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31日星期四

梁美儀 - 「袋住先」的黑洞

2014年7月31日

【明報專訊】人大常委討論香港普選安排在即,政府跟建制派人士狂打心理戰,「苦口婆心」呼籲港人放棄公民提名,放棄佔中,好歹都將普選方案「袋住先」。這說法,似曾相識,4年前,不少溫和派港人信了,「袋住」一個所謂政制行前一步的政改方案;4年後,再信?相信便傻了。

不論是北京,還是特區政府,應對港人的理性與耐性給予一份尊重。由1997年回歸日起,香港人一直「安分守己」,靜候按《基本法》給予的空間,於2007、08年落實雙普選。可惜,中央於04年否定07、08年普選的訴求。等了又等,2012年雙普選呢?中央在07年又宣布12年不實行全面普選,但首次承諾在2017年特首可以普選產生。2017,已是回歸20周年,能說港人沒耐性?

上屆曾蔭權政府為了在政改問題上立功,力推2012年政改方案,以三寸不爛之舌游說泛民議員和市民「袋住先」,好為2017年的普選鋪路。當時儘管爭議極大,大家最後還是抱着良好意願,「硬啃」了那個略增選舉委員會人數至1200,以及新增5個立法會超級區議會議席的「循序漸進」政改方案。

港人的耐心,其後換來什麼?嚴防辭職公投的立法會遞補方法、溫和民主派在上屆立法會選舉被「圍攻」、中聯辦介入香港事務愈來愈深、出了個有史以來得票最低的特首,還有離民意愈來愈遠的議會。忍過、試過以後,如今又着港人「袋住先」,袋住一個可能是「北京代港人預選」方案,什麼時候可以再改進?一等,會否是另一個20年?若「袋住先」,到頭來會否才發現,袋子是穿了洞的,真普選的訴求如被掉進黑洞?如既無實際承諾,也無時間表,哪管你有多苦口婆心,反正我不信了。

作者是資深傳媒工作者 

2014年7月30日星期三

馬傑偉 - 流浪狗

明報   2014730

唐狗馴良,形態老實,可惜常淪為流浪狗。尤其建築地盤,放養幾隻,看守門戶。忠犬把工地當作自己的家,但華廈竣工,牠們就被逐出家門。

周五駕車路經汀九,雨後藍天乍現,就泊車到沙灘走一圈。心想,路邊「咪表」,付半小時停車費夠了吧。沙灘開揚,人影不見一個;卻有一隻瘦削唐狗,在海邊小徑徘徊,驚覺我闖進地頭,抬頭注視,慢走過來。我不知牠是惡意還是善意,心有點慌,微微提起雨傘,牠馬上停步,似乎比我還心慌。我放鬆緊張的心情,牠又放下防衛快步走過來。先是拘謹的打個招呼,用鼻子搓度來者何人;然後就是熱情的跟着我,在沙灘疾走,又跑回來我的腳邊。令我心生難過的是,牠頸上套上皮圈,再拖住一條斷掉了的小鐵鏈,跑跳時鐵鏈就叮噹作響。

我幾年前在東帝汶旅行時,也遇過如此這般的跟尾狗,伴了我半天的山路,真不知牠們的小小腦袋在想什麼?這個下午我就很想找個地方買點食物,請這餓狗吃一頓。走到沙灘盡處,才找到村屋小士多,由一個行動不便的婆婆掌門。要了碗「餐蛋丁」,吃蛋吃麵,留下兩片肥美的午餐肉給唐狗。牠嗅到肉香馬上化為餓鬼,舌頭一捲,兩片餐肉消失於無形。填飽肚,嘗美味,牠就更熱情了,幾乎要直立用前足按到我的胸口來。

回程牠一路伴着我,走在前面又不時回過頭來等。送狗千米,終須一別。在車前停下,卻看見擋風窗夾上一小片「牛肉乾」,原來這一碗方便麵吃了一小時,還吃了一客逾時泊車的告票。但是看見眼前的牠,張開大口,不知是笑是叫,就完全不介意這三百二十大元的罰款了。

龐永欣 - 琴瑟和諧

明報   2014年7月30日

學生有不同的性格,有好動的,文靜的,愛獨立的,愛跟同伴一起的,我們都會接受。但也見過情緒極端的,經常充滿敵意的,愛打人的,終日咬手扯頭髮至皮破血流的,就知道是超乎性格差異了。據經驗,學生出現情緒和行為問題,往往跟家庭父母有關,不少父母卻拒絕承認問題源自家庭生活。

明顯的家庭問題,例如父母酗酒和家暴,社會上談論得多。但有些隱性的家庭問題,影響孩子的成長,卻沒得到重視。其中一種相當普遍的問題是夫婦間的沖突。夫婦間偶爾口角難免,可是很多夫婦不明白,他們經常冷戰或惡言相向,縱使不涉暴力,也足令家庭處於緊張狀態,令年幼子女惶恐擔憂。更差的情況是,父母以子女為磨心,在他們面前力數對方不是,進行拉攏,令子女無所適從。其實,兒童很難解決成年人間的糾紛,尤其是父母的糾紛,留在家裡就像被關進籠裡看困獸鬥,只能自責無力斡旋,甚至以為自己才是問題的根源;也見過學生不願上學,要留在家裡看管父母,怕他們吵架出事。

研究顯示,家庭長期處於緊張狀態,與青少年患上焦慮症,躁鬱症,強迫症有關。遇上上述情況,學校能做的不多,只能對孩子疏導包容。不少父母都說,為了孩子好,願意戒煙戒賭,卻不知道琴瑟和諧,締造安穩的家庭氣氛,對子女心理健康的重要。我只能說:解鈴還須繫鈴人,為了子女的幸福,夫婦間必須努力化解這些沖突,若解決不了,應及早求助。

李怡 - 袋住的不僅是假鈔,而且是碎玻璃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7月30日

林鄭月娥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指2017年普選特首方法未必是終極方案,日後仍可再作修改,呼籲立法會議員拿出「政治勇氣」通過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力逼泛民「袋住先」。

「袋住先」是切合中國民族意識的現實想法。小時就聽長輩說:一百賒不如五十現,五十現不如十五便。意思是如果你說要欠我一百,不如就給我五十好了,而與其說給我五十,不如立刻拿十五來算了。這就是中國人習慣的「袋住先」邏輯。但「袋住先」也要看袋住的是甚麼?如果袋住的是假鈔,那就不如不袋;如果袋住的竟然是碎玻璃,那麼把手伸進袋裏就會一手血。

林鄭說,袋住的「未必是終極方案」,也就是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那麼是甚麼方案呢?她說政改日後至少仍有兩個改善空間,包括令提名委員會更具廣泛代表性,以及提升提委會的民主程序。換句話說,在政改諮詢期收集到的所有增加提委會代表性和提升民主程序的建議,都不會在要市民袋住先的政府方案中被採納了。提委會仍會是四大界別組成,最大改變只是由1,200人增至1,600人。中共既可以操控提名因而仍可以像過去那樣操控選舉結果。提委會將提名梁振英A、梁振英B、梁振英C三人供選民蓋橡皮圖章。要我們袋住先的就是假鈔。

中共應聲蟲說,不管怎樣,香港有一人一票普選,就是邁了一大步。只要有了普選,日後就可以改善。而且,只要特首經普選產生,他就要向投票給他的市民負責,施政的認受性也大大提高。筆者原先也認為,只要有普選,就如同台灣以前國民黨的國代、立委增額補選一樣,本是假戲,結果會弄假成真。但中共是不會讓香港普選弄假成真的。這次要香港人「袋住先」的方案,就等同中國人大的選舉模式,即由中共一黨提名,然後人大代表蓋橡皮圖章,只不過香港實行的是市民蓋橡皮圖章而已。因此,沒有進步,其實是倒退。

何以說是倒退呢?因為以前的小圈子選特首,儘管絕非普世通行的選舉,但至少市民知道這種選舉沒有認受性。我們指罵特首,譏他是689,示威遊行要他下台,市民有反對的正當性,因為他不是我們選出來的。一旦接受了「袋住先」方案,中共欽點的性質沒變,而因為市民投下了一人一票,於是就賦予了特首的正當性,香港也就從香港式的小圈子選舉,淪為中國式的一黨提名的假選舉了。市民和國際社會由是產生錯覺,認為特首有認受性了,而其實是沒有,因為我們只能在梁振英ABC中選其一。原地踏步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特首不是我們選出來的,「袋住先」若實現我們就不能說特首不是我們選的,因為我們投了票。特首不可能因這個假普選就覺得要向市民負責,因為他深知道他是一黨提名才當選的;正如國家主席不會向人大代表負責,因為他是中共黨提名才當選的。因此,假普選比小圈子選舉更差,因為帶有欺騙性。而我們市民也就在這個虛偽的選舉制度中扮演了角色,成為這個虛偽制度的一部份,香港等於與中國特色的選舉制度融合了。

中共和港共要香港人「袋住先」的,不僅比原地踏步更差,不僅是假鈔,而且是要我們袋住一袋碎玻璃。

如果政改拉倒不外是原地踏步,那麼至少梁振英更有機會連任而得益吧,中共仍然可以繼續在小圈子選舉中從心所欲吧,何以中共港共又對原地踏步如此忌諱如此緊張?何以要採取抹黑、誣衊和大規模動員群眾的手段,更在將軍澳進行鎮暴演習,把中共最拿手的文攻武嚇手段推行到極致?不是因為要顧全2017實現普選的面子,也不是針對已經有點有氣無力的佔中,而是為了要藉這次假普選把香港融入大陸的政制體制,是摧毀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重要步驟。

林鄭呼籲立會議員拿出「政治勇氣」通過「袋住先」方案。向絕對權力膜拜而獲得政治賞賜,毋須勇氣,泛民中有幾個這樣的人也不稀奇。儘管他們會擠出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恐怕在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中,迎接他們的就會是晦氣。而伸手進口袋惹一手血的市民,大概如同2010年政改惹一手血一樣,總會變得更聰明和更有勇氣吧。(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陳沛敏 - 輪流表態 人人過關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7月30日

早前,港大前副校長程介明在《信報》撰文〈考試狀元之政治表態〉,論及文憑試放榜後,傳媒紛紛採訪狀元們對佔中的看法,並以頭條報道。他質疑「甚麼時候,我們香港人須要公開作政治表態?」「每一名公民,在沒有政治壓力的情況下,都有選擇自己的政治意向的自由。」

程文刊出之時,反佔中簽名運動尚未展開。傳媒問狀元怎看佔中,狀元答不答、怎樣答,完全自由,也不會因答案的內容,影響他們的學業、前途,原因是記者與狀元之間,不存在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因此,不存在程擔心的「強迫政治表態」;無論狀元表態不表態、怎樣表態,都不會造成任何後果。

不過,反佔中大聯盟開始收集簽名後,香港社會就果真出現了內地文革式的輪流表態、人人過關氣氛。很多企業、機構向員工派發反佔中表格,部份員工更向傳媒投訴受壓表態。更離譜的是,現在竟然連中學也發生懷疑要求學生簽名反佔中事件。

據報道,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有教師在校內向學生派發反佔中表格。教師聲稱是校長指示,校長卻否認,反指是教師自己帶回校「試水溫」(雖然我完全不明白教師在這事上為何要「試水溫」),看看學生的反應。

公司老闆或高層向員工收集簽名、學校校長或教師向學生派發表格,跟傳媒記者訪問狀元對佔中看法不同,因為前者存在權力關係。僱主或上司收集簽名,員工擔心不交簽名,小則影響上司對自己的觀感、大則影響生計飯碗,因為僱主、上司掌握員工的工作安排、薪酬升遷的權力。

同樣,校長、教師也掌握學生的學習安排、成績評核的權力,權力關係並不對等。教師派來表格,就算向學生強調可自由表態,學生已可能感到壓力。

《教育規例》規定,「任何學校傳播政治性資料或表達政治性意見,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可向該校的管理當局給予書面指示或其他指引,以確保資料或意見並無偏頗。」就今次事件,教育局表示會向校方了解。

不過,作為教育局長的吳克儉,其實早已簽名表態反佔中。自從梁振英宣稱將以「個人名義」簽名反佔中,林鄭月娥和多個政策局局長及問責官員紛紛表態會加入簽名行列。

令人費解的是,既然梁振英口口聲聲說他和問責官員簽名,並不違反守則,那又何須強調是「個人名義」?這「個人名義」反而令人想起,日本首相和閣員參拜靖國神社,都很喜歡辯稱是以「個人」身份,強調是「個人」自由。那中國外交部會否因為這個「個人」,不罵小日本「狡辯」、「拜鬼」?

2014年7月29日星期二

沈舟 - 政治倫理的世紀較量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7月29日

據報,反佔中簽名人數超過81萬,「張融」希望有80萬人支持的目標已經達到。和平佔中的民間全民投票是爲了發現民意,所以投票人數超過79萬的結果,使得原預計人數不夠10萬而準備向市民道歉的佔中三子驚喜不已;而反佔中簽名是塑造民意,財大氣粗的建制派人馬,採用推拉戰術,一面在眾多機構內向員工強制推行簽名,一面在全港18區街頭設立近500個簽名點拉動遊人參與,其動員力度乃至成本遠遠高於「和平佔中」公民投票活動。

反佔中簽名的結果,驗證了王卓祺教授參照內地維穩洗腦經驗提出的「由偏見堆成的民意」觀點,即「每個社會,若追求穩定及共識,都有必要灌輸主流價值及規範」,通過塑造民意去「競爭論述霸權」。我曾撰文《民意背後的正當性追問》與王教授商榷,質疑內地用思想壟斷手段控制傳媒和引導民意的做法,阻止民眾對政治正當性的商討和追求。現在的問題是,在香港「尚且」自由的輿論環境中,如何看待民意分歧反映出的對不同「正當性」的持守。

佔中爭取的是「公平」,而反佔中訴諸的是「和平」。人們需要追問的是,在一個不公平的社會中,會不會有持久穩定的和平?換言之,為了一時和平,是否可以去忍受不公平的現象?和平佔中投票與反佔中簽名,反映的不僅僅是對如此單一社會事件的爭執,其深層更是兩種政治倫理的較量,即追求人人平等的普世原則與服從「差序格局」中社會等級秩序的衝突。

「差序格局」是費孝通先生提出的一個社會學概念,相對於以個人權力為本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西方社會,中國傳統社會卻是以宗法群體為本位,等級森嚴、親疏有別,宗法先於律法。而且家國同構,「天子之於諸侯,諸侯之於大夫,猶大宗之於小宗。此古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一以貫之」。父為家君,君為國父,形成了「移孝作忠」的政治倫理,百姓不得與(家或國之)「中央」對抗,「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八十年前,林語堂著《吾國吾民》一書,指出上述社會等級觀念導致了「比羅馬的天主教還要永恒,比美國的憲法還要權威」、制約着中國人行為規範的三位女神的產生,那就是恩惠、命運和面子。這三位女人「使我們的祭司墮落,向我們的統治者獻媚,保護強者,引誘富豪,麻醉窮人,賄賂有雄心壯志的人,腐蝕革命陣營。它們譏笑民主,蔑視法律,拿人民的權利開玩笑,踐踏所有的交通規則」。

林語堂不愧是大師,八十年前的觀點至今仍然如此一針見血。所謂「恩惠」,即「人民得不到憲法的保護,就只能乞憐於地方長官」,這樣,官員應該所做的一切,都成了政府的恩惠。有如今日香港,實行普選本來是還政與民,卻被稱作是中央授予的權力,美名為恩賜民主。

所謂「命運」,即宿命論,「這種信仰與社會等級觀念密切相聯。有以下說法為證:『安份守己,聽天由命』,『順應天命』」。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接受媒體採訪時說:現時中國由共產黨領導,亦見不到其他可能;至於共產黨執政是否得到人民授權,曾鈺成回應:「這是歷史的選擇」,國人、港人皆須認命。

所謂「面子」,就是建立在等級制度之中的人際關係學,人情和特權「可以凌駕於一般法律和憲法上」。林語堂指出,除非在法律面前一視同仁,不講面子,「否則中國不會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面子政府被法治政府取代之時,我們才會有真正的共和國」。看如今的內地,並不允許有任何質疑中共「面子」的言論存在,中央企圖「全面控制」香港,讓反對派滅聲,以儆效尤。

佔中會不會發生?發生後結局如何?作為一場陣地戰,這個社會事件遲早會結束,但追求公平正義世界與維護專制等級秩序的持久戰卻不會停止。在香港,參與這場持久戰近兩年的《主場新聞》於上周六突然結業,證實了民主自由之戰的嚴峻性和緊迫性,八十年前林語堂先生上述對中國官場和百姓之國民性的分析,更讓我們看到這場政治倫理世紀較量的持久性。

沈舟
獨立評論員  

陳雲 - 哀哉特區國史課本

三文治   2014年7月29日   

中學的網友在網絡傳閱一篇中三的國史教本,並剪影了該書「對邊疆民族政策的影響」一段,奇文共賞:

「清代征服了邊疆各民族,並加強了中央政府的管轄,進一步擴大了中國的版圖,亦有利於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展。不過,清代的多民族分化及愚民政策,亦妨礙了邊疆民族經濟文化的進步,而且使各族之間產生隔閡,削弱了中華民族的團結和融合,有些邊疆民族如外蒙和西藏,甚至產生離心的傾向。」(《新理念中國歷史》,中三 (第三版) 。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12初版、2013重印,頁227)。

說是奇文,是指整段歷史論說,竟無一句符合事實,除了標點符號可信之外,無一字可立,無一句可取。

征服外族的是朝廷、王朝,稱為「清王朝」、「清朝」,而不稱「清代」。清代是指整個清朝,晚清丟失領土,也被日本及八國聯軍打敗。清初三帝,武功鼎盛,也無征服邊疆各個民族,俄羅斯(羅剎國)等中亞民族就沒征服。清朝的政府叫朝廷, 不是中央政府。前句說清朝擴大國土版圖「有利於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後句卻說「多民族分化及愚民政策」有弊端,前文不對後理。

清朝不是多民族國家,而是只有王室與子民的王朝、帝國。清王朝有滿蒙、滿漢觀念,並無孫中山提出的「中華民族」觀念。至於中華民族的團結與融合,所謂「五族共和」,至今仍未成形。

「外蒙」和「西藏」是民國之後流行的中國政治地理觀念,不是邊疆民族的觀念。民族觀念是藏族和蒙古各部。清帝國是滿蒙結盟的帝國,清初並無蒙古之名,要到了清末,蒙古才取代「烏里雅蘇臺」等,漸成通稱。清代中葉才統稱今日外蒙地區為「卡外喀爾喀」、「外三路喀爾喀」、「外四盟蒙古」等。清初稱藏區為「衛藏」,衛即前藏,藏即後藏。

「產生離心的傾向」是語義曖昧的共黨中文,歷史有跡可尋。藏區諸部和外蒙諸盟,有否離心,有否背叛,可以直書不諱。

在現今著書論述王朝往事,可以用王朝詞彙,也可以用現代詞彙,但不可以用現代觀念取代王朝觀念,否則就不是信史,而是偽史。

筆者以華夏立場,略改該書段落如下:

「清初三帝,武功鼎盛,克服邊疆部族,擴大領土,並加強籠絡,以八旗、佐領等方式整編歸附的北方外族,以改土歸流的方法治理西南苗疆、大理諸部,派遣有任期的朝廷官員(流官)治理,代替當地世襲的土司,邊地尚可粗安。然則,清廷實施民族隔離政策,尤其滿洲及蒙古地區,只許滿人駐留,不許漢人踏足,不利邊地教化。清末,武功衰落,盟旗不穩,外蒙及藏區諸部,漸有異心。」

這不是什麼高深文言,筆者七十年代的中學國史教本,就是用這種語言和觀念來論說的。香港教育在進步,還是在倒退到失智之境,目睹此段歷史教科書課文,可謂一葉知秋。

江林晏 - 香港是上海的一面鏡子

2014728

【明報專訊】編按:718日,金宇澄與王家衛現身香港書展,一同暢談《繁花》,談到香港與上海。本文作者江林晏訪問金宇澄,談談兩地本土化與寫作的關係。

2014年在香港書展上,祖籍上海的王家衛初讀《繁花》,彷彿「一見如故」。令王家衛傾心《繁花》中濃濃的上海話味道,緣自金宇澄的敏銳思考──近年來方言寫作的需求愈來愈強:「這五年裏邊,為了上海話,本土化的呼聲比過去要高得多。而在再十年前,大家根本不考慮這個,都在掙錢。」

改良上海話

三年前,金宇澄在弄堂網用上海話連載《繁花》,從此一發不可收,這位從事二十多年的文學老編輯意識到,《繁花》應獲取更廣泛的非上海讀者群,改良上海話勢在必行。「在全民普通話教育的背景下,一本全方言的小說,只會有極小部分的讀者,而當下這樣的語言環境,方言小說已經鳳毛麟角,」金宇澄說,「因此我想做一種消除閱讀障礙的文字,各地讀者都看得懂的『方言』。」

小說語言回歸到「活文字」敘事,是一場苦戰,金宇澄邊改邊讀《繁花》20遍,目標是「一個字一個字改,做到既能用普通話來讀,也可用上海話讀」。金宇澄就職的《上海文學》,是一本面向全國的雜誌,因此他必須經常修改來稿的方言部分──尤其外人難以理解的特殊字樣,必須去掉。比如上海話的「你」,就是「儂」,35萬字的《繁花》,也因此一個「你」字都不出現,都被轉換了。金宇澄笑道:「這是滿難做的。」

改良後的《繁花》,並未因此失去母語思維。金宇澄父親是蘇州吳江人,《繁花》使用的方言,接近蘇州上海話,這種吳方言與普通話的文法大相逕庭,但是去除難懂字詞之後,仍然保持特殊的韻味。「短句子,非常生動活潑,挑不出什麼毛病,但在文法上面,讀感和味道上面,韻律上面,就是不一樣。外地讀者看《繁花》會覺得新鮮,哎,怎能這樣說話啊,上海人就是這麼說話的。」

《繁花》三十萬字,寫到後來,金宇澄已經駕輕就熟。「在我耳邊,就是我爸爸在講話,只要把它記錄下來就可以。」

為讓香港觀眾感受上海話的韻律,講座現場,王家衛與主持人馬家輝堅持邀請金宇澄用上海話讀一讀《繁花》。金宇澄捧起書,有點「開不了口」,這有違於他「打通地域隔閡」的初衷,最後他還是念了一段「鋼琴」的故事,上海話抑揚頓挫。話音甫落,全場掌聲雷動。

從香港看上海

《繁花》在香港書展表現低調,但金宇澄頗感自信。《繁花》話劇籌備時,上海制作方接觸了香港話劇界的一些朋友,告訴他《繁花》在香港「口碑不錯」。當記者問起香港讀者能不能讀懂《繁花》時,金宇澄笑道:「如果能看懂金庸的武俠小說,看《繁花》就沒問題。」

在《繁花》中,金宇澄埋下一條暗線,表現了上海人眼中的香港,「香港」兩字每每提起,都耐人尋味。文革前夕,主人公之一阿寶與居港的哥哥通信,資產階級小姐淑婉得知就動了心,羞澀地問「香港哥哥有沒有女朋友?」九十年代,上海女人梅瑞的外公移居香港,她母親也千方百計離了婚,只為嫁去香港。

在講座上,馬家輝提起書中一個有趣的細節:舊時捉人關進「西牢」(巡捕房),上海民間黑話,就叫「到香港」,這是因為舊上海租界的建制,一般都參考香港的模式。

現代化的歷程中,上海和香港互為映照,命運迥異。「有一段時間,它們有一點像連體嬰,互相之間的聯絡非常密切。再也沒有其他的城市像它們這樣這麼相似,經歷了很長的一個殖民期。」然而1949年後,上海歷經幾次震蕩,香港卻有相對穩定的發展。在《繁花》中,金宇澄借人物淑婉之口,抒發了1960年代上海難望項背的某種無奈:「上海完全落伍了,一塌糊塗,赤腳也跟不上了。」

「說個玩笑話,一個人經常離婚,另一個人,一輩子相對還好,老離婚的這位就特別在乎,為什麼他不離婚,我老是不順利。」作為一個上海人,金宇澄解釋普通人對香港的關注:「我小時候的記憶裏,上海人最想看到的,就是香港,最在乎香港來的消息,也許這樣就能看到自己過去的影子。」

採訪間,金宇澄偶爾眺望落地玻璃窗,窗外夜色中,參加書展的市民匆匆穿行。書展的人潮給金宇澄留下很深的印象,「非常擁擠,非常有禮貌」。香港對上海來說,是「意味深長的鏡子」,「我可以在鏡子裏看見自己的現。」《繁花》裏,金宇澄寫一個角色秦小姐大發議論,稱香港為「文化沙漠」;暗喻文化圈的某種論調,金宇澄說「這是無知的判斷,香港出了這麼多文化人物,保存了中華文化豐富的基因,包括繁體字,包括電影,包括流行歌曲。」

「這次王導還問我,大陸版《繁花》,為什麼不能豎排?我看看他,這是需要很多解釋才說得明白的。」金宇澄笑笑。

「繁花有意寫人生悲涼」

在香港圖書展的座談中,王家衛半開玩笑說,《繁花》足可以寫十本書二十本書,這樣寫有一點「虧」,但味道而非常濃郁。金宇澄並未給《繁花》設定一條主線,依靠不停「講故事」,從城市草根中發掘出感人的趣味。

金宇澄說,市井生活光怪陸離,但大多數作者下筆之餘,留有豐富的生活「邊角料」,這是更重要的可寫部分,「我的決心,是寫他人之未寫,我不寫知識分子,寫一寫平民,城市普通人的生活,這些沒『原則』的人,沒有「知識分子敏感度」的人,到底有沒有他們的原則和知識閃光?他們怎麼過日子?人生準則是什麼?許多人是『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普通人,大部分就這樣的。」人生真相往往殘酷,傳統習慣也是迴避死亡。「就像魯迅說,有個小孩過生日,來賀喜的客人都一致說,這小孩將來要發財,要做官。只有個老實人說,這小孩活不到六十歲,將來要死的,被大家打了一頓。」

花無百日紅,《繁花》對人生的結局毫不迴避。「看起來《繁花》是虛無主題,但從另一個角度說,是希望大家珍惜好時光。」《繁花》中的失明老太太黎老師,曾經的妙齡女郎,同愛人賞月吹笛,之後愛人卻被當做了漢奸處決,只剩下她雙目失明,在洋房裏孤老終生,盼望死後與愛人重遊夜上海。這是金宇澄最為沉痛的五千字。

金宇澄坦言,《繁花》寫到了自己幾十年的見聞,卻遠未寫盡上海,「萬分之一都沒有」。在這座城市,每個人也許都可以釋放無窮無盡的故事。「上海和香港一樣,就像森林。你怎麼會了解整座森林呢?森林裏有各種動植物,各種聲音,各種光線。你只能了解你的自留地。」

■世紀.profile

金宇澄,生於上海,祖籍吳江,《上海文學》常務副主編,去年以「改良上海話」出版長篇小說《繁花》,描寫文革以及八九十年代的上海故事,震動中國文壇,幾近囊括2013年度的中國小說評獎。導演王家衛已購下《繁花》影視版權,目前電影在籌劃中。

文/江林晏  編輯/袁兆昌

黃偉豪 - 反佔中」對香港破壞 遠大於「佔中」

2014年7月28日 

【明報專訊】在安徒生著名的童話故事「國王的新衣」中,最終是由一個天真的小孩說出了「國王沒有穿衣服」的真相。

在香港,也有類似的故事發生。有應屆文憑試的狀元,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說出了自己對「佔領中環」的看法:「以一個短期跌的GDP,小小的經濟損失換來雙普選,或者一個對香港人,對大家來說更有利的東西,我覺得值得。」

我們很多兒時的童話故事,長大後,才突然發覺它們是極具寓意,描寫了不少人性及社會陰暗面的現實「恐怖」故事。在「國王的新衣」裏,真正恐怖的並非製造「新衣」的一對騙子,而是使所有人即使看見真相,也噤若寒蟬的「白色恐怖」,以及鼓勵人用更大的謊言來指鹿為馬,混淆黑白,顛倒是非的社會氣氛。以上的情况,在今時今日的香港,極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佔領中環」對香港帶來的負面影響,頂多是商業中心幾天的交通癱瘓,以現在大部分的商業運作已電腦化及互聯網化的年代,它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理應有限。真正叫人感到擔心的,反而是如今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反佔中運動」。為了「反佔中」,它破壞了我們過往所認識的核心價值,收窄了香港的自由空間,改變了社會的遊戲規則。

有兩條香港的重要遊戲規則,正被「反佔中運動」不斷踐踏及破壞。第一,就是保持個人的言論及思想自由。第二,就是商業與政府的合理關係,即兩者保持一段安全和適當的距離。這兩個重要遊戲規則的維持,不但是香港能否繼續成功和繁榮的關鍵,更加是不少有能力移民而仍支撐香港,真心愛香港,想努力建設香港的一代,是否願意留下來繼續以香港為家的重要考慮因素。

工作被迫出賣政治立場

即使尚未有真正的民主,自英國的殖民地年代以來,香港一直擁有高度的言論和思想自由。這並不代表政府不會參與輿論戰,但它仍容許不同及反對的聲音存在,在較平等的平台上對壘,希望用道理及證據爭取市民的認同和支持。但在「反佔中運動」中,我們卻史無前例地看見很多「噤聲」和「滅聲」的行為,包括了商界抽起支持或同情「佔中」的媒體的廣告,有媒體不接受「佔中」的廣告及有媒體把相關「佔中」的報道或文章抽起或刪改。更甚的是,有報道指有企業威迫員工簽名支持「反佔中」。一直以來,香港人返工只是出賣自己的勞力,沒想到在一夜之間,一紙的經濟合約突然變成了連自己的自由和政治立場也要出賣的魔鬼合約。

而且,「反佔中運動」亦錯誤地理解「法治」(rule of law)的概念。他們把「法治」視作「依法治國」(rule by law)及等同「守法」,是對「法治」的曲解、貶低和矮化。

「法治」是一個在法律研究及政治學中崇高的概念,真正的意義是「以法達義」,亦即是以法律去保障個人自由,以達至社會公義。因此,遵守個別法律條文,並不代表尊重及達至法治。相反,在一個沒有民主及法治的社會,法律往往成為極權及獨裁者控制社會的政治工具。在這情况下,盲目地守法反而是違反法治,使每個人均變成了奴隸。事實上,在歷史裏,奴隸制度在很多的人類社會曾是一個合法的制度。若人人堅持守法,放棄抗爭,相信在地球上的很多人均不會享有今天的自由。

另一方面,在「反佔中運動」中,看到香港的商界和富豪有如此大型的動員和積極配合,使人不能不聯想到香港嚴重的官商勾結問題,而倍感憂慮。這亦意味着香港過往的不讓政治干預商業運作的遊戲規則不再存在。

過分親密的政商關係

專門研究政治經濟及經濟危機的政治學者Stephen Haggard寫有《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一書(見參考資料),研究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成因。當中一個重要的結論是過分親密的商界與政府關係(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正正是引致金融危機的主因。理由很簡單,商界不會免費地自願成為政治的工具,一切均是用金錢買回來的政治忠誠,背後往往涉及龐大的利益輸送和交易。

Haggard指出,政府有兩個常用來收買商界的方法。其一是透過政策干預,減低其行業的競爭,容許壟斷,使親政府的企業可以透過在學術上稱之為「尋租」(rent seeking)的方式,賺取暴利。其二就是降低監管門檻,而當因沒有適當監管而引致危機的時候,就由政府,亦即所有納稅人來「找數」。在學術上,引起危機的人,不需要為危機所帶來的負面後果負責,甚至可以從中得益的現象,稱之為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在愈危機愈發達下,道德風險只會鼓勵危機發生,而道德風險的失控,正正是2008年金融海嘯的主因。

Haggard認為,最糟的是,現實的經驗告訴我們,在亞洲,除了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初期外,過分親密的商界及政府關係,甚至是官商難分的情况,只會帶來更多沒有效率的資源分配,包括了數之不盡的「大白象」工程及計劃、更多的貪婪及更多的腐敗。可以肯定的是,個別跟政府走在一起的大企業和大商家,可以賺到盤滿鉢滿,但他們以外的企業及商人,則在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下而逐漸地被封殺和淘汰。經濟的發展被拖慢,分配愈來愈不均,整個社會最終也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由Haggard的分析可以推論,透過動員及利誘商界來反佔中,才是對香港的經濟命脈及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最致命及最具破壞力的一擊。如果「反佔中運動」的成員及支持者真的關心香港的經濟地位及前途,理應尊重現有的自由及珍惜過往推動香港經濟發展行之有效的遊戲規則,而不是倒行逆施,把自由收窄及把遊戲規則改寫。

而且,從宏觀的角度和清醒一點看,把香港的經濟和金融制度的有效運作,等同於商業區的幾條街道的交通是否暢順,其實是一個因對香港的經濟制度缺乏基本認識,而產生出的膚淺和幼稚的看法。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參考資料

Haggard, Stephen. (200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Washington, D.C., US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李怡 - 人人爭着變犀牛的香港社會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7月26日

1999年台灣大地震,中國地震專家赴台參加研討會時說:地震是可預測的。時任中國地震局副局長何永年說,中國經驗引起台灣學者興趣,開始探索可預測這領域了。同一個何專家,在2008年汶川地震後在香港《紫荊》雜誌撰文,就說「地震預報仍是巨大科學難題」。中國有專家嗎?都隨着政治指揮棒起舞吧了。

2006年,台灣施明德發動反貪倒扁的百萬紅衫軍圍攻總統府,2009年在馬英九當選後又極力反對特赦陳水扁,其後在兩岸關係問題上力主和平、交流、合作,建議兩岸朝「一中歐盟」體制發展。所有這些新聞,都受到大陸和香港親共媒體的大肆報道和正面評價。忽然由於大中華佔中派向施明德取經,黎智英與施明德通話,施明德又變成「台獨」和暴力了。《人民日報》說「再次引發了港人對佔中擁抱台獨、崇尚暴力的憂慮」。有嗎?他們知道自己在說甚麼嗎?香港跟着起哄的政客、媒體有自己的獨立意志、獨立人格嗎?

周三筆者的《蘋論》發表後,居美的作家孔捷生傳來電郵說:「回想起來,我亦作出了米蘭.昆德拉筆下的腦外科專家托馬斯去做擦窗工的人生選擇。一個人在權力面前被迫自輕自賤,侮辱自己的信念與人格,這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孔於六四逃亡前,是廣東作協副主席,是甚有地位的大陸作家。他當然可以簽一個名就繼續在大陸享有名位,選擇獨立人格就只好流亡國外做「不怎麼樣」的工作了。

眼看香港目前鋪天蓋地的謊話連篇,政客媒體恬不知恥地依附權勢,他們根本不會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裏托馬斯的獨立人格,不要說在一封非出於自由意志的信上簽一個名可以保住自己的職位,他們還搶着發動甚麼「反佔中」簽名或爭着簽名來向絕對權力表忠,以便撈取些權力的殘羹剩飯呢。

在兩千多年東方專制主義的荼毒下,中國人普遍缺少獨立人格這種觀念,為自己利益簽一個名,使自己能繼續發揮所長,還可以自我貼金說是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或說是為香港市民服務),而且又可以「吃較好的飯」,這有甚麼不好?對掌權者,觀風辨向迎合尚且來不及,怎會為簽一個名就看不起自己?只求掌權者看得起自己就行了。像托馬斯那樣,認為不能違反自己意志去做一件事「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人大概很少。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不能簽這樣的信」的重要性,不僅托馬斯意識到,連勸他簽名的醫院領導和內政部官員也意識到,因此他們才「婉言相勸」,說了許多為他好的話,才把信拿出來。從這裏,我們看到,即使同是共產政權,受歐洲人文主義的傳統影響,東歐政權還是比東方民族對獨立人格較有了解。在東方,簽一個名讓你恢復工作,是皇恩浩蕩,何須好言相勸?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對人生的「輕」與「重」,有許多具體故事引發思考。簽一個名,輕而易舉,但犧牲獨立人格卻使人不能承受。杜麗莎跟從丈夫在日內瓦過輕鬆寫意的生活,但覺得無聊,給丈夫留言就回布拉格去了,信上說:這兒的生活太輕鬆,使人難以承受。香港人移民國外,不也有這種不能承受的輕嗎?十幾個流亡瑞士的捷克人,聚會說要為捷克的自由民主奮鬥,要反抗蘇軍入侵,畫家莎翩娜問:如果你覺得捷克的自由民主如此重要,你為甚麼不回布拉格?光在這裏喊叫不是太輕鬆了嗎?這是流亡者不能承受的輕鬆生活,所以要集會、叫喊,好為生活加一點重量。

香港今天多數人不會感到生活擔子重到讓人難以承受,但政治荒誕、文明崩解的無形的「輕」,恬不知恥的謊言洶湧而來,使整個社會見怪不怪,似足荒誕劇《犀牛》中人人爭着要變作犀牛的景象。政治壓力對一般人來說可能是一件輕鬆事,政治謊言對許多人來說也無關痛癢。當政客、傳媒在攻擊黎智英給民主派捐款的時候,我們大概沒有想過自己也在遊行時向民主派捐款。容忍這種謊言混罵是一個獨立人格的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因為這種輕會使整個社會人人變成犀牛。(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李怡 - 犀牛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7月27日

我在「蘋論」中寫到《犀牛》,那是法語作家歐仁.尤內斯庫(Eugene Ionesco,1909-1994)寫於1960年的荒誕劇。六十年代盧景文把它搬上香港舞台,我看後深受震撼。著名的戲劇家毛俊輝在一篇訪問中,也說他年輕時因為看了舞台劇《犀牛》感到震撼而找到人生的出路,這出路就是在迷失的世界裏,人必須掌握自己的未來,並由此而打開他從事戲劇之門。

《犀牛》的故事講一個小公務員貝蘭吉對生活不滿,對未來茫然,常有莫名其妙的恐懼感、孤獨感,但能保持獨立人格。有一天他在街上,發現一個街坊變成了犀牛。他驚訝。到了第二天,他發現另一個鄰居也變成了犀牛,他更吃驚。到第三天,又多一個鄰居變犀牛,他吃驚到極點,同時也很困惑,為甚麼他們會變成犀牛?變犀牛剛在生活出現,人們驚訝,或高談闊論,或覺得事不關己,漠然置之。其後變犀牛蔚然成風,人人都以犀牛為美,追隨者絡繹不絕。面對這種異化的潮流,保持獨立人格的貝蘭吉掙扎、反抗,決不隨波逐流。然而,他的反抗只是孤單的悲鳴和無力的掙扎,無助於扭轉社會的犀牛化。

為什麼選擇犀牛來象徵人類的異化?犀牛尖角,意味着具有攻擊性;犀牛皮厚,意味着麻木;犀牛笨重,對事物反應遲鈍;犀牛眼盲,意味群眾無獨立思考。犀牛化意味獨立人格喪失、精神墮落帶來社會災難。

我幾十年來時刻警惕自己不要變犀牛,但仍然曾經在左傾潮流中目盲。香港前途問題出現後,我不斷以《犀牛》故事來呼喚社會警覺。然而,觀乎近年香港的變化,這種呼籲,也許同貝蘭吉一樣,只是無力的掙扎。

2014年7月23日星期三

區家麟 - 因「反佔中」之名

2014年7月23日

【明報專訊】7月2日「預演佔中」後的拘捕行動中,政府有一個不尋常小動作,似乎很多人忽略了。

當天,社會福利署破例派出5名社工,到黃竹坑警校協助警方處理被捕示威者。社署回應傳媒時解釋,此舉乃應警方要求,社工當時主要角色,是為16歲以下被捕人士提供「情緒支援」,及落口供時以「中立見證人」身分保障他們的權利,社署強調社工在整個過程中「保持中立」。

紓緩政治情緒非社工工作

面對天災慘禍,如大海難、SARS疫症要隔離居民住客等情况,出動社工提供「情緒支援」,合理。然而,「預演佔中」靜坐示威者沒有濫藥醉酒、也沒有狂躁暴力,示威者的情緒,乃因政治爭議而起,他們惱恨制度不公、批評權貴大話連篇,情緒波動的話,社工如何「支援」?社工輔導要旨,一般乃首先認同受助者的感受,重安撫調和,不會與之對抗。那麼,「政治情緒」如何安撫?社工要與被捕者同聲同氣,一同指罵高官?一起批判小圈子選舉?要紓緩這種「政治情緒」,根本不是社工工作;社工若介入,亦無可能「政治中立」。再說,若要保障被捕者權利,應找律師、找未成年人士的父母或監護人。社工不一定具備相關法律專業知識,無資格取代律師地位,自封「見證人」協助被捕者落口供。為何警方拖延律師到場,卻急召社工取代律師位置?

刑事案件拘捕過程中,警方召社工協助,違背常理,亦絕少先例。一般而言,落口供時需要社工幫手,只有兩種情况社工乃被捕人士的監護人,或當事人是社工跟進中的個案。

當天的拘捕行動破天荒召社工協助,政府與警方目的彰彰明甚:竊取社工的光環,有社工的參與,強硬的拘捕行動增添柔性,這是一項形象工程,社工被迫投身維穩工作,慘被消費,淪為武裝力量的華麗外衣。

專業社工,要為弱勢者充權,要維護他們權利,不可能淪為管治機器的維穩小螺絲釘。有人或會認為,社署社工也是公務員,公務員要聽從上級指示。社工身分與公務員身分,哪個為先?很明顯,絕大部分社署社工,都是先成為註冊社工,才有可能獲聘為公務員;受政府錢財,專業抱負也不能被蠶食。

近日香港大勢,陽謀已現:管治集團以打擊「佔中」為名,渲染成危機,把「佔中」等同暴力,製造恐懼,藉詞動員力量,高舉維穩旗幟,籠絡人心。武裝部隊借勢擴大影響力,要求各行業各專業各級官員表態效忠。商會社團身先士卒、專業團體不甘後人,平素較有堅持的行業,如社工、記者,則紛紛面臨高層壓力,變相自閹迎合。

新一波的「反佔中」簽名運動,則開動國家機器,威逼利誘,然後把自己裝扮成弱者、博同情。威權管治的柔性心戰,「踏上一個新台階」。

劉進圖 - 泛民入閘風險小 普選失敗遺害大

2014年7月23日

【明報專訊】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能否實現,關鍵在於提名門檻。熟悉北京思維的建制中人認為,北京不會容許長期擔任反對派的泛民人士成為候選人,藉此杜絕港人選出北京眼中非愛國愛港人士當特首的可能,提名委員會將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投票方式,篩走泛民的參選人。持這種觀點的人在中央和特區政府內部為數不少,他們的盲點是,容許泛民入閘參加普選的風險,遠遠小於堅持過高門檻令普選失敗的風險。

就香港當前的政局而論,2017年的行政長官普選,即使泛民陣營能夠提名一個正式的候選人角逐,也不可能勝過建制派的候選人,這是因為泛民人士普遍欠缺行政管理經驗,香港市民又相當理性務實,選立法會議員會揀反對派監察政府,選特首卻會揀有經驗、能與北京合作的建制派人士。就算泛民提名像余若薇那樣辯才了得的大狀出選,也敵不過林鄭月娥之類的形象良好又有管治經驗的人,2007年特首選舉時曾蔭權在民意調查中持續大幅領先梁家傑,就是明證。這一點,不單泛民人士承認,大多數建制中人也是同意的。

不過,建制中人擔心,就算2017年泛民出閘只是陪跑,難保2022、2027或以後,建制候選人會否出閘脫腳,被揭發致命醜聞,令泛民候選人爆冷當選;或者內地發生一場近似「六四」的政治鎮壓,令港人對北京非常反感,故意選一名「不聽話」的候選人,令北京難堪。

泛民入閘風險可管理

建制派人士的擔憂,並非全無可能。必須承認,只要容許泛民入閘,北京就要冒一定的政治風險,但這個風險是可以通過下述方法來防範和管理的。

(一)實施特首普選時,建制派的候選人應該有核心團隊,例如政務司長和財政司長的候任人選,假如特首候選人醜聞纏身無法翻身,又或心臟病發被迫退選,就由副手即時頂上,減少爆冷的風險。

(二)假如中港關係變得極其惡劣,即使是建制派候選人,面向普選時也要順應民意,不可能對北京唯命是從,泛民候選人亦然,北京若真的無法接受泛民候選人,可以在投票前設法表明立場,港人若不予理會,北京可以拒絕任命,促使香港依法重選,這樣會造成一定的政治震盪,但只要一切事先張揚及依法而行,憲制仍能有效運作。

(三)泛民主派並非鐵板一塊,多數從政者不想永遠當反對派,只要特首是由普選產生,有充足的民意授權,泛民陣營就有可能與民選特首開展合作關係,甚至派人參與特區政府運作,積累管治經驗。泛民的提名委員在醞釀特首候選人時,為了增加勝算,也會考慮北京領導層和公務員團隊的看法,北京只要肯與溫和泛民接觸對話,就可以減少泛民推出北京無法接受的候選人的風險。

(四)不論是建制或泛民候選人,即使在普選中勝出,到組建主要官員團隊時,都必須得到北京的委任,當選人必須採取務實合作的態度,否則就要冒上若干重要職位懸空的風險,被看成為跛腳鴨政府。

以上所述,只是北京擁有的部分籌碼,尚未觸及人大釋法等更厲害的憲制權力,也未計及親北京建制陣營在議會內和地方選舉上的政治動員力,以及長年累月的統戰工作積聚的社會滲透力,在權衡泛民候選人入閘的所謂政治風險時,必須把北京管控這種風險的各種能力一併考慮。指一旦容許泛民入閘香港就會政治失控的人,經不起嚴謹的論證。

另一方面,如果北京堅持普選特首要設高門檻,要確保提委會可以隨時篩走北京不接受的泛民參選人,則泛民陣營極可能綑綁投票,個別溫和泛民議員縱然想支持政改方案亦難以辦到,這一條泛民底線是北京老早就摸得一清二楚的。

普選失敗遺害難化解

今天的北京領導層和2003年時有一個差別,就是對香港的政治形勢有較深刻的掌握,怎樣的政改方案才有可能通過立法會,北京應該懂得判斷,不會明知注定失敗,仍督促特區政府啟動政改諮詢,燃點全社會對實現2017年普選特首的期望。

普選失敗會造成怎樣的風險和遺害,北京應該也作過評估。首先,香港人和國際社會將視之為特區及中央政府的失敗,泛民主派也會承擔部分責任,但他們只要籠絡好各自的核心選民,在北京精心設計的大選區多議席單票制下,仍能鐵定連任,梁特首和中央領導人卻會終身帶着這個不光彩的施政紀錄。

其次,香港政局馬上就會陷入一片混亂,如今行政立法關係雖然很僵,但政壇中人還抱有一絲希望,假如普選方案能通過,政制改革就有可能向前發展,政黨政治、責任政治等成功的民主社會必須的元素就有可能出現,一旦普選期望落空,政改無法推進,僅存的有心人也會失意求去,社會精英將厭棄政治,公務員團隊會一事無成處處受阻,立法會將變成純粹的政治鬥獸場,香港社會無可避免將向下沉淪。其三,普選失敗會激化社會矛盾,引爆民眾對現狀的不滿,催生激進及持久的公民抗爭運動,佔領中環只不過是種種激烈抗爭的其中一個可能,而且不是政治殺傷力最大的,特區政府單靠警隊「果斷執法」,是無法化解危機的,一個不慎還會挑起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相比之下,容許泛民入閘競選,對北京的政治風險是遙遠的、不確定的、可控的,普選失敗的風險卻是即時的、具體的、難以化解的。北京領導層只要細心權衡風險利弊,不難作出明智的選擇。

李怡 - 沒有比獨立人格更重要了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7月23日

1968年初,捷共領袖杜布切克推行自由化政策,一度出現布拉格之春的活躍局面。腦外科專家托馬斯一晚與朋友喝酒時隨興講了希臘神話中伊迪帕斯(Oedipus)的故事:伊迪帕斯在不知道的情況下,殺了父親,娶了母親,當他知道真相後,他把自己的眼珠子挖出來,作為對自己罪行的懲罰。托馬斯說,當斯大林實行大規模整肅運動時,蘇共當今領導是參與或至少目睹的,捷共更把這種做法推行到捷克,如果共產黨人對自己曾經參與或目睹的惡行有一點人性感覺的話,他們也應該把自己的眼珠子挖出來。在座朋友很欣賞托馬斯的意見,鼓勵他寫成文章。托馬斯既忙於做手術,又忙於在女人堆打滾,不過他隨手就寫了,也拿給了雜誌社。編輯非常欣賞。但文章還沒有印出來,蘇聯的坦克就開進布拉格,杜布切克被捕,也結束了布拉格之春。托馬斯與妻子流亡到瑞士,後回流捷克,到原來的醫院要求復職。醫院的行政領導對他說,歡迎他回來,只需辦一個小小的手續,就是在一封信上簽個名,這封信說他出於無知而寫了「伊迪帕斯」這篇短文,他的意思不是要共產黨人把眼珠子挖出來,他願意撤回這篇文章。醫院領導說:「寫文章不是你的專業,撤回這篇登不出來的文章,對你有什麼損失?何況這封信只作存檔用,不會發表。」托馬斯沒有反應。領導問:「這篇文章對一個外科醫生,有什麼重要意義?」托馬斯面無表情地說:「再也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了。」其後內政部官員來找托馬斯,提出較溫和的要求,但仍是要他在撤回文章的信上簽名。托馬斯當面把信稿揉成一團,送客。下一個鏡頭,這位著名腦外科專家,轉行去做抹窗工人。

這是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的其中一個情節,小說二十多年前拍成電影,香港取名《布拉格之戀》。最近筆者在電影頻道重看,深有感慨。小說寫了很多生命中的「輕」,其中之一就是上述情節,涉及的是要求一個醫生簽名表示撤回偶然寫的文章,而不簽的代價就是從備受尊敬的腦外科專家變成抹窗工人。值得嗎?從經濟價值判斷,或從個人一生從事的專業來衡量,答案都太明顯。為甚麼托馬斯覺得不能簽這個名、「再也沒有比這更重要」呢?

因為他是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他可以否定、而且應該有勇氣否定自己過去的錯誤認識,或否定自己認為做錯的事,但絕不可以否定自己沒有做錯的事。「伊迪帕斯」雖是他的隨興感想,卻出自他的真正想法,並由他的獨立意志作出寫成文章的行為。能否刊出,對一個外科醫生來說無關緊要,但要他在一封信上簽名把文章撤回,就意味要他否定自己的獨立意志,如果他這麼做了,他會一輩子看不起自己。作為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簽一封否定自己的信去繼續當外科專家,所獲得的是當權者拋出的肉骨頭,而不簽這信去當抹窗工人,所獲得的報酬則心安理得。從這個意義上,托馬斯認為沒有比這更重要了。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簽一個名)的輕」。

對於大部份聰明的香港人來說,托馬斯的行為簡直不可思議。對於天生就要找有權有錢的勢力依靠的人,否定自己一貫價值觀這種事毋須領導人提出,自己早就自動「識做」了。梁愛詩說,若外籍法官不愛(中)國,大可以不當法官。對她和她這類人,獨立人格不值一分錢。而法官如果沒有獨立人格,還能維持公正獨立的司法嗎?沒有獨立司法,法治也就會成為「中國法治」了。


一位在小型進出口公司工作的年輕人對筆者說,她老闆拿一叠「反佔中」表格要僱員簽署,幾乎所有同事都簽了,她問筆者該怎麼辦。筆者跟她講了托馬斯的故事。她說她會誠實告訴老闆,她不想簽。她未必會被解僱,但在公司的地位會受影響。

有人拿錢遊行;有人拿錢代發傳單;有人在接近中共最高權力層之後無比亢奮,胡言亂語。建制的高牆是由權力和利益築成的,因而許多人在簽名時說不出「佔中」是啥意思,有人把「反佔中」說成「反中央」,他們雖有生命卻沒有自己的獨立意志,言不由衷,因而不是完整的生命。正如電影《逆權大狀》中說,堆砌起高牆的石頭會粉碎,但以卵擊石的卵卻是生命。在今天,高牆以摧枯拉朽之勢向生命壓來,真正尊重生命的人,沒有比堅守獨立人格更重要了。(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4年7月22日星期二

林忌評論:香港無普選,中國沒民主

自由亞洲電台   2014年7月21日

7月15日香港特首梁振英,向北京提交政改報告,內容有如將香港的民主普選送進棺材,只欠人大拍板去釘上最後一口棺材釘。梁振英的報告之中,否定了特首選舉的公民提名,說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僭建特首人選要「愛國愛港」、提名委員會要繼續以不公正的所謂「四大界別比例組成」、提委會產生方法沿用現時小圈子選舉等等;即2017年的所謂香港特首選舉,表面上容許香港人「一人一票」,當肯定參選人必然屬北京祝福的篩選者,即在幾個共產黨人之中選一個的假普選;至於立法會選舉方面,則更加荒謬──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組成比例不變,即繼續只有一半議員由直選產生,而另一半保留所謂「功能組別」,即絕大部份為小圈子產生的議員,無論議會以及特首,最終都只可能由共產黨控制。

這份「政改報告」和以往不同的,就是以往三十年來,中共都只是不斷拖延香港民主普選的時間表,而今次就等同宣佈香港永永遠遠,也不會有真正的民主選舉。英治年代香港人多次有機會實現民主,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英國政府被北京以戰爭威脅而制止;八十年代中共禁止香港人參加中英談判,之後爭取的88直選、91直選運動等,都被中共以種種理由,不斷拖延及減低民主成份;而1994年香港人曾經有通過,即時立法會全面普選的機會,但在投票的最後關頭,被中共游說2007/2008 必然有雙普選,而誘騙一些民主派議員投反對票;中共再於2004年否決07/08雙普選,去到2007年就推遲到2017/2020,如今2014年就直接否決了任何進一步的民主改革,以假的普選方案取代,這顯示在聯合國登記的中英聯合聲明以至基本法的一國兩制保證之下,中共都不打算信守任何承諾,那麼中國大陸方面,還用希望共產黨會有任何改革的可能嗎?中國的知識份子,你們還幻想共產黨會變好嗎?

連香港也不許民主化,被騙三十年的港人,終於成功被迫出了「港獨」的思潮,年輕一代終於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醒覺,這是一個要毀滅香港的政權;中國的知識份子餘下的選擇更少,要不繼續成為中共維穩政權下的一粒螺絲──即使是不時抗爭一下的一粒螺絲,要不就告別中國離開這個沒有希望的國家。

中國已經錯過了改革的時機,失去了自我修復以及完善的可能;餘下的只有洪秀全或孫中山式的革命,才有可能有機會去拯救這個國家。然而今時今日,在經濟發達的假象下,中共的政權,比大清的江山更穩固,而敢去推翻暴政的勇士,則早已身陷囹圄,或根本不存在。在這個黑暗的年代,我們不應再對共產政權有任何的幻想,應全面否定這個政權,否定這個國家,我們不要再被共產黨劫持國家而利用。面對中共的龐大維穩機器,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全面反對他們,而且一刻也不能浪費。(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Vic:世上有兩種邏輯,一種是邏輯,一種是中國邏輯。世上有兩種普選,一種是普選,一種是中國普選。中共在普選一事上欺騙港人三十年,如今企圖以「中國普選」魚目混珠,香港人甘願就此屈服嗎?

七年前,詹德隆曾在《信報》寫過以下笑話:香港的民主勇士虔誠的天主教徒李柱銘有一天在教堂中祈禱時,天主感其誠突然顯靈並對李議員說:「你心中有什麼疑難?」馬丁李衝口而出:“God, when will we see democracy in Hong Kong?”天主回答說:“Not within your lifetime.”馬丁沮喪萬分,但仍然不忘問第二個問題:“God, when will we see democracy in China?”天主唉的一聲回答說:“Not within my lifetime!”

香港以至大陸不斷有人聲稱「中國無民主,香港無普選」,那是將香港民主與中國民主緊綁一起,一起沉淪、同歸於盡的冚家鏟思想。「香港無普選,中國無民主」,先致力爭取香港的民主,使香港成為中國的模範,才是香港與中國的活路。幫助中共在香港推行假普選,反對香港人爭取真普選的人,是香港與中國的罪人。

2014年7月21日星期一

吳靄儀 - 177方呎

明報   2014721

香港樓房面積愈建愈小,新近廣告推出177方呎的「樓」,有評論稱頌為能為現時買不起樓的人解決需要,還美其名為「室雅何須大」,不知是存心諷刺還是說風涼話。《陋室銘》那個「何須大」的居室,只供雅士一人靜心修養,調調素琴,閱閱金經。要是一家大小同住,須容納一切家具雜物,所有活動都只有這個空間,我就不知如何能雅起來!

簡陋不是問題,空間是大問題。我小時住新界舊屋,家居清簡,沒幾件家具,是在長板上擱木板再鋪舊棉胎搭建成的,但空間闊落,屋前屋後屋左屋右還有餘地有菜園,捱了老媽責罵可以躲到竹園獨個兒生氣,老媽被氣壞了就找隔鄰叔叔嬸嬸聊天,氣過了就回復正常。都市環境不容許一般人有這樣的空間,但私人空間壓縮至近乎零,鬧了不愉快也無法避入自己的私室,長期壓力之下,有爭吵而無法分隔,於是成了困獸鬥,家庭悲劇遲早發生。

所以現時的房屋政策是害人的政策,不但造成家庭問題,未有家庭問題發生之前,已直接影響生活質素和個人的成長,但是以我們的政府制度,房屋政策永遠走不出這個桎梏。不但房屋政策,城市規劃、公共空間和建設,在在打擊每個普通市民的身心健康和生活愉快。房子小,本應以擴大公共空間補救,但現時政策反是不住將公共空間私有化,小市民逃出了狹窄的住宅單位也無處可去——除了商場。選擇放棄都市生活,遷居至新界鄉村務農,過簡樸而平淡安寧的生活,可以嗎?不可以,政府要拆掉村子發展為都市。毫無選擇的生活不是人過的生活。為何我們要被迫容忍?為何我們的政府、議會無意或無能改善?為何強烈的民意無法改變折磨這麼多人的政策?政改方案引人注目,但更重要的是政改的目標是為了改變現時折磨香港市民的政策和決策的方法和理念。為什麼用盡入息能買177方呎的單位已應令人笑逐顏開?

2014年7月20日星期日

陸沉 - 現代籌安會:用刀叉的食人族

星期日生活   2014720

【明報專訊】如果,香港有一種意見叫主流意見,我心目中的候選意見,大概是快點多一個免費電視台、快點取消丁權之類,我從沒有想過,港人的主流意見有一天居然是希望「提委會擁有實質提名權,不應被削弱或繞過」。這個主流意見如何達至,沒有官員說得出一個所以然。聽說,政改報告中參考了11個調查,當中有7個調查都與建制派有關。因為被「各界意見」極力主張,「提委會壟斷」就突然主流了。

自製合法性百年前有經驗

先說一個故事。近百年前,時值1915年,辛亥革命幾年後,一個名為「籌安會」的組織成立,此組織以研究「共和政治得失」為名,發表了《君憲救國論》,認為中國不適合行共和制,要富國求強,莫如捨民主制而改行帝制。籌安會召集各省代表入京「請願」,時任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的身邊人亦紛紛勸進,他請回來的外國顧問早幾年前其實已發表了《新約法論》、《共和與君主論》等,結論也是中國適合帝制。學者意見有了,民意有了,最終袁氏「順應民意」,同意變更國體。至此,第一部曲完結,中華政制研究由「諮詢期」進入第二部曲「國民公意」的立法階段。

擁有主權的袁氏政府推出了《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袁氏於19151120日申令:「本大總統受國民之付托,以救國救民為己任,民所好惡,良用兢兢,唯有遵照《約法》,以國民為主體,務得全國多數正確之民意,以定從違。」五花八門的請願團紛紛上京,諮詢次輪「民意」,聽夠後,進入最終第三部曲,當然是由被操縱的國會熱烈通過袁世凱登基。穿上民意的外衣,走了一趟程序,這就是著名的洪憲復辟。

說這個故事,是想提醒一下,自製合法性的把戲在歷史上其來有自,設定框架、劃地為牢,召喚各種各樣的「民間團體」、「專家學者」營造「民意」,把獨裁意志技術性地合法化,袁先生百年之前已玩過一次。

古往今來,自製合法性者往往極其着重「各界認同」、「有法可依」等標準,背後的道理很簡單,民選政府根本不必提「各界認同」幾隻字,因為民主授權就是最大的認同,獨裁政府不敢直面民意,不能硬碰硬的點算支持度,因此「各界」是重要的,因為「界別」有多少,哪些才算數,是出於人為劃定,創造一堆團體,劃出一些界別,我的支持就多了起來,哪怕這些界別只有小貓三四隻。而着重法律,則因為法律是由政府頒布、人大決議,易於控制,與公意實在不必太有關係。

袁世凱的作派其實頗為先進,現代的獨裁者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前後一堆暴政的失敗後,也慢慢學會程序先行的一套,學者William Dobson在著作《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假民主》中總結,獨裁者也會進化,舉世的威權政體亦懂得以程序和表面制度來披上民意的外衣,變身為用刀叉的食人族。

Dobson舉例指,俄羅斯、伊朗、新加坡等威權國家,近年都給予國民一人一票的普選,這種選舉很好聽,一般人聽上去也會以為很民主,但這些政權會在選舉制度上想方設法制定對反對派不利的安排,例如新加坡有為反對派度身訂做的選舉劃界,伊朗的宗教委員會可篩走不屬意的候選人,而幾個國家都在新聞自由上努力壓制。

打壓手段變成「依法行事」

「文明」的獨裁政府打壓異議者的手段,亦由赤裸裸開槍鎮壓,變成「依法行事」。Dobson舉例稱,俄羅斯總統普京面對民眾上街抗議選舉不公時,不會直接的出動秘密警察或暴力鎮壓,而會提出修改法例,例如俄羅斯兩年前大幅加重示威行為的罰款150倍,示威罰款竟高達30萬至100萬盧布(約6.6萬至22萬港元);並授權警察,可以在示威遊行前把示威者邀到警署問話。凡此種種,當然是惡法,但這都是次要,至少打壓行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無獨有偶,在俄羅斯的國家杜馬,反對派也是以拉布阻止法案失敗,亦被斥拉布影響民生。

在香港,類似的惡法也不是沒有,近年警方經常引用的《公安條例》「非法集結罪」,本身是六七暴動時通過的英國舊法,用以限制集會自由,在1971年因學聯發起的「七七維園」保釣事件,引起警民激烈衝突首次被引用。爾後港英政府一直放鬆對示威的管制,91年港府通過《人權法案》,到95年《公安條例》因牴觸人權法,集會申請制度被廢除。但在回歸後,相關法例即被臨立會復立,延用至今。

Dobson總結指出,廿一世紀的獨裁者渴求權力,但需要法律背書,把法律、程序變成獨裁的工具,透過他們獲得正當性——即使法律有所偏頗,即使被法律管治的人,根本沒有同意過它們。Dobson更指出,近年在每一場獨裁者與被統治者對抗的戰役中,獨裁者的反應是一致的:指抗議活動非法。當然,他們不會討論法律由誰創議、制訂,更不會談及自己政權的本質。

獨裁者奉「政治冷感」為美德

這套「符合法律」、「符合程序」的說辭,要賣得出去,亦要有差不多質素的人民配合。Dobson在書中說得好,對於專制政權而言,要運行不墜最好的潤滑劑就是人民對政治的冷漠,Dobson稱,舉世的獨裁者都把「政治冷感」奉為美德,其理自明,因為一旦人人都關心政治,民眾就難以欺騙了。說到底,民主本身是一種共識,改變的開始,在你我的一念之間。

蔡琇莹訪問林超英:有限觀發展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720

【明報專訊】退休後的林超英,搞作多多,自言「忙過返工」。

生活是忙,但並不亂。

訪問前記者頭痕問他什麼才好——人人都知他愛觀天、觀鳥;退休後對社會事務的關心,自己動筆寫文章搞定,文章隔不久見報之餘,四年來幾乎一兩星期寫一篇blog,還有經營自己的facebook(他會親自回覆留言)……這樣開誠布公,還有什麼好問他呢?

於是從他的新書說起。《天地不說話》內,是他撰寫的一系列輕鬆易讀但有深意的科普散文。

醉心科學,閱書博雜、不時開竅的林超英,以人文的筆觸,說起天地的故事:說藍天白雲,會說到去「緣生緣滅」、說火山爆發,又可扯到「禍兮福所倚」這道理……說着說着,相信除了因為機場第三條跑道的造價隨時到達三千億,除了會對香港環境造成不可挽回的影響,除了他在一九七九年已開始跟機場這個project以外,重中之重是他真正悟到「有限」這個道理。

思考方法:從「看」到「觀」到「亂想」再到「啪一聲」

「做人要開心呢,一定要訓練自己感應四周的東西。開心就係要打開自己,打開對眼。眼,除了視覺以外係要『見』;耳仔,聽到以外要『聞』。看見東西有時要好奇想一想,問一問。」他的「見」,不只視覺,還要綜合思考和其他感覺。例如他落巴士嗅到一陣香氣,其他人低頭默默走過,獨他抬頭,看見了白蘭樹。

天空其實不是「天」 只是一個空間

他在書中提到很多自然現象,來說明肉眼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的全部。例如「藍天」、「彩虹」,單憑肉眼,其實看不見他們出現的「真相」。「你問天是藍色還有假?其實你看到的只是一個『障』。天空其實不是『天』來的,只是一個空間。我十幾歲時發現,原來天唔係黑色,只係一個空間!��家諗返轉頭都覺得當時好勁。後來認識了其他鍾意天文的人,原來好多天文愛好者都經過這個感覺。」他說這種頓悟,有如腦袋「啪」的一聲。所謂「好勁」,也不是自誇,而是那種開竅的感覺,令他意識到自己的渺小,「發現自己渺小係一件好事」。

自此,他的腦袋大大小小的「啪」過很多聲。又一次,他因為觀鳥而「開眼」。他說以前成天係飛鳥,他視而不見。直至有次師傅帶他到墳場觀鳥,他才發現「嘩!原來周圍都係雀!於是每日返工放工都見到有雀!」是為開眼界。

開竅 看清表象背後的真實

開了眼,如何才能找到物件背後的「真相」?他說:「首先要周圍望,望吓望吓,互相參照。睇的時候不要有預設的成見。」留意身邊事物,是一種鍛煉,是通向開竅的第一步。「周圍望的時候,要多望幾眼,將物體由視覺變成一個影像,即要『看』。例如,我看見一隻朱頸斑鳩,認得它,這是一個層次。進一步,就是看什麼東西也好,要花多一點時間看,漸漸你會看到這些東西是有動感的、有變化的。這些變化的總和,才是那一件東西。來到這個階段,才是『觀』。觀的時候,你會對那樣東西理解多一些,心也會安靜下來。」

當能夠進入「觀」的境界,便可到另一階段——「亂想」。「其實即係聯想,只係我叫作『亂想』。即係將看過的東西聯想起來,不是一件一件獨立記住的。獨立記住的那些不是知識,只是資訊。經過這個階段,你會發現你所見到的只是很多東西之中的一部分。再之後一步,就是你會突然間見到這樣東西與其他所有東西是相連,搞搞吓呢,突然間便會『啪』一聲,哦,原來一些從來都看不到的關係,突然間走了出來!英文都有個字『epiphany』,即開竅,突然間諗通一啲嘢。所謂諗『通』,即係呢樣駁通嗰樣之嘛。」一言以蔽之,即要看清真相,還是要累積經驗、識見,融匯貫通,才能窺得一角。

他常以「彩虹」為例,說明在美麗的表象下,還有十分複雜的構成過程:看的人要背向陽光,陽光經過水點內部幾次折射和反射,才分拆出七種顏色。若只直視彩虹的表象,便不能理解表象背後的真實。

崩壞道vs.意志

目下,不少人都說香港的情勢「亂七八糟」,這是表象,還是什麼呢?開了竅,懂得看背後真象的人,又如何看當下的形勢?

「你覺得當下世界好紛亂,但其實紛亂是一些大趨勢,不是個人意志,而是一堆人的意志,嚮度郁緊、互動緊。我們身在其中,難以自覺我們是站在哪裏、幹什麼?但這些群體之間的互動,不會只向一方傾斜。因為天道不是這樣的,天道永遠有調節,回復平衡。世道有時會失衡,但任何一方過籠,天係會收佢嘅。(笑)因為如果天唔收過籠的,我哋��家唔會存在。」但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幾時才是「過籠」,天道幾時才會「收」那些「過籠」的事。但見世道崩壞,難道我們就只能望天打卦,「等天收」?

「如果世界只有這一條天道,即所有物質都會消失,那所有人、動物都不會存在。所以天道有兩樣,一樣是『崩壞道』,另一樣係抵抗崩壞的『意志』,即人會去找食物,將從食物中得到的變成身體的一部分,抵消崩壞的部分,所以『生命』是逆着崩壞的趨勢而存在的。即是說,宇宙中有兩條路,一條路要你崩壞,另一條路就是堅持唔好崩壞。」也許有形的生命最終免不了老去、崩壞、消失,而抗逆崩壞根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來自生命自主的意志,「呢樣嘢,梗係宇宙一出現時便存在。否則,我們為何仍可以坐在這裏?」

知道「有限」 反對建三跑

或者,他忙這忙那,寫文又做訪問反對機場第三跑道(下稱三跑)的興建,就是無法坐定定等個天來收復「過籠」的事物,而要間中「抗逆」一下。問他是否從大自然中領悟到什麼,於是要去翻出一大堆數字跟機管局論證興建三跑之沒必要,他想了一想,說是因為他知道資源是「有限」的,而我們應該是在「有限」之中做得更好,而非想着無止境的擴張。

「大家忘記了,香港因為歷史原因而被框在一個圈裏。跟其他城市不同,上海、廣州、成都可以變大,北京更可以變大至連接天津,他們有地方。香港的特別之處在於她被『框住』了,我們的每呎地,一mark出去便是永久的沒有了。如填海,你不會想像有人可以將填海土地重新掘出來。這些叫不可逆轉的改變。」土地有限因而填海,發展基建是一路以來我們的發展模式,於是我們相信經濟發展一定愈來愈好,將來出入香港的人一定會愈來愈多。殊不知這種「發展觀」未必趕得及地緣政治的發展,還透支了香港以後的土地及自然資源的使用權。

機場選址赤鱲角 「勉強」的選擇

他說,其實他自一九七九年起便「黐住」這個「新機場」,「起初還未定在赤鱲角的,不過其實全香港也沒有幾個位置適合建機場,所以很快便決定在這裏興建。」赤鱲角機場的選址,旁邊有一大山,其實是很「勉強」之下的選擇,這也可見香港地方的「有限」,「因為那座大山,結果天文台要花很多錢去搞那套『風切變系統』,告知機師風向是否適宜降落。所以當時天文台是要揹很大的『飛』」。

他仍然覺得,機場的所謂客運的擠迫問題,是可以通過管理手法騰出空間來改善的。「現在全球經濟疲乏不堪,新的金融風暴如箭在弦,過去的高增長率未必能持續。另外,隨着內地開放和設施進步,到中國的訪客不一定需要經過香港赤鱲角機場,這些都是不可迴避的現實。所以說,二○三○年赤鱲角機場預計乘客人流,連九千七百萬都是過於樂觀的,儘管如此,九千七百萬也只比原設計乘客容量多11%,現在資訊科技發展迅速,加上管理新思維,原設計的機場完全足以處理。乘客人流實在不足以構成興建三跑的理據。」

三千億,這個數字概念

更別說龐大工程開支的前車之鑑。正在進行中的高鐵工程,之前說要六百多億,隨着工程延誤,最後納稅人埋單要付多少仍是未知之數。興建三跑,究竟要幾多錢?「機管局起初說千幾億,後來漏了口風說二千億,現在連提都不敢提。看來需要三千億。」他嘗試量化三千億這個數字概念:「現在中國嚮尼加拉瓜興建一條新運河,若四百億美金,即約三千二百億。為何興建一條機場跑道,使費會接近一條差不多一百公里、連接中美洲的運河?中間是否有問題?」機管局說他們會「融資」。「但融資之後責任誰負?一定係香港市民找數。因為機管局就是香港政府全資擁有的公司。現在他們連幾錢都講唔出,還要我們去同意興建?」

填海建地,對下一代公平?

建三跑,要填海,而這片海,雖不在維港,也不應任意填。「填了海,即透支了我們後代做事的彈性。現在我們開始講跨代的公平。機管局只是一間商業公司。作為受薪總裁,一定千方百計想將生意變大。生意大,收入也大。但現在建三跑,他們是拎了大眾資源,變作他們的生財工具。」天然資源,即我們的海洋。

他最近讀了本叫Cheaponomics - The High Cost of Low Prices的書,順便將書名譯為「平嘢的代價」。「點解啲嘢會平?因為大司拎唔使錢的天然資源,然後將之變成商品,叫你去買。��家機場呢度呢,就係拎咗個海變做地。他們以公眾損失來津貼他們的生意。他們在帳面賺錢,但香港人便付出了一片海作為代價。所以若要與他們計數,他們是否要畀錢同香港政府買地?根據地價買吖?現在興講『跨代的公平』﹙Interperiod equity﹚,政府其實也要代表未來的市民,跟他去拿回那幅地。」三千億,市民角度來看當然不能算是「平嘢」,但到生意人之手便是以小博大的籌碼,甚至是「無得輸」——因為無論一千二千還是三千億,付鈔的是香港市民。

填海「發展」,真的有需要?

繼而,林超英說到填海得地對海洋及其中生物,尤其是中華白海豚的影響,特別緊張:「我認真起來便要問,填海出來的地,你用幾多錢同香港人租借?就算填海工程係你責任,但那片海是『我』的!」說到我字,不無肉緊。「為了興建這個機場,香港社會已犧牲了很多地,還犧牲了很多沒有人留意的東西。」然後他動手畫了一幅圖,解說填海工程的影響。

「以前這個海跟出面的海是通的,以前任何生物,包括赤��,都可以游得過。而珠江口的水係從這邊出去,又或從那邊入來,所以這裏的海底挖得很深,去廣州黃埔的大船係行過呢度。海豚、魚都在這裏自出自入,但起機場時已將海封了一半,變成了一個內海。現在再起多一嚿,還有個人工島,還有條公路由海底過去的,而原來公路不是在這裏『潛水』,會伸出一部分才落水。你話係咪同以前完全唔同咗樣?呢度係澳門來回之處,如海豚出入便跟這些基建與船擦身而過。其實唔使科學家都知,這裏將有大變。但機管局稱只有這一部分的影響。你看海豚要在這個行船的空間出出入入,那牠們是不會入來的了。」

有人會問,海豚有咩緊要?緊要得過香港發展?「這不是有善心的人的思考方法,動這個念有問題。」他說,現在機管局常提議興建海岸公園,補償給海豚,但這裏本身明明是海豚的家呀。「等於你有間屋,突然有人同你講為咗香港人的利益,要用你一半屋起嘢,跟住宣布將剩下的一半,建作『保護區』,咁邊係『補償』?連補償的概念都錯。」在香港,莫說是海洋生物,即便是人,當「發展」突然站在你家屋前,你也是執好家當與包袱離開。近年所謂的「亂」,便是因為愈來愈多人醒覺到所謂「發展」,是否真的有需要?而我們是否仍要抱守這樣的發展觀?

文 蔡琇莹
圖 余俊亮
編輯 蔡曉彤


早在1999年,當時的九廣鐵路曾提出落馬洲支線要橫跨塱原濕地興建高架橋,林超英跟其所屬的香港觀鳥會,加上環保團體長春社和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帶頭,以「保育濕地」為理由,反對興建高架鐵路。「說起來,三跑與當年落馬洲支線相似,又話係飽和,又話有需求,但起的時候又破壞自然環境,造成傷害。而且這些發展是否有效益呢?係存疑嘅。落馬洲支線工程,那些錢是浪費的,因為之前連基本概念都沒有搞清楚,沒有一個論證過程。」關於大型基建,林超英翻出數字,說來說去,問的不過「是否真的有需要建?」,以及當中的「論證過程」。他不滿機管局只以「超過七成民意支持興建第三跑道」來作護盾。2000年,當時的環保署長否決了九鐵提交有關落馬洲支線塱原濕地的環評報告,結果高架橋要改由從塱原的地下經過隧道,成香港環境保育史上一重要先例。(資料圖片)

家明雜感:《公民不服從》他山之石──台北電影節現場

星期日生活   2014720

【明報專訊】過去一周去了台北電影節湊熱鬧。這電影節每年以不同城市為題,今年到了「華沙」,波蘭乃電影大國也。某個晚上,接連看了華意達《灰燼與鑽石》(Ashes and Diamonds)及贊努西《寂靜太陽年》(A Year of the Quiet Sun)的數碼修復放映。一部五十年代一部八十年代,兩個波蘭大導不約而同重塑二戰往事,着墨與調子大不相同,但蕭條與悲涼如出一轍。《灰燼》的黑白攝影,高反差的光影在銀幕上份外奪目。

《餘生》華語紀錄片的精耕細作

電影節另一焦點是「百萬首獎」的競賽片(719日晚揭曉)。幾年下來,該獎項成了台灣同年電影的較量平台,難得是劇情片、紀錄片不分類別競逐(去年得獎就是沈可尚的《築巢人》)。於是這趟旅程多看了幾部入選的台灣紀錄片。湯湘竹的《餘生-賽德克巴萊》拍得很好,攝影與音效一流(攝影師姚宏易也是著名紀錄片導演),技術一絲不苟,華語紀錄片中少見的精心、圓滿製作。《餘生》由魏德聖監製,副題是「賽德克.巴萊」,但跟年前劇情片《賽德克.巴萊》沒有直接關係,不是為了宣傳而拍的(《餘》沒半個《賽德克》鏡頭,沒有魏德聖的訪問)。兩個半小時的《餘生》可以獨立欣賞,原住民的題材拍來十分體面。影片由霧社事件作引子,談日治時期賽德克族差點被滅族的故事,倖存幾代人的辛酸(片名「餘生」所指)。受訪的是原住民及學者,包括《賽德克》的顧問郭明正及莫那魯道的孫女魯比馬哈。《餘生》敘事蠻豐富的,其中一條支線,攝影隊跟着三個原住民父子,登上海拔三千尺高山找傳說的神石。霧鎖群山,景色壯麗,父子對土地謙卑虔敬,身為族人而自豪。夜裏,野鹿悄悄靠近,人跟自然的平和狀態,令人悠然神往。

《餘生》據說早已拍完,奈何因版權問題一直未有公映。去年曾在金馬獎亮相,紀錄片獎輸給了更熱門、更哄動的《看見台灣》,然後便是這次台北電影節的放映。這樣好的紀錄片在台灣竟沒正式發行,難怪當天映後談有觀眾希望影片快點推出DVD。《餘生》將在香港稍後舉行的華語紀錄片節中放映,有興趣的不妨留意。

年輕母親記錄警民衝突

《餘生》放映的同一天,還看到另一部台灣紀錄片《公民不服從》,導演是位年輕的母親陳育青。2008年兩岸的海基、海協會在台灣會談,俗稱「江陳會」。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入住圓山飯店。飯店引來不少示威民眾,台灣警方嚴陣以待。陳育青當時在飯店,她拿起隨身的DV機拍攝,旋即被警察粗野干涉,無理扣留。陳育青對陳雲林頗嗤之以鼻,說他講話肉麻,又因應他的髮型戲稱他為「蓬蓬頭」。不過這非《公民》的重點,陳育青憤怒的是警察違憲執法,他們的職責不是保護特定人士。其後,她陸續接觸到這次抗爭事件的受害者,用攝影機記錄他們遭遇、跟政府對簿公堂的過程,稱為「我控訴」運動,《公民不服從》就是這樣出來。香港近期不停討論「公民抗命」、「佔領中環」,《公民不服從》可看作「他山之石」。在大國淫威之下,台、港目前的狀况互為參照,兩地愈來愈像政治命運共同體。

我們看《公民不服從》,或會為香港感到慶幸。警察把陳育青抓到派出所,一干人等對着她指手畫腳。一個警員說:「警察不用聽你的,是你聽警察的。」另一個拿着DV不停拍的向她破口大罵:「這是機關,不是你家!」過程完全被她的攝影機拍下來了,顯然警員對這毫不在乎。《公民》另一幕,示威者跟警察在街頭對峙,大概覺得封鎖得不合理,有女人不斷向警員詢問名字,警員充滿不屑的回應:「大爺。」香港的警察再卑劣,在鏡頭前還不至於如此明目張膽吧?論暴力程度,《公民不服從》的街頭抗爭比香港厲害。女示威者舉起雪山獅子旗向中共代表抗議,有警察在背後強搶,害她右手中指脫臼。她當天有來現場分享,提到了傷勢。她說手指經治療後仍不能屈曲,右手永遠無法握拳。《公民》中另一男示威者被盾牌打爆了頭,印有「台灣」英文字樣的T恤,留下斑斑血迹。他說受傷後一個月內經常暈眩,那是腦震盪的後遺症。

揭示當地法治靠不住

單從暴力事件看,「昨日台灣」可是「明天香港」?香港警察的警權無限擴大、公權力不停被濫用,干涉示威遊行愈來愈粗暴,相信假以時日,將步《公民不服從》台灣的後塵。台港政府都強調不能錯失時機,「發展」、「經濟」乃王道。政策強硬推行,漠視民眾反應;動員官方宣傳管道、國家機器軟硬兼施,無所不用其極。《公民》有段台灣政府的愚民廣告,活像香港刻下的政改電視宣傳,以各式各樣的修辭與詭辯,和顏悅色的美學、故作可愛的動畫包裝魔鬼細節。《公民》台灣警察把示威區劃到老遠,以確保貴賓聽不見反對聲音,這些我們其實都不陌生了。然後《公民》揭示更可怕的是,當地的法治早已不可靠,民眾對法官信任度很低,跟政府打官司屢戰屢敗。眾多案件中,只有上述被打爆頭的個案勝訴,政府得向傷者賠償。打官司費時,甚至懷疑官方故意拖沓,對訴訟的平民百姓造成心理壓力。《公民》拍不到審案片段,陳育青乾脆用劇場方法,找演員演繹法官的傲慢,在法庭上打嗑睡。諷刺的是,訴訟雖不可靠,贏輸毫無把握,但不爭取又不行,那已經示威者的最後法門。《公民》不止一次受訪的抗爭者說,要不然,只能搞革命了。

女性的抗爭形象

2008年的「陳雲林事件」後,大學師生聲援,在中正紀念堂集會,要求政府修改集會遊行法例,掀起了「野草莓學運」。《公民》後面陳育青的旁白說,失去公義像傳染病似的在各地蔓延,發生了一系列的強拆風波(大埔、華光社區),甚至高中學生報《烢報》被打壓事件。但樂觀點看,這些不公義事件也把人喚醒了,公民社會漸次成形。無論什麼階層、職業,陳育青說走上街頭的民眾愈來愈多;大學講師在街頭聲嘶力竭地呼喊地被警察強行拖走;還有逾千律師站出來表達不滿。《公民不服從》鏡下,婦女站在運動最前線,有勇有謀,極有號召力。她們嬌小、溫文爾雅,跟龐大的國家機器對比懸殊,力量卻不容小覷。女性的抗爭形象,在《公民不服從》非常鮮明,同時極堪細味。陳育青甚至帶同襁褓的孩子上街、到法院聽判案。看上去有點怪,細想又正常不過,她作為母親抗爭,憂心他們成長的未來,希望他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影片雖以抗爭、公民抗命為題,陳育青拍來不拘一格、技術性無關宏旨。她以個人回應時代,拿着DV機單打獨鬥,以簡單的器具控訴體制之不公。這個母親有型有格,敢作敢為,電影又拍得好看,對她肅然起敬!

謹以《公民不服從》一段訪談的內容作結。政大教授徐世榮此說斬釘截鐵,當下的香港也非常受用:「警察隨意的逮捕,透過我們一次一次的挑戰,把警察的力量推回去。公民社會空間是自己創造出來,這是基本人權。跟他們說,你已經跨越了這條紅線,請你把你的手收回去。」

這句話,有沒有一點像《賽德克.巴萊》那句名言?「如果文明是要我們卑躬屈膝,那我就讓你們看見野蠻的驕傲。」由《賽德克》到《餘生》到《公民不服從》,台灣電影告訴我們,做人無分種族階層性別,要有起碼的尊嚴跟信念。即使從電影藝術的角度看,這幾部片又何嘗不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值得我們好好借鏡呢?

文 家明
編輯 蔡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