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9日 星期六

黎恩灝 - 今日香港:威權式法治的另一案例

2017819

【明報文章】數天前,在聲援「新界東北案」被告加監判囚的晚會上,群情洶湧之餘,有台上發言者指出,即使因為一單案件而對法庭失去信心,港人仍要相信香港的法治,因為這條防線不能失守。筆者聽後,認為此論頗堪玩味,值得細思。

筆者早在去年秋天於《明報》撰文,指出在威權政體之下,只有以法管治(rule by law),法律不是限制政府權力的防線,而是鞏固政府權力的管治工具;香港背靠威權中國大陸,又有「人大釋法」作為政權強大的「法律武器」,在體制上實不足以抗衡「有權用盡」的威權政府(參見拙作〈有法管無法治 不認命要抗命〉,20161115日)

法治與法管(以法管治)在理念上南轅北轍,前者強調以公正的法律限制政府,保障人權;後者則將法律從屬政治權力。既然如此,採用法管路線的國家,除了透過嚴刑峻法打壓異見,還有什麼板斧去維持管治?回答這個問題,新加坡是一個值得探究的案例。

「懇求式公民」

Jothie Rajah在《威權式的法治:新加坡的立法、論述與正當性》(2012年)一書指出,新加坡實行法管的一個指導思想,是將法治當中的自由民主價值,從屬於國家經濟發展和危機意識濃厚的「生存至上論」,有策略地將不少維持政權利益、限制人權的法律包裝為法治的體現。換言之,就是新加坡式的「儒表法裏」。這策略之所以奏效,和新加坡的殖民歷史有莫大關係。新加坡殖民政府將法管發揮得淋漓盡致,藉法例賦予政府控制各種發牌、監控、籠絡利益集團。作者分析,在世界歷史經驗可見,追求(民族)獨立的反殖鬥爭,也許是凝聚群眾重視個人權利和法治,以及打破殖民式法管的一個決定性事件(the one defining event),但這並未在新加坡的獨立過程出現;反之,新加坡獨立後,幾乎完全繼承殖民政府的司法體系和其強大的、非自由主義式的法律傳統(powerful illiberal ideological tradition)。所謂「法治」,只是面紗。

作者引當地出版法、宗教和諧法等為例,指出它們有系統地在法律文本排除法治的內涵,融入殖民年代內部安全法——即緊急狀態下行政機關能蓋過司法機關運作甚至防止司法覆核的手段——於一個正常狀態下運作的法律條文中;又例如法律專業法,法律專業團體只有得到政府邀請,才可以評論法例。新加坡政權一方面通過歷史論述建構,例如多番歌頌殖民政府有效管治、殖民政府的司法體制是國家遺產等等,向公眾美化其「假法治」;另一方面通過雙重體制(dual state)的操作,在商貿法制上保持公平公正迎合外資,卻以嚴法打壓異見,營造有「真法治」的表象。總而言之,新加坡的法管,就是抽走法治中的權利內涵,換上殖民主義的法管實質,以所謂「法治程序」把一系列保障政權的法例進行立法,在諸限制人權的法例之下,形成「懇求式公民」(supplicant citizen)的文化,國民行使自由不再是天賦人權,而要當局批准。作者總結新加坡的司法體制,本質上就是承接英殖法管的「新殖民主義」。

一國兩制本質 繼承英殖司法體制

相信讀者看罷上文,一定感到熟悉。該書作者筆下的新加坡,和香港的經驗有太多相似之處了。香港由英國過渡到中國,經歷的就是劉兆佳提出的「沒有獨立的非殖化過程」。一國兩制的本質,就是繼承英國殖民時代包括司法的體制,即使香港在主權移交後設立了終審法院,在「人大釋法」的設計下,真正的終審權只是由倫敦搬移到北京。中央和特區政府過去談論法治和司法獨立,不從保障權利着眼,只聚焦吸引外資、維持投資者信心等等。近10年來,政權對司法體制的論述,由強調「法治」的經濟效益,擴展到推廣司法體制維護執政權力的政治效益。2008年,習近平以國家副主席身分訪港,提出「三權合作論」,指行政、立法及司法機關要「互相支持」;2014年,國務院發表有關一國兩制的「白皮書」,提出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而香港各級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員也是「治港者」,要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等職責;到今年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稱香港不實行三權分立,而是實行特首為核心的行政主導,指中央依憲法和《基本法》對港行使「全面管治權」,變相否定司法機關的獨立和制衡權力。在上述的歷史和政治結構下,儘管香港仍然有司法覆核和人權法,整體的「法治」也會逐步被當權者以法管所侵蝕。

政府藉法庭增參與社會行動風險

從具體司法操作來看,政權除了有「人大釋法」,近日一地兩檢爭議更發現政府可以用基本法第20條作「隨意門」,變相在境內實施中國大陸法律;政府內享有高度酌情權的行政部門,亦能限制公民的政治權利,例如選舉主任可發出「確認書」及撤銷異見者的參選資格,實在令筆者難以認同香港法制是以限制政府權力至上的法治制度。香港主權移交後的臨時立法會,恢復了英殖過渡期廢除的《公安條例》若干條文,凡遊行集會,主辦者必須先得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方為合法,等於行使集會自由要有警方批准,與前述新加坡的「懇求式公民」無異。過去一星期兩宗被覆核刑期上訴的16名年輕朋友,當初就是因觸犯公安條例而被捕。而他們之所以被加監判囚,並非由法庭主動提出覆核,而是由律政司提出。政府「有權用盡」要求覆核刑期,更明言上訴庭的判決書為日後同類案件提供量刑準則的指引,客觀的政治效果就是主動藉法庭提高日後參與社會行動的風險,以及剝奪在囚者未來5年不得參選的權利,最終得益的,就是當權者。今日香港,就是「新殖民主義」和「以法管治」的另一個案例。

在最近兩次律政司提出覆核社會運動參與者和組織者刑期的判決中,坊間對判辭以至法官裁決議論紛紛甚至感到憤慨。回應者、評論者有從判辭內文入手,分析判決合理性;亦有從法律專業技術着手,指出如何從現有體制的空間去繼續上訴,推翻結果。筆者並非法律專業出身,暫時無能力投入法哲學、法理學的討論。但新加坡的經驗告訴我們,撇除法官判決,一個繼承殖民司法體制的威權政府如新加坡,其法律制度和文化結構也不會以促進法治為依歸。要準確理解香港有無法治,是需要扣連歷史、政治、經濟的條件和限制去分析。

不能迷信殖民年代留下的「法治」面紗

筆者相信法治,不是因為香港已經有真正的法治,而是因為相信落實法治所必需的民主制度。香港人也不能再眛於迷信殖民年代留給我們的「法治」面紗,而要認清:中國法制打壓人權,不等於英國遺留的法制全面體現法治。在香港推動民主運動,和推動體制去殖化以達至真正法治,其實是分不開的。

延伸閱讀:Rajah, Jothie.2012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Legislation, Discourse and Legitimacy in Singapo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年8月18日 星期五

郭家麒 - 不要讓年輕人感到孤單

香港蘋果日報   2017818

13名年輕人因2014年參與反對立法會審議的新界東北前期發展工程撥款示威,被上訴覆核刑期,判監813個月;而黃之鋒、周永康及羅冠聰就衝入公民廣場的事件,同樣被律政司上訴覆核刑期,分別判監68個月。一群有志有理的年輕人,為了香港的公義身陷囹圄,我作為同路人有萬分感慨與悲憤。

這兩宗案件都是活生生的政治檢控與政治打壓。律政司對於他視為政敵的人,只要不滿判刑結果,就利用法庭資源作出刑期上訴。政府對於年輕人的政治打壓,無所不用其極。在位者試圖殺雞儆猴,以嚴刑嚇退勇於發聲的年輕人們。

有不知情的市民,只看電視播放的短片,被誤導年輕示威者的行為激烈暴力。我,當日身於立法會大樓,我眼中大樓內外,是人數比示威者多出數以倍計的持槍警察與保安。示威者只有雙手,或者有人持有竹枝,但面對警方的盾牌、胡椒噴霧,雙方強弱懸殊,示威者根本毫無反抗能力。

外界不斷向示威者冠以「暴力」之名,但,又有誰譴責制度暴力?新界東北發展本身是一場不公義的發展。政府先縱容財團囤地牟利,後無視發展商以暴力、威逼的方式,逼走在村內居住、耕作超過70年的原居民。新界有大量空置閒置土地,然而政府欺善怕惡,選擇向最弱勢的村民開刀,摧毀村民家園、摧毀農家辛苦建立的農田。

而立法會以不公義的制度、不公義的選舉方式,出現不公義的財委會主席,通過不公義的撥款。面對立法會的制度暴力,又有誰可以代表香港人,向法庭進行上訴覆核?

法庭是彰顯公義的地方,但前提是政府需要是由民意授權,為人民服務,向人民負責。立法會的職責是監察政府,守住公帑,但制度畸形,向建制傾斜,立法會的表決結果,又何以反映真實的民情民意?

東北案的13名青年,與黃之鋒、周永康及羅冠聰,他們都不是為了個人利益而作出衝擊。他們只是為了公義而發聲,為了改變社會而發聲。東北案原審裁判官去年判刑時特別提到,多名被告願意為別人的權益發聲,他們的行為不是錯事,更加是好事,更寄語眾人堅持為弱勢爭取公義的想法。可悲的是,永遠與市民站在對立面的政府,卻藉着司法程序,把我們一代有理想、有抱負的年輕人,親手鎖進獄中。

阿銘是我非常欣賞的年輕人。借用他在判刑前,跟另一名被告何潔泓的說話互勉:「我們會孤單、難捱,會跟朋友、家人、伴侶分離一段時間。如果一個人相信自己不後悔,同時實踐了所相信的,即使在你軟弱的時候,記住公義就在身旁。」

這些年輕人,犧牲了個人的自由、前途,守護社會的公義,守護我們的家園。社會必須要蘇醒,不要讓他們孤立無援,不單讓公義在他們身邊,也讓他們知道,香港人也在他們的身邊。

郭家麒
立法會議員

2017年8月16日 星期三

陳文敏 - 問

2017816

【明報文章】就一地兩檢的討論,政府的態度似乎是政府所提出的方案已是無懈可擊,任何其他方案都不屑一提。反對者提出的方案,它似乎都不假思考便一口拒絕,這是令人惋惜的。

我對政府的方案最大的憂慮是它根本無法符合《基本法》,政府嘗試用第20條來繞過《基本法》,更令人擔憂此例一開,《基本法》內不少保障皆會形同虛設。支持這建議的人或許會說這是杞人憂天,即使有違《基本法》,也只局限於高鐵而已。然而,誰能保證此例一開就不會有其他的例外情况?香港賴以成功的地方是它的法治根基,如果連《基本法》的保障也可以這樣繞過,只要有足夠的經濟利益便可以置法理於不顧,那法律還可以提供什麼保障?香港還有什麼法治可言?

假如一個人從廣州乘坐高鐵南下,他什麼時候才離開內地?按政府的建議,他是在抵達西九站通過內地的邊境檢查後才算離開內地。同樣地,一個人從西九前往廣州,在西九站經過香港和內地的檢查後,他忽然有要事要改變行程,返回香港,他是否必須經過內地批准才能離開西九車站的內地口岸?按政府的建議,一旦他通過內地檢查,即使他仍然在西九站內,他已經是在內地口岸,要回來便必須得到出境批准。這兩個例子說明,西九站內的內地口岸已經成為內地的一部分,換言之,這建議無可避免地要將香港的邊界重新規劃。

在九七年通過《基本法》時,國務院亦同時詳細界定了香港特區的領域,以深圳河的中央為界,深圳河南面便是特區範圍(221號決議)。在特區內中國法律不再適用,特區受香港法律的管轄。因此,當政府的建議改變國務院對香港範圍的界定,並將原來不適用於香港的法律應用到香港,甚至將原來香港的地方改劃為內地口岸,這如何能符合《基本法》?

我並不反對興建高鐵,但我擔心我們要犧牲唯一仍能分辨一國兩制的法治根基。香港市民是否願意為了經濟利益而放棄《基本法》的規定和香港法治的根基?是否沒有其他可行的方案?我不相信政府的建議是唯一可行的方案,但政府願意聆聽嗎?

練乙錚 - 新常態即大打壓 代議士變代抗士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816
上周六,公民聯合行動主辦了「全面打壓下民主運動對策初探」研討會。立場不盡相同的八位民主派濟濟一堂,與兩百聽眾商量社運前瞻與整合。議題很吸引,筆者希望多了解社運人今天的看法,卻因為身在海外而錯過,殊為可惜,好在能透過看《立場新聞》的現場全直播知道內容。對關心社運和香港前途的人而言,三個多小時的錄影一點不長,只聽黃之鋒說反DQ釋法行動之前已與本土民主前線討論過現場如何協作分工,已值回票價。(註一)
八位台上講者分別是周永康、梁天琦、黃之鋒、戴耀廷教授、評論人桑普、馮敬恩、長毛梁國雄、民陣負責人區諾軒。特府嚴打之下,八人當中過半數有社運官司在身,若然入罪,刑期不會短。參與者所代表的政治光譜很闊,從獨、自派、左、右膠到泛民都包括,這本身已是一個重要訊息。2010年五區公投之後民主派分裂再分裂,至佔運之後更勢成水火;DQ釋法之後形勢有變,鐘擺蕩向整合。黑格爾辯證律走到第三步,無疑很自然。
民主派的健康整合
不過,核心的整合必須有機而健康,才能發揮力量,鼓舞群眾。從一個「碎片化」了的狀況出發,現階段怎樣的整合才是健康的呢?有台下與會者認為,各派應先反省,揚棄錯誤綱領,方能言整合。這其實不必,也不一定健康。
迄今為止,本地民主政治場域綱領競爭,無論是關乎目的還是手段方面的,只要排除一些無謂敵意,統統都是健康成份,不可或缺;各派參與整合,不必先作政治告解。梁天琦講得好:在追求自由民主的路上,問題只是我們有沒有胸襟去容納不同派別的抗爭哲學和方式。
有這方面的胸襟,聯繫到有與會者提到的社運參與門檻,綱領競爭就更易理解。例如:和理非非是上車盤,勇武則是能夠而且願意付出更多代價者的豪「擇」,而處於中間的,有不同程度的公民抗命換樓升級盤。但在過去一段時間裏,有人認為突破和平手段會引狼入室,有人則反唇相譏,認為行禮如儀的所謂抗爭不如不搞。到後來,這些指摘不幸演化為對稱的鬼論,至今有人樂此不疲(大概不全是五毛挑撥);由此可見一些「無謂敵意」的禍害。
筆者認為,反對派各方力量應該可以在完整保留自己的政治綱領的前提下,參與到一個新的「人民的聯盟」裏。這個聯盟主要是一個工作聯盟,在聯盟之內,大家不必談論彼此的抗爭路線分歧,因為更重要的是找出合作的基礎;在聯盟之外,也應盡量避免互相就綱領性的東西猛做別人的「負面廣告」。
前階段的「道術將為天下裂」,尋找、定義新的抗爭方向之時,如同細胞裂變女子分娩,激烈的意見交鋒有其必要,過火也在意料之中,但在各自方向清楚之後,就不要再迷信「真理越辯越明」。現階段這樣減少無謂虛耗,本身就應該,要建立工作聯盟的話,就更不可忽視。
戴教授指出一點很重要:8.31之後,倚靠《基本法》已經不能保證可以守護香港這一制,遑論賴以達致政制民主。的確,《中英聯合聲明》在2014年由中方單方面宣告作廢之後,中國人大常委已視《基本法》為無物;釋法DQ之後,議會勢成政權可用可不用的獨裁工具。大家想想,建一個車站避雨亭也要事先在區議會裏諮詢的香港,如今牽涉兩制生死存亡的高鐵一地兩檢卻是政府說了算,議事文化關鍵處已蕩然無存。
「代抗士」與「代議士」
不僅立會漸無要事可議,一大批能議之士更被摒諸殿堂之外,那麼「代議士」這個名詞在香港已經接近無意義。97之後那十年八載風調雨順和理非非之際,社運民眾的核心任務就是把自己的代表送進立法會代以議政。這個模式的功用現已消失七七八八,大家就有必要重新理解社運領袖與群眾之間的關係。
「舒適抗爭」大體無效,參與社運的代價普遍提高,對民眾而言如是,對運動的積極分子更如是。黃之鋒指出,佔運魚革之後運動領袖被告判監動輒「以年起跳」,必然有阻嚇作用,更多群眾敢怒不敢「行」。這並非如坊間簡單所謂的「抗爭疲勞」,而是在嚴峻的新常態底下,社運領袖和群眾的核心關係已由「代議」變成「代抗」。
「隱性支援」與「顯性參與」
相應地,群眾對社運領袖的支持,會從給選票、響應號召參與遊行甚至「鳩衝」的顯性方式,逐漸轉變為一些隱性方式,例如:
一、支持救助。長毛梁國雄在研討會上提議建立一個政治犯救助基金,籌錢打官司,組織對繫獄社運人的各種關懷工作。這個建議落實的時候,可能會擴闊一點,成為類似筆者不久前提出過的「社運救援翼」,幫助的對象不限於政治犯,而包括一些其他因參與社運而受害的人;例如,拯溺員郭紹傑,因積極參與佔運糾察工作,最近被拯溺員工會以違反公務員政治中立為由,強行永久刪除資格,就十分值得關懷和幫助。
二、深化和傳播理念。「新常態」之下,傳統媒體日益被收編,社運各派別的聲音多遭封殺,訊息傳播不易,惟有透過非傳統方式擴散(不限於互聯網);論壇活動、小圈子內的報告會、講座等,都是很好的支持方式。再者,社運領袖多是行動派,便是有自己的綱領,也不容易把綱領的論述和建構工作深化;群眾當中,有些有條件的人士,可主辦一些讀書圈,研究港中文化社會政治及有關的問題,慢慢成為民間智庫。方志恆教授和他的學界朋友組成的學者團體「高教公民」就是一例。(註二)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都是不同類型的躬體力行,可替代風險代價越來越高的街頭參與。這些方面的支持工作,可以在香港和香港以外的地方開展;後者在白色恐怖的條件底下,更有其需要。筆者估計,群眾對社運領袖的隱性支援並視之為自己的「代抗士」,將會在一定程度上取代顯性參與。
群眾派性和比例代表制
然而,研討會上不少人討論了一個問題:一些群眾的派性比社運領袖更嚴重。
原來,不同派別的社運領袖,對重新建構行動協作平台有很強的意願。原因很可能是,處在操盤者的位置上,他們接收到的資訊和觀看到的實景很多,了解到要成就一個抗爭目的(哪怕是「階段性成果」),靠一己之力無法保證。但是,個別社運群眾能夠了解到的,相比或有更多局限,常以為靠同聲同氣者的力量(「同溫層」)便可成事。這些群眾於是往往反對自己支持的派別與其他的派別溝通、協力。
例如,抗議DQ釋法行動之前,黃之鋒與黃台仰事先有協議,但到了現場,當後者欲開展配合行動之時,卻被一些「黃絲」群眾當作意圖抽水而不得不退卻。梁天琦甚至更坦白說,過去不敢參與協作研討會,因為消息一傳出,支持者就會強烈質疑你扭軚、反對你跨派別合作。
長毛指出,這是因為,在比例代表制之下,各派領袖如果想走議會道路而勝出,必須小心翼翼耕耘和保着自己的那10%選民,不敢得失;這樣,派別之間的合作便很困難。不過,這個問題已經變得不那麼重要,因為DQ6之後,議會道路對很多新興反對派別而言,已經走不通,故這些派別的領袖反而更灑脫,不怕支持者一時誤解。塞翁失馬,反有利派別之間進行協作。
老鼠屎:左、右膠矛盾
各反對派別之間有很多矛盾,控制得不好,會讓整合的構思泡湯,其中尤以社運左、右翼之間的意識形態矛盾最難控制、最易出問題。這不僅在本地社運裏已經如此;環顧古今中外,舉凡俄國革命、中國內戰、朝鮮半島和前越南、德國分東西南北、英國退盟、美國特朗普上台、所有民主國家裏的高熱選戰,幾乎無一不滲透着左右意識形態鬥個你死我活的影子。香港社運要前行,各派必須小心管控這個矛盾。
這不是說社運左、右翼的矛盾不應存在;這類矛盾關乎基本價值,有關的爭議大多數都有實質意義。但是,各派同時要看到,香港今後三十年內的主要矛盾都不可能是這些,而是香港原有的文明開放社會體制與中共欲強加於香港的野蠻專制體制之間的矛盾。如果左右翼意識形態之爭掩蓋了這個主要矛盾,導致港中政權漁人得利,那很可悲。各派容或在自己的抗爭路上有不同的左右取向,但絕對不宜把這些取向帶進一個在建構中的整合平台,更不宜對他方施展以左或右作標籤的攻擊。
筆者以自身經驗進言:不只關乎左右翼的政治批評,任何反對派內部的政治批評都應以低調、溫和、正面釋述己方觀點為主;正如開汽車的defensive driving,目的是要自己安全抵埗,而不是要妨礙別人到達。至於長毛梁國雄提到的競選爭票問題,一旦能夠建立各派工作層面的平台,磨合一段時間之後,就應該嘗試進一步探討初選機制,由小範圍、個別派系之間開始,逐步擴大;採取的方式可以是選區迴避,可能的話還可搞一票多派。
泛民在哪裏?
傳媒採訪上述研討會之後的報道,多聚焦年輕社運領袖人物,卻疏忽了泛民的區諾軒。區屬民主黨,卻自稱一點也不溫和。他參與這次研討會,意義是正面的;如果事先是與黨內大老商討過的,則更有一些弦外之音需要大家細嚼。他在會上從親歷的角度分析反DQ釋法遊行的組織層面不足之處,也很有意思。或者,反對派光譜的兩極,某階段也可以甚或需要來一個破冰,而區這次參與,可看作一個伏線。
筆者歷來對社運、對香港都採取一種很根本的樂觀和信任的態度,對一些人皆認為負面的事情作正面解讀,因為深信大多數港人都是善的、智的,在關鍵時刻會醒悟,做出應該做的事情。難道你不相信,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天地的最深處飽含着正氣,光禿的樹木在深冬最寒冷的那天開始發芽?
(註一)這是《立場新聞》的論壇全錄影連結,聲帶在530秒左右開始: https://www.facebook.com/standnewshk/videos/1410982072320742/
(註二)方志恆教授等人成立的「高教公民」FBhttps://www.facebook.com/progressivescholars

2017年8月14日 星期一

吳靄儀 - 文字.獄

2017814

【明報文章】衝入政總廣場,律政司定要三名學生即時入獄,因為以「重奪公民廣場」為口號,「奪」字不就是預計行動有暴力元素的罪證?法庭如何判決,我等豈可預告?惟「奪」意味暴力,則是中文語文問題,必須要問清楚。「鮮艷奪目」、「爭分奪秒」、「爭權奪利」、「爭秋奪暑」、「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統統都是意味暴力麼?「奪」有數解,「強取」是其中一解,但亦不等於暴力。如果「奪」字就是暴力,那麼「戰」、「鬥」呢?不是更意味暴力?「民主會戰勝歸來」,不是顛覆政權嗎?文字獄是中國封建政治制度歷代不散的陰影,無數冤魂,一字之失,可以滅族,不是因為行動涉及使用暴力,而是反映不臣之心。不臣,就是死罪。香港人害怕23條立法,最害怕的就是以言入罪,而入罪之「言」,即使用時並無謀反之意,事後也可以在文字上大做文章。出試題「維民所止」的考試官豈有謀朝篡位的意圖?但朝廷要說「維」、「止」是「雍正」去掉首級,這就是不臣的鐵證。皇帝的頭是好好的,人民的頭就保不住了。文字獄離我們愈來愈近了,「命運自決」,「自決」不就是鼓吹獨立?不就是意圖、煽動分裂國家?不就是違反《基本法》?不就可以剝奪參選權利?文字獄的特色是什麼會招罪事前不能預知,要避免橫禍飛來,就要自己預設高度安全防線,避免做任何事說任何話「刺激」當權者,反而要天天表示忠君愛國,歌功頌德。

官字兩個口,一個「奪」字,已足證行使暴力的意圖;那邊廂,有人被歹徒鬧市擄走毆打施刑,官方反應是質疑受害人何以不第一時間報警;林鄭特首的公開反應是:「未有任何證據及事實基礎,不應妄作臆測。」受害人的傷勢公開可見,不算是受襲的證據麼?只是「臆測」麼?無論襲擊者是何身分動機,不是第一要表達政府嚴懲罪行的決心麼?什麼是證據,什麼是臆測,分別不就在有關人士的政治立場麼?政治立場不正確者,涉嫌犯法,必嚴刑峻法對待;若為罪案中的受害人,則備受質疑,這就是特區政府要傳遞的信息麼?

2017年8月10日 星期四

陳韜文 - 從劉曉波死訊看大陸社交媒體的管控

2017810

【明報文章】劉曉波是中國著名異見人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為世人所知,故他從病危到死亡的消息一直為香港及國際新聞傳媒所關注。中共則一向視劉曉波為顛覆者,實行信息審查,而現在適逢十九大權力爭持期間,他的死訊變得更為敏感,受到管制應是意料中事。

雖然劉曉波的死訊受到管制並不意外,但是當中如何管制及其效果如何則未可知,使人好奇。幸好有多位學者,包括同事徐洛文教授視此為關鍵案例,設法探究大陸在特定敏感的時刻如何具體進行管控。與大眾傳媒相比,社交媒體的管控是較為鬆動一點的。如果連社交媒體都不放過的東西,大眾傳媒都不用說了。幾位研究者的出發點就是要透過關鍵詞測試,集中看看大陸的社交媒體在劉曉波死亡前後如何過濾敏感消息。由於學者們有所預期及拿準時間,是以當劉曉波事件開展的同時可以進行實際的測試,從而取得可靠的資料,並寫成網絡報告(註1)。

封閉式管控

根據報告,大陸的信息管控非常嚴格有效,可以說是到了一個密不透風、滴水不漏的地步。一般來說,牽涉到較多人的社交媒體群組功能所受到的管控比一對一的聊天功能所受到的管控更為嚴密。在劉曉波去世後,社交媒體的審查大大加強,任何提及劉曉波的信息都被屏蔽。不管簡體、繁體或是拼音,下場都逃不過被過濾的命運。所謂關鍵詞,也不一定限定在「劉曉波」3個字,也延伸到「曉波」、「曉波+劉」的名字別稱、甚至是「劉老師」一類為網民所創造出來的「代名」。環繞着劉曉波的死亡衍生出不少相關的關鍵詞詞組,也成為被審查的對象。好像「劉霞+軟禁」、「劉曉波+進食困難+出國治療」等詞組也會引發審查。

在劉曉波死亡之前,研究者發現在微信的群組聊天和朋友圈功能內都有過濾圖像的現象,但是在劉曉波死亡之後,圖像封鎖則擴延到一對一的聊天功能。所以,海外不少人互相傳遞的「空櫈」、「蠟燭」和劉曉波的照片都無法在大陸網上順暢流通。大規模的圖像審查應該是很難的,如何可以做到,實在使人驚訝及好奇。無論怎樣,從報告看來,不管是文字及圖像,只要管控者一聲令下,都可以被屏蔽,中國審查技術的發達由此可見一斑。

灌水式管控

以上是封閉式管制的極致表現,適用於特定事件、概念和人物。從中國社會宏觀層次來看,它只是眾多的管控辦法之一,跟其他各式各樣的管控辦法是互相配合和補充的。這裏無法逐一介紹其他管控的方法,只想提及一種相關的社交媒體管控措施。根據幾位哈佛大學教授的研究,大陸在社交媒體管控上主要不是採取屏蔽手段的,反而是冷淡對待批評的意見,集中利用「五毛黨」大量發布有利於建制的言論,談及多種不同的議題,從而冲淡、掩蓋原來的輿論,改變網民的視點和關注的焦點(註2)。這種管控方式的重點不在屏蔽,而是以偽裝的官意衝擊輿論的原生態,我們或可稱之為為灌水式管控。如前所述,封閉式管控及灌水式管控並不互相排斥,可以是並行協作的。

審查的力度和意志

互聯網興起初期,不少學者看到資訊科技的解放性,認為互聯網是不可能管制的,遲早會打破集權國家的封鎖。從劉曉波個案可以看出,互聯網的解放性是有條件性的,而目前的中國並不具備有關條件。相反,我們從個案可以看到,中共擁有非常發達的審查技術,「技術含金量」頗高,可以進行快速、大幅度、細緻的審查。從速度看,它是隨着事態變化而同步實行的。審查是全國性的,覆蓋的是全體國民。雖然有人可以翻牆打破信息封鎖,但是人數畢竟是極少數,而且他們的輻射力也很有限,不足為患。傳統的審查是意念的審查較多,現在的審查已經到了關鍵詞及其相關詞組的層次,其細緻程度是空前的。從組織層面看,中共的信息管控系統還是很有意志力和執行能力的。沒錯,中國社會的意識文化已經隨着改革開放而產生很大的鬆動和變化,不可同日而語;但是表現在政治意識形態和執政穩定問題上,其實變化不大,就算是社交媒體的意見交流都不曾放過。這樣說,中共的信息體制,以至社會體制是否就固若金湯,永不改變呢?證諸歷史,也不能這樣認定,因為社會變革牽涉到多種動因,不完全取決於一時信息控制的成敗。不過,那是另一個更大的問題,不是這裏可以議論了。

1 M. Crete-Nishihata, J.Knockel, B.Miller, J.Ng, L.Ruan, L.Tsui and R. Xiong2017. Remembering Liu Xiaobo. https://citizenlab.ca/2017/07/analyzing-censorship-of-the-death-of-liu-xiaobo-on-wechat-and-weibo/
2G. King, J. Pan, and M. Roberts2017.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bricates Social Media Posts for Strategic Distraction, not Engaged Argu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1:3:484-501.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榮休教授

2017年8月9日 星期三

陳文敏 - 一地兩檢:可以誠實一點嗎?

201789
【明報文章】大部分對政府一地兩檢方案有保留的人士並非否定高鐵,而是希望尋求一個更能平衡一國兩制和一地兩檢的方案,希望政府亦能以這態度聆聽反對的意見。
假如今天我處身於西九站內,我是身在香港,受香港法律的管制。若我遭不合理禁制,我可以向香港的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可是,按政府的建議,西九站部分地區將成為內地口岸,在那兒香港法律並不適用,香港警察不能在那裏執法,香港的法院在那裏亦沒有管轄權;相反,那裏受中國法律(包括刑法)的管制,並由國內的公安執法。基本法清楚說明,除國防外交以外,中國法律並不適用於香港。在這樣清楚的條文下,政府的建議怎可能符合基本法?
政府說,那裏已不再是香港,所以不存在違反基本法的問題,而且香港政府在內地口岸仍可執行一小部分香港法律,所以這是賦予香港更多的權力。這好比說,我原來有$10,你授權我交$2.5給你,然後你給我$0.5,卻說這$0.5令我更加富有,難道特區政府真的要我們相信這樣荒謬的詭辯?
特區政府一邊說香港法律可以將一些地方假定為內地管轄區,所以那裏仍然是香港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說,內地口岸不是香港的一部分,所以沒有違反基本法。這論點旣自相矛盾亦不恰當,法律上的假定一般只應用於事實或證據方面,這和將部分香港領域交由內地以內地法律管轄是完全另一回事。
律政司長日前搬出一大堆中國憲法的條文,令人摸不着頭腦。不如誠實點說內地有權收回香港,甚至可將基本法置之不理,大家會明白這是政治現實,但這並不等於說這方案符合基本法和一國兩制!
就我先前提出的方案,即北上的旅客在西九站進行一地兩檢,南來的列車則在福田站停留約20分鐘進行車上檢查,近日政府回應說,每班列車有近570名乘客,檢查不能在20分鐘內完成,這只是人力資源的問題,增加人手進行車上檢便可解決。政府又說,停車會影響其他高鐵的班次,這只是誇大安排班次的困難。為保障旅客安全及避免西九站成為理想的恐襲目標,行李須在上車時已進行檢查,剩下的清關問題亦不難解決。

練乙錚 - 從文化進化的生物遺傳研究看中港撕裂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89
教育副局是中共的人,香港學生接受大陸政權導引的方向洗腦無可免,問題是效果如何,會否反彈。大家記得當年羅馬尼亞毛左共產強人齊修斯古夫婦被起義群眾就地正法那一幕,廣場上的年輕「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特別多,包括掉轉槍頭的那些士兵。大陸似乎行得最通的那套,拿來香港卻不會適合這兒的水土,因為文化走向百多年來不一樣,最近七十年更可謂背道而馳。一項由兩位英國學者和兩位在港大陸學者(港漂)做的多學科研究很有趣,主題是「狩獵比賽」,筆者認為研究結果有助說明這點。
你慣凡事「睇頭」信權威嗎?
凡事「睇頭」信權威,恐怕是大陸學校和社會教育從小「定向」培養的結果,學生到了大學階段,這種文化性格應已相當明顯。上述學者做的實驗研究,就這個性格傾向的強弱比較了四個不同的大學生樣板組,每組約70多人,分別是(a)英國當地的「白人組」,(b)母語為粵語的本土「香港組」,(c)大陸人「留學英國組」,(d)中國當地的「大陸組」。其中,c組即大陸留英組的表現最令人注目;這組留學生從大陸到英國學習的時間不算長,有些一年、有些兩年,但在實驗中的表現竟與本土香港組和英國白人組趨同,卻與d組即大陸組拉得很開。
實驗比賽很簡單,要求每一參與者用電腦獨立設計原始人狩獵用的箭鏃,設計參數一共五個,包括箭鏃的長、闊、厚、形狀和顏色。實驗的主辦者事先知道最優設計參數,但參與實驗的學生卻無此資訊,基本上要靠自己一再試錯,尋求最優。每一次設計都應用到虛擬狩獵上;電腦程式會按該設計與最優方案的差別大小扣分,又按該設計用在虛擬狩獵時的「殺傷力」加分。參與者可根據各次設計的得分為下一個設計作調整。
狩獵「季節」一共三個,每季的狩獵次數為三十,每次狩獵都可用一個新的箭鏃設計。頭兩季的每一季期間,最優設計都不變,但第三季的會忽然變化三次(這可以理解為不同季節有不同獵物,而第三季裏更有三個不同獵物相繼出現,相對應的最優箭鏃都不同);參與者事先知道這個變化規律。在每季狩獵開始之前,各組參與者都可以觀察該組的「師傅」作五次示範設計和狩獵,師傅每次的設計和得分都對組員公開。每季開始之時,任何參與者皆可決定「照搬」師傅得到的最佳設計,但一旦決定照搬,參與者在該季便不能更改參數,而必須沿用該設計三十次。按照每季狩獵總得分,參與者會得到相應的(真!)金錢報酬。
實驗結果:(一)首季,大陸組的平均照搬率最高,超過白人組兩倍,有很大統計差別(statistically different);其餘兩組的照搬率處在大陸和白人組之間而明顯靠近後者;(二)次季,大陸組的照搬率幾乎不變,但陸人留英組的照搬率下降了,幾乎與香港組和白人組看齊;(三)只有在試錯失敗風險較高的第三季最後七個狩獵裏,各組的照搬率都升高而趨同,但與大陸組比較時,白人組及陸人留英組都依然與之保有統計差別。所在地靠近大陸的香港組,照搬率此時卻最與大陸組接近(能不警惕?)。
另外的試驗結果顯示,照搬者的三季總得分最高,但獵物突變(箭鏃的最優設計參數突變)之後的失分卻最多,顯示如果環境常變急變,對照搬者最不利。這些結果無疑符合大家的直觀(intuition)。(註一)
洗腦的供求關係
實驗有設計特殊性,結果不宜過份引申,但很明顯的一點是,「睇頭」信權威的心理,在各組人之中,以大陸當地人最強,受西方影響而減弱;這個直覺,透過實驗得到實據。怎樣理解這些結果與洗腦的關係呢?筆者提出一個洗腦的供求觀。
政權是洗腦的供應方,個人是需求方,「睇頭」信權威的程度是對洗腦需求大小的基礎,也是政權有效洗腦的潛在因素。實驗結果指「睇頭」信權威在大陸人組最強,即顯示大陸人對洗腦的需求最高。百多年來與大陸分家的香港人和新近離開大陸到西方生活的人,只要不是在風險很大的情況底下,都會傾向信自己,洗腦需求很低,與受西方個人中心主義文化影響最深的人趨同。
那麼一個有理的引申是,香港人如果回大陸生活工作留學,或者留在香港卻受各環節赤化威脅,不服從權威的風險都增加,都可能演化出對洗腦的較高需求。由此可見香港學生反國教、社運反赤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新拉馬克主義的基因學基礎
更深入的一個問題是,社會政治文化的衝擊,會否直搗生物層面,先是影響DNA,最終透過物競天擇的機制改變遺傳因子?二十世紀中葉之前的西方科學界認為不可能;之前一百年的進化機制大辯論,以達爾文進化論的物競天擇概念及基因變異為基礎的學派勝出(原有物種因基因隨機變異演化出新物種,但只有那些能通過物競天擇篩選的物種能夠成為穩定的新物種),另外的拉馬克學派(Lamarckism)認為的個體習得的慣性行為及其對個體自身的身心影響可直接進入遺傳構成新物種之說基本上作廢。
但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降,大量分子生物學新發現導致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筆者月前介紹過)在西方生物科技界興起,拉馬克的觀點有了新發展,所引申出的思潮,已經在社會科學以至文化理論的領域裏立足,其中特別以哈佛大學J. Henrich、史丹福大學M. Feldman和劍橋大學K. Laland等人提出的「基因文化互動進化論」(gene-culture coevolution),已經進入主流,成為現代進化論當中的一門顯學 。
今天筆者特別選介一項與政治文化有關的研究:集體主義文化的可能基因基礎。這項研究的物質主角是血清素(serotonin),主要存在於動物(包括人類)的胃腸道、血小板和中樞神經系統中,是幸福和快樂感覺的引致者。人體血液中的血清素含量主要是由第十七染色體中的血清素轉運體基因決定的;這個基因有長型和短型之分。2003年,一組英國科學家在新西蘭做了一個突破性的研究,發現血清素轉運體基因是短型的人體內含血清素較少,容易患抑鬱、有較強的自殺傾向。
2009年,前西北大學心理學教授Joan Chiao與美國國家健康研究院NIHK Blizinsky發表了一個研究結果。他們研究了29個國家的五萬多個個案,發覺在集體主義意識比較強烈的東亞國家的人,含短型血清素轉運體基因的比率高達八成,幾乎是集體主義傾向較弱的西歐國家的兩倍。他們提出的解釋是,集體主義有利疏導各人心理壓力,減少抑鬱等心理症狀,彌補血清素含量過低的缺點。(註二)
東方集體主義與遺傳學
是耶?非耶?類似的研究結果越來越多,有些結果更是互相矛盾的,學術界也有不同的意見和對研究結果的理解。近期,一些歐洲的研究更顯示,嚴重的精神壓力事件會透過表觀遺傳學機制直接影響人體基因內的DNA,威脅基因的變異。(註三)這就替「新拉馬克主義」提供了發展潛力,儘管這方面的思維依然不能缺少物競天擇和基因遺傳與變異的機制。
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專制傳統非常深厚,政權壓迫的手段穩定而嚴酷。幾千年來,嚴重的肉體及精神壓力事件的旁觀者及生還者身上,有沒有發生過因應的基因變異?「槍打出頭鳥」的政治文化傳統形成的物競天擇機制,會不會把帶反極權性格遺傳因子(存在的話)的個體不斷淘汰,造就了近代中國人當中特濃的極權性格?
更與目下香港人攸關的是,七十年來,像打地主、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8964大屠殺之類的「震撼到靈魂深處」的現代中國政治事件,有可能在兩三代中國人身上產生了以DNA替代為基礎的表觀遺傳學效應,導致中國人和香港人之間已經出現現代遺傳學意義上的異化,雖然還不一定是生物基因層面的撕裂。
(註一)A. Mesoudi等四位學者論文見: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262178/
(註二)Chiao & Blizinsky的論文見: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842692/
(註三)可參考: http://www.nature.com/tp/journal/v4/n6/full/tp201437a.html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49763416303797?via

2017年8月6日 星期日

高重建 - 實習生

RyuVSKen   星期日生活   201786

【明報專訊】外國員工不是新鮮事,盤古初開,公司的第一個同事就是尼泊爾籍香港人Kumar,是個很出色的程序員,後來也招過德國人和美國人。不過,外國來港的暑期實習生,這是第一次。

來的是加州柏克萊大學生朱利安,得到由美籍華人設立的獎學金Huang Program,提供機票住宿資助到中國實習,條件是成績優異,尤其中文成績。朱在當地土生土長,卻已經學了7年中文,普通話說得比大部分香港同事都要好。

拿獎學金回來「朱義盛中國」?

世界真的變了,在我輩讀書的年代,只有嚮往拿獎學金往外國,沒聽過外國高材生拿獎學金過來。只有被要求操流利英語,沒期望過外國人跟你說中文,只要對方半鹹不淡說一句「你好、識聽唔識講」,已經拍爛手掌,讚不絕口了。而在我等大鄉里的概念裏,來港工作的外國人,不是來做官就是擔任管理層,初階的也應是在英資洋行做Management Trainee,哪有什麼實習生。

強國崛起,世界從單向變成雙向。不,我不是感覺良好。一我太清楚金玉其外下的崩壞,二我太了解香港「背靠祖國」的副產物,是自身價值的極速消磨。我擔心過自己是否狐假虎威地騙了朱利安來香港這個「朱義盛中國」實習,甚至心虛地問過他,會不會覺得到我們廣州公司好一些,雖然於我看來,寧可「朱義盛」,也不要血鑽。

初時去美國,發現自以為還可以的英語水平,原來很多聽不懂,因殖民地教育學的英國英語,跟被美國簡化過語法和甚至串法,加入大量俚語的英文有一定出入。雖然類比得很粗疏,但有時我會想,跟德法意西等其他歐洲語比起來,英語因為美國而在世界形成極大影響力,中文也類似,正因為強國崛起在世界增加影響力,遠的不說,否則哪來學了7年中文的朱利安——雖然學的是普通話和簡體字。與其憎厭歷史較短的讀法和寫法,不如學習英國人的態度,一方面尊重語言的演化,另方面堅持自身語言的傳統,愛護之、保存之、推廣之,讓世界知道,即使同樣是中文,還是有其多元。

朱負責的其中一項工作,是翻譯一個唐代背景偵探故事,其中有名僧人,說很多諸如「阿彌陀佛」、「安能辨我是雄雌」等難以翻譯的話,於是我和朱一起討論。過程中,我也感到自己母語程度的不足,比如「常伴青燈」,就是邊教才邊學會的說法。所謂熱愛自己的語言,可不是每天掛在口邊這般廉價就能體現。

朱利安來港前,我發給他一些住宿建議,都是AirBnB上比較像樣的地方,沒想到他選的是深水埗、大埔、葵興,可惜深水埗的房東後來取消了,未能讓他體會香港的「悲慘世界」。我也介紹了大量葵涌廣場、大埔墟、舊墟直街的小店給朱,他讚不絕口,尤其是大埔墟的豆腐花。雖然有天他在旺角一家「黑店」(shady place)飯後食物中毒,總體也無損他對香港食物的熱愛(謎之聲:同加州比,當然啦)。

昨天送別朱利安,同事一起飲茶,問到他兩個月來對香港的印象,朱說香港華洋共處的程度超乎他的印象,不過最讓他意外的是「the nature is really stunning」。

兩個月見香港:the nature is stunning

他在吐露港海傍踩單車,從大埔沿山路走到火炭,也走龍脊。我說,我無限認同他的看法,可是政府一味想要拆掉舊建築,毁掉郊野公園,甚至有專家建議要填平水塘起樓。朱利安意外地說:「Don't they need to drink water?

常識之謂常識,原來是因為常人才懂,專家不懂。

 龍脊風景

文:高重建
編輯:何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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