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24日 星期三

李怡 - 港獨禁忌荒誕劇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8月24日

梁振英昨天說,「在學校裏宣傳『港獨』,這個絕對不是言論自由的問題。學校校規比社會上的法律更加嚴格,譬如……在社會上講粗口不會上法庭,但在學校講粗口,屢勸不改可能會被踢出校……。」

香港學生在學校講粗口,應該說一直以來都是十分普遍的現象。老師會批評,會勸阻。但從未聽過有學生因講粗口而被踢出學校的。689是否可以舉出一個講粗口踢出校的例子?又或者找一個校長來說說這種校規?

689對現實狀況沒有了解就信口開河,已成為他擔任行政長官的最大特點矣。他又說,「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一部份,有甚麼可以討論的餘地呢?」因此,討論港獨「完全不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問題。」

學校有什麼規定不能討論港獨?討論港獨倘若不是言論自由的問題,是什麼問題?難道是行動問題乎?他到底知不知道言論自由的普世準則在哪裏?

我已重複過多次,但對健忘的讀友或有意抹殺的政客還是應該再提醒,言論自由的界限就是「明顯而立即危險原則」(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test),這原則是1919年美國大法官Oliver W.Holmes定下並且已是全球採定的標準,舉例是不容許任何人在戲院中妄呼火警,引起恐慌。除了這種會產生明顯而立即危險的言論屬違法之外,公民的言論自由不應該設定任何禁區。

1951年,美國審訊由11名共產黨員鼓吹以武力推翻美國政府的「丹尼斯案」,其中一位大法官William O. Douglas反對判他們有罪,因為美國共產黨的勢力微不足道,不可能造成「明顯而立即危險」,而「鼓吹」涉及意圖,意圖是摸不着、看不見的東西,故不能成為罪名。因此「鼓吹以武力推翻政府」應該受到言論自由的保護。他認為倘若一旦以意圖和沒有構成「明顯而立即危險」去限制言論自由,社會就會進入一個危險境地,「每個公民的自由都將受到危害」。他的見解後來成為言論自由的經典。

關於港獨,目前只處於微弱的言論層次,根本談不上產生「明顯而立即危險」,更遑論有言論以外的行動。一旦以港獨名義去限制言論自由,就會進入危險境地。選管會日前以需就「民主自決」「推動民間公投」「自主未來」等字眼諮詢律政司意見為理由,拖延部分參選人的入屋郵遞單張審批。如果我們忍受以港獨對言論自由設限,發展下去不僅上述「民主自決」等提不得,恐怕「七不講」也會降臨香港,即連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權利等都成為言論禁忌也。

在梁特的渲染下,港獨目前在建制派中已造成杯弓蛇影。日前演藝文化界的建制派參選人馬逢國竟表示因港獨違法故不能在演藝中涉及此話題,另一參選人周博賢即表示,殺人更明顯違法,但演藝創作中一直有這題材。

梁特宣傳港獨不遺餘力,從討論港獨要踢出校,到演藝產品不能涉港獨題材,香港正在上演港獨禁忌的荒誕劇。

龐永欣 - 真誠的討論

明報   2016年8月24日

教育局長吳克儉下令,港獨主張或活動不應在校園出現;梁振英更把港獨比作「毒品」,說自己經常呼籲年輕人遠離毒品,並認為任何有教育責任的人,都應對年輕人表達清晰「反港獨」的立場。他的追隨者即說:非常反對將港獨議題放在校園討論!但亦有較開明的建制派表示,港獨不應進入校園,但不能禁止學生討論。

這場戲漸漸由不准「討論」港獨演進至反對「鼓吹」,但我看問題依舊,理由是師生間若要真誠地「討論」問題,就要有開放的胸襟,不能預設結論,縱認為自己極有道理,也要用謙卑的態度,從對方的思路和角度看問題,並保留最終可能被對方說服的可能,否則討論變成虛偽的說項,失掉意義。一早把門關上,像梁振英說清晰地表達「反港獨」立場,誰會跟你討論?此外,把刀架在老師的頭上,要他們擔心「討論」隨時會被視作「鼓吹」港獨而失掉教席,誰願承擔這樣不公平的風險?最終「港獨」只變成一種言論禁區罷了。

談到吸毒,教育局從沒有威脅吊銷教師註冊來解決校園毒品問題,這是由於大家對毒品有共識,不會有老師「鼓吹」吸毒;這亦同時反映「港獨」問題缺乏共識,當權者只好耍威嚇手段完事。校園若出現毒品問題,內行人都知道不能單靠表達立場,或教學生說句「向毒品說不」解決 ,輔導工作總涉及找出學生吸毒的社會背景和個人心理因素。由此推演,若以毒品喻港獨,那麼製毒的機關還不是那漠視年輕人民主訴求的政府及其高壓政策?光喊禁毒不揖毒,行麼?

2016年8月23日 星期二

區家麟 - 要假象,不要真相

2016822 

【明報文章】權貴中人及其身邊的政治小丑,愛詆譭西方價值,推崇中國模式,甚至連普世價值也嗤之以鼻。好的,就當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一切價值都是大陰謀;世上還有一種價值,乃最根本最基礎,你不可能持相反意見:求真。
就算最獨裁最狠辣的弄權者,也不會理直氣壯大聲疾呼:我要假象,不要真相!
掌權者禁港獨派參選,意圖禁學校討論港獨,審查教師,製造恐怖氛圍,扼殺討論自由,連真相亦殺掉。
政治哲學家J.S. Mill在《論自由》中,提出經典論據,說明言論自由之重要,乃因為在不同情况下,言論自由都能讓人們接近真相。
第一,我們所相信的可能會錯,容許異見,聽不同聲音,才能糾錯;第二,我們所相信的縱使為真,可能只是部分真確,容許其他人發表意見,去蕪存菁,才能邁向更完備的真實。
第三,縱使我們所相信的,肯定百分百為真,例如港獨思潮癡人說夢害死香港,我們也需要多聽意見,認真討論,充分認識其論據與因由,才能免除因偏執而生的信念,真正明辨是非;最後,要避免你所相信的真相成為教條,也須開放討論,因為那種「不要問只要信」、「港獨就是萬惡」的教條,淪為口號,既無真正討論,則無助人們透過思辯,真心和理性地擁抱國家大一統的偉大使命。
既然你認為理直氣壯,是非分明,為何不想討論,不容討論,或預設立場才能討論?通常只有一種可能:你的立場經不起考驗。

2016年8月22日 星期一

孔誥烽 - 香港作為一個問題

2016年8月22日

【明報文章】「港獨」、「自決」、「制憲」等成為這次立法會選舉愈被官方打壓愈討論得熱烈的議題。有學者埋怨這屆選舉的辯論水平大不如前,但更重要的是這次選舉首次將香港現狀的性質與「2047前途」問題,擺了在一直不想面對的選民面前。要解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便先要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香港是什麼?

指鹿為馬的「九七前香港不是殖民地」論

「香港是什麼?」表面上是十分簡單的問題。香港在1997年前是英國殖民地,1997年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不是明明白白嗎?但現實往往比常理複雜。中共在1971年成為聯合國一員之後,於1972年成功爭取將香港和澳門剔除於聯合國殖民地名單之外,否定兩地的殖民地地位,讓港澳居民無法享有根據聯合國《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賦予的自決權利。

1997年3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為什麼說香港不是殖民地〉的文章,指出「英國在香港實行的是典型的殖民式統治,但並不等於香港就是殖民地……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並引用1972年中國致聯合國的信件,聲稱「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殖民地』範疇」。就是說,香港不是殖民地,而是一個「問題」。

1997年前香港實際由倫敦任命、向倫敦負責的英籍總督管治。當時說「香港是中國領土」,只是說說而已。口頭宣示與現實之間的距離,決定於宣示者的實力。當年西方在越南失利,求助於中共幫忙制衡蘇聯,但中共也求助西方幫助挽救其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所以中共宣示「香港是中國領土」後,並無膽揮軍接管香港,只想減少將來港人自決的可能性。

後來剛完成民主革命的葡萄牙左翼政府在1975年表示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準備將澳門交還中國,北京竟然拒絕。中共因此被蘇聯恥笑為了外匯而縱容西方帝國主義長存。北京界定香港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時,雖然強調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但在具體解決香港問題時,還得通過與英國談判並簽署在聯合國登記的《中英聯合聲明》。

一國兩制未解決香港問題?

從中共某些派系的立場來看,「香港問題」並未隨着香港在1997年實施「一國兩制」得到完全解決。作為2014年北京「一國兩制白皮書」主要作者的北京大學法律學院強世功教授,便曾在其著作《中國香港》中表示「一國兩制」只能確保香港在形式上回歸中國,卻無法讓中國享有對港實質主權。按照這派思路,中國現在已有足夠實力跳出「一國兩制」的制約,通過直接的政治介入將中國對港主權從有名無實升級到有名有實。

但在現實上,「一國兩制」並非北京對香港人的恩賜,不是說拿走就可以拿走。中國在現時的發展階段,在經濟上可能比香港人更需要「兩制」。中國經濟要向世界開放,但中共出於自身統治需要和國家經濟安全的考慮,又不敢全面開放,所以在很多範疇,仍需要通過向香港進行可控的開放來向世界開放。中共在世界各地做很多事情,還不方便以真身進行,而需要披上一個「香港」的外殼。

例如中國在烏克蘭物色、購買舊航母用以改裝成今天的遼寧號,以及和尼加拉瓜政府商談開掘運河,都是通過中國大陸商人在香港註冊的公司進行。中國要僱用美國在伊戰期間臭名昭著的僱傭兵集團首領、黑水公司創辦人和前CEO Erik Prince為中國國企在非洲的投資提供保安物流服務,也是通過香港公司進行。中國要推行人民幣國際化,又不敢全面開放金融體系,便要依賴香港的人民幣離岸市場。高幹和富豪要將資產、家人轉移到安全地方,很多先會將之轉移來香港,再以香港身分走向全世界。

中國加入世貿的條件,與香港的世貿成員條件不一樣。例如中國對外資金融機構的活動仍有諸多限制,但中國很多公司和個人又需要外資金融服務,於是香港便成為外資與中國客戶進行金融交易的離岸市場。中國在2001年「入世」後,在2003年與香港簽訂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中國因此可以不完全開放本國市場,卻能享有香港作為完全對外開放的世貿會員的好處。此外,美國等國對敏感高科技產品出口到中國有嚴格管制,對香港出口則較寬鬆,香港因此成為中國繞過這些出口管制獲取先進技術的重要渠道。

中共比港人更需美國認證的香港自治

中共能通過香港做這麼多事情,一個重要原因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簽證與商貿均將香港與中國區別開來。而美國將香港、中國區分,則是根據其《美國——香港政策法》下美國國務院對香港自治狀况的定期認證。

北京常常批判美國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預,卻同時從政策法獲得極多便利與好處。北京至今加強對香港的控制,很可能是以不引起美國強烈反彈、取消港中區別為底線。大家回顧一下當年特區政府擱置23條立法的過程細節,便能明白這應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以往美中關係和諧,美國對香港自治的考核只是例行公事。但近年美中關係惡化,2015年國務院的香港報告更明言斯諾登事件已經損害美港關係,也令美方留意到香港自治的局限。佔領運動、銅鑼灣書店事件、港獨爭議也迫使國際輿論和民選議員及官員對香港現狀更為敏感。美國國會在2014年底,已經啟動了一個被視為是《美國——香港政策法》加強版的《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的立法程序,並得到民主共和兩黨議員支持。

如未來華府宣布香港已無自治,再不區分香港和中國大陸,其他西方國家恐怕會有樣學樣。中國失去香港這個離岸後門,對中國正在下滑和轉型的經濟和個別官員的財富安全來說,將會是一場災難。

北京的對港政策,是一台受國內外多方因素影響的龐大複雜機器。美國對香港自治的承認是一個重要因素,而美方的取態,則受更大範圍的美中關係和愈來愈被國際關注的香港新一代反對運動影響。北京急於徹底解決香港問題,到頭來令香港問題更複雜和更具不確定性,不得不說十分諷刺。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偉森費特政治經濟學副教授

2016年8月21日 星期日

哲學角度:社會總會選擇其敵人

星期日生活   2016821日 

【明報專訊】富德樓艺鵠日前舉辦了沙特文學哲學第三講——社會總會選擇其敵人。這個標題是沙特在1960年出版的大作《辯證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中的一句句子——「社會有必要選擇它的死者和那些營養不良的人」(La nécessité pour une société de choisir ses morts et ses sous-alimentés)的轉化。五十年代末開始,華人世界掀起了存在主義熱潮。當中很多人以為沙特的存在主義就是高舉個人自由,然後憑藉這股來自「存在先於本質」的自由,人們彷彿可以完全超越宗教、社會規範和歷史條件的限制。這個想法似乎放大了沙特理論中的樂觀精神。事實上,沙特二戰後的哲學著作,與其說歌頌了人類自由的偉大,不如說呈現了人類自由的悲劇。
短缺
在《辯證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中,沙特首先分析了「短缺」(la rareté)這個社會現象。他認為社會總會令人感到短缺,例如職位短缺,新產品不足以應付市場需要,政府資源未能滿足有需要的人等。在此,沙特不是嚴格地沿用經濟學「資源有限欲望無限」的概念,也不是說一切東西都會短缺,他只是想指出短缺是社會歷史的條件。但事實上,所謂短缺,不一定是數量上不足夠,也不是所有東西都是短缺的,短缺更多的是指人類不斷需求更多的心理。這種心理形成一種社會形勢,然後大家覺得必須決定把資源優先分配給某些人,從另一個角度看,就是排斥另外一些人。
由此,短缺令社會成員間形成競爭,爭奪各自需要的東西。過程中,社會某些成員無可避免地對其他成員施行暴力——不論是哪一種暴力。因此「社會有必要選擇它的死者和那些營養不良的人」一句,就是指社會在選擇誰人可以獲得資源這種人類社會必然的內在矛盾。而沙特看過很極端的情况。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目睹中國為了遏止人口膨脹,強硬實施計劃生育,然後把超過限額的嬰兒視為多餘的人(l'excédentaire),或想辦法制止他們誕生於世上,或活生生把他們處死。就如流亡作家馬建在《陰之道》中說:「在黨的眼裏,每一位母親都是生育嫌疑犯,每年的查環查孕就是在預防母親犯罪。」這就是現在、此刻的人,出於短缺的想法,覺得自己有權決定未來誰人可以活在世上,誰人可以獲得世界的資源的例子。
拋棄左派的教條
那麼一度在法國左派知識分子中極為流行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行動,能否終止因短缺而帶來的社會暴力呢?沙特認為並不能。早在1946年的文章〈唯物主義與革命〉裏,沙特就毫不留情地批評當時業已僵化的馬克思主義和法國共產黨,反對他們主張物質條件決定人類行動和歷史,並認為飽受壓迫的無產階級最終可以推翻資本主義的想法。他質疑,如果物質條件能決定人的行動,那麼個人在歷史中的位置是什麼呢?個人在歷史活動中是否毫無自由可言呢?再進一步,如果共產主義革命可以一蹴而就,帶來烏托邦的世界,那為什麼史大林統治的蘇聯人民,其自由就毫無寸進呢?事實上,在沙特思考這些問題時,蘇聯於1956年派兵鎮壓匈牙利革命,蘇聯社會主義可謂完全撕破了對人類解放的承諾。故此,沙特認為社會成員間的對立其實更為複雜。
於《辯證理性批判》一書中,沙特意欲擺脫法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擺脫所有教條,從存在主義的角度來重新解釋馬克思思想,指出人的自由其實是矛盾的兩面。一方面,從俄國革命的例子來看,它可以幫助人們掙脫皇權的枷鎖,追求社會平等。但另一方面,當政治革命達至某程度的成果後,社會上的壓迫仍持續不斷地出現,因為社會仍在不斷地選擇、轉換它的敵人。而僵化的馬克思主義正看不到人們無止境的競爭和排斥這種狀况,他假想革命能帶來歷史的終結,以為人類自此可以安身於社會主義的國度裏。然而現實中,無產者仍然不斷受到壓迫。因此,沙特主張法國工人不應滿足於個人收入的增加,必須持續地革命,不斷矯正社會仍然存在的壓迫,如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對個人的壓迫。
辯證的經驗
雖然沙特不斷批評當時法國某些左派知識分子對馬克思思想的詮釋,但他曾說過:「馬克思主義是當下不能繞過的視野。」因為誠如馬克思所主張,人類絕不能按理論憑空創造歷史,而是在既定的社會狀况裏再創造的。然而,他認為馬克思過分樂觀,忽略了社會狀况同時會對人的行動帶來反作用,阻礙人們達至原定目標這一點。沙特參考了雷納.格魯塞(René Grousset)的亞洲史研究。後者指出中國人為了應付人口增加的壓力,長期在邊境伐木,擴充耕地面積。這樣雖然增加了農作物收成,養活了龐大的人口,但同時造成泥土侵蝕,河流氾濫日益嚴重,威脅沿岸人口等問題。這個例子說明了人的實踐(praxis)改造了物質自然(耕地和泥土),形成新的社會狀况(經濟和社會穩定),但當人的某些實踐達至一定成果後,他馬上就要面對新的困難(大自然受到破壞)。因此,人類歷史其實並沒有簡單地直線進步,完全擺脫昔日的問題,人類仍然要跟自然搏鬥。這就表明人類經驗是辯證的(dialectique),人的實踐改造物質自然,但不會完全跟自然融為一體,人的籌劃(projet)總是不斷超越物質自然的限制,形成新的形勢。而整個辯證的經驗,就像一個螺旋的圖像。而且,物質自然不是不可改變,或與人無關的物理現象,而是必定帶着人類實踐的痕迹的,沙特稱之為實踐之惰性(practico-inerte)。
沙特認為人類最基本的社會關係正正在具體的實踐之惰性裏展現出來的,而不是由人的意識和溝通形成,人的自由也不會純粹體現於意識之中。換言之,只要人類改變實踐之惰性——帶着人類實踐痕迹的物理自然,就會為人類行動釋放出更多的可能性,形成新的社會形勢,而人們對社會形勢的認識和判斷也會隨之而改變。例如在香港,社會經常有一種論調認為香港地少人多,要純粹改變這種香港人根深柢固的意識相當困難,但是只要我們逐步改變土地規劃的制度,限制大地產商囤積土地,引入更民主的社區規劃,人們運用土地的需求可以直接化成建築、住房、文娛康樂設施等,就會形成更平等的社會關係,那麼人們就不會覺得由政府和大地產商來決定社區面貌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而社區各成員也可以按其專長,木工、電器維修、教育和運動教練等,在規劃裏出謀獻策。當然,就如沙特理論所預見的所樣,隨之而來的不會單是社區民主化,各人的意見分歧和衝突也會形成了新的難題。因為社會成員間,社群與社群間一定存在張力。
社群內在的張力
沙特參考了專研法國大革命歷史的喬治.勒費弗爾(Georges Lefebvre)的作品,看到人類社群的內在矛盾。他描述了三類社群經驗,分別是序列的群體、融合的群體和宣誓而成的社群,每種社群都有特定的中間物(medium)參與其中,從而體現出不同類型的自由。序列的群體是最日常的經驗,例如當人們聚集在巴士站等候車輛,各人帶着不同的目的上車,乘客之間的關係就如數字序列,整體看來只是一個數量。巴士站和巴士表面上只是兩個物件,但實際上它們維繫着所有乘客的關係,假如巴士站改動或巴士誤點時,乘客就會採取若干行動,從而改變了群體的形態。而隨着巴士到站,乘客群體就會消失。另一個例子是看同一份報紙的讀者,報紙維繫着讀者群的聚集,倘若報紙改版了,讀者群的形成就會受影響。沙特認為,社會生活很大部分都是屬於這種序列的群體。
第二種社群經驗是融合的群體,它比序列的群體有更強的內聚力。在這個群體中,人們帶着共同的目標加入群體,成員間的關係不再是數量多寡,而是每個成員的行動對其他人來說都代表着整個群體。1789714日,當巴黎群眾攻佔巴士底監獄時,我們可以想像當時憤怒的群眾聚集在監獄前,一些人帶頭叫喊,然後開始衝擊象徵着皇權的監獄。當群眾看到身邊愈來愈多人不顧一切地攻向守衛時,自然會感到整個群體彷彿都分享着同一個想帶來革命的想法。基於這個假設,加入衝擊的人就會愈來愈多,直至群眾的力量愈聚愈大,衝擊的場面就會由抗議、對峙逐漸演變為攻佔、革命。這種因着同一目的而聚集的社群經驗,經常出現在遊行示威的人群中。它跟在一間商店裏、一個巴士站前排隊的顧客所展現出來的,序列的群體截然不同。在後者,人們行使消費自由,為了的是滿足個人利益。但當人們自決參與融合的群體時,這種自由就是集體地行使的。要維持融合的群體,各成員必須暫時放下個人利益,否則當愈來愈多人退出時,其他人參與其中的決心就會受影響,然後整個群體就會瓦解為序列的群體。因為成員是沒辦法看到運動的全象的,他只能從其他人的行動來感知群體和社會,換言之,所有人都是其他人感知群體和社會的中介物。故此,融合的群體需要人們共同付出。
社群的友愛與恐怖
第三種社群經驗是宣誓而成的社群,它最為罕有,也最令人感到困惑。當一個融合的群體要求成員負擔更多責任時,往往會通過宣誓來表示他對所有成員和整個社群的效忠。宣誓的儀式比誓詞內容更為重要,因為它改變了各成員之間的關係,由融合群體的自願加入和退出,變成要竭力維持整個社群的功能和存在。我們可以想像當一群人成立革命黨,目的在於推翻君主制時,如果黨員可以隨時退出,那麼其他黨員的生命則很容易受到威脅,因為他們的革命計劃可能會被泄露。因此,要保證所有黨員的安全和革命成功,所有黨員都必須宣誓保密革命計劃,退出或不守誓詞,出賣黨友時要受到嚴厲的懲處。這種手段是為了使所有黨員都不會,也不能隨意退出和違反誓詞。誓詞愈能強化社群的內聚力,成員間的關係就愈緊密,以至生死與共,但同時,退出社群就變得愈困難,成員之間的猜疑與監察也就愈加嚴密。於是,社群成員間的友愛和恐怖就會同時出現。宣誓而成的社群體現了人類為了集體的目標而勇於獻身的高尚,不過弔詭的是,這同時要求成員互相限制對方的自由。
這種社群經驗或者可以帶來革命,但它使得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觀不能無視人類的辯證經驗,就是一旦人們對社群的要求愈嚴格,要實現更崇高的目標,從而帶來更大的自由時,它同時意味着自由之喪失,而這就是存在主義揭示的人類自由面對社會自由時的悲劇。
(作者為巴黎索邦學院法國文學及比較文學博士生)
文:Sabrina Yeung
編輯:蔡曉彤

長平觀察:絕食百日,郭飛雄不該孤單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6815

 中國人權活動家郭飛雄

明天(2016816日),中國人權活動家郭飛雄(本名楊茂東)獄中絕食將達100天。他對極權政治持久而決絕的非暴力抗爭,應該得到更多的關注。

郭飛雄的絕食訴求有四項:要求習近平改革憲法,推進民主制度,廢除中國監獄的電刑,釋放所有政治犯。在當下殘酷的政治高壓之下,以傷害單薄的一己之身為手段,提出如此宏大的政治目標, 在很多中國人聽來,不啻於一個天真的笑話。

然而郭飛雄並非不瞭解中國政治的險惡。他是一位資深的人權鬥士,1989年就曾積極參與"六四"民主運動。2005年,他因在太石村罷免村官事件中幫助村民維權而被拘捕。2006年,他為受迫害的法輪功成員辯護,並要求中共官員公佈財產,多次被拘押,隨後獲刑入獄五年。出獄之後,他繼續抗爭。

2013年,因為組織參與《南方週末》新年獻辭事件,呼籲新聞自由與政治民主,以及組織協調在中國八個城市發動公民街頭舉牌要求中共官員公佈財產,郭飛雄再次被拘捕,並第二次獲刑入獄,被判六年徒刑。

郭飛雄也並非沒有體會當局迫害異議人士的殘忍。在被拘押、審訊及服刑的過程中,他飽受各種酷刑虐待,包括用電警棍擊打生殖器、關押兩年不予放風、被警察踩破腳趾頭等等。他曾因難以忍受侮辱與酷刑而以頭撞玻璃尋求自殺。

在此次漫長的絕食過程中,獄方強制插管鼻飼維持他的生命,每每血流遍地,痛苦不堪。他也因長期絕食而身體極度虛弱,患上多種疾病。據稱,當局仍然沒有放棄折磨他,比如在夜晚用鄰床撞擊他的床,讓他難以入眠。

"認罪"背景下的決絕反抗

近兩年中國政治反抗者的處境更加艱難。此前可能被刪除的微博言論,現在成了判刑的罪證;此前上街可能被警察約"喝茶",現在則被迅速送進監獄;此前被視為英雄的人權律師,現在則低眉順眼認罪懺悔並揭發同道;此前可能被認為幫助中國建立公民社會的外國NGO組織,現在都成了境外敵對勢力。

在這種情況下,郭飛雄和其他被稱為"南方民主運動"的人權活動人士,堅持直接的政治反對態度與決絕的抗爭行動,可謂驚天動地。在去年11月的審判中,郭飛雄在法庭上痛斥當局"在經歷了極權主義釀成的慘絕人寰的歷史悲劇後,你們依然持守其衣缽倒行逆施,不擇一切手段的維護權力私有和全面專政"。南方民主運動另一位成員王默則宣稱,"在這裏我鄭重聲明,一直以來我主觀意願上想顛覆的是中國共產黨專政這個獨裁政權""顛覆這個政權我沒有罪"

郭飛雄的親人和朋友深知與虎謀皮之不易,以各種方式勸說他暫停絕食。但是,郭飛雄表示,他的四項要求無一得到回應,因此將會繼續下去。

黑暗中的歌者應該聽到回聲

絕食並非不珍愛生命。恰恰相反,絕食者認為,每個人都認同生命之寶貴,不僅珍愛己身,也能體諒他人之痛苦。正是在這種觀念之下,絕食才會作為一種抗爭手段。在政治領域,人們通常認為,絕食抗爭超過一定時限,當局必須正面回應或者開設協商通道。

這些普世原則,早已經被中共毀棄。1989年大規模的學生絕食運動,迎來的是機槍和坦克。甚至對於2009年以來的超過140人的藏人持續慘絕自焚,當局也只有漠視與污蔑。這必然提出一個問題:作為國際主流認可的抗爭方式,非暴力反抗在中國的出路何在?

郭飛雄的絕食得到人權人士的大力聲援,遍及全國各地的絕食接力者已近五百人。國際特赦、人權觀察等國際組織也持續關注和呼籲。"郭飛雄關注組"協調人吳玉華(網名:哎烏) 在一封公開信中說,"我們想通過這樣的行動,告訴世界,我們不放棄郭飛雄;生存環境如此惡劣,郭飛雄和他的支持者,仍在對中共和它的罪惡說不;是的,我們不放棄對人權和普世價值的追求"

但是,人們從中國當局的反應中看到的是絕望。一再參與接力絕食聲援郭飛雄的艾曉明教授說,"我覺得,哪怕郭飛雄犧牲了,政改也不會啟動,電刑械具也不會叫停"。她解釋自己的行動說,"我們需要表達個人的政治態度,表達我們的是非原則,抗爭需要透明度和公開性"。不過,對於更多公眾來說,非暴力抗爭的要義在於,即便不通過暴力反抗,也能帶來政治變革、人權改善的希望。

有人說過,越是黑暗,越需要星光;越是沉寂,越需要聲音;越是高壓,越需要抗爭。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一個人會唱歌給自己壯膽。但是,如果黑夜沒有盡頭,而他的歌聲終於消失,恐懼將更加威壓。因此,這些星光應該得到珍惜,這些歌者應該聽到回聲。

我有意在半饑餓的狀態下寫作這篇文章。但是,我知道,這根本無法感同身受郭飛雄等人權鬥士在黑暗中抗爭的艱難的百萬分之一。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2016年8月17日 星期三

馮睎乾 - 國民教育第一課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8月17日

教育局愛說「不應將教育議題政治化」,我同意;因此我反對教育局近日以政治為由,公然侵犯學校的言論和思想自由。吸毒犯法,害處亦人盡皆知,若教師鼓吹吸毒,當然是失德;但談論「港獨」並沒犯法,「港獨」好壞也見仁見智,憑甚麼禁止呢?教育局這個「禁止」舉動,其不良影響肯定比「港獨」大得多。

教育局宣稱:「如教師在校內鼓吹『港獨』思想,須承擔相關責任和後果。」何謂「鼓吹」?甚麼「後果」?偏偏沒有明言。假設一位通識科老師拿出連篇累牘都是「港獨」報導的《大公報》和《文匯報》,讓學生分正、反兩方討論「港獨」,既有正方,老師即有「鼓吹港獨思想」之嫌,對不對?這位老師可發毒誓表明自己擁護基本法,但沒有用,因為由全國人大代表或梁粉主持的校董會,大可用選舉主任的口吻說:「綜觀所有相關情況,我認為我不能信納X老師真的沒有主張及支持香港獨立的立場。」句號。從今以後,教師會識趣地迴避相關話題,以免承擔「相關責任」;學生終於知道世上原來有「敏感字眼」,也學會乖乖的鉗口不言。教育局這樣一禁,結果是抑遏或煽動港獨,都不重要;真正嚴重的後果,是令香港下一代養成「自我審查」習慣──這樣香港人就跟國內同胞相差無幾了。

令人自我審查的竅門是甚麼呢?是留白。政府把禁區界線畫得一清二楚,人民就知道哪裏有地雷,不敢進入,但禁區以外的地方還能享受自由──自由必然是有限制的自由,界線畫得越分明,越能保障自由。自我審查則不同,重點是「自我」,其次才是「審查」。政府只告訴你有禁區,卻不畫清界線,給你自己猜,讓你終日提心吊膽,生怕行錯半步,就會粉身碎骨,結果當然是甚麼地方也不敢去。國民教育的第一課,就這樣學會了。

龐永欣 - 又關學校和教師的事

明報   2016年8月17日

港英年代下令「學校不准談政治」,擺出的道理是:教師在學校傳播政治知識,學生年幼無知,容易受到不當的影響。當然,愛國左校並不聽命,長期對他們的學生進行「政治教育」。

到了回歸過渡期,學生年幼無知易受影響的說法收起了。相反,學校和教師被批評為「政治冷感、迴避現狀」,因此要大力推行「公民教育」、「國民教育」,謂教師只要保持客觀持平中立,在學校向學生講述政治並無問題,甚至是應該的。直至年前「愛國教育」指引出現,教師又被指導,要令學生有感情的投入,看見五星旗時就掉淚。教師應客觀持平中立之說又實際上被擱置。

今天有人說要宣揚「港獨」,立刻有人掣出港英年代「學生年幼無知,容易受到不當的影響」之說,甚至威脅學校和教師必須「清晰地反港獨」,否則就是支持港獨了。唉,連當年冷感和迴避的權利也沒有了!

我的觀察是:一,學校和教師是最沒有權力的一群,在政治議題的教學上任由吩咐和擺布;二,負責吩咐和擺布的人把學校的政治能力誇大了,從來沒有證據說明教師灌輸政見有多大的成效。君不見,某些學校有極鮮明的政治立場,天天講愛國,學生還不是左耳入右耳出,甚或反感和出現反效果?三,在政治圈中宣揚要學校和教師做些甚麼和不做些甚麼,可能是最舒服和最 cheap的政治表態方法;把童齡自殺、學校鉛水、港獨等問題一於推由學校解決,就可避談問題的根源和社會背景,不當的管治政策更可視而不見了。

林夕 - 幻覺嚟嘅啫,嚇我唔到嘅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8月16日

九月四日立法會選舉,據說事關現任特首仕途,更會影響我一位朋友出路。我這位憤怒中年朋友曾忿言,若李偲嫣、高達斌之流都有臉去參選,並且票數不低,香港成了什麼地方?他會即時部署走路移民去也。按目前港大民調看,還好,應該不用走路。

可憤中朋友正是看了港大民調之後,又開出了新條件,如果港島葉劉以及九西蔣麗芸票數高到足以帶名單第二位入局,他一樣要走路,這賽果足以令他對香港以及香港人絕望。我又安慰他,民調還在滾動中,現在每區樣本只區區幾百,誤差甚大,一般要一千左右才有意義。而且,港大民調出了名有個老毛病,依然以室內電話為準,幾乎只用手機的年輕人又有多少機會被抽中?再者,配票神功在上,有心人想破功,必先亂來才能擾亂部署啊。

話是這麼說,但港大民調其實應該已經將這些因素作出調整,如果扣除誤差之後,結果仍能作準的話,確實出乎意料。

本來又有何企盼?屈字頭潮文作家有預言在先,雨傘之後,引出了許多妖魔鬼怪兼精神病人,果不其然,這一年零八個月,妖言惑眾語無倫次的病人,奉召橫行。這批人中奇葩,有些爭取在立法會連任,有些要加入議政,像初試啼聲的雞,全部都係雞。而一路下來,非建制派不斷被免費贈送彈藥,爭相拆彈的也被逼把自己臉皮拆下來,其言論之反人性,按常理,連所謂理性溫和的中產、幾十年來沒有白活的老人,只要還是個人,也不可能接受的。但,且看截至本月14日的走勢,號稱理性中產的港島區,人盡皆知其品性的葉劉佔29%,足取兩席;九龍西蔣麗芸22%、梁美芬21%,這兩位馳名極品,竟然得到近半數人支持。鉛水事件時花癲復發的蔣元秋,支持度竟是踢爆事件冇功都有勞的黃碧雲四倍多。我真想加入民調負責打電話,問奇葩的支持者:先生你邊位?你覺得蔣議員幫香港講過啲乜,講咗當做咗都算㗎啦,你講吖,你講得出有獎。

我這位朋友之所以氣憤,是香港如彭定康所言,毀於港人手上就算了,那些兇手畢竟有利可圖;本身已成受害者還踩多一腳,驚死香港死得仲唔夠難睇,是為雙重折墮。若這民調跟最終結果沒差,死相確實夠晒樣衰,我也不敢再說有什麼市民就有什麼城市,唯有用周星馳電影名句聊以自慰:幻覺嚟嘅啫,嚇我唔到嘅。

2016年8月16日 星期二

陳劍青 - 一句棕土 惹毛香港土地霸權

2016816 

【明報文章】現今不論是立法會候選人的政綱、「造王」智庫、城規專業及一般關注香港土地發展問題的市民,都開始從不同角度談到香港的「棕土政策」(brownfield policy),即使在近月令人窒息的政治陰霾中亦興趣無減。
回顧有關爭議,自2010年民間開始醞釀及引進概念,到2012年首次出現比較完整的本地政策研究,直至今年才成為官方已不能迴避的土地議題,直至近日本土研究社出版棕土研究《棕跡》及開展相關政策討論活動,再度引來不少土地發展方向的爭論。
為何棕土掀起了公眾關注
為何「棕土」(brownfields)這個相對陌生的詞彙,會惹來現今眾多社會反響?究其原因有以下4方面:
一、打破都市迷思——全港1192公頃棕土資料的民間發現,揭破了「香港地少人多」的都市迷思:原來香港還有不少土地資源未被善用。政府在未有仔細研究這些已破壞土地如何優先修復及善用之前,已急於選址進行大規模填海及開發綠化帶,明顯違反可持續土地發展原則,因而形成社會話題。
二、觸碰土地霸權——當香港土地問題不再是土地不足的客觀地理問題,而是有關城市如何發展、土地如何分配的選擇問題,就無可避免觸碰到政府土地規劃上及地產發展租值上的壟斷問題與檢討,牽涉到過往甚囂塵上的「地產霸權論」。所產生的輿論局面,將對現時依靠着這套壟斷性土地發展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不利。
三、環境問題嚴重——新界棕土的研究不斷讓新界各種臨時用途的問題嚴重性及普遍性放在公眾視界,包括回收場火災連年、殘留毒害、泥頭處處甚至違規佔用官地。棕土的擴散成為了香港自然土地破壞的元兇,公眾不再認為這是屬新界某事某地的孤例。
四、影響鄉紳利益——不少棕土案例揭開了新界鄉郊在違規套丁、協助發展商收地以外另一種潛藏土地利益。如果按現時元朗倉地市價4/呎來看,地區鄉紳作為承租地主再劏地出租的中介者,當中牽涉出租上千公頃的持續土地利益,即可跟套丁所獲取的一次過利益匹敵,直接叩問着特區政府多年來放任鄉紳的新界土地管理方式,收回棕土進行房屋發展的建議亦將影響既有鄉村土地利益格局。
土地爭議無礙政策共識
就上述分析,棕土議題的關注不止是因為增加土地供應的考慮,亦與環境保育及既得利益結構攸關。惟現今政府會認為當中的土地爭議,只會導致紛爭及拖延,故此選擇充耳不聞地「迎難而上」。
但事實上,在近日我們舉辦一次民間棕土政策研討會中邀得「團結香港基金」的代表到場分享,發現爭議其實也能促進幾方面的政策共識,包括「團結香港基金」代表都表示支持政府應建立「棕土資料庫」促進民間研究、認同加重罰則規管棕土擴散至農田與自然濕地,亦承認早前指香港未來需要9000公頃土地發展只屬「blue-sky approach」(即不涉及現實情境的估算方法)。
事實上,優先善用棕土一直具有較大的民意基礎,包括早前有規劃專業論壇LEAPS(躍動菁專)現場的調查,現場專業界別朋友在聽過眾多不同土地發展的意見後,有過半數(52%)支持「發展棕地」作為「政府最應從哪方向增加可供發展的土地」的答案,高於排名第二位的「開發新市鎮」(22%)。以往在未有棕土發展作為正式選項時,政府在過往的優化土地供應策略公眾諮詢,有不少意見質疑為何沒有放置「棕土」作為當中一種土地供應選項,同時在官方隨機抽樣的電話訪問中也有46.4%不支持填海,與現時大規劃填海有很大偏差。現時亦有不少專業界靜觀其變,察視未來走向及專業領域介入的空間。
由此可見,這些土地爭議並非沒有意義甚或阻礙發展,反能讓社會大眾更清晰香港未來土地發展的共同選項與實况,協助政府作出一個尊重民意而非向既得利益靠攏的土地發展選項,亦是即將步入「跑馬仔」時期的特首參選人不得不表態的土地議題。
作者是本土研究社成員

2016年8月14日 星期日

馬嶽 - 「部分選舉」的分化陷阱

2016年8月8日 
 
【明報文章】一直以來,不同學者研究香港政治,都覺得難為香港的政體分類,因為香港固然不是民主政體,但一直都有相當的公民自由和完整的法治,而立法會的「部分選舉」一直都是相對公平地進行的,和不少選舉威權政體(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或競爭性威權政體(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那種操控選舉和經常侵害人權有所不同。
香港愈來愈接近選舉威權政體
但近三周發生的事情,反映香港已經愈來愈接近選舉威權政體,明目張膽的操控選舉以影響選舉結果。確認書的安排和剝奪參選人參選權,都是沒有法理基礎的。《基本法》和現行選舉法例,都沒有列明立法會參選人不可以宣揚港獨(23條尚未本地立法),也沒有授予選舉主任權力判斷參選人的政治立場是否符合基本法,或者簽聲明時是否「真誠」。是否「擁護」基本法是主觀情感,不是某選舉主任可以主觀判斷某人現在或將來是否擁護的。選舉主任的解釋,根本就是以政見篩選參選人,本質上已經違反了國際上對自由選舉的標準。
港視發牌、831決定和這次的剝奪選舉權,是一脈相承的。政權要把不喜歡的人踢出局,不讓他參加競爭,這過程可以完全是任意(arbitrary)的。踢出局的標準是什麼,沒有人會告訴你,因為標準隨時可轉,2月和8月就已經不同了,而且標準都是迎合當時的政治需要的,政治需要隨時可轉換,不說明對政權最有利。機制和標準,都只是服務政權的政治目的,隨時可以順手拈來。
對反對派而言,正因為這種手段沒有法律根據,所以最難應付。這代表法律已經不是政權的底線。政權甚至沒有道德底線。它的原則很簡單:為了鞏固權力,它可以不斷的改變遊戲規則。它的原則就是沒有原則,沒有道德或法律的牽制,背後只是赤裸裸的權力考慮和計算。
反對派的兩難
這對長期鬥爭的反對派來說,造成某種兩難。長期堅持自己的原則當然是道德高尚的要求,容易贏取民眾的支持;但如果你明知球證和賽事主委都是對手的人,對手隨時可以在比賽期間改變遊戲規則,你是不是永遠堅持你打的是宇宙最強的戰術,一直不變就一定會戰勝呢?但是,如果你不斷因應對手改變遊戲規則而改變原則,那麼你不是變了和你最鄙視攻擊的政權中人一樣嗎?重要的是:政權是可以不斷改變原則的,因為他們其實沒有原則沒有底線只有權力,反對派要號召群眾建立理想社會,是不可以跟他們一樣的。
政權要的其實不是反對獨立或防止什麼,是要顯示權力,令你屈服。他不斷改變遊戲規則,令人無奈地習以為常。慢慢,民眾覺得梁天琦承認不再推動港獨,和李波、王宇等人在電視「認錯」那樣正常地無奈、無奈地正常。然而結局都是一樣的:梁天琦口頭上改變了原則仍然不能參選,李波「認了錯」仍然沒有獲得真正的自由。
LevitskyWay為人引述最多的文章"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反覆論述了競爭性威權政權有不同的競技場域(arenas),不是完全的受控,而令反對派可以用作抗爭,其中一個場域是選舉。選舉威權政權通常有選舉,有些可能不是全面普選(像香港或伊朗),有些是並非公平公正的選舉,政權透過各種方法巧取豪奪,目的是操控結果以維持權力,像香港這樣以提名或註冊規定將某種政見人士排拒在外的做法,國際傳媒都覺得太熟悉了。
這種「部分選舉」(partial election)有兩個特點:第一,政權需要保留某種選舉令其有一定認受性,以向國際社會顯示政權獲得人民支持;第二,這些選舉很少是真正自由和公平的,因為政權害怕民意能忠實表達時,他們會被攆下台。像現在政權這種明目張膽操控選舉,另一難搞之處是他們似乎已經置選舉的認受性不顧,如此厚顏是非常難應付的。
有限度的選舉其實是把雙面刃。樂觀的學者認為反對派可以利用定期的選舉對政權施壓,包括對國際社會突顯政權的不公不義:選舉縱使不是完全自由和公平,但執政黨要重複的交出施政成績以賺取民意支持,有機會犯錯而帶來改變政權的契機。LevitskyWay則指出部分的選舉可以是不利改革的,因為民意會覺得已經有一定的表達渠道,令反對情緒降溫,而反對派亦會因為爭奪有限的選舉席位而出現分化,反而不利推動全面民主化。
香港的民主運動,一直面對這個「部分選舉」的兩難。早於1982年區議會引入「部分選舉」,壓力團體便辯論是否應參與這有限選舉來進入建制。民主派的前輩告訴我,1980年代民促會時代的民主派,兼職搞民主運動時是比較團結的,因為大家都在建制外;到了立法局有直選議席,分歧便開始出現了。
當政權容許某些人參選,又不容許某些人參選,有些支持港獨的可以選另一些又不可以選,第一個直接的效果是分化了反對派。這明明是不公平的選舉,為什麼還要參與?繼續參與不是對被逐出門的不公平嗎?除了策略的鬥爭外,還有「誰是人誰是鬼」的猜忌。
在「部分選舉」的政體內,不同反對派其實在競逐相近的票源,有人不能透過選舉獲得政治資源,對其他反對派組織有利,本身就是一個帶來分化的結構。面對不公的遊戲和被操控的規則,不同人有不同反應和對策,大家都覺得自己正確,但在長期選舉威權下沒有人可以真正證明自己是走了正確的路線,於是長期虛耗在內部鬥爭之中。
退出選舉 教訓沉重
多年來世界各地的反對派面對過無數這樣的分化鬥爭,全面退出選舉的教訓是沉重的。反對運動完全退出建制,往往令資源和政治空間萎縮、民意代表和發言平台被佔,於是只有無奈地繼續把這個不公平的遊戲玩下去。像在香港,政治空間太狹小,「部分選舉」的席位是絕無僅有可直接面對群眾而公開競爭的公權力位置。面對選舉愈來愈不公平,各反對派也只能抗議完後照樣抽籤,然後開始宣傳自己的號碼,令人相當無奈。
延伸閱讀: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2, April 2002, pp.51-65.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