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9日 星期日

李寶瑜訪問鄺健銘:北望,不如南看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5419

 鄺健銘(李澤彤攝)

【明報專訊】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上月病逝,帶動亞洲熱論,一代強人曾帶領新加坡由英殖領土走上自治之路。回看香港,同樣曾為英國殖民地,為何時至今日,只得出人大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民主政制停滯不前?

又有人問,為什麼回歸後,社會才湧現呼聲爭取民主?又為何回歸十八年,港人卻愈來愈人心向背?

愈來愈多人懷緬港英時期,時見龍獅旗在遊行和雨傘運動中飄揚,甚至於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畢業的鄺健銘,新書《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封面也是大大一張米字旗。有人謂港人「戀殖」,難道是奴性使然?

鄺健銘反問,殖民的定義是什麼?

香港歷史,離不開英國155年的殖民管治,回歸後,宗主國由英國變成中國,各界只顧聚焦中港問題,卻遺忘了香港在世界及亞洲上原本的定位——一個海洋城市。

鄺健銘翻開一個個英殖歷史案例,大量資料他琅琅上口,他說,只有回望過去,才能解構現在,照見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

「香港仍像一個殖民地」

坐在皇仁書院綠草地旁的涼亭裏,看着一班學弟在紮竹棚準備開放日,鄺健銘笑說:「這裏仍然有殖民遺風。」這所中學前身是1862年創立的中央書院,作為英治時期的第一所官校,中英文化薈萃,人才輩出,是個活生生的英殖符號。他說如稱英國和中國為香港的「宗主國」,即是假設香港仍然有殖民特質,「呂大樂也曾說,『一國兩制』的精粹,凍結了八十年代香港的殖民體制,所以運作至今,今日的香港形神上仍然像一個殖民地」。第二點是,董建華在回歸七月一日凌晨,言之鑿鑿地說:「香港人在歷史上第一次以明確身分主宰自己的命運。」但以至去年國務院頒布的白皮書、特首強調「權在中央」,香港人有的是無力感。他想起:「在1940年代,泛非洲的『反殖宣言』,人民有自我管治的能力、需有新聞及言論自由,竟然意外地發現,這些宣言,和今日香港人的想法有所共嗚。」如他所言,香港現今的政治處境,不止是停頓,而是大倒退。

海洋自由vs.大陸集權

是故港人對港英政府的念念不忘,其來有自,他以地緣政治的方法研究,發現「中英兩個宗主國最大的分別,是海洋國家和大陸國家的分別。」中國這大陸國家講求中央集權,最近有衛星圖片顯示,中國在南海填上小島宣示主權,他打趣道:「如果中國有能力,它真的會把整個海也填了,但海洋不是這個玩法。像英國這個海洋國家,就採取自由開放態度。」海洋沒有邊界,靈活變通,不是用力量去決定秩序,而是使用法規、談判、和解。他指日本歷史學家濱下武志,在《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裏提到,日本佔領台灣後,隨即在管治問題請教英國和法國的顧問,英國建議任用當地精英間接管理,而明顯是大陸國家的法國則主張日本把台灣當作國家的一部分來管轄。「可見英法的殖民手腕不一樣,法殖的阿爾及利亞和越南解殖過程,就明顯地比英帝國殖民地的解殖過程更血腥,法國要動用龐大軍隊,英國相對來得少,如殖民印度,大概只有千多二千人來管理上億人口。」一個海洋國家,因着地理位置,發揮香港作為一個海洋城市的優勢,效果才能相得益彰。

英人治港 保存在地文化

於是回望英治下的香港,鄺健銘認為有三個特質:「第一是政治自由空間較大,像香港和新加坡的華人精英,何啟和林文慶,他們可以有三重效忠,包括效忠英國、中國大陸的發展、香港或新加坡本地社會的發展。」「第二是英國在港的統治者,重視保存在地的文化習俗,因為可以省錢,減少當地人不滿,減低暴力鎮壓的機會。如駱克在1898年接管新界,他建議盡量維持原有的社會和政治模式。」「第三是英國人重視軟實力,像皇仁書院就是中港融合最早期的例子,福州船政局也派精英來讀書,畢業生在社會上舉足輕重,像袁振英,就和陳獨秀一起創建中國共產黨。學校並非只教授英文不准學中文,反而着意保持中國人原有身分,再傳授西方教育,學生回到中國後就能幫忙宣揚英國的好,從而令中國人對英國人的印象良好,方便英人到中國做生意。」

現時福利自主雙失

眼下港府民望插水,港人若有所失,他一語道破:「像Edward Vickers也曾批,現在政府似乎不及港英時代的官員,因為無民選而有很大的危機感,怕認受性不夠高,產生社會不滿,帶來政治不穩定和阻力。」「特區政府的缺失,第一在於不重視基層利益。雖說港英行積極不干預政策,但在暗地裏卻另有經營,令基層擁有生存空間。如工廠旁邊建公屋,節省交通費及時間,還有工人飯堂、住屋津貼,生活成本大幅降底,反觀現在小販、桂林街夜市被打壓。」還有觀塘清拆重建、推倒牛頭角下村的廉價公屋、利東街,他極憤慨:「為何完全無想過這班人的生存空間?」這些在港英時代備受重視的要素,現今港府卻視如無物。「二是以前的港英官員,很敢和倫敦對着幹,以香港的在地利益為先,倫敦的管治文化亦給在地官員賦予空間,the man on the spot should be left with the last word,有最終決定權、自主空間。」但現在通通消失,「香港沒有了自主權,競爭力不斷下滑。」他提到梁振英曾形容香港為一個「萬能插蘇」,與新坡加李顯龍說的「舢舨」,高下立見,「『舢舨』有很高的自主性,活動範圍廣闊,可以擁抱世界,但『萬能插蘇』只能被動地依賴某一方。香港和新加坡本來都是港口城市,競爭且看你的網絡來源有多廣,若不能自由與世界接洽、尋找自己的腹地,香港一定會輸給新加坡。」

「香港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當人人都認為,現下中國經濟起飛,香港勢要北望神州,但他卻提出:「香港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像張保仔年代由長洲到越南的海盜圈、五六十年代在東南亞流行的港產片「南洋三部曲」,或港商在南洋市場的紡織業大賺,甚至新加坡還有人在地鐵裏看《衝上雲霄2》,新加坡公司Page One在香港站穩陣腳,都說明了,「香港原本的腹地不在北方,而在南方」。「香港不是一個文化沙漠。香港的書店肯定比新加坡多,香港的書展也肯定比新加坡好看。」他建議將視野擴闊至整個華南文化圈,包括星馬、台灣、香港、澳門,可以由下而上改變,如新加坡的「草根書室」可以和香港的「序言書室」合作,杜汶澤便懂得在馬來西亞開設電影公司,主攻星馬市場。「如果我們不認真回看過去從何而來,我們不會知道自己的強項,會看不清前路,最後只能繼續甘願做萬能插蘇。」

本土意識早種

從而鄺健銘解構出,對於香港日趨強烈的本土意識,早在七十年代以前,已有共通點。首先是對「中國」和「愛國」的不同理解,「在中國這個疆域裏,有很多不同的在地文化,你不能用『中國』或『大中華』來一概而論。所謂『血濃於水』,就是用北方的視覺和標準,去同化所有多元文化。」但無論方言、文化性格、社會行為上,從來都有南北分野,明朝時,廣東、福建在南海上已很活躍,經濟自給自足。另一方面,香港更早有「反共意識」,在1925年省港大罷工之後,反共恐共的情緒濃厚,至1940年代,文人錢穆、唐君毅來港創立新亞書院,提及「花果飄零」實是對中共失望,視香港為中華文化復興地。

組屋光環以外的新加坡

另一方面,港人近年開始羨慕鄰近的新加坡,這也是鄺健銘在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後,負笈到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修讀碩士的原因。他在新加坡從事研究工作、閱讀大量文獻檔案,他批評香港對新加坡的認知非常薄弱,實如李慧敏《成長在李光耀時代》中寫到,新加坡在國內亦有他的問題。但很多港人將新加坡「組屋」視為住屋天堂,卻沒注意到新加坡人投訴樓價太高,在2011年大選執政黨的支持率更因而降至歷史新低。而在十九世紀英殖時代,濱下武志用「兄弟」或「夫妻」來形容星港關係,鄺健銘稱之為「星港走廊」,互相補足。他更認為:「新加坡和香港兩者不可相比,新加坡是個主權國,香港只是一國之內權力愈被收緊的特區。」這也是為何英國最後沒有促成香港自治。當年英殖官員詹遜爵士,由錫蘭到香港做輔政司,也曾建議二戰後的香港需要改革自治,他到新加坡當總督時更是積極推動當地自治。但香港在民主上,卻無法避免中國因素,「英國深知,如中國要打過來,實在難以守住,在1956年雙十暴動後,曾認真考慮不如撤出香港」。後因香港仍有戰略價值,才將之留下。

「我們在走新加坡的老路」

但鄺健銘認為:「『弱政府、強社會』是香港的資產,香港有很強的自理能力,雨傘運動就是例子」。因着八十年代的政治自由空間,香港的文化才「可以這樣生猛」,而言論自由在經濟角度而言更為重要,「像以色列是Start-up Nation,文化核心是敢挑戰權威和應變、創新能力」。但香港現在開始有一種順民文化,還有電視不發牌、出版業受制等。「到底香港可以怎樣重新擁有舢舨的性格?第一是要有擴闊的比較視野,第二是歷史視野也要深廣。」他著述的《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就是「給香港往後的研究備上彈藥」,拋磚引玉。

對於快將表決的831人大框架方案,他不感樂觀:「我們的社會結構是發展文化產業的重要資產,包括社會自由、社會活潑度、社會文化空間。這個方案對北京來說安全系數當然高,雖然一人一票,但誰可出來選,中間悉數落閘。如果最後由北京信得過的人出選,而這人竟然可有幾百萬人給他託管權,即是替北京開路,而北京這套『大陸國家』的文化會危害香港,即單向效忠、縮窄自由空間、更加行政主導,沒有制衡機制,可以想像社會的自我生存、自我空間更細。我們在走新加坡的老路,我肯定新加坡在不久將來會自由化,而我們卻是走『警察國家』的路。」

文 李寶瑜
圖 李澤彤、資料圖片
編輯 屈曉彤

譚蕙芸 - 雙城比:新加坡大酒店──真係你想住嘅地方?

星期日生活   2015419

【明報專訊】有一刻,我覺得新加坡是天堂。它的東岸公園有條延綿十多公里的單車徑,只需幾十港元,就可以租一架性能不錯的單車,沿着綠草如茵的海邊飛馳。一路上可看到居民燒烤、玩滑板、緩步跑。政府規劃之貼心,令人讚歎。誇張點說,即使你閉着眼踩車也不會發生意外,因為行人、汽車、單車仔細分隔,稍有危險的地方都用油漆標誌。作為一個香港人,對於這種政府的細心關懷,真是有點「受寵若驚」。

我躺在樹蔭下,享受着海風。這一刻,我放鬆得很,我確信新加坡是「最安全的城市」,即使這裏很僻靜,即使我一個單身女子,也不擔心有賊人,因為這裏是新加坡,罪犯要面對打籐甚至死刑。我想起《李光耀回憶錄》裏說過,嚴刑峻法讓城市變得安全,似乎幾有道理。我開始明白,點解這個比香港更小的島國,連年被選為「宜居城市」。我想起香港的污染,危機四伏的單車徑,開始羨慕起新加坡來。

然而,我對新加坡的好感,卻止於此。

不少港人羨慕新加坡公屋,這裏有八成人住公屋,二百多萬港元便能擁有千尺,香港人聽到恨得牙癢癢。於是我到訪最出名的「豪宅組屋」Pinnacle@Duxton。七十歲的居民李伯,拖着小狗跟我談了一個小時。李伯說,他們要把薪金近四成放在一個戶口,裏面的錢要用在醫療、買屋和退休,加上他的成年兒子是嚴重傷殘人士,經濟壓力不小。令我意外是,不少星洲人反過來羨慕香港:「你們有最低工資、有失業綜援、公立醫院近乎免費,我們卻沒有」。

原來,新加坡也有窮人。曾著書研究星洲國民認同的澳洲麥覺理大學社會學高級講師Velayutham接受我的電郵訪問,他說,新加坡的城市規劃、企業管理、公共房屋做得不錯,常吸引外國專家來考察。然而,光鮮現代的房屋裏卻藏了不少低收入人士、單親媽媽、殘疾人士:「若你說新加坡成功,你要問這『傳奇』對哪種人最有利?這裏有不少百萬富翁、大量跨國公司,他們享受低稅率,但弱勢社群卻得到很少支援」。BBC去年報道,新加坡有逾十萬人每月只有四千港元收入,窮富差距在先進國家中,僅次於香港。

「黨」給你房屋投它一票

令我隱隱不安是,執政黨身影出現得太頻繁,滲入生活每一角落。新加坡媒體人李慧敏在著作《成長在李光耀時代》提到,自幼已認識「人民行動黨」,因為幼稚園也是黨設立的。在組屋我見過一間高掛PAP牌子(人民行動黨縮寫)的幼稚園,幼兒穿著校服,心口繡有該黨「閃電」標誌。幾歲大的小朋友,自小穿著政黨衣服上學,讓我覺得有點不妥。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幾十年主導新加坡,「政黨=國家」是常態。學者Velayutham說,新加坡選舉特色是,國民認同建基於物質條件上,「黨」給你房屋、教育,國民就覺得要繼續投票給它,基本上,「國家」和「黨」是分不開的。

在新加坡國立博物館,剛好有悼念李光耀展覽,前來悼念者可在卡片上留言,我細閱館內展示的幾百張卡片。我發現,這位「國父」在人民心中,並非留下什麼偉大的思想,而是建設了舒適的生活環境。一位Thulasy Ram寫道:「李總理你給了生活所需,食物和住屋,保障我們的安全。」一位Jasmine Ang寫道:「李總理你的傳奇是:乾淨的食水,建立組屋,讓路邊種滿翠綠的樹。」學者Velayutham說,新加坡國民身分認同,是一種掛鈎在物質生活的「功利」關係。前總理吳作楝也曾公開表示,擔心國民與政府只講金唔講心,把新加坡當作「酒店」而不是一個「家」:「Singapore risks becoming like those well-run, comfortable international hotels which successful business executives people check in and out.」學者Velayutham指出,造成今日局面,和政府管治手法有關,因為政府鼓勵國民「被動享受福利」,不是成為「主動關注社會的公民」。

在新加坡,想關心社會,卻不跟隨執政黨主旋律會如何?我從市中心坐了一個小時巴士,去探望反對黨領袖徐順全,他曾被李光耀控告誹謗至破產,並因示威入獄。當我按地址找到黨總部,一道木門上只有一個號碼。我問,為什麼門口連招牌也沒有,徐尷尬地說:「業主肯租這單位給我們,已好好心,但他卻說掛招牌出來不方便。」當PAP的標誌無處不在,反對黨連門牌也不敢掛。新加坡的「民主選舉」幾十年來,執政的也是人民行動黨,徐的政黨打正旗號以「人權、自由」作號召,更被邊緣化,不少新加坡人說:「講西方的人權自由,新加坡人覺得太抽象,沒有共鳴。」

fine city「你肯定無人偷聽?」

某天我在餐廳吃東西,一位侍應大叔知道我來自香港,瞪大眼用Singlish說:「Hong Kong has a lot of 『蒲test聽』(protesting),very scary。」(香港有很多示威,很駭人)。新加坡人常把「害怕」掛在嘴邊。李光耀在自傳裏說,從日治時代裏見識到「嚴懲」、「讓人不寒而慄」是有效的統治手法(《李光耀回憶錄》上冊P.92)。我和新加坡人閒談,常感到一種焦慮。當談及政治,大家就變成驚弓之鳥,會東張西望,疑神疑鬼,神色緊張問:「你肯定無人偷聽?」

漸漸,我覺得小島空氣裏飄浮着一種詭異的鬱悶,我不認為新加坡人「本質上」如此,我更相信國民性格是學習回來。因為大家都知,在新加坡行差踏錯就會被罰。新加坡人自稱「fine city」(罰則之都),規管多多,不准吃香口膠不准夜晚在戶外飲酒。但更大問題是精神上的禁區。耶魯大學教授Jim Sleeper形容:「李光耀最出名是,用冗長細緻的『卡夫卡式』法律手段去阻礙言論自由。」就好像那條規劃得完善的單車徑一樣,國民在行為和思維上,都只能走在已被安排的路徑上,一有偏差不是被罰就會被批評為搞亂社會。

「在新加坡搞示威 通通go to jail

一個新加坡中年漢看到香港雨傘運動的片段後,尷尬地苦笑,他承認,新加坡人覺得香港人「有點蠢」,明知無成果都去做,他反問我:「有乜用吖?在新加坡搞示威,通通go to jail。」老一輩都記得,八十年代,二十多社運人士在「光譜行動」中被指為「共產黨員」以國家安全法毋須審訊被拘捕;十年前,新加坡人在一個名為Sintercom的網頁評論時政,瀏覽人數多就被指為「政治媒體」需要登記,主事人唯有結束網站;近日,十六歲少年Amos Yee批評李光耀的視頻見光後轉眼便被拘捕。

在新加坡,唯一可以「合法示威」的地方芳林公園,這裏劃出了六千平方米的範圍,還豎立一個牌寫住「Speakers' Corner」。使用規矩也多:外國人不能參加,只限星洲居民使用,而且要事先申請。有人帶我去參觀,我看到這個只及維園足球場五分一面積的地方,忽然覺得香港原來尚算自由。相比起這細小的公園,我們還可以在大街大巷遊行。在新加坡,幾千人參加的已算是「大型示威」;當他們知道香港有幾十萬人上街,中文大學曾舉行萬人罷課,均表現震驚。

在星洲的大學,讀「搵錢」的實用科目最熱門,星政府自知文科較弱,便邀請美國名牌「耶魯大學」來星設分校,主攻人文學科,卻惹來美國母校教授群起反對,擔心自由風氣不保,拖累「耶魯個招牌」。果然,去年新加坡分校Yale-NUS成立只三年,校方擬在課堂播放一套關於星洲流亡異見人士的紀錄片To Singapore, with Love,但電影已被官方媒體發展局以「破壞國家安全」為由全國禁播,學校一度向政府拿「批文」,然而導演陳彬彬卻不贊成大學「低調播放」,擔心此舉會營造一種「恍似有自由」的錯覺,最後Yale-NUS放棄播放該電影。

短片太多Singlish 遭禁播

不少學者指出,新加坡人連如何說話,也被規管。當地人說的英語例如「No good lah!」,被戲稱為「Singlish」,雖然文法不標準,但包含了華文及馬拉文影響,深富本土特色。有新加坡創作人以Singlish拍攝電影Talking Cock The Movie,宣傳短片卻未能通過新加坡廣播管理局審查,被指為「過度使用Singlish」。學者Velayutham 指,星政府視Singlish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錯誤語文」,反映官方只考慮經濟利益,以工具思維打壓本土文化,讓新加坡人思維變得死板,缺乏創意。

Velayutham分析,「星洲人縱有不滿,但他們傾向相信政府的說法,認為一旦『在政治上開放就會令新加坡滅亡』。他們擔心會犧牲安逸生活,唯有犬儒地服從。當新加坡人看到香港或外國的示威,不會覺得是『公民抗命或行使政治權利』,而是覺得有對社會有害,敬而遠之,於是新加坡人在政治覺悟和文化創意上的發展都被窒礙。」

去年底雨傘運動期間,Velayutham曾來港作學術交流,並去過金鐘和旺角佔領區考察,他鼓勵港人不要妄自菲薄:「新加坡之所以成功,因為她是細小獨立的國家。基本上,除了曾經同是英國殖民地之外,香港和星洲沒什麼共通點。當你說要學習新加坡,你要知道她為『成功故事』付出了什麼代價。當新加坡走上『功利主義』和『對異見者零容忍』這條路,香港即使在九七回歸後,仍保持着抗爭精神。在新加坡,學生連在公共地方高舉示威牌都不敢;但在香港,我卻看到學生在佔領運動中的團結精神和勇氣,令我印象深刻。」

別再叫香港學新加坡了

未去新加坡之前,我好奇,不明白為何常有人說,「香港要學新加坡」,甚至借用新加坡批評香港:「再爭拗下去,香港就會落後畀新加坡啦」。到訪彼邦之後,我反而覺得,香港有很多東西更可貴,是新加坡學也學不來的。新加坡雖然空氣清新,街道整潔,居所寬敞,但思想空間卻狹隘,精神領域令人窒息。我想跟那些一天到晚要求香港學新加坡的人說:放過香港吧,別再叫香港學新加坡了。

若香港真的學新加坡,已故「鬼才」黃霑鹹濕抵死的創作、許冠傑諷刺時弊的歌曲,周星馳的無厘頭演技,肯定沒法通過審查;若香港學新加坡,唱作donald tsang, please die歌曲的獨立樂隊My Little Airport應該會坐牢了。如果香港學新加坡,大學就沒有集會,雨傘運動更是天方夜談。或許,這些正中某些人的下懷,事實上,香港管治已悄悄走向「星洲化」,向傳媒發律師信、向學術自由開刀、有人說要立「國安法」。其實,那些「達官貴人」想香港向新加坡學習,潛台詞是,把我們困在「Maslow金字塔」最低層,給你一間組屋,你在裏面「living happily ever after」,用物質塞住你個口,大家就不敢「渴望心中富有」,像新加坡人一樣,無奈也好、甘心情願也好,總之就要你閉嘴。

延伸閱讀
1. Responding to Globalization: Nation,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Singapore , 2007 Selvaraj Velayutham
2. Renaissance Singapore? Economy, Culture and Politics, 2007 Kenneth Paul Tan
3. 《成長在李光耀時代》2014 李慧敏
4. 《李光耀回憶錄》上下冊19982000

文圖 譚蕙芸
編輯 蔡曉彤

家明 - 「藝術發展獎」再嘮叨兩句

星期日生活   2015429

【明報專訊】讀了上周四維出世的〈給林超賢的公開〉。關於藝術發展局「香港藝術發展獎」的醜聞,我也是評審小組的成員,亦不吐不快。

姑且提出三問:

1.總評審團的權力到底有多大?

發展獎資料寫明的「評審流程」,總評審團負責「通過」評審小組的結果。「通過」原來不止「是」或「否」?而是可由你任意詮釋的?現在藝發局有個突然的說法是,評審小組提的只是「參考意見」!對不起,我參與了藝術發展獎的評選五年,這四字沒在文件上讀到,也從來沒聽局方說過。如果當評審只是「意見小組」,末了淪為你的橡皮圖章,請白字黑字列明吧,我不來自討沒趣了。

發展獎有九個藝術界別這麼多,尊貴的總評審團不可能每項演出都看過吧?在我看來,「評審小組」及「總評審團」各有分工,小組就專業選出結果,總評審負責「守尾門」。至於「守尾門」有沒意義?「總評審團」最初為何設立?有沒有外行領導內行、架牀疊屋之嫌?這是後話,制度已定,暫不質疑。但總評審團的權力到底多大?評審小組今年決定「年度藝術家」「從缺」,我之前參與的四年,兩年都是這結果。憑什麼今年就把它否決呢(2014公認是香港電影極疲弱一年)?否定也沒關係,總評審團憑什麼另定得獎人?其「合法性」(legitimacy)在哪?

說來荒謬,總評審團決定頒獎的基礎,只是我們評審小組的「第一輪評分」!而且第一名「林超賢」跟第二名只差「0.1」分,這對第二名太不公平了吧?况且那只是第一輪分,是五個人會面前的初步評分。知道什麼是「評審團機制」的,都明白討論及投票之重要吧?首輪分數往往只作參考,討論過程中,評審或被說服、發現新觀點而改變分數或投票意向。按理,我們的投票結果才是最重要的數據,偏偏總評審團置之不理。好比,評審小組五個人參與了是年藝術發展獎,「不幸」給局方留下一些raw data,最後這堆data給局方及總評審團任意詮釋了,隨便定出得獎人。我們投票的結果是,五個人中,三人投「從缺」,一人投「陳果」,主席沒投票,「林超賢」的「賽果」真是莫名其妙。堂堂「年度藝術家」的名銜是這樣出來的,藝發局不臉紅乎?!

是「電影」特別好欺負吧,在別的藝術面前我們自謙外行,只有在電影跟前,誰都誇誇其談。電影是大眾媒體,這是它的優勢,也是它的悲哀,悲哀在鑒別的標準更莫衷一是。現在,我們五個評審已請辭,並且把分數撤銷,藝發局再沒有我們評獎的「raw data」,連上面說的「0.1」差距也不存在。敢問局方,「年度藝術家獎」及「藝術新秀獎」發獎的基礎是什麼?!尊貴的總評審團對所有的候選人了解有多詳,有沒有把所有電影看過?小組及總評審團本來各司其職,你硬要霸王上弓做我們的份,當然讓給你。尊貴的總評審們,九個組別也當專業評選去吧,記着提醒你的秘書安排時間,在密密麻麻的會議、酒會、飯局、典禮及動土儀式中每天擠出一兩小時,把一年下來香港的電影看遍,才好說三道四。

2.藝發局為何罔顧程序?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我2008年開始替藝發局當審批員,一直稱許(尤其跟大陸的朋友)藝發局程序明確、申報機制健全。這次獎項評選,卻有幾個令我覺得不可思議,甚至憤怒的經驗,不得不慨嘆,藝發局跟特區政府一道淪落了。

話說我們的128日會議定出「從缺」後,某周三下午收到局方電話,行政同事用試探的口風,說總評審團開會(228日),對「年度藝術家獎」「從缺」有意見,問可不可把獎項頒出去。我當下說不,因為結果是開會一起定出來的,怎可能憑這一問改變?後來我們知道,這「鬼祟」的電話似乎不是試口風,而是真的在問意向,甚至疑似透過電話再投票!316日,我們收到局方電郵,內文說「由於評審小組各成員對獎項的得獎者未有一致的意見,故總評審團決定按首輪評分結果,將『年度藝術家』電影界別頒予首輪評分獲最高分數的候選人林超賢先生」。首先,請告訴我,因為「沒有一致結果」而「頒獎」,這哪門子的獨步「邏輯」?其次,藝發局一直處事嚴謹、講程序,我們的會議都有錄音、評審到齊才開始,為何這次憑個電話,而且是沒有一致性結果的,便把賽果完全推翻?

更好笑的是這封電郵的強詞奪理,它續說,「林超賢多年來積極在電影藝術尋求突破,導演手法不斷提升,既有感官刺激,亦能處理角色的心理描寫」。拜託,「年度藝術家」不是看藝術家該年的表現?為何是「多年來」,再者連具體什麼電影你也說不出,完全含混其詞。然後,「感官刺激」、「角色的心理描寫」?!你隨便去找部首輪電影看看吧,十之八九都在追求這兩個東西的。「感官刺激」最可圈可點,原來香港最大公營藝術機構,對一個電影人的肯定,就是他作品的「感官刺激」。《肉蒲團》及《一路向西》電影的創作者,下年別怠慢了。

這封電郵,只是在例行知會我們五個人,看罷固然憤怒。之前的工夫,給一個強詞奪理、名不正言不順的電郵污蔑了。藝發局的主席說,上星期四維出世的公開信傷害了藝術家感情,笑話!這電郵難道沒傷害評審小組的感情?

還是後來才知道的,316日電郵發出的前後,藝發局隨即通知了「得獎人」林超賢。他們大概沒估到我們反應這樣大,設法想安撫,着我們開會再談。325日我們再聚首,得出「年度藝術家」獎依舊是「從缺」。我必須說明的是,25日當天第二次會議,局方表面上希望我們就五個候選人「從頭再談」,然而局方在會議上提供的「補充資料」,只對林超賢有利,包括建議我們重新考慮把《激戰》列入討論,會議絕對是有前設的,想把林超賢這硬上弓的「賽果」合理化,對另外四名候選人極不公平。可惜我們不識時務,會上依然堅持「從缺」。總評審團還是執意頒給林超賢,藝發局職員這次「知會」我們不用電郵了,只透過電話口頭說;他們不是愚蠢的,絕對明白之前的電郵何等語理不通。

我小人之心推斷,這根本是藝發局「危機管理」的最差勁示範。228日總評審團罔顧程序,亂點鴛鴦的湊出個得獎名單,行政人員沒阻止(也許礙於總評審的顯赫吧),不顧獎項的合理及「合法性」。會後他們急不及待通知林超賢,約他出席424日的頒獎禮。評審小組的反應雖讓他們意外,最後在權衡總評審團、林超賢及評審小組三者輕重情况下,把「損害性最低」的持份者犧牲掉。為了怕「孭鑊」、「不好意思」而斷送了獎項的credibility,試問總評審及局方職員,你們於心何忍?文章千古事,藝術跟前我們很微小,說到底不過是短期的代理人而已。

3.我們需要怎樣的電影藝術獎項?

拋磚引玉。「電影」的確比較麻煩,因為它跟大眾的距離最接近。真正理想的電影藝術家獎項,除了嘉許創作人,也應肩負起「教育」群眾的使命,要比其他藝術界別做得更多。「年度藝術家獎」不止是決定找哪個名人導演,為他錦上添花,安排他走走紅地氈,給記者媒體拍拍照、登載娛樂版的公關事情。「藝術家獎」除了嘉許導演,還可以讓大眾知道,電影根本上是群策群力的創作,不先入為主的抱持「導演英雄主義論」,向大眾介紹更多傑出的電影藝術工作者,說明每個專業都對電影舉足輕重,除了導演,還有編劇、攝影、剪接、聲音、美術、服裝、演員……當然,這些需要研究的支援,不是兩三個評審在會上說「阿邊個邊個都幾好吖」就算數的兒戲事。局方委託的藝術獎提名小組,可以是個更大甚至跟學院掛鈎的研究單位,專門提供候選人名單。候選人名單必須有詳盡的資料及論述作支援,這樣理據才可帶到會議桌上逐項討論。

好的藝術家獎例子一定很多,藝發局從前做的研究應不少,恐怕是走着走着,忘了初衷。不妨參考台灣的「國家文藝獎」,評審方法在網上記之甚詳,評審及決審的分工及流程比藝發局清楚得多。七個藝術項目六個獎,因為不用年年頒、分豬肉,「從缺」便表示該項目該年未達標,足見「從缺」亦有鼓勵界別的作用。國家文藝獎到了2004年才開始頒給電影人,知道它第一個嘉許的是誰麼?是電影聲音設計的杜篤之,之後幾年也頒給了剪接師廖慶松、陳博文,攝影師李屏賓等。當然,杜篤之、李屏賓、廖慶松、陳博文的事迹,他們對電影作品有什麼貢獻,透過台灣電影業界、媒體不斷傳頌,影評人、學者的出版物,早就家傳戶曉。香港的聲音設計、剪接師我們又識幾人?這方面,香港的評論人及電影研究者要加把勁。

永遠記得《乘著光影旅行》的結尾,李屏賓收到國家文藝獎通知的故事,如此隆重的一個榮譽,竟然跟他對母親的掛慮連結在一起,倍覺窩心動人。假以時日,有人去拍關於林超賢的紀錄片,林受訪時,會把年「2014年度藝術家獎」的尷尬故事再講一遍嗎?藝發局及藝術發展獎,你要走的路還多着呢,咱們就此告別。

郭梓祺 - 苦中作樂──重讀楊絳

明報星期日生活   評台轉載   201546

李國威先生在〈在憂慮與歡樂之間〉的開首一段,給我很深印象:「不少人說,生命太失望了,從書本裏找尋慰藉是唯一的逃避方法。我想,很多時我們讀了書,才知道生命有那麼多令人焦灼和痛苦的事。書本不是避難所,它是牆上的一個小洞,不時讓冷風吹進我們的心靈。」反過來想,為何文學多寫痛苦憂愁,是只有這些才值得寫嗎?

我想起了楊絳女士。每隔數月,網上就會流傳一兩篇署名楊絳的文章,循循善誘地談教育、愛情或人生,有些不過是從她的舊作中東抄一段,西抄一句。多知她的經歷與寫作特色,對這些沒頭沒尾的話,或會有更深的理解。

楊絳生於辛亥革命那年,今年一百○四歲,吃過不知多少苦頭,但著作中最突出的往往是其中樂趣,很有王夫之「以樂景寫哀」,「一倍增其哀樂」的味道。最近讀她去年出版的短篇小說《洗澡之後》,雖覺得她對好事之徒的能力未免過慮,小說為阻人續寫《洗澡》之目的太強,人物略嫌輕易便獨立於故事的「反右」背景而追求各自生活,到達離婚結婚的終點,但想來那仍是她在苦中作樂之一例。

錢楊在四五十年代

苦中作樂這精神,似貫穿楊絳其中幾部著作;不是盲目的樂觀,是堅韌的生命力。錢鍾書在1946年,因介意名氣不及楊絳而寫《圍城》,故事背景設在1937後數年,完成了,就停寫白話小說,《百合心》終沒寫成,之後彷彿便由楊絳接力,或小說或散文,為殘缺的中國當代史補白。

錢、楊的故事本身就有意思。二人較通行的傳記,應是湯晏的《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和吳學昭的《聽楊絳談往事》。兩本我都不算喜歡,前者有不少迂迴的旁岔,時有不當注而注的問題;後者則嫌感情太盛,少些溢美和感歎號或更動人。雖然如此,二書還是有助我了解錢楊,如吳學昭寫道,在中共掌權前,兩人如何遍讀描寫蘇聯鐵幕後面情况的英文小說,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書更幾乎每本讀過:「蘇聯知識分子的悲劇令人同情,不過他們相信並希望中共或許與蘇聯有所不同。」四九年不走,也正如錢鍾書在一封信上說的「Still, one’s lot is with ones own people」,或楊絳在《我們仨》說的:「一句話,我們是倔強的中國老百姓,不願做外國人。」

現實卻是殘酷的。楊絳在《洗澡》寫的,正是五十年代初,如錢、楊等學人的處境,崗位重新調配,「批判」變得義無反顧,批判人也自我批判,改造思想。小說每部開頭均引古詩,第三部引〈孺子歌〉的「滄浪之水清兮」,兼得在群眾前「洗澡」過關、《楚辭》裏隨順變化、《孟子》裏榮辱自取三義,又能偈後地引出「滄浪之水濁兮」,很巧妙。不過,我最記得的,還是在這危險抑壓的氣氛中,許彥成與姚宓的秘密交往,如何避開耳目同遊香山,又因誤會而緣慳一面,以及之後小心又短促的書信往來。在艱難的時代,人還是有感情的,二人的曖昧未必引人想入非非,但楊絳在《洗澡之後》將之形容為「純潔的友情」,我卻覺得是婉轉克制的說法。

錢楊在文化大革命

讀者固宜分清小說與真實,但既知道錢楊二人的遭遇,就難抑制讀小說時的種種投射與同情。 《圍城》也好,《洗澡》也好,小說人物總是如此有限,正如那幾十年間的百姓,以為捱過一關,殊不知更凶險的難關尚在後頭,尚在後頭;如同卡夫卡那些永遠過不完的門,圍城就是走不出。八年抗戰,國共內戰,三反五反,然後是反右等等,《洗澡之後》的敍事者雖能站在時間軸上預示未來,卻未預言「文化大革命」將至,所以末處說「姚太太和女兒女婿,從此在四合院裏,快快活活過日子」,也注定虛幻如太美滿的童話。

楊絳寫「文化大革命」的長文名為〈丙午丁未年紀事──烏雲與金邊〉,文中有一片段,令我聯想到波蘭斯基的《鋼琴戰曲》裏,那猶太鋼琴師的父親兩句不起眼的對白:納粹黨對波蘭猶太人的壓逼日漸張狂,一天,父親在雅致的客廳,向家人讀出刊在報章的最新規定。猶太人此後外出,都需掛上藍白的大衛星臂章,尺寸有嚴格規定。子女還嚷着誓不戴帶時,父親只是小聲問:「臂章我們自己造?還是可去什麼地方拿嗎?」問題實際得多蒼涼。

楊絳在文章開頭說,她和錢鍾書分別給「揪出來」了,還未確知將來。有天,報上發表了《五一六通知》,他倆被召去開大會,得知此後的待遇,凡三條。第二條是:「每天上班後,身上掛牌,牌上寫明身分和自己招認並經群眾審定的罪狀。」隸屬外文所的楊絳,給安排去掃女廁;屬文學所的錢鍾書,則負責掃院子。他們那兩個牌子又是自己造,還是可去什麼地方拿?

小學生做勞作

二人問也沒問,就動手了:「我們草草吃過晚飯,就像小學生做手工那樣,認真製作自己的牌子。外文所規定牌子圓形,白底黑字。文學所規定牌子長方形,黑底白字。我給默存找出一牌長方的小木片,自己用大碗扣在硬紙上畫了個圓圈剪下,兩人各按規定,精工巧製;做好了牌子,工楷寫上自己一款款罪名,然後穿上繩子,各自掛在胸前,互相鑒賞。我們都好像艾麗思夢遊奇境,不禁引用艾麗思的名言:「curiouser and curiouser」用小學生做勞作,類比這大艱難。反差之大,堪稱奇幻。

楊絳又說,在她給剃成陰陽頭的前夕,被人拉到蓆棚陪鬥,但因暴雨而遲到,渾身濕透,卻有高帽子和硬紙大牌等着她:「我忙戴上帽子,然後舉起雙手,想把牌子掛上脖子,可是帽子太高,我兩臂高不過帽子。旁邊「革命群眾」的一員靜靜地看着,指點說:「先戴牌子,再戴帽子呀。」我經他提醒,幾乎失笑,忙摘下帽子,按他的話先掛牌子,然後戴上高帽。」重點全在次序,倒轉了,侮辱都變得滑稽。政權欲把人變成怪物,人卻仍有失笑的能力,把自己還原為人,印證錢鍾書早在〈論快樂〉寫「精神的煉金術」那幾句話;千災百毒,仍談笑自若。

文學與痛苦

丙丁之後便是幹校,《幹校六記》仍是淡而有味,苦中有樂:「默存是看守工具的。我的班長常叫我去借工具。借了當然要還。同夥都笑嘻嘻地看我興沖沖走去走回,借了又還。」去幹校當然是吃苦的,但這些微小日常的樂趣,寫來更像小學生到別班借文具。從幹校回家,錢鍾書終可專心寫《管錐編》,楊絳重頭再譯《堂吉訶德》,幾經千回百折,終有半片自己的園地。但人生實難,政治之苦以外,還有命限。楊絳在《我們仨》末處寫道:「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歲末,鍾書去世。我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麼輕易地失散了。」丈夫和女兒都先她離世:「現在,只剩下了我一人」一句,尤使人唏噓。

單純的幸福快樂是不必多寫的,痛苦才需要。為什麼呢?可能如托爾斯泰之形容天下家庭,幸福的都相似,不幸的卻總有各自的方法;一簡單,一複雜。也可能如錢鍾書在〈詩可以怨〉的解釋,「樂」的特質是發散輕揚,「憂」則是凝聚滯重,悶在心裏才要找方法表達。柯靈烏(R. G. Collingwood)The Principles of Art有幾段話與此相關,平日的詞語太寬泛,藝術家便藉創作使感情獨特起來,故他反復強調「individualize」與「peculiar」。創作過程同時是自我理解,磨利刀一般,把模糊的感覺削得鋒利發亮。楊絳幾本看似平白的著作正是如此,都尖刺如牆上小洞吹進的冷風,使人知道生命有那麼多令人焦灼和痛苦的事,她卻堅毅地走在風霜中,偶爾為自己想到的趣事微笑,笑中有淚。

文 郭梓祺
編輯 高卓怡

郭梓祺 - 像我這樣的一個導演——看陳果《我城》

   2015413

像他這樣的一個導演,其實是不適宜拍攝西西紀錄片的。上月底看《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陳果《我城》的首映,他在映後談的話使友人詫異。陳果說要跟西西道歉,拍完一整集,還未看完她任何一本小說,沒時間。我只想起《淮南子》的「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看完電影,我對他這不負責任的態度實不驚訝。聽他開場前出來笑說,今晚大家不是來看《紅Van二》,雖然很多人問他會否拍續集,已知不妙。有些觀眾在笑,但我的心中充滿隱憂──陳果一定以為大家都是因他進場的。

輕視受訪者

電影開頭拍攝西西在家中生活,還相安無事。鏡頭注視她的左手:洗米、按電掣、拿起電話叫外賣,因其右手已失活動能力,不便可想而知,而她本來還用右手提筆寫作。但到首次有作家出場談論西西著作,問題就來了,鏡頭運動多餘,構圖一次比一次嚇人。

拍攝陳智德和鄭樹森兩段,都機械而重複地倚仗推軌鏡頭。拍攝馬世芳時,攝影機不時搖晃,一度更退到樹蔭之後,遮擋他的臉龐。這種騷擾在拍攝謝曉虹時又再出現,場景是中文大學的天人合一亭,她面向左方說話,鏡頭的重心卻落在她身後數呎的水面,她只給壓在畫面的左下角。我覺得受訪者都被利用,陳果似不相信當人認真思考、妙問妙答時,表情變化可以很好看。我也懷疑他對談話的內容有多大興趣,抑或只擔心內容太正經,觀眾會悶,老想著如何移動鏡頭,看起來層出不窮。

輕視形式

輕視內容便賣弄形式,但反過來也是對形式的輕視,這是陳果拍攝西西最反諷之處。片中屢見手搖鏡頭、失焦再對焦、zoom in、時光倒流般的回帶片段,但用來無甚意義,更似只為方便,和免得平淡。陳果幾次把自己或拍攝隊伍用另一部機拍入戲中,又真為製造距離,對鏡頭自覺,還不過是自戀?

西西對藝術形式的自覺隱含於不同創作,林以亮於〈像西西這樣的一位小說家〉曾仔細分析,寫〈感冒〉如何引用古今詩歌一段尤精扼,文章末段即以「相體裁衣」為西西之創作原則,代價卻是易使人覺得欠缺風格。但簡單點,重視形式這特質亦見於西西幾篇對談,譬如在〈童話小說〉便由她的短篇〈玻璃鞋〉說起,關心的是九七期限,卻用童話來寫,何福仁歸納說:「用一種愉快的語調來寫,形式本身也是一種諷刺。」西西這樣回應:「我比較喜歡用喜劇的效果,不大喜歡悲哀抑鬱的手法。寫小說,我希望能提供讀者一樣東西:新內容,或者新手法。現在的情況是,當悲劇太多,而且都這樣寫,我就想寫得快樂些,即使人們會以為我只是寫嘻嘻哈哈俏皮的東西。」所以,西西創作的語調和形式,都是對傳統和慣例的掙扎後之選擇,正如她在片末解釋,自己如何從存在主義小說的沉重,過渡到羅蘭巴特強調的樂趣。

穿插在片中那些香港舊社會的模型雖然精緻,捕捉西西在船上赫見大公仔走過時的驚喜也好看,但如果這代表了陳果對魔幻和童趣的理解,就真成了嘻嘻哈哈,根本誤會了西西。

輕視研究

西西作品展現的「童趣」,每每建基於對世界的好奇,以及探問後的認真研究。舉些淺例,《剪貼冊》和《拼圖遊戲》看似順手拈來的遊戲文章,實是對中外文化和藝術謙卑學習後的厚積薄發。《縫熊志》關乎手藝之餘,也是對中國傳統服飾的另類探索。《猿猴志》不止是猿猴圖鑑,從西西與何福仁穿插書中的對談可見,她對生物、演化、人與猿猴的關係等關注是多巨大,又下過幾多功夫理清問題。只有這樣,問題才可愈問愈精細,愈問愈開心。放在寫作當然一樣,《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固為引介外國作家,但何嘗不是西西借力於一流作家的讀書筆記?跳脫多變的寫作風格不是從天而降的,也非單單「童趣」所能概括。

陳果又有這種好奇和虛心嗎?他在映後談說,拍片前不認識西西(在報章訪問則說讀過一本,不知孰是),是台灣片商找他,他才買西西的小說回家看,雖然拍完電影一本也未讀完。單是這點陳果已獨步天下,用行動和作品告訴我們,在香港做作家應得到多少尊重,香港的導演又有多尊重自己和行業。

何況西西的小說又不是《卡拉馬佐夫兄弟》,許迪鏘在戲中不就解釋過「素葉出版社」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為資金緊絀,只能出版只有聊聊「數頁」的書,陳果卻說西西的書太厚。他說要向西西道歉如果是真誠的,回答觀眾提問時,就不會輕佻說:「不用那麼深入也可以拍到紀錄片,拍土瓜灣,可以有多深啊?」沒研究自難深刻,勤奮一點就是,卻沒理由反過來擁抱淺薄。所以我覺得電影《我城》的部份意義,正是在反諷中建立的。

對人和主題的關懷

陳果似乎以做門外漢為榮,問題是紀錄片著重的,始終是對人或某主題的關懷。現在看來,陳果偶能呈現西西的幽默,譬如她說希望寫信給法國導演而學法文,但轉校三四次,卻永遠停留在一年班。戲中剪接亦間有妙處,例如說到宋淇找西西當編劇後,她才發現不懂寫對白,鏡頭一轉,便跳到1968年的《窗》中,西西寫給謝賢和蕭芳芳一段文藝得滑稽的對白。

但整體而言,電影未免流於表面,明顯的例子是提到西西患癌時,只問那是否她人生中最難過的階段。陳果預備好跟她談生死問題嗎?那也不一定要悲苦沉重,還可能引出文化藝術如何教人看待死亡,並舉古今電影為例,一起用「開麥拉眼」看世界,有更切實的交流,不也是自己長進的良機嗎?我知道說說容易,拍起來就麻煩得多;我也不是要求陳果做何福仁,只是期望這電影可多走幾步,畢竟《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可接觸到很多不認識西西的觀眾,對比同系列拍攝台灣作家的六集,或陳安琪充滿誠意的《三生三世聶華苓》,或舒琪難度甚高的《想像:易文》,陳果的《我城》無疑是教人可惜的。

我喜歡西西的散文多於小說,有時也覺得《我城》太便宜就給人借題發揮。但陳果既引之為電影命名,對此宜有回應或探問。西西《我城》的寫法是避開宏大的歷史敍事,用細碎和充滿想像的方法說故事。陳果固然不必步趨,但他又怎樣處理「我城」這主題呢?片中插播舊日新聞片段、七一遊行、反國民教育示威、渣打馬拉松等,都嫌拼湊和傾向討好觀眾,略因循,不見獨特的觸覺或關懷。

想起來,陳果的首部電影《香港製造》跟西西的〈玻璃鞋〉一樣,都在回應香港在九七易手前後的抑壓,聚焦在幾個青年身上,有股在沉默中爆發的蠻勁;《細佬祥》雖偶嫌生硬,也至少具時代意義。《榴槤飄飄》更是他較圓熟而稍被低估的電影。往日得到的回報或許不多,但時至今日,陳果不也因香港之名而薄得名利嗎,何不想想用更好的作品回饋香港?

「懶惰是不知道我的好處的」

瘂弦在片中說,西西的《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在八十年代登陸台灣後,「像我這樣的一個……」一度成了流行句式。《我城》拍完了,陳果也不妨想想「像我這樣的一個導演」,究竟意味什麼。西西不止有諧趣的一面,在廖偉棠《浮城述夢人》的訪問〈發明另一個地球〉中,她便有這段莊重的話:「我的理想讀者是,他要看過很多好小說,假如我那麼下功夫看這麼多小說自己再用心機寫出來,你要看我的小說也要勤奮一點,懶惰是不知道我的好處的。你隨便翻翻當故事看,但一本小說哪裡好呢?你就看不出來。你看那麼多垃圾小說是沒有用的。我對讀者要求很高,如果你什麼都不懂你就看《白髮阿娥》吧。」希望陳果能先讀完這本。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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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平觀察:中國人民志願「水」軍

德國之聲中文    2015413

1950年中共中央派遣軍隊赴朝鮮參戰,儘管完全是成建制的正規部隊,為了避免和派出聯合國軍的各國宣戰,"改穿志願軍服裝,使用志願軍旗幟",稱之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此之前,中共還計劃過"穿朝鮮服裝,用朝鮮番號"。戰爭初期,聯合國軍真的以為它是一隻小規模的志願者隊伍。弄清真相之後,為了避免戰爭升級,也默認了這一名稱。

這是半個世紀前一種對外戰爭中的偽裝術,敵方為了自己利益也沒有深究。今天,中共正在發動一場對內戰爭,那就是組織規模龐大的"中國人民志願水軍""水軍"是網民對有組織的隱藏身份的網絡評論員的戲稱。有的網絡 "水軍"為商業公司服務,但是更多常規性組織人員來自中共各級宣傳部門。宣傳部門公開招聘和培訓"網絡閱評員",由官方發放薪水。經過培訓後,讓他們偽裝成普通網民,根據組織的指示,在網絡上發表評論,抵制批評意見,混淆視聽,達到"維穩"目的。研究者曾公佈近年來中共維穩經費超過軍費,認為其實質是在進行一場規模巨大的內戰。

據香港《明報》報道,這場戰爭正在升級。一份據稱是共青團中央的文件顯示,團中央決定成立"青年網絡志願者"隊伍,全國目標超過1050萬人,高校是招攬重點,占400萬,其中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分校被分配的名額是100人,廣州中山大學則高達9000人。這份編號為"中青發(20159"的文件要求,各省、市、縣團級團組織參加"青年網絡文明志願者"行動的人數,原則上不少於該地團員總數的20%,且須覆蓋到每一個班級團支部。

正如"中國人民志願軍"是一個虛假的稱呼一樣,網絡閱評員也不是真正的志願者。根據這份文件,它是一支以志願名義強制建立的"軍隊"。跟朝鮮戰爭中聯合國軍諒解並承認名不副實的"志願軍"名稱不同,作為"維穩"戰爭中官方軍隊的敵方--廣大普通網民從來沒有承認這些"志願者"。一份官方文件透露,幾年前長沙市委外宣辦選聘網評員,底薪600元,每發一帖給五毛錢。因此,這些網評員被網民蔑稱為"五毛黨"

官方也認為"五毛党"並不光彩。《環球時報》曾發表北京學者張勝軍教授的文章《"五毛黨"帽子能嚇住誰》,認為"五毛黨"是人們編造出來的,是西方媒體對中國"愛國網民"的污蔑,網絡閱評員並不存在。有一些官方人士認為使用"五毛黨"效果不好,比如知名的雲南省委宣傳部官員伍皓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說:"政府部門應該公開身份直接回應、直接解決問題,比暗中派一批人,用些虛擬網名在網絡上發言要好得多。"

赴朝鮮對外作戰的"志願軍"雖然使用了虛假名稱,但是實質上並沒有隱瞞身份,沒有偽裝成平民或者敵軍。根據日內瓦協議等國際公約,戰爭中軍隊與平民應有明顯的區分,不允許軍人偽裝成平民。這些內作戰的網絡"水軍",卻無視這一戰爭法則,全部偽裝成普通網民。這是一種突破倫理底線的行為。

即便不承認這一場戰爭,從現代政治文明的角度說,或者僅僅按照中國的《政府信息公開法條例》,政府發佈任何公開信息,亮明身份都是一個基本的要求。"五毛黨"的實質,就是政府雇人造假--而造假的目的,是為了欺騙本國民眾。這跟派人到處暗中盯梢、造謠和謀殺一樣,沒有任何正當性可言,是一種特務政治。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長平觀察:今日社會仍被毛澤東「害苦了」

德國之聲中文   2015410

"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是著名的中共文件《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的一個斷語。把這個說法翻譯成口語"毛澤東可把我們害苦了",只能說顯得過於輕巧了。近日,在一個私人飯局上,中央電視臺選秀節目主持人畢福劍說出了這一句評價,卻引起軒然大波。

畢福劍在這句評價前面加上了一句髒話"可別提那個xxxx",強化了判斷並增加了厭惡感。他在飯桌上演唱了中共在"文革"時期普及的"革命樣板戲"《智取威虎山》選段,在每句唱詞後面都加上詼諧的評點,諷刺了中共誇張的歷史宣傳。其中被認為最嚴重的,就是這句評價。有飯局出席者錄下了這段表演,它很快在互聯網上廣為流傳。

兩天后,央視網新聞中心官方微博稱:"畢福劍作為央視主持人,在此次網絡視頻中的言論造成了嚴重社會影響,我們認真調查並依據有關規定作出嚴肅處理。"次日,畢福劍通過他的個人微博公開道歉:"我個人的言論在社會上造成了嚴重不良影響,我感到非常自責和痛心。我誠懇向社會公眾致以深深的歉意。我作為公眾人物,一定吸取教訓,嚴格要求,嚴於律己。"據稱,央視決定將畢福劍主持的節目停播四天。

即便毛澤東帶來嚴重災難,也不可以罵他?

畢福劍這段表演錄像在網絡上被稱為"不雅視頻",與一些非法暴露影視明星私生活的視頻或圖片相提並論,實在是有一些誇張。髒詞髒話固然不雅,但是在私下聊天中,那是大多數人的口頭禪。央視的聲明也顯示,對畢福劍的處理跟不雅用詞沒有直接關係,而是涉嫌到對毛澤東的態度和評價。即便官方認為毛澤東"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用髒話來罵他也是不被允許的。在那份"歷史決議"文件中,毛澤東還被認為對"大躍進"、迫害党的幹部及損害"黨內民主"負有重要責任,但是他仍然被稱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根據中共官方媒體報道,在作出這個"決議"的過程中,中共高層也有很多人要求徹底地否定毛澤東,但是鄧小平為了維護中共統治,做了反復權衡。"大躍進"之後的大饑荒,餓死了數千萬人(具體人數從一千萬到六千萬存在不同的說法)。中共政權持續至今的對傳統文化的破壞,對現在文明的抗拒,不惜一切手段維護專制的統治模式,毛澤東都被認為是始作俑者。

一個被常用的辯解是,假如美國電視主持人辱駡了開國總統華盛頓,他會面臨什麼處罰?且不說假如這樣的事情發生,主持人是否真的會像選辯解者說的那樣被嚴懲,一個簡單的反駁是:假如華盛頓讓數千萬美國人餓死,發動了讓美國人互相戕害的"十年動亂",製造黨內殘酷內鬥迫害同儕,建立一個至今搞一黨專制、堅決打壓一切異議者的政權,美國人真的不可以用髒話來罵他嗎,甚至在私下都不行?

但是,中共禁止對"文革""大躍進"等災難歷史進行更深入的反思,而且習近平上臺以後提出"不能用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歷史",他自身作為也被認為大量模仿毛澤東。同時,缺乏民主與法治帶來的官員普遍腐敗,也被很多人解讀成因為沒有毛澤東的高壓手段,讓很多人懷念"前三十年的公平正義"。一些被稱為"毛左"的人士和組織,對中共的官方評價也極為不滿,認為那是鄧小平政權對毛澤東的栽贓構陷。他們通過各種渠道宣講說,毛澤東領導的時代,不僅民主、自由、人人平等,而且社會經濟也高速發展。從網絡輿論看,接受這種說法的人越來越多。

"人格分裂""告密文化"

畢福劍視頻引發的另一個爭議是,他作為央視主持人,是否可以臺上一套(謳歌中共),台下一套(辱駡毛澤東及諷刺中共宣傳)?據傳在去年香港"雨傘運動"期間,習近平強硬批示"絕對不能允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很多人引用此話來批評央視主持人的"人格分裂"。但是,正如很多網民指出的那樣,依靠意識形態壟斷獲得暴利的央視,和習近平及其同僚一樣,實質上吃的是納稅人的飯,理當為民眾發聲。因此,央視主持人等體制內人士人格分裂固然可惡,但是他們應該做的不是在臺上那一面,而正是在台下的這些表現。

在網絡上得到更多反響的,是對"揭露隱私""告密文化"的批判。未經當事人同意,將私下調侃拍攝視頻公開傳播,顯然有違人際交往倫理。即便是一個被廣泛討論的、與官方定性並不衝突的政治觀點,當事人也可以不願意公開。但是,這樣的觀點被公開即引起軒然大波,而且當事人會因此受到處罰,而不是隱私權得到維護,這是意識形態言論審查的結果。在這個事件中,政治觀點之所以是隱私,主要是因為當事人還要繼續"臺上的表演"。更應該被譴責的,是支持這種告密文化的政治環境。中國人之所以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中,也正是因為毛澤東及其後繼者"可把我們害苦了"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2015年4月18日 星期六

李怡 - 《傘下細語》啟示:深愛此城冇得輸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4月18日

香港民主前景不樂觀。佔領運動清場後,爭取真普選失去了群眾參與的力度;人大8.31決定不會撤回;政改方案拋出後很難保證不會有泛民議員轉軚;即使否決了方案,以後民主之路怎麼走,仍是很大的問號;而如果有泛民轉軚使政改方案通過,引起抗爭浪潮反而更強烈。中共作出小小讓步或新的承諾並非不可能,但也像2010年政改那樣,其實是分裂民主派的騙局。即使出乎意料地中共作出撤回8.31的落閘決定,也不值得高興,因為真普選並非因此就實現。因此,香港民主之路,是一條崎嶇、漫長而艱困之路。筆者一向抱着悲觀而積極的態度論政,在雨傘運動中看到青年人奮起,市民廣泛參與,稍許看到希望,而最近讀了由28名婦女撰寫的《傘下細語》卻得到啟示:香港人爭民主儘管看不到甚麼時候會贏,但人心的改變,道理和歪理的對比,真理和強權的較量,雖然沒得贏,但也「冇得輸」。

「無力感」領我們走向民主

香港人面對強權,比大衞挑戰巨人歌利亞更強弱懸殊,無力感是爭取民主三十多年的最深刻無奈的感受,但一位參與佔領運動的女士說:讓「無力感」領我們走向民主。在這個充滿荒謬、欺詐、貪婪的時代,對發生的一切,大家都看在眼內。就讓這份「無力感」,化作動力,使我們有勇氣做正確的事,有決心拒絕妥協,且為彰顯公義付上更多。

《傘下細語》是自資出版的非賣品。28位不同年齡和家庭背景的女性,以她們特有的觸覺,女性的溫柔、善良和執着,親述雨傘運動的經歷和感受。坦誠真摯的陳述,每一句都來自內心,沒有理論,沒有口號,沒有隱瞞。她們中許多人原先不是民主的支持者,她們都有自己的生活,家庭,不少人受過良好教育,她們或是父母心中的乖巧女兒,或是想要了解子女為甚麼參與運動的好媽媽。基於最簡單的是非判斷,最直接的事實認定,她們走到佔領區,看到和參與了互愛互助無私和同心同德地為爭取香港人應有權利而抗爭。

《傘下細語》的編輯人劉靜梅說:

「雨傘人與8.31支持者最大分別:

(1)前者信制度(也信自己);後者信領導人。
(2)前者不願放棄一些公民權利;後者願意。
(3)前者不接受歪理和不公,後者接受(或不察覺、或覺不重要)。」

道理太清楚,一切看在眼裏,是非分明的女性代表人心向背,「慶幸此刻在香港現場」的女子說:「始終相信,真正的戰場,是人心,我能打的仗,在我的心裏。 ……面對將要繼續踏上的抗爭長路,面對霸權的壓迫…… 我認為,要留給自己的、留給香港與下一代的,是這『冇得輸』的心。因為,惟有如此,我們的社會才有未來。」

雨傘運動已過去三個多月,似乎復歸平靜,但村上春樹說:「你們走過的路,已化作事實留下來,沒有人可以無視這些事實。世界亦會根據這些事實而改變……」雨傘導致人心變了,香港的社會意識也變了。

人心主導香港未來

一是過去香港人認為我們這小地方始終難敵強權。《傘下細語》的作者們卻大都表示她們並非相信有勝算,而是即使勢單力薄,即使螳臂擋車也要為公義、為尊嚴抗爭。

二是在抗爭中發現了美麗與可愛。劉靜梅說:「如同鏡子可折射光線,雨傘運動讓人看到隱藏着的醜陋與美麗。醜陋的是衣冠楚楚但口吐惡言歪理的人,美麗的是廣場上無懼強權的眾生。雨傘廣場之美不下於我見過世界上任何漂亮的地方。」

因此三,這位退休高級公務員說:「不管他方如何出色,都不是家,這兒是!之前我曾沮喪,思量過移民,可是雨傘運動讓我更清晰感受到自己對香港原來是這樣難以捨棄。與不同階層的市民為真理在雨傘下走過,是我的榮幸。有他們,香港更加捨不得。」中國人通常在強權欺凌下所想到的就是避秦,就是逃跑,香港自九七問題出現以來,人們想到的就是移民。雨傘運動使人們不想逃,而是要在這個美麗的地方為我們的前景力爭。

於是四,人們也不再逃避政治,不再自求多福,而是把雨傘理念向四周擴散,討論政治不再是忌諱。於是有許多雨傘書,包括這本免費的精美小冊。

然後五,自主自決精神的建立與擴散。方敏生在這本書的「序」中說:「重新認識到自決、自由的可貴……『傘』開啟了心扉,凝聚了人心。人貴乎能自覺、自決,積極不放棄。 ……前路不容樂觀,我們只能沉着應戰,是進是退?時代的抉擇,每個人都不能置身事外,因為我們深愛此城。」

強權可以贏得「勢」,但贏不了民心。人心所向,主導着真理不會屈服於強權。香港人繼續接受現實就輸到盡,堅持真理就真是「冇得輸」。(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4月16日 星期四

練乙錚 - 「袋住先」的國際標準就是「袋一世」

2015416

泛民主派之中,有人也許認為特府開出的「普選」方案是北京與港人角力的結果,有自己的一分功勞,因此應該「袋住先」,否則便是一種浪費。這顯然是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實力。

北京在現階段拋出政改方案,是按其「以我為主」的政權建設藍圖行事的一步,目的是築起一個政治學裏所謂的「選舉專制」(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而做到這個所需的條件,經過20多年來綿密不絕的落實,已經充分具備。

這些條件主要有三個:一、當權派完全掌握選舉遊戲規則並建成了強大的選舉機器;二、通過各種政策渠道輸入的「新香港人」鐵票累積已經推翻「六四黃金分割律」,達到「五五臨界點」;三、國庫財力和本地資本家願意付出的政治捐獻足以支付強大的選舉總動員。

除了條件,便是時機,而對當權派而言,不遲不早,時機是今天最好:一來反對派四分五裂,機不可失;二來最麻煩的新世代首投族逐步壯大,不宜再拖。

上述「選舉專制」,乃是相對「選舉民主」而言的另類體制,既是專制,也搞選舉,其中有一黨專政,有皇權專政,有軍事強人專政,等等。二次大戰之後,特別是1990年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出現以來,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專制政權都學乖了,設計出形形式式的「非民主選舉」(non-democratic elections),數量幾可與「民主選舉」爭一日長短,而推行那些非民主選舉的專制國家,名稱往往包含「人民」、「民主」、「共和」等字眼;魚目混珠,遂有一些人說的「民主並無國際標準」的滑頭說法。

不可忽視的一點就是,這些「選舉專制」也有一個建設過程,需要時間,需要心思;在民智不是完全未開的地方,更要取得最低限度的民眾認受,還要在國際上有起碼的體面,絕不簡單。筆者在上周一的本欄文章〈李氏皇朝能撐多久?—從歷史政治學找答案〉裏,介紹過一個實證研究結果,謂專制政權始創者在位愈久,愈能建立有利自身延續的體制,身後政權的壽命便愈可長久,講的就是這回事。顯然,今天北京當權者在香港政改問題上的做法,是深思熟慮老奸巨猾的,是對維持政權最有利的,並不是泛民什麼派可以影響到的。

為何專制政權也搞選舉甚至是一人一票的選舉?什麼樣的(當然是有終極操控的)選舉在什麼條件之下對專制政權有利?幾十年來世界各地的實踐經驗說明了什麼?就這些問題,不少政治學者做過深入研究,本文取其若干精萃,作一簡介,並以之比照香港實況,希望有助對現實政事的分析。

首先,不少研究都指出一個特殊情況之下的專制政權搞出來的選舉,確實是可以「袋住先」的。這個特殊情況就是當政權已然十分虛弱,明白自身時日無多,與其強硬到底給人民以暴力推翻,不如早一點找一個和平的方法,體面地讓自己安然下台。這時由專制專權推出的非民主或非完全民主選舉,可以是相當合乎時宜的,推出實施之後,進一步優化也並非無法想象,甚至可能很快便有不流血或少流血的民主革命隨之而來。這種情況,滿清末年出現過,之後不久,中華民國便取而代之;1974年法朗哥死後的西班牙出現過,帶來「康乃馨革命」和西班牙的最終民主化;8090年代的台灣也出現過,導致現在的台灣民主政治局面。因此,大家絕對不必當反對「袋住先」的凡是派;某些條件之下,「袋住先」可以是眼下與長遠對國家民族最有利的做法。不過,中共並非今明年即行將就木,而是一個依然拿得出豐富資源去建設即時有利維穩兼可延續的「選舉專制」的政權;此時,祈望把它設計出來的選舉方案「袋住先」、之後香港政制仍可朝開放方向優化,便是太一廂情願!

非民主選舉取各派資訊

其次,專制統治者搞非民主選舉的一個重要好處,便是可以取得大量關於政壇上各派勢力的資訊。來一次動真格的選舉(不必是真、普選),看對手或參選各派怎樣動員,便很有價值。例如上次唐梁(好像還有何)之爭,雙方底牌盡出,北京居高臨下,舉凡兩派各自的人脈關係、動員能力、個人品德、處事作風、派別之間的牙齒印、周邊的團體媒體支持哪一派到什麼程度,等等,一一在過程中纖毫盡露於中共法眼底下。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是次僅僅是小圈子選舉,阿爺取得的資訊,已然非常珍貴。假若換作梁特是一早欽點、不經革鬥便上台的,則雙方及周邊好的醜的很多東西,中共根本不會知道。

第三,非民主選舉也可以是一個政權用以選拔、吸納、訓練和報酬精英的工具或渠道,新加坡在這方面做得相當出色。另一方面,這個工具也可以用來籠絡、軟化敵對派系,提供予反對派一個非暴力的反對途徑、一個可能通往執政地位的幻覺胡蘿蔔;在議會範圍的選舉,還可以透過「用選票刷掉不稱職的政客議員」,讓反對派消消氣,給自己一個安全閥。非民主選舉的這些作用,容或與民主選舉之下的相類似。在國際上,與民主國家打交道的時候,非民主選舉或「循序漸進的民主選舉」,更可以是一個很有用的政治公關擋箭牌。

第四,非民主選舉,特別是那些在小圈子範圍裏算是比較公開、在政權容許的最大範圍裏算是表面上比較公正的那些選舉,也可以起到重要的穩定政權作用。如果是議會的非民主選舉,這些作用包括:一、在政權認可的政治派系之間以最少爭議即按選舉表現發放政經利益(議會的議席本身就是一種利益);二、讓政權的積極支持者(非民主選舉的投票者)按他們各自的偏好選出議會代表;三、議會換屆換人,政權的積極支持者便覺得自己是有力量左右結果的,導致歸心,換句話說,非民主的小圈子選舉有可能在小圈子裏起到民主選舉在全民範圍裏起到的穩定作用;四、起碼在政權的支持者範圍裏,非民主選舉,特別是一人一票的非民主選舉可以提升政權在這個小範圍裏的認受性,跟着,政權便可以把結果誇大,說成是在大範圍裏的普遍認受性增加了,以此迷惑一些不明就裏的民眾(港豬?)。

如果是關於行政長官職位的非民主選舉,而專制者能保證自己或自己屬意的人以相當大比數當選,則選舉得勝的結果可以在小圈子裏產生震懾作用,防止其他派系搞政變或作其他非分之想。其實,在這種選舉裏,假如當權者能得到可觀的票數支持,則額外行使一點暴力,更能起威嚇各派別、防止有人挑戰當權者的作用。這裏說的暴力,不一定指武力,可以是一些對敵對派別的大範圍騷擾、恐嚇、網襲、揭陰私、無故或藉故起訴等,只要是能夠起到顯示有本事搞得對方很狼狽的舉動,便可以了。俄國的普京在再度參選的時候,本已有相當的民意支持,卻依然事前事後大剌剌搞小動作甚至可能刻意搞出人命,便是例子【註1】。

有利專制政權延續

既然非民主選舉通常有利專制政權維穩,那麼,有沒有證據說明那樣搞選舉的政權長命一點呢?有的。請看【附表】一組統計數字(N是案例宗數;其餘表中數字是有關的政權平均壽命年數;資料是二次大戰後至2000年所有舉行過及沒有舉行過全國範圍選舉而有完整紀錄的國家情況,其中不包含東歐諸國及只舉行地方選舉的國家。一黨專政的國家通常都搞定期全國選舉)【註2】。由數據可見,無論是何種專制政權,搞選舉的便長壽一些。這些數據不表示因果關係,但其中的相關性卻與之前討論過的理論分析完全吻合。也就是說,專制政權搞的選舉制度建設,很可能有利於專制制度的延續。這裏所謂的「制度建設」,說得好聽,但事實上可能包含一些十分齷齪的東西,例如派錢收買樁腳及五毛、買起黑社會打手或與之建立其他商業關係,等等,都是專制政權為延續壽命要作的「制度建設」。這點,香港人這兩三年來不是太熟悉了嗎?


上述乃非民主選舉對專制政權帶來的各種好處,可說明為什麼一些權力看似相當穩固的專制者也會不惜工本,大事進行與選舉有關的政治活動和制度建設。

然而,要回答「應否袋住先」,還要問兩個關鍵的問題:

一、非民主選舉會否催生民主選舉?

很明顯,這不是一個理論能夠回答的問題,只能訴諸大量觀察得的實證。上面說過,行將就木的專制政權推行的非民主選舉有可能是全面民主化的先聲,但兩者之間依然不一定是因果關係,甚至有可能那種很不得已的非民主選舉只是一種拖字訣,拖不下去了最後就只好認輸,搞民主選舉;不是那麼虛弱的專制政權就更加不會願意讓民主漸進。事實上,多項研究顯示,實證答案是中性的:絕大多數情況底下,社會一旦進入「選舉專制」,裏面的非民主選舉便膠着了【註3】。如果看中國大陸、北韓、越南、新加坡、古巴等有非民主選舉的政權,幾十年來體制不曾朝民主選舉優化,便可思過半。

二、非民主選舉對一般市民、社會整體有沒有好處?

這個問題的一般答案是「不能確定」。若果非民主選舉在小範圍裏還是比較公平、公開的話,那麼它也可能替小圈子中人帶來一部分民主選舉的好處。但是,正正也因為非民主,一些本來有能力的候選人及有代表性的價值觀念、政策觀點和選項,都給排除了;那麼,從優選理論的角度看,後果就一定不能勝過民主選舉之下能夠優選到的。這是純理論。事實上,往往與非民主選舉共生的,還有其他弊端,如言論不自由、媒體報道受限制、小圈子黑箱作業、利益輸送不為人知,等等;加起來的實際效果就通常壞得多(愈是低級的詭辯派愈能夠輕易推翻這個結論!)。於是,理論上非民主選舉短期局部有可能帶來的一些好處,再看清楚便不是那回事【註4】。

結論是,政治學的有關理論研究和實證結果都不支持「袋住先」。然而,如果細看具體擺在港人眼前的以831人大常委決議為基礎的政改框架,以及北京那麼強硬地一再否定任何「優化」承諾的提議,便知政改方案一旦通過,以後不劣化就已經很幸運,遑論優化!其實,如果大家回想《基本法》及有關承諾在18年來的實踐中是優化了還是劣化了,就會更加明白政改方案通過之後的後續變化

前車可鑑,泛民中人還有一些對「袋住先」還有各種善意幻想者,是不是太過天真了。人家在強勢認真地幹專制政權的體制建設大事,會跟你婆婆媽媽討價還價麼?歸根到底,真普選從來都是零機會,泛民的體制力量極限,從來都是那至今保有的「關鍵少數」,後者還應該死命保住,餘的在體制外爭取。

【註1】非民主選舉對獨裁政權的好處見J. Gandhi & E. Lust-Okar2009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裏的文章"Elections Under Authoritarianism":http://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Ellen_Lust2/publication/228154360_Elections_Under_Authoritarianism/links/0912f50fdaa1e62f81000000.pdf

【註2】關於獨裁者組織政黨和進行非民主選舉選舉與政權壽命長短的關係,見加大洛杉磯校區政治學教授B. Geddes 20063月的論文Why 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http://www.daniellazar.com/wp-content/uploads/authoritarian-elections.doc

【註3】見哈佛大學S. Levitsky & L. Way"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2002)http://scholar.harvard.edu/levitsky/files/SL_elections.pdf及佛羅列達大學的R. Kaya & M. Bernard即將發表的"Are Elections Mechanisms of Authoritarian Stability or Democratization? Evidence from Postcommunist Eurasia"http://users.clas.ufl.edu/bernhard/content/pcvrcirculate.pdf

【註4】見註1裏的參考文章的第406頁的討論。

2015年4月15日 星期三

周月翔 - 三跑效益推算成謎 民航處或涉誤導

2015年4月15日

【明報專訊】民航處長羅崇文結束立法會帳目委員會有關審計報告的聆訊後,終於出山在多份報章撰文回應坊間對第三條跑道的質疑。不過文章無助釋疑,反揭露民航處更多問題。原來只要空域問題解決,就算沒有三跑,雙跑容量已可大幅提升,一眾商家業界翹首以待的經濟效益也就提早實現,那麼民航處何以堅持非要建三跑才能解決跑道的樽頸問題呢?跟民航處的思路,大家未來10年即是「蹺埋手」等三跑,任由機會白白流失,那麼真正阻礙發展的就是民航處自己,羅崇文無疑是繼違規擴建民航處新大樓及新空管系統延誤後,自揭第三宗罪,政府必須調查和清晰交代有否拖延發展。

空域限制始於雙跑系統

人人監機會早前根據1992年臨時機管局總綱計劃顧問報告的建議重提削山方案,以助提升雙跑容量,結果「鬼拍後尾枕」,政府被迫還擊,不得不披露一直刻意隱藏的數據資料。羅處長的文章「一稿多投」,並於幾份報章多送了一個附表,清楚列出在不同的模式下,雙跑可達至的容量,極具參考價值,值得關注議題的朋友好好收藏。原來只要透過簡單的加減乘除,就可推算未來的跑道容量。

根據民航處的圖表推算,一條正常健全的跑道系統設計最高容量是每小時43架次,餘此類推,雙跑系統容量應是翻一番86架次,三跑就應是129架次。不過心水清的就會記得,政府一直強調最初的顧問報告是錯的,1994年顧問報告稱雙跑最多只能做到63,2008年另一顧問報告又調高至68,比應有的86架少了18架次,將來即使有三跑,政府都宣稱只是102,較應有的129架次少了27架次,即條條都「唔足磅」,三條跑道都是殘廢的。公眾一定會問,我們為何不要兩條「健全」的跑道,而要花這麼多錢去多建一條殘廢的跑道呢?

原因在哪?政府一直都閃閃縮縮不肯講,直至監機會重拋出當年顧問報告的削山方案,終於被迫承認。第一個原因,就是大嶼山及機場西北面的山太多,除非全部削掉以進行獨立模式的雙跑道運作,否則幫助有限。但將來的三跑就在雙跑旁邊,何以山勢忽然又不是問題?

第二個原因,政府更加不想講,但因為要打擊削山方案,亦無法逃避,美其名指因為安全理由飛機要有適當的間距。說穿了即是空域有限,沒有足夠空間讓太多的飛機在天空指定範圍聚散。這個問題始於赤鱲角機場興建之時,北面空域與深圳機場相冲,而西面空域就和澳門機場相冲,飛機起飛後不能直接向北轉,結果兩條跑道起飛的飛機都全部必須用同一航道先向南飛,運作受到局限,不能獨立升降。為了解決問題,前任民航處長林光宇在2004年促成國家民航局、香港民航處與澳門民航局組成三方工作組尋求解決相關空域問題。不過2004年羅崇文接任後10年,實質的空域界線和航道方面毫無寸進,但他又不能或不願公開,以免等同承認自己談判不力,於是雙跑系統「被迫」「飽和」,聲稱「跑道不足」成為他的最佳掩飾。

舊債未清,新數免問

但多一條跑道又是否可自圓其說呢?根據羅處長的推算,又自打嘴巴。因為如果限制得到解決,三跑系統的容量應是43×3,即是129架次,而不是政府所說的102架次,為什麼消失了27架次?顯然,政府很清楚即使三方會議有成效,解決空域,山勢障礙仍然存在,加上3條跑道互相牽制,效用有限。

相反,空域問題解決對雙跑意義重大,飛機可在機場以北空域飛行,雙跑道可以趨向獨立運作,容量有望大幅提升至最高的86架次,增加18架次;機管局聲稱的4500億元效益已大半「落咗袋」。何須等至2023年?相比之下,三跑帶來的效益就是102減86,只得16架次,成本非常貴但效益十分少。1415億元的代價,即是平均每架次是88億元,倘若談判失敗,更加是血本無歸。這條簡單的算式,相信街市的師奶也明白,何况立法會議員,難怪融資方案要繞過立法會。

綜合機管局及民航處的資料,不同跑道數目和空域情况的最高每小時飛機升降架次數目推算如下:(見附表)



魔鬼在細節中,三跑預料最早2023年啟用,但政府自己披露,2007年方案的目標是基本滿足2020年珠三角地區航空運輸發展的要求,顯示三方工作組一直處理的只是香港雙跑相關的空域問題,而非三跑。

如果民主黨的單仲偕議員和民建聯等一眾支持者相信先有三跑才有空域的話,那麼民航處在雙跑現有空域問題上仍未「找數」,正所謂舊債未清,新數免問,大家應立即追討舊債,否則乾等三跑,航空發展空轉10幾年,什麼商機也飛走了。

作者是香港地球之友助理環境事務經理、人人監機會召集人 

程翔 - 什麼是《基本法》的初衷?

2015年4月15日

【明報專訊】最近,趁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之機,一衆京官又再隨心所欲地解讀基本法。在香港人聽來,他們每論述一次,就愈偏離基本法的初衷。什麼是基本法的初衷?

我們不妨先看看當年任基本法草委會秘書處負責人的陳佐洱如何形容這個起草過程,他說:

「這部莊嚴的全國性法律從起草到頒布的全過程都非常嚴肅、縝密,每一章每一條每一款甚至每一字、標點符號都經過了香港和內地起草委員們的深思熟慮,甚至激烈的討論。」(引自其回憶錄《交接香港》)

既然整個起草過程是這麼嚴謹,那麼當時中央和香港對寫進基本法的條文應該有相當一致的共識而不至出現根本性的歧義。可是為什麼今天一衆京官卻認為我們對基本法的理解「有偏差」、「有誤區」、要對我們進行「再啓蒙」?還要不斷向我們作出「準確」的「解讀」?難道700萬港人的智商或者中文水平這麼低,以至老是看不懂它嗎?當然不是,之所以有歧義,乃因中共在基本法實施18年來,不斷增添原文本來沒有的新觀念、新規定,新提法、新論述,這些增添及另類解讀的總效果就是對基本法作出實質性的修改。香港人反感的,就是中共憑着對基本法的話語權來推翻33年前對香港人的政治承諾。

中共對香港人作出過什麼政治承諾?這是理解基本法初衷的必要的鑰匙。

1982年當中共確定要收回香港之後,香港人心惶惶,普遍要求繼續維持現狀。當年香港革新會、香港觀察社、浸會書院(當年還未晉身大學)做了3個大型的民意調查,分別顯示有93%、87%及85%的市民希望繼續維持由英國管治的「現狀」(見《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p.36)。民意希望維持現狀,這是鐵的事實,而且不限於主流社會,也包括左派非主流社會。筆者當時在《文匯報》任職,接觸到中共在港嫡系組織如中華總商會、工聯會、中國銀行等負責人,私底下都表示希望維持現狀。不承認這個事實,我們就無法理解為什麼會有「一國兩制」這個方案,也不可能真正理解基本法的初衷。(至於為什麼會出現民意一邊倒希望維持現狀?這個問題值得中共深刻反省,卻非本文的重點,故略)。

中共對港人的3個政治承諾

面對絕大多數香港人不願意回歸這個事實,中共當時對香港人作出3個政治承諾:

一、香港原有制度不變;
二、中央不派人管理香港;
三、香港實行民主改革。

第一二個是中共主動提出來的,第三個是香港人提出作為接受回歸的前提條件(詳細過程這裏不贅)。在當時就形成琅琅上口的口號:「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民主回歸」。憑着這3點承諾,中共實現了香港的和平接收任務。這3項承諾,都寫成基本法的相關條文,向全體香港市民作出保證。

為什麼中共願意向香港人作出這3項承諾?道理很簡單,政治上,絕大多數香港人不願意回歸,這些承諾有助於穩定人心。經濟上當時中共剛從文革廢墟中重新出發,百廢待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需要香港助其起步,這些承諾有利於香港繼續保持繁榮穩定,以便對中國作出貢獻。所以這3個承諾,是客觀形勢使然,所謂形格勢禁,不得不爾已,絕非中共的恩賜。這個客觀事實,早期國內的學者也是認同的,例如在基本法草擬時,全國法律專家張友漁先生就這樣說:

「香港人民長期生活在經濟比較繁榮的資本主義社會,習慣於那樣的生活方式。香港的政治體制比較獨特……經濟制度和教育、科學、文化、社會服務以及對外業務方面,也都有與其他地區不同的特點。加上香港的一部分居民……對我國現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有所疑慮和恐懼,甚至根本反對。在這種情况下,如果對香港强制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勢必要出問題,損害經濟繁榮。」(見張友漁〈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原因、原則和應包括的內容以及表達方式〉,載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處參考資料(七),1988年8月》)

3個承諾面目全非

這是一個非常客觀理性貼近當時歷史事實的分析,這就是基本法的初衷。

1997年香港成為囊中物後,政治上已經不怕香港人不願意回歸,經濟上也由於中國經濟迅速發展,香港的作用相對下降而不再覺得要依靠香港,於是當年制定基本法時的初衷就被人漸漸忘記了,當年那種「戒慎恐懼」的心情也就被今天「頤指氣使」的氣焰取代了。

京官忘記了當年基本法的初衷後,他們更通過連番「解讀」,使中共對港人的3個承諾變得面目全非。

關於民主的承諾(即「雙普選」問題),我們看見,通過幾次人大「釋法」、「決定」之後,我們希望得到的普選,變成是「經過中共篩選後的普選」。

關於港人治港的承諾,我們看到,基本法本來承諾了我們高度自治的3項權力(行政、立法、司法),被中共在光天化日下通過一紙《白皮書》就奪走了其中一項(行政管理權)。

關於「一國兩制」的承諾,今年,中共第一次提出港澳事務要「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見2015年總理李克强向「兩會」提交的《政府工作報告》,過去僅僅提《基本法》)。這個新要求的提出,實際上就是突出「一國」,以「一國」壓「兩制」,「兩制」的空間將進一步被收窄。

李克强這句話,在張榮順的演繹下,就是要求香港做到「既維護香港實行的特殊制度,也維護國家主體實行的制度」,這就遠遠超出基本法最初的原意和初衷。

陳佐洱不是說基本法每一個字都是經過「深思熟慮」才寫下嗎,那麼為什麼當年要訂立基本法第18條?內地憲法學專家朱福惠(廈門大學法學院教授、社會科學處處長、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說: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18條第2款規定:「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凡列於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第18條第2款也作出同樣的規定。這樣就排除了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內的許多憲法性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適用。」(見《憲法學原理》,第37頁,中信出版社,2005)。

所以,明確排除全國性憲法在香港的適用,正正是基本法的初衷和立法原意,如果當年起草基本法時,像今天京官所說的要和「憲法」結合,則不會設立基本法第18條。

陳佐洱和張榮順都不約而同地指摘香港人對基本法的規定「揣着明白裝糊塗」。誰在「揣着明白裝糊塗」呢?誰違背了基本法的初衷、違背了對香港人的政治承諾呢?  

李怡 - 為現階段政改問題簡易釋義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4月15日

政府的政改方案即將推出,社會集中關切泛民議員會否有人轉軚,筆者繼個多月前寫的〈有關政改的簡易答問〉,現再就新形勢下的政改問題釋義,對於要與朋友討論的讀友或有幫助。

問:現階段政改形勢如何?

答:27名民主派議員聯署企硬否決,前天飯盒會23名議員再次聯署,使政府和建制派多認為政改通過機會接近零;中共也企硬不會撤回8.31決定。儘管有人提議中共作出再優化和取消功能組別的承諾,以換取泛民支持,但中共和泛民均沒有接受妥協迹象。政府仍努力向泛民撬票,包括約談泛民,嘗試推高支持的民調,但雙方企硬的形勢未變。

問:政府為扭轉劣勢,從哪些方面引導泛民議員轉軚?

答:傳言以一億元買泛民一票,泛民若有人接受等於在公眾面前向魔鬼出售良知。要泛民轉軚必須有令他們下台階的論述。目前港共的論述有幾點,一是普選必須依從法治,而法治框架就是《基本法》和人大8.31決定;二是以民意施壓,指多數民意支持袋住先,若否決方案會在下次立會選舉被選民踢走;三是泛民須接受現實,而現實就是中共不可能撤回8.31方案,不接受這現實就沒有普選;四是如果否決方案,將會導致梁振英連任,而這是絕大部份市民不想見到的噩夢。

問:8.31框架下的政改,是法治下的普選嗎?

答:是反法治的選舉。法治必須嚴格依照《基本法》條文。《基本法》25條規定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26條規定香港人有選舉權和被選權、39條規定兩個人權公約具凌駕地位,明確「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此種限制不得與本條第一款(即兩個公約)規定抵觸」。人權公約規定的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是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能受不合理的限制。《基本法》附件一規定修改特首產生辦法實行「三部曲」。《基本法》也沒有賦予人大常委有決定香港事務特別是屬於自治範圍的選舉事務的權力。若立法會通過8.31框架下的選舉,即意味着接受中共基於政治考慮而踐踏《基本法》,等於宣告香港法治的死亡。

問:《基本法》45條訂明普選特首需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提名委員會有提名權,而公民提名沒有被列入。難道這不符合法治嗎?

答:「廣泛代表性」和「民主程序」就可以包含公民提名,因為公民提名符合《基本法》25、26、39條的法治精神。法治的經典解釋來自英國17世紀政治哲學家John Locke,即:個人可以做任何事,除非法律禁止;但政府不能做任何事,除非法律許可。公民提名體現法治下的個人意志,人大為香港選舉作決定則不是法律許可的事。

問:要求人大撤回8.31,是否不現實?現實地去追求理想,是否應選擇袋住先?

答:如果現實雖非理想但仍然是向理想走前一步,我們絕對應該接受現實。但如果現實是毀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個法治核心價值的話,就絕對不能接受這現實。

問:否決政改方案,會否導致梁振英連任?

答:以不使梁振英連任來交換支持政改,這是令人難以想像的極度醜化梁振英的論述,想不到不僅建制派有人提出,而且梁振英本人也厚顏笑納。當被問到「有人話願意袋住先,是因為不想見到你連任」時,梁振英即以笑臉回答,說現在不是考慮連任的時候。他沒有否定這種交易。可見為了通過政改,已不知羞恥到何種程度。

如果否決方案,仍然是原地踏步由中共欽點梁振英連任,中共要承擔揀選一個民望超低的人當特首的罪疚和罵名;如果通過8.31框架的政改,由五百萬選民在幾個爛人當中投票選出梁振英連任,中共就不需負疚也免去罵名,因為已取得香港選民的認受性也。

問:有人主張舉辦公投或有公信力的民調,去決定議員是否該接受8.31框架下的方案。若袋住先佔多數,泛民是否要順應民意,還是要逆民意而堅持投否決票?

答:選民選出代議士,是基於對當選者信任,即相信代議士可以為選民作是非對錯的選擇,而不是每一項議案都要徵求民意,根據民調作取捨。泛民議員倘認清8.31框架下的選舉意味香港法治的死亡,那麼不管民意取向如何,都應該憑自己的認知和良心投票。就如甘迺迪總統把民權法案提交國會時知道一定會輸掉連任機會一樣,泛民議員也應該坦然宣示:即使失去下屆議席,也堅持投否決票。

問:從政治現實考量,投否決票是否不利下一屆泛民選情?

答:就民調來看,即使支持袋住先的比率較高,與反對的比率也相當接近。但若以泛民的選民層來考量,那麼反對的比率肯定大幅拋離接受袋住先。因此投否決票才有利於泛民選情。若再考慮雨傘運動對市民的影響,考慮趁這機會讓新一代接棒,和讓自己退出政治舞台可留下完美身影,民主派議員應該沒有甚麼選擇只能投否決票了。(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王岸然 - 敢起動 港人可說不

作者網誌   2015年4月14日

筆者兩個月來三次在本欄斷言,中央不敢輕視反水貨活動帶來的社會危機,除修改自由行、為訪港總人數設上限之外,「一簽多行」亦一定要取消。事實上,過去數星期中方邊境早以行政手段大力遏制水貨活動,現時更公開停止「一簽多行」政策,大大出乎一眾「港奸」及建制派意料之外,梁振英及特區政府更似全不知情。

這是港人直接行動的勝利,但中央也非輸家,取消「一簽多行」是到位及實事求是的政策,為港中破裂中的關係提供了緩和,是正確的應斷當斷的決定。

事件有許多令人深思的隱喻。梁振英對中央政策的急改動全不知情,反映他全無管治實權可言。上星期四他才跳出來指摘復活節期間旅客人數下降是由於所謂反水貨活動所致,指這類行為嚴重影響香港聲譽,又誇言政府會懲處極少數人的違法行為,云云。

港府要懲處反水貨義士,中央政府卻要買怕,是誰沒有面子?不要忘記,梁振英上京開兩會前才說過要向中央商討這兩項政策,而中央表明政策不易改,他才會有「企硬」的表態;他強硬而中央向反水貨者讓步,這個特首卻全不知情,顏面何存呢?

雖然說新政策不影響已簽證的深圳居民,更不影響香港人作為水貨客的活動,但深圳海關依靠的本來不是政策的改變,而是立刻的行政手段,所以水貨客問題其實早於三星期前、即一天三處反水貨衝擊行動、踢篋弄哭小女孩、推倒阿伯那一天後,就已經受到中國政府行政上的即時干預而得以立時解決,這是筆者在居住的上水所眼見的。

事件的最大教育意義,是港人從實踐中得知「自己香港自己救」不是一句口號一個理論,而是一個須要從自身起動的信念。「直接行動」的最重要信念,是要相信自己個人或頂多是聯同少數同路人起而行動,是有力量改變社會改變命運的!

三十年來,港人把希望寄託在英國人、在民建聯那些所謂「良心左派」政客、在彭定康這類英國政客身上;之後的泛民主派,什麼民主阿伯阿婆、什麼又傾又砌的溫和路線、什麼抬棺材上街的激進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所有這些政治代理人不是志大才疏,就是欺世盜名,專政者嚇一嚇就怕得要死,老了就淪落貪圖政治黑金,表面勇敢叫口號,私下在大小示威協助警方維穩。港人對他們的信任和付託卻遭出賣,成為政客的謀財工具。

「雨傘革命」帶來最重要的覺醒,是港人終於明白「直接行動」的重要性。直接行動最強調的不是計劃理論,而是用最直接的行動帶出訊息,造成壓力;既是直接,就不求人多,但要快、狠、準,以造成最大的社會壓力。

這與政客需要選票的障礙不同,「直接行動」不求大多數人的認同,也不以犯法與否為框框(有案底不能參選),唯一的道德考慮只是不應用上不必要會傷人的暴力。「直接行動」可能是新人類浪漫者的代號,但這非貶詞,而是令人羨慕享有真正生命自主能力的一族義人。

中國人的文化傳統,是敬重有俠義精神的人。俠與盜在文學作品中往往分不開來,但共通之處是懲強扶弱,維持了社會的公義。反水貨客行的是公義,承受的是個人負上刑責的苦難,政客、偽革命家與退步民主派由於自己無能無法反水貨活動,只好把義士抹黑為暴徒,但歷史是公平的,小市民定會因受惠而感恩於義士。

見賢思齊,人人肯起而參與「直接行動」,香港會重現希望。在可見的將來,重大社會議題如反對第三條跑道、爭取切實的民主改革,香港人的希望在什麼人?是自己,不是別人,當然更不是政客及傳統上的社運「左膠」。「直接行動」的希望在於人人肯起動去改變社會。反水貨行動的成功,正正告訴大家命運是可以自主的。

政府的政改很快就會「上枱」,筆者一點也不肉緊,民主A 貨的政治泛民通過後,死路一條,要死就由得他們去死吧,這些政客不是香港的希望,香港的希望在於人民的覺醒,特別是年輕一代的覺醒;覺醒不是要反共那麼簡單,而是認識到靠反共開飯三十年的民主代理人的真正面目。據黃毓民在網台所說,是梁國雄四處散播消息,說中共願意出一億兩億買他的一票。

這類消息了無新義,反正無人出來否認,只會有人奇怪,連馬克思也可因為一百萬元而出賣的革命家,何用一億元去收買?若然英美勢力背後跟中共達成諒解,對泛民施加壓力要他們接受政改,泛民今天最大的難題是如何尋找下台階而已。

在歷史的洪流之中,今天的泛民政客了無重要性。人民不接受的政改通過也沒有用,人民會照樣上街抗爭不休;明白到這麼簡單的道理,中共不會白花數億元送給政客,也不介意方案被否決,只須清楚對港人(不是泛民)表明有誠意發展民主,只是要慢慢來,港人暫時還未進化到拿槍上街的,再下去就不好說了。

林卓廷 - 陳弘毅,香港人受夠了!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4月14日

法律學者陳弘毅教授日前批評泛民主派的政改立場「不尊重民意、不符合民主原則」,又指提委會提名候選人制度類似伊朗的總統選舉,「有一定的民主成份」云云。陳教授一向予人較為開明的形象,在人大831決定前,不斷提出各類構思,希望提名門檻盡量寬鬆,當時其苦心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在831決定後,陳教授不單轉而為假普選護航,更無理批評泛民的堅定立場,言論指鹿為馬,必須嚴加駁斥,以正視聽。

831決定包括三大限制:一、提委會按選委會辦法組成;二、特首候選人需獲過半提委支持;三、候選人規定是二至三人。由於提委會會繼承選委會的小圈子產生方式,因此根據上述限制,可以預見泛民主派代表性人物根本不可能出閘成為候選人。泛民主派自回歸後的立法會選舉,一直穩守大約六成選票,試問如此主要政治力量被提委會的荒謬制度篩走還算是普選嗎?還談得上「有一定的民主成份」嗎?陳教授以「8.31決定是據《基本法》45條而作出,45條已寫明普選的先決條件是由提委會提名,再進行普選,故此不存在中央背信棄義、違反《基本法》的問題」,如此說法根本是偷換概念,現時的重點是831的決定完全違背普選的基本概念,就是讓人民有真正的選擇,公平、公正、公開、定期選出政府或議會,陳教授之言明顯是借《基本法》的程序問題,轉移視線,意圖洗擦中央違反普選承諾的惡名。

香港人爭取民主多年,支持普選的民意一直佔近七成,泛民主派爭取民主政制,不單符合政治倫理和社會需要,更合乎民意。現時中央背約,意圖推翻普選承諾,陳教授不批中央背離民意,反批泛民主派,實在荒謬!何況,根據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2015年3月的民調,支持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的只有40.2%,認為立法會要否決方案的達46.9%,無可否認反對者略為佔多,民意亦相當分歧,陳教授不批獨裁政權漠視民意,反批民選議員堅持民意和原則,如此言論是否黑白顛倒呢?

陳教授認為提委會委員是「社會精英,有一定地位,相信他們有責任感,不想選舉成為笑柄」,因此不應「妖魔化」提名委員會,批評泛民指提委會一定會提名不受港人歡迎的候選人的說法,是不合理及不合邏輯。

事實勝於雄辯,提委會要按照選委會的辦法組成,而選委會的劣迹已清楚記載於香港歷史。董建華首屆任期,經濟民生惡劣,政府施政劣迹斑斑,民怨沸騰,連左派對董都怨聲載道。然後中央政府無視香港民意反彈,力挺董建華連任,當時的選委會同樣由「有一定地位」的所謂「社會精英」組成,但他們絕大部份都毫無獨立人格和社會「責任」,只知臣服於中央「挺董」命令,居然單一提名董建華,令他在毫無競爭的情況下連任成功,香港情況更為惡劣,直至2005年,連中央都難忍董建華,讓其「腳痛」下台,亦令香港淪為「笑柄」。敢問陳教授,既然提委會按選委會的組成辦法產生,你有何理據說服香港人,提委會不會重蹈選委會覆轍呢?陳教授,香港人已受夠了小圈子欽點!

其實,上述歷史事實亦正好回應「袋住先以防梁振英連任」論。千萬不要以為「袋住先」就可以阻止梁振英連任,在中央政府眼中,梁振英不但「成功」解決佔領運動,更「成功」落實所謂「普選」,只要習總「一人一票」選定了,無論使出「握手」、「熊抱」、還是「口術」,一眾提委會鷹犬精英無不心領神會,還不是再次爭相跪地叩謝中央聖旨,逆民意單一提名梁振英高票連任;或者,為引起「競爭」,支持邵善波、羅范椒芬等人出選陪跑,屆時港人真正「難」以選擇。另一方面,受831決定限制,可以肯定如沒有中央領導的首肯,就算是建制派的頭面人物都難以取得過半提委提名參選,如此荒謬篩選制度,簡直是香港之恥!

香港民主運動從來是爭取建立健全的民主制度,令民意得到代表彰顯,政府受到監察制衡,矛盾得以緩和化解。我一直堅信,良好制度下,惡人作惡困難;惡劣制度下,好人好事難為。如果為防個別人士當選而接受另一種不合理不民主制度,不單忘卻初衷,更令中央有口實指,香港已落實所謂「普選」,日後只會小修小補,距離民主之日只會越走越遠。

為免眼前之惡,接受長遠之惡,恐迷途極遠,恨錯難返!

林卓廷
民主黨總幹事

2015年4月14日 星期二

安娜 - 《浮雲》與《亂雲》--看成瀨巳喜男流水行雲式電影

 2015年4月2日


《亂雲》

《浮雲》

成瀨巳喜男

成瀨巳喜男與高峰秀子

成瀨巳喜男的電影堪稱是「天然去雕飾」,它們的優點往往就是在那些不着痕跡、似道尋常的地方。他的電影沒有一個鮮明的形式或風格,沒有那種能夠輕易被人認出的「作者簽名」。大概是因為這個原因,比起黑澤明、溝口健二、小津安二郎三個日本大師,成瀨在海外被認識的過程也是較遲和較慢。

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乘成瀨誕生一百一十周年,舉辦他的回顧展,選映十二部全新修復的成瀨作品。除了有具代表性的傑作如《浮雲》、《放浪記》等,亦有《驟雨》、《飯》等講述夫妻生活的家庭小品。成瀨早期的成名作《願妻如薔薇》——第一部在紐約上映的日本有聲電影——今次也會放映。傑作如《情迷意亂》、《亂雲》暫時除了日版DVD外也難覓得較佳的版本,實在不容錯過。

黑澤明有一句形容成瀨的話經常被轉述,他是這樣說的:「成瀨電影有若流水行雲,都找不着接駁痕跡。一連串驟看是普通、平靜的短鏡頭,它們漸漸會變成一條表面安詳但暗藏激流的深河。」這是一個非常生動而且準確的比喻,看過成瀨電影的人大多應該明白。成瀨往往在電影之始已緊緊把握着觀眾的情緒,然後讓我們跟隨主角人物,一場接一場,翻過一波又一波,與劇中人感受着相同的呼吸起伏。

只要你能夠投入成瀨的電影,你根本毋須亦無暇去理會他的鏡頭燈光剪接之類(這些應該是第三四遍翻看,細讀分析時才留意到的東西)。在徐徐慢流的成瀨之河底下,有着最激烈、最深刻的人間感情,奔流洶湧在不知不覺間可以帶觀眾來往角色的至悲至喜。然而,成瀨何以能夠深深觸動觀眾?他的這條河流,可否從其構造看出什麼端倪?這裏我嘗試提供幾個觀察,並以代表作《浮雲》與《亂雲》為例,摸索一下成瀨的奧妙之處。

戲中奧妙

《浮雲》講述幸田雪子(高峰秀子飾)二戰時在軍中擔任文職,曾與農林省職員富岡兼吾(森雅之飾) 一同駐守於印度支那(即今越南)的大叻。雪子與富岡在大叻曾熱戀,戰敗回國後,雪子屢屢希望與富岡再修舊好,可是富岡一次又一次讓她失望。幾經波折後,富岡被派往屋久島工作,隨同前往的雪子不幸在道上染病。正在富岡對她的態度開始有點改變時,雪子卻因病亡故了。《亂雲》講述江田由美子(司葉子飾)的丈夫遭車禍身亡,令她頓失依靠。雖然法院裁定事件純屬意外,但涉事的司機三島史郎(加山雄三飾)堅持每月寄錢給由美子,作為一點補償。三島及後被公司貶至青森分部,不料那裏正是由美子的老家。兩個人又再相遇,然後從歉疚與怨恨中,慢慢生出愛情。

英國影評人Michael Walker曾說成瀨愛將故事由中間說起。Walker的意思是成瀨往往不會主動的先向我們交代故事與人物的來龍去脈;我們需要在畫面與對白中找出線索,自行組織一個所以然來。比如《浮雲》,故事開始時僅用了幾個鏡頭交代雪子從東南亞被遣回國,然後就跳到雪子去找富岡的情節。我們見到雪子摸上富岡家門,先後有富岡的母親和妻子出來招呼,最後神情閃縮的富岡終於走出來,與雪子一起在附近散步。到這裏為止,我們對雪子與富岡的關係幾乎是一無所知。但正因為我們昧於箇中細節,自然就會問各種的問題,嘗試去推敲猜測:為什麼雪子要去找富岡?雪子是富岡的外遇嗎?他們的感情有怎樣的背景?他們相見時的表情為何有這麼大的差異?

我覺得成瀨這種「從中間開始」的敍事方法,其實是非常有效地增強了觀眾的投入程度。他不會把所有資訊都餵給你;他會用細節去刺激你,你想深入了解故事的話就必須善用觀察力和想像力。

回到剛才《浮雲》的例子,若果情節上的懸念能誘導你看得更仔細的話,你會發現線索不但藏於字裏行間,同時藏於高峰秀子和森雅之的演出中。留意高峰秀子倚在富岡門前的表演,她說謊時的頓首、與富岡妻子對望時眼神的迴避、見過富岡妻後的納罕、得見富岡後的笑容,無一不是指向雪子當下的思緒與個性。她甫見富岡後那真摯笑臉、富岡見到雪子時的幾分敷衍夾雜遲疑,以及之後散步時雪子緊貼富岡身後的柔弱意態,不但提示了二人當時關係的狀況(雪子期望富岡與她成婚,但富岡卻想擺脫這個煩人的包袱),也多少為其後雪子的執迷苦戀奠下基調。

感受角色

《亂雲》同樣是先讓我們感受角色的情緒,然後才交代故事情節。電影一開首是由美子從公寓裏出來,走在林蔭大道。下一個鏡頭是她在火車上與鄰座的嬰兒玩耍,再下一鏡是由美子覆診完畢,以輕快擺蕩的姿態離開醫院。接着我們看見某男子(這時我們還未知他是由美子的丈夫)從大廈走出來,急步走着。之後一場由美子與丈夫在餐室見面,我們才知這兩個人物的關係及其他細節,包括丈夫獲調派到美國、由美子已懷孕三個月。回頭檢視開首的幾個簡短片段,會發現成瀨已暗示了一些關於這對夫婦的背景:優裕的居住環境顯示了由美子夫婦屬於中上階層;由美子的快樂無憂及她對新生嬰兒的冀盼也可見於之後兩個小段;丈夫急不及待的要與由美子見面,想把好消息告訴她,也反映了兩人的密切程度。成瀨這種先讓觀眾浸淫在氣氛與角色的情緒之中,再漸次補充人物關係與故事脈絡的做法,在他其他作品如《晚菊》、《情迷意亂》、《女人心中的他人》等一樣可見。

電影很多時都需要「動作」。文學可以描寫一個處於靜止狀態的人的思想活動,但電影就很難做到這點。哪怕是埋藏最深的感受,在電影中若然不透過人物所選擇的行動去展現的話,是很難去表達的。在這個層面上說,成瀨較感興趣的不是「動作」,而是「動作」之後的「反應」。在成瀨的電影中,人物遇事後的反應,以及某事對人物的影響,往往才是戲劇之所在。與這一點相關連的是成瀨對暗場的運用。

暗場是指那些在故事裏發生了但卻沒有拍出來的情節,它們通常是透過某些簡便的方法交代,讓觀眾知道這樣那樣的事情發生了。《亂雲》裏尤多這種暗場處理,在不動聲色之間,角色的狀況與心境可能已起了變化:例如前段由美子失業、由美子偷偷的寄錢回夫家,這些都是從對白裏交代的。由美子在喪夫後墮胎及她回到老家的旅館後當了女侍,影片皆有暗示是分別出自姊姊與兄嫂的主意,但戲中沒有明寫。最有趣的一個暗場處理,就是由美子在咖啡廳當收銀員時,一個忐忑的中年男子硬把一封信塞給她,然後在她口中我們得知這男子之前已被她拒絕過!

《浮雲》也有一個可以舉例的情節,那就是雪子從義兄伊庭身上偷走30萬一段。伊庭創立了一個導人迷信的教派來斂財,雪子替他打理財政,後來她盜取了30萬,打算與富岡遠走高飛。成瀨沒有把雪子偷錢的場面拍出來,只是拍了她偷錢後在旅館等待富岡的情形。成瀨沒有發揮犯罪情節的驚險性,反而把焦點集中在雪子帶着贓款守候時的焦慮與寂寞。雪子一心惦念的只是富岡會不會來、什麼時候來;她在窗邊看見其他入住的男女,大概是因自身的孤獨而悶悶不樂。偷錢一事她沒有怎麼擔心過;富岡到埗後,她不但馬上變得春風得意,還能神氣的笑向富岡說她偷了人家30萬,活像一個做了惡作劇的小孩。

關注重點

不論成瀨用上什麼敍事手法,不論電影的情節是複雜抑或簡單,到最後,他關心的都是人與人的感情。所以就不得不談他戲裏的演員。如果沒有優秀的演出的話,上述的創作技巧都是沒有意義的。成瀨電影選角精準,在他的電影中由小角色至主角都有着一流的演出。高峰秀子、原節子、司葉子、杉村春子、新珠三千代、仲代達矢、上原謙、小林桂樹、加山雄三……幾多重要的日本男女演員,都在成瀨電影中貢獻過無比亮麗的演出。

關於成瀨與演員的合作,以及他電影裏的演出,這裏無法詳談。我只想舉一個例子,特別說明成瀨不單擅於提煉精采的演出,而且他還特別懂得用靜默來烘托演出。《亂雲》後段有一場戲,講因要照顧病倒的三島而徹夜未歸的由美子,翌日回到家中,就給好事的兄嫂追問,打探她與三島的關係。由美子這時按捺自己的情緒,漠然地說出三島是導致她丈夫死亡的肇事者,反問兄嫂她怎會愛上這樣的一個人呢?

之後,由美子回到房間,推開了紙門又打開窗子,正當她想走回屋內之際,踏前一步,止住,就整個人呆呆地佇立在兩扇紙門之間。成瀨在這裏沒有給由美子任何對白,但她的沉默,配合司葉子心不在焉的動作的表情和肢體語言,卻能把角色挖到一個更深的層次。由美子一方面是在思量她剛才對兄嫂所說的話。她意識到那是違心之言;她並不是不愛三島的,但你叫她對別人、對自己又如何去承認、去接受呢?這大概是她初次靜下來理性地想清愛上三島背後的含意——她要愛上那個害她丈夫送命、結束了她們美滿婚姻的人。另一方面,她也可能想着三島的前程。三島被調派到巴基斯坦的拉合爾,他們分別在即,不知何時再聚,而且拉合爾是疫症區,三島今次一去安危難料。由美子為此憂心是可以理解。

這裏之前我們都沒有見過困惑的由美子,她一直都是決斷、堅毅的。由美子如今無言靜默;她此刻的矛盾與內心糾結,卻是再多的說話都難以道盡了。

添馬男 - 律政英雄袁國強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4月13日

金鐘清場後曾偉雄見記者,高調表示三個月內拉晒班人,殺氣騰騰。三個月好快過去,被捕及檢控者近千人,當中一成人已經上庭及判決,香港人應該睇清楚,所謂「依法拘捕、依法檢控」究竟是怎樣一回事。根據《立場新聞》統計,截至四月十日,警方拘捕約一千人,當中112人上庭,逾半未有結果,有結果的52單case中,有5人罪名成立、7人罪名不成立、18人獲撤銷控罪、9人不提證供起訴、在11人認罪當中6個係藍絲。

呢一堆數字說明了甚麼?建制派認為係法官問題,議員公開施壓,認為「警察拉人、法庭放人」。建制派氣得扎扎跳,令人以為法官乃捍衞法治之英雄,頂住了「嚴辦黃絲帶」政治壓力。但我認為真正之黃絲帶捍衞者,係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警察當時為控制局面,出現濫捕情況,大家睇片都知,總之一駁嘴就上孖葉,一起哄就拉走頭目人物,最經典例子係「肥佬黎vs豬雜」案例,當場擒獲施襲者之糾察柯耀林及郭紹傑,原本以為返中區警署協助調查,點知去到先發現自己係被告,扣留控以襲擊罪,之後幾個月都要定時去續保,上個月先獲撤銷控罪。由此荒謬事件可見,所謂「依法拘捕」是甚麼一回事。律政司18宗撤控case,就說明當初警方拘捕太離譜。

但律政司之「保衞黃絲帶行動」並非因為這些撤控case,而係律政司明知唔夠料,仍然硬去檢控,最終法官都頂唔順,呢種case嚴重影響律政司專業形象,當法官有意見時,對日後九成未上庭的case,產生極之不利影響。佔領後旺角鳩嗚被捕者出庭自辯時,爆出他被帶上警車後,有警員問是何人拘捕他,當時無人回應,之後有白衣警向警員李志雄表示「你今日未開齋,你做呢個啦」。被告後來錄口供時,更聽到負責錄口供的女警與李商討「要夾番啲時間」。裁判官指警員證供有疑點,經審訊後裁定被告罪名不成立。另一宗記者被控襲擊案,三名警員口供不一,其中兩人一齊寫錯地點「農和道」個龍字。還有警員睇片後改口供,亦有市民拍片呈堂,證明警察講大話。呢兩個月審理案例,警察及律政司專業水平大受質疑。

至於兩成不提證供起訴,數目之多令人側目,質疑律政司濫用檢控威嚇,逼被告認罪守行為。因為一般不提證供起訴,是兩人打鬥被捕其中一方不追究,律政司便不提證供起訴。既然政府講到佔領運動咁大件事,又涉公共秩序,夠料就砌,唔夠料就應該放人,唔應該脅迫。

律政司袁國強本來係把關者,要完全客觀去衡量警方證據,用嚴謹且專業態度去決定檢控,但大家目睹各種「騎呢」證據呈堂,受法官質疑,最終只有放人。如果建制派對此情況有不滿,不應為難曾偉雄,要問責就搵對口單位:律政英雄袁國強。  

2015年4月13日 星期一

練乙錚 - 談李光耀、論大陸對港利多還是利少

2015年4月13日

李光耀去世,新加坡有六成民眾甚為悲慟,不少更潸然淚下、不能自已。論者有以為那是李氏豐功偉業的感性明證,但為領導人流淚與為親人流淚,本質上是兩回事,尤其如果領導人是獨裁者。

為獨裁者流的淚:三個實例

列寧死了,四天的遺容瞻仰,比不上李光耀的七天,但凜冽風雪裏蘇維埃聯邦民眾依然絡繹不絕,卻猶勝新加坡。蘇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扶靈哭泣,悼詞是斯大林親手撰作的,寫得和東正教╱羅馬公教大彌撒裏的啟應禱文(litany)的格式一模一樣,斯氏早年念神學院時學會的功架派上用場。這篇飽含宗教潛意識的悼詞是馬列文獻裏的奇葩,「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造成的」這個黑色真實,便是源於此悼詞首段!【註1】。誰料,老列屍骨未寒,斯大林剷除異己的撒手鐧便啟動,布卡林、季諾維耶夫、卡米涅夫等老革命陸續遭殃喪命,連列寧遺孀、蘇維埃聯邦國母克魯普斯卡婭也受到秘密居住監視。哭,是為勾心鬥角作掩飾。

毛澤東死的時候,場面更偉大,群眾呼天搶地,誓要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解放全人類;在香港,悼念儀式在舊中國銀行大廈進行,愛毛群眾萬人空巷,得進入靈堂者幾乎無一不哭。可十億人民喊口未完,四人幫包括毛妻沒幾天都給活捉了,成為終身的階下囚。眼淚,代表被欺騙。

還未死的北韓金仔更厲害,對黨國根本談不上有什麼大貢獻,可平日出巡,那些前呼後擁的美女兵哭得七情上面更不停扭腰頓足,這從弗洛伊德心理學的最合理解釋是性慄動。在大陸的社會主義天堂時期,民間最性感的男人當然不是萬寶路世界裏那個用刀子刮鬍子的牛仔型男,而是站在櫃枱後面賣豬肉拿刀的,一來因為通常體態較肥胖,那在幾乎所有人都瘦骨嶙峋的年代裏,確實不得了;二來就是有權,可以分派一些極難得的好處(今天的香港八九十後沒經歷過大陸的糧票時代,不知道何謂「好處」,以為能污上一兩億人仔的才算有點權,真是需要來些憶苦思甜再教育,方知今天幸福貪腐得來不易)。

本地當權派當中,現在連一些公關販子也鼓吹特區領導人學習李光耀,沒準學得精了準了,到死之日,港人不論階層都哭、哭、哭,原因不一定是最直覺的,要若干時日之後才知道,而且很難說到時後悔呻笨的是融派還是獨派。

新加坡優勢的外在條件

閒話休提,更有意思的是細看李光耀在某些方面取得比香港更亮麗成績的原因。這方面的論述其實已經相當豐富,筆者只補充幾點,都是着眼外在條件。首先是人才方面的。新加坡因為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輸入人才的政策與執行完全可控,香港則大致上做不到。而且,在人才維護╱避免流失方面,新加坡更已贏了香港七十年(早在她立國之前便如此)。星、港在某些重要方面例如高等教育不如西方,故歐美發達國對星、港兩地中產精英始終是一個吸引,構成這兩地人才流失的拉力(pull factor); 不過,香港人才流失,還多了有一個推力(push factor)。

都說香港古往今來就是移民城市,但要留意的是,香港並不是移民終點城市,而是大陸人移民海外的一塊「行」之有效的踏腳石。中華帝國每有嚴重天災人禍特別是政治動盪,大陸難民便一波一波湧港,然後繼續前往他國;災難愈嚴重,停留在香港生根的便愈少。殖民主義時期,英國人的有效管治,特別是加上1949年之後中共要在香港問題上採取「維持現狀、充分利用」的政策,確實令一整代大陸來的難民中的大部分駐足、生根於此;然而,八十年代以來的歷次震盪,又一再導致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流失,部分就算再回流,也虛耗了多年的時間和經驗,而這個問題最近又趨嚴重(本土派提倡「身土不二」,是一種理想主張,能在逆境裏遏制多少人才外流,還是一個疑問)。推力因素導致的人才流失,後果一般比較嚴重,二戰的歐洲因為納粹肆虐,推走了一大批猶太知識分子給美國,結果把科技、文化方面的領先地位也拱手讓給後者。但是新加坡沒有像香港那樣強大的push factor。

歸根到柢,問題在於香港有大陸這個強鄰,而對絕大多數「並非特殊材料造成的普通人」來說,大陸是一個長期多方面令人厭惡、間歇表現出恐怖臉面和手段的強鄰。新加坡的所謂「強鄰」,不過是一個帶點歷史心結因而態度可能不那麼恆常友善的馬來西亞而已。你若是一個生活在強鄰陰影下的中產知識或技能精英,興許還是從強鄰那邊移過來的,然則再多移一站的可能性,在香港還是在新加坡強一些呢?

當然,有強鄰不一定不好。看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有美國這個強鄰,卻幾十年來相安無大事,並因之成為美洲除了美國之外的兩個最富國。顯然,強鄰本身非壞事,要看是什麼的強鄰。讓我們進一步分析。

大陸對香港利多還是利少?

香港因強鄰而內部分裂,新加坡則沒有。1949年之後,中共勢力開始在香港坐大,起先靠民族主義,八十年代以來還加上對商界的經濟誘因,成功爭取到兩成多的「鐵桿支持者」、四成以上的總體支持者,並以這個「關鍵少數」成功把香港塑造為一個以「親共、反共」、「愛國、西奴」為主要矛盾的社會,對立愈發不可調和。新加坡幸運得多:她跟她的「強鄰」馬來西亞的血緣關係不深,國內的巫人比例不到14%,華巫矛盾一直保持在可控範圍;至於一度來自遠鄰中國的共產黨威脅,卻可以用極端殘酷的手法打擊並徹底剿滅於萌芽階段(那種手法無疑是面對強鄰只一河之隔的港英政府無法使用的)。在新加坡,李光耀的反共清共政策成為新加坡社會團結而不是分裂的基礎,而且更是得到她的「強鄰」馬來西亞充分支持合作的,因為馬國要對付的馬共其實是兩國的共同敵人(這一段裏筆者替馬來西亞這個新加坡的「強鄰」加了引號,因為馬來西亞其實並不十分強,GDP不過是新加坡的雙倍左右,人口倒有五六倍,是新加坡勞動力的主要補充來源。下面為了方便,把引號略去)。

關於反共,這裏不妨多加一筆。李光耀因為反共能力強,而且新加坡地處東南亞要塞,所以儘管搞獨裁,西方國家還是願意容忍(西方一向支持發展中國家之中的反共獨裁者),經濟方面從來不施壓,對新加坡絕對信得過。香港則於1997之後沒有了這個來自西方的優待,反而因為特府愈來愈親共陷共與共融合,港資也跟着愈來愈赤化,西方已對香港信不過,令香港經濟日漸成為「單引擎」,一旦大陸經濟下行,香港的處境比新加坡要惡劣得多。這方面的劣勢,便是當權派、商界裏的大戶,也得承認;最近長和系的「離家出走」,無疑是一個避免形象染紅的好辦法。

還有就是與強鄰的關係的性質。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之間的,是平起平坐的國與國關係,更由於二戰之後的去殖運動,國際關係裏的弱肉強食現象已經退潮,故就算將來馬來西亞的綜合國力大大超越新加坡,也不可能對新加坡作出任何欺凌言論或行為,故新加坡的國民和商界,完全沒有需要因戒懼強鄰外力而誠惶誠恐,於是少了一個政治風險。反觀香港,強鄰一直是客觀上的宗主國,之間特別是在九七之後,並非平起平坐而是從屬、上下、尊卑、主僕等的兩級關係。別說大陸官員可以對一般港人吆吆喝喝,以前的本地大資本家也因為大陸經濟急速膨脹而變成《環時》指的大陸經濟大海中的一滴水,任憑你什麼姑爺是一度的座上客,時移世易對方一反枱,你便落得個灰頭土臉,說不定還要落荒而逃。說得白一點,香港的強鄰富起來之後,恢復了中華帝國的歷史記憶,與周邊地方的關係是爺爺和孫子的關係。這在星、馬之間的國與國關係裏是無法想像的。

然而,這正正是以興業為本事的階級的大忌。歷史上的資產階級最要的是自由,遂奮力打破了封建主義的束縛,脫穎而出,創造了世界新秩序。馬克思因此在他的《宣言》裏大篇幅論述「資本無祖國」這個歷史事實(從而導出他更想要的「工人無祖國」的結論)。一旦資本家學乖了,圖吃方便飯因此學會扮孫子叫爺爺,那麼他那打拚全世界的本事的雄勢就去掉了、閹割了。香港與強鄰之間的爺孫關係腐蝕了這根重要的社會棟樑。這一點也無法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關係裏找到。

大陸對香港的若干壞影響

有人會問,難道香港從大陸這個強鄰不是得到很多好處嗎?筆者的答案是,不是沒有,但實際上的代價太大。例如自由行及由之衍生的水貨業,給香港帶來了局部「決堤式的機會激增」,的確有助提升GDP及某些行業或特殊某幾類產品的銷售額增長,卻同時令不少其他很多行業或很大數目的其他商品及服務的產銷量下降,財富和經濟效益於是向少數行業少數人集中,更多的行業或勞動者的利益沒有增加,甚或可能下降了。這還沒有算入自由行╱水貨業帶來的街坊生活不便、空間壅塞及公共設施無償分薄等問題。這些都是主流經濟學裏說的負界外效應,嚴重性看得出也很難量度,因此,有責任解決這類問題的政府卻往往不予重視!

放眼看全面,可知整個大陸的「改革開放」帶來的,是更大範圍的「決堤式的機會激增」,而負面因素更強大,因為出現了大規模的產業結構改變、製造業掏空。受此影響的地區和國家很多,出現的問題也大致相同:大陸成為廉價生產基地,讓商界的利潤增加,但本地製造業消失,職缺多由服務業的較快增長填補,但由於服務業的技術改良一直相對緩慢,拖慢了整體實質工資增長,因此出現本地的財富分配兩極化。這個問題不僅困擾香港,其他地方如日本、台灣、東南亞、歐洲、北美諸國,全部受影響,後果也相似。但是,香港因為與大陸的地理及政治距離最短、融合程度最高,受的影響也最快最大最直接:八九十年代的短短十年裏,整個香港製造業掏空了。沒錯GDP增加了(如果用GNP量度,增幅必然更大);是好是歹,卻要看你是什麼階級。【註2】

新加坡同樣受大陸的這個影響,但不同的是,新加坡的強鄰馬來西亞提供給她的機會,卻不是決堤式而是連續一貫的細水長流,因此新加坡沒有出現製造業全面掏空,反而做到了技術升級,其後出現的勞工短缺,由輸入外勞加徵收企業的僱用外勞稅解決(儘管也有很大爭議和勞工反抗)。

港陸之間需有更大政經距離

最後,筆者還可以舉出一個港、星強鄰的不同處。香港面對強鄰大陸,有強大的政治壓力促使融合;這是與一個政經都落後、貪腐問題十分嚴重、價值觀念南轅北轍的實體的融合。新加坡卻沒有這種壓力。

一直以來的政治論述,都強調大陸對香港經濟的正面價值蓋過一切的負面影響;但這個論述十分偏頗,因為完全欠缺不利因素的分析。全面的看法應該包含本文提出的反面論述,而正確的政策必須包含港陸之間嚴格保持一定的政經距離。政權力推融合、磨蝕這個必要距離,因此必然產生強大反作用;這個本能的反作用就是分離意識、命運自主的政治訴求。這個反作用,並不是立一條《反港獨法》就可解決;相反,那種立法及與之同來的抗爭,卻會直接加強獨立意識。

【註1】斯大林為列寧撰作的悼詞全文見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stalin/works/1924/01/30.htm;悼詞的格式就是耶穌教的聖事儀式中的啟應禱文(又稱連禱文)——斯大林每朗讀一段讚詞,其他人以標準附和詞回應,如此重複若干次,完成一個循環。

【註2】主流經濟學對「決堤式的機會」的分析不足夠,主要原因之一是所使用的傳統分析工具(「連續數學」)不能應用在突發的(「決堤式的」)現象上面。 

2015年4月12日 星期日

廖偉棠 - 《我城》存在,我城便不虛妄──從西西紀錄片說起

明報世紀版    201547

在陳果拍攝的西西紀錄片《我城》裏,西西本人也好幾次流露這種孩子氣的好惡、孩子氣的喜悅與悲傷來。就這點而言,我是讚許陳果的,只有一個孩子氣未泯的導演才能捕捉或誘發出這種效果。

這個世界上最珍貴的,莫過於一個小孩子的笑和哭,因為當他笑的時候他是全心全意地笑,他哭的時候是全心全意地哭,彷彿這世界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有惹他笑和哭的東西佔據了他的命運。

我不記得是在里爾克還是在紀伯倫還是在泰戈爾那裏看到上面的這個意思,也許是我自己的發現罷。文學世界裏,往往也是這麼一種忘我忘他忘天地的哭笑最惹我珍愛,心嚮往之。西西的作品裏,常常有這樣一種純粹的超越性,勉強名之為「童心」,似乎還不盡其無限意。

在陳果拍攝的西西紀錄片《我城》裏,西西本人也好幾次流露這種孩子氣的好惡、孩子氣的喜悅與悲傷來。就這點而言,我是讚許陳果的,只有一個孩子氣未泯的導演才能捕捉或誘發出這種效果。雖然陳果同時也是最世故的導演,但他身上的頑童性格與西西不謀而合,陳果未及西西的是他對香港世事的洞察尚未演變成智慧,而西西幾乎是從《像我這樣一個女子》開始就擁有這種高於世故的智慧,以至於《我城》需要刻意用拙筆去隱藏之。

「香港冇架啦……」

《我城》紀錄片裏不乏神來之筆,陳果像一個小學男生一樣討好小學女生西西,他讓她筆下的人物化身大玩偶突然出現在正在候船的她面前,她那驚喜把觀眾的心都融化了;他不惜自己化妝成小蜜蜂、整個攝製組扮成童話人物,包圍着一本正經實際忍不住笑的西西,讓她談作品裏的愛情的時候,我甚至有點感激陳果,他做了我們想為西西做而不好意思做的事。雖然這是個壞同學,他在放映後坦承自己沒有看完任何一本西西的書。

這些是會心一笑的溫馨時刻,難過時刻也有。除了西西嚴肅地(在成人眼裏是孩子氣地)控訴猿猴以及地球的被損害的那部分,對於我來說,最傷心的兩個時刻分別是:談到純文學的閱讀風氣的時候,西西決絕地吐出一句:「香港冇架啦……」雖然她指的是文學的理想讀者,但單獨聽來似乎是在宣判香港--一個精神上的香港之死刑。另外就是西西穿過她家所在土瓜灣、紅磡那邊密集的自由行購物客回家的路,如此艱難,周圍那些本來也是她愛的同胞面孔如此恍惚如此麻木(沒有拍出來的是,在那些地方開設所謂免稅店專門坑騙遊客的香港人之嘴臉也同樣不堪),這是作家在我城現狀的一個隱喻。

與「香港冇架啦」相呼應的一句話,是大詩人瘂弦在回顧港台文學交流史之時慨嘆所道出:香港一度是台灣作家嚮往的文學自由港,「但是後來,香港漸漸閉塞,台灣後來居上」。這個閉塞,除了英殖與北大人的外來壓力,其實,香港人自身的保守和犬儒難辭其咎。香港嚴肅文學生存艱難,絕非香港作家不努力、不創造優秀作品,而是社會之功利心極重,不少讀者追求淺薄快感和速食實用,這就是所謂的「市場」,文學論斤両來賣,不俯就流行口味則被批判為離地、高高在上。

莫言與西西

電影也多次採訪了莫言,莫言和瘂弦實屬中台兩地最頂尖的作家了,他們對西西的激賞和對香港文學環境之惡劣的惋嘆同樣有之。莫言道:「西西,在小地方寫出了大作品。」還說:「八十年代我們來香港,常常讓她請我們吃飯,後來才知道她比我們還要清貧。」瘂弦說:「西西的書桌,是我見過作家最小的書桌,台灣任何一個作家的書桌都比她大。」其實這裏的「西西」可以置換成董啟章或其他一個在香港嚴肅寫作「沒市場」作品的詩人、作家。

然而,恰恰是處境最艱難的、以一己犧牲精神撐起香港文學之獨立豐盛的這些作家,在今日香港網絡上飽受攻擊。《我城》電影一結束,我打開手機,看到的就是又一波淺薄媒體接力而至的對所謂領取「文學綜援」的文學團體及作家的抹黑,此等妄語本可不理會,但接着看到的一篇聲明卻使我在看電影時一直忍住的眼淚掉了下來。被質疑的「水煮魚文化」及《字花》雜誌,為正視聽不得不做出剖腹自證清白式的聲明,文中一一列出文學雜誌工作者的薪酬,其低微令人不忍複述--你可能想像今天香港,一個碩士畢業的前資深編輯擔任的行政總監,全職月薪只有一萬元嗎?

這些在抨擊者言中是騙取「文學綜援」的可憐人,實際上是香港最勇敢最無私的文學建設者,他們領着微薄的薪金、付出高強度的勞動,成就了一本放在中港台文壇當中都毫不遜色的雜誌《字花》,西西、鍾玲玲等前輩都會在此發表她們的新作--這不只是惺惺相惜的支持,也是肯定他們的辦刊水準。《字花》的篳路藍縷,不難讓人想起《我城》電影中各位前輩回憶的《大拇指》詩刊和《素葉文學》的艱辛。《大拇指》詩刊和《素葉文學》的水準,絕不亞於之前生命力貌似更強的《中國學生周報》,而《中國學生周報》是有美新處亞洲基金會的資金支持的--這在今天的港式紅衛兵們看來是否也是「文學綜援」呢?《字花》依靠香港藝術發展局的微薄資助能走到今天,不至於像以前沒有資助的好雜誌一樣夭折,難道不是香港讀者之福嗎?

文學與市場

當然,按那些庸俗的市場決定論者的邏輯,只要不能「自力更生」的事物便沒有存在的必要。然而物質市場與精神「市場」本來就是兩個不同範疇的東西,一本作為商品的書籍的暢銷絕不等同於它所承載的內容必屬佳品,市場受眾的素質往往決定了市場的健康程度,為何西西的作品要在台灣洪範出版?當然是因為鄰島的版稅和市場體現了對一個真正的作家的尊重。我願意再強調一次,這批強迫香港作家「反省」的所謂「大眾」,為何從沒反省過自身的格調、品味與誠意?西西們嘔心瀝血的創作,豈是爾等靠搬弄幾句高登潮語的譁眾取寵者能「解構」的?

有人用魯迅先生語,說這是怯者憤怒抽刃向更弱者,我說不對,這分明是蒼蠅向勇士的嗡鳴。香港文學對這個城市的精神建設,是一股深而強勁的潛流,細細滲透到每個願意接受其滋潤的心靈中。今天所謂本土派,若不是四五十年前西西《我城》、也斯《雷聲與蟬鳴》等文學作品對本城的文化身分的確立認證,你們有何精神資本?他們大刀闊斧開拓觀念之荒野,可謂前無古人,「我城」二字如今深入人心,對香港有歸屬感的人唸之便會心微笑,雖然後者未必讀過西西《我城》。而假如你讀過,其中奧妙正如董啟章在電影裏所分析:「我」與「城」之間的關係獨立又相屬,離合出無數意義,假如你能虛心思考文學於現實香港挖掘的深意,你對「本土」的思考自然也能更深一層,而不僅是人云亦云和「熱血」、「╳衝」。

這樣的文學作品值不值得公帑資助?當然值得,本質上這不是資助,而是對精神勞動的基本回報,因為市場不健康未能合理回饋,藝術資助制度便來填補遺漏,有何不可?不過話說回來,香港文學作家獲取的藝術資助極其有限,而且只要有一點可能,我們都不去申請資助,把有限金額留給更有需要的年輕作家、澤及更多作者的計劃。

文學與理想

西西有出版社願意投資出版,而以我自己為例,我只有在二十六歲之前出版的詩集申請過最基本的出版資助,其後所有書都是出版社出資印刷。我最後一次申請藝術發展局資助,是二○○八年寫作《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這本書恰恰能反擊所謂「受資助者必寫維穩文學」之說,其中詩作有撐保育、諷刺市建局的,有撐性工作者批判警權過濫的,有諷刺天朝盛世的……幾乎佔了全書一半,最後這本書由本地出版社KUBRICK出資出版,獲得了香港文學雙年獎。

西西四十歲左右開始全職寫作,最初生活全靠微薄的教師退休金;我三十歲開始全職寫作,每個月寫兩萬字以維持一個不低於全港工資中位數的收入,箇中甘苦自知。如果非要像「水煮魚」那樣羅列細節向不懷好意的人交代,我覺得並無意義,而且還變成了許驥文章所言的中國人鬥到最後就是鬥窮鬥慘。其實如何定義「慘」呢?一個創建了自己的文字世界的作家歸根到底是幸福的,一如我們在電影《我城》結尾中所見的西西,她在自己的世界--陳果找來多個香港模型藝術家搭建的那個驚艷的縮微香港裏面從容款步,時而停下、微笑。

無欲則剛的香港作家,建構了像《我城》這樣一部部文學傑作,暗地裏記錄、重塑了一代代香港人的靈魂傳、心靈史。沒有《我城》的我城,在這些年的動盪中則難免迷失,走向虛妄。事實上,政權強力甚至洗腦教育都不能真正吞噬一個地方的精神,只要創造者繼續創造比權力更深刻的藝術,精神便生生不息。

作者簡介:詩人、作家、攝影師。曾獲香港文學獎雙年獎,台灣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度藝術家(文學)。曾出版詩集《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野蠻夜歌》、《八尺雪意》、《半簿鬼語》等,攝影集《傘托邦》、《巴黎無題劇照》、《尋找倉央嘉措》等。

文/廖偉棠 編輯/袁兆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