,不是關於她要殺死幾多人,而是關於她——不想殺死的那個人。

 以上這一點,大概是唯一不用參看文字資料,也能了解到的劇情。但若要了解這一點,也有條件,就是一定要看到終場,才能明白。假如提早離場了,無論是早了一小時,抑或只是早了五分鐘,都會無法了解聶隱娘的內心,而且錯過了,就再沒有機會。因為,聶隱娘已經走了,身影逐漸遠去,隱沒在山中無盡的蒼茫煙波裏。

 只有堅持把《刺客聶隱娘》看到最後一分鐘,最後一秒鐘,直至畫面全黑,落幕,亮燈,戲院工作人員出來打掃,內心便會躍動起來,會捨不得電影就此完結,想知多一點關於聶隱娘的事,想知道她往後日子怎麼過、跟誰人過,想知道一個冷若冰霜的女子,最終情歸何處——不斷想不斷想,背後其實已經愛上了聶隱娘。

 聶隱娘是誰?據侯孝賢所說,就是會站在樹上,有「三隻耳朵」,悄悄聽別人說話的刺客。這是侯孝賢想像出來,設計出來的形象。戲中,的確也看到這樣的一個女子,有兩場戲,充分表現出她這種個性。一場戲,待鏡頭往上揚,便能看見一個女子身影,安然坐在屋內橫樑上,聽着屋內的人說話。另一場戲,更好像感到與聶隱娘同在。鏡頭一直置在房間的輕紗之後,面前是張震演的田季安和他的妻子,坐在牀邊說話。這場戲,鏡頭很長,二人說了很久,鏡頭沒有動,只看見風吹輕紗搖,慢慢地便會發現,連自己都代入了聶隱娘的眼睛和耳朵,悄悄地在偷聽、偷看。

 聶隱娘就是舒淇

 當然,看的時候會懷疑,聶隱娘又不是鬼不是幽靈,她是個實體是個人,為什麼屋內的人總是沒發覺,全都是傻的嗎?但很快又會明白,這其實是一種存在的狀態。有時,有些人,不是不知道有沒有人存在,而是根本沒有在意任何人的存在。當然這些人是該死的。同理,有些人,的確可以不讓別人知道他的存在,就像一個滿懷心事的女子,她的哀與愁,只要自己知,不讓別人知。大概,從這個方向去想,也許能夠多了解聶隱娘,及關於她的種種。

 聶隱娘是誰?其實是舒淇。這樣說,好像說了等於沒說,但其實真的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看。這也是關乎侯孝賢拍電影的方法學。看台灣《印刻文學生活誌》的「侯孝賢專號」,讀到侯孝賢這樣說:「拍片假使先沒有對象,沒有演員,就從劇本開始,會很累。有時侯我看到一個人,感覺很有趣,可能就讓他進來演了。我是一種直覺而已,不會太清楚,然後就大概想,假使要拍他,要寫一個什麼角色。」

 讀到這裏,很清楚,就像同一篇訪問中,編劇謝海盟說:「電影裏的聶隱娘,比劇本裏的聶隱娘,更像舒淇。」聽說,劇本中的聶隱娘,是較為「聰明伶俐」的。當然不是說舒淇演不出這特質,而是侯孝賢比較想拍出「舒淇的特質」。現在看到的聶隱娘,一點也不「粗魯硬朗」,反而有點哀愁,淡淡的,而且很女性化,很有人情。再細心一點看,其實看出了聶隱娘/舒淇對愛情的本質,幽幽的,亦憂憂的。看侯孝賢電影,很多時都是這樣。拍的是人,是演員本身,不是拍劇本中虛構的角色。或許,這樣拍戲,疑問就來了:拍電影,還要劇本還要人物描寫嗎?侯孝賢說,早在拍《南國再見,南國》時,就已經把劇本丟掉,劇本都沒有就拍了,拍三個人,高捷、林強、伊能靜。三個不是角色,是演員本身。沒有劇本,怎樣拍?侯孝賢說,把鏡頭放在那裏,由演員來演。唯一依據的,是導演的感覺。

 相信景框會說話

 看《刺客聶隱娘》,同時也在閱讀侯孝賢拍電影的方法學。例如,他要編劇謝海盟寫「聶隱娘電影小說」,不是為了賣錢,而是為了觀眾。關於故事、人物背景、人物與人物之間的關係,觀眾想知的,去看小說吧。他的電影,好像最吝嗇的總不是製作成本,而是劇情交代。首映禮上,侯孝賢說,是因為感到「多餘」、「長氣」,所以把拍了的,都剪掉。就好像聶隱娘應該是懂輕功的,但最後,所有身輕如燕用輕功上升落地的「威也」鏡頭,全都剪掉了。原因是:侯孝賢看後,直覺感到不應該這樣表達。

 說《刺客聶隱娘》是一部由影像組合的電影,相信沒有人反對。所謂影像組合,是相信影像,相信景框會說話,完全由影像發揮魅力。《刺客聶隱娘》的影像、景框可以有很多信息,亦可以完全沒有信息,一切交由觀眾主動捕捉和想像。而侯孝賢做的,是捕捉自己的感覺。「如果現場感覺對了,事後再看還是一樣會很清楚。有些東西感覺不對,我就不想要了。」那麼需要和相信個人感覺,是因為他感到,「荷李活電影的信息絕對是清楚的,不管是從文字還是對白,各種信息組合是非常清楚的,但我感覺那違背了影像本身的魅力。」

 《刺客聶隱娘》的影像,絕對擁有令人目迷、沉思的魅力。景框以外,還有東西。看少一秒都不情願,都要重看。他說「純粹影像的東西,幾乎沒有人做了」,在商業電影範疇,原來最欠缺的是影像自由。

 「現在這個世界已沒有人還這樣拍電影」。如果有參加映後座談,會發現,侯孝賢原來頗幽默,很懂說笑。

 文:皮亞

趙永佳 - 「東亞教育奇蹟」的國王新衣

星期日生活   2015830

【明報專訊】中村修二憑發明藍色發光二極管(LED),於2014年度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是典型的異類(outliner),出身寒微、「三流」大學畢業、大半生時間都在一家小企業幹活。卻被認為是「白支薪水的無用男」,只能在社長的反對下,繼續「地下」研究LED。在這樣的背景下,無怪乎他在獲獎之後,曾說:「憤怒是我全部的動力,如果沒有憋着一肚子氣,(我)就不會成功。」

最近他在一篇網上廣泛流傳的演講中,把他的憤怒指向了整個東亞地區的教育制度。

他認為,東亞地區教育度的最大問題,是應試主義與學歷主義。他舉韓國為例,指舉國上下的青年人,都是以首爾、高麗、延世三所名門大學為目標,因此補習班是每個小孩放學後「加班」工作的地方。雖然在國際評估中(如PISA),韓國孩子也是名列前茅,但輝煌的成績,是建築在孩子們(和家長)雙倍的努力和雙倍的花費之上。換言之,東亞教育的產出,是全因為大量投資(時間與金錢),其實效率相當低下。

雖然不是歷史學家,但他也對東亞教育的歷史條件有一套看法。他認為我們現在常見的主流教育制度,其實都源於普魯士的工業化教育模式。包括標準化課程,學生在課室坐着聽課,教師講,學生聽,並有標準的時間表和全國一貫的學科課程。其目的,不是要教育出能獨立思考的學生,而是大量炮製忠誠和易管理的勞動力。

東亞新科舉制度

在東亞,這種「普魯士基因」,更和儒家傳統合流,並將大學入學試變成了以往科舉制度那樣,成為選拔人才的唯一尺度。這套制度的問題,是在長期「八股」式的訓練打磨之下,學生的可塑性盡失,變成「上了釉彩的出窯瓷器」,看起來很美,但如果你的要求不同而要作任何改動的話,會很容易受損。

但大學正正就和中學的要求大相逕庭,大學的老師,往往覺得最困難的,就是要改變新生的「中學式」學習概念與習慣。簡單如沒有標準答案,對他們來說好像在中世紀,告訴他們地球是圓的一樣不可思議。東亞的大學入學試是典型的高注碼(high stake)測試,往往是入學的唯一或最決定性因素,而且一年一度,萬一落榜就要當一年「浪人」重考。反之他推崇美國的入學制度,如標準測試(如SAT)只是錄取與否的其中一項因素,而且一年有六次報考機會(當然社會學家會指出美國的制度對中產家庭背景的學生更有利)。

在上文所述高度標準化的新科舉影響下,東亞社會都注重複習和操練。在高考「金榜題名」,大量的「考古題」和模擬試變成常態。就算在香港的小學,因為要應付TSA,學校也已經是以不斷補課和做練習卷來應對。中村修二認為,同樣的邏輯,也造成了東亞大量的鋼琴、小提琴的音樂神童,他指出東亞的「琴童」家長,多半自己對音樂沒有特別興趣,卻驅使孩子花時間練習,其實只不過好像故事中因為路燈比較亮,所以只在路燈下找鑰匙的人一樣。在教育上過分強調投入時間操練某些標準下的能力,結果是壓制了不同類型、能力人才出現與發展的可能性,造成人才浪費的現象。

中村修二對東亞地區教育制度的批評,擲地有聲,雖然有些過激,和將英美制度有點浪漫化,但在今天普遍認為有所謂「東亞教育奇蹟」的時代,卻是一劑能令我們反思的猛藥。誠然,東亞地區差不多在所有國際性學生能力測試中都名列前茅,而且不同家庭社經背景的學生差異比歐美社會更小。在「PISA熱」影響下,西方社會都對東亞教育模式產生很大興趣,例如最近英國就「輸入」上海的教育模式和老師。不過,中村指出我們付出的代價是同學花在作業,補習上的時間,家長花在補習上的金錢,更令社會上人才齊一,缺乏創造力與多樣性。

他的批評,令我想起了幾十年前所謂「東亞經濟奇蹟」的爭議。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正是「東亞奇蹟」風華正茂的時候,日本、台灣、南韓、香港、新加坡經歷了幾十年平均近雙位數的經濟增加,情形就好像今天的「中國崛起」一樣,因此就有各種各樣的理論來解釋這個東亞奇蹟是如何神奇。當然,升得愈高,跌得愈重,就好像今天的內地經濟一樣,東亞四小龍的經濟在九十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受到重創。

東亞「奇蹟」的成因

其實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就有經濟學家對所謂東亞奇蹟作出批判。其中以兩位美國經濟學者對東亞經驗的質疑最為尖銳。首先,麻省理工的楊格(Alwyn Young)在一篇論文中指出,在東亞四小龍的經濟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其實是生產要素(如資本、勞動力)的增加,而不是生產力。換句話說,四小龍的快速增長,是因為大量勞動力投入生產(如香港的大量難民、台灣及南韓的農村人口),以及投資快速增加(台灣、南韓及新加坡政府通過壓縮消費,增加投資),而不是通過提升技術水平來更有效運用生產要素。結果,四小龍由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平均整體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增長最高只不過是香港的2.3%,台灣是1.9%,南韓是1.6%,而新加坡更只有-0.3%,這和戰後大部分先進國家,甚至是公認經濟增長緩慢的拉丁美洲國家,其實都差不多。

另一位東亞奇蹟的懷疑論者名氣更大,是史丹福的克魯明(Paul Krugman)。他承接楊格的批判,也提出了東亞奇蹟只不過是「神話」的觀點。他將東亞經驗與蘇聯社會主義時代比較,指出兩者相同的地方,是經濟增長同樣是建築大量的投資與勞動力的增加。他認為所謂東亞奇蹟其實沒有神奇之處,只不過是以「血汗」堆砌而成,而不是生產力進步的結果。有論者認為東亞的成功是自由市場的勝利,但諷刺的是克魯明直指它們成功的方程式,到底也是和極權的蘇維埃體制一樣。

轉了一大圈,究竟東亞經濟奇蹟和中村修二對東亞教育體制的批判有何關係?正如中村直言,東亞社會太重視複習的重要性,大量的作業、家課、複習充塞了孩子們的時間,結果是扼殺了他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2009年發表的「中日韓美四國高中生權益狀况比較研究報告」顯示,四國高中生中,中國高中生每天在校學習、在家學習時間、在課外補習班或跟補習老師的學習時間都是最長。中國以外,韓國學生的在校學習時間、課外補習時間也較長,日本、美國的學習時間就較相似。

社會與教育制度的「共業」

香港沒有相關數據,不過相信大部分本地家長對孩子們的功課量和溫習時間應該都有很深體會,其中高小、高中同學感受的壓力也最重。差不多所有國際大型評估研究雖然都發現香港學生的表現名列前茅,但過度複習,考評的結果卻也是顯而易見。數學科同學雖然工多藝熟,運算快而準,但對數學的自信心很低。閱讀理解方面能力也很強,但自主閱讀的興趣很低,也沒有這習慣。PISA的情况也一樣,同學表現很好,但他們對學校的認同感很低。

我在大學二十多年,目睹同學的問題也相似,他們的基本能力不俗,但語文能力低,沒有閱讀習慣,只有小部分早已「決志」投身某些專業(如醫科、法律)的同學,有強烈學習動機,大部分起初都不知道自己為何學習,更對和中學不一樣的自由學習環境完全不適應。這樣說,不是要指摘同學們,因為他們的不足,是我們的「共業」,不是個人的錯,是整個社會和教育制度的缺陷。

經濟學家的反思,告訴我們東亞經濟奇蹟是建築在壓縮消費、大量投資、高強度與長時間的勞動之上。東亞教育奇蹟的條件,可能同樣也正正是家長和同學金錢上的投資,與老師和同學,甚至家長們的高強度長時間的勞動(家課、預習、溫習、備課)。

在克魯明所指的蘇維埃式「粗放型成長」下,日本、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已大不如前,甚至中國現在也碰上了瓶頸。相反,美國的經濟有百般不足,但在高新科技產業上,卻依然執世界牛耳。同樣地,在中、小學教育上,美國相比東亞就是等同在「放羊」。雖然美國現在某些中產家庭的教養模式已向東亞靠攏,但老美的孩子們在這種還是較「寬鬆」的環境下長大成人,上了大學後,他們的創造力及學習興趣的「小宇宙」彷彿就會爆發,以致他們畢業後在創新科技產業服務也完全沒有問題。

究其實,無論在經濟層面,或者在教育制度上,東亞的「粗放型」發展,都有「可持續發展」的挑戰。中村修二、克魯明、楊格等人的諍言,只是響應很多東亞地區在地人士的聲音。在教育問題上,本地的學者、NGO,甚至如教育大同般的家長組織,都在持續地反思本港教育制度,致力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正在做不同的嘗試。本文只是借諾貝爾獎得獎人的發言為大家打打氣。

後記

互聯網上的信息不能盡信,文章寫作前曾嘗試搜尋中村修二在東京發言的日文報道(感謝張彧暋幫忙),證實真有其事,但卻找不到全文記錄抄本。所以網上流傳文章也可能只是網民「二次創作」之舉。不過,觀乎中村其他著作及其對日本教育制度的批評,和文章觀念的確一致。因此,我們姑且對文章存疑,但也「跟帖」來借題發揮一下吧。

(本文相關參考材料詳列於edufrontline.blogspot.hk

文 趙永佳

編輯 林越慧

2015年8月29日 星期六

李怡 - 重光紀念:香港的獨特歷史和命運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8月29日

明天是8月30日,即港英時代定下的香港重光紀念日。這個紀念日已因97回歸而取消了。去年,梁振英把每年9月3日定為「抗戰勝利日」,今年更因是70周年而放假一天。上周三梁振英在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展覽的開幕式致辭,呼籲市民深入認識抗戰歷史,「更應該知道香港和國家,香港市民和全國市民有着共同的命運」。

還歷史本來面目

任何有一點歷史知識的人,都應該知道,香港自1841年以來,與中國大陸就有不同的歷史,香港市民和大陸人民也有不同的命運。97以來,特別是行騙長官上台以來,就一直要把香港人的命運同大陸人拉在一起,而香港人近年的示威抗爭,也是要抗拒與大陸人命運相連的趨勢。現在,中共和港共連歷史都要扭曲為「共同歷史」,香港人實在不能再懵懵懂懂地以為歷史是已經過去的事,而掉以輕心。共同還是不同的歷史,與共同還是不同的命運相連。還歷史的本來面目,為了要確認我們的身份認同。

全世界都經歷二次大戰,但每一個國家都有不同的經歷,即使同屬於反法西斯的同盟國,東歐國家與西歐國家也命運不同。中國經歷的是八年抗戰,香港是三年八個月,因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在中日戰爭開始四年多,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才被捲入。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佈投降,9月2日日本與同盟國簽訂《降伏文書》;中華民國將9月3日定為軍人節,中共建政後把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定於9月3日。

正如世上所有的戰勝國,都會在敵人投降後迅速搶佔地盤一樣,大陸的國共兩黨也在日本宣佈投降日起即搶在各地「接受」日軍投降,以便佔據更多地盤。英國在日本正式受降之前,迅速重掌香港,並以8月30日作為重光紀念日。正式受降日就在9月16日,英國皇家海軍夏愨少將接受日軍投降。

除了開戰與終戰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香港保衞戰也遠比大陸的抗戰單純。中國的抗戰歷史,由於國共鬥爭,一直有全然不同的事實闡述和解釋。幾乎完全沒有與日軍打過正面戰爭的中共,以它掌政後的話語權,把抗戰說成是中共領導的戰爭,有關的歷史書寫以至文藝創作,都是這種調調,最近更在《開羅宣言》的電影海報上,鬧出大笑話。對於中共來說,從來不尊重歷史,甚至沒有所謂歷史,中共黨講的歷史也就是政治。即如這次以紀念抗戰70年的名義搞閱兵,也只是借歷史過橋來為習近平立軍威,俾能掌握軍隊實權,並向老百姓顯示權威。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在國共內戰紛紛擾擾中被全國的抗日熱潮推動而展開的。毛澤東在七七事變後一個多月的中共中央洛川會議提出的抗日方針是:「一分抗日,兩分應付,七分擴大地盤,十分宣傳。」有關內容已被有良知的紅色後代、新聞工作者戴晴為文證實,當年參加洛川會議的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中也提到。毛澤東甚至向日本友人當面表示感謝日本侵華,給中共壯大機會。因此,若講抗日戰爭,中共最沒有資格以此炫耀。

記住重光這一天

1941年香港保衞戰,就是一場力量懸殊的浴血戰。英國忙於應付歐戰場,雖明知香港難以防守,卻反對撤防,認為放棄香港將打擊中國抗日士氣,進一步削弱英國威信。倫敦政府守護香港的目標,主要是獲取道義優勢。

這是一場力量懸殊的戰爭,日軍三萬五千兵力,香港守軍只有一萬三千兵力,日軍有飛機轟炸和偵察,英軍則早就失去空軍支援。在這種情形下,港督楊慕琦仍然多次拒絕投降,直到全面失守。香港一個孤島,守了18天,已遠遠超過大陸任何城市對日軍的防守時間了。可是去年12月14日中共的陳佐洱卻無恥地說二戰中「英軍貪生怕死輕易投降」。我們真是有截然不同的歷史觀。

香港保衞戰,有英聯邦國家參與,其中最著名的,是加拿大在當年11月派出兩營步兵近2,000人來港抗日,不到一個月就有500多官兵犧牲,長眠香港。加拿大總理每次過港,都到赤柱軍人墳場憑弔。在香港保衞戰中犧牲的英靈,豈容中共官員誣衊?

過去,香港重光紀念日紀念儀式隆重,現役與退伍軍人會參與,政府部門、英聯邦成員國、軍隊代表分別獻花圈,之後吹號角及默哀兩分鐘。這一天,告訴我們,香港和香港人的身份,香港的價值,曾由英國文明、英聯邦國家和本地華人共同以鮮血維護。這段歷史必須銘記。只有認識和記住我們的歷史,才能維護我們的身份,和持續抗爭以守護香港人的獨特命運。(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相關文章:顏純鈎 - 砌一部香港歷史拼圖——讀《孤獨前哨》

2015年8月28日 星期五

蔡子強 - 日本最長的一天

2015年8月27日

【明報專訊】碰上日本戰敗70周年紀念,近日有一套日本電影上畫,那就是《日本最長的一天》。

電影根據史實,記述1945年8月15日,日皇裕仁通過廣播發表《終戰詔書》,宣告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前最後24小時裏,所發生連串驚心動魄的事件。

70年後揭開真相

在這漫長的一天裏,事態每一秒都在起變化:先是日皇作出了「聖斷」,繼而是軍中死硬派不能接受,企圖孤注一擲,發動軍事政變,遇神殺神,更挾持了皇宮與電台,但卻碰上以性命來捍衛職守,事後也不為人知的小人物,如宮內侍從、電台廣播人員等,堅守崗位,以及忠義兩難全,寧選擇切腹自盡也拒絕加入兵變的將軍,叛軍最後落得功敗垂成,日皇的錄音還是如期廣播,避免日本進一步生靈塗炭。


70年後,種種長久被埋藏了的真相,如今終於重新展現在觀眾眼前。

有讀者心裏可能有疑問,當時日本既已遭受兩枚原子彈轟炸,業已造成重大傷亡,哪有人會如此不智,還堅持負隅頑抗,徒添傷亡?况且,日本人不是把日皇奉若神明的嗎?他既作出了「聖斷」,哪還有人夠膽違抗?為何還會出現節外生枝的這一幕?

要答這些問題,得在這裏多交代一下歷史。

「海軍派」和「陸軍派」的對峙

其實早於開戰之前,陸軍一直是主戰的鷹派,主張日本與納粹德國以及法西斯意大利結盟組成「三國軸心」,向對該國進行經濟制裁的美國開戰,還以顏色;但相反,海軍則是鴿派,一直反對開戰,也反對「三國軸心」,當時任海軍次官的山本五十六,便是箇中的表表者,於是便成了陸軍的眼中釘,甚至成了暗殺目標,海軍為了確保他的人身安全,最後甚至只有把他委任為聯合艦隊司令,讓他在海上辦公,索性遠離陸上。

當時日本陸軍實在十分跋扈,不單常常對海軍作出挑釁(如果大家有看較早之前的《山本五十六》一片,便會看到很多這樣的場景),而且更目中無人。本片中便有如此一幕:陸軍大將,曾當過內閣總理大臣,但卻因戰况失利而被迫下野的著名鷹派東條英機,走到陸軍司令部大放厥辭,氣焰逼人的教訓眾人,說效忠國家,有兩個層面,一是天皇陛下,二則是國家的長遠利益。這句話當然沒有錯,但問題是,這並不代表軍人可以因為手握武力,而妄圖由自己去界定何謂國家長遠利益。

最高領導層3對3陷僵局

到了二戰後期,日本的最高軍事決策機構是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成員為六大重要軍政高層,包括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外務大臣、陸軍大臣、陸軍參謀總長、海軍大臣、海軍軍令部總長的所謂「六大臣」。到了戰敗前夕,這「六大臣」分別是:

內閣總理大臣:鈴木貫太郎(曾當海軍大將)
外務大臣:東鄉茂德
陸軍大臣:陸軍大將阿南惟幾
海軍大臣:海軍大將米內光政
陸軍參謀總長:陸軍大將梅津美治郎
海軍軍令部總長:海軍大將豐田副武

1945年7月27日,盟國發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必須無條件投降,而日本卻不予理會,這其實是盟軍的最後通牒,於是,美軍在8月6日、9 日,分別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兩枚原子彈。但雖然事已至此,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內,卻分裂為3對3的僵局,鈴木、東鄉、米內贊成,只要:(一)國體不變,天皇制不改,便接受無條件投降。但阿南、梅津、豐田則反對,要求向盟軍力爭更好的條件,包括:(二)由日本自行遣散自己的部隊;(三)由日本在本國法院進行「戰爭罪行」審判和懲處;以及(四)盟軍部隊不能佔領日本本土。

大家不難看到,3名對投降較持開放態度的,鈴木和米內都是海軍派,相反,3名較「企硬」的,阿南和梅津都是陸軍派,但也有海軍派的豐田。片中,大家便會看到,以鈴木和阿南為首,雙方為此唇槍舌劍和爭持不下。

而同一時間,不少陸軍派都開始密謀政變,推翻鈴木內閤,另外成立軍人內閣,局勢可謂一觸即發。

日皇作出「聖斷」

經過多次會議之後,雙方仍爭持不下,無法達成共識。在這樣的僵局下,鈴木建議在8月9日深夜召開「御前會議」,會上,雙方向日皇陳述各自觀點,即一個條件還是4個條件的問題,再由日皇親自作出「聖斷」,決定國家的命運。

聽後,日皇說了以下一段情深意切的說話:「空襲愈演愈烈,我不希望看到國家生靈塗炭,文化遭受破壞,整個人類遭受不幸。我的任務是將祖先傳下來的日本國再完整地傳給子孫後代。事到如今只有讓更多的國民,哪怕是多一個人也好,存活下來,希望他們將來東山再起。除此之外,別無他路。當然,解除忠勇武士的武裝,把直到昨天都還在忠於職守為我戰鬥的人們推上戰爭罪犯的席位接受懲罰,對於我來說,是於心不忍的。但是今天我們必須忍難忍之事……」

就這樣,8月10日凌晨2點30分,日皇一念之仁,作出「聖斷」,接受盟國開出的無條件投降。

第二次「聖斷」

但事情沒有就此結束,陸軍裏有人仍然覺得難以接受,仍希望「戰鬥到底」,例如東條英機。尤其是日方通知美方的秘密電報中,提出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對天皇統治權加以變更的要求,不包括在內」的要求,美方沒有明確的承諾,而8月12日盟國的答覆,更說投降後,「日皇和日本政府過去統治國家的權力,將『subject to』盟軍最高指揮官……最終日本政府應按照《波茨坦公告》的內容,按日本國民所自由表達的意願,來建立新政府」。鈴木那邊把「subject to」翻譯作「受限制於」,但陸軍這邊則把之翻譯作「隸屬」,亦因此讓他們大怒,認為國體將不保。

因此,是否投降,再次節外生枝,日本最高領導層為此再次爭論不休,且再次陷入3比3的僵局。鈴木無奈再次訴諸日皇「聖斷」,8月14日早上,召開了第二次「御前會議」。會上,日皇再次表示將接受《波茨坦公告》,並說明白大家難以接受,因此他可以站在麥克風前,親自向國民呼籲,並且如有需要,可到任何地方向陸海軍官兵作出開導。在座的人都為此悲痛落淚。

所以,在日本早日結束負隅頑抗,減低交戰雙方的人命傷亡上,日皇裕仁確是起了關鍵作用,雖然他在最初日本發動二戰上所扮演的角色,至今仍是一個未解開的謎團。

宮城事件

但陸軍中仍有人冥頑不靈,不能接受「聖斷」,不惜玉石俱焚,也要戰鬥到底。

8月14日下午,早已籌劃政變的少壯派軍人如井田正孝中佐、畑中健二少校等人,更立即起事,企圖阻截日皇的「玉音放送」(即《終戰詔書》廣播),向日皇作出士兵諫,改變「聖斷」的決定,推翻鈴木內閣,軟禁眾溫和派,及另外成立軍人內閣。他們並要求陸軍大臣阿南支持,並企圖以後者的聲望號召全國,戰鬥到底,危機迫在眉睫,史稱「宮城事件」,而這也是《日本最長的一天》一片下半部的主線。

為何冥頑不靈?

為何這些人仍然如此冥頑不靈呢?除了正如前述,陸軍一向是好戰的鷹派之外,還有以下原因:

事實上,正如上星期所述,當時陸軍仍保有一支相當龐大、完整的軍隊,以人數計尚有600萬,且單以日本本土計,準備進行所謂「本土決戰」的,便有200萬人,且紀律和裝備良好,不似得海軍已成殘兵敗將,聯合艦隊已經土崩瓦解。所以陸軍與海軍相比,繼續作戰的本錢和決心,也要大得多;

當時日本陸軍仍然心存幻想,一直主張與美軍進行所謂的「本土決戰」,以寧為玉碎、不作瓦全的自殺式攻擊,來迎頭痛擊美軍的登陸部隊,為他們造成重大傷亡,那麼就可以爭取到較好條件與美國議和,避免無條件投降,任人魚肉。日本陸軍這方面的決心不用懷疑,事實上,他們在太平洋的島嶼戰中,如塞班島等,便使出過「萬歲衝鋒」這樣的瘋狂手段(即將兵一起排列,身上、頭上綁上國旗,齊聲大喊天皇陛下萬歲,再自殺式衝鋒殺敵);

更何况,美國手上可以有多少枚原子彈呢?今天我們都知道,在轟炸廣島和長崎之後,美國手上其實還有一枚,但當時日本卻只能「估估下」。當時日本自己也在研發原子彈,知道所費資源甚巨,有內部分析認為美國不可能一下子造出這麼多,不可能不斷以此轟炸日本,廣島之後認為可能只有一枚,長崎之後可能只得兩枚,總是心存僥倖。

美國究竟應否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帶頭使用原子彈,奪走廣島和長崎兩地近20萬無辜平民百姓的性命,作為迫使日本就範的籌碼,戰後人們長期就此爭論不休,當中牽涉重大的道德爭議。但如果看過本片,了解到日本部分軍人的冥頑不靈與瘋狂,觀眾心裏可能有另一番的體會。

(本文的史實部分,部分參考自半藤一利所著《日本最漫長的一天》,事實上,電影《日本最長的一天》也是以這本書為藍本而拍成,最近台灣出版了這本書的中譯本,我便是個多星期前剛在台北誠品書局購得,相信香港亦即將買得到。)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2015年8月27日 星期四

陳廣隆 - 從新舊外星人電影 反思人生問題

電影講座    2015年8月27日

深夜無人,仰望星空,看着一閃一閃、如泣如訴的星光,總不禁想到:在萬千星河之上,是否有更高階的生命?我們在這兒揮手,彼方有「人」會看到嗎?生命的起源、造物的上主到底是誰?宗教信仰是否真有意義?哲學家向明月與江河發問,電影人以攝影機尋找答案。在漆黑的電影院中,銀幕就像夜空,閃爍着各種可能。即將上畫的寶萊塢大作《來自星星的PK》(PK, 2014)雖屬歌舞喜劇,胡鬧中卻對信仰有警世的思考,以下我們一起審視電影帶出的問題,對照影史同類作品,思索星星的奧秘。

從異形到E.T.,從天煞到CJ7,自梅里埃《登月之旅》(A Trip to the Moon, 1902)以來,電影人對外星生命有着或善或惡的豐富想像,但究其實在,種種外星形相不過是人類性格、欲念與恐懼的投射,至於將外星人想像為外貌與人類無異的物種、億萬星光的另一種自己,卻反映了人類兩種心理:對奇人異士的英雄崇拜,以及在宇宙裏舉目無親的終極寂寞,故此才有如絕地武士一類銀幕形象。借外星人的眼光看人類自身,有如對鏡自照,有時比起許多故作嚴肅的作品看得更加深入,許多科幻故事就是以此為背景開展敍事,如本文提到的幾部電影。

《來自星星的PK》一開首就講阿米爾汗(Aamir Khan)飾演的外星人獲派地球考察,一降落印度,由於全身赤裸(他們認為動物皆不穿衣,奇怪人類為何羞於自然)、不通言語(他們用心靈溝通,不必說話),即被途人視為傻子,更將他用來與母星太空船聯絡的閃亮項鏈搶去,從此流落地球無法回家。

導演前作紅遍亞洲

電影中的阿米爾汗高大健碩,心靈卻是天真澄明,為了找尋失鏈,戰戰兢兢地嘗試融入人類社會,卻發現人類社會處處有文化隔閡、傳統束縛,鬧出不少笑話。例如他不識男女服飾之別,乘他人「車震」之時拿走其衣裝,卻穿成上衣下裙,招搖過市令人訕笑;母星以物易物,自不知錢幣為何物,他見別人拿出印有甘地頭像的紙張即可換得一飽,便收集一切有其肖象的海報、招紙、刊物欲換食物,當然被罵回頭;印度語言系統複雜,說話時又常夾雜英語等外文,一時間難以學會,但他有特異功能,只要與人握手,數小時內便能通曉其語言,為此他見人即欲握手,卻被誤會是色中餓鬼,闖了不少禍。每個人見到他都以為他是醉酒鬼,遂稱他為PK(peekay,印度語醉酒、酒鬼之意),也是戲名之由來。

以上胡鬧搞笑橋段雖有趣,卻只是故事的末節,不然此片也不值多提。本片導演拉庫馬希拉尼(Rajkumar Hirani)前作《作死不離三兄弟》(3 Idiots, 2009)紅遍亞洲,令許多香港人留意寶萊塢電影,該片娛樂性強,又不乏感人勵志之處,敢於抨擊印度教育與考試制度之僵化,又提到當地自殺率高企、交通混亂、貧富懸殊等社會現象,是不俗的作品,但我嫌其片面簡化,將老一輩或制度寫成鐵板一塊,卻未深入寫出三個「傻瓜」如何積極求學,怎樣衝破現有框框,玩鬧多於學習,抨擊教育制度的力量難免薄弱了。結尾三傻作弄「臭屁王」同學一節,粗鄙不文,只能算低俗笑話。

《來自星星的PK》卻一洗前作過於誇張玩鬧的毛病,笑位恰到好處又適可而止,寶萊塢電影喜穿插大量歌舞,不習慣者或不 勝其煩,本片則相當克制。影片以外星人流 落地球的科幻故事為包裝,其真正主題,在於反思人間「宗教」與「信仰」的種種疑問。PK有家歸不得,遍求無獲,一日有人告訴他可求「神」幫助,本只是想敷衍打發他,他卻深信不疑,甚至驚奇地球人怎麼能夠與全能的神祇溝通接觸。

從此PK參拜各種神祇,出席所有敬典,添香油默禱告,以為只要誠心付出,就能「接通」,卻總是得不到「神」的回應,痛心疾首,灰心頹喪,走過重重歧路後(包括曾相信殘害身體作奉獻的一套),他開始質疑各種宗教的儀式與說法,包括愚昧的迷信(廟宇外多有賣神像的,但小像和大像有何分別,多付金錢拜巨像難道就會更加得到神靈眷顧)、文化與傳統(如基督教視酒為神的禮物,葡萄酒是豐產和聖血的象徵,伊斯蘭教卻不容酒精)、排他的信仰(主張信己教者才得恩寵,那無宗教概念或信他教的善人又該如何)等。

大膽探索宗教問題

諷刺禮俗的荒謬處、質疑信仰的盲目處、思索宗教的未盡處,是許多電影大師念茲在茲的主題,布紐爾的揮灑肆意、活地亞倫的妙語連珠、英瑪褒曼的沉潛默想,影迷自必熟悉。《來自星星的PK》揭示的不過是表層,自難相比,但拉庫馬希拉尼親切之處是,將玄妙的思想拉回日常生活,PK的行動總是針對大眾,鼓動大家反思並勇敢挑戰傳統。PK的言論起初看似是無神論的(印度是宗教大國,本片推出時曾引起極大爭議),但他其實只是反對拜金神棍與愚民領袖,他認為「造物主」獨一無二,不同宗教的信仰不過是人類的「創造」,不必執着細節而失去敬愛的本心。

這部片另一大主線,講女主角安努舒卡莎瑪(Anushka Sharma)飾演的記者在布魯日求學期間戀上巴基斯坦伊斯蘭少年,卻因宗教與種族被家長拆散,回國後發現PK,驚訝他大膽質疑上帝「代言人」的勇氣,決定作為新聞話題,聲言為他找回項鏈,運用電視節目炒作至全國層次。影片嘗試借助傳媒的力量對抗愚民思想,歡迎每個「個體」對腐敗領袖與頑固傳統的詰 問,旁兼殺人吃人的種族、政治與性慾等議題(例如上述的跨族戀情,又如對殘害無辜的恐怖襲擊的抨擊等),期望的不僅是口號式的大愛,而是真誠真意的互相了解,欲喚起的是人與人的聯繫與感情,那不單是親情、友情與愛情,而是始終着眼「大眾」,這等複雜廣闊的視野,卻是不少宗教電影所無,而堅決站在平民這邊,也是當今犬儒當道的世界所少見的。

最迷失外星人角色

舉例說,我們不妨看看今天已成名作的西方電影,英國名導尼古拉斯洛(Nicolas Roeg)的《天降財神》(The Man Who Fell to Earth, 1976)。此片的基本設定與《來自星星的PK》相仿,大衛寶兒飾演的外星人因母星已成荒漠,遂到地球引進水源,卻因飛船失事,妻離子散,困於地球。與PK不同的是大衛寶兒一早從電視節目中熟諳地球語言與文化,流落地球後,即使用滿身金飾換取錢財,後來更利用其外星科技,以超越地球現有的拍攝與錄影技術申請專利(尼古拉斯洛本身是極出色的攝影師,此處顯屬他的個人趣味),旋即成為國際巨富。

《天降財神》這中文譯名頗有喜感,其實影片格調與此完全相反。大衛寶兒在影片中沉默寡言,離群索居,一臉憂鬱,雖是巨富,但從不現身公眾場合,也少過問公司事務,只以電話遙距指揮,觀眾後來才知道他積聚財富是為了搞太空科技,秘密邀請科學家助自己回家。PK難尋回家之路,大衛寶兒卻是滿腹計劃。

PK擁抱大眾,《天降財神》卻是感情疏離的世界。因為金錢,有的人只顧自保,有的人遠離社會,有的人心懷不軌。影片中大衛寶兒失去至愛,終日凝神寡歡,他只喝白開水、看電視,因為飛船意外,他不敢坐快車,連普通升降機都害怕,這樣的外星人形象確是罕見。事實上這是大衛寶兒初次擔綱的電影,當時他正沉迷可卡因,時常恍恍惚惚,其精瘦白皙外型也屬新潮,戲內戲外的形象非常相稱。

電影中的大衛寶兒後來遠走至人煙較少的新墨西哥州避世兼開始回家計劃,在小旅館認識了思想幼稚、缺乏自信、渴求情愛的年輕女服務員,她對他傾慕不已,毫無保留地照顧他的生活,但相處既久,他神經質、悶懨懨,對她愛理不理的個性幾乎將她逼瘋。在地球逗留愈久,他自知回家無望,甚至身份敗露被人抓去作科學研究,待人更是冷漠,最後更只沉迷酒精、性愛與死亡邊緣之間。

《天降財神》所反映的,是嬉皮士文化後期漸趨墮落迷失的氛圍,大衛寶兒飾演的是外星人,其實也可視為與大眾社會格格不入的新潮人、異鄉客體驗,尼古拉斯洛遊走不定的影機運動、節奏飄忽的剪接風格,也很成功呈現這種視角。《天降財神》沒有明顯時序,有時毫無暗示地鏡頭一轉就是數年(其他人已生白髮大衛寶兒卻不會老),有時大衛寶兒思覺又似能穿梭古今並看到遠方的景象,充滿迷幻感,走的不是硬派科幻路線,其太空機器、外星人相,都很有邪典電影的味道,今天看來仍教人嘖嘖稱奇。

主角原形源自差利

反過來看,《來自星星的PK》的結構、笑料和終局,甚至是阿米爾汗的舞步、PK返回太空船時的構圖,我認為基本來自差利卓別靈的傑作《馬戲班》(The Circus, 1928),PK暗戀女主角卻又發現對方痛苦的跨族戀情,當中的取捨、掙扎與犧牲,就與《馬戲班》主角相同,看得人眼濕濕。印度電影談情,其浪漫喜樂處,率真純樸得直追默片時代。《來自星星的PK》最好看的,就是創作團隊有着差利的那份humanity,雖然難臻差利之活潑、純粹與精煉,但在寶萊塢歌舞喜劇的框架內,在娛樂大眾與啟發思考兩方面做到極佳平衡,實在是難能可貴了。

《天降財神》其中有一幕講到女主角想和大衛寶兒到教堂結婚,順帶提到信仰問題。她認為信神總比不信好,至少有東西可相信,感覺會安心一點,萬千星斗之間應該有神在吧。這種想法無疑虛無膚淺,只像是遇溺者隨手抓到某物,便死抓着以為是救星而已。如果她遇上PK,應該會被他以幽默的手法出言警醒吧?

本文開首提到外星人形象代表了我們兩種心理,也許PK代表的是我們希冀警世英雄的一面,大衛寶兒的就是我們心底深處的寂寞吧。話說回來,香港電影很久沒有外星人題材作品了,對上一套,大概已數到馬偉豪導演的《戇星先生》(1997),但影片瞎鬧無聊,相當難看,唯一可提的是葛民輝飾演的外星人也叫PK,但此PK何所指,在此也不必明言了。

練乙錚 - 軍演前夕金仔攞着數 抗日爭功中共益台獨

2015年8月27日

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北京作好準備大事慶祝,戲肉是軍演,據說陣容強大前所未見,擺出來的硬件大部分更是首次亮相,極富震懾力。然而,時運不濟,8.15前夕,天津發生大災難,搜救工作未完結,經濟又出大問題,股市崩盤,滬指跌破3000點心理關口,人民幣也搖搖欲墜。

民眾人心惶惶,好在可以借反日發洩發洩。不過,北京為之付出的代價也真不少。在台灣,中共的「抗日中流砥柱」論,惹毛了部分藍營元老,連最重視兩岸關係和諧的馬英九也憤憤不平。此外,國共爭功,綠營乘勢提出「抗日不關台灣事」的說法,挑戰國民黨「外來政權」的大中華歷史觀。國際上,還有……

北韓乘機攞着數!

北京閱兵的準備工夫密鑼緊鼓之際,北韓在朝鮮半島挑起事端,導致兩韓短暫開火,雙方先後宣布進入「準戰時狀態」,情況很嚇人。不過,北韓這次變臉奇快,上談判桌不鬧彆扭,而且沒兩天工夫就破怒為笑,還為己方埋地雷炸傷南韓士兵向對方道歉,完全順攤。毫無疑問,北京為此又賠上一大筆。這是筆者的「陰謀論」。何也?

金仔蠢不蠢很難說,不過,得三代真傳,抓時機從靠山撈好處的本事爐火純青。這次他眼見中國領導人為了慶祝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大事鋪張搞軍演,觀禮請帖發到全世界,西方大國反應未見熱烈,卻偏偏遇上大陸社會經濟出問題,天津危化爆,股滙齊瀉,影響所及,怨聲遍全球,於是覺得有機可乘,趁勢在「38線」發難!

很明顯,若事態擴大而北京袖手旁觀,南韓總統朴槿惠絕對不會願意與北韓領導人在北京同台看閱兵。買少見少,沒有南韓,「反日閱兵統一戰線」成何體統?北京一急,自然鬆手,重金買怕,金仔於是得其所哉。見「危機」消退,青瓦台欣然宣布朴總統會到北京看軍演,不忌與宿敵同台。三方皆歡喜,大家看金仔「無事生金」的本事高強不高強?

大陸剽竊抗日功績國民黨反彈

中共偏離馬列,變身極端民族主義者,自然不可以再效法毛主席一再感謝日本侵華讓共產黨唾手得天下,而必須篡改歷史事實,把自己說成是抗日英烈。這次70周年慶典的籌備工作,幾年前已經開始,而且一早便以「中流砥柱」四個字為自己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角色「定調」。誰知道,調子這麼一定,就惹惱了國民黨統派中的反日系,包括曾經參加過1938年的廣州戰役、1939年10月的皖南戰役及其後的中國派印度遠征軍、後任台灣中華民國國防部長及行政院長的郝柏村,以及現任總統馬英九。

郝柏村今年7月接受BBC訪問,公開批評中共,稱其自命「中流砥柱」及其後提出的「兩黨共同領導抗日」的說法「不公道」:「毫無疑問,正面戰場是決定性的,敵後戰場只是補助性的;從比例上說,正面戰場95%,敵後戰場5%。」馬英九則更在今年「七七事變」紀念特展上指摘中共:「八年抗戰,中共有參與,可是參與的比例卻是非常的有限。最近看到一些大陸的報道,又再強調抗戰是由中共所領導,這點我們沒有辦法接受。」【註1】最近,大陸拍的一部政治宣傳片《開羅宣言》的海報,竟硬生生把當時(1943年)代表中國出席中、美、英三國元首會議的蔣介石的頭像換成了大大個的「毛澤東玉照」,馬英九就更冒火,指斥那是「大笑話」。

事實上,在台灣的國民黨及其支持者,除了像連戰家族等少數「搵銀統派」至今在此問題上裝聾作啞之外,都十分不齒中共剽竊抗日功績的劣行;中共的做法,無疑增加統派民眾對中共的戒心,不利以後的統戰。儘管如此,中共卻不得不在大陸民眾面前吹噓自己的「抗日功績」,因為如果大陸人知道抗日主要功勞是國民黨的話,便會產生疑問:「為何如此一個為民族立大功的政黨,你要把它當成敵人打垮?」如果答案是「國民黨腐敗、專制、與民爭利」的話,大陸人更會反問:「那你共產黨幾十年來不是更腐敗、更專制、更與民爭利嗎?」可見,抗戰時期中共的角色是她今天的死穴,不得不用謊言掩蓋。

當年中共躲在敵後安全角落裏坐大,把保衞960萬平方公里土地、5億人口的任務推給國民黨,今天卻煞有介事裝模作樣與日本「爭奪」總面積區區7平方公里的幾個無人小島,如此「寸土不讓」,好愛國耶!

兩種台灣史觀:大中華 v 多元開放

大凡一個主要由多民族或移民組成、經歷過不同宗主國統治的地方,民眾當中的國族身份認同都非常複雜,一時的統治者若試圖用政權力量抬舉某種「主流」身份、抑制其他認同的話,往往會形成衝突,甚或產生悲劇,特別是如果「主流」身份並未為當地大多數人接受,而統治者的手段十分粗暴。今天中國的西藏,滿足這裏說的所有4個條件,所以問題特別大,以致習近平月前在西藏「自治」50周年的有關活動裏提出「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藏」的口號【註2】。沒想到這句口號反令中共露兩點,十分難看:建國60餘年,邊未治;邊上至今不穩的,除了西藏,還有別處,而且可能更麻煩,所以不作第一優先處理。

其實,邊上未穩,何止中共的60餘年?西藏於元朝併入中華帝國版圖(這裏不議論元帝國是否中華帝國的一個時段);其後經歷大明、大清、民國和中共合共700餘年的外來政權專制統治,都未得「穩」,更難言「治」【註3】。

台灣的情況,與西藏有相似之處,同樣是受多個外來政權統治,包括南明鄭氏、荷蘭、大清、日本、國民黨,後者是大中華的一個現代分支。人口則由不同梯次的移民構成,400年來,血緣已經相當複雜;筆者的幾個台灣朋友,身上都含部分原住民或日本人基因。嚴格而言,漢族有效統治台灣,是從1945年才開始的;這是因為南明鄭氏政權短不堪言,鄭成功的生母更是日本人;而滿清割讓台灣之後,政權由日本輪替,直至二戰結束。

日本人統治台灣,是把台灣併入自己的版圖,成為日本的一部分,不是像英國以「殖民地」的名和實管治香港那樣;而那段日治時間,長達50年(1895-1945)。分屬大中華分支的國民黨統治台灣,亦是和日本一樣,把台灣當成是本國國土的一部分,時間也同樣是50年——從1945至2015的70年,減去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李登輝和陳水扁各統治的10年,70-2 × 10 = 50。所以,台灣本土派堅持台灣的多元歷史觀,不能接受大中華正統史觀,是有其深刻背景原因的。可以說,台灣人認同大中華的歷史理由,並不比認同大和文化強。如果從歷史的時序、以先入為主的觀點看,台灣的人最應認同「原住民國」,然後依次是大清、大和,最後才是大中華。若說台灣人背棄大清、歸附大和是一種背叛,那麼歸附大中華,同樣可說是一種背叛。

我們在香港,幾代人讀的歷史、接受的史觀,都是大中華歷史、漢本位史觀;從內視的角度看,這沒有問題(香港本土派也許不同意筆者這個說法),但從香港外視台灣,就會失真、偏頗,結果是同情國民黨的多,明白當地本土派的少,甚至完全不能接受;對台灣的態度,跟大陸人很相似。例如,對一些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台灣人,香港的人多視之為數典忘祖,甚或罵作漢奸賣國賊。這種立場觀點,與昨天《明報》刊登的一篇在台大陸留學生楊森(不是香港民主黨的那位)寫的批評李登輝的文章的立場觀點很吻合【註4】。

此外,我們對台灣近年的歷史教科書爭議、政權性質、兩岸關係爭議(例如有沒有「九二共識」)等等,看法也是未盡客觀中立。而最新的爭議,就是台灣與抗日戰爭的關係問題。

本土派台灣二戰史觀抬頭

國民黨內主流派及其支持者的看法邏輯是:中國舉國抗日,台灣既然自古就是中國領土,所以台灣也是抗日力量的一部分,所以紀念抗戰勝利,台灣有份而且應該。台灣本土派的觀點卻是基於當時的事實:台灣自1895年從大清版圖割讓出去,變成日本領土,中國抗日,台灣是日本的一部分,自然不會抗日,因此也沒有什麼理由紀念抗戰勝利【註5】。

持後一種觀點的最佳代表就是李登輝。本月,他在一份日本雜誌上發表文章,也是從講事實開始,這樣說:

「我曾是帝國陸軍的士兵。自舊制台北高校升學至京都帝國大學,然後在大學時志願進入陸軍,被分配到高射炮部隊。我所經歷過的是大戰末期熾烈的戰鬥。1945年3月10日,在東京大空襲之際,部隊的小隊長戰死了。由我代理指揮。那次因燒夷彈的碎片劃過鼻子而負傷了。1945年8月15日,身為一名高射炮部隊見習士官,我在名古屋迎來了終戰。我也聽了玉音放送(玉音放送,指的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放送協會播送的「昭和天皇終戰詔書」)。

「直至70年前為止,日本和台灣原本就曾經『同為一國』。因為曾『同為一國』,故不存在有台灣與日本打仗(抗日)這樣的事實。我志願進入陸軍,而我的兄長李登欽則志願進入了海軍。當時我們兄弟倆無疑地是以作為『日本人』,為了祖國而戰的。」

為此,李登輝遭國民黨統派及其支持者強烈撻伐;他卻認為那番話不過是說出事實【註6】。

其實,在台灣,由於幾十年來都由國民黨統治,大中華意識長期壟斷思想界,本土史觀難以抬頭,情況跟香港不差很遠。文革之後,中共為了管治需要,從馬列毛的國際共產主義走上極端民族主義路線,歷史上卻沒有為民族立過什麼大功,毫無說服力,於是只得從國民黨那裏剽竊抗日功績。國民黨馬英九、郝柏村等人遂發動批評反擊,卻因此興起一個「台灣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無角色」的命題;有關的爭論佔據了媒體空間,讓不少史觀過分單一的台灣人上了一節另類歷史課。中共得罪國民黨統派,又平白讓台獨史觀抬頭,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原來,對待歷史,不老實、必受罰。

【註1】郝柏村於今年7月2日接受BBC訪問,談抗日
戰爭的領導問題: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multimedia/2015/07/150630_vid_hao1;馬英九於今年7月7日呼籲大陸不要任意篡改抗日戰爭的歷史事實: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taiwan-ma-20150707/2851772.html

【註2】見本月26日《大公網》轉載《人民日報》題為〈治國必治邊 治邊先穩藏〉的社論:http://news.takungpao.com/mainland/topnews/2015-08/3145555.html

【註3】明朝未能有效管治西藏。其後,英、俄皆曾染指該地;二十世紀初(1907),英國鞭長莫及,為防範俄羅斯侵蝕其在英屬印度的利益,與俄國簽訂《英俄條約》,雙方同意與西藏保持等距,並同意不挑戰大清繼續當西藏的宗主國,控制其外交。

【註4】《明報》26日刊登在台大陸留學生楊森的文章《無根的中華民國》的鏈是:http://news.mingpao.com/pns/楊森:無根的中華民國/web_tc/article/20150826/s00012/1440525796273。

【註5】抗戰時期時從台灣人參加日本軍的數目很大,正史記載的超過8萬,當中還包括神風特攻隊的隊員,死後供奉在東京靖國神社,見https://zh.wikipedia.org/wiki/台籍日本兵與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721/244237.htm

【註6】李登輝本月在日本媒體上發表題為〈揭開日台合作的新帷幕〉的文章;中文全譯本的鏈結是: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440419116.A.D9B.html;日文原文鏈結在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9lvYLR5OCjiVGp3MGNySkFFa1k/view?pli=1。這篇文章清晰表達了李登輝的台灣觀點。李的背景非常複雜,他生於1923年,自己承認「22歲之前是日本人」(即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日本人,所以上面引文裏的括號,都是他在日文原文裏就用了的;一些批評他的人籠統地說他自認日本人,並不確切)。後來李兩度參加中共、兩度退出,因為始終無法適應黨內的政治文化。1988年他當上中華民國總統,之後的六七年裏,推動《國統綱領》不遺餘力,一直強調兩岸最終目的就是民主統一(先民主、後統一,跟香港泛民提出的先回歸、後民主不同)。到1995年前後,見中共不停打壓,包括在台海射飛彈,為了保衞台灣的民主,他才逐步走向「兩國論」,並致力把屬於大中華的中華民國化身成為以台灣主體意識為首要內涵的中華民國,觀點逐步接近「台獨」,卻從未用過這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