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8日 星期四

賈荃 - 奴才之間競爭才最可怕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18日

香港之所以是文明社會,有賴過去英國人在這裏留下的一整套文官制度。在雨傘運動中,很多人說香港警察成了「公安」。這不是一句玩笑,而值得我們深刻反思:到底甚麼是「公安」,怎樣的制度產生「公安」?

最近,大陸雜誌《炎黃春秋》刊登了一篇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的文章《毛澤東與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以下簡稱「會議」)。這次會議於1951年5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召開,目的是替甫建國就展開的捕殺「反革命」運動擴大化「煞車」。這場運動擴大化到甚麼程度呢?尹曙生寫道:「短短幾個月時間內就已經逮捕了200多萬人,殺了50多萬人。」連毛澤東都看不下去,指示道:「殺人不能太多,殺得太多了,喪失社會同情,喪失了勞動力。」

那麼,在中國這樣一個中央集權國家,一場政治運動是怎樣失控的呢?

要知道,中央集權即意味着,一切權力歸於中央,地方政府接到中央政令,相當於接到任務,無權說不。1951年,僅湖北就處決了數千名「匪首」、「惡霸」、「特務」。毛澤東獲悉後,電告負責人說:「你們已殺了3,700多,這很好,再殺3、4千人」,「今年可以殺8、9千人為目標。」公安部在報告中向毛表示:「如此內外不分地實施逮捕,容易引起廣大幹部恐慌和思想波動。」據說毛看了批評公安部道:「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潑冷水。」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政令出了中南海,最終獲得多少效果,對毛來說無非是一些冷冰冰的數字。同年2月,毛澤東又指示上海和南京的負責人:「上海是一個600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萬餘人僅殺200餘人的情況,我認為1951年一年之內至少應當殺掉罪惡大的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及(道)會門頭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殺掉1,500人左右。這個數字是否妥當,請你們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據2月3日柯慶施同志給饒漱石同志的電報,已殺72人,擬再殺1,500人,這個數目太少。南京是一個50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應殺的反動分子似不止2,000餘人」,「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

而這時,對地方政府的官員來說,有政令,就等於「皇上」下了新的政績考核指標──上頭說做七分,下頭就要做十分,不能輸給同級官僚。所以,很快不少地方便把原來應由專署一級審核的殺人權下放到縣一級。這種奴才之間的「競爭」關係才是最可怕的。以廣東為例,僅4月一個月就處決了10,488人。

但你又不要以為,會議所謂的「煞車」能夠起到多大的作用。看會議之後作出的決議便知:「殺反革命分子的數量要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內,即佔總人口千分之零點五至千分之一左右,最高不能突破千分之二;將捕人批准權由縣一級,收歸到地委、專署一級;將殺人批准權由地委、專署一級收回到省、自治區、直轄市一級;並且規定,今後捕人、殺人要遵照以下原則:凡是界在可捕可不捕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錯誤;凡是界在可殺可不殺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殺,如果殺了就是犯錯誤;殺反革命的原則是:對於有血債或有其他嚴重的罪行(如強姦婦女等)非殺不足以平民憤者和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者,必須堅決地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對於沒有血債、民憤不大和雖然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但尚未達到最嚴重的程度,而又罪該處死者,應當採取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後效的政策。」──「最高不能突破千分之二」的殺人比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挽回,專制機器一旦啟動,根本是煞不住車的──這就是大陸公安之所以是「公安」的真正原因,沒有最壞,只有更壞。

最後,讓我們從歷史回看香港警察正朝「公安」步步淪陷,其背後真正的邏輯,還是中國人無藥可救的奴才劣根性──上有令,則執行;上有小令,則以大令執行;上無令,則揣度之而執行;得上寵,則爭功;犯上怒,則推卸責任。你看,事到如今,梁振英或曾偉雄,沒有一個人來為警方的違例行為負責。香港警察不是公安,又是甚麼?

賈荃
傳媒人

周保松 - 個人自主與民主實踐

評台轉載   星期日生活   明報   20141214

英國哲學家伯林(Isaiah Berlin)在他那篇被人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論文〈兩種自由的概念〉中指出,自由和民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概念,不應將兩者混淆。自由在這裏所指的,是一個人能否免於外在干預而行動的自由,民主則是指人們能否在政治上實行自治。伯林稱前者為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後者則屬於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的範疇。他繼而指出,一個開明專制君主,完全可以給予臣民相當大程度的個人自由,同時一個民主政體亦有可能剝奪公民的行動自由。換言之,自由與民主之間,在概念上沒有任何必然聯繫。

伯林這個觀點,符合不少人對香港的判斷,就是香港是個「有自由,沒民主」的社會。倘若真的如此,那麼香港當下的雨傘運動,背後主要的道德理據是什麼?我想許多人會說,我們追求真正的普選,或學聯同學所稱的命運自決,但普選自決和自由之間,真的一點關係也沒有?我認為不是。我希望指出,自由和民主其實有極為密切關係。今天的年輕人站出來爭取民主,背後有着對個人自主的追求,而個人自主則是自由的基礎。

自由的概念

談下去之前,讓我們對「自由」這個概念做些分析。什麼是自由呢?當一個人在某個特定處境,能夠免於束縛和強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時,他就是自由的。這些束縛和強制,往往通過制度和法律加諸我們身上。如果我們不服從,就會受到國家權力的干預。故此當我們談及思想言論自由時,即表示我們能夠免受政府限制而去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談及遊行集會自由時,即表示我們能夠免受警察干涉而去參與各種政治活動。

第二點需要留意的是,自由是個複數而非單數的概念。當我們談自由時,總是在談免於某種特定限制而去做某事的特定自由,而不是在談自由本身(freedom as such)。所以,當我們形容香港是個自由城市時,我們其實在描述一張自由的清單,裏面包括人身自由、言論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新聞和資訊自由、擁有私人財產和選擇職業的自由、遊行集會結社自由等等。但與此同時,我們的社會也會設下不少限制,例如在公共場所不許吸煙,不容許購買盜版唱片或隨便過馬路等。

由此可見,自由不是說人們可以為所欲為,更不是說所有自由同樣重要。自由社會最重要的,是保障我們的基本自由。這一系列自由,構成一個自由體系,這個體系定義了公民的基本權利。所以,權利和基本自由息息相關。當我們視某些自由為基本權利時,即意味着這些自由具有很重的道德分量,政府有責任去保障這些權利。

民主的理解

現在讓我們轉去討論民主。我們一般對民主的理解,就是通過一人一票的方式,定期選出國家元首和國會議員。廣義一點說,民主其實是個集體決策的過程,由平等的公民就重要的公共事務作出共同決定。和君主制及貴族制不同,民主制體現了一種平等公民集體自治的理念。

那麼,民主和自由之間,到底有何關係?我們會直接見到兩重關係。第一,完善而運作良好的民主制度,需要基本自由的支持。我們平時所談的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或憲政民主制(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其實包括兩個部分:一方面是一人一票的選舉,另一方面是憲法保障的基本自由。好的民主實踐,不應只着眼於投票,同時要看民主的價值能否得到充分實現。例如我們必須要有組黨結社的自由,否則便不可能有多黨競爭;我們也必須要有新聞及出版自由,否則選民便無從了解不同的政治觀點;我們更需要良好的法治制度,包括司法獨立,確保法律不會成為壓迫異見人士的工具。

第二,民主選舉是保障公民權利很重要的制度。道理不難理解。正如伯林所說,如果專制者夠開明,的確可以給予人民較多自由,例如較大的言論空間。但這個權力,完全掌控在專制者手上。只要專制者變得不那麼開明,或者換了另一個統治者,這些自由就可能隨時被取消。但如果統治者是我們選出來的,他就必須向我們問責,不能為所欲為。我們手上的選票,實際上是最好的權力制衡工具。民主之於自由,絕非可有可無。沒有民主,自由將變得十分脆弱。我們只要看看香港近年的情况,尤其是新聞出版自由及法治方面的倒退,對此應該體會甚深。日後政府如果就《基本法》第23條進行本地立法,公民自由恐怕會受到更多限制。

核心是選擇

討論至此,相信大家不會有太多爭議。但伯林很可能會說,這不正正印證了他的觀點,即自由還自由,民主還民主,兩者雖然互補但在概念上卻涇渭分明嗎?不見得。民主最核心的精神是什麼?是選擇。我們今天坐在這裏,無非是要爭取每個人都有自由選擇特首和立法會議員的權利,從而打破政治權力被小圈子利益集團壟斷的困局。這種選擇並非可有可無,更不是喝咖啡或奶茶的小問題,而是政治選擇:我們共同決定誰有權利統治我們。

這種選擇如此重要,因為握有權力的人,會在最根本的意義上影響我們的生活。大家可以想想,坐在政府總部和立法會裏面的人,他們所做的每個決定,包括政改方案、社會福利、房屋及醫療政策、教育與環境保育的作為等等,都在不同層面影響我們的生活。既然影響如此巨大,我們作為社會一分子,作為自由的公民,自然有正當的理由問:「梁振英,如果你從來沒有得到我們的同意,憑什麼可以有權統治我們?」作為獨立平等的公民,這是自然不過的質問。當我們提出這個問題,其實已經觸及自法國大革命以降整個現代政治的核心精神:政治權力的正當性,必須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授權。

香港回歸十多年以來,從董建華、曾蔭權再到梁振英,政府管治的認受性危機愈來愈嚴峻,問題的癥結,不一定在於這幾位特首無能,而在於他們的統治沒有得到香港市民授權。當市民的不滿得不到回應,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抗議,使得政府施政寸步難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是建制派人物,但他也曾多次公開聲稱,2017年香港如果沒有真普選,不管誰做特首,香港都將難以管治。為什麼?因為他也清楚看到,時代變了,市民對民主的訴求愈來愈強烈,如果繼續維持現狀,危機只會加劇。

但我們也經常聽到有人嘲諷說,殖民地時期又不見香港人如此熱中民主,回歸後卻有這麼多不滿,骨子裏還是殖民地心態作祟。這種說法沒有道理。第一,事實上早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香港人已開始一波又一波的民主運動,中間不知經過多少困頓挫折;第二,退一步,即使當時不爭取,不代表今天的爭取便不合理,否則我們就不用談什麼社會改革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回歸以後,香港不再是殖民地,而是可以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的特別行政區。所以,港人努力爭取普選,正正說明港人在告別殖民地心態,並視自己為這個地方的主人。那些嘲諷者,或許認為特區政府和殖民地根本沒有本質區別。但這種想法,不僅在政治上極度不正確,而且忽略一個重要事實,就是回歸以後,香港人的主體意識已出現根本轉變。

主體意識轉變

所謂主體意識,就是自覺自己是這個政治社群平等的一員,有權利參與社群的公共事務,而不只是局外人或過客。就此而言,主體意識是一種自主意識。它包含兩個層面。第一,我們理解自身為自己的主人,而非他人的附庸或奴隸。我們渴望掌握自己的生命,同時願意為自己的決定負責。第二,既然我生活的地方是我有份的,同時政府的決定影響我們每個人的福祉,我們因此希望有權參與屬於我們的政治。換言之,民主政治的背後,有着對個人自主的肯定和堅持。

我認為,這是理解今天香港民主運動的一個關鍵。但為什麼我們在這個時代,如此重視自主精神?這是好問題。要知道,在中國傳統社會,這種想法沒有任何位置。對當時的人來說,可以做什麼及應該做什麼,主要由家長、家族或傳統來決定,作為個體的「我」幾乎沒有發言權。直到二十世紀上半葉西學東漸,尤其經過新文化運動洗禮,個體的「我」才開始出現並受到重視。去到今天,如果我們稍稍留意自己的生活,當發覺我們早已活在一個重視個人自主的時代:從相信什麼宗教,讀什麼專業,從事什麼工作,到和什麼人結婚以及過怎樣的生活,基本上都是個人選擇的結果。

我們如此在乎選擇自由,因為我們視自己為選擇的主體,希望可以主宰自己的人生。我們的選擇當然有可能出錯,也未必得到其他人認同,但我們不願意將選擇權交給別人,因為這是我的生命。尊重個體的自主性,不是抽象的哲學理念,而是現代自由社會的基石,並在最深的意義上界定和構成我們的自我。

一旦明白這個道理,人們自然會問,既然我們在生活的每個環節皆如此重視自我作主,為什麼在政治上,我們卻沒有權利去選擇自己喜歡的特首?問題一旦被提出,我們馬上見到,我們的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斷裂:在經濟、文化和社會諸領域,我們享有相當高度的自由,但在政治領域,我們的自由卻受到嚴重壓制。這種斷裂,日積月累,將會對人帶來極大傷害,因為我們無法在社會生活中體驗和實現作為自主個體的道德完整性。

「道德完整性」的說法看似抽象,其實不難理解。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一個整體,一旦我們充分意識到自己是個自由人同時極為看重這個身分,我們必然渴望我們的道德自我能夠在不同領域得到全面實現。我們不僅希望在經濟領域可以有擇業和消費的自由,社會領域有言論和信仰的自由,同時也希望在政治領域有平等參與的自由。如果這種自由被強行剝奪,我們不僅是政治權利受損,同時也是道德自我受損,因為我們將無法在公共生活中活出自主的一面,而公共生活不是可有可無,而是實踐完整自我不可或缺的場域。也許正是在這樣的道德背景下,我們才能較好地理解,為什麼活在一個沒有政治參與的社會,人們會感受到強烈的屈辱和被排斥,並自覺一己尊嚴沒有受到基本尊重。

有了這種理解,回過頭來看香港人的生存處境,我們即可清楚見到,我們其實長期活在這樣的割裂狀態。我們所理解的自由生活,根本沒有政治參與這一塊。我們有吃喝玩樂的自由,有投資炒樓的自由,但卻極為缺乏政治參與的自由。然後我們自小被反覆教導,香港本質上是個經濟城市,人本質上是個經濟動物,所以沒有民主,影響的只是那些玩政黨政治的人,但對我們大多數人的生活沒有任何影響,更加不會損害我們的自由。故此,政治最好遠離,民主大可緩行。

但從以上討論可見,民主和自由,絕對不是在概念上互不相關,因為民主的實踐,本身就是政治自由的實踐。換言之,伯林那個著名的命題是錯的。在民主政治中,每個公民都在行使選擇的權利,共同決定我們的政治命運。這體現了個人自主和集體自治的理念。這個理念,是我們的時代精神,也是個人自由和尊嚴政治的基礎所在。我相信,自主的主體意識一旦成熟,威權制精英論和形形色色的務實主義,終將無法阻擋年輕一代對自由民主的追求。

雨傘運動發生以來,引起社會許多爭論,甚至有所謂的黃絲帶藍絲帶之爭。但無論我們對這次運動有什麼想法,都值得認真細想:如果香港是我們所有人的家,自由民主是我們共同追求的價值,那麼如何努力將這些價值實踐於制度,落實於生活,就理應是我們共同的關懷。金鐘被清場後,生活重回「日常」,但這份關懷不會遠去,也不應遠去,而應該是我們所有香港公民共同承擔的責任。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辜負我們的年青人——一整代年青人用淚水用鮮血用勇氣用青春用愛為香港付出的一切。

文 周保松
編輯 方曉盈

古德明 - 七十九天的民意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18日

香港學生九月二十八日發起的黃雨傘民主運動,歷時七十九天,旺角、金鐘、銅鑼灣三個黃傘佔領區,相繼遭共家警察夷平。且不說中共翼下團體,就是路上行人,不少早已對佔領行動嘖有煩言,或說阻塞交通,或說妨礙做生意,或說擾亂日常生活。據中文大學、香港大學等調查,民意不過幾十天就漸次逆轉,反對佔領者由少數變成多數。

於是梁振英政府以至中共扶立的「中立」報刊更加振振有詞,紛紛譴責佔領運動與民為敵。請不要問當局為甚麼素來無視民情,現在卻忽然「重視民意」。不是有那許多反佔領的民眾,梁振英政府怎可能穩如磐石,那些所謂中立報刊,又怎可能仍然暢銷。

這次香港民變,使人想起明朝一場宮掖之變。

明世宗乾綱獨運,刻薄寡恩,為求長生,專事道術,廣採少女入宮,也不知怎樣折磨,激起她們滿腔仇恨。嘉靖二十一年,楊金英等宮女合謀送這昏君歸西:「咱們下了手罷,強如死在(他)手裏!」一天晚上,她們趁世宗熟睡,「以組(絲帶)縊帝項」,卻「誤為死結」,一時勒他不死。一宮女喊道:「掐着脖子,不要放鬆!」不料另一宮女張金蓮見事不好,跑去告訴方皇后。方皇后帶人趕來救駕,宮女姚叔皋「打了娘娘一拳」,只是姚、楊等寡不敵眾,被捕之後,凌遲處死。值得一提的,是那只圖苟活的張金蓮也逃不過凌遲命運。至於方皇后,乘機誅殺了情敵曹端妃,最後也不得好死:嘉靖二十六年,宮中失火,太監請派人救方皇后,「帝不應」,一心為端妃報仇,方皇后於是化為焦屍(《明史‧方皇后傳》、《宙載》、《古今圖書集成‧宮闈典‧世宗方皇后傳》)。

今天,依照當局和那些「中立」報刊的和平理性標準,楊金英等宮女無疑是「使用暴力,破壞法治」;但是,對舊中國人來說,楊金英等雖死猶生,更和方皇后、張金蓮等不同香臭。

中共愛將梁愛詩、范椒芬之流,最近不約而同說,未來的香港,由佔領運動之中那些「講理想而不講道理」的年輕人掌管,後果將不堪設想。那兩位老婆婆其實大可不必擔心。周永康、岑敖暉、黃之鋒這些年輕人,在中共治下,將來連謀生大概都成問題,遑論管治香港。為了理想,他們不惜把六十年前程泰山一擲。而梁、范為了日薄西山的安樂餘光,則致力把年輕人的理想重重枷鎖。她們還批評那些年輕人「自私、不顧公益」等等。

城市大學學生郭星顯說,有中共手下着他加入專上學生聯會,只要聽命行事,「錢途無限」。周永康、郭星顯等年輕人的犧牲,算來不比楊金英等宮女少,只是香港太多張金蓮了。

德國駐港總領事蘭布斯多夫談到黃雨傘運動,說「相信香港人能為年輕一代自豪」。他錯了。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等的民意調查,可以說明一切。

林夕 - 願黃伯們看得見真普選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17日

運動退場,最後的主角出場了。第三次主動被捕的黃伯,光明磊落被帶上警車,那鏡頭,是對這場運動的再啓蒙。

有了九十歲的黃伯,人齊了。從十三歲死��仔到九十歲老古董,都有份參與其中,對於不明內情的非本地居民,就比較容易解釋了。

「你們那邊究竟在鬧什麼啊?」唉,大家資訊不對等,一言難盡,不過,也很簡單。你可以說年輕人衝動天真,誤會他們只是買不起房子,易受大人教唆;成年人,不用說,是煽動學生的別有用心人、跟外國勢力勾結。但九十歲的老人家,才來搞什麼港獨顛覆反中國?你當每個老人家都像李登輝不甘寂寞,黃伯也因為玩無可玩才臨老入人叢,有公園唔坐,有爭產劇唔追,要在寒風下扮露宿者?什麼?據報導說,他們都是暴徒?九十歲依然唯利是圖見怪不怪,夠氣力動用暴力的花甲暴徒,則可以入健力士紀錄。

有黃伯好。由未成年到耄耋之年,竟然不約而同做同一件事,這件事是不是反常得像六月飛霜?是有冤情無處訴,抑或是一小撮向來以實惠見稱的港人,忽然集體撞邪失心瘋?從人之常情看,腦袋被清洗眼睛被蒙蔽的人,也該心中有數了。

不,你還可以說黃伯收錢辦事,但若貪圖兩三百塊,大可流連在壹傳媒外,收工時不帶走半點雲彩;若貪蛇齋粽餅,票投民建聯也無須含淚,何苦一把年紀,忍辱負重上三趟差館?

黃伯到底犯了什麼罪?應該是顛覆罪,這位老頑固顛覆了老而不的形象,他老而不惑、老而不認天命、老而不順、老而從心所欲卻敢於踰矩。他顛覆了老必糊塗的偏見、老就能假裝渾噩的專利,他比警務處長明白什麼是政治問題,顛覆了不法之徒的典型。

九十高齡的黃伯,當然,還有七十八歲的吳伯、還有坐在金鐘經學生苦勸都不肯離去的那位婆婆、還有沒博過上鏡的陳李張黃何伯、趙錢孫大媽,無論你們是在最後一刻留守,抑或是留守到最後一刻,你們本來不必如此,又沒有什麼政治本錢可撈,本來大可頤養天年,無須爭什麼光環。但有你們站到那麼前,年輕一代再無藉口浪擲青春,中生代再不好意思把搵食啫當護身符。有你們在,我食鹽多過你食米不再難聽,日後大可想當年,讓子子孫孫傳承你們這老香港人事跡。

忍得住不向你們致敬,才真是天方夜譚。願你們長命百歲,看見真普選來臨的一天。 

陳沛敏 - 法治啲嘢你識條鐵咩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17日

清場之後,一些人自我感覺良好,梁振英、袁國強,還有昨晚的董建華先後開腔,紛紛批評佔領運動破壞法治,教導港人何謂法治。

梁振英教訓港人,要反思追求的「到底是怎樣的民主?」應追求「法治民主」,在法律下行使民主權利,不能妨礙他人權利,社會應該根據法律辦事。對於輿論批評政府今次處理政改引發的佔領運動未有「政治問題、政治解決」,他辯稱政治問題若出現違法行為,就一定要執法部門處理。

董建華昨晚在公開場合見記者,拿出預先準備的稿子照本宣科:「佔領行動對香港造成的傷害很大,全香港都可以清楚看到,我們習以為常的繁榮穩定不是必然的,我們引以為傲的法治精神也會受到如此大的衝擊。」

至於袁國強,是律政司長,職責是香港法治的守護者;他對法治認知的層次,理應比董建華和梁振英高。但他又說,佔領行動對香港法治構成很大衝擊,佔領者自首不代表對法治無影響。這番話對法治的理解,跟董建華和梁振英的一樣,只停留在「有法必依」、「依法辦事」,就是法律作為管治工具的層次。

對於更高層次的法治「以法限權」、「以法達義」概念,他們刻意置之不理。以法限權就是法律同時制約掌權者,避免他們濫權,例如警方在整個運動的執法,有沒有超出法律許可?當權者不去正視。

法治最高層次的「以法達義」,包括保障基本人權如言論、集會和選舉等政治權利。這也是今次公民抗命的理論基礎。梁振英、袁國強和董建華卻一味用「以法治人」(rule by law)來混淆「法律之治」(rule of law)。

朋友說,今時今日,用道理去跟某些人討論問題是白費唇舌。那我們就暫且用梁、袁、董等人的法治層次來討論問題。我想問,既然社會應該根據法律辦事,那為甚麼旺角潮聯小巴長期非法泊車霸佔道路,嚴重阻塞交通,運輸署也證實從未批准任何人或公司可佔用兩條行車線停泊小巴,警方卻沒有執法?

我又想問,梁振英說政治問題若出現違法行為,就一定要執法部門處理。那為甚麼新界原居民的僭建問題,明明是違法,卻可以「法律問題政治解決」? 

2014年12月17日 星期三

李怡 - 市民無怨無悔,「養怨」養不起來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17日

雨傘運動告一段落,潛伏多時的梁振英十分得意頻頻見記者,曾偉雄也九分得意地開記者會。梁特告訴市民甚麼叫「法治民主」,又說佔領街道者所追求的是「非法民主」,卻不提他曾叫市民對那個不完美的「民主」袋住先了。曾偉雄說佔領以暴力開始而以和平結束,也不提開始的暴力是催淚彈暴力了。

有人傳出在催淚彈催生了佔領運動後,政府內部提出一個策略,叫做「養怨」,意思是由佔領街道而帶來的對市民的不便,而「養」出市民越來越大的「怨氣」,當佔領者得不到市民支持,佔領的人數就會減少,清場就順理成章也。「養怨」策略是梁特還是北京提出來,就不得而知了。

佔領運動曠日持久確現疲態。政府又搞一輪沒需要的民事訴訟,把法院擺上枱。民調顯示支持佔領的比率下降,運動的帶頭者或自首或絕食,恐怕也有點要為退場找理由的意思。

不過,市民支持佔領的人數下降,是否等於被「養」出「怨」來呢?且看清場後對街道市民的訪問。有市民說,很高興交通順暢後上下班時間減少了,但他們沒有直接抱怨佔領。甚至有市民說,佔領當然帶來不便,但佩服佔領者的勇氣和精神。筆者一位朋友說,她有個親戚從支持9.28佔領後來轉為反對,不是因為霸路對他有任何影響,而是他對於佔領抗爭師老無功又提不出新招感到氣憤。

市民對抗爭運動的怨氣真是不大,說「養怨」策略成功恐怕是中共港共的自我感覺。與世界上歷來的社會運動相比,香港人對佔領運動的反感其實很輕微。記憶中社會運動最引起民眾反感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

1896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作出判決,確立對黑人採行「隔離但平等」措施的合法性。1955年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黑人市民以全面罷乘來反對公車上的黑白隔離措施,1963年華盛頓聚集二十五萬名群眾反種族隔離, 馬丁路德金發表演說《我有一個夢》把民權運動帶上高��。同年,甘迺迪總統把百年來規模最龐大的民權法案送進了國會。他私下對友人說:「這真的會毀了我,讓我輸掉連任機會。」但他想不到最後連命都送掉。當然,至今他的遇刺原因未明。但從馬丁路德金和另一位黑人領袖Malcolm X先後遇刺,以及1964年美國總統選舉中原來支持民主黨的南方白人轉向支持共和黨,可見為黑人爭取平等權利,並不為當時美國多數人接受,甚至進入中產的黑人也反對。多數黑人由於出身貧窮,教育水平和就業率低,因而犯罪率高。白人不願意與黑人在一個游泳池游水,不願意在公車與黑人同坐,是普遍而被認為正常現象。何況黑人運動中還有主張使用武力作為正當防衞權利的黑豹黨。

對的事,符合公義的事,雖千萬人吾往矣。這是古訓,也是像甘迺迪這樣的政治家所堅持的。如果因民意逆轉而放棄堅持,那不是政治人物而只是政客,抗爭者也不是具獨立人格的市民。

一位前高級公務員,不時發些短訊給朋友,特別是建制派。昨天她發出的訊息是:

(小測試)不久前一位明報校園小記者在旺角遭警方粗暴對待,事後他說不追究了,因擔心秋後算賬。

閱此新聞,你的想法如何?請從下選一。


1. 不平事怎可容忍,應該追究到底。
2. 根本不知道有沒有秋後算賬,不過安全為上不追究也好,畢竟是小朋友嘛。
3. 當然不要追究啦,小朋友出了事怎麼辦?

選1,表示你充滿正義感。選2,表示你對小朋友有體諒之心。選3,表示你十分在意小朋友的幸福。

不論選1、2或3, 你都是個好人。(若是惡人則另有選擇,例如:絕食的學生為甚麼不乾脆自焚?)

其實,以上不是測試你,而是測試你的所在地。先進社會的人多選1,危危乎社會的人多選2,專制社會的人多選3。

爭取真普選眾多原因之一是保障香港人可安心選1,而不是越來越多人選3。

有很多漠視真普選的說法,例如以前現在都沒有,以後沒有又何干。這類說法似是而非,可惜不少人不經大腦照單全收。

某些示威方式或惹你討厭。爭取真普選運動可能沒結果。但到某年某月,當漠視真普選者意識到生活的地方除了對上述問題「選3」之外已不能作其他選擇,回望過去,要是今天有更多人發聲,結果可能扭轉。

在佔領運動退場後仍不斷發上述這種短訊的,是一個普通人。以個人力量,在力所能及的範圍,盡心盡力,為了文明的香港不致凋零。爭取真普選的道路漫長崎嶇,但有這樣的無怨無悔爭普選的市民,港共政權「養怨」是養不起來的。京官張榮順要港人對「一國兩制」的假義來一次啟蒙,這不是要文明的香港人「返祖」嗎?(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王岸然 - 直接行動,效果驚人

作者網誌   2014年12月16日

隨着金鐘及銅鑼灣定時清場,政客皆忙於設法收割成果,於是出現大量「在最後一刻留守」的英雄人物;官方及民間當然也在急於總結經驗以為史鑑,過氣官僚陳佐洱也談反思事件,但卻不敢反思為何處理香港事務多年仍如斯失敗。


筆者的反思很簡單:「雨傘革命」帶來的是傳統泛民爭取民主方式的沒落;公民覺醒並以「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的方式登上政治舞台,這將會成為改變香港社會的主導新方式、新力量,且勢不可擋。

「直接行動」作為社運概念十分簡單,就是一腳踢開政客、學生組織、社運小學雞、工會組織(也是工賊組織)、只肯為自己人及建制服務的法律專家、貪錢的「革命家」等等傳統霸佔道德光環的道德代理人(social moral agents),普通人以個人身份或小眾組織起來,直接以自己的方式行動,製造壓力,影響社會。須知道,政治學的影響力就是權力(influence is power)。「雨傘革命」過程中,公民「直接行動」弄出最大的影響力,也是最大的成就所在,在理論的層面上這絕對是一場革命,也是香港這片政治上有特殊性的土地上爭改革、爭民主的希望和方向所在。

大家且靜靜回想一下,清場過程之中為大家留下最深印象、觸動大家心靈的人物是什麼人?是黎智英、李柱銘、梁國雄?還是九十歲的黃伯、八十二歲的麥婆婆、旺角的畫家蘇先生、天天舉黃傘及上書「我要真普選」紙牌的小市民李先生?

由陳方安生老太到陳日君主教到戴耀廷教授,皆是親泛民傳媒花費大量時間包裝吹噓捧出來的英雄人物,但他們的感染力不及幾個小市民的「直接行動」。

大家回想7月2日511人被捕的過程,最令人動容及留下記憶的,肯定是一些普通市民的言行、一些不曾包裝而發乎真情的小市民的「直接行動」;12月11日金鐘清場,只有二百人被捕,當中一半是知名人物。

兩次筆者都在場觀看全程,後者戲味十足,感染力全無,過千名金鐘的「直接行動」者(留守兩個多月的人)選擇淡然離去,不是對革命失望,只是恥與政客為伍,這是人民成熟的可喜現象。

外國的「直接行動」經驗不離衝入、佔領地方、圍堵會場、奪路。這是人多時的選擇,人少之時亦可以各自發揮。獅子山上先後掛上「我要真普選」和「CY下台」直幅,都不是政客所能設計出來的行動,而且都是與傳統社運模式相反,是「行動先於分析」,是以行動帶出訊息,以行動而非理論為主。

另一特點是「不要領導」(leaderless),這也是「直接行動」能發揮最大效果的特點。不要領導只是原則,也不是不用組織,小的組織還是需要存在的,小組織之間可以組成協調委員會便可以成功運作。旺角的經驗是廢除大台後同樣運作良好,而且小眾組織以「行街革命」作為延續。相反,金鐘的大台是失敗的,其作用是方便傳統的社運領導者騎劫代理革命,而不是組織民眾抗爭,結果也只是短期內便「成功」結束佔領。

無領導的旺角比有偽領導的金鐘更有生命力、更有戰鬥力,這是不爭之論。旺角是真正意義的「直接行動」,金鐘是以「直接行動」開始,以傳統由運動者出賣運動的方程式告終,是大家必須記取的經驗。民陣、泛民還是會搞人多的遊行,長毛還是會抬棺材表演,但這些都不會再帶來改變,改革始於抗爭,抗爭以「直接行動」為本,是須要清楚知道主次之別的道理。

再舉一個大家見到但不曾留意其深意的事實。學聯代表數萬大專學生,是正統代表學界的組織;學民思潮雖然自稱代表所有中學生,實情活躍行動者不過百人。「雙學」在「雨傘革命」的領導角色完全是平起平坐,學聯代表的是有組織的傳統學界力量,學民代表的是中學生「直接行動」的力量。黃之鋒發起衝入政總及最後期的絕食行動,更是「直接行動」發揮最大功效的表表者。只要有信心,任何個人或小組織皆可能成功發動一場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帶來深遠的改革影響。

「直接行動」威力無窮,由一開始的9月28日就可以看到,數以萬計的人民皆是以個人身份走上街頭,在之後的七十九天更以不同形式深化運動,留下寶貴的經驗及文化遺產,是彰彰甚明的。只是,從傳統的泛民到一眾社運常客皆不願承認並力圖淡化「直接行動」的威力,遑論進一步推動這種模式的運動。這也不難理解,因為「直接行動」會奪去他們的光環,影響他們每月以五至六位數字入息的生計。

這又回到「直接行動」的基本理念,就是不要任何領導、不須長篇大論的分析(這也影響學者的威權和利益),以行動為先,唯一原則只是不傷人的和平原則,也是基本的非暴力原則。所以,打爛玻璃不違反這一原則,帶上V煞面具也不違反「直接行動」的原則。我們要的是立志要改革社會的無名村民,而不是吃政治飯的村長。

2014年12月15日 星期一

四維出世 - 小聰明.大浪頭──星際啟示錄

論語.電影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2月14日

【明報專訊】沒有人會否定,Christopher Nolan是個聰明人,可是聰明反被聰明害,被害的不光是Nolan,令他無法登入藝術的殿堂,更顯著的是,把《星際啟示錄》(Interstellar)這等的三流水準作品,誤以為珍品的觀眾。

電影散場,坐在我鄰座的女士哭成淚人,用紙巾按着眼睛,久久不能自己,她同行的女友人,更說要再看多一遍,以明白「劇情」。眼淺之人的錢多麼容易賺,眼淚多麼廉價。

《星》片在香港叫好叫座,可是在美國本土卻是毁譽參半,這裏還是可以看到西方與本土的評論,科普水平的差別。

電影開畫之初,朋友們在面書奔走相告,認為《星》片是自《2001太空漫遊》以來,最具影響力的科幻電影,着筆者要先睹為快。在此多謝朋友的推薦,抱歉的是,這個薦請,要不是太過看得起Nolan,就是太過看不起在下。要害的是,看不穿路蘭的把戲,其實是看不起自己。

漸漸有一個文化現象,但凡此地有十分叫好的電影,都有讀者希望知道四維出世的看法,要高登仔奉為「高端影評人」、「百彈齋主」出手,驗證一下,方為安心。

庸手所為 兒戲得很

要說跟《2001》比較,距離是很多光年。光說節奏、時光的雕刻、「瞬間的永恆」,第一個鏡頭track shot推過書架還可以,接第二個飛機搖晃的鏡頭就已經不行了。電影裏的節奏,如在麥田追趕無人機等,大多用配樂催谷,而不是來自事情的聲像,是庸手的所為。

要說真實的延伸,《星》片更完全談不上。想想看,NASA要射太空船往土星這樣龐大的任務,人選竟然可以這樣急就章,隨便闖入一個退役的飛行員,任務就屬於他,隨隨便便就可以成行。一個相信團體的國家,真的「You are the best」 就可以自圓其說?再者話飛就飛,一點兒提升體能的訓練也不要,就正選上場,三流的足球聯賽也不會這樣。科學團隊,就來來去去只幾個人,還要權充航天員,到飛航的途中,才來briefing,兒戲得可以。

「S」「T」「A」「Y」的摩斯密碼是Cooper留下的,但NASA的Binary坐標又是誰留下的?莫非當真有鬼?不是說這次任務的大空人都是無親無故的嗎?Brand的女兒還可解釋為Plan A無望,為救女兒,且留一線血脈,要她去執行Plan B,但硬要Cooper這個有家室的人去,就顯得理據乏力了。况且Brand認為Plan A反正是無望的,派誰去都沒有分別,幹嘛要派個這麼「神勇」的「美國隊長」?

電影的賣座秘方是時空差異,賣點是父女在不同的時空中,父親所經歷的時間很短,女兒所經歷的時間很長,衰老的程度,快過父親,製造所謂的動人、煽情、催淚的效果,跟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的市場計算如出一轍。當然要影帝McConaughey,看着Casey Affleck的成長及孫兒的出生,擠出悲慟的表情,對他而言是毫無難度。

基本的創作板斧,跟《潛行空間》十分相近,表面上Inception夢裏的時間是愈來愈長,反之Interstellar在太空的時間是愈來愈短,但是反過來看,《星》片的地球世界,就是《潛》片的夢中時間,兩者都是利用時間運行較慢的一方,來為三幕劇中的危機buy time,找到最後的resolution。

如「心靈雞湯」橋段


Cooper用了狹義相對論的兩生子理論,來哄女兒,說自己回來的時候,會跟她同齡;又他們降落海洋星球時,《星》片用了廣義相對論來大玩時光差異,擺了愛恩斯坦上枱,倒頭來導演的志向,只不過是製作一個強力的催淚彈而已。要急凍上一輩,讓下一輩相對地「年長」,這種「心靈雞湯」般的橋段,誰都可出賣,重點是現實的根基。

《星》片的production design亦糟透了,這樣簡陋的設備就想探索星際移民?電腦TARS十分醜怪,面上/標版的跳字完全多餘兼肉酸,它的步行的姿態,亦不乎人體工學的邏輯。Matt Damon的太空倉,牆上掛着一包二包,好像腫瘤一樣,醜得可以,是沒有用心做research,還是真的沒有美術人才?

霍金曾經說過,要在時間旅遊,以人類現時的裝備,沒有可能可以抵禦接近光速時所釋放的能量,更不要說進入黑洞或singularity、影響過去、還可以全身而退、然後進駐第五次元空間了。再說,引伸科普的常識,時間是相對的,所謂「現在」與「將來」,都是已發生的「歷史」,在相對的時光裏穿梭,人類只能作為「旁觀者」,不能作為「干預者」,所有穿越時光的電影如《回到未來》、《未來戰士》等,為什麼只能淪為melodrama,是因為作者們利用「任意門」,來改變「過去」,從而影響「未來」,作為通俗劇危機的解藥,《星》片亦不例外。

智力在他之下 才是市場所在

《2001》高章之處,就是寇比力克在Dave Bowman進入stargate之後,以看得見的「過去」與「未來」,作為意象作結,沒有為敘事體,找來簡單的解決辦法。有人說,跟Kubrick比,無話可說,可是要恪守現實狀態的規律,不是電影創作人最基本應有的態度嗎?

基本的情理邏輯也搞不通,所謂蟲洞、黑洞、singularity、event horizon和第五次元空間,只不過是擺弄觀眾的工具,拋你一個比海嘯星球還要大浪頭,認真你就輸了,因為你會再看多幾遍要搞個清楚,正中生意人的下懷。

戲的結尾,為Anne Hathaway留一個尾巴,肯定會來一個sequels系列,來個英雄救美,二集、三集大玩時光差異,繼續擺弄觀眾,生意亦肯定會其門如市。

Nolan 的小聰明,在《凶心人》(Memento)已露端倪,可是要說大智慧,卻遠遠談不上。他擅於擺弄普通的觀眾,幾部大片下來,在荷李活無往而不利。智力在他之上的,他滿不在乎,智力在他之下的,才是他的市場所在,也足夠他去賺了。反正電影有噱頭、有話題、有sound bite,不愁沒觀眾,再奄尖的影評人也得購票進場,才可作negative review。

利用小聰明,在科普裏鑽空子,拋了觀眾一個大浪頭,到頭來只不過是一部濫情、矯揉造作、電視劇水平的melodrama而已。不過,電視是免費的,戲票卻不便宜。

以Nolan的往績,他不會是個重要的導演,過去不是,現在也不現,將來嘛,只有兩個機會,渺茫和沒有。這等檔次的影人,只待被時間遺忘。

硬要說Nolan是顛覆電影時間的大師,是沒有理論根據、下三流的評論。

陳雲 - 術數與直覺力

am730   轉角   2014年12月15日

直立是頂天立地。這成語的重點在頂天,不在立地。立地是理所當然的,難道你可以離地?好多生物都是立地,用四個、六個、八個支撐點落在地上或浮在水上,軀幹與活動的平面成一水平線,走動的時候就在水平線上波動而行。這是蟲的行進方式。於人類看來,這是可憐的境況。

人類的能力來自直立,直立行走,每一步都是向前跌倒及向後退回的緊張平衡,需要更靈巧的肌肉控制及神經系統。直立令脊骨受苦,但令人類因而釋放了一雙製作工具的手,而且可以有三個維度的視力,可以長時間及全角度抬頭看天,可以思考如何從天那裡取得能力。這是知識的來源。

知識除了來自觀察和經驗,也來自直覺。例如直覺某處即將有危險,山崩、洪水、猛獸,或直覺某個族人不可靠,笑裡藏刀,下一步就用弓箭射我,推我落懸崖。更遠的直覺,是今年大旱,穀物失收,或者部落將受到襲擊而滅族,男的被殺,女的被俘。或者直覺自己今年的運氣差,不如去遠行,看看投靠親戚的部落能否轉運。

直覺就是一下子跳到結論,jump to conclusion。於是人類有占卜。占卜其實就是將直覺得到的結論,重新演算,用模糊的符號(象徵物)來代表,用數字序列來推算演變的過程。用黃道十二宮、八八六十四卦、十二天干與十地支,排列來算。期間訴諸神靈,也有脫離神靈的。但神靈的膜拜和祈禱過程,也只不過是緩解這個從直覺跳到結論的凶險。一句話,取得時間,buy time,新的消息來了,再作判斷。事緩則圓,占卜的人,一般做事不衝動。

直接接觸神靈的人,得到神諭,滿懷自信,是不占卜的。他們是先知、英雄或天子。那些有點靈感,但模模糊糊,半信半疑,卻又無法接觸神靈的人,例如巫師、術士,才去占卜。他們有時為自己占卜,有時為別人占卜。為別人占卜的時候,術士的「神」就是那個付錢的客人,因為客人會告訴身世,確定術士的判斷。

華夏的術數,為何用陰陽五行的分類、天干地支的序號及「氣」這個好似無所不包的詞?這些就是將直覺力用符號象徵、數字推理。用「氣」這個模糊詞,就是安頓好直覺。

現今的江湖術士、新紀元之類,將氣變成能量、磁場、電波之類的現代科學觀念,可以量度的精確觀念,就是不明白術數是甚麼。不明白都可以謀生嗎?可以的。你幾時見得炒股炒樓的人明白股票是甚麼,土地價值是甚麼?明白了,你就好似先知或天子一樣,不夠膽用天下蒼生來做買賣。

周一刊登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2014年12月14日 星期日

陳雲 - 回塘 (香港文字學系列.三十四)

2010年5月21日

人會回塘,語言也會回塘。人回塘是智力倒退,語言回塘,是思想簡化。回塘乃民間俗語,難於考據。此語廣府話及客家話皆有,一說是「回堂」,老人癡呆,家人不敢任其外出,只能留在堂內,與兒孫一道玩樂,返老還童,謂之「老回堂」,亦稱「老懵懂」。另一說是「回塘」,乃養魚戶之言。魚苗與大魚,各有魚塘隔開,以免大魚食細魚,魚苗過大塘之後,便可餵大魚飼料,所謂「魚不過塘不肥」。也有魚苗過了大塘,食豐富飼料,依然養不大,要退回小魚塘的。養魚戶笑稱「回塘」。

中文是早熟語言

然則,回塘只是嘲笑之語,幾條魚苗過塘之後養不大,夾在大魚之中,養魚者怎會發現?即使發現了,撈回魚苗塘又有何用?考證民間俗語,到頭來,「得啖笑」而已。

考證文雅語言,卻是哭笑不得。父輩哲睿,子孫不堪重擔,於是多有頑劣反叛,放浪形骸者。文字早熟,子孫也會衰頹。中國在先秦兩漢已有璀璨文字,見諸典籍,令後世汗顏,不肖者只好視而不見,以夷為師。近世中文之零落,大抵可作如是觀之。英文在進化期間,丟失很多中古英語的格式語法,比起德文法文,英文易學,然而論到語法簡單,依然不及中文,中文是世上進化得最徹底的語言,幾乎可以說是早熟型的超級語文。早在漢代,中文已擺脫多音節語詞及形式語法的趨向,脫去很多格式語法的限制。擺脫格式語法限制之後,漢字隨之定型,開展出其他替代的功能來,令表達力更為強盛。也由於語法與字形配合,只須認得字義,即使是先秦兩漢的文章,毋須太多註譯,一看便懂。

中學會考,慘被取代

例如中文沒了眾數(plural number)的s,便用實詞代替眾數,英文的國家country變為countries,中文不一定是「眾多國家」或者「國家們」,而是平義的各國、諸國,有蔑視意味的、不瞄一眼的萬國、萬邦(如唐代的萬邦來朝),有警惕意味的、歷歷在目的列國、甚至列強(如晚清時期的列國入侵)。同樣,中文沒了被動式(passive voice),不一定凡事都說「被」(be),而是有幸福意味的蒙、獲,中性的由、受、告、見,意味不幸的被、挨(捱)、遭、罹等。

可惜,今日的中文,返回蒙昧原始了。二〇一〇年二月二十五日,坐西鐵往屯門,車廂播出港府教育局宣傳,說「原有的中學會考將會被新高中文憑試取代」,再說新的高中文憑試多好多好,之前卻用了個「被」字,出爾反爾,言不由衷,彷彿官府要為末代中學會考之廢除而鳴冤叫屈。中性的講法,書寫或口語,都可以用「原有的中學會考將由新高中文憑試取代」。那個「由」字,於教育局諸君,也許太古老了,怎不及一個「被」字時髦?

仿效英文,中文返古

西風東漸,五四時代之後,中國文人提倡用西洋語法來規範白話中文,以致引入許多源自英文的語法虛詞。今日,中文變化多端的虛詞,被西化的語法虛詞取代了,國人不說列國、各國,而說眾多國家,甚至國家們;不說「香港有購物天堂之稱譽」,而說「香港被稱為購物天堂」。中文「返古」了,某些形式語法的功能恢復過來,變成英文在中國的A貨。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為了迅速展開識字教育及知識啟蒙,也方便傳遞西洋學問,文人提倡「我手寫我口」,然則見諸文字,其實是「以中國之手,寫西洋之口」。如北方口語「我期待着」、「你有着不一樣的經驗」、「這意味着」、「你照着辦」,並非與英文的-ing等同,「着」字是虛詞,也有些實意,化為書面文字,有的要保留,有的要轉化,並不一定都要寫「着」。真的要寫事態進行,也不一定要用「着」字,可以用語態副詞此刻、之際、正在、刻在等等,代替機械的、來自-ing的西化詞「着」。

又如那個副詞「地」字,是來自英文的副詞尾綴-ly。北方口語「你要好好的做人」,明清白話小說會寫為「你要好好的做人」。「的」與「地」,都讀輕聲的di,表示商量的、減去權威的語氣襯詞而已,並無實義。書面寫為「你要好好做人」,損失的只是語氣,意思無損。白話文運動之後,便硬性規定將此語氣詞變為副詞尾綴的「地」字,「好好地」的那個「地」字,擺脫不得,中文成了英文的A貨了。

最近在中文系當老師,有位內地來港修課的學生,品評香港報紙專欄的「三及第」文章,獻上一句:「倪匡的專欄文字往往不按常規地出牌」,不禁莞爾。句如長蛇,西而不化,又囿於流俗比喻(「不按牌理出牌」)。化為中文,自是從容:「倪匡行文,不依定則,常有出格之語」。

同理,中文的「是」,也不是英文的is。我不願意,我是不願意,我是不願意的。三句意思相同,語氣不同。「是」乃語氣詞,並非語法詞。

廢了動詞思考力

內地天災頻仍,義工回港之後,報紙便充斥「分享災難經歷」之語。分有分享、分擔、分攤,述有講述、憶述、述說,這些都顧不上了,只是將share的動詞漢化,固定為「分享」。原本分享的構詞重心在「享」而不在「分」,西化之後,重心在「分」,享字無義,於是好事壞事都可以「分」了。英文廢了中文動詞的武功。反之,在market share一類的名詞,報紙仍懂得分辨,是「市場佔有」,而非「市場分享」。動詞廢武功,只留名詞辨識力,是近年中文的大病患。

香港文字學系列.三十四

陳雲 - 非物質 (香港文字學.三十二)

2010年2月19日

過年燒炮仗,舞獅子舞麒麟,小孩穿紅着綠討利市,大人祭祀拜年說恭喜,往日的大人先生,叫依循舊俗,謙稱未能免俗,今日的學術潮語,稱之為「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出一分力」了。月前的「反高鐵」運動,除了造就「八十後」與「激青」的標籤,還造就了「非物質」一詞。何解英文的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無形的文化傳承),翻譯中文之後,竟變了「非物質文化遺產」?

聰明笨伯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道德經》曰:「返者,道之動也」。復古更化,返本開新,乃中國古人面對新事物的態度,西方人面對新鮮事物或名詞,也是返回希臘羅馬與希伯萊的老傳統去思索的。高中的物理學,至今念念不忘。月前在報章讀到「非物質」及「後物質」,初看還以為是粒子物理學的名詞,類似物質(matter)、反物質(anti-matter)的衍生詞。後物質價值,返譯英文,回敬洋人,就是non-material value,有同義反覆(tautology)之感。個人價值或精神追求、心靈嚮往,就是超乎物質的。超乎物質,何不說「超物質」,而要說「非物質」呢?

英文的intangible,乃觸摸不到的事,無形無相之事,《易經.繫辭上傳》泛稱之為「道」:「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看不見的、聽不到的、摸不着的,《道德經》各有專門名詞論述:「視而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某些中國學者面對西文或西學,卻是詞窮理屈,往往以直譯、音譯或曲譯了事。也許政府懼怕「無形文化遺產」一詞哲理過甚,使民眾想入非非,忽而民智大開,便用偽科學意味的「非物質」來曲譯了。彼等以為,「物質」容易明白,「非物質」便可解也。彼等不知,形容詞一般可以對稱,名詞則往往有非對稱(asymmetric)的現象。例如,合乎人道的生活,形容詞叫人道的(human)生活環境,不合乎人道的生活環境,叫「非人生活」(non-human living condition),這是互相對稱,各自可解的。然而「生命」可解,「非生命」則不可解。「死亡」確實可知,可以由醫生開具證明,然則「非死亡」是何物,天曉得了。不死(non-death)是否就是永生(ever living),容顏不老是否青春常駐,這不是宗教或美容的命題,而是語言迷霧。

物質有先後乎?

說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起碼有個先後次序,差可望文生義。資本主義社會崇尚生產力與企業精神,大量生產的商品,滿足物質需求,加上政府的福利保障,人有閑心追求更高層次的文化需求或心靈滿足,例如個體自由發展、生活方式的選擇多元化、社會寬容、社群共融等等。所謂「後物質主義」,是由美國政治及社會科學家朗奴.英高赫德(Ronald Inglehart)《寧靜革命——西方民眾的價值變遷與政治風格》(一九七七)一書提出 。後物質主義價值(post-material values)之興起,英高赫德提出兩個假設:「稀缺」(scarcity)與「社化」。物質有所匱乏,面對稀缺,人會先去追求物欲滿足,但人的基本價值觀亦會受到青少年時期和成年初期的生活背景與歷史經驗所左右,在仁義與物欲之間不斷反覆,至成年前期以後,經歷長期的社會化過程(「社化」),核心價值觀念方始建立。踏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香港社會富裕,福利充裕,此時成長的兒童受到自由、平等、選擇多元及品味鑒賞的教育影響,長大之後,「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自己希冀美好的生活環境和文化享受,也寄望別人可以保有其美善生活。即使不幸是在職貧窮的「月光族」 ,囊橐無餘,也寄望別人可以安居樂業,特別是在鄉郊和舊區生活的貧民,可以享有目前僅存的生活資源,不致被政府或地產商用發展經濟的借口所侵吞。

心物不二

英高赫德的後物質論繼承自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提出的「需求階層論」(Need Hierarchy Theory),認為諸種需求有其次序與高低之分,滿足了低層次的生理、安全等需求之後,人始會追求較高層次的美藝、尊重、自我實現等需求。然則,這些都是成長理論之假設而已。如同管仲說的「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只是法家之言,並非至理。吾國繁榮之後,正是倉廩實而鄙禮義,衣食足而寡廉恥。衣食足夠與否,覺悟的人都是知榮辱的;不覺悟的人,衣食愈足,愈不知廉恥,反而驕奢淫逸,無惡不作。 物質愈豐裕,覺悟的人享有餘裕,實踐更多的精神需求;物質不足,覺悟的人也可自得其樂。物質空乏,身陷險境,覺悟的人也不會向俗世或強權屈服,反而會以身殉道,孔子最愛惜的兩位弟子,顏回和子路,就是以身殉道的。

道德覺醒,不分貧富。真正享受物質生活者,「一簞食,一瓢飲」,也自得其樂。不懂得享受生活,美酒佳餚,一樣食不知味。心靈寄託與物質享受,乃一體之兩面,不必強行分拆,區別先後。港府某些蠶蟲師爺,以為用物質誘惑或世俗娛樂便可將青年抗爭者拉回所謂主流社會,支持所謂經濟發展,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要解說為何新的一代會有精神需求,會將精神需求宣之於口、付諸行動,只能說香港很多人已經參悟物欲,有了精神覺醒,也可喜可賀也。古今聖賢,摩頂放踵,遊走天下,有教無類,不就是為了培養靈性覺醒的下一代麼?

翻譯與文化歧視

「非物質」價值,消滅了精神。「精神價值」是見得人的堂皇之詞,吾人毋須諱言,用「非物質」來遮掩。將追求美善的精神價值放上政治抗爭的議程,並非如某些論者所說,是「搶佔道德高地」。精神價值,心靈安樂,是出得大庭廣眾的政治議題。翻譯往往包藏禍心,有文化歧視,聯合國的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當中的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中國人應該堂堂正正將之翻譯為「無形文化傳承」或「無形文化遺產」。連西人都可以接受intangible這個字的懸念,難道中國人就天生低智兼賤格、物質主義到底,不敢碰觸無形之事麼?

香港文字學.三十二

陳雲 - 熊抱 (香港文字學系列.三十)

2010年1月21日

熊出沒注意。 北極熊在氣候暖化之下,數目急劇下降;香港的熊卻愈來愈多,身型愈長愈大,而且善解上意,支持社會和諧,還可以在東亞運動會擁抱劉翔。東亞運動會無聲落幕,除了浪費公帑和苛待運動員之外,還留下一篇主辦公司的曠世新聞稿,由港府代發,證明港官唯上是視,奴性十足焉。

劃時代新聞稿

東亞運動會(香港)有限公司在去年十二月十一日發出新聞稿,標題是「劉翔穩操勝券衛冕成功」,標題寫劉翔「穩操勝券」卻又「衞冕」,重複累贅,偏愛之心,唯恐不及。內文更是如詩如畫,猶如文學頌歌,撰稿人彷彿是劉翔的代言人,絲毫不像是官方新聞稿。本文乃港府文風衰變之標誌,值得全文引述,再行評論:

「他眼中流露出鋼鐵般的堅定意志,緊盯着一百一十米終點。

他踏上喜歡的三號線道,拉鬆繃緊的肌肉、左右轉動頸部、活動身體,整裝待發。

他無視兩旁的選手,擴音系統響起,聽到劉翔的名字時,即報以微笑和揮手。

劉翔接着從起跑器做出最後的練習動作……一切準備就緒。

此刻,他進入自己的世界。將軍澳運動場的看台座無虛席,各人屏息以待。場外四周的高樓大廈,家家戶戶的窗前站着熱情的擁護者,默默守候,捕捉偶像的身影。

遠處熙來攘往的交通,也無法分散他的注意力。突然間,廣播聲音響起……

他立刻就位,如箭在弦……

一如最近的戰況,劉翔起步時便已領先。他如常拔起強而有力的左腿跨過欄架,拚力前衝,從第一個欄架起已遙遙領先。他不敢鬆懈,像一頭獵豹繼續狂奔,直至跨過第十個欄架才收步。

劉翔輕鬆地跑到終點,以13.66秒首名衝線,為明年多項重要賽事及倫敦奧運作出一場成功的預演。

欄王綻放笑容,接受觀眾的雷動掌聲及熱烈歡呼。四周環抱的高樓大廈猶如熊抱這位中國體壇巨星,高舉雙手向他喝采致敬。

對他來說,這次勝仗可謂意義重大,證明了他已康復過來,走出他在北京奧運的夢魘。

一如既往,他向在場觀眾致意,盤算着未來路向。明年他將出戰更多賽事,但他瞄準的目標是倫敦奧運,證明自己已走出陰霾,在田徑壇稱雄爭霸。」

公然踐踏fairplay精神

上述新聞稿,除了肉麻骨痹,也是侮辱主辦城市的人格。競技精神,首重fairplay,港府成立公司主辦東亞運動會,必須公平對待各地代表,新聞稿猶如粉絲頌歌,港府豈能代為發布?即使這是大陸傳媒文體的歪風,香港也須敬謝不敏,不應任其侮辱香港的。港府如此作為,可謂奴顏婢膝,不知自愛。

通篇浮詞濫語,除了首名衝線和全程紀錄13.66秒之外,其餘全屬臆測,毫無資訊價值,若該稿由中國或香港的田徑總會發出,則情有可原;由主辦當局發出,只提中國代表劉翔,其他與會者隻字不提,就未免目中無人了。修辭以誇飾為主,比喻為次。誇飾多是用同義複詞,例如「鋼鐵般的堅定意志」,又鋼鐵又堅定,「不敢鬆懈」又「繼續狂奔」。「雷動掌聲」及「熱烈歡呼」是一對同義複詞,結尾的「稱雄爭霸」又是一對。

眼見他樓塌了

劉翔如「一頭獵豹繼續狂奔」,獵豹是合適的比喻,但「繼續」則是虛詞,應該刪去。「欄王」抵達終點之後,綻放笑容,「四周環抱的高樓大廈猶如熊抱這位中國體壇巨星,高舉雙手向他喝采致敬」,誇張之外,也十分恐怖。運動場的所在地將軍澳確有高樓大廈,然而卻是千篇一律,不見有什麼熱情風格,可以將之擬人化。至於高樓大廈環抱賽跑英雄,又可高舉雙手向他致敬,不知是自作多情,還是受到日出康城(Lohas Park)的樓盤廣告影響了。

香港的樓市確是食人的熊,但高樓什麼時候會抱人呢?不就是塌下來的時候了。「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樓塌了」,《紅樓夢》的土樓可以隨歲月而塌倒,香港的堅固高樓要塌下,用身軀熊抱人,恐怕是難見的地震,土崩瓦解了。大陸人為了讚譽領袖或領袖嘉許的國家英雄,顧不得友邦顏面,顧不得死人塌樓,這是共產中國的優良傳統了。

折辱友邦

十二月十二日的新聞稿,標題是「劉翔以十三秒六六『征服』全港」,也是溢美之詞,還有不少征戰的火藥味:「中國欄王劉翔昨日在男子一百一十米跨欄摘冠,表現出色,盡顯王者風範,令人不禁想起兩千年前凱撒大帝領軍時的豪言壯語——『vene vidi vici』,意謂:『我來、我見、我征服』。」

金融海嘯之後,處於成熟經濟階段的西方國家陷入衰退,中國恰好仍在經濟成長期,猛增的經濟總量,使中共不再在揶揄和撩弄之下忍辱,而是露出憤怒與高傲。我在二○○○年五月九日於本報文化版撰文 ,指出中國大陸正走向納粹主義。瀰漫大陸人民心內的九大元素:國際屈辱、受害者情意結、生存空間緊迫、喪失領土的憤恨、對國際道義的不信任、工業紀律社會、中產階級的心靈狹窄、大企業家的愛國衝動、企業產力迅速增長但大量畢業青年就業困難。這九大因素就是納粹德國成長的政治和社會基礎。現在可在中國大陸看見其發機。中文譯為納粹主義的,原名「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sozialismus),簡稱Nazi,是法西斯主義與軍國主義的極致。以目前中共的經濟性質和國家意識形態而言,已經進入「國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社會主義」相信民族實力,相信國家權威,不相信普世公義。

納粹主義最愛借助體育競技,揚威耀武。二○○八年的北京奧運,納粹中國初試啼聲,東亞運動會的新聞稿,益加盛氣凌人。中共不再是跌跌撞撞的熊貓出場,而是真正的野熊現身。難怪近來國際社會都要「熊出沒注意」了。

納粹黨之下,男人是雄偉的,女人則是母性的。至於郭晶晶,描寫得有氣魄但嬌柔內斂:「跳水動作變化多端,稍一不慎,入水時便水花四濺,但這意外閃失甚少發生在跳水皇后郭晶晶身上……面對大批媒體的追訪及拍照,性格內斂、靦腆害羞的她都只報以微笑,但已光芒四射……」——〈郭晶晶續寫跳水傳奇〉(十二月十三日)。最後一篇主辦當局的新聞稿,是〈五星紅旗稱霸東亞運〉。如此風度主辦運動會,也有友邦應邀而來,真是自討沒趣也。

香港傳媒當劉翔是人

至於香港的傳媒,也報道盛況,卻充滿人味。如《蘋果日報》十二月十二日的標題是〈劉翔旋風。奪冠後說:很難再破世績〉,樸實無華。描寫劉翔,寫他不但跨欄技術精湛,「冧 Fans」招數同樣高超,揮手、跳舞、拋公仔……也誠實記錄了他隨後在記者會上的運動員心迹:「(再)打破世界紀錄,很難很難。」離場時在車上更不斷回顧,向記者微笑。來捧場的小市民,則寫了從事文職、現年二十六歲的楊小姐以及三十五歲的譚先生,特別請假觀戰,並於早上六時到場霸佔終點附近座位。

運動員不是什麼征服者、國家英雄或人民模範,而首先是一個人。然而,也只有在正常的社會,人才是人,而不是神或鬼。

香港文字學系列.三十

陳雲 - 優化 (香港文字學系列.二十九)

2009年12月17日

優游官場,最宜「優化」。港英殖民地時期,雖然不言革命,但簡單的事情可以「處理」、「做好」、「辦妥」,制度可以「改良」、「改革」,公共服務可以「改善」,有把握一次改好的,可說「完善」。彭定康年代,志氣沖天,改善得來的,官員誇下海口,說「完善」,大膽創新,將「完善」作動詞用;改善不來的,未如人意者,官員頂多是推搪說「有改善的空間」(rooms for improvement)。不像回歸之後,大小事情都辦不好,幾乎全在「優化」之中。

科學術語,政治廢話

回歸之後,港府官員成了一群智力特殊的人,喜歡玩弄語義高深的詞彙,並將之降格使用(downgrade),消解其專業內涵,再推而廣之,取代日常語詞,達到消滅語彙之目的,旨在含糊其詞,推諉責任。將「有」與「無」,講成「存在」與「不存在」,將「考慮」、「有可能」、「或許」……,講成「不排除」,已見怪不怪。近年,官員將認知心理學的認知(cognition)一詞掛在口邊,用來取代日常語言的動詞「認識」(know)及名詞「知識」(knowledge)。結果,是失去常用的知識,只有高深莫測的認知。

認知,是對知識的構造過程有自省的理解,是知識之反省, knowing you are knowing之意。然而,香港的「認知」卻非如此。政府對母語教育的看法或立場,在高官口中,變成「政府對母語教育的認知」,推而廣之,報章的醫學專欄說「認知大頸泡」 ,作家寫娛樂新聞也說「張柏芝的兩點認知」 。不明底細的,還以為此地文明好學如古希臘,滿街哲學家。這個說「認知」,那個說「存在」、「不存在」,「排除」、「不排除」。

「優化」是官場廢話的新品種。凡事都說優化,就埋葬了做好、辦妥、處理、改善、改良、改革、完善……,變成語焉不詳。優化是「最優化」的簡短本,「最優化」則是「最適化」(optimise)的通俗本。由最適化變成最優化,再演為優化,本來是知識普及現象,但在港府卻是知識墮落的過程。

線性規劃,官員精通?

最適化是應用數學的觀念,來自線性規劃(linear programming),演變為決策學(decision science)的用語。近年由於翻譯英文的優質產品(quality product)、優質服務的「優質」流行起來,取代常用語優秀、精良、精工、精煉之類,加上應試教育的「優」(distinction、攞A)字情結,連帶「優化」也變得親民了。

某類決策問題,牽涉多個決策因子(用函數表示),其中有一最適宜的數值,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唯有當決策因子落在最適宜的數值時,此決策問題的目標始能達致圓滿。求此最適宜數值的過程,稱為「最適化」(optimise)。最適化的數學,在經濟數理、統計學、規劃及運籌學應用。回應永續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大勢,近年的政府政策學已擺脫純經濟效益或國民生產總值(GDP)之單一發展議程追求,必須顧及環境保護、社會融和、文化保育等議程,成為綜合發展議程之考慮。因此,當今頗多先進政府引入「最適化」的決策概念。

最適化、最優化、優化

二○○一年規劃署發表《香港二○三○—規劃遠景與策略》諮詢文件時,我曾與何志平一道,向政府建議「綜合發展議程」的概念,並引入「最優化」及「優化」的詞彙,盼望政府為香港的經濟、民生以至自然及人文環境,作一綜合之考量。然而,「優化」竟然流行起來,且退化為政治潮語及官場廢話。

在政治上應用最適化、最優化或優化之詞,必須有綜合的政策考量,做到各方利益或權利都達致最適化。這種智性森嚴的決策過程,正是目前的香港政府所不願為的。高官只會亂用和濫用,令此詞喪失智性內容,順帶摧殘其他日常語彙(改善、完善……),令市民面對官話「優化」,無所適從。以政府新聞處的公布為依據,開首,嚴肅使用優化一詞的,是規劃署,如「優化海濱研究構思」(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此前,教育局也曾使用「優化」,但不過是「達致優質(教育)」的簡便講法,也證明「優化」流行,受到「優質」一詞之牽引。如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說,「小班並非優化教育的靈丹妙藥」(二○○四年十二月二日)。

股市牽動人心,真正令優化一詞大行其道的,是二○○五年港元滙率遭受衝擊,金融管理局使用「三項優化聯繫滙率措施」。 要連貫幾個措施,靈活調配,始可達致最適化的政策效果,使用「優化」一詞,恰如其分。後來卻走了樣,即使是推出一項簡單的政策措施,或者籠統的政治目標,也說優化了。如曾蔭權在二○○六年十月十二日宣讀《施政報告》,便說「實事求是,優化施政」。改善交通,便說優化交通,如香港「須優化跨界交通,政府研建第三條機場跑道」(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加強檢驗有毒食物,也是優化﹕「食物安全,粵港優化食物安全合作機制」(二○○七年五月十四日)。輕微的公關策略調整,也說優化,如律政司司長黃仁龍說,「努力溝通,優化校園驗毒」(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日)。至於口沒遮攔的現任教育局局長孫明揚,更是「優化先生」,他說要「優化英語教師計劃」(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優化本地高等教育」(二○○九年五月十二日)。英文方面,起初新聞處英文稿仍堅持用improve的,後來也失守了,多寫optimise,只讀英文稿的人,也許以為港府由數理專家主政。回歸之後,留守官場的英國人愈來愈少,使用英文的華人高官也財大氣粗起來,官場的程式中文、毒性中文蔓延之下,連英文都不能倖免,都中毒了。

承擔責任的「完善」,用得絕無僅有,如「完善博物館管理制度」(二○○六年十月十二日);創意爆棚的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則說「不斷完善市場監管制度」(二○○八年九月十九日)。不斷完善,就廢掉「完善」的原本含義了,其荒謬之處,猶如早年共產黨人說的「不斷革命」。有用的革命,一次就完,而且效用久遠,如英國的光榮革命、工業革命,法國的法國大革命。

奇異知識,大行其道

政治清明,本是平平無奇。良風善政,只需尋常知識,即使遇到要尋求專家知識的時候,良好的政府也有責任用尋常語言向百姓交代,而不是直接應用專業詞彙來迷惑百姓的。當政府放棄使用尋常詞彙,以玄妙知識(esoteric knowledge)及特異詞彙(fancy terms)高談闊論,掩藏危機與政治責任,就是官商勾結、攫取私利的愚民政治時代(按﹕此觀念引申自同文林沛理的《亞洲周刊》文章)。 如二○○八年金融海嘯爆發之前,港府放任本地銀行向散戶推銷的「信貸違約掉期票據」,其學理和數學模型,理論基礎薄弱,而且全世界也沒幾個人懂得,卻無人置疑,瘋狂買賣。

撚化市民

官場廢話與程式中文,猶如文癌,可以自我衍生。優化之後,衍生「活化」一詞。「活化」首見於二○○四年民政局宣布的《文物建築保護政策檢討》諮詢文件,如文物建築修復之後,改作其他文化或社福用途,便叫「活化」,來自英文revitalise,實則是「活用」而已。到了二○○九年,不單止活用古蹟叫活化,連鏟平、改裝都說活化了,如活化舊區,活化工廠大廈之類。見到尖沙咀舊水警總部及灣仔和昌大押與喜帖街的活化例子,便知「活化」不過是「私有化」的隱語而已。

優化、活化?不過是政府當市民是傻瓜,用玄妙之詞消解責任,撚化大家而已。

香港文字學系列.二十九

陳雲 - 潮語 (香港文字學系列.二十八)

20091119

一句升呢,特首跌鑊(watt)。十月十七日,曾蔭權公布施政報告之後,在香港電台《香港家書》節目中說他最近學了個「潮語」叫「升呢」,原意是指玩電腦遊戲過關升級,升level)也。他以此比喻香港經濟也要升級,不能再依賴密集勞力,即是要「升呢」,發展知識型產業。今年中秋前夕,也有月餅廣告勸人家勿再食「老餅」,送禮要「升呢」,買新款冰皮月餅。一時之間,「升呢」超出年輕人打機群落的次文化範圍,成為全民潮語。然則,平民百姓可以扮潮,特首卻不宜學舌,一來是有失身份,二來是虛偽矯情,要親近青年,不是要學潮語,而是做好長輩本分,為青年開闢上進之路。以為刻意降格(condescending),扮無知少年,假裝領袖與平民的水準一樣,彼此一家親,自欺欺人而已。

潮流用語乎

去年書展,蘇真真推出《潮語學習卡》之後,潮語浮出青年人的次文化圈,廣為人知。今日說的「潮語」,並非潮州話之簡稱,至於是否「潮流用語」之簡稱,仍須商榷。潮、爆、喪、hea、型、索、惦、超、瘀、寸、yeaindrydull……此等潮語,都以單字為主,有別於往日複詞形式的俗語或俚語,如有型、新潮、符碌、食腦、吹水、招積、沙塵之類。「潮」從新潮、潮流、潮氣之類的複詞脫胎而出,成為單字詞,「潮語」本應就是「潮」加「語」的構詞,不必視為潮流語言之簡稱。

當然,學術既然掌握在中年一輩手上,吾人說「潮語」就是「潮流用語」之簡稱,甚至「潮語」也是吾人造詞,用以描述當今年輕人的口語形式,年輕人也只能默默承受,無從置喙。上周有青年投稿報章,不憤潮語遭成年人奪取之後,誇誇其談,胡亂使用,作其親善之狀,怪罪成年人奪取其語言,用作商業推銷及政治宣傳。青年的語言遭主流社會奪取及濫用,青年便連語言主權也失去了。

青年潮語可以輕易為商號及政客收編,皆因青年並無明顯階級身份,收編其語言不怕做cheap自己,不會有階級尷尬,反而有追上潮流之感。然則在香港人口老化及青年貧困化的兩大潮流下,襲用潮語以標榜自己夠in及鼓吹消費,無疑是「老餅」行為,不知滄桑變幻,人間何世。香港青年貧困化及人口老化,都是由於商業壟斷及高地價政策,青年就業「散工化」,朝不保夕,難以成家立室,成年人又不敢生育。斯二者,都由政客及商家長期勾結造成,彼等昧於現況,閉門學舌,取悅於不再擁有政治影響及消費能力的青年人,可謂當局者迷,十分之「政治無意識」也。

階級烙印,鄉土情懷

潮語興起之前,香港人講的是俗語或俚語。當年的青年捱窮,但奮發向上,俗語講來虎虎生風,鞭鞭有力,滿載鄉情。不像今日的青年,懷才不遇,有力無處用,百無聊賴,很多只能沉迷打機,在電腦網絡講潮語、寫火星文吹水度日。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雜有洋人、南亞人、北方人,但主要仍是廣東遺民會集之所,廣東遺民來自中國南方,也有來自越南、新加坡等南洋華埠。工廠、地盤、木屋區及茶餐廳等平民處所,都是方音混雜,鄉土俗語、歇後語衝口而出,成了其他方言群體的新興俗語。客家話的「自家人」、潮州話的「家己人」(ga-gi- lang),尋常土話,都是當年俗語。例如「拍拖」一詞,本是珠江艇家用語,機動運貨汽船拖搭另一木船,於狹窄河道之中,兩者緊靠而行,到了淺灘,汽船停航,由木船搖櫓送人貨上岸,行話謂之「拍拖」,引申為戀愛男女牽手、依偎同行之貌。戰後香港青年人口眾多,色慾高漲,遂令此語火速流行,並衍生拖友、拖手仔、拍散拖等詞。「搞搞震,無幫襯」、矇查查、沙塵白霍、花心大少、沙沙滾等廣州俗語也隨電台講故(「天空小說」)、報章專欄而流傳香港。源自肇慶的「老坑」(原本指開採已久的石硯老礦坑)、番禺的「市橋蠟燭」(假細心)、市橋皇帝(惡霸)、大天二(撈家)、廣州嫖界的老餅(老妓女)等也成為香港土語,當地反而失傳,少人講了。

五十至七十年代流行的電台廣播劇,由於只聞其聲,劇本必須掌握人物口語與階級角色之配合,低下層角色要講俗語,於民間口語之傳播,有推波助瀾之功。

工人階級的文化民主

進入七八十年代,工業勃興,工人消費力強勁,交際頻密之後,衍生一批香港土生俗語,加入幫會的青年眾多,人多口雜,也將暗語傳出,粵語電影、電視劇都投青年工人階級所好,紛紛採用俗語。香港電台「獅子山下」電視劇帶起新的本土寫實電視及電影熱潮,有助本土低下階層俗語之廣傳。小孩曰「塞豆窿」、「豆釘」(豆丁之音轉),出自德叔(良鳴飾演)之口,慘綠青年曰「死飛仔」,出自掃街茂(李添勝飾演)之口。今日電視以中產「職場劇」及商家「富貴劇」為主流,不如當年的工人劇,將工人語言及貧民命運呈現於公共媒體,有文化民主(cultural democracy)之貢獻焉。當年的電視劇,編劇人才脫胎自廣播劇,仍視口語為個性描寫之基本功,頗多流行寫實劇的主角,都有固定口語(口頭禪),如八十年代周潤發,一句「係咁先,唔係咩呀」,象徵工人階級的文化自豪。大學增加之後,貧民初入校園,也製造「符碌」、「走堂」之類的校園俗語。

機器馬達在工廠大廈、鬧市後巷、唐樓走廊及山邊木屋瘋狂開動之時,當時的俗語是加班、趕工、拍硬檔、拆掂佢,或劈炮、跳槽、騎牛搵馬、東家唔打打西家。其中「拍硬檔」一語,今日回想,令人感激。山寨廠的老闆與員工份屬同鄉、「死黨」,互相幫忙,員工隨時劈炮,另尋工廠,老闆有求於工人,只能用朋友身份懇請幫忙。工人懶散曰蛇王;失業曰「踎墩」,有等候工作之含意;碼頭苦力一歌三嘆「鬼叫你窮呀……頂硬上」,也肩負重擔,有勞作在身。這是百業興旺、志氣衝天的年代。

幫會行話進入民間者,有紮職(升級)、磅水、劏死牛、爆冷格(入屋行竊)、堆冧友(劈死人)、割禾青(贏錢早走或急於收成)之類,二十一世紀之後,百業蕭條,幫會難撈,這些行話也大多式微。鄉村農田不見,想向青年解釋何謂「割禾青」,也無從入手,要講經濟學的短期利益、炒股票的獲利回吐了。

九十年代的俗語,有低級中產的職場特色,互相傾軋居多,如執生、開OT、食腦、食自己、吹水、齋talk、吞泡(有事不做)等,不再拍硬檔了。二十一世紀的潮語,都是單字為主,一方面是復興粵語的單字構詞,二是單字詞變幻多端,可以做動詞、形容詞、副詞等,如hea(無所事事),可以說hea工、hea樣、hea做之類。單字構詞是粵語傳統,新潮轉為「潮」,有型轉為「型」,吹水轉為「吹」,都是複詞廣為人知之後,可以用單詞表達。有些潮語,也非全新,例如「滴汗」,就脫胎自古語「汗顏」。

網絡語言如表情符號(emoticon)或圖像符號(pictoranto)、火星文等,也衍生潮語,除了新鮮趣怪,也有隱藏感情及貧乏腦筋的作用,適宜網絡的隱秘交流,言不及義。一句「O嘴」,雖說有俗語「擘大個口得個窿」的先例,卻不知對方是驚訝無言還是尷尬無奈。潮語大行其道,掩藏感覺、真偽莫辨的年代到來,當面表白、揭露肝腸的年代過去,只能錄存俗語於此,考其原委,使後世知道香港有過拍硬檔、頂硬上的年代而已。

香港文字學系列.二十八

陳雲 - 超強 (續香港文字學.二十七)

2009618

隨意將事情誇大到極端(driven to the superlative),令人麻木而疲乏。疲乏之用,大矣哉!不論政府或商家,都寄望民眾疲乏。政府將極端的語言用濫了,用得輕賤,政府隨便什麼都是「極度遺憾」、「深切遺憾」之後,其他人上街抗議,高舉「極度遺憾」,會有多少反應?民間說「不排除會發動罷工、遊行」,還有威懾力麼?這是將敵對者的語言能量耗盡的消耗戰術(spend the energy of the opponents),使其怒而莫能言,久之,就連怒也不識得了。此乃現代政府的「文字武功」,傷人不見血。

政商勾結,各取所需。不論政商,都濫用極端語言,原因是此等用語日久令人麻木,在理性和感性兩方面都失去判斷力,容易聽命行事,盡情消費。

本詞已到極致,再在前面加上強烈、極度、非常、充分之類,適得其反,會將詞義掏空,變成廢話一句。民間不論什麼示威,舉的標語多是強烈譴責、強烈要求、極度不滿,便是隨官方一樣,出言失度,失去方寸,丟失了拾級而上、言隨意轉的文辭修養,令到社會虛浮淺薄,思想單一。

近年商界為了競爭客源,吸引顧客注意,也採用極端語言。美國的電影院,賣爆穀的櫃台,寫的是LargeSuperJumbo,無Small的。星巴克咖啡店,有時連語帶歧視的Short(小矮杯)也怕顧客選用,只有TallGrandeAlto,以大杯索取高價。

店舖減價,告白是「瘋狂減價大出血」。以前的百貨公司,只是說「減價」(sale),春季秋季各部門減價,就是「大減價」(big salegrand sale)而已。今天,推出一件小貨物,已是「潮爆熱賣」。此等程式中文,機械而失真,表現的是虛情假意。

心理學和認識論的「認知」(cognition),不可隨便用來替代意義鬆散的認識、理解、知道等日常語彙;來自數學和工程學的「優化」(optimize),也不可隨便取代日用的改善、改良等語彙。然而,今天香港滿眼故作高深、故作精密的用語,只顯示此地不學無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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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強詞彙,極度低能。200637日,傳媒揭發政府殮房職員調亂遺體、隱瞞錯失,以致多個家庭連環錯領遺體火化一事。同月23日,政府公布調查委員會報告書,負責調查的獨立委員會「認為此事主要涉及人為錯誤。公眾殮房設有清晰的工作指引,但涉案的兩名員工並無依循。在發現出錯之後,更意圖掩飾過錯。委員會認為該兩名殮房服務員極度嚴重失職,兩人要為這次事故負上絕大部分的責任」。中國是文官制度的始祖,譴責官員失職,詞彙多的是:玩忽職守、疏忽職守、知情不報、草菅人命……。然而,港府卻用了毫無感覺的程式中文:「極度嚴重失職」。說「非常嚴重失職」、「極其嚴重失職」猶可,「極度」已是極致,是不可與其他形容詞並存的。殮房職員的過錯,千夫所指,政府要嚴詞申斥,大可用「天怒人怨」之類,何須將中文「玩殘」?當然,港府玩殘中文的能力,遠遜於某些大陸同胞,他們連「嚴重同意」也可入文的。

無所不「言」其極

2009 4月,泰國前總理他信的支持者發動大型示威,後來演成騷亂,軍隊武力鎮壓,13日早上十一時,港府「強烈呼籲」港人如無必要,勿去泰國旅行。然而旅行團由於泰國仍未發生政變或內戰,照樣出發,二來是政府的「強烈XX」用得太濫,失去語言效力。當晚,港府發出「旅遊警告」,旅行社才陸續停止出團。

美國一向最關心國民安危,但也只是勸喻旅居泰國或前往泰國的國民謹慎而已。各國仍靜觀其變之際,港府卻率先發出旅遊警告了。「呼」有呼告天下之意,政府平日不用「籲請」而濫用「呼籲」甚至「強烈呼籲」,到了真的要用「呼籲」的時候,已經詞窮了,只能用程式化的、無力的「強烈呼籲」。

無所不「言」其極的後果,是言文失效,結果要「無所不用其極」,貿然祭出與事態發展不符的「旅遊警告」。旅遊警告一般是在爆發疫症或戰亂時,由國際組織發出的。

香港滿街哲學家?

人死之後,是否以另一種意識存在?靈魂存在麼?上帝存在麼?人的存在,在宇宙中有意義麼?外太空是否存在生物?這是「存在」一詞在舊日的用法。

本來是有、無的答案,近年香港官員都模仿共產幹部,說存在、不存在,原本的下文「……的問題」或「……的可能性」,現在都吞掉了。幾乎每次議會選舉之後,記者都詢問選舉委員會主席有否貪污舞弊、賄選之類的事,主席的答話頗堅決,也頗玄:「不存在貪污。」彷彿哈姆雷特王子上身,在念舞台獨白:「存在,還是不存在?這是一個問題。」語氣堅決,說:「絕無貪污之事。」不就可以了嗎?其他的應對也多:絕無此事、並無此事、不須顧慮、實屬過慮、子虛烏有、道聽途說……,然而,港官只懂得官方版本的「存在主義」。

20093月中,匯豐控股股價跌破一百元,直下二十五元,香港全城驚詫,有電視台的女主播報道「匯控的神話已不再存在」,她該說的,是「匯控的神話不再」,或「匯控的神話破滅」。中文的「不再」,如光輝不再,已有惋惜之意,「不再存在」反而是畫蛇添足,弄巧反拙。

正如心理學和認識論的「認知」(cognition),不可隨便用來替代意義鬆散的認識、理解、知道等日常語彙;來自數學和工程學的「優化」(optimize),也不可隨便取代日用的改善、改良等語彙。然而,今天香港滿眼故作高深、故作精密的用語,只顯示此地不學無術而已。

盜走了詞彙之後的淺薄

政府用人工製作的程式詞彙,排擠語義豐富的自然語彙,試圖統一口徑,做到社會語言貧乏,思想單一,易於擺弄人心。曾蔭權說「特區政府高度重視與內地溝通」,就要我們忘記中文原本已有「注重」。學校中文課教的盡見、盡顯、彰顯……,今日都要忘記,用官方的「充分體現」吧。表明、申明太深奧了,還是「強烈表示」淺白些。信服、折服太古雅了,用「嚴重同意」吧。要務豈如「中心任務」(core duty)西化?要旨豈及「核心價值」(core value)可親?

研究、參詳、權衡輕重、斟酌情況……,今日只是「積極考慮」。震怒、激憤、痛心疾首……用不得,就隨官腔去,說「極度遺憾」、「深切遺憾」和「強烈譴責」。短短的讚賞,好像不及「高度評價」有力。近乎粗糙的「高度肯定」,也比讚許、讚譽為佳?神來之筆(創作)、渾身解數(演出),豈如「完美演繹」淺白?力薦,又怎及得上「強烈推薦」?盛讚、激賞?高度讚揚是也。強烈反對、堅決反對、粗暴干涉,比抗議、反對和干涉的力量大些?正如「高度自治」的權能高於自治,「高度自由」的自由高於自由?香港有的是高度自治,卻無自治。自治、自由加上高度,其詞義反而削弱了。正如「譴責」的詞義強烈,天譴也,在前面加上「強烈」,反而輕賤了譴責之詞義。當然,優雅的亟、極力、極致等傳統狀語,今天在很多人的眼中,似乎不及極度、強烈等來得「科學」,於是也隱沒了。

本詞已到極致,再在前面加上強烈、極度、非常、充分之類,適得其反,會將詞義掏空,變成廢話一句。民間不論什麼示威,舉的標語多是強烈譴責、強烈要求、極度不滿,便是隨官方一樣,出言失度,失去方寸,丟失了拾級而上、言隨意轉的文辭修養,令到社會虛浮淺薄,思想單一。

疲乏有用

近年商界為了競爭客源,吸引顧客注意,也採用極端語言。美國的電影院,賣爆穀的櫃台,寫的是LargeSuperJumbo,無Small的。星巴克咖啡店,有時連語帶歧視的Short(小矮杯)也怕顧客選用,只有TallGrandeAlto,以大杯索取高價。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新一代的商業傾銷來到香港,麥當勞快餐店進駐街頭和商場,推出的大漢堡包(big mac),以工業時代的人的食量,分量可謂不多,卻誇稱「雙層牛肉巨無霸」。同期,店舖減價,告白是「瘋狂減價大出血」。以前的百貨公司,只是說「減價」(sale),春季秋季各部門減價,就是「大減價」(big salegrand sale)而已。今天,推出一件小貨物,已是「潮爆熱賣」。此等程式中文,機械而失真,表現的是虛情假意。

隨意將事情誇大到極端(driven to the superlative),令人麻木而疲乏。疲乏之用,大矣哉!不論政府或商家,都寄望民眾疲乏。政府將極端的語言用濫了,用得輕賤,政府隨便什麼都是「極度遺憾」、「深切遺憾」之後,其他人上街抗議,高舉「極度遺憾」,會有多少反應?民間說「不排除會發動罷工、遊行」,還有威懾力麼?這是將敵對者的語言能量耗盡的消耗戰術(spend the energy of the opponents),使其怒而莫能言,久之,就連怒也不識得了。此乃現代政府的「文字武功」,傷人不見血。

政商勾結,各取所需。不論政商,都濫用極端語言,原因是此等用語日久令人麻木,在理性和感性兩方面都失去判斷力,容易聽命行事,盡情消費。

續香港文字學.二十七

陳雲 - 虛詞 (續香港文字學.二十六)

2009611

港式的程式中文是怎樣煉成的?首先是以新造的合成詞彙來削弱既有的自然語彙,鈍化感覺;其次是以洋化句式來堆砌句子,迷惑理智。

學了英文的 share,便以中文的「分享」來配對,兩者「鎖死」了關係,於是排擠了分擔、承擔、擔當等其他中文詞彙,連「分擔」苦楚也誤說成「分享」苦楚了。英文的 proud of pride,意義偏向褒義(貶義是 complacentarrogant),但中文的「驕傲」是貶義,榮幸、光榮、榮譽、自豪等是褒義,卻都被英文 proud of pride 對譯的「驕傲」排斥掉了,不論是香港的歌星容祖兒、香港特首曾蔭權和台灣前總統陳水扁,即使自覺榮幸,也都只懂得說「我的驕傲」、「香港的驕傲」和「台灣的驕傲」。

英文被動語態用的 be,統統譯作中文的「被」。昔日的文官,懂得說「敬告閣下」,今日的 AO,很多受到 Please be informed……的語法枷鎖,亦步亦趨,只能寫「請你被告知」了。中文的被字,帶有不幸或蒙難的意味,並非被動語態,而中文也無被動語態。中文的蒙、獲、由、受、告、見、被、遭、罹……由褒義、平義到貶義,一連串的豐富詞彙,由於誤用了被動語態的 be,都遭「被」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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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民政局之時,難免會回大陸交際,摸杯底打哈哈,聽一些不甚順耳的話,講一些不由衷之言。例如出席研討會,便會聽到如下的歡迎詞:「對於(嘉賓某某)的來訪,進行(親切及友好)的(演講)活動,我們表示(熱烈)的歡迎!」

港方不嫌自貶身價,同流合污,可以如此答謝:「對於(某某單位或長官)的(熱情)邀請,使我得以進行一次(演講交流)活動,我表示(衷心的)感謝!」

括號內的字轉為空格,寫文章就如做填充的機械習作,本來就輕而易舉,現在有了電腦打字的技術,官僚又有上一手留下的存檔,改字增詞,方便無比,於是這種程式中文(programmatic Chinese),益加成了標準作業,通行官場了。二○○二年我在本版撰文,論述「共黨八股」源於嚇唬民眾的偽科學語及假扮高效率的偽軍事語(文章收入拙著《中文解毒》)。共產中文是程式中文的大陸品種,香港的程式中文,洋化的成分相若,只是多了些商業味道和偽中產氣息。

「程式中文」是怎樣煉成的

港式的「程式中文」,其麻木不仁,仍未至共產中文的田地,但香港市民應珍惜自由,加以護衞,以免精神家園失守。程式中文不單侵擾中文,而且腐蝕人心,保育中文,就是守護性靈。

港式的程式中文是怎樣煉成的?首先是以新造的合成詞彙來削弱既有的自然語彙,鈍化感覺;其次是以洋化句式來堆砌句子,迷惑理智。前者部分是由於香港學校的語文教育不得其法,學生容易陷於「中不成、英不就」的困局。此外,政府的官式中文憑藉其官方的合法性,霸佔公共空間,傳媒不加警惕,搬字過紙,進而毒害社會。

中文屬於漢藏語系,英文屬於印歐語系,語音、語法及章法差異之大,可謂南轅北轍。往昔國人一般較遲學習英文,有了深厚的中文根基,便無懼英文干擾。是故五四時代的文人通曉英文者,多是中英兼擅,中文端莊古雅,英文也瀟灑到家,絕無今日的侷促小吏之氣。香港學童則同時學習中文及英文,很多家長甚至逼迫子女苦學英文,荒廢中文,子女才力不勝者,便兩頭丟失,容易誤用「中英對照」的所謂雙語學習法,以英文之詞彙及語法為權威參照,輕視中文之既有特色,但英文又學得不到家,未能「脫華入英」,日用中文在腦海之中徘徊不去,於是中英語文根基同時削弱,在口語及文章之中夾雜出現,致令「中不成、英不就」,講其「夾界語」。

林瑞麟故作驚奇

即使貴為官長,也會說夾界語,例如本年二月十二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有鑒於兩岸關係日漸融洽,便對記者說:「不排除在台設官方辦事處」。報章原文報道,並未加引號或評註。本月六日,林局長訪問台灣,也同樣說「不排除」在台設辦事處。要曉得半通不通的英文,加上半通不通的中文,才領會林局長的用意。此語若認真視之,真的是「傷害台灣人民感情」。香港是無權單方面宣布在台灣設立辦事處的,要北京及台灣兩方面同意才可。香港既無「留中不發」之權,何來「不排除」之理?若是美國總統奧巴馬說,美軍不排除自伊拉克撤軍(的可能性)或美軍不排除在阿富汗增兵,則言之成理。林瑞麟說的不排除,無疑是故作驚奇的廢話;「考慮」而已,說什麼「不排除」?

先從詞彙說起,日後再論句式。例如學了英文的 share,便以中文的「分享」來配對,兩者「鎖死」了關係,於是排擠了分擔、承擔、擔當等其他中文詞彙,連「分擔」苦楚也誤說成「分享」苦楚了。英文的 proud of pride,意義偏向褒義(貶義是 complacentarrogant),但中文的「驕傲」是貶義,榮幸、光榮、榮譽、自豪等是褒義,卻都被英文 proud of pride 對譯的「驕傲」排斥掉了,不論是香港的歌星容祖兒、香港特首曾蔭權和台灣前總統陳水扁,即使自覺榮幸,也都只懂得說「我的驕傲」、「香港的驕傲」和「台灣的驕傲」。民政局推出的《心繫家國》電視宣傳片,在傍晚新聞之後伴隨《國歌》,強制免費電視台播放,二○○七年的主題是「我們的驕傲」,旁白是「身為中國人,我感到驕傲」。政府催逼國人「驕傲」,以醜為美,正是家國之不幸。歌星演唱會榮獲某大商號贊助,proudly sponsored by,今日竟然隨意譯為「驕傲地贊助」。

難以擺脫的「被」

英文被動語態用的 be,統統譯作中文的「被」。昔日的文官,懂得說「敬告閣下」,今日的 AO,很多受到 Please be informed……的語法枷鎖,亦步亦趨,只能寫「請你被告知」了。英文公函多用被動語態,有時是要隱去發話人,對事不對人;中文的做法也是一樣,「敬告閣下」也隱去了發話人。電視台的飲食節目,也是怪話不綴:「在六百多種蘆薈之中,只有三數種可被食用。」往日不識字的鄉下阿婆,都懂得說「食得」,文話就是「宜於食用」。聽見「可被食用」,言外之意,即是說「哽得過」、勉強可以入口的意思。當然,節目主持人並無挖苦之意,她只是機械地念講稿,而寫講稿的人,腦裏只有英文的can be eaten,對照中文,字字跟隨,便是「可被食用」了。至於那個「被」字,在敬畏英文語法的一代,有如祖宗祠堂,拆不得也。

由於中文不受制於形式語法,虛詞可以繁衍,發展出豐富的語彙,表達能力甚至要比英文為強,如中文的被、蒙、獲等虛詞,英文要在be之旁,加上副詞 unfortunately 等,始可與中文虛詞的表達能力並肩。中文的被字,帶有不幸或蒙難的意味,並非被動語態,而中文也無被動語態。這是誤解英文文法,以致鈍化中文虛詞(dumbing effect)。英文的被動語態也有很多其他意味的,如 The house was burnt down The ankle was broken 被動語態可以用來顯示後果(result)。如果僵硬翻譯為:屋子被燒毀了、腳踵被摔壞了,就是自找麻煩,增添其他意思,即是暗示不幸之意,但英文原文只是說燒毀、摔壞,無意涉及兇手。

「錄音被偷運出境」

以前的體育報道:「射球由門將救出,前鋒無功而還」,是客觀報道。主觀的球壇評述,如香港在外作賽,與外國對壘的時候,便會寫:「射球被敵方門將救出,我方前鋒飲恨而回。」一字之差,從「由」到「被」,以前的報章拿捏得準。中文的蒙、獲、由、受、告、見、被、遭、罹……由褒義、平義到貶義,一連串的豐富詞彙,由於誤用了被動語態的 be,都遭「被」吃掉了。

香港新時代的記者,寫:「消防員進入火場,發現一家六口被燒死」此乃無端言重,記者真的目睹一家燒死的慘況麼?舊日的記者,寫「一家六口葬身火海」。今日的報紙,寫「傷者送院後被證實死亡」,彷彿記者心腸狠毒,很想傷者活不了似的。舊日的報紙,寫「傷者送院後終告不治」,既有口德,也很客觀。那個「告」字,乃古文虛詞,今人也懂得。

「六四」二十周年前夕,已故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自白錄音帶,幾經艱苦,運送出境,重見天日,並成書出版。有報章的小標題,竟寫「錄音被偷運出境」,然而內文卻寫「這份錄音後來成功偷運出中國」,真不知記者是維護集權國家的保密法,還是支持言論自由了。小標題刪去「被」字,即無此疑慮也。

續香港文字學.二十六

陳雲 - 通脹 (香港文字學系列.十)

2008724

文字通脹之下,愈窮愈見鬼。以前,無隔宿之糧,謂之「家貧」;今日,月入四千七,就是「家裡的經濟條件不好」。往昔,連白無常都惜墨如金,高帽上只寫「一見發財」;如今的陰間阿sir,要寫「每次見面都會為你帶來經濟狀況改善的機會」。難怪地府率先通脹,冥鈔都以億元起算。

Vic:本文字字珠璣,妙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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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脹有字,民瘼無聲。「以雙位數字上升」、「有向上調整空間」、「有加價壓力」,都是此刻的城中新語。面對通脹暴潮,曾蔭權後知後覺,在七月十六日立法會答問大會上拋下一百一十一億元紓緩措施之後,竟說民望於他如浮雲,民意調查的數字上落不值得擔心,目前他集中於改善靈性修為和管治能力云云。政治領袖可以視個人榮辱如浮雲,但不可視民望如浮雲,否則就是不恤民命,人民只能向虛空荒野呼叫矣。也難怪,面對通脹浪潮,他施捨人民之前,竟然說政府會加強在超市的格價服務,令市民可以應慳則慳。

價格浮雲

消委會、政黨、報紙與師奶團都在格價,皆因超市價格捉摸不定,有如浮雲。奸商在通脹熱潮,自有一套通脹文字學,所謂定價,就是不定價。本來定價的作用是免除顧客議價的交易費用,也減低顧客四出觀望價錢以確定市場價格的訊息費用,然而目前香港超市的定價,卻是欺騙顧客的煙幕,顧客要知道貨品的確實價格(定價),必須付出訊息費用,計算折扣優惠、觀察價格浮動周期及四處比較。

百物騰貴,超市卻喊「減」,靠的是阻擋價格信息的定價策略:多買更平(如多買一件便宜一半)、捆綁售賣(不售賣單件)、積分獎賞、簽賬回贈等,以剝削消費者盈餘。所謂減價,是先提高價錢,然後降價;或在月頭減價,月尾加價;或在星期一至星期四的「閑日」減價,然後在顧客擁擠的星期五、六及日加價。[Vic:以前以為這些下三濫手段很罕見,哪知道在「資源增值」風氣下,已成為商人加強剝削消費者的普遍手段。]

以周期計算,各類貨物都加了價,另外用「價格歧視」的方法來剝削無暇在閑日購物的人。比起藥房、雜貨店及糧食店,超市的日用品和糧油食品價格都偏高。

面對陰霾密布的市場,政府高調加入格價行列,是放棄管理市場的責任,詐傻扮懵。政府應打擊壟斷,放開管制,令市場多元化,更多人可以小本經營,減低中間的食利者(rent-seekers)的剝削。可惜,政府帶頭官商勾結,以高地價政策扶植食利者,壓縮公共土地供應、停止興建居屋,並將公屋商場私有化,推高營商者的租金成本,趕絕小商戶,奠定超市和連鎖大集團的壟斷地位。所謂「領匯」,其名字就是要市民領悟聯繫匯率之下的通脹狂潮。

三面受敵

香港經歷過兩次通脹期,然而此次非比尋常,真的是通脹食人。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中東戰爭觸發第一次石油危機;八十年代初期,兩伊戰爭造成第二次石油危機,香港通脹都在百分之十五以上。九十年代初期至中期,香港因樓價飆升而刺激通脹。然而,之前的通脹都是處於香港工人的工資上升期(特別是出賣勞力的建築工人),而且存款利息不低,只要勤奮工作及全家儲蓄,都可保障安穩生活。目前卻是由於貨幣(美元)政策放蕩,信貸紀律廢馳而進入金融投機時期,油價、樓價及糧食價格同時上升,小民三面收敵。金融投機之下,港元又慘遭美元捆綁,本地銀行的港元利率近乎負利率,儲蓄被通脹蠶食。薪金被大集團壓低或商會協議壓制,不單不能隨通脹調升,反而被外判、扣佣金、拖數、浮動支薪等方法,定薪變成不定薪。以前,「勤力」已足溫飽;如今,「拚搏」始可為生。

往日的通脹,是水漲船高;今日的通脹,則是水漲船沉。

今日小工人的職銜無異輝煌了,如看更變為保安主任,掃街佬化作潔淨助理,後生成了辦公室助理,信差升級為物流助理。職銜的通脹,只是帶來更高的勞動強度及服務要求,然而職位保障和勞工尊嚴卻貶了值。以前讀免費官立夜中學,取得會考文憑已有本領謀生,今日付出十數萬元讀個「副學士」,卻是一無所用。

預料政府通過最低薪金法例之後,很多散工都會被迫變為自僱人士,自組公司簽訂服務合約,例如清潔公司董事局的partner就無資格享有法定最低薪金的保障了。清潔公司只有董事,親自掃街,不設工人,管治架構直逼最時髦的扁平式(flat structure),與加州矽谷的電腦軟件公司同級。

惜墨如金

通貨膨脹,皆因貨幣供應過剩,侵蝕購買力。美元在一九七一年脫離(象徵式的)金本位制度之後,美國濫發美鈔,銀行放任借貸,令每年美元的購買力以百分之五下降。同理,自從國人脫離惜墨如金的中文修辭紀律之後,中文也要面對文字通脹之弊。一兩個字講完的,今日要一大串字。本土語言的精簡表達方式,換了迂迴曲折的洋化詞彙及共產中文。特別是近代中國人被西洋科學及官僚管理迷惑,中國的革命痞子又鏟除文化貴族之後,官僚語言、偽科學語言成為最高級的官方語言方式。然而,西洋的文化貴族仍在,清雅語言方式仍在,於是與國際接軌之後,中文便成為次級語言。文化自殘、自我殖民,是自我奴役的最深刻方式。

中國的革命本意是為了擺脫西洋的奴役,然而其後果卻恰恰成全了西洋的奴役。

語言通脹,就是話多言少,短句長說。如不講「憤恨」而講「強烈不滿」,不說「示好」而說「釋出善意」。「在你開車的同時」,就是「開車之際」、「開車的時候」。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原是「痛斥」。往日的小孩講此魚粗生(客家話叫賤生或耐命),今日小孩只識得講,此魚的生命力很強。往日的疑犯對滿清官差講「差大哥,放過我啦!」,對香港洋警察卻要說「阿sir,畀次機會我啦!」(Give me a chance)。

明明一個動詞講清楚的,今日偏要加個弱動詞。動詞胡亂「溝淡」了,自以為是分散投資、對沖風險,反而失去了「專注」的威力,違反股神畢非德的投資紀律。對沖語義的洋化衍生工具之中,以透過、進行、作出、造成、構成為最常用,而且前面添加「向、對、給、就、被……」,後面補綴「工作、活動、事宜、關係……」等,自我增值,不斷繁衍。如不說「校友貢獻社會良多」,偏說「校友對社會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一架客機失事,九十八人死亡」,變了「一架客機失事,造成九十八人死亡」。「為了棚架有對途人構成危險的關係」,就是「因棚架危及途人」。「我們對國際貿易的問題已經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就是「(對)於國際貿易,我們已有詳細研究」。「心理學家在老鼠的身上進行實驗」,就是「心理學家用老鼠做實驗」。「對有關爐具進行安全檢查」(perform security check),就是「為該爐具做安全檢查」而已。

數典忘祖,一見發財

以前筆者有論,中文造句,首重虛實。虛詞與實字各有所用,不可倒置。如通過、透過,在中文是實有所指的,並不是洋文虛虛的through。如康文署說「通過國際武術比賽,可令中國人更加認識傳統」,「通過」便有歧義,是實在地及格了,還是虛泛的through?如屬後者,應說:「國人參與武術比賽,益加認識傳統」。有時動詞還會名詞化,弱之又弱。如康文署要鼓舞市民,竟說「透過政府對體育節的舉辦,希望提起市民參與體育活動的興趣」,其言文動力,豈如「政府舉辦體育節,藉以激發市民參與體育」?「殉職警察葬禮明日進行綵排」,就是說「明日綵排」,綵排尚未進行。在前面加了進行(proceed to),將綵排由動詞變為名詞,「進行」由實字變虛詞,顛倒中文,叛逆祖宗了。

講慣了「向……說不」(say no to...),就不知道「向暴力說不」,原是「不容暴力」。久之,洋文化為母語,《蘋果日報》在二○○五年七月十七日報道曾蔭權錯過肉骨茶,乃有此言:「面對強權施壓,很多人選擇屈服,新加坡著名肉骨茶店『黃亞細』卻敢堅定地(向新加坡外交部)說『不』」。堅定地說不?回絕、堅拒、頂撞也。

文字通脹之下,愈窮愈見鬼。以前,無隔宿之糧,謂之「家貧」;今日,月入四千七,就是「家裡的經濟條件不好」。往昔,連白無常都惜墨如金,高帽上只寫「一見發財」;如今的陰間阿sir,要寫「每次見面都會為你帶來經濟狀況改善的機會」。難怪地府率先通脹,冥鈔都以億元起算。

林夕 - 如此退場,你們很想要吧?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14日

「來到最後一夜,我們要鄭重宣布,我們錯了。

所有反對埋怨咒詛過我們的,趁清場前夕,我們要鞠躬道歉。

抱歉這七十五日以來,令你們不能過如常生活,經常在新聞上看到不正常的場面,居然在馬路上建起了自修室,竟然看不到某些藥房金舖化妝品店如常地擠塞。

抱歉令你們聽到那麼多正常人聽不入耳的說話,引起那麼多爭執,令社會未能保持和諧氣氛,特別在應該普天同慶的國慶期間,製造了不少你們一直迴避的噪音。

我們不但知錯,而且要悔過。

廢青在此承諾,以後不會再搞事鬧事,只專心做好一件事:向錢看。為了實現賺錢這唯一夢想,為了證明我們讀的不是屎片,做蔣麗芸議員口中的乖學生,在此再次承諾,往後只會堅持為考試升學謀生而讀書,畢業後不能賺錢的科目,決不選讀,堅持學習做一個買得起豪宅的成功人士。如果還是不能像過去絕大多數人一樣,過這樣一種正常生活,我們將奉特首籲,離棄我們成長的地方,北上發展,我們將堅持學習配合那裏的遊戲規則,融合成那裏的人。

這場運動,我們終於認識到,政治是污穢的,我們將遠離政治,不但對政事不回應不行動,任何社會議題也絕口不提,這權利,就留給過去一直有權有勢的人,代你們爭取過去一直正常的福利吧。

我們曾經以為是不公平不公義的事,只要廣大民意不覺得,只要不關我們事,路見不平,既然徒勞無功,何必拔刀相助。若然影響到自身利益,便把目光放遠,不搞事,專心搞移民,最切實際。

這場運動,我們沒有輸,反而從未如此成功燦爛過,因為我們決定由天真變世故,立志由廢柴變識時務的才俊;不能改變未來,不如改變自己,不能改變制度,就讓制度改變自己,這就是唯一原則。我們不要真普選了,也不問有梁錦松葉劉淑儀可選,是否真選擇,因為我們可以放棄選擇,這就是放下執着。

這段期間,在金錢與心靈蒙受損失的人,如果要興訟,以上承諾,是我們僅能作出的賠償。政府沒有贏,但也沒有失去一整代人,因為我們將妥協成大多數人想要的未來主人翁。廣大民意是大贏家,我們會還你們一個、以至五十年不變的天下太平,祝大家這個聖誕新年,過得歡歡喜喜。我們保證,永不歸來!」

學生若能如此退場,你們很想要吧?

安徒 - 佔中以後:「後佔領」時代的絕望戰鬥

星期日生活   20141213

【明報專訊】星期四晚10點,夏愨道上燈光昏黃,車輛飛馳,行人絕迹。同一路段,在一個小時之前,卻還是旌旗飄揚,人聲鼎沸,慷慨激昂。香港既有的城市秩序快速的修復,使一場震驚世界,持續了75日的佔領運動,戛然終結,恍如一場黃粱之夢。

可是,沒有人以為這場運動真的會因此而告終。如果林鄭都不相信,哪會有街頭上真正關心政治的人相信?可是,金鐘清場將臨前後,一些評論人已急不及待去作總結陳辭。但既然運動尚未結束,又如何能急不及待去評論成敗?又如何能逼着去叫人「今次一定要『敢於』承認失敗」?

從某個意義來說,今次佔領運動根本就沒有可能成功,也沒有可能失敗,因為928突然湧現在金鐘、旺角、和銅鑼灣的群眾,根本從來沒有共同達成什麼運動的協議,以什麼為目標。有人原來出來支援罷課學生,有人抗議警察施放催淚瓦斯,有人要高喊打倒共產黨,有人要去佔領區發表政見演說,示範勇武……這些訴求和目的,有的達成了,有些過時失效了,有些根本不可能短期實現。

70多天以來,沒有組織,沒有大會,學聯不代表我,自己香港自己救……的口號響徹雲霄,給某些人大肆褒揚的正是運動中的「自發主義」。而既然原則是自發主義的群眾抗爭,也就根本從未有人可以代替其他任何人去樹立任何運動是否成功的標準。

在街頭我們有時會共同喊相同的口號;學聯那次去談判,也提過一系列訴求,但政府從未給予實質的回應,因此尚未成功。可是,那些今日急着要把運動定性為失敗了的失敗主義者,又有多少曾經授權學聯去代表他?……在一個「誰也不代表誰」的大氣候底下,究竟又有誰可以代表誰去宣布運動已經失敗?

「工具性」vs.「表達性」

社會學家研究社會運動的文獻,將集體行為和社會運動分別歸類為「工具性」和「表達性」的兩種不同取向。工具性的社會運動以爭取具體可見成果為目的,運動積極分子動員各種資源去達成目的。可是,表達性的集體行為根本不會以達成短期可見目的為重點,因為憤怒、抑鬱、疏離,以致無力感的宣泄、爆發,根本就無法用一些具體、短期的工具性訴求可以承載。這些集體行動的參與者,志在從參與運動的過程當中,讓情緒可以表達,更透過找尋分享共同價值的其他同志,使彼此可以互相扶持,達成更緊密的團結與認同。

如果說,爭取加薪、改善待遇的經濟性罷工,是一種工具性社會運動,那麼參加胡士托音樂節,表達反戰願望、抗議資本主義的異化生活方式,就不可能用工具性訴求是否成功達到來評價。

香港的佔領運動源於政改,目標是爭取真普選。當初三子發起的「和平佔中運動」,原來的構想是藉「電子全民公投」及聲稱要發動的「佔領中環」,意圖為政改的談判角力增加籌碼。以這目標來組織的佔中運動,顯然是工具性的。可是,從公投和擬定佔領日期的先後次序,根本就沒有預計過有831的人大落閘,所以整個和平佔中,根本沒有任何「後佔中」或者「佔中難產」後的應變計劃。所以,他們也從沒有設計過一個以「迫使人大撤回決定」為目標的佔領運動。

也因此,從831開始,佔中運動已經應該宣告失敗。而支援學生罷課的群眾,927當晚聞三子宣布提前啟動佔中而大量離開,亦證明了原來佔中運動已經失去時效。三子在928未發生佔領夏愨道的事件之前,既沒有宣告佔中行動的細節,也沒有說明行動的步驟,而只是枯坐添美道大台等候被捕,迎接公民抗命這「被捕」的「人生最美好時刻」(原話)。這亦證明了他們心目中的「佔中」已經結束,準備在「成功地被捕」的一刻迎接「失敗」。你能說它究竟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

誰有權宣布運動失敗?

當然,佔中原來計劃大失預算,不代表市民默認失敗。928的群眾用自己的智慧詮釋佔領,自發堵路,打破人大落閘我們只能無奈接受的悲觀主義,認命主義和失敗主義,而是試圖突圍而出,在金鐘、旺角、銅鑼灣引爆了可歌可泣的佔領運動。試問:沒有當時的市民群眾和學生,不甘失敗主義,不以三子原計劃失敗為市民失敗的自發、不認命精神,又何能提振士氣,讓運動有起死回生的契機?

而如果佔領運動從催淚彈爆發的一刻開始,已經是由自發、不認命精神所啟動,那今天誰又有權來宣布,運動已經失敗?

當然,佔中三子計劃的和平佔中並沒有成功,而學聯在與林鄭會談後提出的延續談判條件,也未能實現,取得勝利。然而,這些短期的工具性目標,又豈能涵蓋整個以自發性為主導精神,以表達性宣泄為主軸,以創新性探索為重心的雨傘運動?

歸根到柢,當日在金鐘街頭捱催淚彈的群眾,又或者留守了在各區70多日的群眾,又有多少真的如此樂觀,相信人大是會因為他們的留守而退讓?很顯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絕地反抗,重視運動過程所召喚出的新的社群感、團結感、戰鬥意志,以至對香港社會生活深刻的批判、反思,重拾追求理想的社會生活的那股烏托邦式衝動,才是大雨傘旗下70多日無法用短期目標去評估的成果。對於這種自發主義精神的草根性、堅韌性,誰又敢言這種自發主義創新都已經失敗?

事情不是因為它有希望,而是因為它正確,所以才值得做。因此之故,如果有人要聲稱運動失敗了,他首先要提出的證據不能單止是政府沒有作出讓步,而更要說明,運動中一直主導的自發、不認命精神,運動中的自發主義路線,是否也一併失敗。

可是,自發主義的群眾抗爭失敗了嗎?先莫說方興未艾,晚晚出發的旺角鳩嗚團,以及區區可見、自發掛起的黃色標語,以及大大小小的落區計劃、雨傘大學,以至醞釀中的新青年政黨,參選聯盟等……這些「後佔領」的運動能量積累,急速轉化,一些在播種,一些在發芽,但遠遠未到評估成功失敗的時候。

19683月,巴黎農泰爾文學院學生因為宿舍生活的管制問題,佔領校園。風波不斷蔓延,波及巴黎大學。5月學生發動大示威,與警察發生了激烈的街壘戰。外省也發生騷動,工人發動全國罷工,要求戴高樂總統下台。全法國陷於癱瘓。是為法國五月風暴。可是5月底戴高樂絕地反擊,發動百萬人參加反示威,支持政府。解散國會,右派大獲全勝。這場舉世聞名的風暴,成敗也難一言定論。

從政治上說,運動使左派大敗,右派大勝。可是,西方的文化思潮和繼後的新社會運動,以至往後幾十年社會改革的思維和方案,無一不受益於五月風暴的遺產和經驗教訓。青年激進主義,也影響全球,改寫世界歷史。那麼1968年的五月風暴,究竟是一個成功的還是一個失敗的社會運動呢?

最大共同敵人:犬儒主義

香港的社會運動,如同政治民主運動,長期受制於「虛擬自由主義」的謹小慎微作風,亦受單一議題社運的範式所局限,把社會行動、抗爭都化為爭取小範圍政策修改的工具組織。這種運動傳統,動員可見但有限的資源,只有戰術的考量,而無戰略的反思和探討。妄以短期成敗論英雄,失於悲觀主義和失敗主義。而偶有突破的大型抗爭,也汲汲於出席人數,躲在數字背後,留戀在街頭。歸根到柢是對大環境的無奈,默然接受做了也沒有用的犬儒主義。

新的失敗主義的出現,正是舊的工具主義型社運觀點的殘留,未能充分放開懷抱建立新的社運實踐範式和認知範式的結果?

否定他人 掩飾內在失敗主義

平情而論,縱然雨傘運動大體是屬於魯迅式的「反抗絕望」,投槍於「無物之陣」,與虛無主義周旋的反擊,但更多時還是被犬儒主義否定一切的大氣候所包圍和籠罩:看見的毋寧是一種「絕望的反抗」(或「絕望地反抗」),也就是「玩盡這一鋪」卻懂得「臨陣抽離」的醒目仔式的拒絕姿態,打卡式的「不枉此生」。他們會以最最激進的言辭鋪墊最最抽離的姿態,以否定他人的一切來掩飾自己最最內在的失敗主義。因為積極一會但搶先宣告失敗,儼然置身事外,方是這荒誕大時代底下,犬儒派一邊苟活,另一邊卻仍舊指點江山以自娛的必勝公式。因為只有這樣,一直都選擇當犬儒派的那類香港人,才能繼續「死剩把口」。

佔領運動隨着清場不得不終結,社會步入「正常化」。最令人擔心的倒不是政權秋後算帳、白色恐怖,而是回復到香港最最正常的犬儒主義主導的狀態,以激進包裝世故,否定一切在萌生中的新力量、新潛能、新嘗試。

舊範式的復仇不是只關乎年齡、世代的事,也不管是穿上了激進還是溫和的外衣。金鐘清場,迎來警察的第一張橫幅:「這僅僅是個開始」(It's just the beginning)——開始的是另一階段的戰鬥,這場戰鬥的最大共同敵人就是犬儒主義。

文 安徒
編輯 麥少菁

鄒崇銘 - 經濟學是否應該講呢尐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2月13日

【明報專訊】食雞唔食雞patpat,就等於唔識食雞!

這是我在看完徐家健、梁天卓、曾國平的新作《本土不敗──全球化下的香港出路》(天窗出版社),嘗試對書中立論所作的一個概括。

三位作者開宗明義,要藉這本書向當時得令的本土派開火,我本來亦是樂見其成的;但正所謂「曾偉雄放催淚彈」,作者重鎚出擊不但沒有命中對方,反而徹徹底底暴露了自己的弱點,那就未免顯得有點尷尬了。就和所有主流經濟學家一樣,作者總是要拿些「激進」的對手來開刀,但其實這只是子虛烏有的幌子,目的只是趁機展露自己的學理定律。打中空氣還是小事,露了底而不自知,才最可悲。

「沒有經濟邏輯的本土主義,是香港經濟的死胡同」,這是徐家健對本土主義下的定論。首先,到底什麼是經濟邏輯呢,說穿了,還不就是新古典經濟學那套自由市場的邏輯,也就是我所說的雞patpat。世上愛吃雞patpat的當然大有人在,但總是喜歡將雞patpat硬套上科學包裝,然後夾硬要人陪他們吃的,大概就只有主流經濟學家這類人!

罵別人不懂得吃,自己又吃過什麼

簡略而言,作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的徐家健,無非又是搬出所謂的「比較優勢定律」,說明「每個地方選取成本較低的生產活動進行專業生產,然後在市場上與其他專業者換取自己所需」。其實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正是這種偽裝科學的所謂「定律」,命定貧窮國家只能從事低收入、低增值的產業,發達國家則透過WTO等號稱自由貿易、但卻極不公平的貿易條款,令窮國經濟長期陷於停滯依附的狀態。片面強調「比較優勢定律」的主流經濟學,難道不就是助紂為虐的帝皇之學嗎?

其次,總是罵別人不懂得吃的,但其實自己又曾吃過什麼?將「比較優勢定律」搬到香港,請先看看我們吃的都是些什麼:每個地方皆應專注做最擅長的專業,因此香港理所當然獨沽一味地產囉!零售商戶最擅長做自由行的生意,因此整條街都應該變成金舖藥房囉!尤其是因為我們要相信自由市場的規律,因此就更應該致力打破一切資源流動的障礙,例如內地旅客和專才應該無限量輸入,香港股市樓市亦應對人民幣資金無限開放。總而言之,香港與大陸經濟打成一片,經濟融合香港便衣食無憂囉!

徐家健或會以為我是個反蝗論者,不過我其實只是借用另類經濟學家──剛剛不幸與世長辭的曾澍基教授所提出的另外一套論述而已。2007年,他在香港歷來僅見的、針對中港經濟融合的學術專著中指出,回歸後特區政府的經濟發展策略,最終出現了兩個南轅北轍的模式:其一是覑眼於香港作為一個完整的經濟實體,須建立有別於內地城市的競爭優勢,而政府必須大力投資促進產業升級的「本土優勢觀」(local advantage view);其二則是視中港融合為無可避免的必然趨勢,政府的工作是致力消除一切妨礙融合的障礙的「資源流動觀」(resource flow view)。

中港融合搵快錢付上沉重代價

顯而易見,隨覑中港融合帶來的龐大商機,為香港經濟增量提供了巨大動力,但這些唾手可得的搵快錢機會,代價卻是令香港工商百業的質素停滯不前。旅遊飲食零售服務業早已供不應求,又哪裏會有心思提高服務質素?試問香港哪裏會有一家食肆,侍應可以不用跑覑落單和上菜的?「資源流動觀」所帶來重量不重質,甚至「向最低標準競逐」(race to the bottom)的眾多經濟活動,長遠來說必定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企業無疑自然亦只能將貨就價,老闆難免會以最有限的成本,勉強來維持服務最基本的要求,培養員工以至整體行業服務質素的提升?無疑只是搬石頭來砸自己的腳而已。

主流經濟學家總以為只有自己識食,因此一味死抱覑雞patpat不放,卻不知世上還有雞迏、雞翼和雞胸肉……大概徐家健也不識曾澍基,所以才以為世上只有一套「經濟邏輯」,而不存在別的想像可能吧!

在此謹向幾位作者介紹我和朋友們出版的系列新書:《出賣新界東北:拆解地產霸權的5大攻略》、《重奪新界東北:構建城鄉郊共生的6大想像》和《住屋不是命運:窮房族進化的5大基因》,當中觸及香港地產、規劃、土地、房屋、新市鎮、保育、基建、運輸等廣泛議題。然而萬變不離其中,不同作者無非皆是指向一個焦點:市場自己是不會自動運作的,無論你喜不喜歡,它必然受到政府政策(例如對樓市)的調控。問題根本不在於如何減少調控,而是如何避免政策向小撮利益集團傾斜,淪為「官商勾結」的分贓遊戲。既然主流經濟學者如此強調市場競爭規律,為何他們卻總是對壟斷扭曲不置一詞呢?

執筆之際,恰巧聽見梯若爾(Jean Tirole)奪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和今年大熱的《廿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一樣,又是來自法國的經濟學者,又是主流經濟學以外的另類選擇。正如諾貝爾獎評委所言:「大量行業皆被一家或少數大財團壟斷,一旦欠缺監管,會令市場損害社會──定價過高、欠生產力的企業通過阻擋新競爭者來存活。梯若爾為這類市場扭曲注入新的研究動力,他對坐擁巨大市場力量財團的分析,聚焦在一個核心的政策問題上:就是政府應如何處理財團合謀,和如何監管壟斷市場的企業?」

驟眼看來,還以為諾貝爾評委在評論香港事務呢!香港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何時才懂得學學梯若爾,不再只吃雞patpat呢? 

2014年12月13日 星期六

李怡 - 雨傘運動向香港人提出的逼切問題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13日

雨傘運動在警方溫和執法和留守者壯烈接受拘捕的口號聲中,畫上了句號。有人說「雨傘運動已經成功」;有人說,我們會再回來;有人說,香港人已經覺醒。被清場前夜,許多人依依不捨,有人流淚,不少感人場面……。

筆者也寫了不少文章談佔領運動。運動讓筆者對香港的前景,在悲觀中看到了些希望:一二十萬市民湧上街頭抗爭,年輕一代覺醒和奮起,標舉「命運自主」所代表的立足本土爭民主的意識發芽。這是港共管治的最壞的時代,也是民主運動拋棄想打動中共或改變中國的幻想,轉化為決意自主抗爭的最好的時代。雨傘運動帶來新局面,新開始。

然而,年輕一代並不認同這看法。台灣太陽花運動領袖陳為廷為文,說他看着香港的朋友被捕離開佔領區的影像,他回想起四月十日太陽花運動退場時,那場「迎接學生」、「光榮退場」、「出關播種」的晚會,在媒體一片歌頌、讚嘆、與狂歡聲中,他感到無盡的沮喪。他認同那是一個該退的時機,也不認為「訴求完全沒有達成」,但許多根本的訴求,比如讓民間版監督條例迅速通過、退回服貿、建構更完善的民主程序,都未達成。使他感到,所有的「勝利」,都伴隨着未竟全功的沮喪。

黃之鋒在清場前夕接受《852郵報》訪問,他說運動走到今天,充其量只是距離目標「行近咗」。「我不會說好多香港人覺醒就叫一個成果……爭取成果不是爭取退場,我冇當過國際輿論關注就係一個成果,或者公民覺醒係一個成果。」要達到政制改革,才算是真的有成果。「大家都好唔甘心,包括我!打咗75日,給你的是一份無料到的民情報告,和多方平台,然後就是給了你一次對話,乜都冇啦!」「我唔會話咁樣都叫贏,唔通話我《TIME》排第三都叫贏咩!」

讀到陳為廷和黃之鋒的看法,而前晚一位朋友說筆者的「覺醒論」只是「安慰獎」,筆者覺得自己確實是老了,滿足自我的感覺,卻沒有看到年輕人永不止息的渴求,不達目的不干休的勇往直前精神。

回顧9.28為何引發一二十萬市民的奮起,不能不說是這十年來,香港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層次全面受到中共和大陸人侵凌所致。香港人要奪回自己的生活空間,要取回香港人應享有的資源和福利,要過以前那樣不受壓縮、不受滋擾、不與非文明人擠迫的日子,從而覺悟到必須有自主的政治權利才能回到以前那樣的文明時代。因此,維護香港人的本土利益,是雨傘運動奮起的社會基礎。

為甚麼佔中在幾乎奄奄一息中會突然爆發大規模佔領?為甚麼即使給市民生活帶來許多不便,到佔領後期還有近三成民意支持繼續佔領?如果沒有7.2的預演佔中,沒有罷課,沒有重奪公民廣場行動和學生的被捕,9.28會以三區佔領的方式回應警察暴力嗎?雨傘運動的覺醒,很大程度是:市民對激進行動的接受程度普遍提高了。

雨傘運動的社會基礎是本土化和激進化。清場前一天,立法會表決范國威提出的「港人優先」議案。議案要求特區政府在制訂入境、教育、經濟發展及福利等政策時,以「港人優先」為依歸,提出包括取消一簽多行,幼稚園必須錄取原區就讀學生等建議。結果在4票贊成、31票建制派議員反對、14票泛民主派議員棄權之下,被否決。

優先照顧本土居民及公民,是世界各地政府包括大陸各省市地方政府的基本原則。不是以長期繳稅的港人為優先,而對於無法審核其身份的大陸移民無入境審批權,對於無法查核其大陸資產的新移民一視同仁,等於是對本土香港人的歧視。而大多數泛民議員投棄權票,難怪有人(《信報》的余錦賢)說:「整場運動最顯而易見的現象,是幾乎所有建制之內的政治力量(政府、建制派與主流泛民政黨皆然),均與『撐傘一代』嚴重脫節」了。

歌手何韻詩在被捕前談到她參選議員事,她說:「更新整個立法會同政黨的脈絡運作,是可見將來香港人的首要任務」,她說自己在政治和本土議題上的知識有待改善,指現時關心政治的年輕人對本土問題可能更有經驗。希望有更多新生代一齊積極起行,直接進入體系進行改革。

在佔領區,看到被廣為引述的昂山素姬一段話:「經常有人問到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一個如此高壓的政權,真的會給予我們民主嗎?而回答只能是:民主,正如自由、正義以及其他社會政治權利一樣,不是給予的,而是通過勇敢、堅定及獻身掙來的。」

能夠拋棄要求「給予」的一代,迎接勇敢獻身爭取的新一代嗎?這是雨傘運動向香港人提出的逼切問題。(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4年12月12日 星期五

蘇賡哲 - 身在曹營心在漢

都市風雲   香港太陽報   2014年12月12日

范國威不識時務,在立法會提出「港人優先」動議,要求當局在制訂入境、教育、經濟發展及福利等政策時,以「港人優先」為依歸。幸而泛民尚有不少身在曹營心在漢的議員,比愛國議員更本事,能夠拿民主派選民的票,辦香江衙門的事,對衙門和朝廷決心進行人口大換血,必須優待新移民的政策心領神會,嚴辭駁斥范議員。

不過,這些議員雖心存漢室,但有時較為笨拙。例如黃碧雲議員說,針對新移民的政策都是「歧視先輩」,顯然不知真正香江土著甚少,大部分港人都是移民及其後代,故新移民與本土港人之分,不是新移民和新界鄧氏宗族之分,而是新移民和先輩移民再加上鄧氏宗族等原居民之分。即新移民若受歧視,不等於先輩移民受歧視。何況是否歧視,尚待分辨。

至於何秀蘭議員說:「家庭團聚無分貴賤。」也是上仰聖心,希望壯大藍絲帶的說法。西方國家申請家庭團聚是分貴賤的。所謂貴,就是要有錢保證入境團聚的親人在一段時期不必依賴社福生活。有人說:若申請人沒這個能力,豈非不能和親人團聚?答案當然是不,沒能力保證親人入境後不必依賴社會福利的窮人,可回原居地去和親人團聚嘛。這些泛民議員也許不是愚蠢,而是扮傻,為將來棄暗投明、脫離曹營鋪後路,他們可能還是愛國的。

呂大樂 - 提出政策前 請好好了解社會現狀

2014年12月12日

【明報專訊】我當然明白,對於特區政府解讀年輕人的怨氣的言論(例如社會流動的機會減少、買樓置業困難等等),不能太過認真。面對年輕人的民主政治訴求,特區政府完全沒法/沒有/不打算回應;政府的領導們轉而以經濟、物質的考慮作為社會訴求的頂替,將問題移置到其他範疇之上,有可能是無知,但更有可能是明知不對題,也必須如此回應——好好醜醜找個題材來發揮一下,提出一些與政策有關的建議,算是對當前社會狀况有所交代。

我並不期望特區政府領導們在政策建議上有些什麼突破,更不相信短期之內會搞出一套對策。我只想他們不要多講多錯,在缺乏對香港社會狀况有足夠認知的情况下,開出一些無助於面對和解決問題的「施政良方」。這有可能引來更多不滿事小(因為這個政府本來就不怎樣受歡迎),浪費了一個好好的探討新政的「窗口」事大。政策定錯了方向,不單止未能回應本來的問題,而且還會留下「手尾」,令日後調整政策,更加困難。

指年輕人無膽北上沒現實基礎

最近特首梁振英說:「一個社會的經濟要壯大,要發展,就要用好境外機遇。」這句說話本身不會怎樣出錯,錯的是他似乎並不知道,這跟為年輕一代製造創業、就業機會,沒有任何必然關係。如果他以為只要這樣講講,那樣做些什麼,便可以令時下年輕人覺得前途光明,形勢一片大好,只要個人努力上進,便有出頭之日,那恐怕將會是大錯特錯。年輕人的未來與前途的問題,又豈止是克服北上面對新挑戰的心理障礙那麼簡單。繼續指年輕人無膽北上,錯過遍地機會,咎由自取,並以此作為理解香港社會經濟的未來發展空間的一套政治修辭,其實沒有什麼現實基礎。

本人在2013年9月20日於本報曾寫過一篇題目〈這麼近,那麼遠〉的短文,針對很多人嘴邊所掛着的所謂「中國機會」,提出了一些疑問。該文的詳細內容,沒有需要在此重複。在這裏我只想很簡單的再次列出一些官方的統計數字,以供參考。首先,按政府統計處所發表的數字,在內地工作的港人的數目,早已由2004年的高峰(當時達24萬多人)逐年減少。到了2010年,人數只有17至18萬人左右。當然,由於工作的關係,好些港人已轉為長期在內地居住,而他們的狀况不會在上述統計中反映出來。但問題是就算我們將這類港人包括在內,基本上也看不到一種港人在內地發展事業於人數上有持續上升的趨勢。內地是否有很多機會開放給港人(或者任何外來人士),這不應看待為想當然的事情。第二,自2004年至05年,在內地工作的港人的職業,超過八成是屬於經理及行政人員、專業及輔助專業人員,高度集中於某些學歷、資歷背景的人士身上。若特區政府的領導們以為內地人才短缺,只要香港的年輕人有勇氣到大陸闖一番事業,便將會看見金磚大道,那他們實在太不了解國情了(他們不可能不知道每年內地大學有多少畢業生)。第三,超過九成的港人是透過香港公司外派他們到大陸工作的。當然,那些香港公司可以是港資、中資、跨國資本。但重要的是,他們到內地工作的渠道,是要經過香港,而並非像其他內地僱員一樣,在大陸應聘而取得工作。我們談論「中國機會」,必須先了解大陸的勞動市場的運作。最後,在內地工作的港人的年齡中位數是47歲。在他們之中,超過一半是年齡在40或以上歲數的人士。簡單的說,內地經濟及香港公司所需要的人才,並非剛畢業的年輕人。這是憑常識便可以理解的事情,只是很多人都不願意看清楚現實而已。很多中年人都是以他們在八九十年代於大陸的經驗,套用到時下的年輕人身上,在過程之中產生不少摩擦、意見上的分歧,不難理解。

其實,只要特區政府的領導們願意虛心學習,翻一翻一些官方統計數字,或讀一下坊間流傳的研究、分析(就以近這兩個月來說,可讀一下智經研究中心所發表的《激發原動力,開拓新思維,助青年,闖出一片天》研究報告,或趙永佳和葉仲茵於12月5日在本報撰寫的一文〈青年「下流」問題的虛與實〉),便應可對目前香港的社會狀况有更貼近現實的了解。兩批研究員異口同聲的指出,專上非學位教育背景的年輕人的處境特別困難(其學歷的經濟回報並不理想,其收入跟中五或以下程度的僱員並無顯著分別,而他們能入職的工種,主要是文員、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香港社會需要很實在的對策

參考半年前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有關人力需求推算的討論文件,同樣可以看到上面所提到的問題——到了2022年,副學位教育程度的僱員會供過於求,而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的職位持續上升。究竟香港經濟是朝哪一個方向轉變?是政府期望中的知識型經濟?還是保留大量勞動密集、低工資、長工時的低端服務業工種的服務型經濟呢?特區政府必須認真了解和回應。

在回應具體的問題時,花言巧語、意識形態口號、政治修辭都會顯得虛浮。現在,香港社會最需要的,是很實在的對策。但在新的政策出台之前,我們先要好好的了解社會現狀。

2014年12月10日 星期三

李怡 - 組織一次香港人鏈爭普選大行動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10日

金鐘禁制令明天執行。佔領運動眼看要從絢爛歸於平淡。留守市民似不甘心,生怕一旦撤離,以往的堅持就會化為泡影。被清場後採取「鳩嗚」戰法的市民,顯然仍想延續抗爭。幾種想要將抗爭升級的行動,辭職變相公投因權衡利害而抑止,包圍政總被警察暴力擊退,佔中三子自首沒有引起較多關注,學民的絕食既對麻木不仁的政府無效,似也無法給運動帶來升級。

儘管市民對佔領街道的不滿情緒有所升溫,但不滿是基於佔領給生活帶來不便,而不是改變了對真普選的堅持。從網民的反應來看,市民爭取真普選的堅韌意志沒有改變,也沒有退潮迹象。大家似乎都在等待新的戰法延續抗爭。

一位退休高級公務員劉女士,周末與筆者談到她和一個群組討論出的新戰法,就是各區爭取普選的市民,約好在同一日的同一時間,在各區分別用接龍的方式,組成壯觀的人鏈,共同表達對普選的訴求。筆者立即想到,在一年半前,曾經在本欄談到過「波羅的海人鏈」,當時佔中義工陳玉峰去了愛沙尼亞,回來寫文章講到「人鏈」的抗爭做法,但她說:「你叫香港人,從維園拖手拖到灣仔都已經好大陣仗了。」但現在,經佔領運動後,香港人的抗爭精神有了新的提升。也許真可以考慮波羅的海人鏈的戰法了。

波羅的海人鏈,是指1989年六四後的8月23日,發生在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脫維亞)的一樁歷史性事件。1939年的同一天,蘇聯和納粹德國秘密簽訂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導致三國被蘇聯佔領。50年後,三國為追求脫離蘇聯,進行了這次和平示威。大約有200萬人參加,他們手牽手組成一個長度超過600公里的人鏈,橫跨國境,連接三國首都,目的是抗議蘇聯的佔領,喚起世人對三國共同歷史遭遇的關心。此事件場景震撼、牽動情緒,在三國共800多萬人民中增強了自主意識,引起國際社會對當年蘇德秘密協議的譴責,重新檢討蘇聯佔領三國的非法性。蘇共嚴詞譴責三國,但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人鏈示威後六個月,立陶宛成為首個宣告獨立的蘇聯加盟共和國。一年後,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也宣告獨立。接下來就是東歐共產政權紛紛倒台,蘇聯解體。人鏈抗爭把不可能的事變為可能,帶來改變。

劉女士和她的群組,提出香港人鏈的做法是:

*在同一日同一時間,支持民主的市民,每人高舉一張「爭取真普選」的標語,站在各區指定大路邊,排成長龍。路線分香港,九龍,新界三段。(筆者按:如手牽手,可以在身上掛統一標準的「我要真普選」標語)。

*標語只是簡單一張紙,黃底黑字。標語和字款公開在網上供人下載,自己打印。(《蘋果日報》可考慮隨報附送)。

*站立路線經過各區主要街道。所有人只排單行站在行人路邊,讓開紅綠燈行人路口,也不妨礙行人在路上走動,不影響店舖做生意。大家默站一兩小時,也可以玩人浪,一起唱《問誰未發聲》。

*各區民主派議員辦事處協助組織該區人鏈。居民在不同區參與,增加認同歸屬感。

*組人鏈不違法,不阻礙交通,不影響市民日常生活,不會與警方有衝突。

如果成功地組成全港各區的人鏈,將會繼雨傘運動後,再一次讓世界看到香港人追求民主的高尚情操。

元旦眼看就要到了。如果仍然是例牌遊行,喊口號,然後示威市民回家,第二天照常上班上課,既不能體現也不能延續佔領運動的抗爭精神。倘若在這一天,聚會地點分別在港九新界數個地方,然後按事先計劃走到街上,在不同地區接成人鏈,再約定同一時間一起高呼「我要真普選」。讓人鏈維持一小時,相信既能振奮人心,又讓所有支持真普選的市民有參與感,更讓爭取普選的精神延續並在各區擴散。

目前,佔領運動仍未能促使廣大市民投入體制內抗爭,具體來說,是年輕一代的選民登記仍不踴躍。據政府統計資料,選民登記人數佔選民比率是:18-20歲40%,21-30歲47%,31-40歲46%,41-50歲50%,51-60歲75%,61-70歲87%,71歲以上70%。總數是:選民登記佔選民人數58%。選民登記率偏低,尤其是年輕一輩的比率更遠低於年長者。參加佔領運動抗爭的,多是年輕人,如果他們不熱心投票,那麼在明年的區選和後年的立法會選舉,都會繼續由偏向建制派的年長者主導,不能像台灣那樣因首投族積極參與而帶來改變。

組織人鏈活動不是為了退場,而是向不願放棄抗爭的市民提供有參與感的新行動,再贏得香港和國際媒體關注,並推動選民登記,給香港的政治生態帶來改變。(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