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4日 星期五

通識導賞:我焦慮故我在 哲學反思 焦慮是為了未來

星期日生活   2017226
【明報專訊】沒人喜歡焦慮。不過,小至港鐵故障擔心會否上班遲到,大至看到逾三萬人高呼粗口「討論專業」的集會而為香港前途憂心,我們每天總有焦慮的時候。但焦慮是否一定不好?原來從哲學角度看,焦慮不全是壞事,我們會焦慮,只因我們有反思過去、展望將來的高階思考能力。
哲學人劉保禧博士早前到香港大學通識課講「焦慮」。他說:「我焦慮,故我在。」那麼,哲學家是如何應付焦慮的?
何以焦慮?
社群瓦解 連繫如浮萍
焦慮源於現代社會結構充滿不確定性,人與人的連繫浮動,大家都「單打獨鬥」應付生活,如無根浮萍,容易失落生命的意義。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就以「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形容社會從過往的固態轉為液態的流動特質。
劉博士笑說:「小時候住公屋,是被隔籬屋湊大,一年級去一家,二年級又去另一家,鄰家煲了湯就一起喝,媽媽又回饋其他食物,鄰居甚至會帶我們一起到她的娘家吃盤菜。當然,以前親密得來也許會冒犯到別人的私隱,像隔籬屋打仔,其他人立即走過去勸架,現在不會再有這些(鄰里關係)。」群體生活為生命提供確定性(certainty),「我的媽媽做飯很厲害,但我的大嫂或太太不會像以前的傳統社會般,跟長輩學做飯。要學就要經公共媒介,像上網自學。」
單打獨鬥 我有我生活
「現在生活與社群慢慢拆解,變成單打獨鬥,因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好individualistic(個人主義)。」現代社會提倡人人自由、平等、獨立,當然有其好處,但反過來說,也令人與人的連繫更鬆散、浮動。「我有我的生活,你有你的忙碌,我們過於將不同的問題變成個人病症,單打獨鬥,或找專業人士面對,例如社工、心理學家。」
過去建立群體生活的教會、家族在現代社會退場,削弱群體的支援網絡,也改變了我們如何定義自己的身分,自身生命的意義。瑞士作家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在著作《身分焦慮》(Status Anxiety)中說,現代人的焦慮,是因自我認同(identity)建基於社會地位,亦即個人成就在別人眼中的價值,正是劉博士所言的「單打獨鬥」。
生命意義的失落,也與生活形態有關。「以前是農業社會,你會見到農作物整存地種出來,現在是工業化分工,像富士康的工人,生產一部iPhone有二十個動作,可能十多秒要完成一個動作,生存不似生存,造成意義的失落。」
焦慮就是不好?
未來,憂心讓人警醒
不過,焦慮是否百害而無一利?劉博士說,我們把焦慮看得負面,背後與「理性應壓過情緒」的想法有關,而這種想法,最早源自柏拉圖提倡以理性抑壓情感氾濫。
「例如你見到新聞從業員在台上落淚,會覺得他不專業,因為新聞應客觀公正嚴肅。這種想法影響好多社科研究,像經濟學就認為人是以理性選擇追求最大利益。」但其實,人的理性與情感的連繫甚強,而「焦慮」正是唯一會令我們反思的情緒。
「曾有研究追蹤人們在選舉的投票意向,投票理應是理性、深思熟慮的決定,但實際上投票好隨意,研究發現憤怒、滿意不會改變過去投票的習慣,唯有焦慮,令人開始反思,有如警醒機制,若你對未來憂心,才會開始警醒。」
他說,正因人有高階思維,能設想未來如何及反省過去,才會焦慮。「我們會想,若當日不做這個抉擇,今天我會是什麼人?我們也會投射未來,計劃中的事若做不到,會感到失落。」
過去,選擇讓人後悔
「不過,正因人有能力反省自己,不只是將意識貫注當下生活,總能設想無數可能,其實過去選AB都同樣會後悔。」劉博士記得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曾接受訪問,說自己一級榮譽畢業,曾想過負笈美國進修成為數學家,但因反越戰運動,最後去了培僑當校長。「他見到有師弟攻讀數學,就會想,如果我走這條路,或者成就不會比他們低 。但若他真的當了數學家,又可能會想,可能我會做特首。」
「所以焦慮是必然,也是思維力高的一種表現。在哲學上來說,其實是追尋意義的能力。因我們不斷投射未來,若能實現當然好,實現不到就有焦慮。不過,正因為無論如何一定會後悔,換過來說也一樣:你永遠都可以不後悔。重點不是你的選擇有缺陷,而是你可否擁抱你當下所有。沒有東西是浪費時間的。」
焦慮,也是因為自由現代社會的流動性大,不論是居住的地方、職業,都不似以往般固定,生活的選擇也更多,「心理學家弗羅姆(Erich Fromm)在《逃避自由》一書說,正因現代人面對太多選擇,反而不知道怎樣選擇才好,會因此焦慮,甚至因而想逃避選擇的自由。」
如何紓解?
離地說法:靠意志
由哲學角度看,焦慮源自生活意義的失落。要紓解可以有兩種出路,一種較「離地」,一種較「貼地」。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就認為,要面對焦慮,人們應鍛煉意志,學習如何承擔自己的生命。
沙特認為「焦慮」與「恐懼」不同,後者有特定對象,例如有些人怕曱甴,但焦慮是unfocused fear(不着邊際的恐懼),「不知道擔心什麼,其實是你隱隱然有事情想做,但想逃避,於是找日常生活的東西淹沒自己,然而你其實是自知無能力或意志去完成。是否因你擔心自己做不到才焦慮?沙特認為,人是命定要自由選擇自己的人生。我們有許多選擇,一定有遺憾,若你不做決定,不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只是不願承擔選擇的責任,那是承受不到自由」。
沙特強調意志(will)與理性(reason),「他認為焦慮跟意志力有關,只要你立志,往後要關心的只有(事情)落實到,或落實不到。就算最後做不到,都不是焦慮的情緒,只是單純是失落。」但劉博士認為沙特太精英主義,「要做到這樣,要有鋼鐵般的紀律,這種承擔有多少人適用?」
貼地說法:憑着愛
劉博士認為,焦慮較「貼地」的出路,在於人與人的連繫。他笑說:「我們是不是焦慮,視乎對生命的意義是否滿足。焦慮來自什麼?來自(生命)意義的失落,意義失落的問題,答案好老套,就是缺乏愛。」
英國記者Johann Hari曾研究人類吸毒的歷史,寫成著作Chasing the Scream: The First and Last Days of the War on DrugsHari曾在TED講座中指出,大家以為吸毒是因為身體對化學品上癮,但其實我們在醫院注射的止痛藥,純度比街上賣的海洛英還要高。劉博士說,其實人們對毒品的依賴,更多來自心理因素,也就是生活意義的失落。「曾有溫哥華的心理學家做實驗,將一隻老鼠單獨養在籠裏,放了兩種水,一種混了毒品,一種就只是自來水,老鼠總是選有毒的喝,因為吸毒,死得很快。後來心理學家將幾隻老鼠養在一起,造了個『老鼠樂園』,有玩樂的老鼠球、小隧道、許多芝士、有朋友可以一起玩,同樣提供自來水和毒水,但沒有老鼠喝毒水。
「越戰期間,兩成駐越美軍都有吸海洛英麻醉自己。他們吸毒,是因見到戰友在自己面前死去,找不到東西可以延續生命的意義。但出奇的是,當戰爭結束,他們回到家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毋須去戒毒所,直接斷了藥物。毒品當然有上癮成分,但人與人之間的關愛,可以幫他們找到意義。」劉博士笑說,沙特會傾向將「尋找生命意義」看成是個人問題,「他看人與人相處,會說hell is other people(他人就是地獄)。」
過去宗教為人們提供社群,建立連繫:「人需要群體生活,以前教會提供一個神聖空間,不同年齡種族,都是『主內弟兄姐妹』,但你在餐廳總不會隨便跟陌生人搭訕的吧?現在沒有空間可供人建立連繫,我們變成了分崩離析的個體,單打獨鬥。」
文:黃熙麗
圖:黃熙麗
編輯:屈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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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2日 星期三

練乙錚 - 民望不振何來威望 三矢一鵰唐派獨贏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322
民意京意背馳,今天看到的,乃九七以來最嚴重。例如,本月14日港大民調錄得梁振英上任以來最差的聲望數據,民望淨值為「19%支持-77%反對=58%」;評分則只有39.4。筆者翻查05年董伯下台之前最後一次民調數字,民望淨值為負51%、評分是47.9。比起梁特,董簡直優秀。
然而,如此不堪的本地政治生物,卻給捧上了「國家領導人」的層次,當上全國政協副主席,在中南海袞袞諸公眼中,異常珍貴,「威望」極高,習氏與他握手40餘秒,哪似港人當他地底泥、鞋底屎。對同一個政治人物評價如此南轅北轍,正正反映「一國」與「兩制」之間,不是簡單差異,而是水火不相容。毋怪以孔慶東為代表的大陸人罵香港人是狗,以本土派為極品的香港人則封大陸人為蝗。如此,港陸焉能不撕裂?
金翅大鑊鳥 西環心寒 
梁已是跛腳鴨,有多少人反對他任特首本來不重要,問題是還有一位以「梁振英2.0」入閘的特首候選人在爭位。這位仁姐在西環不斷加持之下,得到的提名票(580),距決戰達標數601只一步之遙。但提名票是記名票,西環擔心的是:在最後不記名投票時,會有多少選委斗膽「棄明投暗」,搞不好讓林鄭陰溝翻船?
拿齊頭數簡單計算,具「廣泛代表性」的千二選委當中,300是民主派,餘下的900是保皇派人數上限。假設反對梁振英1.0任特首的人,也同樣反對「梁振英2.0」,則從上述民調結論可導出,保皇派選委只有一半即不超過450人支持「梁振英2.0」。也就是說,按理(自由意志/民意)投票的話,林鄭得票只能低於45037.5%),小圈子選舉極有可能要進入第二輪。
孤證不立,有必要用另外的、完全獨立的數據作比較。上周有四項民調出爐,分別由香港01now新聞台、新論壇和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發表,錄得林鄭任特首的毛支持度分別是33%32.5%36.7%43.3%。四組支持度的平均是36.4%。這和上一段得出的「低於37.5%」的結論脗合。
問題是,如果進入第二輪投票,胡既出局,他的票主要流向曾。林鄭金翅珍氏大鑊鳥!大家說西環心寒不心寒?要不要出盡喫奶之力、用上「民望不振威望補足」之類的哄騙術保奶媽上位?
民望不振 「威望」補足? 
世界上根本沒有獨立於民望以外的威望。開放社會民調人詢問市民關於某領導人的意見之時,每個市民的答案,透過其意識和潛意識,涵蓋了他對這個領導人所有方面的評價,包括立場、往績、人品、舉止、親和力等,自然也包括「威望」。而極權社會裏,民意無法正常有效表達,官意成為主流,政治文化特別重視一個「威」字。甚麼「漢官威儀」、「不怒自威」、「威震四海」等,散發出的強烈氣味,大家在國史上都能嗅到。
因此,「民意與數字無關」,從來都是共產黨的護身說法。多年前批評共產黨專制的人喜歡抓痛腳,質問如果人民那麼支持它,為何不敢讓民主選舉產生最高領導人,甚至連搞常規性的對領導人的民意調查也不許;黨媒的標準說辭是「歷史已雄辯地作出了選擇」,靠的不是民意,而是裝扮成民意的武裝鬥爭史。也罷,那時兵荒馬亂,以民調測度民意很困難,但今天大陸是「康乾盛世」,還以那個六十年前的「雄辯」充數,分明是騙局。在民意和民調已經深植市民政治意識的香港,林鄭在大家面前也玩這個把戲,不愧是黨的好孩子。
「一國」操控了香港這趟選舉,比較容易測度的民意受輕視,能夠主宰一切的京意卻難測。然而,港人看得出的,是本地權力鬥爭的兩個基點:一是唐梁之間的板塊利益之爭,一是以全面赤化香港為目的的西環攪局。二者有關聯,例如板塊也有迎合西環搞赤化的傾向,特別是比較弱勢的梁板塊,要當得上香港吳三桂,夥同更多的大陸勢力,才有望取代唐板塊的本地一哥地位;至於西環那些貪腐人,也得依附在板塊後面,中央給的權力才能貨幣化、市場化。
唐板塊──木馬「圖」城 
梁特無法連任,死罪有哪些,大家盡可按理推測,卻無法確切知道,然實力深不可測的唐營在背後發功,則無可置疑。其實,梁被DQ,唐營未選已贏一半,問題是怎樣才可全勝。
老於世故的人深知,全勝要義在裏不在表,但對阿爺而言,表,即面子,卻是首要──無法維持面子的專制政權一定迅速崩潰。阿爺可以把自己親手扶持上位的強硬派特首搬開,卻絕對不能認錯,須找一個氣質和路數與梁雷同的人充場,林鄭因此是首選;梁營利用阿爺這個弱點負隅頑抗,捧林鄭連任盡量保存實力。京官要面子這個政治前提,唐營很難繞過。怎麼辦?
規管經濟學裏有所謂的「規管俘虜」(regulatory capture):法定的規管委員會多由受規管企業的直接或間接代表組成,變為規管對象的俘虜。商不與官鬥,但往往只是表象。委員會是個空架,放甚麼東西上去才是關鍵。同理,林鄭沒有自己嫡系,連大部份公務員也不喜歡她,是個空架子,最後執行甚麼管治路線向哪一方傾斜,看她的團隊便可思過半。
因此,唐營的頭條策略就是從內裏攻破,趁梁營人仰馬翻、林鄭為免拖累而試圖與之區隔之際,大舉進入林鄭班子,實現「權力俘虜」。兩個月來,最高調支持林鄭的,盡是唐營頭面人物,有份量的梁粉卻沒幾個。《蘋果》23日報道:「12個林鄭競選辦主席團成員中,唐營有夏佳理、林大輝、盧文端、胡定旭、盛智文、羅仲榮、鄭慕智、余國春及霍震霆9人,梁粉只得李秀恒同蔡冠深,餘下就係史美倫。至於27位資深顧問,都有多過一半約1617人,而且唔少都係唐營巨星,如吳光正、任志剛、郭鶴年、黃志祥、范徐麗泰、李兆基、許榮茂同林建岳等等,深梁寥寥可數,僅羅康瑞同鄭耀棠等……」
三矢一鵰 萬無一失 
而壓陣的,赫然是李家昆仲和唐氏本人;那顯然不是個別唐派的「轉軚投敵」。大家記得,一位「德高望重的左派元老」早就指出:唐營不斷發功,謀求以林鄭替代梁振英。梁特既除而西環捧林鄭,唐板塊的第一策略,無疑是一手挺林鄭給北京面子,一手玩木馬「圖」城,進入林鄭團隊奪權。然而,林鄭幾年來與梁派發展了深厚關係,乃唐營大忌,還必須嚴懲,辦法是盡可能讓她少得票,削弱她日後的個人「威望」。這需要借力於另外兩個候選人。
唐營若有本事,理論上可一炮定江山,首輪投票即選出最與商界契合的曾俊華;但丟了面子的阿爺,必會行使「實質任命權」,否決選舉結果,再選時依舊把林鄭扶上位。但這是唐營「核選項」,傷人傷己,實際上不會採用,亦不一定夠票。唐營最佳辦法,無疑是逼出第二輪選舉,林鄭在此第一輪選舉不足601的得票數──例如450──便是她在當權派中的實際支持度上限;第二輪投票,可讓林鄭高票當選──例如850票,但誰都知道那是給阿爺保面子,並無實質意義。
假設曾的一輪票數不過半,若要逼出二輪投票,則曾和胡的作用是相加的,票源重叠誰𠝹了誰多少票不重要,二人總數越高便越有機會進入第二輪。胡起碼有機會取得少數中間票甚或葉劉票,這便是他不接受勸退對唐營的最大好處。此外,如果梁營中傷曾俊華為美帝卧底之說收效,導致他高超的民望大幅下跌,則他躬身退出,便須由胡官頂上與林鄭短兵相接。這個可能性現在看來很小,因為卧底說始終吹不起,但唐營不可能事先沒有這一手準備。
當然,北京與唐派之間,可能早已安排好梁特的「身後事」,某程度安撫梁派;這個看法,要看林鄭一旦當選,梁粉留得下的有多少、是哪些,才可作準。
然則曾俊華是不可能勝出嗎?這也未必。如果林鄭26日之前不停犯錯,而且錯得太離譜,而曾的民意支持同時穿頂,則北京要堅持用林鄭,也沒甚麼面子可言。兩害取其輕,曾未必無機;反正到目前為止,指他是美帝卧底的人,都是江派或一些嘍囉。
三矢一鵰,萬無一失,誰勝出,唐板塊都贏。這是小圈子遊戲,與港人爭取民主自決港獨都無關。香港有李家之城之譽,豈是浪得?

2017年3月21日 星期二

哲學角度:斯賓諾莎倫理學 知性救世界

星期日生活   2017226
【明報專訊】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我們不時會絕望、氣餒,希望從這樣的人生中解放,因此有人以物質享受麻醉自己,有人在宗教中尋求心靈上的慰藉,但這些方法都是依賴外在的東西,而不是自給自足的。你有沒有想過可以靠自身的努力,達到永恆的幸福?猶太裔哲學家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在17世紀便提出我們只要通過我們的知性(intelligence),不用靠其他人其他物,也可活出好的人生,這才是真正的救贖(salvation)。但是大眾的生活,就像一塊木頭在水中漂流,被不同人的偏見和世界的潮流左推右撥,要找到正確的生活之道似乎很困難。
這正是他在公元1677年出版《倫理學》(Ethica,荷蘭文)一書的原因。「倫理學」(EthicaEthics)一詞源自希臘語(ethos),有道德的意思,即人行事處世的準則。斯賓諾莎希望藉着此書展示人應該如何而活才能活得最好。當我們順着斯賓諾莎的指引達到最高的境界時,我們自然而然地會成為快樂、自由、道德的人,得到最高的幸福。
神自在 人在其中
書中斯賓諾莎一開首便論及他的世界觀,以建立人的救贖的根基。其中最受爭議的是他對神的定義,他亦因此被批為異端,並被踢出阿姆斯特丹的猶太社群。對於斯賓諾莎而言,神是唯一的實體(substance)。根據他的定義,實體即自在的存在,不用依賴其他東西去構想的存在。這種存在,他稱之為自因(causa sui),意即神的存在不是被其他東西造成,而是祂在其自身必然存在,正如本體論論證所展示,我們沒法構想一個不存在的神而不違反神這個概念的定義。反之,神以外的存在一律都是他因,意即他們不是自己存在的基礎,我們必須通過他們以外的東西才能構想他們。譬如我們看見了一棵松樹,我們要構想這棵松樹的存在必先構想它存在的因緣際會:首先要有種子,之後要有土壤和陽光,不然它不可能存在,可見它是有所依待的。
正由於這些東西是依賴他物才能存在和被構想,它們不能是實體,只能是作為實體的模式(mode)而存在,即神的一部分。因此天地萬物不是神從無到有(ex nihilo)地創造出來,而是亙古而存,我們都是神的一部分。而這些模式可以依它們的特質被分成無限種類別,例如心靈(mind)和物質(matter),斯賓諾莎將這些特質稱為神的屬性(attribute)。以人為例,我們是神作為心靈和物質的表現(expression)。換言之他認為神不是超越世界和人的存在(transcendent being),而是內在於世界的存在(immanent being)。這些觀點令斯賓諾莎的形上學得到泛神論(pantheism)的稱號,並與教會教條發生衝突,但正正是因為神不是超越的存在,我們才可以在塵世裏自我解放,不必等待死後世界的美好。
證幸福是人類本質
在《倫理學》的前半部,斯賓諾莎從形上學的角度將人定義為神的一部分。在後半部他換了另一角度,從人的存在本身出發去定義人。從這角度,人首先是欲望(desire)的存在。斯賓諾莎把欲望定義為求生和自我完善的力量(conatus),正如火不會自己熄滅,動物自然求生,所有存在不會主動尋求自身的毁滅,他的消失必然是來自外在的因。人的本質亦如是,會竭力去保存自己,並且追求更強的生命力。當一個存在的行動是能完全以自身來解釋,斯賓諾莎稱之為主動(action),但當其行動必須以他物來解釋,稱為被動(passion)。
因此自殺不可能是人主動的行為,而必然是源自人的本質以外的因,例如是負面的情感、失落的生活。因此人不應該跟自己作對、貶損自己,反之是順從本來的自我。生活在現今社會的我們經常放任自己,任由自己被他人他物牽引,以致喪失了本來的自己。這種異化正正是斯賓諾莎所批判的。真正救贖並不在外在於我們,而是在我們每一個人之中,只要我們能活出本真(authentic)的自我。
有自由去想有自由意志?
命定論(determinism)認為每件事情都是被之前的事情決定而發生,即當一些前因聚合便必然會產生一定的後果。如前所述,斯賓諾莎的神無所不包,因此作為祂的一部分,我們必然地是被祂的活動所決定的,甚至連神自己本身也是被自己的律則所規限,如因果律等自然法則,因此斯賓諾莎是一個命定論者。人不是「帝國中的帝國」(empire within an empire),而只是廣大神域中小小的一部分,因此在人之上必然有更強的力量存在去決定世間萬物的走向,所謂自由意志(free will)只是人的想像。但與此同時,人的行動不會因此而失去意義,因為命定論是認為若果相關的因素和環境脗合,一件事就必然會發生,恰恰相反人反而應當更努力有所作為去避免壞事發生,而不是坐以待斃。
克制情感這個奴隸主
但是既然人是必然被命定,那麼斯賓諾莎的倫理學如何能解放人,給予人自由呢?我們必須留意斯賓諾莎所說的自由(freedom)並不等同於自由意志(free will)。當他提及自由,他指的不是我們可以隨意決定自己的行動,而是我們的行動遵從自身的本質和律令。正如之前所言,我們若是被外於我們本質的東西或傾向控制,我們便不是依從自己而行,因而不是主動,而是被動。被動的人並不自由,因為我們不是自己決定自己,而是被其他外物決定自己。例如嬰兒雖然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但其實他並不自由,因為他純粹是被情感(passion)主導,正如斯賓諾莎所說:「人類對於控制和抵抗情感的無能,我稱之為奴役(servitude)」,要做一個自由的人不是要放縱自己,而是要克制自己,不要被非屬於我的東西主宰。神順從自己的規則而行,是為自由的表現,因此自己決定自己,不為外物所移,這才是自由的真諦。
欲望是求生和自我完善的力量,這種力量不是靜止的,而是恆動的,而它的動態有兩個方向,要麼提升,要麼減弱,當人的行動力(power of activity)得到提升,這就是快樂(joy),反之當這個存在的行動力被減弱,這便是悲傷(sorrow)。擁有愈高的行動力等於愈完美,因此人每當變得更完美時則愈快樂。因此斯賓諾莎說的快樂和悲傷不是一個行動產生的感覺,而是行動本身的方向:快樂是人向更完美的自己進化,而悲傷則是人向更缺陷的自己墮落。而當我們意識到快樂的外在根源時,這就是愛(love),另一方面當我們意識到悲傷的外在根源時,這就是恨(hate)。斯賓諾莎把人的情感和心理狀態都歸納為快樂和悲傷以及愛和恨。順着自己的本質,我們應當追求快樂和愛,避開悲傷和恨。
快樂和自由並不能分而立之,因為自由的人的行動都是主動的,即他們得以發揮自己的行動力,從而避免了因受制於外物而減弱了自己的行動力。
換言之,人不快樂是因為不自由,即被自身之外的物擺佈。這種不幸是源於我們過度重視自己片面的或暫時性的享受而忽略了整體和長遠的快樂,例如貪吃的人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慾,只是將注意力放在口腹之欲和眼前的美食之上,而沒有考慮長遠而言貪吃對自己身體的損害。
在最極端的情况,人會遠離自己作為主體的存在,任由自己成為情感(passion)的扯線木偶,就像病態賭徒不能自拔地賭博,即使自己因此而受苦,甚至家散人亡也不停止。不少宗教信仰便因此主張禁慾,以追求更高層次的生活模式。但斯賓諾莎對此不以為然,因為如前所言,欲望是自我完善的力量,要得到救贖必要順從這人的本性,不然人不會追求自由和完美。因此,他認為要獲得快樂,人不是要禁慾,但也不是要縱慾,而是要將自己的欲望轉化,由被動的情感轉化成主動的情感,重奪對自己的控制權,當自己情感的主人。
知識讓你自由
斯賓諾莎認為完備的知識(adequate knowledge)是人得到救贖的關鍵,所謂完備的知識即是對相關事物有普遍非片面的理解,而這種知識必然為真,譬如「人是動物」和「三角形有三條邊」這兩個命題分別說的是人和三角形普遍共有的特質,因此是對所有人和三角形都通用。前者是通過我們的理性思維獲得,斯賓諾莎稱這種知識為理性(reason);後者則是我們直接考察三角形的本質而明白,因為我們不能構想一個不是有三條邊的三角形,斯賓諾莎稱這種知識為直觀(intuition)。當我們對事物有這些完備的知識時,我們便是自由的,因為這行為是出自我自己的想法,反之如果我是聽人差使,沒有經過自己的反思就去做一件事情,或是抱持一個人云亦云的觀念,我便不是自由的。
假設有天我的一班損友叫我去吸毒,我二話不說便跟着去,我的這個行為雖然看似是由我決定,但其實不然,因為我不能解釋我為何要做這損害自己的決定,我只是出於羊群心理而跟大隊。此外,若這班損友跟我說毒品沒有害,而我又深信無疑,我的這個信念也是不自由的,因為我對毒品根本就不認識,或是我只注意到毒品能帶來一時的輕快,卻不察覺毒品會使人上癮,並且危害我的健康。
了解「負面」的前因
這些錯誤的來源是不完備的知識(inadequate knowledge),所謂不完備的知識即是片面的、混亂的知識,譬如說一個小孩想像有獅鷹獸這種動物真實存在,但我們都知道這種動物並不存在,這小孩是因為道聽途說或是將獅子和鷹兩種動物搞混才會產生這個觀念,斯賓諾莎稱這種知識為意見(opinon)或是想像(imagination),跟前面兩種知識不同,這種知識是從我有限的角度觀察得來,因此不具普遍性、不完整。這種知識的缺乏(privation of knowledge)亦是不快樂的原因。假設有一天你在街上被一個醉漢辱罵,你首先第一個反應想必是你感到憤怒、不快,憎恨這個你素未謀面的陌生人。
斯賓諾莎認為你之所以感到這些負面情緒是因為你假定了這個人是其行動的源頭,而忽略或是不知道他其實只是世界中的一部分,即是說你忘記了這個醉漢那天對你大罵一頓是源於一些外在的因素,例如可能他那天剛被解僱,以致他流連街頭借酒消愁,而碰巧你在他面前走過。即是說,他那天對你破口大罵,並不是全為他作主,而是被前因後果決定。當你意識到這事情的發生是無可避免時,你便不會感到不快,就像你不會責怪一個吵鬧的嬰孩,因為他不能選擇安靜。同樣地,在一些自然災害發生的時候,很多人都會怨天尤人,在斯賓諾莎看來,這也是無知,當你對神有完備的知識時,你便會知道神即自然,一切事情的發生都是由前因所決定,神並沒有創造,亦不能阻止災害,憎恨神憎恨世界只是出於不理解而已。
不避世界 才能完美
對於斯賓諾莎而言,要自由,要快樂,最關鍵的是要做一個理性的人,擁有正確的知識。而神作為無限的一切,自然是最高的認識對象。認識神、愛神就是至福(beatitude)。在認識神,即認識世界的過程中,我們每消除一個錯誤的觀念,每獲得一個正確的觀念,我們便更完美。因此在通往救贖的道路上,即使我們未達到智者的境界,我們向前走的每一步都是快樂的。與此同時,在這個提升自己的進程上,我們並不是孤獨的,而是互相扶持的,因為他人的真知灼見可助我們遠離無知,而且他人的困苦亦會使我感到不快樂,所以我不能因自己追求幸福而無視他人,這正是斯賓諾莎的道德觀。真正的智者不會拋棄自己的同類隱居山林,反之他會嚮往能與人交往的生活,故此,斯賓諾莎認為我們不必逃離城市生活,這種逃避反而表示我們戰勝不了外在環境,真正的自由處於我們心內,不管外間如何變化,環境如何惡劣,通過知性,我們亦可活得幸福美滿。
正確的路
或許你會覺得斯賓諾莎的倫理學宗教色彩過於濃厚,但不要忘記宗教的終極理念莫過於向人展示一條正確的道路,阻止人走上歪路,而斯賓諾莎正是本着基督的精神著書立說。
雖然斯賓諾莎運用的概念艱澀難懂,甚至是遠離我們日常對事物的理解,但是正正就是因為我們的一些觀念根深柢固所以我們才會執迷一些錯誤、對我們無益的想法,例如盲目地追求功名利祿,而變成他人他物的奴隸。通過改變自己的思維,並加以實踐上的訓練,你和我都能夠得到救贖,做個自由、快樂、道德的人。
文:鄭俊勤 巴黎八大哲學系碩士生
編輯:何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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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0日 星期一

藝術初體驗:食物(28)——強搶土地IV

星期日生活   2017312
【明報專訊】愈來愈多歐州大型跨國公司到非洲開發農業,因為那些國家比較貧窮,為了發展經濟,貪污腐敗的政府以極低廉價錢出租土地,但情况更似被侵佔。瑞士的生物能源公司Addax Bioenergy就在西非塞拉利昂共和國(Republic of Sierra Leone)北部種植甘蔗,將它轉化成乙醇,然後外銷到歐洲,再跟一般汽油混合,作為汽車酒精燃料,號稱是為了減少溫室氣體。
歐洲城市減排犧牲非洲人民土地
Addax Bioenergy跟塞國政府和地方領袖委員會協議,租用土地50年。受影響地區覆蓋五十多個村莊,由於大部分貪窮村民都是文盲,對Addax一無所知,不知就裏,並在村長的壓力下,根本不得不服從,就依領袖委員會所訂定的協議簽了約。當農田被徵收改種甘蔗後,為了保障村民的基本糧食供應,Addax Bioenergy實施一項農民發展計劃,主要是為受影響村民提供援助,Addax把部分從村民租回來的土地,從新分配給他們種植稻米,由割草開墾荒地開始,還叫村民摒棄原來的人手耕種方法,改用機械操作。第一年Addax負責全部工具、化肥和種子的成本;第二年負責2/3;第三年負責1/3,之後由農民自己負擔所有支出。由於塞國農民未能掌握和適應這種機械化耕種法,三年來農作物收成欠佳,連食物也不保,哪有能力花錢買種子、肥料和維修器材?農民曾向Addax反映他們的困境,但沒有得到回應,任由他們自生自滅。至於受薪種甘蔗的農民每月薪水只得53歐元,如果周末加班,則每月可以有88歐元。不過,有時整個月沒休假,月薪仍只得53歐元,而Addax卻沒有解釋其中理由。
機械化愈種愈窮化肥污染水源
甘蔗田位於河流上游,Addax沿河建了幾個大型抽水站,輸水供應整個灌溉系統,耗費大量水資源,多年後這區域人口增加,水源卻愈來愈短缺。同時他們使用化肥種植,許多動物吃下甘蔗周圍的雜草,結果紛紛死亡。每逢雨季,雨水混着化學物流入河裏,輾轉到達下游,不少農民取河水飲用,身體不斷累積這些「毒水」,情况很壞。Addax砍伐大片樹林種植甘蔗,但卻沒有履行合約上所承諾的補償,甚至連村民撿拾樹枝來蓋房子都被Addax拒絕,這些年以後當地居民才恍然大悟,知道得不償失,後悔不已。
「環保生活」不環保殖民主義2.0
一位德國農業家Felix批評這些所謂「綠能燃料」,實際上浪費土地資源,絕對是不智的選擇。原來要生產兩個油箱容量的這類環保能源,所需土地能夠種植的作物,就足夠一家人生活一年。改變地球彼端人們種植作物的土地,來滿足歐洲人過「環保生活」,實在有悖常理。資金不應用來生產拖拉機和汽車燃料,而是應該去讓發展中國家享受他們的食物主權,生產他們需要的糧食,解決糧食不足,以至饑荒等問題。這個發展其實是殖民主義2.0版本,正因這種錯誤運用土地的方法,每年近一千萬公頃耕地被迫「不務正業」,再加上城市擴張而失去兩、三百萬公頃,可耕土地愈來愈少,更變成炒賣商品。Felix認為要解決糧食問題,不是要搞大規模工業化農業,而是讓小農成為農業支柱。人們忘記了全球70%食品,是由小農和都市農耕所生產出來的,Felix認為小農才是全球糧食供應的關鍵和希望。一邊製造所謂乾淨汽車能源供歐洲人使用,另一邊消滅森林改種甘蔗,導致二氧化碳增加,非洲農民喝不到乾淨水,吃不飽,賺不夠錢,最終究竟誰可以得益?
文、圖:楊秀卓
編輯:林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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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18日 星期六

卓文 - 薩德殺不了

夾心人   2017317

「薩德」正式名稱是「終端高空防禦飛彈」系統(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簡稱THAAD,內地譯音「薩德」。這系統是防禦性質,針對中短程導彈。整個設計是能短時間內評估敵方導彈能否擊中目標。若是的話,便發出攔截彈在外大氣層或大氣層內高空擊落導彈。換句話說,即是後發先至,利用己方子彈射向對方子彈,將攻擊力消弭於初期。

站在南韓立場,安裝「薩德」天經地義。北韓最近愈來愈失控,先涉嫌在馬來西亞使用生化武器,繼而不斷試射導彈。若政府不加強國家安全措施,怎能面對國民。況且這不是進攻系統,又裝在自己領土。借用我國領導口頭禪,做法純屬內政,怎容旁人干涉說三道四。

「薩德」引起中國強烈反應,原因是它的雷達偵測裝備。由於安裝在南韓的雷達覆蓋範圍遠至中國東北(有說甚至大部分中國),中央認為無形中受到監視,國防調動給美韓洞悉一清二楚。打個比喻,門外安裝閉路電視是自家決定。但若攝錄範圍包括鄰居門戶,他們便覺得私隱受侵而抗議,兩者同一道理。

這只是表面理由。出動針對韓國藝人的禁韓令,又鼓動民眾杯葛樂天集團,肯定有其他盤算。更大原因相信是大國情意結。「臥榻之側,豈容他人安睡耶?」小小南韓,在自己勢力範圍下,竟然棄中投美,若不好好教訓,未來怎能號令其他國家?不過回顧過去數年,先後反美、反日,對付台灣、越南、菲律賓和新加坡。再加上內地有港獨、台獨、藏獨及疆獨。今次殺不了「薩德」,只是多了反韓,我國敵人愈反愈多。這現象說明一切,內外政策出現問題,是時候思考改變了。

卓文 - 若在美國

夾心人   2017315

保安局前局長李少光被問到「七警」一案,表示若發生在西方國家如美國,警察可能已向示威者開槍。這觀點沒有新意,很多建制撐警人士都有同樣意見。不過出自不學無術者口中尚可一笑置之,由前保安局長說出,未免有點失禮。同一班保守建制人士,經常指摘追求民主和人權之士,盲目跟隨美國。到警察濫權打人,又借美國作為辯護標準。這雙重標準和邏輯,很難令人信服。

美警的而且確經常開槍。《華盛頓郵報》一個調查,指201516兩年,被警察擊斃人數是991963。不過數字背後有一定原因。傳統上,美國民眾容易擁有槍械。因為這文化,令美警執勤時面對很大風險。參考「維基百科」,19902010年期間,平均每年被殺警官是164人。至於過去6年,除201112年外,其他4年都超過110個。很多時美警開槍,是考慮自衞因素。近年港警,除了徐步高殺害同儕外,未有其他警察被殺。至於被襲,也是鳳毛麟角。

美國固然警權很大,法治也保護人權。若法庭判決警察殺人打人失職,當事人要入獄外,受害者家庭更可民事起訴當局及濫權者。《華盛頓郵報》同樣做了一個調查,指過去10年,有46個家庭民事起訴政府,32個成功索償,平均賠償為120萬美元。有一個案,警察被判罰800萬美元。對普通人來說,這是天文數字。換句話說,美警在濫權背後,需承擔極高代價。這些民事責任,在香港是缺乏的。

七警一案,警員不是在面對危險時打人。前上司不以此為恥,盲目護短方是最大恥辱。若再比喻失當,不單有失個人身份,更只害了警隊,令其沉淪。

2017年3月15日 星期三

練乙錚 - 歷史尋找本土──讀徐承恩《香港,鬱躁的家邦》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315
讀了史家徐承恩先生寫的一本香港史,有感而言。
或者可從日前大陸「兩會」上中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的一句話談起。他說:「中央任命行政長官時,不是橡皮圖章,而是有實質任命權。」如果不細察語境,這句話沒甚麼奇怪:當權派認為天經地義,反對派覺得那是共產黨一貫的專制話語。
張德江那句話值得玩味,其中包含兩個要害:一、「實質任命權」是當民意背離黨意時直接由黨全權行使的,等同「反民意任命權」。不過,共產黨怕尷尬,不採用「反民意」這個詞,而用「實質」。
二、「橡皮圖章」的意思和用法,被這位黨國領導人徹底顛覆。「橡皮圖章」一般指這樣的一種決策機構:在重大議題上,機構成員的意見無份量,決定由頭到尾都由「上頭」做,成員只負責舉手通過,在文件上蓋章。這種機構到處有,中國特別多,「兩會」是典範。奇怪的是,領導人談香港選舉,竟強調自己「並非橡皮圖章」,那是甚麼意思?
如果《基本法》說的那個「具充份代表性」(能反映民意?)的選委會選出一個不完全契合張德江心意的人當特首,而他竟被迫接受這個結果及背後的民意,那麼堂堂人大委員長就變成「橡皮圖章」了;因此他當然要提醒大家,他會代表中央一意孤行,行使絕對的否決權。
共產黨簡單一句話,裏頭也那麼多的「微言大義」,如果由它來寫它自己的歷史,這歷史你可相信?如果由它來寫你的歷史,這歷史你能接受?
鄭成功為例 歷史書寫面面觀
明末活躍在福建沿海一帶的海商鄭芝龍,與荷蘭殖民人合作,在東海一帶走私,作業範圍北至日本,後來接受明朝招安,改為對付荷蘭人,並在台灣開設基地,是為漢族經營台灣的開始。他在日本的時候,娶九州平戶女子田川氏為妻,生下鄭成功。鄭成功繼承亦商亦盜的家業,明亡之後受南明賜國姓朱,世稱「國姓爺」,繼續抗清,並在台灣扎根。
台灣當時並非荒島一個,而是大量原民生活了至少一萬年的居地。有實物證據的史前史說明,在五千年中華文明出現之前,他們就已經在那裏繁衍;現代人類學者歸類之為「南島人」(Austronesian)。和所有海洋帝國主義者一樣,鄭成功扎根台灣,靠的是對那裏的「低等民族」大規模搶地、殺戮,種下的是四百年「原漢衝突」。
然而,殺剩的原民太少,他們沒有文字歷史,而漢人寫的歷史諱言事實;後來清帝國收復台灣之後,延續漢人政策殖民台灣,繼續漠視島上「化外之民」的利益,更對原漢衝突閃爍其詞。因此,在漢族的歷史論述裏,鄭成功不僅順利當上反清復明民族英雄,更是開發台灣的最大功臣。今天北京強調的「台灣自古以來就是我國領土」,便是鄭氏功勞。甚至,以早期漢族或漢化了的百越族移民的後代為主的台灣人(即前一段時期裏俗稱的「本省人」),竟也普遍認同這個論述。
但台灣原民並不這樣看鄭成功。民進黨籍立委Kolas Yotaka(阿美族)上周於立法院質詢大會上指出,內政部每年辦理「春祭」並由部長擔任主祭,當中包含鄭成功紀念儀式,原民對此十分不解,因為當年就是鄭成功進行武裝拓墾,將原民土地任意分配給他手下文武官員,剝削程度甚於荷蘭人。她說:「這就好像現在在台灣還有人拜蔣介石、陳誠,大家是甚麼心情?」
台灣有關鄭成功的爭議,主要已不在於歷史事實,而在於對史實的看法和態度。換句話說,史實怎樣解讀,歷史怎樣書寫,無可避免有立場問題。
史料集和歷史 非一一對應
理想國裏,歷史是自然科學,相應一套客觀真實,只有一個準確的對真實的論述。但事實上,除了在處理個別微細史料的時候,史家通常不能絕對客觀;史料的整合程度越高,書寫便越發包含主觀意識與立場:為甚麼要將史料A結合史料B而得出結論,而不是選取史料A和史料C的組合呢?當史料組合足以支持一個單一複雜歷史事件(如198964天安門事件)的重構之時,據此作出來的大體上客觀的論述卻往往不止一個;而所謂「大歷史」的書寫,就更難規範。
這是因為任何發生了的事情、場景和背景,加起來總是無比複雜的;史家在收集史料,並對之篩選、加權、最後試圖重構成為一個「有理故事」的時候,每一步都牽涉主觀。簡單地說,史料集和基於這個史料集而書寫出來的歷史,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一一對應;從同一個史料集出發,可以「客觀地」書寫出若干套取態甚或結論也不同的歷史。何況,史家有時還會從相當不同的史料集出發書寫歷史。(注意,這還未考慮刻意歪曲或揑造歷史等不良動機和行為。)
例如,過去我們通常讀到的清朝歷史,主要是民國以來史家根據漢文史料寫成的。九十年代興起的「新清史學派」,則重視從滿、蒙文中發掘原始材料,建構出不同的或者是更大的史料集,然後進行書寫。後者自會帶有不同的視角,於是產生了所謂「邊陲作為中心」的另類論述。這個學派的發軔,無疑是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新馬克思主義者對西方近現代殖民主義時期裏佔了主導地位的「歐洲中心主義」思維的批判密不可分的。
可以說,任何一套哪怕是嚴格地使用客觀史料書寫出來的歷史,也不可能是唯一合理的、絕對權威的;若有一套歷史說法是定於一尊了,那很可能是受惠於政治權力肆意排他的結果。這個道理,替新的歷史書寫打開了門路。
本土運動和歷史書寫
顯然,像在台灣這樣的一個多族群國家裏,歷史書寫包含了一個深層矛盾。要解決這個矛盾,生成一套各方都可接受的歷史,政治前提是族群平等,並且在平等的基礎上走向融和,而文化前提則是每個民族首先要寫出自己的信史。做到這點絕對不容易;政治和文化資源的長期不平等是障礙,但更根本的是,弱勢民族必須從不自我識的沉睡中醒覺,意識到需要有自己的歷史論述。知此而後可行。
在台灣,迄今佔主流地位的大歷史論述特別是近代史論述,還是國民黨政府1949年遷台時帶過去的那一套,香港人完全熟悉,因為基本上就是特區政府在中學廢除中史必修科之前教授的、以「中原/華夏史觀」為基礎的同一套。這套論述特別是其近代史部份,經過近百年來學者的千錘百煉,學理基礎已經十分穩固,再加上政權力量在學校裏強制傳授了幾十年,已經佔據起碼兩代中國人的頭腦,根深柢固。
不過,台灣的本土運動源遠流長,政治民主化之後也經歷了三次政黨輪替,故有一套歷史觀念和歷史教學的壟斷地位已然鬆動。以本土史觀寫出來的歷史著作,逐漸能夠和原來的一套分庭抗禮,其中尤以左翼史家施朝暉(筆名史明)以獨立台灣、勞苦大眾的觀點寫出來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最重要。
施氏早年留學日本,於其時已經主張台灣獨立,觀點與中共當時操控的台灣共產黨一致;二戰期間,他到大陸領導「台灣隊」抗日,後因不滿共產黨的獨裁傾向而分道揚鑣,重新回到日本,之後埋頭苦幹十餘年,寫成他那本今天不少台獨人視為「聖經」的台灣史。原民方面,筆者孤陋寡聞,還未見過定義性的原民史面世;台灣國史館文獻館在這方面做的工作相當多,但主要還是原民史料的發掘和整理。
香港人 自己歷史自己寫?
一直以來,香港的重要性都是以其對大陸的影響而言的。例如,在論述孫文革命和香港的關係、省港大罷工和中共的關係、韓戰時期香港的轉口港角色對大陸的貢獻、大陸改革開放時期對香港資本和管理經驗的依賴、八九民運裏香港人組織的「黃雀行動」如何支援中國民運等等之時,香港都只是因中國而重要。
這種香港從屬中國、邊陲從屬中土的觀念,不僅主導了建制思維,也一直是香港民主運動裏普遍的、幾乎是致命的根本立場:香港民主運動只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組成部份。這種觀念的壟斷性非常穩固,要到2010年以後、本土運動興起了,才慢慢給打破。
反倒是在學術圈子裏,七、八十年代起便有變化。例如,耶魯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蕭鳳霞和她的研究團隊近四十年來以香港為基地做出的大量嶺南研究,特別是漢文化與嶺南非漢民族之間的複雜關係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和思考素材,有助建構以香港為主體的歷史觀。(蕭鳳霞、劉志偉論文《宗族、市場、盜寇與蛋民──明以後珠江三角洲的族群與社會》)。史家徐承恩先生在台灣出版的近作《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改寫自他在香港出版的《鬱躁的城邦》),大量利用了這些學術研究,根基紮實。
筆者與徐先生素未謀面,之前只讀過他以介紹文獻為主的《城邦舊事》,覺得很有啟發,這次再讀他的新書,一些長期覺得困擾的關於香港歷史的疑惑給解開了,因而覺得值得把書推介給更多的讀者和朋友。適值本土運動進入「休漁期」,要是大家選擇停一停,讀點書,充實一下自己,很可能是更有益的。

2017年3月13日 星期一

吳靄儀 - 難平

2017313

【明報文章】令人難過的消息接二連三,又聽得有線新聞因財政困難可能面臨停播,我多年來不看電視,獨看有線新聞,若他們停播,或許停看電視也是時候了。

曾蔭權案,定罪與刑期都在上訴,但最難接受的是,為何要用這樣的手法,拖長調查五年去折磨人?原先的控罪兩項,不外是指控他有利益關係而不申報。所指的「利益關係」,及沒有申報,都是沒有爭議的事實,是否構成刑責,問題只在於該等關係(業主/租客、準租客/裝修設計師)是否屬須申報範圍、是否故意不申報,及事情是否足夠嚴重至「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的程度。有什麼複雜性要查五年?第三項控罪,是性質最嚴重的收受利益一項,則是查了五年證據也是不完整,臨近審訊才突然加上,廉署承認根本沒有向李國寶查證,只憑「豈有如此巧合」就去告人,結果陪審團無法達成裁決,還要重審,從頭折磨。調查權和檢控權在行政當局手裏,向來是最易濫用的權力,怎能怪人相信檢控背後有政治目的?

特首梁振英告梁繼昌議員以UGL事件誹謗他,相信絕大多數市民都認為是「惡人先告狀」,因為事實上梁振英是簽了合約,事實上是收了巨額款項,部分在他上任後已支付,無論法律上有沒有責任申報,身為特首,也要以公眾觀感作行為準則。從協議書的條款可見,他同意了兩年內有責任為UGL提供服務(provide such assistance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UGL Group and DTZ Group as UGL may reasonably require),為什麼不算是須申報的利益衝突?問題不在於UGL實際上有沒有提出過要求,也不在實際上有沒有提供服務,而在於他承諾了提供服務。他在協議文本上手書附註「在沒有利益衝突的情况下」(provided that such assistance does not create any conflict of interest),顯然不影響合約的有效性和約束力,只是規範了有責任提供的服務的範圍,為什麼就不用申報?如果這本來是要申報的一份合約,我就看不出為什麼加了這句就不用申報!

有些事,根本就不公平,詭辯與威嚇別人收聲,只會令人更加憤憤不平。這就是國家領導人的典範麼?告人誹謗的人,最好先問問自己的名譽值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