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3日 星期二

林泉忠 - 「香港共同體」的形塑

201653

【明報專訊】四個月前,美國康乃爾大學榮休教授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突然離世,再度引發全球學術界對他的名著《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如何對人類世界產生深遠影響的討論。《想像的共同體》出版於1983年,該書將現代民族主義的出現,解釋為人們透過「想像」的力量,將「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在區域內的廣泛傳播而帶來的社會共通性、集體紐帶與政治共同體概念連接,所引發的效應。
筆者日前前往劍橋大學開會,而劍大也是安德森的母校。60年前的1956年,他在劍橋古老的街道上,目睹了一個正在演說批評英法等國入侵蘇伊士運河的印度人被一群上流階級的英國學生攻擊。他前往勸架卻反遭毆打。其後,這群「勝利者」英國學生列隊高唱英國國歌《天祐女王》……這起事件,成為安德森的思想啟蒙及其後批判帝國主義、同情殖民地,並促使他追尋民族主義起源的重要契機。
《想像的共同體》提供了現代人類理解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的新視角,顛覆了過往世人對民族主義本質的認知。這本書,也成了筆者學生時代必讀的教科書。2000年,筆者發表論文〈何謂「香港人」?從戰後「香港共同體」之成立看新生身分認同之特徵〉,刊登在日本學術期刊《現代中國》。文中探討了香港本土意識的起源,並首次提出「香港共同體」的新概念。
香港「準民族主義」的先天特徵
2015年之前,作為「香港共同體」主觀內涵的「香港人」認同,基本上只停留在與「大陸人」作為區隔對象的「族群」範疇,並未達至民族主義的階段。事實上,當時也還未出現「港獨」等高度政治化的社會訴求。不過,香港社會由來已久的本土意識也絕非純粹文化層面的族群意識,而是一開始就已包含了某種程度的政治意涵。佔相當比例的港人對新統治者中共的不信任,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後,尤其是九七後香港與大陸兩地民衆之間因交流劇增所產生的摩擦,使香港本土認同及其內在的政治元素得以長期存在並伺機發展。此一現象也自然成為挑戰九七後中港兩地國民整合的主要障礙。基於其潛在的政治性,筆者將當時已經出現的「香港人」認同,定位為「準民族主義」。
其後八年,香港的本土主義思潮並未獲得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反之,香港社會「中國人」認同的接受程度,在2008年達到歷史新高,也使得筆者的論述一時缺乏現實的支撐。弔詭的是,在經歷了2014年的「普選」死局及雨傘運動的歷史性挫折之後,香港迎來了年輕世代呼喚「本土主義」的新時代,也因此筆者的「香港共同體」概念,重新獲得新的論述空間。
針對方興未艾的香港「新本土主義」現象,研究民族與認同的學者要處理的兩大問題是:一、如何解釋這波新現象的出現,其特徵為何?二、該現象的歷史脈絡為何?
有關前者,筆者這兩年已寫過一些文章,包括用「天然獨」的概念,來探討新世代的思想特徵及未來可能的發展走向。本文則嘗試回到歷史現場,重新分析香港「新本土主義」所仰賴的基礎——「香港共同體」的建構過程。
「香港共同體」形成的6階段
隨着1842年中英簽署《南京條約》,鴉片戰爭正式結束,香港迎來開埠的新紀元。此後150多年間,作為英國的殖民地,香港因此脫離了中國,並在英國獨特的「自由放任」治港理念及透過與本土精英合作的「柔性統治模式」下,逐漸形成了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上有別於中國大陸的本土社會,這是「香港共同體」的雛形。
不過,筆者要強調的是,「香港共同體」在1949年之前只不過是一個排他性低、缺乏本土文化特色、社會凝聚力薄弱的虛殼。爾後「香港共同體」從「虛」走向「實」的新階段,其實是仰賴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
1949年至迄今近70年,具實質意義的「香港共同體」之建立經歷了摸索與變遷的六個階段:
一、1950年代初:「香港共同體」硬體組建期。香港與大陸之間的邊境口岸一改過去的開放式管理,雙方的出入境政策迅速收緊,深圳河從此成為兩地社會隔離的地理標誌。與此同時,香港工業化起步,香港區域內統一市場逐漸成形。
二、1960年代中:「香港共同體」軟體建構期。香港出生的人口趨於多數,無綫電視的啓播、李小龍的功夫電影及粵語流行音樂的興起,帶動了「香港文化」進入創造期,香港本土認同也進入醞釀期。
三、1980年代初:「九七問題」浮現,中英就香港前途的談判進入程序。鄧小平提出「港人治港」,引發「誰是港人」的討論。「九七」的陰霾刺激了「香港人」認同迅速浮出枱面。
四、1997年後:「九七恐懼」漸散,中港兩地融合加速。「中國崛起」帶來的經濟機會及港人對CEPA的期待,香港社會的「中國人」意識趨強,香港本土意識則進入衰弱期。
五、2008年後:「崛起」後的中國仍然拒絕民主的態勢日趨明顯,劉曉波入獄等中國人權與體制問題頻生,香港「普選」前景不明朗,衝擊了香港社會對北京的信任。香港社會的「中國人」認同轉弱,「香港人」認同則趨強。
六、2014年後:港人企盼30年的「民主普選」落空,空前的雨傘運動的挫折感催生了年輕世代的「港獨」意識,包含「三自一獨」,即「自主」、「自救」、「自決」及「獨立建國」等新訴求的香港「新本土主義」進入蓬勃發展期。
深圳河以南「香港共同體」的形塑
要構築一個新的共同體,必須靠「硬體」與「軟體」的相互配合,始能成形。前者強調地理範圍的確立及提供形成統一市場的基礎建設、管理區域內居民的政府架構的設立、居民居所規劃等等;後者除了政經、法律、教育與福利制度外,更着重於賦予聯繫共同體內各成員之間精神紐帶的文化要素。
今日香港特區的地理範圍,實際上幾乎完全承襲了英國時期在香港的統治範圍。繼1842年根據《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後,清朝復於1860年根據《北京條約》割讓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1898年英國再根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進一步由清朝手裏租借深圳河以南的新界地區,延續至今的香港範圍就此確立。儘管英國殖民政府在各階段就已開始在新獲得的土地進行基礎建設,實施有效的管理,同時卻未強行實施對英國效忠的認同政策,加上出入境管理的虛化與人口高度的流動化,使香港在1949年以前,難以形成對外具排他性、對內具凝聚力的本土共同體意識。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香港與中國的邊境口岸大致上是開放的,居民基本上可以自由進出,並沒有實施嚴密的出入境管理。直到1950年,為了防止大量的難民從中國湧進等其他政治因素,港英政府才開始制定並實施嚴密的出入境管理制度。
隨後,由於新中國介入韓戰,聯合國對中國實施戰略性物資禁運,美國也禁止輸入中國產品。此兩項對中國經濟實施制裁的措施,導致以中轉中國產品為經濟支柱的香港必須尋求新的經濟出路。恰巧因新中國的成立,由上海等地湧進的資金主導了1950年代之後香港的工業化。
出入境管理的嚴密化,切斷了香港與中國高頻率的交流,提供了香港建立本土統一經濟市場的條件。而隨着人口的穩定化,尤其是到了1966年,香港本地出生的人口超越移民人口,香港社會的「本土化」條件才告成熟。換言之,在此之前人口高度流動化與非本土人口佔多數的香港,並不具備建立本土共同體的基本條件。
六七十年代「香港文化」的建構
然而,本土統一經濟市場的建立及本土社會條件的逐漸成形,並不足以確立一個具有文化靈魂、能凝聚香港住民歸屬意識的共同體。因此,「香港共同體」的形塑,除了必要的「硬體」,還需要「軟體」的支撐,即「香港文化」的創造。
眾所周知,香港的傳統文化是以廣東文化為主體。在1950年代以前,以粵劇為代表的民間文化活動與廣州及周邊地區交流頻繁,形成了某種程度的「省港文化網絡」。然而,自從新中國建立後,兩地的文化交流中斷,中國大陸開始興起了「社會主義新文化」,排斥傳統藝文活動的狀况到了1966年開始的「文革十年」更走向極端。
然而就在此時,香港無綫電視台啟播,掀開了創建「香港文化」黃金時代的序幕。作為「香港文化」象徵的、以李小龍為主的香港功夫電影熱潮,及以許冠傑為鼻祖的粵語流行曲的創作熱潮,正是在這個年代湧現出來的。換言之,香港在1949年後,尤其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形成了與中國大陸截然不同的生活文化形態。
「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也積極推動一系列的新政策,包括擴大市民參與政府行政工作的空間,以穩定香港社會。這些政策都促使了1970年代的香港居民開始普遍產生「香港是我家」的意識。「香港人」這一新的身分認同開始在香港社會萌芽。
(敬請關注下周二510日刊出香港「本土主義」的起源系列之二:「九七」與香港本土認同的主流化)
(香港「本土主義」的起源.系列一)
(作者facebook www.facebook.com/john.lim.3154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2016年5月2日 星期一

吳靄儀 - 走到了深淵的邊緣

明報   201652
讀陳惜姿星期六專欄,怒斥明報加東版侮辱作者,不但以漫畫封作者表達抗議的天窗,還以作者的名字諧音嘲弄,喪盡報格,令我感到十分難過。一份本着知識分子良知創刊的報章,竟然淪落至此。炒姜、為了如「編者按」稱的節省也好,為了如外界流傳的政治原因也好,也不須用到這種流氓手法,缺德失格,折辱的是自身,撕掉的是鍾天祥「編者按」的遮羞布。明報當局,第一要炒掉作此羞家行為的加東版編輯,廣告天下,向讀者、作者道歉,或挽回一點面子。在商言商,聲譽是企業的值錢資產,降格行為,即是倒米,為節流止血,炒掉此輩是理所當然。何况,加東版編輯,薪酬也不會低。
1982年冬,查良鏞先生邀我入明報辦事,當時我正在劍橋念法律,未能成事。19831984年間,我在港時認識了馮成章和張健波。馮成章表達了一群採訪中英談判的年輕記者的心聲,他們深信保障香港前途,須有一份可以容納有理想及專業抱負的香港記者的香港報章,於是鼓勵我撇下法律,投身明報。我1986年夏天正式全職在明報辦事。查先生的目標是將明報現代化,高薪招聘人才。經過了無數次傾談,終於到馮、張二位加盟,為明報編採帶來新氣象。從19861990年那段日子,明報內部一點也不平靜,獨立自主、自由開放理想與原則,不住受到以「政治現實」、「業務發展」等為理由的牽制和挫折,有進有退。我1990年已離開明報,但從版面內容以至編採部的老朋友言談所示,始終在保守中有進步。1997後報界眾芳蕪穢,明報也算得上是一枝獨秀。
風雨遲早要再來,簡冬娜專欄所述,20122014年間調換總編輯之事,我當時分外感觸。明報高層始終深信妥協是生存之道,忘了堅持報格、求真、對讀者忠誠,才是生存的真正力量。一時妥協,還可回頭,喪失報格,那就萬劫不復。今天,明報已走到了這個深淵的邊緣,上次風波,成就了明報員工決定成立工會,新聞工作者自強不息,是香港的希望,今天下午二時三十分「夠姜集會」,願見廣大市民,與新聞界站在一起。

2016年4月28日 星期四

蔡子強 - He is the Force

2016年4月28日

【明報專訊】「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莊子.外篇.山木》
2000多年前,莊子已經告訴我們,愈是剛直,愈是優秀,也愈容易為自己招惹麻煩,甚至殺身之禍。
調查報道的幕後英雄
很多人都知道,揭發美國「水門事件」(Watergate scandal)的《華盛頓郵報》新聞報道,是調查報道的始祖與典範。
兩位年輕記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起初只能像「盲頭烏蠅」般亂衝亂撞,例如,他們起初手上只有一個名字「Howard Hunt」,那就什麼與他有關聯的都不放過,甚至包括他在白宮圖書館的借書紀錄。後來,他們又追查爆竊者的戶口紀錄,追查支票和金錢的流向,從而順藤摸瓜地追查爆竊者的上線,但這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要記住那是電腦仍未普及的年代,例如當你知道簽發給爆竊者支票上面簽發者的名字,下一步,你可能便要打開厚厚的電話簿,搜索這個名字,再逐個同名同姓的打電話去碰運氣。
就是如此,兩人努力不懈、廢寢忘餐的調查與採訪,每天工作1618小時,一星期工作7天,長年累月如此,結果締造了一個報業的傳奇。兩人後來接受訪問時反覆指出,他們之所以能夠揭穿真相,在於願意花上大量心力在浩如煙海的零碎資料中,不嫌大海撈針,鍥而不捨,抽絲剝繭。
但今天我想談的,不是這兩位記者。兩人的投入、毅力和膽識,固然令人動容;但其實同樣功不可沒的,還有背後一個人,那就是總編輯布拉德利(Benjamin Bradlee)。
好的總編輯為前線記者遮風擋雨
這位總編輯,一方面,放手讓兩位年輕記者去幹,而另一方面,更以他的深厚經驗肩負把關的角色,以防出錯,那就會被政府抓到小辮子,把《華郵》報道的公信力藉機摧毁。當中如何拿揑平衡,考的就是功力。
當時兩人都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一往無前的年輕記者。如果沒有資深的前輩,在他們背後把關,在適當時候收一收韁,兩人隨時會因為急於求成而累事,連一些不太成熟以至錯誤的報道都出了街先算。要知道當時尼克遜政府對《華郵》恨之入骨,恨不得抓到他們在水門事件報道上的失誤和錯處,以把這份報章的公信力來個迎頭痛擊,徹底摧毁。這愈發突出布拉德利這位總編輯的角色和重要。
伍德沃德憶起布拉德利時說:「他的存在,就是一股力量。」(He was a presence, a force)布在採編流程中,永遠扮演把關以及質疑者的角色,永遠提出反詰,永遠提醒伍是否已經做足查證工夫。伍說當時最怕聽到的,就是布的那一句:「後生仔,這段新聞你仍未做足工夫讓它可以出街。」(You don't have it yet, kid
除了把關得宜之外,作為《華郵》的總編輯,布拉德利的另一功勞,就是頂住如山壓力,讓兩位記者可以不受干擾的繼續採訪水門事件。尼克遜政府曾試過以無數骯髒手段來整治《華郵》,差不多全面封殺《華郵》的採訪,例如:官員不會接受《華郵》的採訪;官員不會跟他們的記者、編輯吃飯交往;就算《華郵》打電話給政府,人家也不會回電;郵報的記者甚至不能參加官方宴會,哪怕是最資深的那位,只能在新聞室坐冷板櫈。但布的脊骨夠硬,就是不會為了政府的關照、為了換得政府放料,而以扼殺自己屬下的採訪作為交換。
簡而言之,記者在前面衝,而這位總編輯卻在後面為他們遮風擋雨。
明報調查報道成功背後
為何要寫一大段布拉德利?因為,據《明報》人所說,上周突然被明報以「節省資源」為由而解僱的執行總編輯姜國元,最欣賞的報人,就是這位《華郵》總編輯。
如果要說調查報道,我夠膽講,明報是全港芸芸眾多媒體當中做得最好的。
例如本周一,在香港報業公會的周年頒獎典禮中,明報偵查組所做的「長者遭脫光露天等冲涼」報道,便奪得「最佳獨家新聞」冠軍。去年,在同一個頒獎典禮中,也是由明報偵查組所做的「權貴離岸公司調查」報道,以及「地政高官買地爭議」報道,分別奪得「最佳獨家新聞」冠軍和亞軍。前幾年明報偵查組所做的唐英年及梁振英兩人的僭建事件,更轟動了整個政壇,改寫了香港的政局。上周三明報偵查組五大版的「巴拿馬文件港政商BVI大曝光」報道,同樣在香港引起廣泛迴響。
能夠做出這些調查報道,那自然是記者努力不懈、廢寢忘餐的調查與採訪的辛勞工作成果。正如本周一陳星在明報編輯室手記所寫〈明報人〉一文中所透露,「巴拿馬文件港政商BVI大曝光」報道,是靠偵查組記者埋首於浩瀚的文件堆中,不知日出日落、挑燈苦戰所做出來的。
但正如前述,如果記者後面沒有報館高層,為他們把關,為他們遮風擋雨,這些調查報道是不會修成正果的。而這些高層當中的表表者,就是姜國元。
潤物細無聲
明報的記者好友告訴我,阿姜出名好人,永遠與人為善,且十分信任同事,願意放手給他們幹,不會因為題材敏感而橫加刁難。另外,每次有重大調查報道出街之前,他們難免都會戰戰兢兢,生怕出錯,反招話柄,甚至遭人反撲。但每當想起有阿姜把關,大家心裏就會踏實得多,因為他們相信阿姜的經驗和判斷,如果他看過認為沒有問題,那就應該可以過關,大家可以放心。所以,阿姜無疑就是newsroom裏的定海神針。此外,他也為同事頂過不少壓力,守護編採自主。如今員工提出自削福利,也要省下資源給報館重聘姜國元,不會無因。
阿姜並不是作風高調的人,所以讀者或會對他感到陌生,但是「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他對同事的提點和守護,潤澤了不同年代的明報人。
近日,看了阿姜眾多明報舊同事寫的文章,分享與他共事的經歷,例如:田心的〈安裕這個人〉、譚蕙芸的〈否定安裕,就是否定香港幾代新聞人〉、王明倫的〈姜國元的靦腆 安裕周記的慰藉〉、梁美儀的〈無裕不安〉等等。
這都讓我明白,只要阿姜在明報的newsroom,「He is the force」。
認真 反而會受到懲罰
布拉德利當年能修成正果,成了報業傳奇人物,也可以在《華郵》做到終老。但卻不是每一位新聞工作者都可以這麼幸運,還要看他們活在怎樣的土壤上。
近日,讀到朋友區家麟的文章〈你認真,會受到懲罰〉,當中的一段:「抱持理想、敢說真話、堅守原則的人,在這片土地,會受到懲罰。香港,似乎再容不下一個安靜的編輯室,讓記者們安心做好自己的工作。」心裏不禁黯然。
就如莊子所說:「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愈是剛直,愈是優秀,也愈容易為自己招惹麻煩,甚至殺身之禍。2000多年前,莊子就為中國人的命運寫下預言。
容我清清楚楚的再說一次,我認為以「節省資源」為由來解僱姜國元,是讓人難以理解的,因為對於愛護明報的朋友來說,包括讀者和員工,都會認為阿姜是明報最寶貴的資產之一。安裕所寫的專欄,是很多讀者(包括我),每周都會追看的,也是我們之所以成為明報忠實讀者的一大原因;而熟識明報員工的朋友也知道,阿姜是員工的精神領袖,幫大家頂過很多壓力,是報館運作的中流砥柱,是維繫大家士氣的定海神針。如果要為了節省那一點點薪水,而把他解僱,那無疑是捨本逐末,恕我無法接受明報管理層的說法。
不需權貴美言 只需手足肯定
布拉德利離世後,美國總統奧巴馬曾致哀說:
「對於布拉德利來說,新聞,不止於是一個專業,它更是我們民主運作的中流砥柱。」(For Benjamin Bradlee, journalism was more than a profession——it was a public good vital to our democracy
「他成立了一個標準,一個誠實、客觀、一絲不苟的報道標準,就是這個標準,鼓勵了無數人投身這個行業。」(The standard he set——a standard for honest, objective, meticulous reporting——encouraged so many others to enter the profession
我不期望香港的特首,會有胸襟和識見說出這番話,去肯定我們一些堅守崗位的新聞工作者,更相信,姜國元對此亦絕不稀罕;但我相信,阿姜離開明報後,記者留在他桌上的一紙感言:「你的經驗,你對新聞的熱誠,是後輩最寶貴的資源」,就是他在明報工作10多年的最大安慰。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李怡 - 小蒼蠅如何變成大象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4月28日

經過大半個月的文宣拼湊,機管局對行李門事件發表調查報告,試圖對保安局長和民航處長為梁特護航的言論合理化。其主要論點,就是機管局宣稱,「代客送行李入禁區」是航空公司有權提供的禮遇送遞服務(courtesy delivery),並非特權,一年有517宗。

如果一年有500多宗同樣的事,那麼當時梁頌昕和梁太提出要求就不會被機場職員斷然拒絕,不會勞動到梁特要與國泰職員通話之後,事情才有轉機,不會是好幾個傳媒試行都得不到同等待遇,更不會事情擾攘一個月才提出這種「禮遇送遞服務」的理由和有多少宗數字,這樣的論據和數字不是應該一早就提出來嗎?

公民黨成員、民航機師譚文豪昨天提出,機管局報告有一頁「香港航空保安計劃」的附件,其中第6.2.10段指出:All screening of cabin baggage shall be conducted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assenger。意思是:所有安檢程序必須在乘客在場的情況下進行。用的雖然是「shall」,但沒有提出可以例外的情況。而且用「all」,並非如辯解者所說,同行同檢只是針對第二次安檢才必須,第一次沒有作這樣的規定。

這份「航空保安計劃」是「限制文件」,譚文豪表示之前未能從公開途徑獲得。這次作為附件揭露出來,等於把整份報告槍斃了。昨天機管局還死撐,指相關規定只是針對手提行李進行第二次安檢,由於事件中的行李毋須進行第二次安檢,故行李物主毋須在場。但文件明明寫着「All screening」呀!

至於一年517宗,究竟有哪一宗是與行李門相同的事件?如果很多都相同,何以梁頌昕和梁太最初提出時會被斷然拒絕?何以傳媒試行「特事特辦」全不受理?機管局能否提出那怕一宗類似的事件作佐證?

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委員黎玉嬋說,航空公司過往提供的禮遇送遞服務,雖會幫貴賓送行李入禁區,但必定會與物主同行,一起過安檢,航空公司職員清楚知道不能幫乘客帶行李入禁區。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表示,早前與機管局會面所得資料,該517宗個案,全部是經失物認領程序處理的失物,辦理需時,決非如梁特家人,在一個小時內完成程序並將行李送到手中的個案。

國際航空安全規定,所有安檢都必須同行同檢,機管局報告的附件「航空保安計劃」也列明所有安檢必須同行同檢。現在因梁特家人的行李門事件,機管局表示第一次安檢毋須物主在場。在報告末段更因此事而提出日後如何優化方便乘客,此一順應立法會盲毛提出要改例的建議,真是嚇壞了空服員和乘客。黎玉嬋擔心正如可以更改毒菜標準令毒菜進入香港一樣,所謂方便乘客的措施,若擴大到人人都可以用,勢將造成很大的安檢漏洞。

事情其實已清楚,就是特首家庭為自己方便而要機場職員違反安檢條例為他們服務。在梁特與機場職員通話後獲得特事特辦。如果是一個在民主體制下向市民負責的特首,事情被捅穿之後,若能就自己及家人因愛女情切而做了不當行為公開道歉,那麼這件事就會在公眾原恕之下很快成為過去。但不肯認錯,還要進行政治化妝,甚而要掩蓋過失,那就讓雪球越滾越大,使小蒼蠅變成大象,還要機管局、保安局賠上公信力為特首家庭塗脂抹粉,更因提出考慮修改條例而全面損毀香港國際機場的良好信譽。

689把損壞機場信譽的責任推給為行李門抗議的示威人士。沒有特首的行李門,哪有示威?示威者的用心也不過是為保住香港國際機場的聲譽而已。如此倒果為因這世界尚有是非乎?(http://www.facebook.com/mrleeyee

岑逸飛 - 莎翁與馬羅

生命通識   2016年4月28日

4月23日是世界閱讀日,世界各地大小機構、書店、圖書館都有舉行活動慶祝。閱讀日最初的意念來自國際出版商協會,後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1995年起確定為此日,希望推廣閱讀和寫作,以及提升版權意識。

至於為何要確定此日?據說因為此日也是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的逝世紀念日。莎翁於1616年4月23日逝世,留下許多傳頌千古的名作。2016年更是他逝世400周年,全球各地都有紀念活動。

首先是莎翁故鄉英國舉行各種大規模紀念活動,包括大型戲劇、歌劇、古典樂表演及電影改編等。英國《獨立報》更報道了十宗莎翁鮮為人知的生平軼事,包括其生日不詳;與妻子安.海瑟薇(Anne Hathaway)是姊弟戀(比他年長8歲);其父親是品酒師以及他的家族成員多是文盲等。

在世界文學史上,莎翁與希臘的荷馬、意大利的但丁、德國的歌德,被譽為人類文學的四大寶藏。在莎翁筆下,他塑造的人物性格不是單一的,而是多色彩和立體的,寫出變幻複雜的人性。他的作品永遠耐讀,不斷地被解讀、詮釋和演繹,400年來歷久不衰,因為裏面的內容實在太豐富,不僅有文學,更有哲學和歷史,以至自然科學,可謂無所不包。

莎翁在今日可謂無人不識,但想起了與莎翁同期的另一個劇作家馬羅(Christopher Marlowe),據說當年比莎翁更聞名,然而今日已幾乎無人提及,讓莎翁盡領風騷。馬羅是與莎翁同年出生,但莎翁在世時沒有馬羅的名聲,要在死後二百多年才聲名鵲起。若要認識馬羅,可前往英倫島東南部的坎特伯雷(Canterbury),筆者在千禧年曾去過,那裏仍可找到馬羅的遺風。

馬羅的父親是造鞋匠,他是拿獎學金進入劍橋大學攻讀,有名校背景,不像莎士比亞年輕時只在劇團裏打滾。馬羅是學苑派的創作人,擅長寫無韻詩(blank verse,即不押韻但符合所謂「抑揚五步詩」的要求)和悲劇。論創作才能和技巧,馬羅應不亞於莎翁,難怪有學者質疑莎翁劇作可能出於馬羅手筆。

一般論者認為馬羅與莎翁之間存有「瑜亮情結」。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寫諸葛亮三氣周瑜,害得氣量狹窄的周瑜吐血身亡,臨終前仰天長嘆:「既生瑜,何生亮?」實則此事全屬子虛烏有,是作者為美化諸葛亮而虛擬,且歷史上的周瑜,心胸寬廣,但小說故事深入人心,周瑜氣死一事也被塑造成「瑜亮情結」的成語。

其實以周瑜來比喻馬羅也是對馬羅不公,馬羅的問題,可能不是才華不及莎翁,而是英年早逝,且他因參加反宗教的秘密組織而被政府通緝,犯下彌天大罪,官非纏身,最後更被人刺死,年方29便已撤手塵寰,但莎翁則活至52歲,莎翁寫的四大悲劇,即《奧賽羅》、《哈姆雷特》、《李爾王》和《麥克白》,全是44歲後的作品。這些悲劇挖掘了人性的陰暗面,可是若沒有相當的人生歷練,怎也寫不出來。馬羅可說是死得太早,若天假以年,焉知他寫不出更精采的作品?

陳廣隆 - 相逢恨晚 春夢遲來 新舊婚外情好戲連場

電影講座   2016年4月28日

相逢恨晚、猜疑悔恨,是愛情和婚姻的最大考驗。我們都希望自己能夠、渴望伴侶可以從一而終,長相廝守,排除一切誘惑,可是現實總是難如人意,一次工作上的邂逅、舊同學的重遇,情慾萌發,就可以掀起許多波瀾,教人輾轉反側,挑戰道德與感情的底線。七年之癢也許易熬,可是10年、20年、30年以上的婚姻呢?中年人以至老年人的感情世界,定必更加複雜,若說長久的愛情建基在彼此的信任,一旦發現原來他不夠愛我/我不夠愛他,那又可怎麼辦?

說到探討婚外情的經典傑作,影迷們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大衛連導演的《相逢恨晚》(Brief Encounter, 1945)。許多人只記得大衛連中後期的史詩式大作,但他中前期的小品往往更堪細嚼,1999年英國電影協會(BFI)票選百大本土電影,排第2的就是《相逢恨晚》,第3才是《沙漠梟雄》(Lawrence of Arabia, 1962),後來2004年再選,兩者排名才互換。故事中遇上婚外情煩惱的是女方。羅拉本來家庭幸福,孩子可愛活潑,一日在火車站遭煤屑迷住了眼,束手無策之際,偶遇一位同樣在候車的男醫生,善良的他以巧手為她解除痛苦。後來兩人再次不期而遇,即感互相吸引,從此兩人約定每逢星期四會面,然後一起到公園散步、划船、看電影、吃午餐,一切看似平淡,卻是浪漫甜蜜。醫生的優雅、謙遜、體貼和誠意,在羅拉心湖泛起陣陣漣漪;羅拉的樸素、溫文、和順與柔情,也令向來以禮教自持的醫生怦然心動。

理智與感情

《相逢恨晚》的男女主角都只三十來歲,但在舊日早婚的年代,不少這個年紀的中產男女已成家立室多年,有兒有女,已算是今天的「老夫老妻」。故事背景是1938年,那時戰爭陰霾、傳統束縛,均教人傾向保守安定,不敢造次,何況離婚再戀?華人世界的婦女對此必不陌生,男主外女主內的枷鎖甚至更加牢固。不過《相逢恨晚》動人心肺處,並不在於高呼女性自主、戀愛自由,而是其含蓄的浪漫、苦澀的傾心。羅拉雖然深愛丈夫,從不抱怨,畢竟感到婚後生活沉悶,相夫教子的「工作」日復一日,缺乏驚喜變化,乍遇良人,年輕時的甜蜜想像容易在潛意識中與眼前知己重疊,難免亂了心湖。「飛沙入眼」的情節也許「老土」,但關懷體貼,永遠教人心動,更難得的是性格相近,情投意合,也許就像坊間那些愛情作家所言,timing才是至關重要的。

要細味《相逢恨晚》,就要看大衛連如何處理不同的timing,深化「恨晚」的主題。從羅拉與醫生起初兩次相遇,到後來每周一次約會,每個timing都是短暫的,但也是甜美的,然而相見漸密,為人發現的機會漸增,好幾次幾乎被人撞破,只得說謊避嫌,那些timing,刻着的則是羞恥的印記。後來,兩人互通心曲,醫生帶羅拉到外出未歸的朋友家中,正當情癡神醉,慾念即將衝破理智之時,房門忽然響了起來——主人回來了,這又是一個教人難忘的timing。羅拉從後門倉皇逃走,此時她感到一切都完了,想告訴丈夫,卻又游移不定。醫生苦苦糾纏,只為告訴她自己即將動身去非洲行醫。誰也不知應怎麼做。背叛各自的家庭一同遠走高飛,還是來忘掉錯對,慧劍斬情絲?可是情絲又如何才能斷?

到了這一步,他倆之後所有timing都只能是哀怨。兩情相悅,但為了各自對家人和伴侶的感情和承諾,只能自我克制,不能逾矩;中年人的第二春,往往是甜蜜真摯的,也往往是無奈哀傷的。大衛連優秀之處,正是在於能細膩地拍出兩人這種理智與感情,又能緊緊結合甜蜜和哀愁的情調。事實上,電影一開始聽見羅拉以畫外音敍述這段浪漫記憶,觀眾就知她最終會回到丈夫身邊,但中間的掙扎和轉折,始終是那麼耐看,教人沉吟細思。故事結尾醫生決斷乘車離開,羅拉惘然若失,雙眼空洞,畫面旋轉傾斜,反映她心裏的紊亂,她隨之衝向月台,火車轟鳴經過,她方明白剛才幾乎墮軌,到底是無意識的舉措還是有意想自殺,留待觀眾判斷,這一幕是教科書級的心理描寫,無論看多少次都如斯微妙。更妙的是羅拉從回憶回過神來,雙目無神,身旁的丈夫見狀,竟明白她適才的心思,擁着她道:「感謝你回來。」這份包容真是多麼成熟、智慧、深情呢!

真誠而純淨

《相逢恨晚》寫的男女情事,是如此樸實、真誠、純淨,不摻雜經濟因素(如妻子抱怨丈夫貧窮)或破裂關係(如早有家暴、不忠、不和等事在前)等問題,不貶抑任何一人,是後世無數同類影片的楷模,舉一可知三。不過塵世間的愛情,從來就不單純,婚外情往往萌於越界的情慾,《相逢恨晚》未解羅衣,已換來畢生的恥感,只輕輕觸碰到這個話題,要到了20年後,大衛連導演的《齊瓦哥醫生》(Doctor Zhivago, 1965)才敢啟齒──在故事前段,齊瓦哥與娜拉數度擦身而過,暗生好感,多年以後,各自已結婚,卻因「革命」洪流所逼同在軍旅中共事,終在血泊中建立了共患難同理想的情誼,然而要分別時齊瓦哥意圖表白,娜拉仍壓抑着說幸好兩人並未做出違背雙方家庭幸福的事,可見「性」仍舊是可犧牲的慾求,直至兩人千帆過盡歷遍劫難,才決意衝破身心枷鎖,靈與慾方得到結合,蘇共內鬥的魔爪反而成就了兩人可歌可泣的關係,也不得不說是傾城之戀吧!

靈與慾結合

後來的電影就不再迴避性議題了,眉目傳情,轉瞬已在枕伴,如何不讓慾蓋過情,從人性角度掌握婚外情的問題核心,是繼後的編導們的考驗。以此考量,奇連伊士活自導自演的《麥迪遜之橋》(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 1995)絕對是難得通透的精品。那是發生在六十年代艾奧瓦州鄉郊的故事,梅麗史翠普是意大利裔的家庭主婦法蘭西絲卡。丈夫帶子女外遊數天,獨守空閨的她遇上了到此工作的奇連伊士活,他飾演攝影記者羅拔,後者偶來問路,兩人互有好感,當晚已把酒言歡。

羅拔走遍大江南北,率性又幽默,不羈卻斯文,深深吸引着女方,而女方儘管讀書不多,然成熟風情極迷人(梅麗史翠普本來不太喜歡原著小說,但為了挽救走下坡的事業,即增肥20磅,又參考不少意國女星的神態,演出相當成功,蘇菲亞羅蘭就笑說她以演技盜走了這個本應屬於她的角色),善良無機心、事事好奇的性格也教羅拔傾心。她明知對方是個浪子,情難留住,但羅拔說兩人有如命中注定的一見如故,一生人只有一趟,終令對方溶化,夏日不僅蒸出一身熱汗,也燒掉彼此的心房,於是纏綿繾綣,鴛鴦戲水,中年人的床上戲拍得如此醉人,實在要佩服導演的功力。

感情經過肉體的昇華,更加難捨難離, 但在這場感情中,清醒的是女方。羅拔曾說癡迷就是癡迷,不需要任何理由,女方卻提醒他不省思為何癡迷,只是自我陶醉,逃避責任。《麥迪遜之橋》的基本結構和主旨命題,都與《相逢恨晚》相近,但後者欲言又止,法蘭西絲卡卻敢直率說出他倆的戀情只能以此方式在心中長存,一旦遠走高飛,所有東西都會消失,換句話說,timing縱對,也不代表可以永恒。

法蘭西絲卡多次訴說她對愛情與婚姻的看法,皆見睿智。最後羅拔站在雨中靜候她回心轉意,女方雖肝腸欲斷,始終堅忍到底,這幕教人想起德格拉斯薛克導演的《斷腸春夢》(There's Always Tomorrow, 1956),片中男主角有美貌嬌妻及孝順子女,但中年偶遇舊愛,竟想與她離開原地過新生活,但女方知此情難久,最後忍心將他棄於雨中。奇連伊士活肯定參考過這部傑作,才能活現中年人的愛情哲思與困局,連法國人都大加讚美,《電影筆記》細選九十年代最佳電影,《麥迪遜之橋》位列榜首。

另一種出軌

其實,出軌不一定真有肉體接觸或實際交流,回憶與猜疑,破壞力也可極深。現正上映的《緣來他不夠愛我》(45 Years ),就講湯葛特連與夏綠蒂藍萍飾演的老夫老妻,本來恩愛親厚,正要辦45周年結婚紀念,但突然傳來消息,說找到男方少年時墮崖失蹤的前女友冰封了的屍體,他表面上不悲慟,卻忍不住緬懷舊事,女方發現原來前女友從未離開過他的心。一晚她終按捺不住,對他說:「我一直以為你有了我已足夠,但現在我有點懷疑你是否這樣想。」這句話說來是多麼的沉重,40載傾心專注的愛,原來可能建基於一個前設(如果丈夫的前女友沒死他,倆可能已成婚,那就沒有自己的位置了),那確實是不易接受的事。

不過,愛是否「足夠」,縱使是一直如膠似漆的老夫老妻,雙方的定義也許依然不同,我們是否相信對方最愛的是自己,但同時接受對方心中還有另一個人(儘管這個還有的程度,無法說實)?「專一」到底是何物?是心理狀態(有了唯一,連回憶也不可有第二)還是有時間的標準(必須一生一世)?《相逢恨晚》的丈夫原諒了妻子有過的離意,《緣來他不夠愛我》的妻子卻不接受丈夫緬懷故人的異心;這當中未必有何是非對錯,也許是男女不同,也許是價值觀各異,但好電影提出的問題總是像水滴頑石般一下一下地向我們敲問——本文不是提倡婚外情,但若感情不招自來,我們持守的到底又會是怎樣的原則?希望各位讀者能從這幾部新舊佳作中得到啟發。

撰文 : 陳廣隆

2016年4月27日 星期三

黃世澤 - 安裕被炒與南洋報殤

2016年4月27日

一直廣受《明報》讀者喜愛的安裕,肯定是《明報》的重大資產,《明報》要開源節流竟然裁掉他,簡直匪夷所思。而專欄作者們開天窗,竟然被強加「編者按」,這種不尊重作者的做法,簡直破《明報》歷史的紀錄。

對筆者這個南洋來客而言,這種粗暴清理不聽話員工的手法並不陌生,皆因現時《明報》的母公司世界華文傳媒集團,處理馬來西亞旗下兩份報章《星洲日報》、《南洋商報》的異見評論人的手法同樣粗暴,不難看出這次安裕被裁的實際元凶,其實就是不斷用虛偽口號自我推銷的張曉卿,甚至鍾天祥也只不過是受人錢財、替人消災。

在馬來西亞中文報界,有不少學識淵博、深具份量的評論人,像李萬千、楊白楊、丘光耀等,這些人公開批評張曉卿與執政黨成員之一馬華公會聯手收購《南洋商報》,令馬來西亞中文媒體言論自由消失,公開呼籲作家們罷寫《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這些評論人立即遭到《星洲日報》封殺,沒可能刊登他們的評論固然不在話下,但更離譜的事卻在連他們的相關報道也消失得無影無蹤。而這些作家被迫害時,鍾天祥都還未擔任《南洋商報》總編輯,因此幾乎可以肯定,這是張曉卿的慣用伎倆,不論鍾天祥還是陳天祥,只要他要聽老闆的話,都會用同一手法對付安裕。

張曉卿視傳媒為政治工具

當然,張曉卿這樣自閹報章根本是自殺行為,《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銷量越來越差,在互聯網上,有很多馬來西亞人會付費訂閱《當今大馬》(Malaysiakini)的中文、英文或馬來文版,但沒幾個想看《星洲日報》或《南洋商報》,因為張曉卿只把傳媒當成他的政治工具,誰會自掏腰包買一堆沒營養政治廣告回家?假若張曉卿真的珍惜《明報》的賺錢能力,特別《明報》這品牌對挽救世界華文傳媒集團在馬來西亞惡劣形象的價值,為何要裁掉在巴拿馬文件相關報道上表現出色、不偏不倚,日常專欄得到各方愛戴的安裕?張曉卿不尊重讀者和新聞自由,讀者亦沒有必要去尊重張曉卿,亦因此世界華文傳媒集團在全球各地報刊的公信力亦越來越爛。

筆者可謂看《明報》長大,寫作生涯亦在《明報》校園版開始,也經常穿梭家鄉南洋與香港兩地。鍾天祥只聽老闆話,筆者理解,那是南洋老一代人的忠誠侍主之道,筆者不敢挑戰他。那筆者請鍾天祥的老闆張曉卿以情在人間、正義至上(《星洲日報》格言)的精神,向馬來西亞、印尼、香港三地讀者解釋一下多次與世界華文傳媒集團相關的新聞自由事件,特別是安裕被炒這件事,而不要拿鍾天祥當擋箭牌,每天在編輯室面目無光地上班。

這次《明報》粗暴裁掉安裕的做法,既無情,亦無義,公信何存?張曉卿若然真的尊重《明報》讀者,應親自向公眾道歉。而要讓《明報》真正成為一份具公信力的獨立報章,一如英國《衛報》一樣,在眾籌越來越成熟的今天,《明報》如能改由公眾共同擁有,成為一個獨立公共報章將會符合公眾利益。

黃世澤
時事評論員

駱以軍 - 哲生

世紀.失物招靈   明報   2016427 

我和哲生大學同是念文化大學,他念英文系,我念森林系再轉中文系文藝創作組。研究所我念戲劇所,他念淡江英文所。那時我和年輕的妻在陽明山一個紗帽山的山腰,租了一個光線明亮的屋子。合租的室友,是一個女畫家,獨自帶一個四歲的小女兒。有一天哲生和妻子到我們那屋子,他們是那女畫家的朋友。我記得他們坐在長條餐桌那邊,上方有一盞布罩的燈,他們的臉被那燈光暈染,我印象裏卻覺得這人的臉色很陰鬱。女畫家介紹我們認識,原來都耳聞對方之名。我當時已出了兩本短篇小說集,他好像剛拿時報文學獎,那篇小說非常厲害。但他說了一句,像盛夏眼睛突然轉進室內的暗黑,那樣一句話:「我很羨慕你。」羨慕什麼呢?我當時前途茫然,不知自己的文學夢還能不能堅持。
後來我吃胖,只要到鳳山當一個月兵,某個營內休假,在一棟樓的樓梯間,遇見他。那時我剩一禮拜就可以回家了,他卻還要當兩年兵,而且是抽到金門外島籤。他一臉暴幹我竟就要逃離軍中這窒息之地,我們抽着菸,然後他把我軍服前襟口袋那半包菸抽走。
之後他終於退伍,工作上比我順利許多,先在一報社當編輯,之後到《FHM》當主編,後來變總編。那時我已生了兩個小孩,沒有工作,想專注寫小說,但總為經濟所困。我們也各自出了幾本書,幾個朋友相約出來混酒館,都說着一些創作者耍酷的話。我注意到他是用菸紙捲菸,一根菸慢慢捲好,再悠着抽。服裝也比較有在城市混的品味了。也會說一些冷笑話。
之後那幾年,我好像夢遊者走進一片無光的沼澤,沒有任何心理準備就當了兩個嬰兒的父親,我父親則中風倒下,妻子也得了產後憂鬱症,且我們的經濟一籌莫展,好像年輕時那個只往着小說隧道正步前行,不用理會現實世界的文學夢,愈艱辛且茫然了。當時接一些爛劇本,或兼課(錢非常少),為這些營生已弄得筋疲力盡。某次,在金石堂辦了個出版人文學人的趴,我也被長輩帶去,但在那空間裏,大咖們拿着紅酒杯圍着聊天,或各出版社的編輯、企劃互相熟識而三兩哈啦。只有我、哲生,和一同輩的美女作家,我們都才三十五歲吧,平時也都不太和外頭打交道,站在一個牆邊,都頗尷尬侷促。我的印象,哲生還是像我第一次在陽明山遇見他,臉像在一個燈罩下,光裏反間眉骨鼻樑的陰影,他還是對我說:「我他媽超羨慕你。」我苦笑地說起自己的倒楣,疲於奔命:「我才羨慕你呢。」後來我趁空就溜走了,回家還要帶一個三歲一個一歲的小孩啊。
一周後,一個女作家朋友打電話來,哭泣着說,哲生自殺了。選擇的方式很怪,是在他公司附近,一個小樹林的一棵樹上上吊。據說是為憂鬱症所苦。當時我一直想,他在那人群中對我說那樣的話,是否在求救呢?我是否不應只顧着自己的不幸,拉他去找間酒吧,大家喝兩杯打打屁,會不會在他往那死蔭之谷躍下前,至少緩衝一下,踩個煞車呢?但其實我並不是他最親近的朋友,幾年後遇到當時跟他要好的哥們,大家說起來都有類似的奇怪愧疚感,是不是當時在平時的距離,再多一分用心,越過那道玻璃牆,多關心他一下,拉他一把,有沒有可能阻止這個遺憾呢?
在哲生的葬禮上,一些同輩女作家哭泣着,我們這輩的創作者,性格中都有種疏離或孤僻,彼此之間平時無什連繫,或也因文學環境到我們三十多歲時,其實已衰壞,所以光為了謀生就耗盡心神,無法再如前輩們有一種文人的聚會、友誼。但一個同輩的離場,讓我們最內裏的靈魂,冷的打顫。後來我們幾個同輩的創作者,就是在那場葬禮後,大家約定,以後要定時相約聚聚。
作者簡介:台灣小說家,長篇小說《西夏旅館》曾獲香港「紅樓夢文學獎」。

安娜 - 自將磨洗認前朝

紙上聲色   2016年4月27日

接上篇:折戟沉沙鐵未銷 

隱形賊王季正雄一段最堪玩味,三段之中以此最為內斂沉鬱,對季正雄的心理描寫更見有曖昧處。季正雄沒有卓子強的大想頭,九七大限將至他還只是打算帶兩個旗兵打劫一間小金舖。季正雄與旗兵在馬會裏部署,準備乘警車駛走後行劫金行一段,我以為是全片最亮麗完熟的一場戲。表面上整場戲沒有任何衝突交鋒,但實質上季正雄的內心卻經歷了最關鍵的掙扎,他原本確信的觀念都給動搖了——這些要點從一連串調度、演出、剪接的精準配合下都豐富地體現了。

季正雄選了三T派彩逾億的賽馬日下手,兩個在投注站待命的旗兵不知三T是什麼,也漸漸給四周狂熱的人群感染,像着了魔的向小熒幕凝神吶喊。投注站外的季正雄也察覺到這一股失控地投入橫財夢的氣氛,他往對街望過去竟連警車中的警員也在打開馬經,然後幾個解款員挽着錢箱在他面前走過——連小市民的目標都是以億計時,季正雄為什麼還要為一百幾十萬去打劫小金行?本是要行動的瞬間,季正雄猶豫了;他連殺人都能面不改容,但叫他卻步的竟是內心價值觀的傾倒。

三位賊王最後各自走上絕路,都來不及碰面了。在電影正式結束前,三個主角的生死尚是懸而未決之際,創作者加插了一個教人百感交集的尾聲:我們以另一角度目睹三賊王當日在風滿樓內原來曾邂逅,然後畫面就接上連串回歸新聞片段,包括彭定康女兒哭別香港、皇家警察更換徽章、解放軍進駐等。聯繫兩段影像的是一段從回歸典禮節錄的聲帶——先是一輪掌聲,然後查理斯王子讀出:「We shall not forget you, and we shall watch with the closest interest as you embark on this new era of your remarkable history.」電影將聲畫重新配搭後,掌聲就變成了獻給三位賊王,而查理斯王子句中的「you」也可順理成章的理解為三大賊王——我們不會忘記犯案纍纍的卓子強、葉國歡和季正雄。這個安排提煉出極強的反諷味道,甚至可說是一個反叛的姿態。

罕見歷史感

影片結尾包含了一種拒絕全盤承認由上而下灌輸的正史的意味。如果權威的歷史要我們記住九七回歸是一個普天同慶、重投祖國懷抱的時刻,那麼這部片反向的提出卓、葉、季三個儼然成為都市傳說的人物同樣值得寫入史冊;三大賊王的生存與消亡,在戲中與香港回歸被並列在同等重要的高度。《樹大招風》除了製作嚴謹,還有一種港產片鮮見的歷史感;這種歷史感不是倚仗一堆舊時代的符號,而是來自對電影故事與時代關係的思考。

電影最後能把戲劇情節與歷史背景結合得如此精妙,且有弦外之音,並不易得。我們怎樣去書寫我們的過去,我們有權選擇;我們要怎樣記憶我們的歷史,我們能有自主——《樹大招風》苦心經營的尾聲,無疑把整部電影的格局和層次提升了。

電影調子灰暗,似是處處無望,但不要忘記最後一句說話提及「embark on this new era of your remarkable history」——多麼振奮動聽啊!而且,既然我們面前已有《樹大招風》,那個「embark on this new era」也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想像;許學文、歐文傑、黃偉傑都會是我們要「watch with the closest interest」的人物。而一切的回望與追認,同時間也是為了給未來找更正確的道路。


《樹大招風》三段之中,以「季正雄」一段影像風格最為突出。

李怡 - 拒絕再為梁特惡行埋單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4月27日

特首梁振英昨再批港獨,指有小部份人鼓吹香港獨立或自決,是要700萬人來「埋單」,一起承擔政治及經濟後果,明言會失去中央信任及支持。

《蘋果》即時新聞出了這段報道,網民的留言就一面倒地表示:極小部份(689)人選梁振英做特首,要700萬人埋單!梁特為「顧全大陸」而執行的政策,包括高鐵、港珠澳大橋等大白象工程,就要700萬人埋單。作為香港特首一家人不檢點,要全香港機場嘅安檢地勤機管局同你埋單,賠上香港機場國際級嘅美譽變成下九流機場……

講到近年興起的港獨和自決定思潮,就想起了一段往事:1984年剛剛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後,我去新加坡旅行,與幾位在新大任教的學者談話,話題不可避免談到香港前途。有台灣去的學者表示:香港人站在民族主義立場,不該對中國收回香港主權作出抗拒反應。來自香港的哲學研究所教授翟志成說:「如果過去三十年中國搞得比香港好,香港不會有人反對中國收回香港。如果今天有香港老百姓不能接受中國收回香港,那麼這些香港人不應該感到這種想法有民族主義罪咎,中國領導人應該感到有民族主義罪咎。如果我們自己不願接受共產政權直接間接統治,卻以堂皇理由去指摘他人對共產政權的抗拒,那就是『以理殺人』,你有權『以理自殺』,但無權『以理殺人』。」

這番話,說得先前那位學者無詞以對。

這番話,也影響我一直以來對政權與民權的主次關係的看法:我們思考問題時,究竟應以每一個市民的切身感受為出發點,還是應該以虛無縹緲的國家民族大義為出發點?

港獨問題也可以套用上述的思維:如果回歸以來,中共國確切遵守《基本法》22條的規定,中央所屬各部門「不得干預」香港按《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如果中共國不是一再粗暴地以違反《基本法》程序規定的方式進行人大釋法、決定,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選舉;如果中共國不是在政治經濟各方面全面侵凌香港社會,導致市民怨聲載道;如果中共國不是欽點一個從品格到能力都不堪的特首去顧全大陸而損害香港人權益……香港不會有人主張港獨。如果今天香港有人主張與中共國分離,主張獨立,那麼即使站在中國民族主義立場,也不應該覺得提出這主張的人大逆不道,而是中共領導人應該感到有民族主義罪咎。如果中共國的高幹已絕大部份把親屬、財產移往外國,如果香港特首、高官也把財產放置離岸基金,子女都到外國讀書工作移居,卻以堂皇的「愛國」理由,要香港人接受中共在香港的間接統治,接受種種淪落而不容提出自主自決主張,那就是「以理殺人」。

梁特正正是要港人為中共港共在香港的所有惡行埋單。提出港獨或自決者,正正是要拒絕日後再為梁特惡行埋單。我們所想望的,是他自己趕快在香港社會以至在人間埋單。(http://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6年4月26日 星期二

黎廣德 - 台山核電:切爾諾貝爾陰魂

2016426 

【明報專訊】30年前今日凌晨,位於烏克蘭北部普里皮亞季鎮的5萬名居民正在熟睡,早上起來上班上學,一切如常。他們懵然不知,3公里外的切爾諾貝爾核電站正在噴出比廣島原爆多400倍的放射物。再過了一整天,即事發後36小時,居民接獲疏散通知,當局告訴他們毋須收拾細軟,因為3天後便可以回家。
再過了一天,距離切爾諾貝爾1100公里外的一個瑞典核電站響起輻射異常警報,但瑞典工程師確認電站沒有泄漏,開始四處追查輻射源頭。當天晚上,前蘇聯電視台播出一段20秒公布:「切爾諾貝爾核電站發生意外,其中一台核反應堆受損,已就意外影響執行補救措施,並對受影響居民提供援助,同時成立委員會調查。」廣播時剛好是事發後69小時。
當時手握大權的前蘇聯政府決定,五一勞動節慶典在距切爾諾貝爾100公里外的烏克蘭首府基輔市如常舉行,只是巡遊時間從4小時縮短至2小時而已。
此後幾年,因切爾諾貝爾核災而疏散的總人數達35萬,永久撤離地帶面積相等於4個香港,受嚴重核輻射污染的土地逾10萬平方公里,在受災範圍的500萬居民中估計有4000人因癌症提早死亡,但因輻射污染擴散至歐洲多國,具體影響難以估量。
這些陳年舊事,究竟與港人何干?
兩大漏洞 獨步全球
多數香港人每天營營役役,不會記掛就在距離赤鱲角機場100公里的台山市,兩座全球裝機容量最大的核反應堆快要投產,但不幸出現兩項獨步全球的漏洞:一、台山核電廠所用的歐洲EPR新技術在輸出國法國,尚未獲得當地核安全局全面批准,而原定全球第一台在芬蘭2005年起建造的反應堆至今投產無期;二、台山核反應堆盛載核燃料的壓力容器,跟興建中的法國弗拉芒維爾核電站所用的壓力容器,是由同一家法國工廠同一批次鍛造,但壓力容器頂蓋和底部鋼材去年被發現衝擊韌性遠低於安全標準,經過一年測試後仍然不合格,兩周前法國核安全局要求再深度測試至今年底,再定奪需否拉倒項目。
負責投資興建台山核電廠的企業是中廣核集團,它在網頁上有關台山廠建設的最新公布是在今年初:「1272330分,隨着SED供主泵軸封水的停運,台山核電一號機組冷態功能試驗正式結束,並由此成為世界首台完成冷試的EPR核電機組。」中廣核集團在127日當天通過新華社廣州分社發出的新聞稿還有以下一句:「目前一號機組已經成為全球首台開始冷態功能試驗的三代核電技術EPR機組並全面進入系統聯調階段,二號機組處於安裝高峰期。」
距離127日至今已3個月,沒有人知道台山核反應堆如何「系統聯調」,甚至是否裝滿核燃料,因為中廣核不公布,中國國家核安全局也一言不發。
半億人口 承受風險
綠色和平德國核專家布尼爾上周抵港,他憂心忡忡地忠告:「當反應堆運作時,壓力容器不斷受高溫高壓和輻射衝擊,鋼鐵逐漸脆化,該EPR壓力容器有機會在反應堆設計壽命完結前突然碎裂,加上EPR裝機容量一般超過1600兆瓦,燃燒率高,儲存更多的放射性物質,一旦爆發嚴重輻射泄漏事故,可能釀成史上最嚴重的核災。」
沒有人能準確預測核災發生後的確切影響,因為要視乎當時的風向、天氣和地勢而定,但我們知道日本政府在福島核災後曾經考慮疏散遠至160公里的東京市。
萬一切爾諾貝爾同級的核災在台山發生,我們可以用客觀數據對比:廣東省人口平均密度每平方公里584人,是烏克蘭每平方公里90人的6.5倍;台山一號反應堆裝機容量1750兆瓦,是切爾諾貝爾出事的4號反應堆1000兆瓦的1.75倍。按此推算,出事後撤離區域為7350平方公里,等於6.7個香港或2.2個台山市範圍;總受災人數為5700萬,超過廣東省一半人口。
以上一切是否危言聳聽?但願如此。但切爾諾貝爾或福島出事前,烏克蘭和日本官員均信誓旦旦表示核電站百分百安全,當地民眾也深信不疑。今天香港人對中廣核集團有多大信心?對中國國家核安全局有多大信心?相信大家無從判斷,因為根本資訊不全,而「黑箱作業」正是隱瞞真相的代名詞。
驅散陰魂 為時未晚
核電安全不僅只看硬件,人性的怠惰自滿和貪婪怯懦,會令最完美的設計在最不應該發生的地方出事。有日本地質專家在福島核災兩年前提醒東京電力公司,核電廠設計沒有考慮新發現的海嘯數據,但公司和官員都置之不理。2008年大亞灣核電廠的反應爐控制棒被「卡住」影響安全操作,但廠方未有向外通報,這是不祥之兆。
如今台山核電廠的可怕之處,是硬件和技術未過關已經準備投產,遑論人為操作失誤。
由此觀之,台山的安全隱憂比福島或切爾諾貝爾更甚,因為中廣核集團在逾500億元人民幣項目投資中佔七成股權,自然有巨大利益誘因不顧一切盡早投產;國家核安全局則與核工業關係過度密切,難以發揮獨立監管的作用。這項監管漏洞不僅由國際原子能機構在2010年派遣國際專家赴華執行綜合規管檢查時已經指出,更由過去一年台山廠的紕漏全由法國核安全局發現而中國核安全局一直噤聲的事實中得到印證。
這些關乎幾千萬人性命財產的決定,香港絕非沒有角色。
在港上市的中廣核電力公司佔台山核電51%股份,因此台山廠的延誤或存廢對它是股價敏感消息,中廣核不向公眾及時通報是否違規?港交所不勒令它通報是否失職?證監會應否介入調查?特區政府與廣東省設有「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政務司長林鄭月娥為何不把核電安全納入議程?保安局長黎棟國有沒有要求國家核安全局出面解釋?港區人大政協委員為何不向中央匯報真相?
要驅散切爾諾貝爾陰魂,便得制止台山核電廠投產。今天為時未晚,但時日無多。
作者是長春社理事

李怡 - 虛偽七事,望返自己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4月26日
 
在689主政下,港府已開始毀壞「法的統治」傳統,依從人治的中共國的官媒指示辦事了。日前《人民日報》刊登文章質疑港府無採取法律行動對付港獨,林鄭月娥即配合《人民日報》,表示任何鼓吹港獨行為違反香港法律,律政司一定會依法處理;袁國強也隨即表示執法機關正循《公司條例》、《社團條例》及《刑事罪行條例》,去調查港獨違法問題;黎棟國被問到哪些行為觸犯刑事條例時,他叫市民請教自己的法律顧問。

能否據《刑事罪行條例》檢控港獨言論呢?儘管有關條例提到叛逆、煽動等罪行,但港府若就言論提檢控,就會使法院要就這個條例是否違憲作審查。《基本法》第39條有關兩個國際人權公約在香港實施的條款指明:「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此種限制不得與本條第一款規定(即兩個國際人權公約)牴觸。」因此,依《基本法》第39條,法官會作出怎樣裁決,幾乎可以預見。在香港仍然實行司法獨立的情況下,希望律政司盡快對香港民族黨作檢控,以構成案件先例。

這是前政治助理陳智遠在facebook上講的香港「虛偽七事」的其中一事:「口說尊重法治,卻會先說某人犯法,被問到確實犯了哪一條法例,就話會從幾方面研究下再答你。」所指的就是林鄭、袁國強、黎棟國的近日言論。

另外的「虛偽」事也呼之欲出,包括:「拿着英美澳加護照,然後叫人認識中國,罵人為何沒有國家意識。」「買斷商場,瘋狂加租,然後說小舖仍有人情,歡迎多多光顧。」「叫你有創意、critical thinking同打破舊框框,但當影響自身利益,就說你離經叛道、沒有規矩、無大無細不知莊閒,是典型『廢青』。」「鼓勵你擁抱文化、尊重歷史,但當保育阻礙發展,就說社會需要向前,只可拆掉舊物。」「先罵人怪獸家長,縱容子女,但當權貴子女擺明濫用特權,又辯說為人父母總會幫子女解困,情有可原。」「口說希望社會多元,希望年輕人嘗試走不同的路,但甚麼『傑青』、『明日領袖』,仍是以搵到幾多錢、家底有幾厚、識得幾多人為潛準則,與他們創造了多少社會價值完全無關。」

這位前政助慨嘆:「究竟香港做錯了甚麼事,有一代人可以用一代的時間,就令我城由國際視野、執行力、生活質素到價值觀,每一個範疇都淪陷?」

香港做錯了甚麼事?其實早幾天,這位前政助為了古蹟辦將舊皇都戲院評做三級已經說出來了:「香港呢個城市最可悲嘅一樣嘢係,我哋最好嘅腦袋,都淨係識去諗點樣賺最多最多嘅錢:幫自己、幫大企業,除了$以外,再沒有其他。我哋成日話內地人窮得只剩下錢,但望返自己,喺保育與及文化層面,難聽啲講句,我哋其實都一樣。」

不只是保育,所有的「虛偽七事」,在某程度上都是香港人一味向錢看縱容出來的。

2016年4月25日 星期一

李怡 - 給黃之鋒的機會與忠告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4月25日

黃之鋒以他的名牌效應推動成立的「香港眾志」,連日來受到媒體、建制派、溫和民主派和激進本土派的連連非議。許多意見特別是年輕人的意見,都值得深思。但這時候,我想到的是去年區議會選舉擊敗老樹盤根的48歲當選者徐子見的當選感言。徐子見說,他在傘運中,對學生為爭取民主走到前線抗議及警方暴力感到痛心,自覺昔日的政治冷感,有份造成今日的政治惡果,責任應由中年人承擔,「贖罪感好強」。從贖罪感而反思,友人談到多個選區的候選人都自動當選,於是他奮起挑戰鍾樹根。

如果說,中年徐子見對自己年輕時的政治冷感造成今天這種社會沉淪局面感到罪疚,那麼當年支持「回歸」的民主派是更應感到罪疚了。我雖然自中英開始談判以來就一直反對回歸,但對當年未能喚起民眾也時感不安。今天,我們看到年輕人挺身對抗香港沉淪,中老年人即使不能站在年輕人前面擋子彈,至少也不該在他們身後扔石頭。年輕人會犯錯,會幼稚不成熟,但應該給他們機會。黃之鋒十四五歲就站出來反國教,難道成年人不應該感到有愧嗎?

其次,我對於所有參與政治抗爭的人,不管是溫和還是激進,也不管他們有過甚麼錯誤,我都不忍深責。因為我只是寫文章指指點點,總不如那些挺身而出的參與者作出犧牲。論政者對掌權者固然應該永遠採取置疑態度,但對反抗者則應該盡可能寬容。

儘管寬容,但也應該提醒任何參政者,只有謙虛才會帶來進步。即使他們還年輕。香港眾志成立日的種種甩轆,以及文宣、銀行開戶、域名,尤其是以「十年後自決」來迴避當前在年輕人中熱切關注的香港前途的終極主張,引來眾多批評。黃之鋒認為是公關危機,並說這是由於「公眾對政黨的基本要求,還有社會對政治人物的標準,絕對跟學生組織差天共地」的緣故。意思是過去的學民思潮是學生組織,公眾的要求和標準較低,現在成立政黨,公眾的要求和標準提高了,對應他們的表現因而出現落差。

這是一種卸責的說辭。實際上,幾年前的反國教,黃之鋒的表現令人眼前一亮,絕對超越了所有政黨。而今天公眾對「香港眾志」的表現,標準並沒有比學民時期更高,只是期望與學民時期相同,甚而稍遜都可以接受。然而,實際上與過去比是差了一大截。而最根本的問題,是面對香港目前的政治形勢,「眾志」沒有提出一個前瞻性的目標,而是如政客一般去迴避目標。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年輕人的政黨,沒有告訴社會他們要爭取達致怎樣的香港前景。比之梁天琦之清晰,陳浩天的壯志,「眾志」給人沒有長大就老了的感覺。

黃之鋒多年的社運抗爭,已經不算是初生之犢了。經驗與光環會是一個人的資本,也會是一個人的負債。能夠擺脫負債只有真正的而不是口頭上的謙卑。我在「眾志」成立那天去參加了,中途與何韻詩、畢明離場,就是想告訴他們這個訊息。(http://www.facebook.com/mrleeyee

添馬男 - 悼《明報》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4月25日

《明報》張曉卿怒炒姜國元,表面睇係另一次干預新聞自由,但香港人善忘,姜國元事件是劉進圖事件的下集。2014年1月劉進圖調職,當時發生一件事,就係《明報》做咗一個調查報道,與國際調查記者聯盟、《南德意志報》、台灣《天下》雜誌合作,將聯盟取得關於權貴在BVI開設離岸公司隱藏財富硂逃稅的內幕公諸於世,而涉及的調查對象包括中共現任及前任政治局常委,報道出街後不久劉進圖被調走,跟手就發生當街遇襲重傷,當然刀手好快拉到結案,但成件事主謀及動機仍然是一個謎。

兩年後下集上演,姜國元是劉進圖昔日的好拍檔,在《明報》乃一時瑜亮。姜國元再次與國際調查記者聯盟合作,香港《明報》將巴拿馬律師行外洩的BVI公司文件資料進行調查,核實文件上簽名的股東嘅身份,最後發表了五版的詳細調查報道,姜國元立即被解僱。

從表面證據觀之,這些離岸公司調查是導致《明報》近兩年來兩位同層「被離開」的最大可能原因,如果香港記者要真正捍衞新聞自由,包括記者協會,吳曉東眾籌的新聞調查組織,其他獨立的網媒,大家聯手將這些BVI公司文件核實身份調查,甚至可以眾籌聘請姜國元做調查的領軍,因為伸手入《明報》者,相信是怕再查下去的結果。

張曉卿是個生意人,1995年收購《明報》後,一直尊重本地新聞工作者,上手張健波及馮成章主持編輯部,合作無間。他委派來自馬來西亞的兩位代表張裘昌與翁昌文,是低調好人,在頭十多年少有聽到內部衝突事件。系內媒體有明確分工,《明報》取態中間偏泛民,《亞洲週刊》親建制,甚至甘作喉舌。

接位高層立場或有變

《明報》高層立場一直被視為親泛民,回心一想,若是市場定位是中產及知識分子,怎可能親建制或做喉舌?張馮二人退前是培養劉姜二人接班,一個管編務一個負責內容,現在整個接班計劃經已被終止,《明報》直接由來自馬來西亞的鍾天祥主管內容。為何過去一直尊重本地新聞專業的老闆會在這幾年有重大改變,馬來西亞媒體人估計與旗下常青集團在廣西欽州中馬工業園及貴州中馬工業園有龐大投資有關,當大陸投資越大,風險越高,香港《明報》的新聞自由空間就越細。

澳洲傳媒Financial Review早前報道,中國阿里巴巴的老闆馬雲有意繼《南華早報》後洽購《明報》,估計當劉進圖與姜國元均離開《明報》編輯部崗位後,《明報》由新聞取向到報社立場改變的空間自然大增。目前鍾天祥在公司內神憎鬼厭,武功已廢,連專欄作者開天窗也想抹走,實非聰明人作風,他難再管下去。《南早》染紅前便物色定聽教聽話的老總,香港從來不缺聽老闆指揮的傳媒高層,相信《明報》好快會調走鍾天祥,換個香港傳媒人接手,而《明報》又一切回歸正常,猶如兩年多前劉進圖調職、遇襲、掛藍色絲帶,然後一切恍如沒有發生。

今天香港,其實已不需要知識分子!

卓文 - 毒苗共業

夾心人   2016年4月22日

大陸黑心疫苗事件繼續發酵。根據報道,國務院決定懲處不同部門官員,執筆時已有357人被撤職降職,刑事拘留202人。除此之外,內地政府還強調要加強制度監管,設立疫苗物流全程追溯制度,強化儲存運輸冷鏈要求,再增設疾控機構云云。

筆者對此感覺無奈。首先國務院沒有提到被懲官員屬何級數,既然沒提,可以想像是地方低級官員,又是「刑不上大夫」傳統。至於加強管制,更加是欺負民眾無知。首先內地已有「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專職監管疫苗。若所言屬實,是否表示CDC之上再設部門?衙門愈設愈多,權責更加不清,出事時反而可以推卸責任。至於加強物流要求又是廢話連篇。內地藥業已有清楚倉庫物流指引,現時問題不是沒有法例監管,而是很多人有法不依,這方是癥結所在。

撇開制度監管,今次最令人擔憂是人心腐敗問題。按照一般藥品程序,在每一個運送環節,包括藥廠、代理、醫院採購部,及醫生護士,都要檢視日期。現在過期疫苗牽涉時間長達5年,18省份,數量200萬支,期間經過大量業界人士,若說沒人發覺,很難令人信服。筆者更加相信,這些人視若無睹,這點才令人震驚。

正如事件曝光後,當局強調過期藥物無毒性,呼籲國民不用擔心。參與者亦可能抱着同樣心態,認為藥品至多無效,不義之財,賺得心安理得。不過患病者服藥目的是治療,若然服用無效藥物,這和慢性謀殺有什麼分別?醫護人員天職是拯救生命,違反這個原則天理不容。現在集體不顧病人安危,只向錢望,這是一個共業,中國前景很難令人樂觀。

2016年4月24日 星期日

安裕周記:安裕這個人

星期日生活   2016424 

【明報專訊】大約十年前,安裕開始在《明報》「星期日生活」撰寫「安裕周記」專欄,當時我是編輯室裏的小薯記者,當知道安裕原來就是每日審改我幼嫩文字的上司,那刻不禁低頭滴汗,身旁的女同事則流露仰慕眼神:「他真是才情橫溢啊。」
我記得每個周六早上回公司時,已見安裕埋首寫周記。小薯記者的腦袋像垃圾桶一樣混亂之際,安裕已經寫完三千字長文。我曾多次向他請教秘訣,他總是輕輕一笑:「你要好知道自己想寫乜,諗通之後自自然然寫得出。」
後來我明白,安裕輕輕鬆鬆的背後,是他數十年來在新聞界的實戰經驗,還有博覽群書的學識修養,沒有這深厚內功,根本不可能寫得出如此具氧分,在亂世能夠滋潤人心靈的文章。
「安裕周記」是安裕整個人的折射。周記的靈魂,是按當前社會大事,引用歷史借古諷今。如果你是他的忠實粉絲,一定記得幾個經典人物經常出現在他筆下,現實中安裕的身影,也盛載着這些前人的信念。
九年前一個周六早上,我因為採訪遇到很大挫折,安裕走來跟我說:「我介紹你看電影《驚天大陰謀》(All the President's Men)。」他講完就行開。電影記載兩個《華盛頓郵報》菜鳥記者,發掘水門事件這宗殿堂級調查新聞的經過,記者鍥而不捨的毅力和熱誠,是安裕要我學習的。
但其實安裕最欣賞的,是拍板讓這宗大醜聞刊出的時任《華盛頓郵報》總編輯布拉德利(Benjamin Bradlee),安裕曾經多次在周記讚揚他,作為良心報人頂住各方壓力的道德勇氣。安裕自己也一直效法布拉德利,在大是大非面前做一個有承擔的領導。安裕是決定每日報章頭條的大腦,近年報社歷盡連番起伏,但在前年佔中時,《明報》連續七十五天以雨傘作頭版緊貼局勢,為報紙的facebook專頁贏得二十四萬人likes,也在歷史滔滔江河上,以報人之身在關鍵時刻定下報紙之格。
安裕不單是布拉德利,也是奧斯卡最佳電影《焦點追擊》(Spotlight)中,建議《波士頓環球報》記者,調查神父性侵案的編輯馬帝拜倫(Marty Baron)。安裕極強的邏輯思考能力和廣闊視野,總能夠帶領前線記者,聚焦新聞重點。2008年四川大地震,到災區採訪的記者一度失去聯絡,安裕因擔心失眠多夜。後來他知道記者安全,隨即引領他們深入調查一個個豆腐渣工程的來龍去脈,結果記者的報道就如Spotlight團隊一樣贏得多個新聞大獎。
精通日文的安裕,最心愛的作家是推理大師松本清張,尤愛《日本的黑霧》。這本著作是松本調查戰後日本真實發生過的一宗宗懸案,用他的推理智慧揭露案件與當時在日的美國右翼勢力,跟日本政商界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安裕佩服松本對社會的關懷,也是他認為一個人最堅實的精神面貌。
我這個小薯記者初出道時撰寫人物專訪,安裕看過後總是說:「寫得唔好,再寫過。」講完之後又即刻行開。起初我不明白什麼是好,後來我在安裕的行文中知道答案:一篇好的人物故事,是藉着人的闊度,來帶出社會的深度,正如松本清張的小說健筆不忘緊扣社會。安裕也很喜歡台灣作家劉大任,劉因為投入保釣運動放棄在美的博士學位,他那義無反顧為祖國而戰的情操,令安裕每提起他便要敬禮。
布拉德利、馬帝拜倫、松本清張、劉大任,安裕透過他們,流露自己作為報人的最大信念:改變社會不公。
這幾年社會流行兩句話:劉進圖被襲時新聞界大聲反抗「They Can't Kill Us All」、爾冬陞頒金獎像予電影《十年》時所說的「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這兩金句其實多年前已出現在安裕周記,安裕解釋過它們在美國人心裏的深層意涵。
安裕書寫歷史,希望用前人的故事來感召讀者關心當下社會。二戰之後的中、美、日近代史他最擅長,如果有人搞一場尼克遜總統前世今生的Talk Show比賽,安裕攞硬冠軍,另一個他sure win的人物,應該是周恩來。
有一次安裕問我覺得紐約是個怎樣的城市,那年我首次到「大蘋果」只看到很表面,就答:「咪成個旺角咁。」安裕就話:「紐約是全世界最有人性的地方。」他年輕時做過駐美記者,對紐約這個成長地有很深的感情。後來我有機會到紐約逗留數月,明白安裕所說的「人性」,是即使我大大聲聲在街頭講廣東話、或者上課時講無文法的所謂英文,這個自由城市的人,都不會公然投以歧視目光。
安裕書寫《紐約時報》和《滾石雜誌》時,核心是帶出美國自由派關懷人性的精神。他所強調的人性,並非那種曲高和寡的書生頭巾氣,而是一種活生生的真實感覺。我舉一個例子,安裕很喜歡許鞍華和杜琪峰的港產片,因為兩人的鏡頭都緊扣香港社會。他最愛的電影角色之一,肯定包括《秋天的童話》船頭尺和茶煲,那不單是一個愛情故事,還有八十年代安裕經歷過的紐約華人情懷。
說安裕的情,十年的周記裏,有兩個日子大家想必有印象:六四、年結。每年六四,安裕一定會寫一篇《人民不會忘記》,用他的成長足印來悼念六四這個心痛的日子。十二月底,他會寫一篇《傷逝》來對過去一年逝世的人表達尊重。
讀者可能覺得,安裕很嚴肅也很沉重,曾經有人問我:「安裕夠八十歲未呢?」正如我所說,安裕是個很有感覺也很貼地的人。在平日的相處中,他心情好的時候,會一邊食花生(是真花生)一邊走到後輩的座位滔滔不絕談他做記者的故事(部分談過數十次而他不自覺)。他幾乎每日都跟一班男同事眉飛色舞講足球、講食咖喱食鰻魚飯,世界盃或者奧運更加不得了,他會在電視機前大叫大笑。
他的最高境界,是在緊張關頭作為領導那種處變不驚的風範。911那天,他說自己看完兩架飛機撞向世貿,隨即灌下兩大支凍水就專注思考。安裕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就是這幾天《明報》人所說的一支「定海神針」,讀者在他的行文之中,想必也感受到他這股氣度。
安裕是我們一班小薯心目中的男神,但十年間,他從來都沒有因為外界對他文章的讚賞而高調蒲頭。若不是上周他做了新聞人物,很多人到今天也不知道安裕的真正身分,曾經有無數人在Google查問「安裕是誰」,也有不少人欲邀請他曝光在鎂光燈下,他一律拋下三個字:「唔使理。」
安裕肯定沒有想過,自己會登上他最愛的《紐約時報》,我想低調的他,會因為做了焦點人物而周身唔聚財。這幾天很多人擔心他,但安裕這樣具深度、廣度、闊度的一個人,其實,又使乜擔心?
但,安裕離開編輯室之後,《明報》人貼了一張紙在他的電腦屏幕上,寫道:「你的經驗,你對新聞的熱誠,是後輩最寶貴的資源!」我在facebook看到這張照片時,眼淚長流不止。2016年的初夏,香港失去的,不止是一份老牌報章的一個執行總編輯,而是守護香港的一個寶貴靈魂。
文:田心
編輯:曾祥泰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馮睎乾 - 由中國第一份「報紙」說起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4月24日

《明報》解僱姜國元後,他的舊作名句便在網上熱傳:「報人信膺一管筆比一桿槍強,這是面對橫逆敢於挺身而出的勇氣;偉大的功勳不僅在於把總統拉下馬,亦不全在於與右翼政權力拼,而是『在晉董狐筆』的節操。」所謂「在晉董狐筆」,指晉國太史董狐對大臣過錯直書不諱,事見《春秋左傳》。前人想抬高報紙地位,往往拿它跟據說是孔子修訂的《春秋》相提並論;從這角度看,不妨說《春秋》是中國第一份「報紙」,而孔子就是它傳說中的總編。

這份地位超然的「報紙」辦得如何?《春秋》頭號粉絲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包拗頸的王安石則詆之為「斷爛朝報」,即甩皮甩骨地抄錄皇帝詔令和群臣奏議的文件。我沒有王安石那麼激,立場較接近史學家劉知幾和趙翼,即以懷疑眼光看待所謂「春秋筆法」。例如「董狐直筆」,只能說是剛直地維護禮法,卻不能說是客觀地直陳事實。晉靈公是昏君,趙盾是良臣,靈公兩度想買起趙盾,趙無奈着草,逃到邊境時,聞說趙穿殺了靈公,就折返掌政。董狐於是寫「趙盾弒其君」,宣示群臣。趙盾認為老屈,急急抗辯,結果被董狐秒殺:「子為正卿,亡不越竟(逃亡未過國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中國頭號意見領袖孔子後來點評:「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然而以上的詳盡報道僅見《左傳》,《春秋》只有一句:「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我認為有幾分似標題黨。董狐的正直,我佩服;「趙盾弒其君」儘管語焉不詳,畢竟有point。問題是:若今日所見的《春秋》真是孔子所修,那麼孔子就是雙重標準,因為春秋筆法何止不直,有時還曲到圓,假到震。試舉兩例。

一、《春秋》昭公元年:「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據《春秋》,楚王是自然死亡。但據《左傳》及杜預注,楚王是被叔父楚公子圍用冠纓絞殺,事後楚公子圍更冷血地幹掉楚王兩個幼子。如此喪盡天良,《春秋》只輕描淡寫一句「楚子麇卒」,任由公子圍逍遙法外;可憐趙盾不過沒有討賊,就被寫成罪魁禍首,是甚麼玩法?其實《春秋》有所謂「不告不書」準則:當時各國互通消息,他國使者來報告甚麼,本國史官就記錄甚麼。有人想操控「國際輿論」,就發布不盡不實的消息,跟今天一樣。《春秋》某程度上是古代Facebook的塗鴉牆,資訊良莠不齊,既有萬人like爆的董狐直筆,也有河蟹後的國際新聞。

二、《春秋》隱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據《春秋》說法,魯隱公是自然死亡。但據《左傳》,羽父最初勸隱公幹掉弟弟公子允,隱公不肯;羽父就反過來聯合公子允,派人殺掉隱公,再立公子允為君,即魯桓公。《春秋》是魯國史書,但本國弒君醜聞永遠略而不提,何「直」之有?分明違反孔子的「良史」標準。但《春秋》勝在有《公羊傳》。據《公羊傳》解釋,儘管《春秋》沒提及弒君,但其實已暗示了:原來國君死後,《春秋》依例會記下葬,現在不記下葬,就是故意隱諱弒君一事。換言之,你要read between the lines,從《春秋》不寫甚麼來看懂它想說甚麼。這就是春秋筆法。

可見「董狐直筆」並非《春秋》常例,至少魯國《春秋》不是──據《墨子》所載,當時尚有「燕之《春秋》」、「宋之《春秋》」等列國《春秋》,但現存只有魯之《春秋》。《左傳》說:「諱國惡,禮也。」《公羊傳》說:「《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說來說去,河蟹就是硬道理。由漢唐開始的「邸報」到晚清刊行的《官報》,「報紙」都是統治工具,用來頒布政令,談不上新聞自由,這方面中共實堪稱華夏文化的繼承者們。

華人民辦報紙興於清末,最早有1874年由王韜創立於香港的《循環日報》。當時民報多以鼓吹革命為宗旨,清廷乃立法禁制。《大清報律》第十四條:「報紙不得揭載:詆毀宮廷之語,淆亂政體之語,擾害公安之語,敗壞風俗之語。」犯法又點呢?第二十三條(!):「違第十四條第一、二、三款者,該發行人編輯人印刷人處六月以上二年以下之監禁,附加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之罰金;其情節較重者,仍照刑律治罪。」

今天姜國元只是革職,鍾天祥沒有被捕,愛國人士還不出來為中共的文明進步喝采?

吳靄儀 - 解僱安裕,《明報》自戕

   2016422

身在外地,聞安裕(姜國元)被《明報》總編輯鍾天祥深夜解僱,即時生效,不禁愕然。《明報》政治立場飄忽,公眾越來越不信任,每次妥協,老讀者永遠希望只是一時,信任《明報》員工之中堅守原則的一輩,會阻得住《明報》沉淪,會挽回公眾的信心,終會令《明報》反彈。

安裕就是其中表表者。我每看《明報》最灰的時候,《星期日生活》仍是充滿活力,一手活潑報導愉快健康的新時代生活,一手刊登無畏無懼爭議性的評論與訪談。無畏無懼,不但是指題材,也是指篇幅和深度,不怕讀者嫌枯燥,有信心《明報》的讀者正是要看有深度的文章。

安裕,就是寫那些文章的一枝健筆,更是堅決保持《星期日生活》這個愉快地不妥協風格的人。《星期日生活》是我每個星期日都預留時間享受的讀物,安裕是我最欣賞的作者之一,是令我這名《明報》舊人最感安慰的存在。

我不知道《明報》當局明不明白,《明報》的公信力和對新一代的意義,有多大是有賴《星期日生活》,有多大是有賴不時有不畏大陸當局、不畏本地權貴的新聞報導,因此,有多大有賴作為《明報》執行總編輯的姜國元。解僱姜國元,《明報》最直接是傷害《明報》自己。

鍾天祥的解釋是,非關政治考慮,只為節省開支。 如此毫無邏輯之言,只會侮辱讀者的智慧;人才是報刊最重大的資產 ──即是主要「生財器具」。《明報》是僅存的又保守又現代,又做新聞又做重分量評論的報章,砍伐人才,《明報》沉淪,有什麼經濟效益可言?不是自戕是什麼?

都說裁安裕,是為政治理由,因為安裕就是太堅、太令當局不安,鍾總編輯奉命投誠,於是要「斬」安裕。那麼這輩要收買《明報》的人也是花冤枉錢。沉淪了的《明報》值得幾文?很快就是一個過時的名字。收買、投誠等等,都是老故事,我這名白頭宮女,不知見過幾多回。

上一回,2014年初,調走劉進圖,就是為安插鍾天祥,要不是當時新聞界及《明報》員工抗議,要不是劉進圖飛來橫禍,引起了全世界強烈譴責,關注新聞自由,《明報》當時就要沉淪而非反彈了。但《明報》因禍得福,幾經辛苦,又多多少少回復公信力,得回讀者一些信任。

《明報》的身價,在於她的聲譽。聲譽破產的《明報》,有什麼值得收買?香港還欠缺這樣的報刊嗎?

我深知,《明報》高層,總是有一些半自欺的想法:妥協一時,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我不相信這種東西,做生意有很多種,辦一張公信力破產的報紙,是天天公開侮辱自己一次,有什麼意思呢?與其日漸沉淪,不如光榮結業好了。

安裕不會消失,新聞自由能繼續存在,是因為有他這樣的人。我深信,安裕是有出路的,我期待他在他處有異軍突起,我只是為尚守在《明報》的新舊同事神傷,只是擔心《明報》,甘作瓦全,有負英名。

(吳靄儀,前《明報》督印人、副總編輯,香港執業大律師,前法律界立法會議員,公民黨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