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28日 星期三

李怡 - 何須理會「以理殺人」的反智帽子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28日

過去一年爭取真普選的文明而勇敢的抗爭,令全世界對香港人刮目相看。中共為香港的抗爭運動炮製出兩頂帽子,一曰港獨,一曰外國勢力。香港市民和泛民主派對「帽子工廠」見識不多,見帽子飛來,許多人都撇清關係,自我對言論設限,或聲言「愛國」,或聲言「反對港獨」,甚而為此連本土議題都少碰為妙,以至講話、抗爭都似乎不怎麼理直氣壯。然而,當中共官媒(去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報》)把佔領運動提出的「命運自主」誣為「港獨」,當梁振英把使用匯豐觀塘分行本票誣為勾結「外國勢力」,其實爭民主的市民已不須再理會這兩頂反智帽子了。

香港哪一個人的命運不是由自己操持?若命運自主即港獨,那就人人都是港獨矣!只是現在自主觸到政治權利,於是專制政權就要我們「命運被主」。在所有臣民都必須「命運被主」的專權政治意識形態之下,任何爭民主的訴求,即使是「大中華派」的乞求恩賜民主,容或會被階段性統戰,只要仍然堅持真普選,遲早都會被扣「港獨」帽子,再怎麼自表清白都無意義。

專制政權過去六十多年的內政強項是「帽子工廠」,甚麼反革命、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走資派、反黨分子,以至現在的經濟犯罪、腐敗分子等等,說穿了各式帽子都是為保權爭權而炮製。而一個個正直的知識分子、黨國元勳,若不是在帽子下當賤民,就是灰溜溜下台。香港人的爭民主,不僅挑戰中共領導人的個人權威,而且挑戰一黨專政的體制,要打破「民主集中制」的一黨提名,因此就是「港獨」。照此局勢發展,幾乎可以肯定將來會連「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都會被指為「港獨」,因為這不是明明反對白皮書所指的中央「全面管治權」嗎?再說,已有前車可鑑,曾經按中共中央的指令提出「台人治台」的台盟領導人謝雪紅,在反右中就指她的「台人治台」口號等於「台獨」。

日前,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質疑,為何在佔領行動期間,回歸時才娃娃學語者如今成為揮動米字旗、衝擊軍營、立法會及政府總部的排頭兵?他乘機提出香港教育局要受中央監督。

他問對了問題,但給錯了答案。

一九八四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後,筆者在新加坡與一些學者聚談,有學者認為香港人站在民族主義立場,不應抗拒中共收回香港主權。這時,哲學所的翟志成表示:「如果過去三十多年中國搞得比香港好,香港的中國人不會反對中國收回。如果香港老百姓今天對中國收回香港難以接受,那麼香港老百姓不應該感到有民族主義罪咎,相反是中國領導人應該感到有民族主義罪咎。如果我們自己不願接受共產主義政權直接間接的統治,卻用一些堂皇的理由去指摘別人對共產政權的抗拒,那就是『以理殺人』。你有權以理自殺,但無權『以理殺人』。」

這三點意見,是筆者聽到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最中肯和最一針見血的話。筆者絕不認為提出「港獨」有甚麼民族主義罪咎,但如果有民族主義包袱的話,那麼沿用上引的道理可以回答陳佐洱的問題:如果過去十七年來,中共當局嚴格遵守《基本法》二十二條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如果中共恪守當年港澳辦主任魯平承諾、並由中國外交部重申,二○○七年以後「香港如何發展民主,完全是香港自治權範圍內的事,中央政府不會干涉」,香港社會就不可能滋生港獨意識。如果今天社會有逐漸增長的港獨意識,那麼有這種觀念的人不應該感到有民族主義罪咎,相反是中共領導人特別是主理香港工作的人應該感到民族主義罪咎。如果絕大部份的中共官員和港共高官都已經安排好轉移財產和家屬到外國的後路,卻祭出一頂頂帽子、用堂皇理由指摘留在香港的人爭取命運自主的抗爭,那就是「以理殺人」。香港人面對這些不肯以理自殺卻要以理來殺盡香港人的強權,我們還需要去理會他們的歪理嗎?

算吧啦﹗要是「命運自主」就是「港獨」,那麼我們就自認是「港獨」;要是去匯豐觀塘分行開本票就是「勾結外國勢力」,那麼我們就自認勾結外國勢力。對於權迷心竅、每天胡言亂語不講邏輯的統治集團及其應聲蟲,我們毋須跟着他們的話語起舞,毋須迴避他們扔出的帽子。因為無論你如何自辯、怎麼撇清,都是徒勞,只要你不接受「命運被主」,專制政權就認定了你是敵人。

香港接下來的「好戲」,不是表面實力的對決,而是命運自主或被主、良知與行騙、真理與歪理、邏輯與中國邏輯的對決。(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Vic:長跑的朋友說:「對我來說,長跑是自我惕勵和自我實現,在跑道上的若干小時裡,我有千百次放棄的機會,只要堅持了,跑到終點,就是屬於自己的成就。」

我稍微改寫一下,獻給香港追求自立自主的朋友:「對我們來說,追求民主普選是自我實現。在漫漫數十年的民主路上,我們有千百次放棄的機會,但是我們相信,只要堅持下去,總有跑到終點的一天。為了堂堂正正做人的尊嚴,我們決不放棄。」

2015年1月27日 星期二

王岸然 - 「港奸」總會有人做

作者網誌   2015年1月27日

香港的政治氣氛,可以用「樹欲靜而風不息」來形容。本來香港的失業率偏低,不應有社會不穩的問題,但現時人人都估計這一年必有更大的政治風暴吹襲,除了因為深層次矛盾從未解決之外,中共漠視港人的不滿,以專橫態度面對問題,而近來「港奸」顯得更加明目張膽,竟先自作聰明,為中共亂放政治氣球,惟恐天下不亂。

稱之為亂放,是由於放的人明知不可為,純粹靠嚇,以為可以令港人害怕,提議的人便可以自我記上一功。第23 條立法已傳聞近十年,十年以來,建制派在立法會也穩過半數議席,要通過從未構成問題,因為那只是一條普通的本地法例。

大家可有想過為何沒有提出?誰人最想提出這條法例?

與對外發動戰爭一樣,管治陷入危機的當政者最想進行政治冒險以穩固權力,政治幫閒又往往最喜歡作同一類行為,因為這類人搞起事端不會有損失,不用負責善後。「港奸」高調提出要為23 條立法,總有討好中央的好處,於是競相提高調子,出現爭先恐後的情況。

泛民也樂於陪同一齊炒作23 條的議題,甚至有意誤導港人不願辭職是要留在立法會阻止23條的通過,要投他們一票只因他們可以阻止23條的通過。實情是他們從來沒有這個能力。

中共的立場,是認為港人有責任為23條立法,但從不要求在不惜代價的情況下通過;若然,早就通過了。中共甚而希望23 條是在有港人共識、大多數港人同意之下立法。第23條立法究竟有何迫切性呢?在過去十二年的現實經驗中看,事實上是沒有的。中共在2003年七一之後,對香港局勢的干預是在港人看不到的情況下加強,在方方面面干預及插手香港的事務,做到有實無名的直接管治,事實上這也是已經到位的。

中共是否認為香港已經失控,非要從速為23條立法?莫說解放軍尚未須要出城,在「雨傘革命」中就連在港的特工系統也毋須出動,只是外判的「愛字頭」外判再外判的「藍絲帶」及本地小黑幫,已經發揮足夠的制衡泛民目的。這是應付「動亂」、「緊急狀態」的方法嗎?自然不是。

現時佔領運動已經平復,事件自然要善後,但善後不離政治解決,而不是再主動挑起事端,引來另一次的佔領街頭事件。

最想再有事端的,是一眾在佔領運動之時無法提出解決方法,抽不到油水的「港奸」;還有是中共一些過氣官僚,這兩類人實權沒有,有的只是狐假虎威的社會位置,於是出現陳佐洱呼叫中央有權監督教育局推動愛國教育的事件,亦有吳秋北聲稱要在人大提案在港實施《國家安全法》的事件。但兩者都是偽命題,因為提議的人、和應的人、配合炒作的泛民,都沒有同時解釋這樣做是違反《基本法》的問題。

泛民一貫的假設,是中共不用理會《基本法》而可胡作非為,若是,則泛民政客早被驅逐到外國一了百了。

事實上,是中共盡力鑽《基本法》的空子而不會隨便毀之。泛民的假設自高身價,是欺騙港人是他們努力阻止中共的惡行,是一項偽政績。

泛民這樣做不出奇,「港奸」也這樣做,就只顯示其水平低下。《基本法》第18條寫明要增加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只限國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

第23 條的立法則寫明特區應自行立法,以解決類似《國家安全法》所針對的問題。

也別說《國家安全法》正準備改名為《反間諜法》(國務院去年8 月提議),立法前提也是因為第23 條在香港無法立法,而香港更要發生「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的緊急狀態」,所以炒作這一議題,本身只是想製造一個「本港不立法中央立法」的恐嚇。附和這一說法的竟然包括董建華,然後譚惠珠及葉劉淑儀也爭先恐後說有這個可能,這只是一次「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事件。

事過後,「港奸」為23 條立法造勢有功,泛民政客也「成功」阻止中央在港引入國家法例的企圖,皆大歡喜,這與社運界勞工界永遠延續社會運動而社會問題從不消失有點相似。

最大的「港奸」自然正是特首梁振英。他高調成立香港青少年軍本是上周的熱門話題,但很快也就無以為繼。解放軍在港兼營副業,中央直接介入香港的教育問題,都是《基本法》不准的,這原則是連空子也無法鑽的,就算要推行國民教育、就算要成立第九類制服團體,也不能假解放軍及中聯辦組織推動,因為同時違反既定政策及《基本法》。

梁振英一無法妥善處理「雨傘革命」下的佔領運動,二無法解決香港的貧富懸殊的深層次社會矛盾,社會的管治危機四伏,三是連阻止前特首出來指點朝政的能力也沒有,他的地位極為不穩,隨時會被中央迫令下台,所以他唯一能做的,是利用自己有限的權力及關係,挑動人民內部矛盾,以求在紛亂時刻中央不會隨便把他更換。

明白這些各有目的的炒作事件,港人只須不忘初衷,各自以直接行動繼續爭取民主便可以了。 

林曦 - 2014年香港傳媒的分水嶺

作者:林曦(化名)   立場新聞轉載    2015年1月26日

【原文刊於國際記者聯會的中國新聞自由年報】

2014年是香港傳媒工作者忙碌的一年,也是香港傳媒業重要的一年,筆者作為香港傳媒的一份子,認為2014年更是香港傳媒業的分水嶺。在這一年,香港傳媒棄守編輯自主,踏上準官媒、準黨媒之路。

2014年9月28日佔領中環運動爆發後,香港傳媒機構紛紛表態,要麼支持、要麼反對,幾乎沒有傳媒是中立的。傳媒機構在新聞報道中明確展示自己立場,中立客觀的報道幾乎絕迹,這是香港新聞業史無前例的。傳媒就政治事件表態,本來不是甚麼新鮮事,在西方國家亦頗常見,但問題是香港傳媒業這種政治表態不是來自傳媒機構的真心所想、所信,而是來自干預,背後有着一雙或幾雙無形黑手在操控着香港傳媒的靈魂。

在佔中這場運動中,香港傳媒編採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干預。以筆者的觀察,這種干預主要來自香港特區政府和內地政府,干預途徑除了向傳媒業老闆埋手,也向傳媒機構管理層埋手,干預是前所未有的猛烈。

干預傳媒老闆,新招不多,主要是廣告、經濟利益和爵位榮譽。在佔中後,支持佔中之傳媒的廣告量明顯大幅縮減,國企廣告更是絕迹,與大陸關係密切之公司的廣告亦幾近絕迹。筆者不是傳媒公司的核心管理層,對廣告情況之掌握只能從每日見報情況這行評估。以支持佔中的《蘋果日報》為例,佔中期間的廣告明顯大幅減少,不但中資機構的廣告絕迹,甚至與大陸關係較友好的機構亦同樣不敢下廣告,當然特區政府的廣告亦是大幅減少。

干預傳媒工作者卻是新招迭出,明目張膽。首先,特區政府方面,政府中人與傳媒管理層的接觸異常頻密,不斷透過放風,讓傳媒報道有利政府的消息,尤其是在涉及梁振英的負面新聞時,這種干預更是直接。政府官員會直接致電給傳媒機構的主管,不但爆料,甚至建議做些甚麼題材或角度。以梁振英被質疑在出售DTZ時收受五千萬回佣為例,政府中人曾經連續三天致電筆者同事,了解會如何處理該新聞,並在主動放料解釋,但只允許引述消息人士,不能刊其名字。在涉及佔中三子捐款風波時,有與政府人士關係密切人士,更主動致電傳媒中人提示一些容易被忽略的角度。

來自的北京干預,卻是叫人咋舌,赤裸裸毫不掩飾,程度遠比特區政府惡劣。佔中期間,北京長派人員駐守香港收風,並主動請傳媒工作者「飲茶」,有朋友告知一周起碼接到三個內地人士電話,都是詢問佔中問題,或要求報道一些反佔中的活動。筆者在多間傳媒機構的朋友,在佔中發生後,多次被內地不同部門人員約「飲茶」。內地人員詢問筆者這些朋友有關其公司對佔中的報道取向,內地人員更直接要求筆者這些朋友幫忙放大反佔中的新聞,或協助報道一些他們策動的反佔中活動。有朋友告知,在十一月初,內地人員約見他,對方告知三天後有一場示威遊行抗議佔中三子搞亂香港,該內地人員坦言這是他們策劃的,只是由友好香港人出面。有朋友一周被約「飲茶」幾次,苦不堪言,但因擔心日後在內地採訪會受到打壓,都不太好意思拒絕。

內地部門人員不但利用各種渠道接觸傳媒管理層,干預報道方向。更大問題是,他們甚至製造新聞事件,實行一條龍由新聞事件發生至編採過程全面左右,以達到他們部署的輿論導向,譬如針對佔中三子的捐款風波,有關材料經電郵爆料後,便有內地人士聯絡傳媒主管詢問有否收到料,能不能刊,準備怎樣,並主動提醒注意那些角度。這種情況以往少見,但在佔中期間卻頻密出現,而且手法日益嫻熟,顯然內地部門人員愈來愈掌握香港傳媒的運作模式和口味,令香港傳媒按着他們事先寫好的劇本處理新聞事件。有時候雖然明知是淪為打手,但因為材料吸引,加上部分與他們關係密切的傳媒機構主管,從中火上加油,縱使有人質疑,但往往也能在報章翌日的版面刊登出來。

筆者以泛民成員接受黎智英捐款和佔中三子向香港大學捐款的新聞作為例子,解釋內地當局在操控傳媒輿論的新手法。該兩單新聞有多家香港傳媒報道,而且是連日報道,篇幅顯著。據筆者事後了解,所有行家都是在同一日,而且幾乎同一時間,收到電郵報料。報料內容都是一些電郵內容,顯然是有黑客攻入當事人郵箱,盜取往來電郵記錄,再於佔中最關鍵時刻放料給傳媒。這些爆料內容都會給佔中運動帶來衝擊,而簡介報料內容的文字都夾雜着簡繁字體,報料人顯然是想扮香港人,但處處露馬腳。究竟誰有這樣的能力去盜取這麼多位泛民成員的電郵?誰又這麼處心積慮地收集了這麼多電郵,待佔中運動啟動才爆出來?誰又要刻意在爆料中扮成香港人?種種疑問,叫人不解。經驗和工作中的接觸,筆者相信這些爆料電郵與內地當局有關。

其次,在爆料電郵的內容刊登後,接着便有人遊行到警署、廉署或大學,要求徹查報道中的當事人,結果傳媒再報道遊行事件,事件就這樣一炒再炒,保持熱度。這種爆料、報道、遊行、報道的模式,在幾次事件中都有非常明顯的「巧合」,甚至有遊行人士一人跑幾場。

筆者和同事、行家在採訪這些遊行時,都發現部分遊行人士是來自內地的。不願透露的消息人士告知,這些遊行乃由內地組織,內地各省市部門在背後策劃和支付經費,執行者則是他們在香港的同鄉會。為充人數內地部門甚至安排內地人員來港參與遊行,而每次遊行內地部門人員亦會在場監視,避免出現差錯,而這些開支乃是內地維穩費的一部分。

在佔中運動啟動後,內地當局啟動了在香港的全部力量,幾乎是「哂冷」。觀看這次內地對傳媒的影響,就知道其滲透之深。筆者深深感受到內地已經滲透了香港傳媒每個環節,他們左右傳媒公司老闆,左右執行編採的傳媒管理層,甚至自行製造新聞事件,自編自導自演一條龍包辦。面對壓力、面對利益,在這次佔中事件中,大部份香港傳媒沒有勇敢抵抗,面對干預,香港傳媒逆來順受,甚至主動配合,香港傳媒業已跪下一隻腳。

2015年1月26日 星期一

添馬男 - 政治神功戲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26日

香港政局越來越似一台七月十四鬼節打醮上演的神功戲,小時候在徙置區波地搭戲棚時,便日日等候開始,但阿嫲說一開鑼鼓那晚不能去,第一次演出台下並無觀眾,老人說是做給遊魂野鬼睇的。香港當前「批港獨」這台戲,台下空無一人,根本不是招呼本地觀眾,真正欣賞這齣神功戲的觀眾,香港人看不見,他們遠在北京。

批港獨是場陽謀,並不止於為廿三條立法造勢,更是為了全面整治香港而造勢,即所謂借頭借路。大家諗真,會發現雨傘運動根本就是有人逼出來,整個局根本係唔想停。2014年打響第一槍係對付《明報》,空降南洋老總,跟住不久劉進圖遇襲受重傷,香港傳媒新聞自由氣氛肅殺,跟手就整份《一國兩制白皮書》,正式宣告「以我為主」。然後人大三落閘,提委過半數提名出閘,保守程度連本地建制派也吃驚。本來佔中搞了成年個勢本已越來越頹,三子諗住落雨收柴,選個十一公眾假期影響最少日子「走過場」,有默契地用兩日時間讓警方順利清場。殊不知有人慌死佔中搞唔大、唔激,928無厘頭先封閉政總,谷人出馬路,再送上八十七枚催淚彈,佔領期間又慌死你唔夠人,出黑道黑警刺激善良的香港人再去瞓街。

本應清場後特首應平息矛盾,但689反而「唔好畀佢停」,曾偉雄囂張跋扈,聲言三個月內拉晒你班人,更發表荒唐之慈母論,嚴辦粉筆少女。跟手就輪到689接力,用施政報告批《學苑》鼓吹港獨,連佢一直掛口邊之房屋問題都無人理,催谷大家聚焦於港獨議題,最近終於由李源潮揭開「好戲在後頭」的劇本。原來並非香港人唔想停,而係上面要「玩謝」香港,一浪接一浪,批港獨後跟手吹出直接將《國安法》引入香港,凶到你驚,就搞廿三條,另一手就搞教育,對付唔聽話之辦學團體。

當香港人出聲反抗,就扣上反中港獨大帽子,其實戲匭熟口熟面,始於共產黨延安整風運動,689在施政報告中濫用之「警惕」二字,乃源於四九年前共產黨面對嚴峻內外鬥爭形勢,所以先要警惕呢樣警惕嗰樣,四九年後因政治鬥爭需要,一樣無時無刻警惕蘇聯修正主義、美帝國主義、黨內復辟資本主義路線。毛大躣進失敗後,黨內地位動搖,劉鄧二人務實地將農民積極性提高,容許自留部份農作物,結果毛澤東就大張旗鼓警惕黨內走資派,復辟資本主義代理人,借此大搞政治鬥爭奪回領導權。

香港人由於逃避毛式劣質政治而來此地成難民,庇託港英政治文明下,對內地一套政治鬥爭模式沒有太多瞭解,明顯香港人正受到政治之操弄而不自知。幸好批港獨這台戲,只他一人唱,肯走到台前和應者只得一個工聯會吳秋北,林鄭、張炳良以「特首有言論自由」來作切割,表面撐689,實質向公眾表示梁振英批港獨非政府立場。梁愛詩則指引入《國安法》沒有必要。

好戲在後頭,689一計不成自會生另一計,總之就係要令香港矛盾再度激化,這場香港左禍,還未有和緩迹象。 

丘亦生 - 豬一樣的對手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26日

豬一樣的對手,有時比神一樣的隊友,更值得珍惜。這是我對最近無綫頻頻向亞視伸出援手的感覺。

在上周五的亞視籌款節目上,竟然出現二十多位無綫藝員,錄製打氣片段,祝願亞視渡過財困難關,堪稱奇景。

再翻查資料,原來無綫早前已兩度斥資逾百萬港元向亞視購買粵語長片近700部,以協助其資金周轉。無綫又同意向亞視新聞部借出新聞片,以舒緩其人手緊絀以致片源不足的毛病。

無綫行政總裁李寶安接受傳媒訪問時解釋,同業互相幫忙是應有之義。如此窩心的語句,竟然出自李寶安之口,若非見過他對港視那種趕盡殺絕的態度,動不動便祭出法律手段的盛氣凌人,真不敢相信是同一人所為。

對港視凶狠 對亞視誠懇

而當整件事又以香港精神來包裝,更加令聽者倒抽一口涼氣。原來老闆有錢而不出糧,卻要旁邊的人夾錢續命,令股東可以賣個好價錢走得瀟瀟灑灑,就是我們所推崇的香港精神?幾時能者居之、優勝劣敗,不再是主導香港經濟的商業原則?經營不善者可以霸着茅坑不拉矢,拖累產業創新及進步,還叫彰顯香港精神?

情景雖覺荒謬,但想想又不難自圓其說。無綫這種「對港視凶狠、對亞視誠懇」的態度,絕非人格分裂,而是一脈相承,歸根究柢,無綫扶弱,目的還是為了鋤強。正正因為亞視弱,無綫才不能讓亞視死,以免任何取而代之的新對手,都會改變競爭的格局。

這點港視主席王維基看得最通透,他認為,亞視倒閉,無綫是最大受害者,即使月花千多萬元來為亞視吊命,都除笨有精。這不正是無綫如今所做的?免費電視市場兩家主要競爭對手(另兩家未發牌)如此相濡以沫,算不算反競爭行為?或許兩家強弱太懸殊,根本稱不上有競爭。

畸形政策衍生畸形行為

對手越弱命越長,在博弈論裏有一個有趣的表述,在一場三人輪流互射的手槍決鬥中,槍法最弱的往往可以保命,因為槍法較好的兩位都忙於先對付勁敵,他可以好整以暇地朝天空開槍,直至有一方先倒下,他還可以取得對付生還者的先機!

亞視繼續維持這種半死不活的狀態,可能才是它的最佳位置,只要不圖強,但又霸着大氣電波不放,必能繼續享受無綫慈母式的呵護。

你不可以怪無綫,因為這樣做合乎它的最大利益,怪只怪港府以政治扭曲政策,畸形政策衍生畸形行為,結果是斷送了曾經風靡華人社會的香港電視業。

而同樣慘情的是,香港精神的被污染指數,又創了新高。

2015年1月25日 星期日

姚松炎 - 兩種公屋政策 兩種社會氛圍

星期日生活   2015125

【明報專訊】施政報告提出計劃,局長姑且稱之為「綠表置業先導計劃」,目的讓富起來的公屋租戶向上流動,可以低價購買全新公屋,政府打本五成,讓租戶早成業主,然後歸還舊公屋再出租,加快流轉云云。計劃卻引來社會劣評如潮,包括(一)計劃既未能加快公屋輪候家庭上樓速度,反會做成最少九個月的延誤;(二)綠表富戶本已享有資助多年,卻易請難送,為了讓富戶更上一層樓,政府增加資助,由資助月租,改為資助地價,被評為制度不公;(三)當此極高樓價之際,把公屋由租轉售,訂價卻以市價計算折讓,即使五折仍然超出一般公屋家庭負擔能力,若非富戶實亦難以上流。

但社會有意見認為,出售公屋、居屋,皆反應熱烈,出現大幅超額認購,實乃天與人歸。况且,有新加坡出售組屋為例,廉價出售資助房屋對穩定社會作用,彰彰明甚。

事實上,政府近年積極增建公屋、居屋,勢必進一步提高資助房屋佔全港房屋的比例。根據房委會資料,現時出租公屋單位數量782,000間,約佔全港住宅單位的30%,資助房屋如居屋單位等則約有394,000間,佔15%,即資助房屋已約佔全港房屋的45%。根據長策報告,未來10年建屋目標48萬間,其中29萬間為資助房屋,只有19萬間為私人住宅,換言之,10年後的資助房屋將由現在的45%,進一步上升至47%。香港的房屋政策彷彿正慢慢走向新加坡組屋化,公營資助房屋佔總體住宅單位的比例將會愈來愈高,最終達至資助房屋佔絕大多數,好比新加坡現時的組屋單位約佔全國住宅單位的88%,是否公屋高比例就可以安居樂業?

在星是權利 在港是福利

然而,香港的資助房屋政策與新加坡的資助房屋政策的最大分別,亦是根本上的分別,並非數量上或者比例上的不同,而是房屋政策的原則有別。新加坡的資助房屋是公民權利,大致上任何新加坡公民,除了超級富豪家庭外,其他公民一律享有政府資助房屋的權利,不但房屋的面積和質素優越,價格均在可負擔能力範圍,可租可買,任君選擇,且政令必行,恆常可信。根據國際住房研究機構Demographia上星期最新發表的報告,2014年新加坡的樓價與收入比只有5.0倍,屬可負擔範圍之內。相反,香港的資助房屋只是貧民福利,屬救濟性質,因此,只有低收入家庭,經過入息審查和資產審查合格,證明屬貧窮家庭,才有資格申請資助房屋。房屋的面積和質量較差,基本政策目的只是為了盡量避免有人無家可歸,談不上安居樂業。

更不幸的是,香港的資助房屋的申請辦法均須浪費大量交易費用,出租公屋需要長時間排隊,現時一般家庭由接受申請後起計,需時約3年,其他低分申請者如單身人士需時更長,動輒57年。輪候期間,無依無靠,或付高昂租金,或住危樓劏房,甚至等不及上樓,飲恨而終。而申請居屋者,不但須通過入息與資產審查,而且朝令夕改,時而停建,時而改弦更張,什麼私人參建、置安心、先租後買、混合發展模式,五花八門,卻總是僧多粥少,每每出現過百倍超額認購,政府以抽籤決定誰獲資助,把基本住屋需要變成一場賭博:時來風送滕王閣,扶搖直上萬戶侯;命途多舛棺材屋,餐風飲露入窮途。况且,居屋的售價並非以申請家庭入息的可負擔上限為依歸,而是根據當時市價的七折計算。以現時香港的樓價與收入比高達17.0倍的驚人數字計算,不但遠超新加坡兩倍有多,更加超出了部分合資格家庭的可負擔能力,導致兩批不幸家庭,一批固然是因為運滯而未能被抽中的家庭,更不幸的是一批既超出申請出租公屋資格,但又無力負擔購買資助居屋的家庭,活在夾縫中,求公不得,求居不能。

這種房屋福利政策迫使年輕人18歲馬上申請公屋,因為只有此時,在未有收入之際,資格尚可符合。一旦公屋在手,以後無論收入如何大升,均可繼續獲得資助,甚至獲得額外着數,譬如平價購買新公屋,政府打本五成,還有止蝕回購安排,均只有綠表家庭(即已享有出租公屋家庭)才有資格一享再享,更獨享優先購買一手和二手居屋特權,尊貴待遇,唯憑當年入息低、入表快、運氣好,先入公屋者為王。

正因為香港房屋資助政策講求申請時間與策略,一子錯滿盤皆落索,政策令全城家庭扭盡六壬,只為成功獲得資助房屋,不惜減人工,不晉升,浪費人生。當新加坡的年輕人可以全心全意努力發展事業和貢獻社會的時候,香港的年輕人卻在自怨自艾,左顧右盼如何申請資助房屋;當新加坡人人能夠安居樂業、全情投入共同發展社會的時候,香港卻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無暇關顧社會變化。此消彼長,日子有功,不同的房屋政策主導不同的行為,決定生活安穩還是長期憂慮,最後帶來不同的社會氛圍,影響深遠。

因此,即使香港公營資助房屋的數量正在急遽上升,若果資助房屋政策仍然是以貧民福利為本,而非公民權利為念,加上政府繼續奉行高地價政策與及製造房屋供應寡頭壟斷,人心仍然無法安穩,低收入家庭徒把精神放在申請公屋、居屋之上,高收入家庭、政府、商人則把心力放在炒地炒樓的發達夢中,鼓吹功利,自毁長城。

當然,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推行公民適切居住權利的房屋政策,必然需要大量資金和土地,因此,稅項的增加或所難免,而且政府必須具備人口管制及擴張城市版圖的能力,長遠方可持續為不斷增加的公民提供適切居所。

每年一房屋怪招 最終一團糟

與其每年推一項房屋怪招,一時港人港地,一時白居二,今次又綠置先導,最終都是一團糟,香港政府不如馬上展開真正的長遠房屋政策諮詢,不是那種計算10年供求數量模型的政策,而是真正從根本原則出發,到底市民希望香港長遠的資助房屋是公民權利,抑或是貧民福利?大家情願改革稅制,改變人口與城規制度來達至房屋權利,還是沿用今天救助扶貧式的房屋福利制度,繼續窮人鬥命長、中產鬥運氣、權貴鬥貪婪的全民耗費精力於房屋的社會氛圍?

然而,自由經濟學派認為市場競爭效率最高,房屋作為可交易投資工具,讓市場決定最高價值,讓全球富豪競爭,追逐資源回報極限,無力負擔者與被淘汰者理應離開此地,另尋歸宿,市場自然平衡。似乎香港現屆政府主掌決策的官員皆以此理論為依歸,特首更已直接明言,家庭入息低於中位數的皆不應獲政治權利,並呼籲對社會不滿的年輕人尋找他鄉的機遇。

但事實上,早在1966年聯合國人權公約已把適切居所列為公民權利,香港作為簽約一方,有責任履行以可負擔房屋作為公民權利的條約。經濟學殿堂級大師約翰密爾(1848年)的經典之作:政治經濟原理第一章第十二節中清晰闡明,土地從本質上與一般生產要素與別不同,土地乃自然恩賜,盤古初開本已有之,土地的存在並不涉及任何人力的投放,因此土地價值從經濟本質而言並不屬於任何人,土地之使用乃建基於民眾之容讓,故必須以公眾利益為優先,這與其他資源的使用權及獲益權有着根本的差別,亦是房屋理應視為權利之基礎。

所謂權利,即視房屋為公民所應得,不論貧富;視土地為公有,公平共享;視公民安居樂業為政府應有之義,安心所需。可惜,自從天道衰微,天下盡歸皇土,官賈則以房屋為資產,價高者得;以土地權益為交易,官商勾結;以吞併掠奪為壟斷,囤積居奇。

幸天之未喪斯文,最近Anna Miller (2014)Public Housing Works,分析了維也納和新加坡的資助房屋政策,點出了兩地以房屋為民權的治國理念,民心歸向。香港房屋政策何去何從,命繫一念。

作者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所長
文 姚松炎

2015年1月24日 星期六

Vic - 大神級人物談翻譯:洪蘭的錯,錯不在洪蘭(真的嗎?)

2015124

新聞報導說,國民黨認為自己之前選舉慘敗的一大原因,是在網路宣傳上落後於對手。中央社124日的報導寫道:『行政院長毛治國今天召集上百名各部會正副首長進行網路趨勢特訓,由台北市長柯文哲的「網路軍師」如戴季全及翟本喬擔任講師,毛治國讚這些講師在網路世界是「大神」級人物。』

這些「大神級」人物我都不熟悉,但我記得戴季全寫過這篇〈革了翻譯產業的命吧:洪蘭的錯,錯不在洪蘭〉。因為當時看完非常不以為然,所以我一直沒有忘記。

戴季全從他19歲時譯第一本書說起,說他當年譯得很用心,但結果很差,「要不是當時的主編心岱找了姚若潔幾乎重譯,這本書根本上不了台面」,然後他盛讚「這本《愛因斯坦的方程式》非常好看,都是姚若潔與心岱主編的功勞……當時的時報出版,擁有台灣最為細膩、近乎苛求的編輯流程,能夠用最好的品質從全世界帶回最貼近原意的全世界知識」。

文章寫到這裡,我們知道的是一名年輕不勝任的譯者將一本書譯壞了,主編找人大修,形同重譯,結果出了一本好看的書。戴先生認為出版社的編輯流程非常了不起,但讀者未免會想:出版社為什麼會將這本書交給一名不適任的譯者?在發譯工作上是否有疏失?如果能發給合格的譯者,還需要這麼辛苦找人大修、形同重譯嗎?如此善後雖然算是負責任,但從發譯開始的整個過程顯然不夠專業吧?

戴先生顯然不認為出版社有什麼問題,他緊接著就很帥氣地說出他的結論:「我寫這篇文章,冒著違背主要聲音(我不會把這種聲音稱之為主流輿論)的風險,我必須一字一字深刻地說:

如此「深刻」的結論,到底有什麼論據支持呢?戴先生文章餘下篇幅,基本上是談產業面的問題,大意是翻譯出版業產值很小,本錢有限,因此大家責怪出版社出了翻譯品質低劣的書也於事無補,他認為「最好還給譯者版稅,取代按字計費。否則一本十萬字的書,一個字 0.6 元翻譯稿酬六萬元,譯者只能在一個月和三個月之間選擇品質或收入低落,而且收入還不會有成長性。」(最後兩句意思不清,是想說譯者收入微薄,所以如果追求品質、慢工出細貨就會收入低落嗎?他提議給譯者版稅或許是出於好意,但是現在許多翻譯書一刷都賣不完,如果譯者不收按字數計算的固定稿費,改為按銷量收版稅,收入很可能更差吧?畢竟不是很多譯者能譯到暢銷書啊。)

戴先生一再強調「只會找出錯誤,其實是一種根本上的錯誤」以及「洪蘭的錯,錯不在洪蘭」,但讀完他整篇文章,我實在不認為他能提出什麼具說服力的論據去支持他的「深刻」結論。

看完戴文,我強烈覺得這是一篇打高空的廢文,真的很unhelpful。洪蘭劣譯的問題有它特殊的地方,但我們實在不必扯那麼遠,只需要思考以下問題:洪蘭翻譯的那些書,出版社拿支付洪蘭的稿費,在台灣能找到勝任的譯者,譯出意思準確、文字流暢,基本上不需要怎麼修改的中文嗎?我願意鄭重地說: !既然如此,為什麼要故作深刻,扯那麼多廢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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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年輕人保守等於敲響城市的喪鐘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24日

世界上所有的政經界領袖,沒有一個人不認為青少年是未來、是希望的。即使大魔頭毛澤東,也說過廣被引用的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柢是你們的,你們年輕人朝氣蓬勃,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年輕人的特點是甚麼?是滿腔熱忱,追求真理,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不考慮個人得失;但缺乏經驗和見識,往往莽撞而碰壁。國學大師牟宗三說:「三十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出息,四十歲後你還相信社會主義,你就是無見識。」羅素也說過類似的話。「沒出息」的意思是,若年輕人早早就非常現實,不願冒險,怕損失,面對社會的不公義、不平等無動於衷,沒有對理想的追求,就不可能有激情,有奮鬥,有推動社會進步的意向,在日後的歲月也只能安分守己,不會有甚麼出息。「無見識」的意思是,當你年事漸長,了解社會現實之後,倘若你仍然相信社會主義追求的分配平等的理想,就會落入奧威爾所說的「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的巢臼,是為「無見識」。

儘管所有政治人物都肯定年輕人的熱情,但不同政治體制就會有不同的青年政策。專權政治往往會利用年輕人的熱情、追求理想而缺乏見識的一面,或通過洗腦式的意識形態宣傳灌輸,或樹立一個讓年輕人盲目崇拜的領袖偶像,再配合強調紀律、服從的軍事思維或訓練去加以操控,組織起一批沒有獨立思考而在意識形態帶領下一味服從的青少年軍,去執行殘酷的非理性鬥爭任務。納粹的黨衞軍,蘇共和許多共產政權的青年軍訓,中共文革時的紅衞兵,以及赤柬少年軍,都是獨裁政權推行軍權主義,利用青少年去鬥爭無辜者的手段。青少年由無知而產生的非人性殘暴,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是為了實現偉大理想,正如正常人要殺人總不免有良心的掙扎,但劊子手殺人則為了「正法」,一個個殺來毫無罪疚感。紅衞兵鬥爭自己曾經尊敬的教師或父母,也是為了「追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一臉正義。專權政治的青年政策要貫徹的是單一「理想」的追求,過去是社會主義,現在是愛國主義即國家主義,而嚴厲反對的是每一個人的獨立思考和多元探索。

民主體制和現代文明國家的青年政策,則強調主政者要與年輕人溝通,了解年輕人的想法和要求,也讓年輕人了解現實的運作和實現理想的階段性。既在政策上給年輕人機會,又讓年輕人增長見識。文明社會鼓勵年輕人冒險,而不主張年輕人保守,因為他們沒有家室、子女、房貸的負擔和現實壓力。十九世紀美國一位著名演說家Henry W. Beecher 說過一句名言:「如果一個國家的年輕人保守,這個國家就敲起了喪鐘。」

沒有經驗既是年輕人的缺點,也是他們的強項。成年人會知道達成某種事情很不容易,甚至不可能。年輕人沒有這個負擔。馬丁.路德.金帶領罷乘運動,不過二十六歲;比爾.蓋茨二十歲創立微軟公司;朱克伯格十九歲建立facebook。巴基斯坦十六歲的馬拉拉為爭取婦女受教育,在上學途中遭暗殺,一度危殆,康復後仍每天站出來要求改變。

當梁振英批評《學苑》的「民族自決論」,筆者想到的是,幸而有《學苑》這樣的聲音,否則面對香港這幾年的文明崩解、政治淪落、謊言遍地,如果沒有年輕人發出這種聲音才可怕,因為年輕人的保守等於敲響我們這個城市的喪鐘。

佔領運動期間,羅范椒芬說,近日移民外國的人多了,原因是「怕了現在的年輕人」,如果他們日後當權,香港不知會變成怎樣;梁愛詩表示不放心將香港交給年輕人。陳佐洱怪罪香港教育培養出「苦瓜毒豆」。梁振英施政報告說要撥巨資支持中小學到大陸交流學習每年至少一次,又由駐港部隊協助建立封閉運作的青年軍。他們都迷信自上而下的洗腦教育。掌權者的一切青年政策的動作,都朝向軍權國家的統一思想、統一(軍事)行動的黨衞軍、紅衞兵的方向。他們抱怨年輕人,如同魯迅《風波》中的九斤老太,慨嘆「一代不如一代」。差不多一百年了,世界已進入年輕人創新並不再服從權威的時代了,軍權主義是一定會成為過去的。任何政治力量,若不能與年輕人溝通,就只會遇到持續無休止的抗爭,或在死氣沉沉中敗亡。(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1月21日 星期三

李怡 - 香港人不應在言論上「被設禁區」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21日

梁振英在立法會回答問題時,反問梁家傑是否支持「香港獨立」的論調;在城市論壇上,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數度逼王俊杰和游清源表態是否支持港獨。梁家傑似乎被迫表態,說「反對香港獨立」,王俊杰強調「自決不等於獨立」,游清源則指馮此舉猶如文化大革命要「人人表態,個個過關」。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批評《學苑》關於自主自決的討論,目的很明顯,就是要把爭取真普選、佔領運動、雙學和《學苑》的「香港民族自決」論連結在一起,引導社會輿論和無知市民認為爭取真普選就是謀求「香港獨立」,而「港獨」則是「原罪」,不但做不得,而且說不得,主張不得的。連日來,不僅梁家傑表態「反對香港獨立」,泛民也只是維護《學苑》的言論自由,無人支持自決更遑論獨立,眾多政客、報紙評論更唯恐不及地表態,力斥港獨言論或主張。

毫無疑問,香港獨立在香港小環境、中國大環境甚而世界更大環境中,都缺乏生存空間。在中共財大氣粗的強勢下,既沒有外國政治勢力支持,也不會有大陸內部勢力響應。但自主自決以至期盼香港獨立意識的滋生和成長,卻確實與普選議題相關。因為普選的普世觀念,人權宣言的設定,都在於要體現每一個選民的自由自主的意志,這也顯然是香港人數十年爭取普選的要義所在。一黨提名由選民去蓋橡皮圖章的選舉,體現的是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卻不屬於必須反映選民自由意志的普選。正是這種假普選和近兩年來種種荒誕的狡辯言辭,激發起香港市民特別是年輕人的自主以至獨立意識。當然,除此之外,還有近年越來越讓香港人難以忍受的港中融合、香港大陸化,尤其是有一個說謊成癖而低能的「人辦」梁振英,也不斷激發香港人的自主自決意識。最近人大副委員長陳昌智在深圳與港區人大政協會面,據引述陳昌智在會上強調,「支持梁振英就是支持中央」。對於有切身感受和有是非觀的香港市民,如果這句話成立,如果支持中央就要支持這個說謊「人辦」,那麼相信很多人是寧可不支持中央甚或不做中國人了。滋生香港自主自決意識的土壤真是越來越肥沃。

梁振英批《學苑》以及搞人人過關反港獨,不僅是針對一個不存在可行性的港獨偽命題,而且若港獨連講都不能講的話,那等於閉塞了香港人的思想,言論自由遭壓制,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也得不到伸展。

世界上對於言論自由的原則和限制,早在數十年前已十分清晰,筆者也不知寫個多少遍,在梁共政權打壓言論、人人過關的噪音中現在不得不再重複一次。言論自由的禁區只有一點,就是不能造成「明顯和立刻的危險」,比如不能在擠滿人的戲院無根據地大聲亂喊失火。除此之外,包括說錯的、不可行的、違憲違法的言論,都沒有禁區,因為只是言論,而不是行動。幾十年前美國曾有共產黨人鼓吹武力推翻政府,大法官道格拉斯以共產黨雖有組織卻無力量為由,反對判其有罪,因為既無力量就不可能構成行動;對於「鼓吹」,他認為若把這作為剝奪言論自由的標準,就十分危險,因為「鼓吹」講的是意圖,而意圖是摸不着、看不見、很難辨明的東西。因此,主張甚麼,鼓吹甚麼,只要不涉及行動,都屬於言論自由範圍。只有當言論成為行動的一部份,比如安排人們第二天早上用武力進攻警察局,才應該禁止。

北京清華大學,有一塊立於一九二九年夏的王國維紀念碑,碑文由陳寅恪教授撰寫,其詞曰:「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三光」,指日月星。

中共建政後六十多年,凡有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的知識分子,都被扼殺打壓務盡,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早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依靠武裝革命起家的中共政權,崇拜暴力,軍隊一直由黨控制,歷次危機都靠軍隊敉平,文革時的軍訓和軍管,體現中共迷信以服從和紀律為基礎的軍事管理。

香港過去的發展,依靠的是法治下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而基礎則是言論自由。現在梁共政權,沿用的卻是中共壓制言論和迷信軍事管理那一套。

維護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香港人不應在言論和主張上「被設禁區」。筆者認同李德成教授昨天文章的結語:「如果要我在港獨和禁止討論港獨作一選擇,我會毫不猶豫選擇港獨。」(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1月19日 星期一

李純恩 - 胡司令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19日

香港成立「愛國青年軍」,由梁振英太太擔任「總司令」。

看見「總司令」三個字頓覺喜感十足。「總司令」本來是很威武的銜頭,三軍總司令,何等英明神武,但這個銜頭落在梁太太身上,突然卡通化得令人笑出來,同時想到的四個字,便是「蝦兵蟹將」。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梁太太一向是個香港市民娛樂源,她每次現身都令人發笑,似乎有她的存在,香港人已不需要笑話了。

我見過很多總司令,那是在我很小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文革」一開始,造反派、紅衛兵湧現了,各種各樣的「造反司令部」也如雨後春笋,遍地開花。既然有那麼多「司令部」,必有那麼多司令,於是滿街的司令。有的司令想鶴立雞群一下,便自封「總司令」,其他不想做雞的,也紛紛改稱「總司令」。於是你做「總司令」,我也「總司令」,結果遍地總司令了。

那時有一齣京劇叫「沙家浜」,講的是「新四軍」抗日的故事。劇中有個充滿喜感的壞人叫胡傳奎,是個雜牌軍頭目,故稱「胡司令」。胡司令肥胖而蠢,常出錯,鬧笑話,比一本正經的新四軍英雄生動有趣,反倒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大家記到今天。這一天,看到梁太太做了「青年愛國軍」總司令的新聞,不禁想起了胡司令,他的那支雜牌軍,叫「忠義救國軍」。

馬嶽 - 一盤沒有下完的棋

2015年1月19日

【明報專訊】奧當諾與史密特(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在1986年發表的:《從威權管治過渡:不確定民主的暫時結論》(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是研究第三波民主化的經典著作。全系列共4冊,總結了拉丁美洲和南歐國家的民主化經驗。在這本短短72頁內文的理論總結中,兩位學者強調民主轉型的過程和結果都難以確定。在結論部分,作者以一個「多層、多人博弈的棋局」來比喻民主化的過程。他們的中心論據,是在民主轉型的博弈中,不同行動者在不同層次博弈,而其間遊戲規則和參與者都可能不停改變。這比喻最重要的是:每一着棋都互相影響其他人的行動,亦影響民主進程,令進程和結果非常不確定。

無法動搖上層棋局

香港的民主化作為一盤轉型棋局,多年來最大的困難是至少有兩層的棋局,一層在於整個中國的決策層,一層在香港的各界政治力量。香港爭取民主的人士,多年來下的棋都大致在香港的一層棋局,但真正決定香港能否民主化的是中國一層的棋局,而香港這一層無論怎麼走,似乎都不能影響上一層。反過來,上一層的棋局操控了香港保守陣營和政府中的棋子,每一步都其實只是按上層的棋局走。爭取民主者多年來,與之博弈的主要是這一層的棋子。

自從佔領運動中後期以來,這個棋局已成了僵局。爭取民主的力量覺得似乎做什麼也不能改變中央的棋局,最後只能暫時退場,思考下一步棋。有建制派中人竟然以為「政府小勝」,請問勝了什麼?

失卻信任棋局難再下

1980年代開始,中央政府願意局部開放民主化,以至在《基本法》中承諾最終有普選,關鍵是要爭取香港民心。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中央不會相信民主,但總覺得中央還是要爭取大多數香港人的認同和接受的,大家就在這理解下對弈下去。

隨着長期的拖延普選,港人的信心已逐漸喪失。這次政改首先是諮詢報告不誠實使用民意,加上8.31決定根本是完全不理會香港民間對真普選的訴求,其後無論是面對大規模佔領、學生絕食和上京陳情,都是「我自巍然不動」的天朝心態,重視權力和控制遠遠超過爭取人心。整個過程已經令中央和特區政府失去了(至少是重視民主的)人民的信任。在失卻了人民的信任後,任何的商討都變得困難,任何的承諾都難以入信,往後的棋局已經很難再下。界外的效應,是連台灣的民心也一併失去。

一國兩制要健康發展,關鍵從來不在控制而在於人心。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強大,我們從不懷疑它控制香港的能力。但單以權力控制無法令人民歸心、真正認同國家。政府和建制精英彷彿只看見爭取民主的人們暫時無着可下,但我會問:你們呢?你們有什麼妙着挽回民心呢?

象三進五和象五進七

政府和建制派精英,已經淪落到要求民主派考慮所謂「白票守尾門」的方案。這不啻是明白承認了:現在放在桌上的方案是會有相當多選民沒有選擇的,甚至可能超過一半覺得沒有選擇,於是最多只能用投白票來表態或者所謂「守尾門」。我敢問:這是哪一門子的民主方案?這也可算是民主進步?為什麼要人民接受一個明知很多人會沒有選擇的方案呢?

諮詢的內容也包括:提委會投票應該是「一人3票」、「一人2至3票」、「一人最多3票」還是「逐一表決」呢?有選擇困難症的人們真的會頭痛了。二人三足是有很多玩法的,可以我的右腳綁你的左腳,也可以我的左腳綁你的右腳、小腿綁大腿、大腿綁小腿之類很多玩法選擇。還不是誰控制了提委會601票,就可以控制700萬人選票上的所有姓名嗎?有什麼分別呢?

由於民主派沒有妙着,於是建制以為可以不斷象三進五、象五進七,然後又象七退五、象五退三,權力沒有動搖,一直走到天光。走到觀眾都走光。

「餓住先」好過「食住先」

政府一直的策略是叫人「袋住先」或「食住先」。但人大8‧31框架,是一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明言不符合普選原則的框架。除非你厚顏到說「符合基本法的就是真普選」(這等於說:「老子說的就是真理」),否則政府無法不默認,這是不符合國際民主標準的選舉制度,那為什麼要大家接受呢?這明明是地溝油菠蘿包嘛。於是政府的邏輯是:什麼是合格的麵包是沒有國際標準的,也沒有醫學證明吃了地溝油菠蘿包一定會死或者生病,既然大家已經餓了這麼久,「食住先」吧。如果現在不吃,可能以後都沒得吃了。

沒忘初衷的人們會說:我們可能不清楚知道吃了地溝油菠蘿包會發生什麼事,但難道我們不值得拿到一些合格的食物嗎?等了這許多年只值得這種嗟來之食嗎?吃了可能不會死,但暫時不吃也應該是不會死的,橫豎等了這許多年,很多人會寧願「餓住先」了。

棋局如何繼續下

這盤棋要不要繼續下,問題是中央還要不要爭取人心。雨傘運動清楚顯示,香港人不光是經濟動物,「經濟牌」已經不管用了。建制精英不斷的嘗試為年輕人的離心找經濟來源或答案,是徒勞無功的。一國兩制實踐10多年,如果認同一國的人愈來愈少,特別是回歸後出生的港人其實最不認同中國,那麼一國兩制又有何成功呢?負責港澳政策的官員和特區政府官員,要負多少責任呢?

中央政府可以繼續支持62%港人反對的梁振英繼續當特首至2017年,並把建議他考慮下台的政協請走。究竟中央政府是要解決人民的問題,還是解決有問題的人民?究竟是用新的政策爭取民心,還是把他們認為有問題的年輕人、教師或傳媒的腦袋都換掉? 

添馬男 - 港獨陽謀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19日

九七前最先提出香港自治獨立的是先施家族馬文輝,1963年曾成立民主自治黨,提出反殖兼反共的政治綱領,要求英國給予香港自治,由香港人任港督,在六十年代走出親共親台二元對立的本土政治格局,是左右派外第三條本土主義道路,可說是時代先驅。當時的自治運動是源於普世價值,包括二戰後各地風起雲湧的非殖化浪潮及聯合國自決精神。但回心一想,我們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對「民主自治黨」事迹,聞所未聞,我們只知有1966年蘇守忠天星加價騷亂,不知馬文輝支持蘇守忠,67年左派暴動,71年保釣維園威利警司扑爆學生頭,為何?

港英一直嚴密監視馬文輝等人的活動,民主自治黨內部很快又出現分裂,但英人一切低調進行,甚至刻意將他們邊緣化,令衝着殖民主義而來的本土自治運動,湮滅於香港近五十年,政治上十分成功。英國總督柏立基對香港非殖化自治運動並非一無所知,一九六��年署任輔政司戴麟趾於政府秘密檔案中便提到「聯合國協會(馬文輝成立爭取自治的組織)的某些會員以協會名義從事違背公眾利益的活動」,將之納入監控範圍內。六一年徙置區商店大幅加租,聯合國協會組織商戶反對,協會一個僅十二人的會議細節,也詳細記錄於政治部主任彭定國(John Vincent Prendergast)的報告內,至於民主自治黨成立時任港督之柏立基,並非省油的燈,他來港前是新加坡總督,任內化解多場憲制危機,並參與自治談判,為新加坡在1959年成為自治邦及在1963年脫離英國獨立作好準備。

英人心知馬文輝等人,即使再加上葉錫恩、貝納奇等「反對派」也成不了氣候,如果當年英人在宣讀施政報告時,總督柏立基開首叫香港人警惕馬文輝自治運動,要認識馬文輝的政治人物勸阻民主自治黨停止激進行動,其客觀後果是馬文輝立即會獲英國殖民地最高領導肯定其反對派領袖地位,也將迅速成為家傳戶曉之香港獨立之父,其在香港政治歷史地位,將不可同日而語。英人監視六十年代本土自治運動的機密檔案,已在倫敦國家檔案館解封,對照今日大張旗鼓討伐龍獅旗、《學苑》,有人歸結於梁振英政治白癡、愚昧所致。

非也,實情是柏立基、戴麟趾與梁振英背後有不同政治考量,因此有不同的行動邏輯。柏立基、戴麟趾要減低反殖自治運動對香港本土社會影響,1966年蘇守忠引發的天星騷亂,黑警橫行,一名青年被打死,千人被捕,其後九龍發起遊行的戰友盧麒無端自殺,67年爆發更大規模之左派暴動,社會矛盾對立嚴重,一個正常要有效管治的政府,才不會進一步去激化矛盾。

梁之不尋常行為,是借批《學苑》自治專輯,達到「兩個轉移」目標。一是借港大、《學苑》混淆視聽,為雨傘運動定性為港獨、自決自治運動加鹽加醋,捕風捉影。此舉可將自己管治失敗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一切均是「勾結外國的分裂勢力」有計劃部署行動。第二個轉移是令香港民主運動對內地影響消失,一旦令香港爭普選等同自治獨立,任何批評人大框架等同支持自決運動,內地爭取民主自由者也會突然對香港有疏離感,因為內地即使是自由派人士,也有大中華意識。

港獨是一場「陽謀」! 

李怡 - 梁振英沒有批評《學苑》的言論自由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17日

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在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說,港府近年沾染了一種語言習慣,開口「依法」,閉口「依法」。他認為,過份強調民眾必須「守法」,往往是極權政府的特徵:利用法律作為整治民眾的工具,而非用法律約束自己管治的方法。他又說:「中國奉行的那種『法治』,並不是我們一直理解和應用的『法治』概念。」

這是過去一周最值得關注的一段話,因為梁特已奉行中國「那種」了。

法治的要旨是政府用法律約束自己,而不是用法律來整治民眾。十七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提出經典的法治原則:個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但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許可。

按照洛克的原則,在言論自由方面,對政府和對人民,必須持雙重標準。美國六十年代《紐約時報》刊登了黑人民權領袖指控蒙哥馬利市警察暴行的廣告,其中有些敍述與事實不符,蒙市警察局長控告《紐時》誹謗,結果最高法院判《紐時》等被告無罪。理由就是言論自由的主要精神,是讓人民可以對公眾關心的問題討論,可以批評政府的措施和官員言行,在自由辯論和批評中,錯誤在所難免,要有言論自由就應該留下允許搞錯的「呼吸空間」。如果要求言論必須符合事實、依足憲法和法律,或依從掌權者標準的話,就會使想說話的人嚇得不敢說了。言論自由受到壓抑,不僅失去監督政府的功能,也使個人潛能和創意無法充份發揮。

人民批評政府和討論公眾事務不應設限,但政府官員卻沒有隨意發表意見或對人民意見反批評的言論自由,因為他們是掌權力者,他們一出聲就是政治行動,比如牛頭角順嫂都可以評論股市,但政府官員特別財金官員絕沒有言論自由去談論股市,或叫人買樓。

因此,梁振英回應李卓人指他點名批評《學苑》是搞批鬥,他說在言論由由的社會,任何人都有提意見的自由,包括有人提出意見後再提出自己看法的自由,這不是批鬥。他若非不懂就是故意混淆言論自由的真義。《學苑》提出自決論,人人可以有自己意見,沒有人需要去跟從;但在梁振英批《學苑》後,政府高官哪個敢提出要維護《學苑》的言論自由?他們大都鸚鵡學舌地說要對「港獨」警惕,最劃清界限的說法只說那是梁的個人意見。特首的話不是言論自由,而是壓制言論自由的政治行動,目的是要主導社會上特別是年輕人當中關於自主、自決、獨立甚至是民主的討論。正如毛澤東的話不屬言論自由,習近平的話也不屬言論自由一樣,電視劇《武媚娘》為何把唐朝的女服打扮改成大頭娃娃,不就是因為有一個甚麼講話嗎?

壓制言論自由的後果,是使被壓制的言論更受社會關注及獲得更廣泛的傳播。有關報道梁這段話的新聞,網絡留言最多的就是想找《學苑》出版的《民族自決論》來看,而這本書也立刻加印。梁振英確實是推動香港人的自主、自決、獨立思潮的最大推手。

從民調中可以看到,香港青少年對本土、自主、自決以至香港獨立的意識近幾年來逐年增長。掌權者如果不想見到這種趨勢,應有的做法是研究和思考這種思潮的起因,而不是用行政手段去壓制。施政報告提出由教育局資助本港學生到大陸交流,在中小學階段至少各一次,因為國家發展「一日千里」,要增強青少年對國家的認識云云。殊不知時代已經變了,過去到大陸受特殊接待而產生愛國感情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的年輕人一踏進大陸,首先就上不了facebook、Gmail,也看不到多元新聞和訊息,也許他們會在大陸學到「翻牆」,但這都使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覺得香港必須自立,也對梁特推動的「顧全大陸」政策加深反感。是現實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洗腦教育做得不夠,才建構了青年人的自決意識,也使香港的民主運動無法不朝本土自主的方向發展。

二〇一二年,中國藝術家艾未未在網上問他的十七萬推特粉絲:中國的未來如何?其中一人回答是:「中國的未來是權力不但不綁架權利,且權力要為權利服務,讓這裏的每一個公民權利最大化,否則中國和未來只是個偽命題。」

現在輪到香港人回答香港未來如何的問題了,仿照大陸網民的回答:香港的未來是不能讓以梁特為代表的港共用權力去綁架權利,而是通過自主的真普選,實現制度化地讓權力為權利服務,讓香港每一個市民權利最大化,否則在一黨提名的假普選下,民主只是個偽命題。(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黃偉豪、陳思恒 - 人如其閱:信息鴻溝影響港人政治取態

2015117

【明報專訊】"We are What we Read."

我們常聽到"We are what we eat"這句說話,意思是從一個人選擇吃什麼,可以知道他是什麼人。推而廣之,"We are what we read"同樣成立,一個人透過什麼媒體來認識這個世界,足以反映和影響其政治取態。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委託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於去年11月中進行「媒體和公共事務」意見調查。本文以所得數據,分析不同政治取態的人的媒體習慣,和了解他們得知時事資訊的具體途徑,並探討香港人有否被「信息鴻溝」(digital divide)所影響,即是否有群體因年齡、知識和資源的差異,因而對媒體缺乏選擇,活於一個資訊被「篩選」的狹隘世界裏,使他們對香港政治議題的取態同時被影響。


表一以對佔領運動的取態將受訪者分為3類,細看各組的時事資訊主要途徑。支持者中,約四成人選擇網站或社交媒體,其次是報章雜誌,透過電視接收資訊的不到兩成;不支持者的情况完全相反,逾四成半人選擇電視,只有約一成選擇網站或社交媒體。值得注意的是,兩類人的報刊閱讀比例均是三成多,但其中選擇卻甚不同。近六成支持者是《蘋果日報》的讀者,約一成讀《明報》;不支持者則主要閱讀《東方日報》,比例達三成八。雖然以電台作資訊途徑的受訪者並不多,但在他們當中,近八成不支持者收聽「港台」,支持者有近四成選擇「商台」,比不支持者多近兩成。選擇電視台方面,支持者只有不到一半選擇「無綫」,四分之一收看「有線」;取態「一般」和不支持的電視觀眾則分別約八成和七成透過「無綫」接收資訊。

年輕少讀報、高學歷高收入少看電視

若媒體選擇與政治取態有關,我們要問的下一個問題是,大眾對媒體的選擇是完全自由,還是有「信息鴻溝」的存在,令部分人因缺乏知識及資源,而得不到全面資訊,被困於一個偏頗的世界之中?表二先將受訪者按年齡分5組,在最年輕的一群(1829歲),報刊讀者不足兩成,但其餘4組的比例約三至四成;電視觀眾和網絡使用者則成反向趨勢,電視觀眾比例隨年齡上升,由「1829歲」的23.44%遞增至「60歲或以上」的53%,網絡使用者比例隨年齡下降,由「1829歲」的57.18%遞減至「60歲或以上」的5.19%,非常懸殊。若將受訪者按教育程度分3組又如何?最顯著的分野再次在於看電視和使用網絡:逾半「小學或以下」受訪者均倚賴電視得知天下事,使用網絡的只佔3%;具專上學歷的受訪者則偏向透過網絡接收資訊,比率接近三成半,只有約兩成半人選擇電視。最後,將焦點轉至收入,月入1萬元以下的受訪家庭幾乎不透過互聯網接收資訊,月入2萬或以上才有較多機會接觸互聯網資訊;月入低於2萬元的受訪家庭,逾半倚重電視作資訊途徑,反觀月入5萬或以上的受訪家庭只有28%透過電視接收資訊。

信息鴻溝成為高牆

在現今撕裂的香港社會下,媒體的影響力不僅是單純的資訊分享,更形成一個「歸邊」的過程,變成不同聲音的「回音谷」,強化己方價值的同時,亦隔絕了與對方的溝通,加劇兩極化的對立。與此同時,從上述分析可見,「信息鴻溝」極可能已在香港形成,成為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貧窮者之間的一幅高牆,阻礙他們溝通的同時,亦加強了現今媒體的「回音谷」負面效應。面對如此兩極化的政治對立和媒體生態,如何收窄「信息鴻溝」,加強市民的媒體選擇能力,已成為香港社會如何修補撕裂和重建政治共識的關鍵。

作者黃偉豪是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陳思恒是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研究助理

陶傑 - 不一樣的法

頭條日報   2015年1月15日

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任期屆滿,臨別演講,稱「法治沒有全球同意的定義,開口閉口依法守法,往往是極權社會的特徵。」

中文的「法治」,是對英文Rule of Law的翻譯,但是中文的「法」,本身不同於英文的Law。中文的「法」,定義多變,儒家說「法先王」,道家又說「道法自然」,都是效法模仿的意思,後來又出了法家,法家的法,跟儒家、道家一點關係也沒有。

中國的法,從法家開始,就跟刑律掛鈎,為國君服務。管仲、子產都用法來為國庫牟利,當時的「國」,並非現代意義的國家,而是諸侯的封國,法家用行政手段,壓抑自由市場,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

法家最出名的人物是秦國的商鞅,商鞅的觀點,完全站在國君的角度,商鞅認為應該讓民,也就是老百姓,畏懼國君:「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國民和國君是敵對關係,國民強大,就不會放國君在眼裏,國民如果地位低下弱小,就會尊崇達官貴人,生活貧窮,就會重視金錢獎賞,反過來,如果人人都活得很好,手頭有錢,就不會稀罕國君的賞賜,那麼賞罰這一套手段,就沒有甚麼效果,國君的管治就失效了。

商鞅的這一套,是為兩千年前的奴隸制社會度身訂造,當時其他的諸侯國並沒有完全奉行這一套,但是因為秦國實行嚴刑峻法,譬如告密可以得賞金,逃避兵役株連全家之類,用恐怖統治為秦國訓練出機械人一樣強大的軍隊,秦國終於打敗其他諸侯國,秦國文化的劣幣驅逐良幣,中國的君王從此以後,都對法家這一套篤信不疑。

中國的宋朝,是君王比較寬容的朝代,民間得以發展資本主義,士大夫活得比較有個人尊嚴,宋朝的君王處於相對「弱勢」的狀態,結果文明的宋朝遭蒙古人的鐵騎踐踏,最後一個小皇帝要跳海自殺,後世的歷史教科書對宋朝的評價不高,指其「積弱」,所以中國人在文化心理上還是嚮往強大的君主,即使君主強大的反面是國民弱小,也不要緊。

但是英國的法治觀念,起源於八百年前的大憲章運動,大憲章的用意是要限制國王的絕對君權,君王不可以為所欲為,大憲章對後世影響最深遠的是用司法來維護人身安全的概念。這個法,不是為了強國弱民,保護君權,而是為了保護每一個人的安全:「除非經由普通法官進行的法律審判,或是根據法律行事;否則任何自由的人,不應被拘留或囚禁、或被奪去財產、被放逐或被殺害。」此一想法,是今天的法治觀念的血脈源頭。

石永泰大律師說得很對,這個世界並非所有人認同這一法治觀念,許多人口口聲聲「依法辦事」,「嚴格執法」,其實還停留在商鞅那個年代,將刑法用作管束手段而已的層次,是對法治精神的貶低與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