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31日 星期二

丘亦生 - 一「路」知秋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30日

年少無知時,因為工作需要,接觸了不少基建公司,對於他們煞有介事地講這個項目的經濟效益是多少多少,那個項目的內部回報率(IRR)又是多少,我也故作認真地記下來,總以為這些恍如看穿未來數十年的估計,有一定含金量。不過多少年下來,當我再聽到高官還在侃侃而談機場第三跑的4,500億元經濟效益,以求政治上過關,還是不禁爆了句「又講呢啲」。

西部通道流量遠遜預期

我絕對同意,評估一項基建項目的潛在效益,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你問耶倫是否年底一定加息,她也不敢覆實你。現在的政府,連項目超支都頻頻低估,更何況基建是要預測幾十年的事,當中的經濟增長、利率變化、政策轉變,甚至科技演進都可大可小地改變着整幅圖畫,能雖不中亦不遠矣,已經是出類拔萃,不過大多時候,都是估錯收場,所以你很少會聽到政府或企業會告訴你,某項大型基建最終實現的回報是多少。

港府這方面的紀錄,更加不敢恭維,我最近再翻看深港西部通道的一些資料,發現理想與現實的分歧之大,可說是近年之最。難得的是,這個2007年通車、連接深圳灣口岸與元朗的路橋項目,獲得尚未成為特首的梁振英大力支持,更在通車前夕親自撰文,表示對西部通道「特別關心」,認為對香港的影響深遠:「西部通道不僅是一條公路橋,更不僅是一條經濟動脈,在高速發展的華南經濟中,它更會考驗香港社會如何為自己定位。」

他預期,因着西部通道的落成,深港兩地的客 流、車流和貨流量均會可觀增加。他又向機管局示警,指出通道將令深圳機場更容易搶去香港機場的飯碗。

結果呢?西部通道於2007年7月通車,設計流量為每日8萬架次,港府原先估計,通車初期每天的跨境車流可達3萬架次,並會在 2016年增至6萬架次。實際的情況卻是,通車初期只有3,000架次,1年後上升至6,000架次,到2013年平均每日亦只有1.8萬架次,到了去年1至7月,更大幅回落至每日1萬架次,亦即通車7年,仍遠遠不及首年的流量預測,要在明年爆升六倍達標,恐怕更加渺茫。

3萬變3,000,這不是小錯,是很離譜的失誤,而且多年來未能急起直追,反而有轉差的迹象。CY說好的刺激人流車流、對機場的威脅呢?我只知道,運輸署這幾年公佈的跨境車輛數字統計都相當平穩,甚至有輕微下跌,總之是餅沒有大了。當日假設的經濟效益、回報率,統統都不再有意義。

政府頻失算 納稅人硬食

風物長宜放眼量,7年時間要判一個基建死刑,可能也是言之尚早,或許前海會搞得風生水起,終令西部通道的使用出現突破,Never say never,但同時間誰說得準?正如十多年前工程上馬時,前海根本還未提上日程。

一「路」知秋,這條向「西」的路折射出來的,不但是政府的失算,也同時反映了CY的「高瞻遠矚」,再對照近日幾單大型基建的狀況,納稅人能不滴汗嗎?

2015年3月30日 星期一

練乙錚 - 三年前的「袋住先」.林鄭失方寸自矮.孔子怎麼教你

2015年3月30日

梁振英任特首將近三年,競選期間的重大政策承諾不僅無一兌現,有些更顯得不知從何着手,令不少本來支持他、以為他有能力且會有所作為的一般民眾漸漸失望、沮喪。與2012年初特首選舉進入衝刺階段的時候相比,梁特今天的聲望,起碼在三個本來他佔大幅優勢的支持者群體當中,已是江河日下。這三個群體分別是:低下階層、專業人士、八九十後的年輕人。現在,這些人士嘗到了三年前高高興興把梁振英「袋住先」的苦果。

一、2012年「袋住先」的苦果

當日梁氏開出種種關懷弱勢社群的支票,復以專業理性形象示人,終於獲得這些界別裏的一些名人支持,是以何喜華為他站台、林超英為他撰寫競選綱領裏的環保部分,等等;更由於梁氏出身普通家庭,不像唐英年般享受祖蔭,早年事業成就主要靠自身努力,年輕人於是受得落,民調顯示差不多七成大專生傾向支持他當特首,拋離唐英年一倍,與當時的主流民意接近【註1】。三年後的今天,梁特如何報答這些界別人士的支持呢?

一、居住、扶貧等方面一籌莫展,有些問題更不斷惡化。樓價節節上升,令貧富懸殊愈發嚴重;但是,不及這個矚目卻影響普羅大眾更甚的,是租金上揚。據最新的資料顯示,今年2月,全港百大私人屋苑的實用面積租金已連續三個月處歷史高位,平均每呎33元,亦即一個300呎的單位租金已達1萬元,與應屆大專畢業生的平均薪酬相若。尤甚者,適合低收入家庭的月租1萬元以下的單位,租務成交比例已跌至市場一成以下,是1998年有正式紀錄以來最低;愈細小的單位或「劏房」的呎租金則愈高。別說「上車」,低收入人士連「踎街」也愈來愈困難。【註2】

二、大型發展項目方面,「三跑」(興建機場第三條跑道)不僅漠視來自港人信賴的民航界一流專家及保育人士意見而強行上馬,融資方面還走精面以大規模借貸的方法繞過立法會,取巧手法卻馬上被識穿(機管局把本來應該上繳進入庫房成為公帑的機場運作收益用來還債,結果等同用了公帑卻不必經過立會審批)。如此肆意破壞體制固招港人不滿,置未來空交安全於不顧更足令人髮指。須知引起爭議的狹小空域的鄰近地區人口及經濟不斷膨脹,就算北京指令附近大陸地區各空管單位同意將就「三跑」的航線規劃,該片空域的容量也會迅速飽和;萬一在空域過分擁擠加上其他不測因素交相作用的情況底下發生空難,則梁特及一眾「三跑」的始作俑者便死不足以謝天下。民航事業高度專業,梁特卻在此事上失去業者的尊敬。不僅如此,一些傳統比較低調保守的專業界別如醫療界、會計界等,也在不同的議題上面發出了強大的反對聲音。

三、在以服務年輕人為主的教育界,梁特與教育局及府外親共勢力合推紅色國教,暗的一手在學校課程裏遭揭發,遇到龐大的學生和家長反抗,於是改在課餘和校外以大量公帑支持明刀明槍地進行,而負責推行青年「補腦」活動的主要載體「青年事務委員會」,卻是由大批富二代及老一輩充數組成的,糟糕得連另外一些政壇富家子也看不過眼。然而,在最影響年輕一代的政改事上,梁特照單全收北京意旨,與大眾長久以來的願望背道而馳也在所不惜,在佔中期間對年輕人動用近五十年來所未見的警力與彈壓,佔中之後更把鬥爭矛頭指向大學和大學生……。於是,七成的年輕人支持變成七成的反對。這個轉變,當會令一些跟着梁特上台的「副局政助」年輕官員顯得很礙眼,也大大降低了立會中年輕當權派議員在市民眼中的代表性。

不僅如此,梁特上任後儘管口頭上說「沒有梁營唐營只有香港營」,事實上卻大力推行各種愈來愈極端的排他政治政策,輔之以比曾蔭權時代「親疏有別」偏狹得多的「用人唯親」、「用人唯激」的人事路線,更令他在原來比較中立的精英及商界群體中愈來愈孤立。走直選路線的自由黨議員田北俊,近日針對梁特的言論愈加刁鑽尖銳,無疑是因為有市場。

近期,在反水貨運動聲中,梁特對限制自由行先是採取反對立場,但北京隨後出現先支持後反對的聲音,於是他也跟着左搖右擺,完全是按上頭的風向辦事。這種表現,市民不會欣賞。到上周,他公開談論何謂「真普選」之時,竟說「每個社會只要根據當地憲法制度進行的普選都是真普選」。這種只有大陸中宣部、《環時》之類的喉媒才容易說出口的奧維爾話,一般政治中立的香港人,縱沒有清晰的政治立場,聽了之後,大概都會覺得與常識和自己的認知與良知有很大差距。

那麼,再過兩年,如果梁特捲土重來要求小圈子裏的人再投他的票,結果會如何呢?假使小圈子真的有「廣泛代表性」的話,上述三個界別以至其他界別的代表,不少都會因為呈現「買者的悔意」而拒絕再次把他「袋住先」、「撐住先」。如此,689變作289、189就不足為奇。

二、香港漸次成為police state?

筆者在3月16日本欄文章說:中共最近明確規定解放軍要準備隨時直接介入社會、參與維穩,乃是大陸走上「具有中國特色的軍國主義道路」的一個標誌。那是一種對內多於對外的軍國主義。對外的一些帶軍事性質的行動,因為能夠製造外敵圍堵的氛圍,真正目的也許是為了更好地支持內部的維穩需要。大陸社會的軍事化,還包括其他多方面的意識形態、觀念和知識的灌輸,例子之一便是在互聯網上築起多得不可勝數的「軍事興趣網站」,刻意培養千百萬具憤青特點的愛軍愛黨「軍事迷」。

在香港,因為沒有港人自己組建的軍隊,解放軍駐港部隊也不能馬上樹立為整個社會頂禮膜拜的對象(只能從小學生做起),因此,警察就可能派上用場,扮演類似解放軍的角色,在平常維持治安的工作之外,增設政治維穩的任務。最近有幾個事例都顯示,香港確有逐漸淪為police state的傾向:

其一,就是特府重新活化港英管治時代訂出的一條惡法:三人同行便足以構成警察拘捕的充分理由。這個發展比較明顯。

其二,就是特府最近明顯縱容極右團體高調「抑法揚警」。事緣一些佔中人士被控,提審之時警方未能提供可靠罪證,法庭於是宣判放人。事後一些極右團體聚眾於高等法院門前的通衢大道高呼「警察拉人,法官放人」,並且出言辱罵「戴假髮披黑袍的港英餘孽」。事件再由網民在FB等平台上發散、親共議員在立法會上發言反覆提起,借傳媒報道以起放大之效。特府高層、律政司司長等人,對此等言行無半點意見。這顯示有些人希望以警察系統的威權力量取代傳統以法官、法庭為核心的法治體制,而特府領導層中的極端派是樂觀其成的。

其三,就是最近特府最高級官員之一的林鄭月娥,竟然毫不尊重政務司司長職銜的性質和品位,在媒體面前自我矮化,自稱是「警隊粉絲」、「對警隊『偏心』」、仰稱警務處處長為「一哥」,等等。在文官領導的政府之下,警察系統不過是輔助執法的工具,可以恰當支持或予讚揚,但位置不能擺放過高。然而,一些崩禮壞樂的說話,竟出自首席公務員之口,不免令人感到一絲寒意。她怎樣對得住她領導的十多萬位同事?

上述三點,都不是在警隊內部發生的事,而是特府領導層的管治意圖和心態的具體表現,但最後都會影響警隊內部的運作文化。港人應該問:在大陸進入特色軍國主義社會之際,特府有強大壓力要跟隨,但香港人要接受嗎?特府官員要順水推舟嗎?

三、要看清楚「袋住後」

「人無(先前的)遠慮,必有近憂」;憂者,「大鍋」事也。這句出自《論語.衞靈公》的話,太有道理。當時,孔子和他的弟子剛離開衞國,在陳國絕糧,還遭到一些武力驅趕;學生子路一向口不擇言,這時忍不住發晦氣,抱怨說:「君子亦有窮乎?」(當君子竟有這麼窘的嗎?);孔子開啟他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當然有窘的時候,但一旦遇到逆境便失節的,便是小人了)。然後,孔子便與一眾學生餓着肚子討論治國的大道理,由古至今、事實兼理論,什麼都談;上面那句,則是精闢的經驗總結。

把孔子那句話裏的兩個時間點往前順移,應用到目下香港,即是說:須考慮今天袋不袋住先的決定,到了明後天,會有些什麼後果;想清楚了,再回過頭來做決定,明後天就可免難(或免去較壞的後果)。按此古訓,筆者作如下分析。

首先,香港人當下面對的最大問題是,能否保有一直以來的社會制度長處和生活方式裏的眾多相對優點,免在「融合」狂潮之下被大陸的那一套同化、淹沒。若能夠,則下一個問題可能是,能否在保有優點的基礎上提升,如進一步發展社會公義、民主機制,等等。前者可謂「守業」,後者可謂「開創」。如果能夠及早開創民主政治,則當然有助守業,二者可謂相得益彰;但如果當下北京給出的「民主」是虛假的,而且這虛假的「民主」更容易導致港陸兩制惡性融合,可謂得不償失,則無此「民主」勝於有,「袋住先」之舉,筆者便期期以為不可。

設想立會通過「袋住先」、「假的真普選」成為事實後,當權派將大事宣揚「一人一票」而絕口不提篩選死穴,繼而推出兩三個無論在能力和處事態度方面都比梁特優勝圓滑的候選人,讓民眾擇其一,上任之後廣借「民意」之勢,繼續軟化、收編立會邊緣泛民代表,大力推動「兩制」融合,通過23條、引入大陸《國安法》、操控網上社交網絡、實行輿論一律、接管大學、控制人事、在中小學推行大陸意識形態灌輸,等等,勢將如入無人之境。發現並作好準備利用這個很可操作的「民主」優勢,無疑是當權派策略大挪移,從鄙夷地認為「民主不必定是一人一票」一變而為極力推銷「一人一票必是民主」的唯一原因。

至於當權派強調「袋住先」之後還有好東西,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了。過了海就是神仙,特府按8.31決議設計的方案,技術上可讓當權派說已經把《基本法》裏的有關義務完全兌現了,如何再須要給你你想要的「優化」?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大家也不必鬧天真。

否決「袋住先」的幾種可能性:

如果泛民的確有人走數,政府方案以一線之差敗落,則當權派必定很快捲土重來,加碼統戰邊緣泛民,甚至趕在立會換屆選舉之前再拋方案,寄望一鼓作氣打下江山。泛民如此被統,流失實力而須馬上再戰,的確比較危險,但「假的真普選」遲來一會,總有些微着數,優於首戰即北。

如果泛民一票不失,政府闖關明顯失敗,泛民將士氣大振,那麼特府必定不會馬上重整,然後再拋方案到立會,免得白費氣力。這對泛民的好處就是可讓更多的佔中新世代成為足齡投票人,鞏固下一次決鬥時的票房實力。

兩種情況底下,梁特連任的機會如何呢?來自當權派的一說認為,否決「袋住先」,北京就會支持梁特連任。此「丫烏婆論」是一個很奇怪的看法,乍看有其道理,但從博弈的角度看,卻屬於「不可信的恫嚇」,因為方案闖關失敗之後,北京若再打賞敗者多坐五年,便會有很多不良管治後果,包括以後的誘因設計會很成問題、弱勢的「輸波特首」更無管治威信,等等。

比較合理的推測是,如果特府的政改方案給否決了,梁特未能完成黨的託付,自有政敵乘機在北京的權力圈子裏說他和他的靠山的壞話;敗軍之將不言勇,他下台就幾乎必然。相反,假如方案通得過立會,他立下戰功,北京又怎可違反政治倫理把他一腳踢開?真如此的話,以後當特首的人又怎會替北京賣命?

橫看豎看,否決特府政改方案都是泛民的上策。

【註1】顯示大部分大專學生2011年年底認為梁振英當特首可以「袋住先」的民調見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學生編的定期刊物《大學線》:http://ubeat.com.cuhk.edu.hk/梁振英支持度-超唐英年一倍/。

【註2】租金走勢和數據見3月19日本報報道:http://www1.hkej.com/dailynews/property/article/1009949/百大屋苑呎租33元續高企。

2015年3月29日 星期日

呂嘉蕙 - 錯誤的年代 寂寥的圖靈

──受壓迫天才 vs. 「大眾」數學家
通識導賞   星期日生活   2015329

圖靈親手寫的筆記。

【明報專訊】奪得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獎的電影《解碼遊戲》(Imitation Game),是建基於圖靈的傳記Alan Turing: The Enigma,圖靈是英國劍橋大學的教授,是數學家,同時亦是現代計算機科學之父(Father of Computer Science)。

傳記為牛津大學數學家Andrew Hodges所撰,書內詳細描述圖靈的家庭背景、英國公立學校生活、升讀劍橋大學及遠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情况,亦將他的朋友關係及數學工作巨細無遺地展示於讀者眼前,並佐以大量書信、戰時文件為證,內容貼近史實。

然而,電影為了增強其感染力及公信力,製片人篡改書中的情節,讓圖靈更符合大眾心目中數學家的形象。

三階段刻劃一生

電影劇情以圖靈的學校時期、二戰期間的工作及戰後的生活這三道時間軸線,刻劃他的一生。故事以二戰結束後的一九五一年為始,圖靈在曼徹斯特的住所被非法闖入,兩名探員進屋詢問後並沒成果。然而,其中一人卻心生疑竇,決定對他展開調查。故事回到二戰之初的一九三九年,英國對德國宣戰,當時任教於劍橋的圖靈被推薦至布萊切利園(Bletchley Park)工作。布萊切利園位於英國一條名為大學線(Varsity Line)的鐵路上,貫穿牛津及劍橋大學,亦鄰近通往倫敦的主要鐵路。為方便兩所大學的學者及解碼專家,密碼解讀中心選址於此。

真:合群解碼 假:理性冷漠

圖靈與背景不一的同事解讀德國的密碼機(Enigma Machine),密碼機每天的排列規律均會改變,若需要於短時間內破解天文數字般的組合數目,是近乎不可能的工程,電影與現實的糾結亦於此揭開序幕。電影中,圖靈並不合群,與他的數名同事各自為政,他埋首設計,獨自發明及建造了破解德國密碼的機器。大戰初期,他們均沒有成果,直至一九四一年,圖靈設計的機器才彰顯其能力。事實上,圖靈參照了波蘭所建的The Polish Bomba、透過工程師Harold Keen的幫助及數學家Gordon Welchman的改良,眾人合力下才建成破解密碼的機器BombeBombe於戰事初期已經發揮它的能力,破解德國的海軍空軍之迷。除了上述提及的兩位伙伴,當時在布萊切利園工作的解碼員、語言學家、速記員及通訊專家差不多共九千人。而這些在歷史上讓戰爭提早結束、拯救無數生命的英雄,名字並沒有出現在電影裏。

電影中,圖靈有社交能力障礙,同事邀約午膳,他只理字面含意,把「We're going to get some lunch.」當成陳述句而非問句。事實上,傳記中亦沒有暗示圖靈有此傾向,反而描述圖靈為一個有幽默感又帶點害羞的男生。在布萊切利園的其中一位同事,認為圖靈「非常容易親近」(a very easily approachable man),而且「我們非常非常喜歡他」(we were very very fond of him)。德國的密碼機被破解後,電影中,圖靈的同事數學家Peter Hilton發現他的兄弟正在一艘將被德軍攻擊的船上,要求圖靈通知該船改變航道而被拒絕。電影想表達的,是圖靈的理性,以及他對別人生死的冷漠。如果船的航道變改,德國起疑,那麼兩年的工作就會白費。然而,這段故事亦是杜撰。Hilton並沒有兄弟在海上,現實中他是在破解密碼的Bombe建好後才加入布萊切利園工作。大眾對數學家有一套公式化的看法,認為他們都是怪人,不太合群,卻又十分理性,理性至冷血的地步。《解碼遊戲》滿足了大眾,把這些特徵放大,亦扭曲了事實,讓圖靈比現實更不討人喜歡。

寄宿學校認識摯友

場景轉移至圖靈的中學時期,這幕強烈暗示圖靈擁有自閉症患者的性格特徵。電影中,圖靈把青豆與蘿蔔分開,而遭到同學欺凌。要是看過小說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Time,便會想起患有自閉症的主角把不同顏色的食物分開,而且十分揀飲擇食。現實中,圖靈是個不拘小節的人,他大概不會細心把青豆與蘿蔔分開。

電影隨後描述圖靈與他的同學Christopher Morcom的關係,Morcom介紹圖靈解碼學,繼而在課堂傳閱密碼。然而,現實裏,圖靈喜歡與Morcom為伴,兩人相熟,是因為大家擁有共同興趣,圖靈與Morcom分享他對量子力學的看法,一起閱讀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他亦告訴Morcom他曾做過的化學實驗及對圓周率小數點後三十六個位的推算。只是,圖靈對密碼學的認識卻是始於Morcom去世後。一九三○年,Morcom死於牛結核病。電影中,當校長通知圖靈他好友的死訊時,圖靈否認與他相交很深。事實上,Morcom去世後,他十分悲痛,他們的同學曾記述:「可憐的圖靈十分震驚,他們一定是非常要好的朋友。」(Poor old Turing is nearly knocked out by the shock. They must have been awfully good friends) 圖靈立即寫信給母親,要求她送花到Morcom的喪禮。同時,他亦寫信問候Morcom的母親,以致後來他與Morcom的家人關係十分友好,甚至一起度假。圖靈十分念舊,他從來沒有隱瞞他對Morcom的懷念,只是他並沒有如電影所描述一樣,為任何電腦命名為「Christopher」。

訂婚再「出櫃」

電影中的女主角Joan Clarke因為於填字遊戲招聘考試表現出色,而加入布萊切利園工作。後來,圖靈向她求婚,讓她可以繼續留在當地工作,而不被保守的父母召回家。事實上,Clarke 是她在劍橋大學的老師Gordon Welchman(前文提到與圖靈合作的數學家)於一九四○年所推薦的。一九四一年的春天,兩人志趣相投,曾在公餘時到外面看電影,大家均喜歡象棋與植物學。圖靈向她求婚,她亦欣然接受。縱然圖靈告訴她他的性取向,他們的婚約仍然維持了數個月,最後圖靈痛苦地取消婚約。圖靈是個誠實正直的人,他沒有利用Clarke來掩飾自己的性取向,以致日後被控行為猥褻。英國社會直至二○○一年才確定同性戀合法化,圖靈生於一個不幸的年代。

背負道德審判落幕

劇情推至一九五二年,電影中的女主角Joan Clarke到圖靈的家探望他,當時的他正接受荷爾蒙「治療」。然而,治療後的他步伐蹣跚,不能玩填字遊戲,不能說出一句完整的話。他告訴她,他懼怕他的電腦Christopher會被奪走。電影似乎暗示荷爾蒙令圖靈精神慌亂,並觸發他的自殺。電影讓觀眾相信,既然圖靈不能選擇他出生的年代,不能改變社會對同性戀者的道德或法律審判,他總能夠選擇自己的死亡。

死於服食含氰化物蘋果

然而,圖靈只是寫了一封信,告訴Clarke他正候審,電影的一幕並沒有發生。圖靈於服用荷爾蒙期間,他的工作及社交亦正常。「治療」於一九五三年四月結束,而他的死亡則在十四個月之後。他的管家Clayton發現他的遺體,繼而報警。驗屍官判定圖靈死於服食含有氰化物的蘋果,卻沒有為那蘋果作化驗。傳記作者Hodges相信圖靈是自殺。圖靈曾於一九三七年欣賞電影《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很喜歡當中押韻的兩行詩:
Dip the apple in the brew.
Let the Sleeping Death seep through.

另一方面,學者Jack Copeland卻認為圖靈並非自殺,他的死亡是一宗意外。他訪問了圖靈的母親及朋友,他們認為圖靈積極工作,去世前亦不似抑鬱。現實裏,圖靈是個不太守紀律的人,個性隨意,不修邊幅,長期無視個人衛生,與電影中的恍似Burberry模特兒的Cumberbatch之光潔亮麗不可同日而語。故此,Copeland推測,圖靈在家做氰化物相關的實驗,卻不小心致死,而他沒有留下任何遺書。

電影的真諦當然並不在乎現實的真相,大眾心目中對數學家有個模糊的印象,電影隨着這個方向,把圖靈塑造成一個不合群、自我又理性的人,讓觀眾容易產生共鳴,亦較容易認同電影的內容。現實中,圖靈比電影所描述的更可愛,亦更悲哀。讀書時期,他的隨意、不拘小節讓他難以融入公立學校的教育。因為主流教育所要求的,是整體的共通性,大家修讀類似的科目,亦考得相若的分數。然而,圖靈不能達到這種一般的要求,他的時間都花在學習當時最尖端的科學如相對論及量子力學,他的能力都在寫老師及家人不能理解的數學方程式,是以他的母親一直在擔心這個小兒子。另外,身為數學家,他的邏輯研究在當時並未獲得同行賞識,縱然他二十四歲的時候,已經解答了當時另一德國數學家提出的難題,但當時的研究方向並非邏輯而是代數幾何。圖靈所研究的範疇,整個世界只有他一人在思考,再一次證明他超越了他的時代,以致旁人難以認同他的工作。最後,身為教授,主流社會認為他應端莊體面,他的誠實、他的性取向不為社會接受。書中闡述他面對生活中的種種困難,如何自處。有些人總是生於錯誤的年代,要是他生於一百年後的今天,學校對優異學生較照顧、社會對同性戀者較接受、科技讓他在計算機科學的思維更能發展,那麼世界會否對他更加寬容,讓他不用因為他異常的能力、特別的興趣而接受不合理的道德審判?

作者為香港大學理學院講師
文 呂嘉蕙
圖 資料圖片、網上圖片
編輯 王芷倫

2015年3月28日 星期六

馮睎乾 - 反對用普通話教中文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27日

我們談「普教中」,多着眼於三方面:教學成效、經濟誘因和政治理由。

先說教學,普教中能提升中文能力嗎?尚無研究顯示普通話教學跟學生中文水平有任何關係。懂得寫「公共汽車」而非「巴士」,只代表你的中文更「普通」而非更高雅,更合規範而非更富文采。

文采是甚麼?就是有分寸的破格,有品味的犯規,不是硬梆梆、死咕咕的字斟句酌。教育官僚的墨水有多少我不敢說,但如果你反駁他們:「唔係喎,韓邦慶《海上花》都用咗好多吳語方言啦,連胡適都話佢最大貢獻就係用蘇州土話,呢部奇書仲影響埋張愛玲同金宇澄……」官僚們大概會一臉茫然,因為他們從未聽過韓邦慶,知道張愛玲也只因為為了那幾幕床戲而看過《色,戒》──的電影版。

普通話有利就業,這是不容置疑的。「阻人搵食猶如殺人父母」,此語顛撲不破,23條立不立法沒相干,只要這句話立法,任何暴政也可千秋萬世。

但既然中文能力跟普通話水平無關,又何必在中文堂學普通話呢?即使你從未讀過普通話,若真有工作需要,快則一月慢則半年,普通溝通是不成問題的,反正又不是拉丁文,純粹要弄通發音有多難?以我為例,最近一次說普通話是十三年前,在法蘭西,我為了認識國內和台灣的女生,第一日便膽粗粗用自創的具香港特色的國語搭訕,輔以法語英語,短短七日,國語水平已由曹仁超進步到古天樂,可見普通話「其實唔難」。

在國內從事文字工作的友人S,曾同我談起普通話教育。S在廣州長大,廿年前政府已要求所有科目用普通話教,但大多數學校陽奉陰違,因為很多街坊老師根本不懂得說。現在廣州已變了移民城市,來自外省的定居者比本地人更多;新一代上幼稚園,老師全講普通話,孩子回家也愛說普通話,因為這是老師同學的語言──昔日的行政命令,今天已成為主流了。廣州人搭的士也不能講粵語,因司機外省人居多;店員會粵語的多些,但他們一開口也寧普勿粵。

S感慨,普通話是基於北京話的人工語言,因政治需要而大力推廣,反過來影響了口語方言,令它們變得寡淡無味,像廣州的粵語,現在如果你說得太地道,用詞如「骨子」(精緻)、「無情情」等,新一代粵語人未必明白。他最後說:「有位青海朋友對我提過,方言可抵抗普通話政治宣傳的洗腦──那些『洋八股』式的政治口號,用家鄉話一唸,極其可笑。」

李顯龍在父親逝世後發言,說馬來語英語時都相當冷靜,但一說華語則悲從中來。那大概是他和爸爸間的母語吧,所以更加有愛。香港人守護粵語,不必其他理由,只需要愛,因為人雖言,「而無愛則如鳴銅鑼」。

李怡 - 梁特鬼拍後尾枕道出了政改真意圖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28日

梁振英在立法會上回答「緬甸、北韓、中共那些是否都是真普選」的問題時說,「根據當地的法律所實行的普選,就是該地方的普選。香港的普選……是真普選」;在回答另一提問時說,「英國的首相不是直選產生的,……因此亦有些人說英國的首相其實不是普選產生的。」傳媒注意到他的前一個回答,但後一個回答其實更關鍵:他講「有的人說」卻沒有指明是甚麼人說,而他也沒有表示不同意,因此可以看作是他的看法或「黨」的看法。

梁振英的普選定義,就是緬甸、北韓、中共那樣的普選,同時也是當前中共港共要香港人接受的一黨提名「真普選」;而絕非那個「其實不是普選產生」的多黨參選並且沒有預設結果的英國選舉。

夠清楚了吧。換言之,如果香港人接受了梁振英的北韓式「香港真普選」,香港就由過去英國政治體制所保障的香港的自由、法治、人權等文明社會,滑向北韓、中共式的「真普選」所建構的社會。

也許可以進一步探討梁振英的解釋,他反反覆覆講的普選是:「每一個社會的憲法、根據當地的法律所實行的普選,就是該地方的普選。」香港「根據《基本法》,根據人大有關決定,包括8.31決定,來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因此就是真普選。

根據《基本法》,香港極少人反對;但根據違反《基本法》的人大有關決定,包括8.31決定,來落實普選,那就不是以憲法為依據的法治之下的選舉,而是以政治需要去強行立法的法制之下的選舉。以法律來貫徹政治目的的法制下的選舉,產生的就是中共、北韓這種體制。

《基本法》45條規定的行政長官普選是「由一個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它確實沒有具體說可以有「公民提名」,但「廣泛代表性」為甚麼不可以包括公民提名呢?「按民主程序」為甚麼不可以有公民提名這種民主程序呢?公民提名並不違憲。而人大2004年決定的五部曲,卻違反了《基本法》所定的修改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三部曲的程序;8.31作出選舉辦法「如何修改」,不但在《基本法》中沒有依據,而且也違反了2004年決定的人大常委只能作出「是否修改」的權限。8.31決定的內容,更違反《基本法》25條法律面前一律平等、26條港人有選舉權和被選權、39條兩個人權公約所定的政治權利等等。因此,如果香港仍然實行法治(即rule of law),只能依據《基本法》條文去制訂政改法案,而不能越俎代庖地以沒有法源的權力作出人大決定去扭曲《基本法》。

去年6月,從終院退休轉任非常任法官的陳兆愷在一個法律教育講座中提到,如果未來普選方案違反《基本法》39條確定的人權公約,必會受訴訟挑戰;他同樣強調如果將來23條立法的內容違反人權公約,也必受訴訟挑戰。因此,即使有泛民轉軚而使法制(rule by law)導向的政改通過,恐怕仍會受到司法覆核的挑戰,並不是通過了就萬事大吉。

不過,我們真要感謝梁振英鬼拍後尾枕道出了中共作8.31決定的真正意圖,就是要用「500萬人有投票權」這個誘餌,讓香港社會從根本上變法治為法制,也就是從「法的統治」轉為「依法統治」,由此而擺脫《基本法》的約束,不斷以人大決定來推行各種政治經濟決策,由中共國指揮港共政權一切按中共指令立法和辦事。根本的轉變會由「其實不是普選產生」的特首選舉轉為北韓、中共式的梁特口中的「真普選」開始,然後香港政治體制就慢慢向北韓和中共的一黨專政模式蛻變。

不過,梁特、林鄭等高官,也會像大多數的大陸裸官一樣,他們把推北韓式的「真普選」列為「硬任務」,但他們自己的家人、財產就轉移到英國或其他被他指為「非普選」的國家去也。因為,大陸有一句流行語:離開中國的錢才是你自己的錢。家人也一樣吧,離開中國的人才是安全的人。而正如世界上有「邏輯」和「中國邏輯」這兩種邏輯一樣,也將清楚地有「香港」和「中國香港」之分。

非常同意梁特在答問大會的結束語:按照8.31決定的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與仍然由選舉委員會選行政長官,兩者比較,哪一樣更加好呢?香港市民心中有數,清清楚楚。因為大家都比較過,英國「非普選」體制下的香港,和在中共國主權下的中國香港,哪一樣更好,的確是清清楚楚。(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3月27日 星期五

陳果拍西西:西西《我城》 也是我們的城

2015327

陳果讓西西在南生圍裏朗讀自己的文字,也藉此以影像記錄可能將作地產發展的南生圍。(相片由香港國際電影節提供)

西西患癌後愛上縫熊,一來這幫助她鍛煉雙手,二來她也從手做公仔的活動中找到新的創作方式。(相片由香港國際電影節提供)

【明報專訊】在陳果拍攝西西的紀錄片《我城》裏,在一班學者作家的訪問片段之外——是戴着一頂紅色帽子的西西,有時談天說地,有時只是腼腆的笑;這個曾以充滿靈氣和期盼的文字影響無數文人的作家,已年逾七十,行走在喧鬧老區或陳舊小店之中,似乎不知如何自處,帶點不合時宜的困窘。本來只讀過一本西西小說的陳果,應台灣「在島嶼寫作」系列之邀拍攝西西,愈拍愈有感發現新大陸:「我真的對西西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又意外發現兩人原來有着不少共同處,比如說對我城的情感。

不過陳果執意把「我城」拉闊,把主題改成「我們的城」:「因為這除了是西西的城,也是我的城。」他說。

上年採訪過陳果談紅Van,還記得他滿懷自信的侃侃而談;今次他踏入不算熟悉的文學疆域,為台灣「他們在島嶼寫作」的系列拍攝香港作家西西,大導氣勢頓減——似乎在紀錄片拍攝的主體面前,不得不謙卑。紀錄片《我城》以西西的代表作《我城》切入,借一眾學者作家之口表現西西作品的時代意義;又以西西的日常生活影像,以及童話般的魔幻場景淡出淡入,陳果希望交出的,是一部香港我城的近代史。拍攝緣由是這樣的——台灣的「他們在島嶼寫作」打算開拍第二輯,便邀請陳果拍攝西西。陳果看過第一輯的「他們在島嶼寫作」後很喜歡,於是便忙不迭的答應。「我以前只看過西西的一本小說。因為這個機緣我便重看她的作品,看過後有發現新大陸的感覺!香港竟然有這樣的一個作家,默默耕耘,一直寫嚴肅文學。從她的作品中,我們也能看到香港由七十年代到現在的發展,讀到香港切身的變化。」陳果說。

西西的沉靜與冷笑話

西西的《我城》以童趣筆觸寫出百業待興的七十年代,年輕人的樂觀活力;但《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裏任職遺體化妝師的女子灰沉絕望,對愛情不言憧憬。陳果接觸過西西本人後,也發現兩者的並存:「西西好沉靜,是孤獨的,不太跟人講話。但她有時幾活潑幽默,講很多冷笑話。」訪問過西西幾次,她對着鏡頭說的話也就愈來愈少,不願再談自己的作品。陳果無奈的笑道:「這點我都明白。有時有人問我我是怎樣拍電影的,我也不知如何回答。有時創作未必是出自本來的構思,而是當時一下的感覺,一時的衝動。」創作人拍攝創作人,自然有心神領會的地方。有趣的是,陳果與西西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陳果在拍攝過程中發現不少共通處——他們皆從內地移民到港;西西年輕時曾幫龍剛導演寫劇本,而陳果還是文藝青年時,也曾「差一點」被拉到邵氏當編劇;還有,他們都對此城有着一份深厚之情。《我城》還加入了西西年輕時把新聞片段剪輯、配上音樂的《新聞系》實驗片片段,見證西西曾經的電影狂熱。

「跣佢一鑊」 見西西童心

西西素來行事低調,所以面對鏡頭時愈來愈寡言,也不算教人意外。但陳果慌了:「紀錄片就是要有嘢發生才好看。偏偏我們無嘢發生……」後來,西西連在鏡頭前朗讀自己的文字也不大願意。陳果便決定「製造事情」,拍攝西西自然流露的反應。西西患病後,為訓練雙手而縫製布偶小熊。她珍愛每一隻小熊,並為他們創造性格及故事,寫成《縫熊志》一書。陳果的攝製隊便把當中兩隻小熊化為「真人」,讓其中一隻在渡輪上與西西「相遇」,西西好不驚訝,好奇的伸手撫摸這個忽然變大、由自己親手創造的熊公仔。作家雖年逾七十,但真璞童心在此刻表露無遺。「我們特意『跣佢一鑊』的……西西的反應和感情好真,所以我們重看這一幕時也很感動。」陳果說。電影中的魔幻場景不止於此——兩隻熊公仔還會帶大家逛土瓜灣,以精細模型表現舊香港城景等。有人告訴他,紀錄片不應這樣拍的,但陳果聳聳肩,笑說:「你就當我不知者不罪吧。但是西西好活潑,像個頑童。我覺得要有不一樣的拍法,才可表現她這一點。」

重遊土瓜灣 到老照相館留影

陳果在訪問說了好幾遍,「為什麼一定是『我城』,不可以是『我們的城』?」他發現,就如西西的作品從我城到浮城,由肥土鎮移至美麗大廈,所書寫的都是她所愛的香港;所以當他拍攝西西時,他不應只講西西的文學,也應拍攝這座城市的變遷以至變異,以及他自己對香港的情感。就如陳果一向的電影,「地方」在《我城》裏何等重要——許迪鏘和鄭樹森分別在果欄和牛棚裏談西西;陳果也帶西西到老舊照相館內拍照,回到居住多年的土瓜灣美利大廈,並走到陽光燦爛的南生圍。「我希望大家能通過我的鏡頭去感受我的香港。其實我拍這些地方,是因為我希望通過影像去保留它們,留下記憶。」但是邪門的是,陳果拍完照相館,照相館就閉門了;拍攝結幕一場的一家餐廳不久也轉了手。讓人心痛的是,西西住了大半生的社區,也成了內地客購物和集合上船觀光的地方,新開了珠寶店及朱古力禮品店。想到低調愛靜的西西每次回去居所,都得從穿越熙攘的人群和高舉着旗子的臂膀,就感到心痛。猶記得西西的《我城》裏,香港人紛紛走到山頭接濟偷渡來港的內地人,今天香港就頓變成天天上演資源爭奪及文化矛盾的戰場。「台灣那邊看了粗剪,說分不清哪些是陸客,哪些是香港人。所以我就補拍許多領隊高舉着旗子的畫面,哈哈……其實真的好慘,好騷擾,這也是香港人當下面對的問題。」陳果無奈的說。

西西不肯多談自己作品,陳果花心思哄她:「起碼這一場你一定要講點什麼,因為我們把你小說的世界都帶入來了。」這幕如何演繹,在此暫不劇透。但他們就選擇問了西西一條關於愛情的問題。在這裏,我們發現,原來《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 真有其人,是西西確實認識的人;又知道,西西認為「對於愛情,是否喜歡了那事物、那個人,就不會改變?」鏡頭隨而淡出,西西變得愈來愈小,外面的城區景物也就愈來愈豐富;到底這是從西西身上所看到的投射,或是這是被城市景象所包圍的西西,也就說不清了。

編輯 蔡曉彤
美術 SIUKI
文:吳世寧
圖:陳淑安、香港國際電影節


陳果:最佩服西西韌力

【明報專訊】陳果說西西跟第一輯「他們在島嶼寫作」的作家的對比太大。「他們都風生水起,或者本來是富二代。對比之下,香港的作家太慘了。我想除了周夢蝶外, 西西是最窮的作家。」不知在哪看過,西西在舊居的書桌很小,她曾有好一段時間在廚房寫作,不少文人朋友知道都十分驚訝。但是作家生活恬淡,不在意名利;而讓陳果再佩服得五體投地的是西西的韌力。西西在《哀悼乳房》裏勇敢分享自己應對癌症的心路歷程,在《縫熊志》及《猿猴志》裏以手做布偶的方式繼續說故事——「她的手不大靈活,但這些公仔做得很美,手工很好。很厲害!」或許因此,近期多拍商業大片的陳果仍樂意拍攝這部相對小眾的紀錄片:「這是一個有意義的計劃。我相信香港是個臥虎藏龍之地,香港可能有很多西西。大家又可透過此片多了解香港,無損失的,對吧?」

■《我城》是今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的特備節目。場次如下:
社區放映會
日期:331日晚上7:15
地點:香港大會堂劇院
正場放映
時間:42日下午2:00
地點:The Grand Cinema

2015年3月26日 星期四

劉健威 - 葛柏是英雄?

作者書面   2015年3月26日

讀《852郵報》才知道警隊正在改寫當年貪污/反貪污和廉政公署成立的歷史;並把葛柏推舉為「英雄」。

在警察網頁有關「警隊歷史」中《創造傳奇1967-94》篇章有這樣一段:「彼德葛柏是一九六七年事件中英雄之一,曾在街頭與騷亂者對抗……」

葛柏是法庭定罪的罪犯,也是六七十年代貪污的象徵;無論他在「六七」暴動(「事件」!)中如何執法,也不應以「英雄」稱之;警隊更不應標榜個人英雄主義。執筆者這樣做,顯然不是站在社會公義、歷史客觀的角度去評價葛柏;掩不住的是,其景仰之情。這是類乎黑社會「手足情」重於道德的價值觀。

對於廉政公署成立,厲行反貪,網頁是這樣描寫的:「毫無疑問,警務人員成為主要的對象,因為男女警員尤其是軍裝警員,在日常工作中與市民有最密切的聯繫。打擊貪污的行動既無處不達,也認真嚴厲,不少人因此被捕。在警務處和社會裏,很多人覺得事情做得太過火,他們認為多年已為人接受的做法,或者當局已熟視無睹的做法,現在卻受到仔細調查和檢控。」

接着,對於港府的特赦,是這樣形容的:「考慮到原意是好的事也可能做得太過火這一點,政府對過去幾乎全部個案所涉及的大部分是小規模貪污事件,發出特赦令。」

網頁對當年警察貪污的解釋是:「貪污主要是由於工資太低而引起。」並沒視之為罪行,充滿體諒同情。

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對港府成立廉署反貪那段歷史的扭曲——文本兩次提到打貪是「過火」,甚至形容政府也承認是「過火」。這顯然不符事實。

貪污是犯罪,全力遏止打擊是應有之義,不存在過火問題。

當年警察憂慮廉署翻舊賬,集體包圍廉署,港府迫於政治壓力(警隊反彈),遂宣布「既往不咎」式特赦。警察不是身有屎,為何包圍廉署?港府迫於現實妥協,這是一段不光彩的歷史;指港府「過火」是全無是非之心。 

練乙錚 - 談學問淵源即故事 論史觀杏壇如戰場

2015年3月26日

周一本欄文章提及歷史學家Carl Lotus Becker(1873-1945)和他的歷史觀,開了一個頭,今天繼續。關注近現代中國思想史的朋友,對這位學者當會有不少興趣,因為與他差不多同時代的幾位中國史學大師梁啟超、胡適和顧頡剛等,都與他有某種關係或淵源。如果讀者更感覺到本地政治裏出現了歷史教學危機,眼看「紅色記憶」勢必借政經力量大舉植入本地中小學歷史教育,則筆者提出一個本來只在學院裏才有少數人關注的歷史學(historiography)話題,便很及時,更或有助大眾正視大變之將臨,於風雨如晦之際得一思考的憑藉、立足的固點。【註1】

說故事、講淵源

胡適在他的一份1954年發表的英文著作的開首處有這樣一段關於Becker的記載:「教授有一次告訴我,他在辦公室的門上貼了出自《論語》的一句孔子的話:『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無所不悅』。他對孔子這句話很有共鳴,要自己的學生都看到」。這裏說的「回」,就是顏回,孔子心底裏最喜歡的學生;孔子每提起他,總是讚不絕口,但到底還是批評了他一句,嫌他是個太聽話的「凡是派」。躍然紙上的,是Becker的治學態度:絕不輕易接受學術定見,也不希望他的學生個個都像顏回;而這也正正是胡適日後的治學風格。【註2】

Becker和胡適都是康奈爾大學校史上的名人,不過二人在康大的時間不同,胡適於1914年在該校本科畢業,念的是農科,翌年即赴哥倫比亞大學念哲學,師從杜威(John Dewey)。Becker比胡出道早,1917年到康大歷史系任教之時,已經是講座教授;1954年的時候,Becker已經作古。Becker的哲學思想,與杜威有兩點共通,都注重科學方法、都強調知行合一的實用主義;胡適就是深受此影響的。華盛頓大學(St Louis)歷史系教授L. A. Schneider在1971年出版的《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一書裏提到,1915-1917年胡適在哥大念哲學時,對他影響最大的六位學者當中,就包括了Becker。【註3】

顧頡剛是胡適在北大任教時的最早一位學生,修的是胡的中國哲學史課。本着「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科學方法原則,胡一反當時的學術傳統,把那門課改從《詩經》講起,把不屬於信史的堯舜禹等部分一砍了之,是謂「截斷眾流」,直令未進北大之前已經在國學方面下過苦功的顧頡剛大為傾倒。這一幕對顧頡剛後來成為「疑古派」掌門人、編寫出七大冊的不朽之作《古史辨》,或有十分重要的影響。Becker泉下有知,必撚鬚微笑。【註4】

梁啟超的《新史學》

然而,更早從歷史學的政治角度挑戰傳統的學者兼思想家,卻是梁啟超。1902年,梁發表《新史學》,乃一驚世之作。這篇長文不是勝在學理嚴謹,而是勝在一針見血指出問題振聾發聵。文章以《二十四史》為例,指出兩千年來傳統國史書寫的四大問題:

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梁啟超認為,兩千年來的「正史」,其實都不能算是歷史;在開始講民權的時代,意義更不堪:「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己。故其為史也,不過敍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蓋從來作史者,皆為朝廷上之君而作,曾無有一書為國民而作者也,以為捨朝廷外無國家。」 若用現代語詞來表達,「朝廷」就是帝黨的管治機器,「國家」則是民眾的整體。王朝專制,歷史當然是為帝黨寫的,不是為民眾寫的。

二、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這裏說的「群體」,應理解為近現代的公民社會,而「個人」,則是過去、現在或未來的君王及為此等君王效勞的一些好人壞人:「中國之史,則本紀、列傳,質而言之,則合無數之墓志銘而成者耳。夫所貴乎史者,貴其能敍一群人相交涉、相競爭、相團結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養生息、同體進化之狀,使後之讀者愛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於鯽魚,而未聞有一人之眼光有見及此者。此我國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發生,而群體終不成立也。」

三、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泰西之史,愈近世則記載愈詳。中國不然,非鼎革(朝代更替)之後,則一朝之史不能出現。今日我輩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大清立國)以來之事實,竟無一書可憑藉。時或借外國人之着述,窺其片鱗殘甲,百不得一,況吾國之閉關不與人通者耶!於是乎吾輩乃窮。」梁啟超百多年前說的這一點,到今天依然沒有變;例如寫鄧小平的學術性傳記,就只有美國學者傅高義那本。「最正面」的人物不能研究、書寫,其他的人物(例如薄熙來)和事件(例如文革),就更不必說;這都是為了避免領導尷尬、保護黨國對歷史結論的壟斷權。

四、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史之精神為何?曰理想是已,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然後其書乃有益於世界。今中國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遠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棟之史書,皆如蠟人院之偶像,而耗民智之具也。」

第一、二點,指出傳統歷史書寫的主角搞錯了;第三、四點指傳統歷史的寫法有問題,以致失去功用。這是典型的歷史學論述,而在清末之世、大變革的前夜,能有此觀念上的突破,尤其可貴。文章很可能影響了胡適。

破中有立,梁啟超這篇文章提倡的兩點,一是實用主義,認為書寫歷史必須有理想,知道寫的是為什麼;一是為了適應新時代,應該調整歷史書寫的對象。這都是與Becker的歷史觀一致的。用顧頡剛的話來說,那就是「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寫的歷史」。

Becker之前的十九世紀西方主流歷史寫法,當然與中國傳統寫法有異;梁啟超論「泰西的歷史」之時〔「泰西」為舊時對西方國家的稱呼〕,也留意到這點。然而,二者也有相同之處,就是所謂的「歷史的自然主義」,另一個叫法就是「歷史的科學主義」,認為史實愈豐富,歷史的真相就自然而然愈趨明顯;史家的責任,就是發掘更多的史料而已。那樣的話,任何時代的歷史工作和寫法也是一樣的。上面的第四點批評,針對的其實就是這種意味永恆不變的「自然主義」或「科學主義」史觀。

Becker怎麼說

1935年,Becker發表了膾炙人口的論文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他不相信歷史有什麼「鐵的規律」,甚至不認為史家選用史料之時,態度是冷的硬的客觀的。他認為,「科學的歷史」不過是自欺欺人的概念。儘管每一代的人類所掌握的史料無疑比過去的一代豐富,而每一筆史料也可以力求真確反映發生過的客觀事實,但是每一代、每一個史家,在撰寫歷史的時候,無論他的歷史觀是什麼,無論他怎樣力求客觀、科學、公正(那是專業而必須的),他都是無可避免帶着時代和地域的文化偏見和個人的價值觀念去書寫歷史的;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篩選、提取他所需的有限的史料之時,他必然也是帶有主觀的。是史家通過客觀的史料說自己的主觀話,而不是「歷史」通過史家的嘴巴說客觀的史話。因此,每一代人都從相同的或者是更多更好的史料去書寫以前發生過的同一事件,但寫出來的歷史卻是每一代都不同的。此其一。

然而,如果史家想自己的成果得到社會的承認和應用,從而產生好的社會效果,他必須對未來有一個特定的嚮往、知道社會大概應走什麼方向,從而在篩選史料的時候選取那些最有用的,去作歷史書寫。否則的話,他寫出來的歷史必受冷落、終歸無用。但是,所謂的「嚮往」、「方向」,明顯都是主觀的、受文化制約,因而在不同的時地裏都是不一樣的。所以,史家書寫出來的歷史(不被遺忘的那些),必然同時帶有實用性和第二重的主觀性。此其二。

Becker在論文裏很巧妙地導出上述兩點。首先,他運用簡約法(reductionism),替「歷史」下了一個最簡單不過的定義:「歷史就是過往言行的記憶。」既然如此,則人人都是歷史家,幾乎每天都做着書寫歷史的工作,因為每一個明天都有一些要做的事情,而為了把那些事情做好,今天就有必要把過往的一些自己的、別人的言行記憶住。跟着,Becker借一個「人人先生」的生活裏的一件小事,導出了上述的兩個歷史特性。

某天一早,人人先生吃完早餐嘆咖啡的時候,忽然想起好像有一件事要做,但又記不起是什麼,於是他拿出他的記事簿,翻到當天那頁一看,果然看到一則記錄:「12月29日,付20噸煤的賬給史密夫,1017元。」他閱後即想起一連串真實發生過的事:夏天訂購的煤已經送來了,說好今天要付款。寫到這裏,故事已經包括了一個「歷史事件」(買煤、掛賬、收貨),一次關於這個事件的「歷史書寫」(在記事簿裏寫下一條),一次「歷史考究」(翻查記事簿)。

於是,人人先生出門,到史密夫的公司裏付賬。道明來意,史密夫有點疑惑,於是拿出他自己的生意記錄查看,然後說:「沒有呢。當日你的確來這裏訂購,但我當時沒有存貨,向你提議到布朗先生的店試試。」人人先生這時才想起:的確如此,只不過自己當時忘了更改記事簿裏的記錄;於是他轉到布朗的店,道明來意,布朗打開自己的生意記錄查看:「對了,盛惠1017元。」人人先生於是高高興興的付款,然後輕輕鬆鬆地離開了。這裏又包括了幾宗「歷史行為」:人人先生的歷史記錄做錯了,後來依靠對比其他人的歷史記錄,作出更正;然後,更正了的歷史幫助他順利完成一件他想做的事。

Becker指出,在這個小小的寓言裏,人人先生所做的事:寫下事件記錄、翻查記錄、考證和修正記錄,完完整整就是每一個專業史家每天都在做的專業工作;而人人先生正正是利用了自己書寫的歷史和進一步作出的歷史考證,幫助自己完成一件任務。Becker還特別指出,人人先生當初書寫歷史的時候,其實掌握非常多的史料,但絕大多數是他認為無關宏旨的,於是只選取了一些和自己的目的有關的幾筆史料,書寫出一筆有用的歷史。當然,他旁邊的其他人、其他朋友,每天也在書寫歷史,但如何寫、些什麼,都會是完全不同的。這個小小的寓言,包含了所有歷史書寫的要素:史料是客觀的,但史料的選取是主觀的,取決於自己的目的;目的因人而異,而整個工作是實用的。【註5】

有什麼時義?

梁啟超是政治上的改良派,但他提出的歷史觀卻無疑是革命的。好在,《新史學》發表之時,清王朝已是氣數將盡,提倡西學已經不再是大逆不道,不然的話,換作文章是在清初或「乾嘉盛世」發表,他肯定腦袋搬家。同樣,中共革命的時候,也提出了與統治階級不同的(馬列)歷史觀。原來,歷史觀之爭可以是你死我活。不過,在西方的史學界裏,主流歷史觀的興替,卻相當溫和。Becker和他的學派的理論,取代了之前的「科學的歷史」理論。他的學派發展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造就了後現代的、「反歐洲中心主義」的強大思潮。之後,西方的中國近代史學研究裏,更產生了「新清史」運動:如果從非漢族(滿族、其他邊疆民族)的觀點書寫清史,所選用的材料、得出來的結果,都會很不一樣;在一系列的歷史問題上,例如滿族是怎樣漢化的?「中華民族」的概念是怎樣在清末形成的?等等,答案也都不相同。

1911、1949年的革命成功之後,中國的史學界都曾經出現大變革,新的歷史觀取代舊的,過程並不溫和,特別是在反右和文革的時段裏。同樣,1997年之後,香港的史學界也經歷變化,不過只是完成了一半:舊的歷史課程在學校裏基本上給革掉了。筆者說過,那不是一個偶然或者十多年前「教改」的疏忽,而是政權有意識地刈除自民國以來老一輩歷史教師、特別是新儒學在香港學界裏開枝散葉種下的影響,然後在適當時候代之以政權認為適合的歷史觀所支配的歷史教學。這另一半的變革已經開始了。

有兩點應該注意:其一,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應該放在上述的史學場景去理解。其二,無論是「大中華」、本土派、社運左、右翼,都要思考一個問題:面對政權準備在學界全面引進「新史觀」,民間拿得出一套像樣的史學論述、一部足以抗衡的中國史╱香港史嗎?


【註1】歷史學(historiography)的重點不是具體的歷史,所研究的問題包括:歷史是怎樣寫成的?個別歷史家、某個時代裏的大多數歷史家所寫的歷史,後面是什麼性質的歷史觀?同一歷史事件有哪些不同的寫法?如何從新的觀點再審視過去寫成的歷史?等等。

【註2】胡適的這篇英文論文是The Right To Doubt I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有關部分可到下列網頁點擊左上角「Look Inside」鍵看到:http://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3-642-31181-9_25#page-1。Becker引用的那句孔子說的句話,出自《論語.先進第十一》。

【註3】Laurence A.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加州大學出版社(1971),頁54:https://books.google.co.nz/books?id=jIFVaJyJWaIC&pg=PA54&lpg=PA54&dq=carl+becker+and+hu+shih&source=bl&ots=V4ejojFnFp&sig=WguLs-JRsav-HNaxAKfdWwkNo5I&hl=en&sa=X&ei=b-oQVeu2A4OxmAXH9IDADw&ved=0CB8Q6AEwAQ#v=onepage&q=carl%20becker%20and%20hu%20shih&f=false

【註4】顧頡剛畢業後在北大圖書館當個小職員,生活相當困難,胡適給他資助,更一直在學術方面支持他。顧成名之後,一樣慧眼識英,提攜沒有正式高教學位、當中學教員的錢穆,把他請到大學教書。錢成為一代宗師,結果又教出大師余英時。此可謂幾代的杏壇佳話也。

【註5】Carl 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1935年美國歷史學會年會上的會長演講詞:http://www.historians.org/about-aha-and-membership/aha-history-and-archives/presidential-addresses/carl-l-becker

安娜 - 你在乎嗎,披豹皮的Angie?

2015年3月25日

日在「M+進行:流動的影像」節目中看了堅盧治(Ken Loach)導演的《自由世界》(It's a Free World...,2007) 。電影名叫It's a Free World...,但它可不是一齣高呼自由萬歲、直白地歌頌自由的電影。留意標題最尾有省略號;話沒有說完,「這是一個自由的世界」後還有一些什麼。這句話在戲中出現過一次,是主角Angie跟同住好友Rose說的,當時處境是這樣:她倆經營山寨式的工人中介服務,將東歐勞工介紹到倫敦做最低下的苦工。一個工地老闆捲包袱跑了,令Angie無法給工人支薪。當晚,Angie叫Rose把所得的利錢對分;Rose說既然她們手上還有現款,應拿一點發給工人。Angie斷然拒絕,無情地說:「要分的話就從你那份拿出來。」又說:「這是一個自由的世界,你他媽的想幹什麼都好,關我屁事。」

沒錯,這是一個自由的世界,為了圖利及自私緣故我們可以做千萬樣事情,但,這代表我們應去做這些事情嗎?我可不可以為了改善我的生活而去壓榨那些活得比我還要糟的人?我的生活,是否比那些從不知哪個落後國家來的人的生活更重要?目睹甚至促使了別人的不幸,我能不能冷冷地說一句「你死你賤」?《自由世界》講的是一種同理心,一種今時今日──一個階級、種族、貧富差別仍見懸殊的世界裏──必須保有的同理心。

道德提醒

Angie作為一個單親媽媽,能夠累積到多一些金錢就是最好的保障。工作時她比戲中所有男性都能幹,在工人面前,她常厲聲呼喝,處事嚴明;她對工廠的老闆主管則軟硬兼施,洽談生意時略施美色媚眼,要收爛賬時她又可以滿口咒罵。這就是她生存的方法。Angie的事業令她漸漸變得麻木不仁,工作上的卓越、硬朗,都有它們的代價。為了賺錢,Angie可以容許自己的底線放到幾低?

電影有一筆是講一個由伊朗非法入境的男子Mahmoud的。起初Angie把他趕走,但到她見到他一家四口那個非人所居的藏身窩後,突然起了慈悲之心,把他一家接到家中暫住,反而一直較溫和的Rose對Angie的行徑有所保留。

Angie是善意的,但這個善意有幾多是出於她對弱勢者的關懷、理解、體恤?抑或不過是出於剎那間的同情,多少想借此撫慰自己的良心?電影後段對Angie搭救Mahmoud一家的行為提出了一個很大的質詢。Angie與Rose準備正式成立中介公司,這時她們接了一筆大生意,要用上幾十個烏克蘭人。她們沒地方安置這些工人,於是去到工地附近一個營地,但一個空位也找不着。Angie心生一計:她假扮教會代表,舉報營地中藏了大批持假護照的外地人。Angie自以為得逞時Rose卻叫她張看營地裏的Mahmoud女兒,那個她曾親切照料過的孩子。

這是對Angie一個尖銳的諷刺:是否你歡喜時就可以把他們敬若上賓,當他們擋着你發財時就可以將其推向絕路?離開營地時Rose義正辭嚴地問Angie:「你在乎嗎?如那是你兒子Jamie又如何?」

堅盧治很在乎,他的電影也在勸導我們都應該在乎。對於那些我們可以欺壓的人我們都不應該欺壓,沒有人想做奴僕,沒有人想時時接受命令,人人都有不可褫奪的基本尊嚴。對我來說,堅盧治不單是現時最優秀的導演之一,也是當今最不可或缺的導演之一。堅盧治的電影會刺痛你、會提醒你,你的良心、你的道德、你的一些做人最根本的價值,不可失守;在這個黑白倒錯的世道,見如許人物如見晨星,指引着不遠處的黎明。

黎廣德 - 香港三跑全球最貴之謎

2015年3月25日

【明報專訊】自從上周特首會 同行政會議拍扳通過機場第三條跑道工程後,漏洞愈揭愈多:原有雙Y形客運樓被靜悄悄削去一半,機管局隱瞞項目經濟評估和投資內部回報率,梁振英婉轉承認空 域衝突未解決而只能對內地政府「信住先」。究竟這項本港有史以來花費至巨的基建項目,還有多少未見光的內情?

機管局預計三跑項目投資1415億元,數目大得超乎一般人想像,腦海只會泛起很多個「零」,認清真相的最佳方法莫如比較國際上同類項目。

要解開謎團 須從三方面入手

當 今國際機場加建跑道項目較可比的有3個:澳洲布里斯班市、加拿大卡加利市和廣州白雲機場。這3個機場都是新增一條跑道和配套設施,布里斯班的新跑道長 3300米,卡加利4270米,廣州和三跑一樣是3800米。以總造價而論(以下全以港元計),三者分別為80億、124億和235億,香港三跑所需的 1415億約為它們平均造價的10倍。若以跑道建成後每年新增航班起降能力計算,該3個項目平均每新增一次起降能力需投資8萬元,香港三跑則需71萬元, 而這是假設沒有空域限制,百分百達到設計能力的最理想狀態。

為何三跑造價全球最貴,效益全球最低?眾所皆知,澳洲和加拿大是工資高物價貴的發達國家,所以三跑全球最貴的謎團不能單以各地工資物價不同而敷衍過去。要解開謎團,須從三方面入手。

一、 地理環境超極限——4個項目中唯一需要填海造地的工程是香港,光是從珠三角購入和運輸海沙已經用去龐大資金,再因為對海洋生態的破壞,要用上複雜的填海技 術,還要用最昂貴科技滿足環評許可證所列出的幾十項附加條件以減少空氣、噪音、碳排放等種種污染。這除了說明本港地理條件不利於興建大型基建外,更說明我 們已推到環境承載力的極限。這猶如面對一個在10幾年前拿了奧運金牌的跳高選手,你逼他再跳高1公分,不但是挑戰極限,更容易受傷。三跑的天價是其他城市 的10倍,正是反映了工程難度和對環境生態避無可避的傷害。

二、工程能力超負荷——從前特首曾蔭權提出興建十大基建至今,項目超支延誤已成 常態,估計總超支額逾1600億元。這是清晰不過的系統失誤警號,證明本地工程能力無法承擔政府硬推的工程量,可是梁振英班子依然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三 跑工程量是高鐵的兩倍以上,必受同樣問題困擾,負責預算的機管局為求自保必然報大數,承建商為了減低風險必定抬高投標價,如此惡性循環,最終由市民埋單。

三、 獨立王國自把自為——運房局委託機管局全權負責三跑工程,成立協調辦公室,只有5名工程師,這就是目前政府對有史以來耗資最巨工程的監管機制。相比之下, 港鐵進行高鐵工程須受路政署監管,路政署再聘請獨立工程顧問定期審查,尚落得巨額超支延誤不報的下場。張炳良局長是外行人,政府無心亦無力監管三跑,惡果 已經浮現,因為投資預算全部由機管局自把自為,而機管局管理層是利益相關者,即使不涉中飽私囊,也有極大誘因推高預算以逃避責任。從機管局過去幾年挪用數 以億元聘請顧問而毋須問責可見,公眾實在難以知悉1415億元預算中有多少假大空,所謂接受立法會監管只是敷衍公眾的煙幕,從高鐵醜聞已可盡見立法會的 「馬後炮」角色。

機管局總裁林天福豪言,機管局會「一力承擔」 項目超支。機管局資產全是公共財產,運用公共資產抵押回來的借貸,與運用政府賦予的公權力徵收的費用,都是不折不扣的公帑,難道林總裁用他的近千萬年薪承 擔超支?將過千億元項目付託給一個把公產視作私人王國的管理層,大家放心嗎?

人人監機會委託浸會大學剛完成民意調查,全港近七成市民贊成擱置三跑項目,設法善用現有雙跑道系統,這是跨階層的共識。政府懸崖勒馬,就在今天。

作者是長春社理事、公專聯政策召集人、人人監機會成員 

2015年3月25日 星期三

李怡 - 第六病室的內與外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25日

十九世紀俄國作家契訶夫寫過一部中篇小說《第六病室》,最近又拿來重讀,仍感深沉而震撼,也讓筆者聯想到香港的今天。

小說講的第六病室,是當年俄國某醫院收容及治療精神病人的病室。與其說是病室,不如說是瀰漫着污濁空氣的監獄。陰森的鐵窗、殘酷的毒打,那些不幸的「病者」,其實就是囚徒,他們都是受迫害受侮辱的人們。

小說的兩個主人公,一個是「病者」格拉莫夫,另一個是醫生拉京。格拉莫夫講話既像瘋子又像正常人。他重複講人的卑鄙,談踐踏真理的暴力,說第六病室的鐵窗總讓他想到強權者的愚蠢和殘酷。他的話雜亂無章,儘管是老調重彈,然而卻永遠唱不完。他被送到第六病室是因為有一次他看到一隊被押解而過的犯人,他突感恐懼和明白過來:他原來就生活在沙皇俄國這個大監獄裏,而且永遠無可逃遁。他覺得自己有一天也可能戴上手銬,被人押着送進監獄。他雖沒有甚麼過失,但難道不會有人誣陷嗎?難道法院不可能出錯嗎?越想越害怕,逃避,躲閃,有點語無倫次,以致被懷疑患上了妄想迫害症,送進第六病室。

拉京原是去治療格拉莫夫的醫生。他剛來醫院時,也想建立一種合理健全的生活秩序。但是他深深感到在黑暗的現實裏自己是多麼軟弱無力。於是他乾脆逃避生活,躲在家裏喝酒,看書。但是作為一個有思想的知識分子,他需要為自己的生活態度找到一種解釋。久而久之,他就形成了一種對現實妥協的自欺欺人的完整哲學。

在病室,格拉莫夫對醫生說,「是的,我有病。可是要知道,成百上千的瘋子行動自由,因為你這蠢才分不清誰是瘋子,誰是健康人。為甚麼該我和這幾個不幸的人,被關在這裏?你們醫院裏所有的壞蛋,在道德方面,比我們這裏的任何人都要卑鄙得多,為甚麼我們被關起來,而不是你們呢?」

他的話使拉京受震動,他禁不住與格拉莫夫談人生、社會等話題,格拉莫夫越是無禮地駁斥他的「美好的時代一定會到來」的自欺欺人的人生哲學,越使他沉迷於要每天來找格拉莫夫談話。他逐漸認同社會上的虛偽人群才是「瘋子」,於是他的舉動和言論,受到醫院同仁的關注,最終被指為「瘋子」,關進第六病室,而且折磨致死。

梁振英公開說他女兒齊昕「健康有點問題」後,社會上就出現撐梁齊昕、反家暴的群組,梁振英暗示齊昕有精神病或情緒病,但許多人不僅認同她說的「父母即使當下突然死去,我也毫不在意」,也認同她說的(政府)講青年人永遠有出路是「廢話」,支持她「寧可拿福利、居無定所、吃杯麵也好過現在這種生活」,同情她徘徊在跳樓自殺和離家出走之間。許多人覺得她說那些話很正常,不覺得她「健康有問題」。她像是被關進第六病室裏的正常人。

病室外,既然否認她宣稱遭到「家暴」、又指她「健康有點問題」,明明在說她的「不是」了,為甚麼又說「從沒有父母口中不是的仔女」呢?是誰有病呀?

整件事是否有合謀的動機,我們不須猜測。筆者聯想到的是:當第六病室外的人說病室內的人有病的時候,其實真正有病的是病室外的人。曾處長把家暴範圍只局限於配偶之間而排除虐兒在外,是不是有病?梁特說拒絕與泛民作電視辯論的理由,是因為有根本分歧,是不是有病?若意見相同還需要辯論嗎?譚惠珠說要改變特首候選人的過半數出閘門檻,須等大陸領導層任期滿兩屆(十年)之後,是不是有病?同一屆領導層的思想是十年凝固的嗎?就不會改變對香港政改的想法嗎?

這些都是新近的病例,更多每日發生的荒唐病例就數不勝數了。使人擔心的是,整個社會被這種「中國邏輯」搞出病來。當人們對種種奇談怪論、種種謊言習以為常,整個社會就犀牛化了。我們不需要真的相信那些鬼話,但只要「對一切都默許、忍受,隨波逐流,過着與謊言為伍的生活,這就夠了。就是這樣人們確認了這個制度,完善這個制度,製造了這個制度,變成了這個制度。」(捷克前總統哈維爾語)反水貨被指為暴力,而合法使用暴力者卻被表彰為克制,這不就是現實版的第六病室嗎?(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陳雲 - 洋官漢名,平治漢民

三文治   2015年3月24日

古人說:「賜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藝;教子一藝,不如賜子好名。」傳統華人相信佳名雅號可以令人事事順利,一生好運,因此取名講究意思吉利,字形美觀,音調協和,避免不雅諧音,免遭好事之徒取笑。例如以前某粵語片新馬師曾飾演紈絝子弟蕭懷雅,其名慕古,豈料名字聽入鄉村阿婆耳中,變成燒壞瓦,即是在瓦窰燒瓦片的時候將一窰瓦片都燒壞了,極不吉利。

華夏雅言,遍及西洋。英國殖民統治香港時期,很多香港總督都有漢化的中文名字,主要由香港中文公事管理局(一九九六年改組為法定語文事務署)和英國駐港商務專員公署等官方機構負責構思。譯名以粵語為準,詞義務求雅馴,故亦可以視為廣東雅言。

早期的英國官員和總督,不大接觸華人,除非本人精通漢文(如金文泰總督),否則一般譯名從便,但也有滿洲貴族的漢名風格,例如德輔、彌敦、卜力、寶靈、盧吉等。戰後港府銳意親民,漢名就精雕細琢,古意盎然。不論是套入滿洲王公大臣之名,還是用漢人士族之名,都可見英國政府刻意模仿華人王朝之風,便利統治。

總督之漢文譯名,以金文泰最為雅馴,也最為淺白;戴麟趾最瑰麗,也最艱深;楊慕琦最似君子;柏立基、羅富國、麥理浩似前清華人進士;彭定康最為家常。譯名受到原名限制,例如Sir Edward Youde,即使他本人精通漢文,也只能譯為尤德。

戰後總督戴麟趾(Sir David Trench)是英國人,我知道的,他當香港總督的時候,正是我的童年。然而,我要到二十幾歲才知道金文泰是英國人。在電視的校際問答比賽,聽到金文泰中學的名字,還以為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是華籍的善長仁翁,而不知道他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香港總督,任期一九二五至一九三〇年,那時孫中山北伐的年代。

金文泰名如其人,精通中文。泰有順適如意、命運亨通之意。泰也是《易經》六十四卦之一,乾下坤上,乃天地交而二氣通之象,吉也。德輔二字見於《左傳.襄公二十九年》:「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行為符合道德,可出明君。貝璐和楊慕琦都是取名於美玉。羅富國,寓意民富國強,富國安民 。戴麟趾出自《詩經‧周南》,有後代良善興盛之意。「麟之趾」篇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關睢序」曰:「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周文王子孫繁衍,後人用麟趾呈祥來恭賀人家添丁。

也有港督因名字犯諱而要正名的。衛奕信出任港督之前,被派往香港大學修習中文,中文名魏德巍,獲老師贈對聯「德者當以道為本,巍峻應有穩定基」。任命為港督後,有人認為魏和巍二字,諧音「偽」和「危」,字裏藏鬼,乃「雙鬼拍門」,巍字更是山下千八女鬼,大不吉利,因此上任前改名衛奕信,取「保衛」、「信任」和「神采奕奕」之意。改名一事由香港和倫敦同時宣佈,可見殖民政府鄭重其事。  當年衛奕信總督改名之事,乃殖民地一時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