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3日星期四

李立峯 - 新聞自由的量變與質變

20141023

【明報專訊】剛好20年前,香港發生過「亞視六君子」事件,6位亞視新聞部中層人員,因不滿電視台試圖禁播一段由西班牙攝製隊拍攝到的六四清場片段,集體辭職以示不滿。往後20年間,香港的新聞自由每况愈下,認為自我審查問題嚴重的市民和新聞工作者的比例有所上升,但罕見新聞工作者對自己機構就個別新聞事件的處理集體地和公開地表達不滿。所以,上星期三無綫電視新聞部員工發公開信,對管理層就一宗警方懷疑毆打示威者的新聞的處理手法表達不滿,事件是有特別意義的。

新聞工作者不會經常對自己機構作公開批評,一方面當然有飯碗的考慮。但同時,從新聞社會學的觀點看,新聞機構上層和前線員工之間在新聞自由和自我審查問題上的矛盾沒有更經常地爆發出來,是因為機構內部有一套「遊戲規則」,讓自我審查和專業主義之間的衝突不會太過強烈和表面化。

要理解這一點,首先要指出的是,新聞機構管理層的政治和社會觀念比前線新聞工作者保守,在全世界是一個普遍現象。大部分新聞機構的老闆,都是社會政治經濟領域內的精英,是「建制」人物,所以他們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態度亦通常較為保守,而老闆自然會傾向選擇跟他們態度較為接近的人坐上重要的位置。這不一定涉及人們為了「爭上位」而改變自己的立場。任何群體中都會有較為保守的人、較具前進思想的人,和較為激進的人。新聞工作者這群體亦不例外。較保守的人有較大機會坐上重要的位置,是一個結構性的現象。

控制和反抗間的微妙平衡

那麼,政治和社會態度較為保守的媒介高層,如何管理較具前進思想的新聞工作者?60年前,美國社會學者Warren Breed就以「新聞室的社會控制」為題,探討新聞機構內部的權力運作(註1)。Warren Breed指出,新聞機構內部有很多潛規則。新入職的記者通過日常跟上司的互動、對自己機構所生產的新聞內容的觀察、跟同事之間的閒聊等,很快就會了解到這些潛規則。而大部分的記者在大部分時候,由於不想影響工作評核也好,不想跟同事和上司對立也好,不想令工作變得複雜也好,都會遵守這些潛規則。但另一方面,由於潛規則始終不是明文規定,新聞工作者也可能作出策略性的對抗,這便形成了一種機構內的互動,在控制和反抗之間出現了微妙的平衡。

筆者幾年前發表過一篇學術文章,借用Warren Breed的分析框架來討論香港新聞界的自我審查現象(註2)。文章的重點是指自我審查往往涉及一個機構內部的互動過程。這裏可簡單地以一位電視記者所提供的故事做例子。該記者憶述,有一次負責董建華年代七一遊行的報道。他在剪輯新聞片段時,一位高層到了剪接房站在他後面觀察他工作。記者指出該高層從來不會直接觀察剪片過程。但高層也沒多作指令,只是到了一個鏡頭出現示威者連續呼叫4次「董建華下台」的場面時,高層就明言要把那一幕縮短至示威者只連續呼叫兩次「董建華下台」。

該記者懷疑高層在自我審查,是非常合理的。首先,整個過程不尋常,偏離了日常工作常規,而這情况又偏偏在處理七一遊行這種政治新聞時出現。在同類型新聞的處理上,機構內部亦從來沒有類似的慣例。同時,指令的客觀效果的確是減弱了該段新聞對政府的批判力度。

不過,這事例也說明幾點。第一,自我審查難以證實。該記者也承認他沒有證據證明該高層的意圖,而如果該高層已經內化了某種判斷標準的話,他可能衷心地不認為自己在進行自我審查。第二,指令沒有要求記者完全刪去示威者呼叫「董建華下台」的畫面,大部分香港媒體的自我審查,涉及的是淡化權力擁有者的負面報道,而不是對負面新聞完全不作報道,這亦加強了證實自我審查的難度。第三,在分秒必爭的新聞工作中,記者很難停下手上的工作來跟上司爭論。第四,那些疑似自我審查的指令,往往都會有一些專業或技術原因作包裝。在以上的案例中,如果記者真的質疑高層的指令,高層可能的辯解之一,就是指電視新聞要在非常有限的時間內傳送最多資訊予觀眾,所以示威者的同一句口號沒有必要重複4次。記者不一定同意這說法,但要「拗贏」上層不容易。

所以,只要高層的意圖不要太赤裸,指令不要太離譜,手法不要太粗糙,前線新聞工作者就只能在心裏繼續懷疑和批判,以及在工作時策略性地應對。說到底,雖然工作受到掣肘,但記者在前線仍然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不能說完全沒有發揮的空間。所以,一般情况之下,與其跟上層反面,不如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力。

新聞自由的質變

問題是,個別新聞機構自我審查的狀况,已經嚴重到一個大部分普通市民都看得出的地步。筆者於8月底本欄目的一篇文章中,報告過一些調查研究的數據:讓香港市民在一個由010分的量表上評價不同媒體類型和社會政治組織能否代表民意,香港市民對電視新聞的評分,由2012年的6分,急跌至2014年的不足4.5分。在這環境下,個別新聞機構的新聞工作者在前線往往要承受極大壓力,而其中電視新聞記者又特別容易被認出。終於,上星期三的那宗新聞成為了一個引爆點(tipping point),打破了機構內部原本就可能很不穩定的表面平衡狀態。

至於那宗新聞的處理手法本身,其實道理應該很簡單,記者依據鏡頭所見作出一個事實性的描述,又沒有加入有價值取向的形容詞,怎會有問題?如果說「暗角」和「拳打腳踢」有主觀成分,那麼新聞中經常出現的「示威者『衝擊』警方防線」不也有主觀成分嗎?若說當事人已作投訴,但案件未進入司法程序,哪裏來影響審判和藐視法庭的問題?再者,電視台會否前後一致地用同樣方法處理類似情况?當佔領結束之日,佔領人士被捕或自首時,新聞會否將這幾星期發生的事情簡化為一句「懷疑他們曾經佔領街道」?

正面點看,這次前線員工發聲,至少可以減低一些市民對一些機構裏的記者的誤解,亦希望可以促使管理層反思一些新聞內容的處理手法以至機構內部的新聞政策,管理層應該明白,這種對立頻繁出現,不可能不嚴重影響機構的運作。但如果新聞機構不修正做法,新聞界連「你有你嘗試箝制,我有我嘗試突圍」的格局都維持不了時,香港的新聞自由的變化就不是量變,而是質變,即不止是排名下降,指數下降,認為自我審查問題嚴重的市民比例上升等數量上的變化,而是遊戲規則的轉變。

註:

1 Breed, Warren (1955). 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 A functional analysis. Social Forces, 33(4), 326-335.

2. Lee, Francis L.F. and Chan, Joseph Man (2009). The organizational production of self-censorship in the Hong Kong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4(1), 112-133.

作者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相關資料:

閻連科 - 上天和生活選定那個感受黑暗的人──受領2014年卡夫卡獎演說

   2014年1022

女士們、先生們,各位來賓和我尊敬的評委:

從某個角度說,作家是為人和人類的記憶與感受而活著。因此,記憶與感受,使我們成了熱愛寫作的人。

也因此,當我站在這兒的時候,我想起了50多年前的19601962年間,出現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就在那次舉世震驚的「人禍」後的一個黃昏,夕陽、秋風和我家那個在中國中部、偏窮而又寂寥的村莊,還有,因為戰爭而圍著村莊夯打起來的如城牆樣的寨牆。

那時候,我只有幾歲,隨著母親去寨牆下面倒垃圾,母親拉著我的手,指著寨牆上呈著瓣狀的觀音土和散粒狀的黃土說:「孩子,你要記住,這種觀音土和榆樹皮,在人饑餓煎熬到快要死的時候,是可以吃的,而那種黃土和別的樹皮,人一吃就會更快的死掉。」

說完,母親回家燒飯去了。她走去的身影,如同隨風而去的一片枯葉。而我,站在那可以吃的粘土前,望著落日、村舍、田野和暮色,眼前慢慢走來巨大一片——幕布般的黑暗。

從此,我成了一個最能感受黑暗的人。

從此,我過早的記住了一個詞彙:熬煎——它的意思是,在黑暗中承受苦難的折磨。

那時候,每每因為饑餓,我拉著母親的手討要吃的時候,只要母親說出這兩個字來:熬煎。我就會看到眼前一片模糊的黑暗。

那時候,中國的春節,是所有兒童的盛日,而我的父親和許多父親一樣,每每看到我們兄弟姐妹,因為春節將至,而愈發歡笑的臉龐時,也會低語出這兩個字來:熬煎。而這時,我就會悄悄地離開父親,躲到無人的荒冷和內心模糊的黑暗裏,不再為春節將至而高興。

那時候,生存與活著,不是中國人的第一要事;而革命,才是惟一國家之大事。可在革命中,革命需要我的父親、母親都舉著紅旗,到街上高呼「毛主席萬歲!」時,我的父母和村人,大都會從革命中扭回頭來,無奈自語地念出這兩個字:熬煎。而我,當聽到這兩個字的時候,眼前必就會有一道黑幕的降臨,如同白日裏黑夜的到來。

於是,我也過早地懂得了黑暗,不僅是一種顏色,而且就是生活的本身。是中國人無可逃避的命運和承受命運的方法。之後,我當兵走了,離開了那一隅偏窮的村落,離開了生我養我的那塊土地,無論生活中發生怎樣的事情,我的眼前都會有一道黑幕的降臨。而我,就在那一道幕布的後邊,用承受黑暗,來對抗黑暗,如同用承受苦難的力量,來對抗人的苦難。

當然,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昨天的中國,它變得富裕,並咄咄有力,因為解決了13億人口的溫飽與零用,便像一道突來的強光,閃耀在了世界的東方。可在這道強光之下,如同光線愈強,陰影愈濃;陰影愈濃,黑暗也隨之產生並深厚一樣,有人在這光芒裏感受溫暖、明亮和美好,有人因為天然的憂鬱、焦慮和不安,而感受到了光芒下的陰影、寒涼和霧纏絲繞的灰暗。

而我,是那個命定感受黑暗的人。於是,我看到了當代的中國,它蓬勃而又扭曲,發展而又變異,腐敗、荒謬,混亂、無序,每天、每天所發生的事情,都超出人類的常情與常理。人類用數千年建立起來的情感秩序、道德秩序和人的尊嚴的尺度,正在那闊大、古老的土地上,解體、崩潰和消散,一如法律的準繩,正淪為孩童遊戲中的跳繩和皮筋。

今天,以一個作家的目光,去討論一個國家的現實,都顯得力不從心、捉襟見肘;然對於那個作家而言,因為這些本無好轉,卻又不斷惡化、加劇的無數無數——人們最具體的飲、食、住、行和醫、育、生、老的新的生存困境,使得那裏芸芸眾生者的人心、情感、靈魂,在那個作家眼裏,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焦慮和不安,恐懼而興奮。

他們等待著什麼,又懼怕著什麼,如同一個垂危的病人,對一劑虛幻良藥的期待,既渴望良藥的儘快到來,又擔心在它到來之後,虛幻期待的最後破滅,而隨之是死亡的降臨。這樣期待的不安和恐懼,構成了一個民族前所未有的焦慮心。這顆民族的焦慮心,在那個作家那兒,成了最為光明處的陰影;成了光明之下的一道巨大幕布的另一面——

沒有人告訴那個作家,國家那列高速發展的經濟列車,會把人們帶到哪兒去。

也沒人告訴那個作家,直至今天,百年來從未停止過的各種各樣的革命和運動,在每個人的頭頂,醞釀的是烏雲、驚雷、還是一片可能撕開烏雲的閃電。

更是沒人能夠告訴那個作家,當金錢與權力取代了共產主義、資本主義,民主的理想之後,人心、人性、人的尊嚴,應該用怎樣的價格去兌換。

我記起了十餘年前,我反復去過的那個愛滋病村。那個村莊一共有八百多口人,卻有二百餘口都是愛滋病患者;而且在當年,他們大都是三十至四十五歲之間的勞動力。他們之所以大批的感染愛滋病,是因為想要在改革中致富,過上美好的生活而有組織的去集體賣血所致。

在那個村莊,死亡像日落一樣,必然和必定,黑暗就像太陽從天空永遠消失了一樣,長久而永恆。而我在那兒的經歷,每當回憶起來,每當我在現實中看到刺眼的光芒和亮色,都會成為巨大的讓我無法逃離的陰影和黑暗,把我籠罩其中,無處逃遁。

我知道,在那一片廣袤而充滿混亂和生機的土地上,我是一個多餘的人。

我明白,在那一片廣袤而充滿混亂和生機的土地上,我是一個多餘的作家。

但我也堅信,在那一片廣袤而充滿混亂和生機的土地上,我和我的寫作,或多或少,將會有它無可替代的意義。因為,在那兒——生活、命運和上天,選定了我是那個生來只會、也只能感受黑暗的人——我像那個看見了皇帝沒有穿衣的孩子,在陽光之下,我總是會發現大樹的影子;在歡樂頌的戲劇中,我總是站在幕布的另一邊。

人們都說溫暖的時候,我感到了寒冷;人們都說光明的時候,我看到了黑暗;人們在為幸福載歌載舞的時候,我發現有人在他們腳下繫繩,正要把人們集體絆倒並捆束。我看到了人的靈魂中有不可思議的醜惡;看到了知識分子為了挺直脊樑和獨立思考的屈辱與努力;看到了更多的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正在金錢和歌聲中被權力掏空和瓦解。

我想到了我們村莊那個活了70歲的盲人,每天太陽出來的時候,他都會面對東山,望著朝日,默默自語地說出這樣一句話來:「日光原來是黑色的——倒也好!」

更為奇異的事情是,這位我同村的盲人,他從年輕的時候起,就有幾個不同的手電筒,每走夜路,都要在手裏拿著打開的手電筒,天色愈黑,他手裏的手電筒愈長,燈光也愈發明亮。於是,他在夜晚漆黑的村街上走著,人們很遠就看見了他,就不會撞在他的身上。而且,在我們與他擦肩而過時,他還會用手電筒照著你前邊的道路,讓你順利地走出很遠、很遠。為了感念這位盲人和他手裏的燈光,在他死去之後,他的家人和我們村人,去為他致哀送禮時,都給他送了裝滿電池的各種手電筒。在他入殮下葬的棺材裏,幾乎全部都是人們送的可以發光的手電筒。

從這位盲人的身上,我感悟到了一種寫作——它愈是黑暗,也愈為光明;愈是寒涼,也愈為溫暖。它存在的全部意義,就是為了讓人們躲避它的存在。而我和我的寫作,就是那個在黑暗中打開手電筒的盲人,行走在黑暗之中,用那有限的光亮,照著黑暗,儘量讓人們看見黑暗而有目標和目的閃開和躲避。

今天,在世界文學中,作為亞洲文學主要一片生態的中國文學,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相遇過如此充滿希望又充滿絕望的現實和世界;從來沒有相遇過,在如此豐富、荒謬、怪異的現實中,有如此之多的傳奇和故事——超現實的最日常;最真實的最灰暗。沒有一個歷史階段,東方的中國,能像當下這樣,在無限的光明中,同時又有著無處不在的遮蔽、陰影和模糊。今天的中國,似乎是整個世界的太陽和光明,可也有著讓世界巨大的憂慮和暗影。而生活在那裏的人們,每天,每時,都莫名的激情,莫名的不安,無由來的膽怯和無來由的莽撞。

對歷史回眸的恐懼和遺忘,對未來的憧憬和擔憂,對現實——每天每時都驚心動魄、違背常理、不合邏輯而又存在著一般人們看不到的內真實、內邏輯、神實主義的荒誕、複雜、無序的真實和發生,構成了今日中國最為陽光下的陰影,最為明亮處的黑暗。而作家、文學,在今日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中,看到偉大的光明,那是一種真實;聽到悠揚的歌聲,也是一種真實;虛無、唯美,也都是一種真實的存在。中國的真實,是一片巨大的森林,陽光、茂綠、花草、鳥雀、溪水,一切的一切,都是真實的存在,幾十上百的優秀作家,都在這森林中感受著豐富而又扭曲、矛盾而又複雜、蓬勃而又撕裂的中國,演義著自己真實的寫作。而我,則因為是那個上天和生活選定的黑暗感受者,也註定我看到的真實,和別人的不同。我看到了森林深處的霧障,感受到了霧障內部的混亂、毒素和驚懼。或者說,很多人看到了白日的森林之美,而我,看到的是深夜中森林的黑暗和恐懼。

我知道,黑暗不僅是時間、地點和事件,而且還是水、空氣、人、人心和人們最日常的存在和呼吸。如果僅僅把黑暗當做前者,那是巨大的狹隘,而真正幽深、無邊的黑暗,是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黑暗,卻都說明亮而溫暖。最大的黑暗,是人們對黑暗的適應;最可怕的黑暗,是人們在黑暗中對光明的冷漠和淡忘。因此,文學在這兒就有了它的偉大。因為只有文學,在黑暗中才能發現最微弱的光、美、溫暖和誠實的愛。所以,我竭盡全力,都試圖從這黑暗中感受人的生命和呼吸,感受光、美和那種偉大的溫暖與悲憫;感受心靈饑餓的冷熱與飽暖。

因為這樣,穿過「時間、地點和事件」,我看見了今天現實中最為日常的黑暗——在有數千年文明的中國,今天的人們,大都可以做到一個又一個老人倒在街上時,大家擔心訛詐而都不去攙扶,可那老人流出的血,原來也是紅的和熱的。

因為這樣,一個產婦在醫院死在手術臺上,而所有的醫務人員怕承擔責任都逃之夭夭後,留下的只有人性和靈魂在現實中最微弱的喘息與尖叫。

因為這樣,在我自己家裏遭遇強拆之後,我感受到了更為日常、普遍,也更為激烈的黑暗。而我,當面對這些時,那些關於人、活著、現實和世界驅趕不散的黑暗,就會大霧一般彌漫在我的內心、生活和我寫作的筆端——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感知那個世界——我也只能用我自己最個人的方式,感知和書寫那個世界。我沒有能力推開窗子看到世界的光明,沒有能力從混亂、荒謬的現實和歷史中,感受到秩序和人的存在的力量。我總是被混亂的黑暗所包圍,也只能從黑暗中感受世界的明亮與人的微弱的存在和未來。

甚至說,我就是一個黑暗的人。一個獨立而黑暗的寫作者和被光明討厭並四處驅趕的寫作的幽靈。

到這兒,我想到了《舊約》中的約伯,他在經受了無數的苦難之後,對詛咒他的妻子說:「難道我們從神的手裏得福,不也受禍嗎?」這最簡單的一句答問,說明了約伯深知他的苦難,是神對他試煉的一種選定;說明了光明與黑暗同在的一種必然。而我,不是如約伯一樣,是神選定的惟一試煉苦難的人。但我知道,我是上天和生活選定的那個特定感受黑暗的人。我躲在光明邊緣的灰暗之中。我在灰暗和黑暗裏,感受世界,握筆寫作,並從這灰暗、黑暗裏尋找亮光、月色和溫暖,尋找愛、善和永遠跳動的心靈;並試圖透過寫作,走出黑暗,獲求光明。

我——那個把文學作為最高理想和信仰的作家,無論是作為一個人的活著,還是作為一個寫作者的存在,都為自己天生註定在光明中感受黑暗而不安。也因此,我感謝我的血脈祖國,感謝它允許一個註定只能感受黑暗的人的存在和寫作;允許一個人,總是站在大幕的背面來感知現實、歷史和人與靈魂的存在。也因此,更加感謝卡夫卡文學獎的評委們,今年把這個素潔、純粹的文學獎授予了我。

你們授予我的這個獎項,不是約伯在歷盡黑暗和苦難之後獲得的光明和財富,而是送給了那個感受了苦難而惟一逃出來報信的僕人——那個行走夜路的盲人——的一束燈光。因為這束燈光的存在,那個生來就是為了感受黑暗的人就相信,他的前面是明亮的;因為這片兒明亮,人們就能看見黑暗的存在,就可以更加有效地躲開黑暗與苦難。而那位僕人或盲人,也可以在他報信的夜路上,人們與他擦肩而過時,去照亮前行者的一段——哪怕是短暫的路程。

陳沛敏 - 請工聯會回應梁特14K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1023

梁振英講大話成癮成精,恐怖。但原來「講真話」時,同樣恐怖。

他在林鄭與學聯對話前夕,接受「外國勢力」訪問,發表低收入港人無權提名特首論,表示若特首候選人非由提委會提名,而容許公民提名等普及平等的選舉方法,政策就會向窮人或勞工階層傾斜云云。

為合理化小圈子篩選,梁振英向外媒鳩嗚「廣泛代表性」,指提委會不能按人口比例組成,否則政策會趨向民粹和福利主義,「若這完全是人口數字上的代表性,那(特首候選人)明顯要面向月入少於1,800美元(14,000港元)的香港一半人口。」

1.4萬是香港就業人口(不包括外傭)入息中位數。但有識之士如博客史兄已指出,月入少於14K的不止人口的一半,因就業人口不包括退休、就學或失業人士。若包括這批人,月入少於14K的,可能相當於香港人口的四分之三。

梁振英犯了統計上的事實錯誤,但更恐怖的是,他竟將公民權利與收入財富掛鈎,公然剝奪大部份港人的選舉權。本身就是走民粹路線的梁振英競選時刻意討好基層,現在卻翻臉不認窮人,赤裸如此,令人驚心;他趁林鄭與學聯對話前夕發表這番言論,也居心叵測。

不過,還是要多謝梁振英。他變相挑明,只要小圈子選舉繼續存在,中共操控下權貴政治分贓酬庸的遊戲規則不會改變;當權者和建制派想提委會和功能組別千秋萬代,就是要確保既得利益不會動搖,繼續當大部份的香港人「冇到」。

梁振英的言論再次提醒大家,爭取民主不單是為了爭取普及平等的選舉制度,更是為了解開導致政策不公、官商勾結、社會矛盾的癥結。《金融時報》昨日報道香港佔領運動,以"Hong Kong protests turns potlight on income split"為題,指出很多投入這次運動的年輕人,除不滿政治上的公民權利被剝奪,面對貧富懸殊、樓市畸形、缺乏向上流動機會等困局,也感到制度剝奪了他們這一世代的經濟權利,「香港特首梁振英在星期一(的言論)似乎確認了示威者的憂慮......

梁振英藐視基層,連挺梁的何喜華也說對他「一次又一次失望」。可笑的是號稱「工會」的工聯會,其王國興昨日竟以沒看過相關專訪報道為由,迴避回應。工聯會出賣工人利益不是第一次,但每次都這樣難看。

陳沛敏
記者


李怡 - 露底
香港蘋果日報   20141023

梁振英接受外國傳媒訪問,指若特首候選人非由提委會提名,就要爭取月入低於1.4萬元、佔全港人口逾半的基層市民支持,屆時政策必定向窮人傾斜,步向福利主義。

只是提名而已,還不是當選,怎麼就會實行福利主義了呢?不是說提委會不會把不同政見者篩掉嗎?不是說各界別人士都可以爭取提委會提名嗎?不是說如果獲社會多數支持,提委會也不得不考慮嗎?怎麼梁特認為獲提名就等於當選了呢?

再說,如果是真普選,獲提名之後,難道就不需要基層市民支持?若要基層投票支持,難道當選後政策就不會向窮人傾斜?

梁特無意中掀出了假普選的底牌,原來提委會提名不僅是篩選,而且是明明白白的預選。換句話說,500萬市民的普選投票,其實是橡皮圖章。基層市民或全體選民的投票都是假的,真正的「選舉」就是提委會的提名也。


陳惜姿 - 萬四蚊的歧視
20141023

【明報專訊】不知世上還有哪位元首,會坦白如斯。假若有人公然說出這番歧視的話,下場又會如何。

特首梁振英在佔領行動開始後,首次接受外國傳媒專訪,當中包括《紐約時報》。這個專訪,他沒叫久候的記者失望,他的soundbite令人嘩然。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梁振英說,不能讓香港有真正開放的選舉,「廣泛代表性」所指的,並非人口數字。若那是完全開放的選舉,那些佔香港人口一半,月賺千八美元(一萬四千港幣)以下的人,便會主導選舉。

他說,讓這些人主導選舉,香港政府的政策便會向福利傾斜。但特首要維持的,是一個優良營商環境,而不是解決經濟不平等。

這是多麼赤裸的一番話。兩年前他競選特首時,探訪深水籠屋居民,高頭大馬屈曲身子坐在碌架床的下格,多麼謙卑多麼體恤民情。拿一本簿一支筆坐在葵芳天橋底的一張摺,跟街坊訪貧問苦,贏盡掌聲。

今天他把特首之位坐得穩穩,無論佔領區內叫他下台的呼聲有多大,無論UGL酬金疑雲壓力有多緊,陳佐洱讚一句硬骨頭便令他骨頭鬆軟,飄飄然了。當日他靠窮人賺得民意,今天反轉豬肚,頭也不回。

今次「精人出手,笨人出口」,有些事,你們做便算了,何必說出口呢?就是要取悅那些不喜歡他的大孖沙,姿勢也太低劣了。又或者,這次訪問要用英文作答,令他未能使出爐火純青的語言偽術,說了真話。

香港確是有不少人月入少於萬四,那是一個深層次的社會問題。作為特首他不認為是其責任,反一腳把這幾百萬人踢開。都算了,你還要說出來。這是人格的問題。

梁家傑 - 虛招耍民意

20141023

【明報專訊】林鄭見學聯,提出四點回應佔領。第一,向國務院港澳辦提交民情報告;第二,在全國人大的決定框架下,繼續研究提名程序及選舉方法;第三,表示2017年特首選舉不是終極方案,之後還可按實際情况改善;第四,設立多方平台,討論2017年後的政改。那不外乎是繼續叫港人「袋住先」,毫無誠意,實在可恥。

這四招,招招皆虛。先說民情報告。政府之前做了五個月政改諮詢,最後提交人大的報告卻偏頗不堪。而佔領以來,從特首到高官,一次都未有親身走入群眾當中,只懂躲於辦公室裡縮,甚至抹黑佔中群眾受外國勢力唆擺煽動。他們憑什麼要港人相信政府寫的報告,更憑什麼轉達民意?

提名程序及選舉方法的斟酌空間,更是糖衣毒藥。人大831決定,為2017年普選落下三閘:提委會由四大界別組成,過半數提委會提名,候選人數限於二至三人。當林鄭一方面重申,人大決定是「不可撼動」時,再如何「改善」提名方法,也飛不出這三道閘。這意味著,將來的特首參選人,必須向共產黨求票,才有出線機會。對於共產黨來說,你是否聽話,會否乖乖執行北京的政治任務,是唯一考核標準。譚志源還說同意政治立場不應成為提名考慮,是睜大眼講大話。

而「多方平台」則詳情欠奉。莫說林鄭已把平台定性為討論「2017後」的選舉方法,即使是討論當下的政改,平台是否中方、港府、港人對等的討論平台,港人提出的意見會否受到尊重、影響政改,才是至關重要。如果平台能配合時間表和路線圖,還可以考慮一下,但若只是訓話或「吹水」架構,不如作罷。

這兩小時所謂談判,林鄭提出的四招,不過是用來欺騙市民的偽善意。但在街上的群眾,眼睛雪亮,即場就看穿了這些伎倆。群眾反應清晰:在得到成果前,我們絕不退場。林鄭等一行五人,除了成功爭取群眾噓聲連連,別無其他效果。

學生說得好,今天在高位者,都是時代選中的人。他們要當民主英雄還是歷史罪人,就看他們忠於自己的良心還是野心。回頭是岸,永不太遲。請你們面向民意,提出善意,重啟政改五部曲,為香港帶來真普選。

2014年10月22日星期三

龐永欣 - 可能與不可能

20141022

【明報專訊】喜歡物理學的朋友,可能認識加來道雄(Michio Kaku)這名字。他是個日裔美籍物理學家,數年前曾拍過一輯《不可能的物理學》(Physics of the Impossible)片集。他解釋科幻小說中的隱形斗篷、時光旅行、光劍等東西,從理論上均可成立;片中他又訪問科學家,展示多種原型(prototypes),雖然這些都是未完成之作,卻說明「科幻」並非完全不可能實現。

數學運用「機率」(probability)研究事物的可能與不可能。機率低代表事情的可能性低。不過,數學上又有一條大數法則(Law of large numbers):即只要有足夠的機會,極低機率的事情仍可發生。

在社會事務上,認定甚麼事情可以改變或不能改變,經常影響人的視角立場;有人認為社會事物受「光向直行、水向低流」般的定律規管,因此常以「不以人意志而轉移」、「不存在這問題」等措詞描述一己的立場和好惡,並由此推論反對者的結果。例如,前大學校長指罷課改變人大決定不可能,機會近乎零,因此勸學生省點力;政府首長和一眾高官亦以「存有論」(ontological)口吻告誡市民:政改方案不可變,因此可變的只有反對者。

上述的一番話並不是鼓勵罷課和佔領行動,而是想說明「教育」的本質。學校裡我們既要教導學生認識物理學和數學等知識,令他們明白事物背後的原委,認識甚麼是極可能或極不可能,但同時不能不鼓勵學生超越現實的局限,培養對理想社會的追求。理想、夢想、幻想,是生活和學習活動意義之源,也可能是為甚麼加來道雄的《不可能的物理學》這麼好看的秘密。

龐永欣   pongdidit@gmail.com

陳文敏 - 外國勢力

20141022

【明報專訊】佔中事件已進入第三周,政府願意開展對話,多少令氣氛緩和了一點,雖然難期望一兩次對話能解決問題,但總算是個開始,希望各方能好好把握這個機會,令事件最終能和平解決。

對話只能解決一些眼前的問題,政改本身仍有很多深層次和制度上的矛盾有待解決。經此一役,追求民主的聲音已深深植根於下一代,不會因為上一代的民運領袖老化而式微。薪火相傳,亦意味政改這問題不會淡化,一天這問題不解決,香港仍會舉步維艱。有人問為何港英年代不比現在民主,市民卻不會整天爭取民主?這種論據,猶如問二十年前還沒有手提電話,為何現在人人皆耍手執最少一部手提電話?社會在變,從政者也得與時並進,以前書信往來大家等幾天便收到回覆已興高采烈,現在電郵若三分鐘不回覆對方已會極不耐煩,社會的變化比我們想像要快,上一代願意為爭取民主等三十年,新一代已再沒這份耐性。

中國領導人希望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是絕對毋庸置疑的,但香港有別於內地城市,它是一個充滿活力動感的地方,壓抑式的管治只會令它失去活力。政改其實只是一個內部發展的問題,有人卻將它提升到國家安全和西方陰謀的層次,其實多是杯弓蛇影,就如中國不明白外國為何不相信中國會和平崛起而將一些正常的外交行為說成霸權擴張,外國亦不明白為何西方的尋常活動會成為圍堵中國的部署?在這種缺乏自信的思維下,與外國國會議員吃飯便成為通奸賣國的證據,商人支持佔中的捐款便說成是外國的捐款,參與外國團體舉辦的研討會也成為勾結海外勢力的罪行,甚至說外國有本手冊教導如何佔中,這種無稽的推論已近乎歇斯底里。試問香港有哪個成功的商人在西方政壇沒有朋友?哪個成功的專業和外國沒有密切聯繫?整個佔中運動並沒有質疑中共政權甚至港府領導的權威,所謂外國勢力威脅論,多是上綱上線之疑。真的要牽制中國也毋須靠在港搞民主運動。作為國際城市,外國的關注是理所當然的,當一天外國對香港的事情不再關心時,那才是香港的悲哀!

馬傑偉 - 老屈

20141022

【明報專訊】不到旺角現場,你會以為是戰場,暴力衝擊,鮮血淋漓。血,流在臉上;鐵馬,飛擲眼前。警察,在平亂;搞事者,是暴民。

星期日午夜往旺角,已是警民對陣。一邊防暴隊一排一排;另一邊,數以千計的MK人頂住鐵馬。圍觀人數眾多;男女老少,加上唐狗番狗,龍蛇混雜。

有一邦勇武之士,好勇衝擊,兇神惡煞;但大部分的示威者,守在戰線,並沒有什麼危險動作。此時防暴集結,步步進逼。碰撞一刻,電光火石,警棍雨下,啪有聲,令人毛骨悚然。示威者在守,警察在追擊。偶有破口,馬上衝前追打。兜口兜面打下去,就是要你頭破血流。片刻之間,我背脊發涼,馬上找個暗角避風頭。後街頹坐,是個受傷少女,由醫護看守。外街攻守叫嚷之聲不絕於耳。怪異之處在於,兩條街不到,已是安靜祥和,不理隔岸煙火。

在現場見證衝突的朋友可以直擊——大部分示威者沒有武攻,只是退守。施暴者大多是警察,雙方武力懸殊,打起來,示威者一定敗陣。事實上沒有打出手啊,都是警員進攻衝擊。那為何達官貴人把旺角示威說成是暴亂?那為何《人民日報》指控香港搞獨立?MKMK佬,吃了十隻又肥又大的死貓。被打卻被控打人,被屈卻被指屈人。而且,屈辱就在現場——警方喝罵,停止衝擊!但是警員正在衝擊!連路邊的我,平靜站住,也有差佬怒睥,幾乎要上前上演「暗角打鑊」的新聞。「老屈」一詞聽得多,「屈上心頭」今晚現場體驗,而且係屈到頭破血流。坦白說,我認為事到如今,應退。但無論立場如何,也不應扭曲事實,屈出一個暴亂的死局。

李怡 - 污衊的效果是不斷促使香港人覺醒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22日

在昨天與學聯的對話中,政府表示會向港澳辦提出一份8.31後香港的民情報告,報告肯定提到佔領運動,不知會不會說這是「外部勢力」介入的運動。「外部勢力」介入,最先由《人民日報》提出。梁振英秉承上意,更加碼說是「從不同國家來自全球各地」的「外部勢力參與」。相信接下來會是大陸傳媒再引用梁特的話來自我「證實」。這是中共慣常使用的內轉外再轉內的循環自慰的宣傳把戲。

香港爭取民主人士是有邀請外國勢力干預的,無論是李柱銘和陳方安生到美英游說,還是網民發動要求白宮關注,要求英國發聲,都希望國際社會對中共破壞一國兩制的情況予以關注。但在中共與西方國家有龐大經貿利益聯繫和國際戰略合作的景況下,外國勢力除了禮貌的回應,至今對香港人的抗爭幾乎沒有吭聲,更別說包括金錢在內的介入了。西方當政者為了迎合社會的民主價值觀,會表示與中共領導人會見時當關注香港事態,但從他們國家利益出發,他們其實是不想表態得罪中共財神的。當中共港共講外部勢力介入的時候,我們不能不問:這些外部勢力介入香港雨傘革命的目的是甚麼?介入對他們自己國家有甚麼好處?抑或只會使他們同中共在許多國際糾葛外再增添不必要的困惱?答案顯而易見。真正關注香港雨傘革命的只是西方媒體,政治勢力的反應其實是相當低調的。

中央電視台兩天前刊登在香港街頭訪問一名女子,她操純正普通話,字幕顯示她是「香港市民」,她聲稱有朋友收了2,500元去佔中兩天。這段說純正普通話的訪問用來騙大陸人恐怕也不容易,香港人看到相信只會聯想大批來自大陸的大媽證據確鑿收費圍堵《蘋果日報》的事。如果說「外部勢力」介入的「外部」是指所有香港以外的地方,那麼中共發動大陸人來港反佔領和圍堵《蘋果》就真可以說是「外部勢力」介入了。而且,《基本法》22條有規定,中央所屬各部門是「不得干預香港自行管理的事務」的。

中共對香港佔領運動的另一污衊,是指「佔中真正目的是推動『港獨』」,而證據是學聯在政總外的主台打出了「命運自主」口號,《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說這「反映佔中組織者及幕後操控者真正目的並非為民主選舉,也不是『一國』下的『高度自治』,而是要香港的『自主』、『自決』,乃至香港『獨立』。」

如果說「自決」與「獨立」有關連,還說得過去,因為許多地區的自決極可能是為了謀求獨立,儘管自決權在兩個人權公約中都列為第一條,謀求獨立絕不是罪。但把「自主」扯上「獨立」則實在是過度演繹。命運自主是作為人、作為人類社會的最起碼的人性需求;倘若沒有自主,就意味着還沒有脫離奴隸社會。民主其實就是自主,從來沒有「他主」的民主。也許在中共治下,人民的確沒有命運自主,也許把命運自主扯到政治上的獨立,正正說明中共的根本目的是要香港人做奴隸。這一過度演繹更使我們知道,這場雨傘革命對我們來說,是如何重要了,因為沒有這樣的抗爭,我們就從此沒有命運自主,而最終會墮落成為奴隸。

佔領運動開展了25天,這場運動與過去各次示威遊行不同之處,是從沒有出現過龍獅旗和青天白日旗。如果說,這兩種旗幟有否定香港目前的政治歸屬的含義的話,那麼這次運動對政治歸屬可以說沒有提出異議。看來,把「命運自主」扯上「獨立」,不僅是一種栽誣,而且暗示中共會對一國兩制作全盤否定。

有分析認為中共決不會對香港爭普選讓步,是因為怕引起骨牌效應,使新疆、西藏等也會要求選舉權。這種分析並不確當,因為香港實行一國兩制,而其他省市並無兩制規定。人大常委的決定也不是不可改變的一錘定音,因為中共按政治需要修改憲法和法律,早已司空見慣。問題只是政治壓力是否大到促使它修改而已。學聯堅持要對話就不能清場,目的也是要爭取在一定的實力地位上對話。

前天,練乙錚在《信報》的文章中說:「港人支持本土主義和港獨的,無疑只佔極少數;不過,就算大家不認同這些思潮,作為一般原則,也應該支持談論和探討這些思潮的權利。否則有一天,大家會忽然發現,自己的思想也在被禁之列。」

不僅如此,而是即使不認同本土主義和港獨,只要堅持自主和追求民主,到頭來還是會被專制政權誣為港獨。

中共官方對佔領運動的不顧事實的污衊,正是延續它一貫的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思維,也就是在效果上不斷促使香港人追求本土民主的覺醒。 

陳沛敏 - 贏到林鄭贏唔到劉華

2014年10月22日

一場大家無期望卻又很期待的對話,順利結束。學聯以守代攻,基本上無得輸,因為道理本來就在他們的一邊,加上現場表現不亢不卑以理服人,用青春真誠,對照出另一邊耍官腔遊花園的無能平庸。

對話桌的兩邊,分別坐了官、民,也分別坐了香港的兩個世代。學生的一邊,周永康淡定斯文,但話裏藏針,刺中林鄭要害:「當年唐梁之爭,香港人完全係局外人咁睇;『局外人』係點,我諗林鄭月娥司長而家有深刻嘅體會。」叫主持人鄭國漢「做多啲功課」,秒殺「不偏不倚」,反應敏捷。

梁麗幗同學主力憲制法律觀點,集中猛攻「8.31人大常委會決定不可撼動」的迷思。對着年齡大她一倍、兼是堂堂律政司長的袁國強,毫無畏縮,冷靜從容。她直斥對方以中央第五部曲有權不任命特首,就在第一、二部曲自行放棄民主;一句「自斷雙臂」,漂亮KO袁國強。

岑敖暉結辯改用感性呼喚,指出政府不斷叫爭取民主的香港人讓步,但其實港人已作了很多讓步,罷課、佔領街頭有家不回,讓出學業、時間甚至未來可能坐牢而失去自由,以爭取基本而平等的政治權利。他繼而向政府五人組發出良心呼籲,希望作為「被時代選中的官員」,認真思考「做民主英雄還是歷史罪人」?

反觀受梁振英「委派」的五人組首領林鄭月娥,完全發揮不了「好打得」的本色。立場觀點無新意,叫香港人發揮創意、誠意討論人大框架內民主化的可能性,她的發言卻沒半點創意一分誠意。甚麼多方平台、民情報告,很難令人收貨。最後「警隊克制是出於對學生愛護」,更是一大敗筆。

至於稱呼學生的英文名,本想表現親切,但其實在外國學校亦有教師會稱呼學生先生、女士(例如Mr Chau),以示當對方是平等的成年人看待。

全場唯一出乎意料之外,是賽後一致公認「表現最佳」的官員是劉江華。他跟邱騰華二人全場零發言,卻搶盡其他官員風頭,得到廣大網民最多關注,認為他顯示了對話的最大誠意,因而獲封為Man of the Match。完場後他第一時間上前跟學聯男神握手「交換波衫」的舉動,更足證香港納稅人以每月近廿萬公帑供養他,完全是物有所值,天生佢材必有用,是政府代表的唯一亮點。

陳沛敏
記者

蘇賡哲 - 二二八與雨傘運動

都市風雲   香港太陽報   20141022

擔心雨傘運動不能善了的人總是想起六四。其實如果真的出現不幸收場,雨傘運動的大背景,其實和六四時的大陸不同,而更像台灣二二八事件。當年的台灣與九七後的香港,都經歷了從殖民地轉換宗主國的非常時期,兩地民眾都感受到來自祖國的統治者或其代理人,在管治質素上遠不如異族殖民者。其中的分別是,由於海峽阻隔,台灣人在主權易手初期,對國民黨政府了解不深,出於樸素的民族感情,尚懷有比較高的期待。香港人對北京政府的了解,比一些受資訊封鎖的內地民眾更深刻,所以一早就沒有期待。樸素的民族感情,如司徒華這些人也有,所以形成與虎謀皮的民主回歸派。

也因為台港兩地的期待感有別,台灣人「回到祖國懷抱」的美麗憧憬在國民黨醜惡盡現下幻滅,爆發出巨大憤怒;香港人則明白,老虎終歸不可能自脫其皮,所以吞忍延緩到現時才爆發雨傘運動。

二二八事件的抗爭者是自發的群眾,沒有統一組織和指揮者,雨傘運動亦然。但當年不滿陳儀弊政的台灣人尚可以去南京向中央請願,今日港人全都知道去天安門廣場請願會有甚麼下場。二二八一開始,政府就開槍,因而民眾也還之以武力。政府誣之為台獨與美國、日本勾結,而由共黨煽動。今日,朝廷對雨傘運動的指控也一樣,只是少了共黨煽動,當然因為他們自己就是共黨。

2014年10月21日星期二

王岸然 - 政治不是秩序問題

作者blog   2014年10月21日

整整三個多星期過去了,群眾佔據馬路的熱情並未減退,整個特區政府對現況束手無策,過去一周連番再犯侵犯人權的大錯誤,這本是極大的政治問題,善於在語言小技巧上自欺欺人的梁振英已經脫離現實,他對目前在佔領街道市民的民情理解能力,恐怕比在北京的官員更差。前周筆者已經明確指出解決問題只有梁振英下台,這決定北京當然難下,但是,還可以再拖延嗎?

兩周前,筆者也以為民眾的熱情會在一至兩周內冷卻,在無人守衛大片地方下,不得不收縮規模,進而棄守旺角及銅鑼灣,金鐘也最終縮回政總。今天,我可以斷言,三個月內不出動解放軍,港人將繼續佔領各區,大家會與三區共渡聖誕及農曆新年。進一步,只要梁振英在任,餘下3年在他的管治下,這三個「佔領區」將與他並存,這將是北京不肯撤換他所必須準備付出的代價!

北京愈遲更換梁振英,政治代價愈大。與兩周前不同,泛民主流已經不再強調梁振英下台,也不強調追究濫用警權的責任(沒有放棄,只是不特別強調),而是「對話」。如果北京以為泛民軟化,放棄迫北京更換特首,放棄迫曾偉雄、黎棟國問責,只希望重開對話淡化民情而且最終會主動撤退,便大錯特錯。如果一如北京的定性,泛民是外國勢力的代理人,則這些代理人最重要任務是推動民主而不是推倒一個無能的特首以消減民憤,解決當前的危機。

市民智慧超越政客

正好相反,一個頻頻犯錯的特首,一個民望一跌再跌的政府,一個令到民眾要自發武裝對立的警隊,一個令到中環上班精英群也自發出來支持的運動,是千載難逢爭取民主的良機。筆者說了20 多年,始終是鏡花水月的人民力量,忽然出現,這簡直是天賜良機,泛民再怕死,也不願輕輕放棄這個難得的機遇。

更何況,當人民起來的一刻,泛民作為長期的政治代理人也根本已被奪權,只能順民意而行,不能操控民情。現在的局勢,一如10 年前董建華的最後歲月,泛民根本不希望他下台。泛民現在最希望的,只是縮小運動的規模,以便主流可以重新控制運動的進退主權。

只是,借用一句潮語:「村民唔係咁諗。」與尊貴的政客不同,是一般的民眾在過去的三周多次承受了惡警及黑社會的欺凌,而且堅持過來,人民已經承受了槍炮以外最大的暴力威迫,已經有了經驗及準備,再也不會輕易言退。

政制問題不易解決,是一般港人的常識範圍,今天學生與政府的談判,未開始大家就知不會有什麼結果,但明知會曠日持久的爭民主過程,聰明的香港人為何不肯先回家休息慢慢等?原因之一,是人民的智慧已經超越了政客,知道不守住街頭,政客一定爭不到東西,中央一定不肯讓步;其二是心中一道氣難以平息,無法接受梁振英政府自上月28日以來半句錯也不認,半點善意也不釋出,更將偉大的人民力量運動定性為破壞社會秩序的小問題,並一再玩弄手段,企圖以社會秩序問題轉移視線,借清理雜物之名行清場之實。

換一個形容,是民眾要以行動奪回運動的話語權,要以猛烈流血的方式衝擊警方的防線,告訴全世界這不是失去秩序,這是強力的抗爭。人民不怕行動升級,已經有革命的準備。

必須分勝負的抗爭

不能開槍的警察隊伍,嚴格來說只是紙老虎。警隊自己不願面對而已。13日警方在日間清理了金鐘道,筆者認定民眾一定會在晚上奪回,也到場參與坐在馬路之上。周二早上警方再度強硬清場,換來晚上衝擊龍和道的抗爭,警方已經用到最大濫權,以本來只是用來對待黑社會成員的下流手段對待善良市民,結果弄成公關大災難,人人皆熟的新聞,不再複述了。

周三及周四晚金鐘的抗爭者再衝龍和道並在其他街道快速堵路,並不是不知道奪回不易,而是在試探其他的方法以保護夏慤
道大本營的安全。警方及梁振英低估了人民的勇武,依樣畫葫蘆到旺角清場。

17日晚,筆者到了旺角,親眼見證了人民力量反守為攻的威力。這一夜不單收復彌敦道大多數的區域,而且打垮了警隊的信心。作為已到耳順之年的長者,筆者自知力量不大,但深信有同理心的市民極多。果然,2000警員應付不到2萬人一齊踏出馬路的力量,只能回到亞皆老街的十字路口死守。周六晚更令警員膽寒的是,沒有保護的市民竟然敢反攻,引致更大的暴力及流血。表面看是警隊贏了,但也嚇怕了,否則,周日晚不會讓兩名議員到場調停(筆者估計是警方主動邀約兩名溫和和泛民議員到場)。

這場風波當然不是社會秩序問題,是一場必須分出勝負的抗爭。泛民主派有更大的政治考慮想先撤退,但人民不再信任他們,政治明星有國際保護,不怕秋後算賬,但一般人民有嗎?這是一場沒有退路的抗爭,人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

陶傑 - 轉發無知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21日

佔中是一件好事。美國人發明的互聯網和手機,短訊四海達通,人人發表高見,不佔中,你還不會發現,立場不同不要緊,但認識了許多年的人,你以為很了解他,原來他是如此見識。

譬如香港許多人傳來轉去的一個中國觀點:「英國人統治了香港一百五十年,從前你們沒向英國人要過民主,為什麼現在要?」

這個問題,對沒有常識的笨蛋族群,一下可以唬住,智商正常的人,打個哈哈。

「一百五十年以來,你們從來沒向英國人要過民主」──所謂「我們」,即今天的八九十後,只有二三十歲,這一代香港人,沒有一個人有一百七八十歲的壽命,即使「殖民地一百五十年香港都沒有跟英國人要過民主」,這是香港人的祖父、曾祖父、高祖父那幾代廢柴,他們從來沒有跟英國人要過民主。這一代香港人,跟他們的曾祖父和高祖父沒有見過面,完全是陌生人。

高祖父、曾祖父、祖父,沒有跟英國人要過民主,他們放棄了,關我屁事?正如梁振英的母親據說是個纏小腳的山東女人,但梁振英的女兒沒有纏小腳,不妨問梁特在英國的女兒:「你阿嫲從來沒有向英國人要申請過去英國讀書,為什麼你要去英國?你阿嫲是個纏小腳的女人,纏了許多代,你為什麼要學鬼婆一樣保留一對『天足』?」

又或者可以這樣問孫中山康有為:滿清統治了你們二百多年,為什麼在康熙雍正時你們不要求君主立憲(那時英國已經有了),在嘉慶道光時不要求共和(那時美國已經有了),偏偏要在宣統皇帝三歲時要成立共和?

大陸的中國人,問這種無知問題,可以原諒。香港許多人也將這種問題傳來傳去,而且傳閱而同意的「朋友」,有許多在香港讀過英文中學、港大中大,或在美國讀過工商管理,三個星期以來,收到這種轉發的短訊越多,我越同意:炎黃子孫確實不適宜實行英美的議會民主,人家西方民主沒有問題,是一大群腦殘人士的大腦基因有問題。

吳靄儀 - 特首可以服務商業機構換取報酬嗎?

2014年10月21日

【明報專訊】「(政治委任官員及行政會議成員)是我們的政治領袖,而行政長官更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市民對這群公職人員廉潔奉公有極高期望,認為他們會遵守最高尚的操守準則,僅僅符合法例要求明顯並不足夠。」(李國能:《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報告)

傳媒揭露,梁振英在2011年參選特首期間,與澳洲企業UGL簽訂秘密協議,UGL分兩期在兩年內付給梁振英共400萬英鎊,換取梁振英支持其收購DTZ,並同意不時以轉介人和顧問身分為推廣UGL和DTZ提供協助。協議書日期為2011年12月2日,即梁振英宣布參選之後5天,辭任DTZ董事及亞太區主席生效前2天。梁振英2012年3月25日當選特首,7月1日上任,該400萬鎊酬金的第二期付款日期,所以是2013年12月,梁振英任特首期間收取。梁振英沒有就該協議或所收取款項作過任何申報。

特首可以接受商業機構酬勞,向其提供服務嗎?顯然任何香港市民都認為絕不可以,而就該協議及酬金秘而不宣,直至傳媒揭露,更加深市民懷疑他自知不當,有意隱瞞。這種行為,絕對不符特首應有的操守。

《基本法》訂明,特首須廉潔奉公,在就任時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財產,記錄在案。根據行政當局回應上屆立法會查詢,特首自願遵守行政會議利益申報制度,定期申報須登記的利益,以及在特定範疇的財務利益、年中若有變更,亦須通知。

梁態度迴避 解釋犯駁

梁振英對傳媒質詢的回應態度迴避,解釋犯駁。首先,他辯稱該項協議,只是防止他日後與UGL競爭的「離職協議」,他從沒有向UGL提供任何服務。

其實問題不在於梁振英有沒有向UGL提供服務,而是他是否合約上有責任向UGL提供服務,而協議文本清楚寫明UGL有權要求他「不時」提供服務,梁振英根本無法抵賴。不但如此,他還畫蛇添足,手寫加署"provided that such assistance does not create any conflict of interest"(「有關協助須不會造成利益衝突」) ,正是欲蓋彌彰,證明了他清楚明白不只是「不競爭」,而是要提供協助,所以才要加註,以求規限所涉的協助。反過來說,就是只要有關協助不會造成利益衝突,他就要履約提供。

不但如此,這句加註,也證明政府新聞處最初回應稱「梁先生只會在一旦競選失敗的情况下才會提供協助」,不是真實:如果梁振英落選,他就是普通市民一名,哪來什麼「利益衝突」?剛相反,這正好顯示他加註時已想到有可能當選,到時就可能有利益衝突。再深一層,這句加註,其實是為日後自辯埋下伏筆。以此人城府之深,這絕非不合理推測。

所以,記者單刀直入,問特首辦為何梁氏上任之後沒有取消協議,反而繼續收錢,特首辦便無詞以對。

如果該項協議涉及提供服務換取酬勞,特首辦對梁振英為何從無按制度披露協議,申報利益,辯稱協議按規定毋須申報,也就無法成立。不提其他,2013年12月收取200萬鎊就是「財務利益」,必須申報。

當然,首先梁振英要當特首就不能簽署這樣的協議,簽署了也要尋求解約,而不是繼續收錢。不需提供原定服務而繼續收錢,更難免令人疑問,特首會否欠UGL人情,要以其他方式報答?

若可能引起疑問 為何不申報

梁振英究竟誠實相信這項任何人都看到須申報的利益不須申報,還是他立心隱瞞?以梁振英的精明腦袋,他不可能一時不察覺有疑問;若有任何疑問,誠實的候任特首必然會提出來在行政會議討論,而不是在一件涉及自己私人利益之事獨行獨斷。按照梁振英所透露,他曾徵詢過專業意見,認為毋須申報,又毋須納稅。問題是,事涉特首誠信,他既然察覺有需要弄清規矩,為何不諮詢行政會議?為何不諮詢首席法官?更簡單,若有可能引起疑問,為何不選擇申報,作為最光明磊落,符合最高標準的做法?

梁振英身為DTZ董事,他在UGL收購DTZ過程中是否有瞞騙股東私自收受利益、是否違反誠信責任、有沒有觸犯防賄條例等等,涉及多方面的法律問題,本文不打算加入討論。但值得提出的是10月11日《南華早報》資深財經評論人Shirley Yam就此事的專欄文章(Leung the politician needs to explain arrangement with UGL)。文章認為,商界邏輯不看政治角度,大多視整件事為一宗精心設計的合法交易,例如梁振英在2011年11月24日就已辭去DTZ職位,於是12月2日跟UGL簽約時已非董事,因而沒有責任向董事局披露等等。所以,法律上抓得住他過失的機會不大,雖然政治責任上他可能有很多解釋之處。

是否如此且不論,但正是愈精心設計就愈難令市民信任這位特首真的是光明磊落,大公無私。機關算盡,保障私利,逃避申報,以為法律上找不到錯處就可以穩如泰山,一旦坐上特首之位,公眾利益還會安全嗎?多行不義,東窗事發,香港聲譽也大受打擊。

曾蔭權任特首,因貪小惠,結果慘淡收場,當時他委任以前任首席法官李國能為首的小組,研究防止及處理政治委任官員及行政長官潛在利益衝突的問題及提建議。委員會在2012年5月提交報告,作出多項建議,包括將行政長官申報利益的政策和方法制度化,而非由行政長官自願遵守或自己訂立規則。當時候任特首表示會全速處理,但至今上任已兩年,卻仍未見立法落實,多番追究,依然不得要領。然而,報告指明,行政長官有申報責任,尺度至少應與其領導的人員同樣嚴格,在懲處方面:「根據現行政制框架,適用於行政長官的懲處有《基本法》第73(9)規定,在行政長官嚴重違法或瀆職的情况下,立法會對行政長官進行彈劾的程序。」

立法會採取行動這就是最清晰的基礎。

陳沛敏 - 「香港已經冇嘢可以輸」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21日

如果不是佔領運動爆發,就不會有社團組織各路人馬來圍堵阻撓《蘋果》出版。如果不是有人圍《蘋果》,《蘋果》就不會申請禁制令。如果《蘋果》不是向圍堵者派發禁制令,那位警察叔叔就不會在鏡頭前向圍堵者說:「(禁制令)可以唔接。」

經此一役,大家對禁制令的認識加深了。法庭批出禁制令後,要由申請一方執行。申請一方可找執達吏代勞,執行過程出現違法或破壞社會秩序安寧情況,例如肢體衝突,警方可介入執法。視禁制令如無物,則屬藐視法庭。

《蘋果》以禁制令對付圍蘋者,但實際執行起來,還是困難重重。林鄭與學聯對話前夕,民建聯律師代表一些運輸業團體,以禁制令試圖阻止市民佔領旺角,效果更加成疑。法律上兩者都是用禁制令,但兩者要處理的問題本質不同。

且看佔旺市民如何回應禁制令(有線電視報道):

留守者A:「其實我哋而家都係犯緊法,我哋好清楚自己做緊咩嘢,就算禁制令出咗,我都會企出來。」

留守者B:「唔擔心得咁多,因為我哋要爭取嘅係真普選。要我哋走好簡單,畀真普選我哋。」

留守者C:「我會繼續留喺度,我由9月28日留到而家,就算點樣禁制都要留喺度,因為香港已經冇嘢可以再輸。」

反觀日前午夜在壹傳媒大樓外,我親眼看見兩個剛叫完「肥黎喪盡天良」的大媽,轉頭望着壹傳媒一男職員,竊竊私語「嗰邊嗰個係咪肥佬黎?」他們只是聽人指揮擺佈,為的只是每人幾百的維穩費,理論上不會為幾百元冒險犯重法。

但在旺角佔領區的市民,他們完全清楚公民抗命的目的。黑幫侵犯威嚇,他們不走;警棍武力鎮壓,他們不退。一紙禁制令,只怕對他們作用不大。

大家都說,政治問題,不應由警察解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以前也說過,政治問題,不應由法庭解決。政治問題,政治解決。今天將與學聯對話的林鄭月娥,希望她明白,她要面對的,是說出「香港已經冇嘢可以再輸」的香港人。他們抱守着的,是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堅持。

陳沛敏
記者 

2014年10月20日星期一

施路 - 再論8.31決定的效力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20日

本人曾在《蘋果日報》撰文〈揭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面紗〉及〈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不容挑戰?〉兩篇文章,論述人大常委的地位及其「8.31落閘決定」的法律效力。現就有關爭論再論述如下。

一、不能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俗稱人大常委)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俗稱全國人大)混為一談。

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朱國斌於十四日在《大公報》刊載的〈中央對港政改決定的憲法法理〉一文提出,人大常委對香港政制有決定權的觀點。其依據是,人大常委與全國人大是一體的,全國人大有多少權,人大常委就同樣擁有。因全國人大據《憲法》第六十二條第十三項擁有對香港政制的決定權,從而推斷出人大常委也應擁有這項權力。這是明顯混淆了二者的關係。

第一,兩者的職權不同。《憲法》第六十二條和第六十七條分別就全國人大及人大常委會的職權作出明確的規定。全國人大的許多權力是人大常委所不擁有的。例一,在立法方面,《憲法》六十七條第二項、《立法法》第七條規定,人大常委的立法權局限於「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以外的法律」。「除……以外」就是界定人大常委的立法範圍。有些重大的基本法律,如香港《基本法》、《刑法》只能由全國人大制定。例二,在重大決定權方面,《憲法》第六十二條第十三項,「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和制度」是全國人大獨享的決定權,而人大常委並無此權力。例三,在任免權及罷免權方面,更有明顯的高低區別。

第二,兩者的地位不同。《憲法》第六十九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對全國人大負責並報告工作」;第六十二條第十一項、《立法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全國人大「有權撤銷、改變人大常委的決定」和「制定的法律」。1981年人大常委通過的《關於處理逃跑者或者重新犯罪的勞改犯和勞教人員的決定》,因違憲被全國人大廢止;人大常委制定的《治安管理處罰法》第100條,因違反全國人大制定的《行政處罰法》,進而違反《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三項規定,雖尚未正式撤銷,但已實際不執行。全國人大對人大常委的行為不僅在憲制上還是實踐中,顯然有監督權。兩者的關係是監督和被監督的關係,地位完全不同。

第三,常設機構並不是執行機關。據《憲法》五十七條規定,人大常委是全國人大的「常設機構」,但非執行機關。在人大閉會期間,只是代行部份權力並非全部權力。代行權力的範圍在《憲法》六十七條有詳細明確的規定。該條第二十一項還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予的其他職權」。據此,人大常委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代行全國人大的職權除六十七條明確規定外,就必須據該條二十一項由全國人大特別授權。

據此,全國人大據《憲法》及香港《基本法》所擁有的對香港政制的憲制權力,未經明確授權,人大常委不能取代全國人大行使。

二、人大常委本身對香港《基本法》沒有修改權力。

《基本法》第159條一款明確規定:「本法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憲法》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人大常委制定和修改應當由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而香港《基本法》顯然屬於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不屬人大常委有權「修改」的範圍。而其具有參與「修改權」,來自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屬於全國人大通過法律對人大常委的授權。如何正確理解及執行此授權,據《憲法》及《基本法》專家韓大元指,人大常委在修改《基本法》時,應相當慎重。雖然獲得全國人大授權,也應明確這一授權的範圍和界限。(參看韓大元〈全國人大修改選舉法與基本法律的修改權〉,載《法學雜誌》2010年第7期)。而據《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人大常委「修改」香港《基本法》的程序中只有兩個權力:一是對特首提交的修改建議就「是否修改」進行「確定」;二是對已經立法會批准的「修改方案」作出是否「批准」的決定。此外並無任何授權!

三、人大常委8.31決定,不能認為是「憲法慣例」。

北大教授強世功撰文認為,人大常委於2004、2007曾就香港政制作出相關決定,已形成「憲法慣例」。8.31決定,也應有同樣地位。

「憲法慣例」是憲法學名詞,一般指一個國家,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形成的涉及社會制度根本問題,並由公眾認可而具有一定約束力的習慣與傳統(見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蔣碧昆主編的《憲法學》)。其特點是不具備法律形式,是對成文憲法的補充。強世功雖無詳細說明,但從行文推斷,強是指人大常委用「決定」的方式處理香港的政制問題,雖無法律依據,但已經多次作出,已形成「習慣」,因而具有效力。但是,前二次「決定」並無牽涉對《基本法》的「修改」,只涉及何時可「修改」的問題,只純執行層面的事,無關普選的根本制度。而人大常委的第三次「決定」涉及對《基本法》的具體「修改」內容:提名過半數才可「出閘」;按原選委會組成提名委員會;2-3名。二者不能混淆。不能因為人大常委曾為執行《基本法》關於07、08後可實行雙普選的規定而作出二次決定,就推斷有權在2014就「如何修改」《基本法》作出決定,這完全是牽強附會。何況,「憲法慣例」的出現和使用,一般是在法尚無明確規定的情況下的一種「補充」,但「如何修改」《基本法》已有「五部曲」的明確規定,而又是人大常委自己作出。顯然,不能用「憲法慣例」的理由來解釋人大常委的「修改」權力。

綜上所述,結合本人前二文章,所有涉及香港政制問題必須「制定法律」;對《基本法》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大;人大常委的修改權來自全國人大的授權,只有「確定」和「批准」的權力;而8.31人大常委決定,涉及對《基本法》的重大修改,已超越全國人大的授權,而且在形式上採用「決定」的形式也違反《立法法》,不僅不具法律效力,也涉及越權違法,應予修正。

施路
自由撰稿人 

林卓廷 - 鐵馬對面,不是敵人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20日

雨傘運動發展至今,旺角的情況越來越令人擔心,警方由最初徒手搶奪示威者雨傘,再以胡椒噴霧驅趕,改為以警棍由上而下大力擊打持傘示威者。我在廉署接受「持械人員」訓練時,清楚知道警棍擊中頭部可以致命。現時前線警員以警棍猛擊雨傘陣,但視線受雨傘遮擋,揮棍時隨時擊中示威者頭部,嚴重威脅示威者人身安全,警方其實正在使用「致命武力」!雖然示威者正參與非法集會,部份人士甚至試圖突破警方防線,但並無使用武器,亦無襲擊警察,手持的雨傘只是防範胡椒噴霧,警方實無理據,以「致命武力」對付示威者。萬一有示威者被警棍重傷,甚至擊斃,香港的局面恐怕一發不可收拾,本人強烈要求警方立即停止使用過份武力,以免釀成慘劇。

毫無疑問,現時警方與示威者的關係已到臨界點,任何一方只要有過火行為,恐怕會星火燎原,因此雙方必須高度克制,避免擦槍走火。冰封三尺,當然非一日之寒。近年政府的劣政導致民怨沸騰,警隊最高層屢被質疑打壓自由,立場偏頗,令部份市民將對政府和警隊最高層的不滿向前線警員投射。雨傘運動至今,警方濫發催淚彈,黑社會毆打示威者,以至個別警員向示威者動用私刑,令示威者對警方的質疑和不滿到達沸點,有人以相當侮辱的手法對待前線警員以洩憤,令問題火上加油。

身為前執法人員,我較為理解前線警員遭公然羞辱的憤怒。然而,無論任何情況,執法者手握重要公權力,獲授權使用武力,甚至致命武力,無論對方的批評是否合理,絕不能被怒火影響專業判斷,甚至做出過激行為,例如毆打示威者,或以致命武力威脅示威者生命安全。警方必須時刻緊記,鐵馬對面的不是暴民,只是一群對不民主政制忍無可忍的香港市民,警方只要堅守政治中立,避免使用過份武力,衝突場面將不至升級。

示威者方面,請時刻緊記佔領現場經常見到的口號「毋忘初衷」。運動的目標並非要針對警隊,尤其不是針對前線警務人員,最重要是爭取落實真正民主的政制。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要爭取最大民意支持,共同向梁振英和中央政府施壓。羞辱前線警務人員,甚至其家人的言語,只會令雙方的語言越趨暴力,甚至肢體衝突越來越嚴重,令公眾憂慮運動難以維持和平抗爭原則。

我認為,現時最希望局面惡化的人,只有梁振英,這樣他才有希望,令中央接受其極左路線,以鞏固其接近崩盤的管治。因此,希望各示威者時刻緊記和平抗爭理念,以免墮入梁振英的圈套。

解鈴還須繫鈴人,香港當前面對的,不是治安問題,而是根深蒂固的政治問題,中央政府如繼續背約,拒絕讓香港實行真正民主選舉,香港將無法管治,威脅香港穩定。萬一香港不穩,內地難道不會受影響嗎?

今天,警察和示威者站在鐵馬的對面,劍拔弩張,我深信,終有一天,大家會除下頭盔口罩,經過再無鐵馬阻隔的街頭,到投票站選出我們的特首和立法會!說到底,鐵馬對面,都是港人,不是敵人!

林卓廷
民主黨總幹事、前廉署調查主任 

丘亦生 - 有咁耐風流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20日

還記得讀書時曾修讀產業組織一科,法國經濟學家梯若爾(Jean Tirole)的教科書是必讀天書,他的書不易啃,數學底子不強的我,入手時被折磨得死去活來,但當再三捧讀,慢慢卻有眼界大開之感。所以當我得知他奪得今屆諾貝爾經濟學獎,難怪有再翻翻這部舊作的衝動。

梯若爾在傳媒的曝光遠不如另一得主克魯明,加上研究的範疇是獨市生意及寡頭壟斷,以及反競爭行為的市場規管,更加不是財經界那杯茶。

諾獎得主揭A股死因

他近年對中國經濟越來越有興趣,不時到內地講學,又主辦探討中國改革的論壇。雖然他一貫低調,對中國的事情,不會輕易作出評論,碩果僅存的一次,是近10年前接受內地媒體訪問,回應內地股市長期低迷的問題時,答道是因為太多國企之故,一日國家控制着這些企業,股東回報都不易體現,再來就是公司管治差,令不想犯險的投資者望而卻步。看看這10年來的A股表現,即使歷經多番改革,但他的看法似乎依舊適用。

無獨有偶,另一實力派經濟學家兼美國前財長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早前亦發表研究,指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及壟斷,加上政治集權的制度,本身有一定脆弱性,或成為未來經濟大幅放緩的催化劑。

他認為,現時全球對亞洲再一次抱有幻想,幻想中國及印度的經濟增長,可以帶動全球走出金融危機後的泥沼,情形就如當日對日本及東南亞經濟奇蹟的狂熱一樣。

不過,正如基金過去表現絕不反映未來,要預測一地的長遠經濟增長,用近期表現來推論並不可靠,反而看看其他國家的經驗更實際,在預測轉角位時更有用。他認為,全球經濟的增長歷程,都存在「有咁耐風流」的現象,亦即所有的超常規高速增長,最終都會洗盡鉛華歸於平淡,回復跟大隊的趨勢,萬試萬靈,對於中國及印度來說,也不例外。

這股「有咁耐風流」效應一旦出現,往往來得突然及急遽,也不需要很大的政策失誤來觸發,因為這只是由連續轉身射咗廿個三分波,回歸有輸有贏的正常現象。

內地經濟增長恐煞停

薩默斯估計,一旦中國經濟增長慢慢與全世界趨同,未來廿年的平均經濟增長可能只有3.9%,儘管仍比不少國家為佳,但始終比現時逾7%不見了一大截。

薩默斯不認為自己危言聳聽,因為市場對轉角位的預測往績差勁,當年日本如是、東南亞如是,到最近歐美經濟表現都如是。

梯若爾及薩默斯兩位大經濟學家,都不約而同針對內地的國家級壟斷及權力集中問題,認為會影響企業甚至經濟的表現,現有的經濟高增長,越來越難以持續,問題是,內地在面對可能出現的真正調整時,還有沒有決心放權改革,將國家的角色縮減?我未感樂觀。

蘇賡哲 - 從細節看質素

都市風雲   香港太陽報   2014年10月20日

一直以來,民主派的抗爭活動總是注重環保,維持清潔衞生,從維園十多萬人的燭光晚會到雨傘運動都一樣。

曾說過一位美國女大學生專程回港參加運動,她負責清理垃圾。佔領區的垃圾不是一倒了之,而是先經分類,要求比市政當局的更嚴格。例如塑膠水樽,是要分開樽身、樽蓋和附在樽上的膠紙三類,因為這是三種不同的膠質。此外,空樽、空罐和空盒,要踩扁了才入垃圾袋,以節省運送去回收處理站的空間,是另一種環保理念。

既然是雨傘運動,必定有很多雨傘備受摧殘而報廢,只要看日前彌敦道登打士街口的爭持戰就明白。一把傘就此扔掉太可惜,金鐘佔領區的淑女們將廢傘傘骨拆出來,留下傘面改造成環保袋。

佔領區的報告板上貼着很多留言,大多是愛心付出。例如一位專業人士寫給做功課的學生,說明他今晚在金鐘一幢商業大廈中開夜班,暫時未能參加佔領,但他擅長某項專業,若同學們碰到困難可致電求助,他會下來義務輔導。

如果你走進金鐘佔領區,看看這些細微的地方,不難察覺這種高質素的抗爭者世上罕有,甚至比我見過西方一流民主國家的青年還要好。可惜他們生不逢時,他們遇到的對手在電視上自誇如何光明磊落,卻涉嫌將人抬去暗角拳打腳踢。我們善良的下一代,會有幸福嗎?

吳靄儀 - 政改前途在我手

明報   20141020

被警察綁上手扣拖到暗角毒打的曾健超,呼籲佔領人士不要因此而敵視整個警隊,因為「以暴易暴我們就會輸」,他的呼籲,貫徹了和平佔領的精神。以現時的證據,已足夠啟動刑事檢控,警方雖然考慮到已達臨界點的內部不滿情緒,也不能藉詞迴避拖延,否則特區的聲譽將無法挽回。而且在香港法制之下,市民有私人檢控權,政府拖延最終也無濟於事,只會陷入兩難。

市民,包括佔領者,很少不同情警察在現况之下執法的艱難處境,然而造成這個處境的,特區政府要負上最大責任。政治衝突,應由政府而不是由警隊解決,但政府高層不但不尋求消弭對立,反而刻意拖延,加深社會矛盾,以為打壓示威者的工具,其心可誅。學生既無退路,結果不是死守就是向前。若然悲劇收場,梁振英及他背後的主腦及主子要向歷史負責,要在世人前接受審判。

其實,學生及佔中三子這場運動,目標是以和平抗爭,逼政府正視民意,重啟政改大門,情操高尚,態度正面,手法文明,值得社會肯定,不幸對手是冷酷野蠻的獨裁政府。

然而,香港政改前途,不是中央行使強權,就可逼港人就範。人大怎樣踐踏《基本法》,香港立法會仍有足夠權力,否決這個「三落閘」方案,制止中央全盤操控、港人無權選擇的特首選舉。只要27名泛民議員堅定否決,政府就無法取得所需的47票通過方案。波瀾壯闊的雨傘運動,已令政府「撬票」無望。

否決方案,不代表「原地踏步」,剛相反,在千傘並舉之下,我們有足夠力量和法律權限,逼使特區政府廢除現存的功能界別組成方式;我們有足夠力量,在2016的立法會選舉擴大佔領的議席,在2017的小圈子特首選舉,發動更舉世矚目的不合作抗爭,更可在日常政府施政,逼使政府改變偏袒財閥的政策措施,創造更文明的公平社會。雨傘廣場上的佔領運動只是開幕禮,我衛我城是一場長跑,我們每個人都要整裝備戰!

練乙錚提醒大家捍衛思想自由

2014年10月20日

練乙錚先生今日信報文章提到:

『港人支持本土主義和港獨的,無疑只佔極少數(Vic:支持廣義本土主義的港人恐非極少數);不過,就算大家不認同這些思潮,作為一般原則,也應該支持談論和探討這些思潮的權利。否則有一天,大家會忽然發現,自己的思想也在被禁之列。

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是一切進步文明的基礎。筆者認為,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國度裏,人民也有權利思考、主張「命運自主」,有權利探討「自治」、「獨立」等問題而不受統治者打壓。事實上,一個地方的自由是否充分,重要指標就是那裏的人民有沒有這些權利。英國近年在處理蘇格蘭獨立的問題上,表現出優秀文明的風範,值得世人學習、深思。大陸人不說,無怪一些香港人,寧願當英國子民,也不願當「強國人」、「特區人」;這當然包括一些特府最高領導人的家人在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台上喊愛國愛港最轟轟烈烈的,也不過是做戲。』

對於梁振英收受澳洲UGL公司5,000萬港元一事,他也有精彩評論,值得細讀。

2014年10月19日星期日

畢明 - 如果你還問大家在爭取什麼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19日

■孫威軍繪出心中此時此刻的旺角。

在香港爭取民主的歷史時刻,與守護我城的這一代學生、年青人、老中成年人,共同歷證波瀾壯闊的一場和平抗爭,與有榮焉。一時,港鐵好像祇有三個車站:金鐘、銅鑼灣、旺角。走遍三處,三種風景,不一樣的生命力,同樣的壯志,一樣的初衷,初衷是愛。因為愛,才奮不顧身。

風平浪靜看不見妖邪,大是大非照得清人鬼,或許這次徒勞,但無論如何絕非無功。

9月27日晚,政總一帶,我看見一張張青葱的臉,一對對堅毅的眼睛,一個個稚嫩的身軀,手纏着薄弱的保鮮紙,有的眼也綁了,穿上廉價的雨衣,有的帶着十蚊兜的雨傘,最卑微的防護,就這些可憐裝備,為說好的真普選而戰。被說成是殺傷力武器,被說成別有用心。雨衣下,我的心和眼有點熱。良知先要有才能被埋沒。在這是非硬是不分,美麗說成醜陋的年代,我看見希望。

用保匪黨最喜歡的「成功爭取」說,這許許多多把雨傘,成功爭取到這片土地繁榮背後的真面目,由思想到道德,由手段到價值觀,藏污納垢,有幾多扭曲,有幾多變態,有幾多癌細胞,暴露無遺,豈止是照妖鏡,簡直是照妖X光。你意想不到的,從9月28日一直發生到現在,22日,要多爛有多爛,要多暴有多暴,要多卑劣有多卑劣。赤裸裸的現實摑醒了幾多人的道德勇氣。滔天民怨之後是轟天民憤,如雷的佔領鳴冤之路是逼出來的。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

盾牌,胡椒噴霧,警棍,催淚彈,橡膠子彈。保鮮紙,口罩,雨傘,血肉之軀。

如果你還問大家在爭取什麼,我告訴你,是有一天學生不必因為和平抗爭被濫捕、被不合理扣押拘留。如果你還問大家在爭取什麼,我告訴你,是有一天稚嫩的臂膀不必以主婦的裝備保鮮紙+傘來抵受87枚催淚彈甚至橡膠子彈。如果你還問大家在爭取什麼,我告訴你,是女性站出來文明示威不必被「和平非禮」,是黑幫不會以尋釁滋事疑似代替警方執法,是警察不會濫用私刑,是惡法惡權不會在眾目睽睽下明目張膽,是記者可以有尊嚴,新聞可以有公信。是別載一團團示威演員來上演鬧劇低能破壞,是拒絕連循環再用都污染地球的議員在議會大放厥詞膠論連篇。是和平抗爭不必時刻恐懼被暴力鎮壓,有性命危險。是希望有一天,所謂「社會賢達」「善長仁翁」,在危急關頭別做道德經紀,販賣清場,為專權而非公義發聲。

馬丁路德金說:And so we've come here today to dramatize a shameful condition.

遍地開傘,因為遍地不公。爭取是政府要對市民負責任,無恥無能無德的官員要承擔。劏房囤地金腰帶,僭建特首袋錢快。問責?連問都不准問,想對話,得個冷冰冰的專權鐵閘。

雨傘茂盛開花,照明了富庶的物欲繁榮背後文明自由的貧脊。新聞沒有自由、集會沒有自由、電影沒有自由、電視牌照沒有自由。連做個有良知的藝人都沒自由。

是誰燒滾那憤怒的雪球?是誰把防暴警察變施暴警賊?是誰令遍地僵局。不是學生,不是市民。眾志成城,以不惜被捕的勇氣為了自由而戰,力抗全世界都走向更完善開明,偏偏香港要倒退至更極權反智官僚腐敗。

東漢史學家、政治家荀悅說治理天下在先滅四患:偽、私、放、奢。虛偽敗壞風俗,私心敗壞法治,放蕩敗壞秩序,奢肆無忌敗壞制度。689政府像集郵般四患一套儲齊。

在這片我們至少三代人在此生長生根奮發之地,縱使政府誠信清盤,就是不信我城公義破產,就是相信這地有豐富的勇氣資產,有肥沃的正直土壤,有優厚的和平善良,任你如何否定,就是相信每一個人的獨立思考,相信自發熱情,相信單純動機,相信真心不變。在人群裏,不止有熱情和信念,還有理性和紀律。那種美麗的能量是驚人地感動閃亮的。

2014不是結束而是開始。爭取兌現說好的一國兩制,兌現基本法承諾,為說好而彈票的真普選收一筆壞帳,不再玩無限捉字蝨讓大家硬食山寨普選祇能在欽點的廢柴中選垃圾A或B。

無仇無敵。堅持不以對自由的渴求而從仇恨之苦杯取飲,堅持不論被任何形式任何黑白勢力尋釁煽動,堅持以無比克制的精神力量對抗肢體武力。連儂牆上有留言寫「警察哥哥姐姐,其實我們都好愛你」,附加「和平抗爭」和「心心」。不站道德高地,是腳踏實地。不要做烈士,今時今日都要烈士可悲而out到冇朋友,但決不可做無限逆來順受的膠鵪鶉。

網上廣傳有的士大哥說,沙士都捱得過,什麼捱不過?沙士,是中央送的,隱瞞疫情,防治不力。他支持學生。我遇的的士大哥說,「學生爭取是他們的將來,是他們的權利,我無資格批評,我也不懂,但我想,不是幾個人幾百人在做,那麼多人一起,一定有它的道理。」

雞蛋與高牆。雨傘和風暴。

希望日後,傘祇需為孩子遮蔭,保鮮紙祇為純真保鮮。

人生,那怕有憾,就要無悔。 

沈西城 - 俯首甘為奴才狗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19日

魯迅名言「俯首甘為孺子牛」,我今為下一轉語:「俯首甘為奴才狗」。奴才狗如今社會上俯拾即是,更僕難數。上海于大哥傳來一則楊錦麟微博文章〈被洗腦的十大表現〉,直斥奴才狗醜態,精采畢呈,不妨轉錄供諸位熱血良知一讀。(註:文章經刪減)

1. 一開口便是民族、國家和政府的安危、盛衰和榮辱,對於自己的基本權利、自由和尊嚴,從不思考,對於身邊的各種不公不義和無數無辜、無助和無告的弱者,漠不關心。

2. 任何人對於民族、國家和政府的批評,對於歷史真相的還原和揭露,便認為是漢奸、賣國賊。

3. 政府和政府壟斷性控制的官媒抹黑、譴責、批判和審判誰,便跟着踏上一隻腳、吐上一口痰,甚至扔去一塊石頭。

4. 只要是涉及日本問題,必須是旗幟鮮明的仇恨掛帥,容不得任何妥協和中立。

5. 陰謀論濃度高,只要是中國的問題和麻煩,都一定是美國和國際反華勢力的陰謀。

6. 製造敵人的衝動強烈,儘管中國在國際上已經夠孤獨、夠自絕了,而且國內的疆獨、藏獨、蒙獨和台獨已經被硬生生弄假成真了,但仍然不嫌多,製造一個港獨的衝動正在湧動。

7. 思考的起點和終點都只有主權、國家、政府和民族,整個思維的工具箱中,永遠沒有個人、公民、公民個人基本權利。

8. 只知中國食物有毒和食物中毒,不知意識形態有毒和意識形態中毒,不知道這個國家的一切公開發佈的文字和影音信息,都處於官方在嚴密的監控和審查之下。

9. 有強烈的權力和財富崇拜衝動,不知道世界上只有極少幾個國家會因言獲罪。

10. 因為無法克服內心的恐懼,無法認識肉體和物質之外的價值存在,把自己的冷漠和麻木當作冷靜和理性,並冷嘲熱諷那些敢於為權利和公義抗爭的同胞!

文章寫得鞭辟入裏,教人拍案喊絕,如文中第五條文,香港典型例子不少。「范婦人」公開批評學生受「人」利用,這些「人」正指外國反華勢力,外國反華勢力者何?美國也,卻不敢明言,正是共黨恒常鬼祟、抹黑作風!既有反華勢力,何不公開證據,讓咱們老百姓明白?日友用蹩腳國語對我說:「沈君!有沒有外國人在今趟香港學生抗爭運動背後支持,目前為止,尚沒有明確證據,即便真有,也不能就認定是反華勢力。你要知道呀!在外國有不少民權團體,對那些敢於爭取民主的國家、城市,會義不容辭地聲援甚或提供實質幫助,這不是什麼暴動叛亂而是正義的行為!」我心裏明白,可中央老爺們的邏輯思維是與常人相悖的,外國人聲援抗爭就是干預中國內政,伺機製造港獨,這又正應合了文章中的第六條文。

其實有外國勢力不一定是壞事,金庸先生這樣說過——「中國本來是一個文弱、慢慢腐化下去的一個民族,但在匈奴、鮮卑等外來民族侵略後,跟漢族結合起來,有漢朝、唐朝,又興旺起來,有了外來的民族以後,大家團結融合,我們整個民族就奮發起來。」還有我因為支持學生,說了幾句良心話,便給惡友指罵為漢奸、賣國賊,這不正是文章第二條文所說的嗎!

朋友!你們不妨想想,這廿多天來是不是常常聽到上述文章裏所說的言論?言論會分別從你身邊不同的男女老幼朋友嘴裏說出來,對不?我跟一個左派文化界朋友提起這篇文章,他說看過,垂首吁氣:「西城!這就是長期受到洗腦的惡果!」相對黯然。

香港目前的僵局,不難解決,只要政府釋出誠意,窘況隨即迎刃而解。梁振英厚顏說:「我不會辭職,也不需要辭職,即使辭職也解決不了問題!」呸!天大屁話!他沒知道抗爭人們的兩大訴求嗎?其一便是「梁振英下台」,你下台,人們怨氣消,馬路上的人群和路障即不全撤,至少去了七八九。台灣馬英九總統「雙十」發言,引用鄧小平名言改兩字鼓動「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前有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短短三十多年,中國經濟騰飛,躍居世界經濟大國,循此邏輯思維,「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二三十年後,香港大有機會成為世界上最民主城市,到時經濟、民主一把抓,豈非十三億炎黃子孫之福!毋妨先在香港搞「民主特區」以觀後效,若成績斐然,即證民主不是洪水猛獸,而是治病之藥,既能祛病,何不推行全國?民主普及,中奴港奸就不必爭做「奴才狗」矣!

(附記:陳佐洱稱梁振英為硬骨頭,改一字曰「賤」,賤骨頭!)

區龍宇 - 誰是豬?誰是人?豬人兩不分

周日話題   星期日生活   20141019

【明報專訊】讀者都很熟悉奧威爾的《動物農莊》:故事落幕前,肥豬王拿破崙與動物農莊的前度敵人即人類,舉杯慶祝,而一眾同胞動物,只能在窗外眼睜睜看着從前的壓迫者(人類)與現任的壓迫者(肥豬王)聯歡,分不清誰是豬?誰是人?

今天中國同樣在搬演《動物農莊》故事:執政黨從前被國民黨罵為「裏通蘇俄,專拿盧布」的叛國賊,今天當權了,便又重演國民黨的戲碼,而且變本加厲:因為它在二三十年代的武裝革命,得到蘇共的物質支持,此事千真萬確;反之,說這次佔中運動是美國策劃和資助的顏色革命,則純粹誣衊。有中國特色的肥豬王,真的特別「偉光正」。

這種「偉光正」邏輯是這樣的:佔中運動首先是三子發動,三子屬於泛民,而泛民一向親美親英,不少接受過美國國家民主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of Democracy, NED)的資助或參加過其活動,所以都是美國代理人。但任何人都知道,雨傘運動根本不是泛民領導的。三子所企圖發動的佔中,因其懦弱搖擺,也從未發生過;所發生的,是學聯首先在72日發動佔中預演,繼之以922罷課,以及9月底開始的雨傘運動。928日戴耀庭宣布正式佔中,是借雙學的光而已,所以三子以後也無威信領導運動,遑論泛民。

羅織株連莫此為甚

至於某「黨報」說黃之鋒收受過NED資助,當事人已經否認,而有關黨報亦無法出示證據。更好笑的是該報發表一張照片,上有黃之鋒與陳方安生及不知姓名的白人。啊,這就是「裏通外國」的罪證了。如果它在發表之前,先查查資料,該不會犯此錯誤的。200495日,《英文虎報》報道,NED透過資助另一組織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NDI),為多個本港政黨提供技術協助及培訓,包括民主黨、民建聯、自由黨和前線。同年97日,《信報》報道,自由黨和民建聯否認接受過美國資助,但都承認參加過有關研討會,蔡素玉甚至講「參加了幾次」。呵呵,那麼民建聯豈不也是「美國代理人」?

美國資金也資助中國公共機構

早在同年33日,《明報》已經報道了美國國會總審計局(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GAO)在年初提交給眾議院的報告,報告顯示過去5年美國政府共花3900萬美元於「發展中國民主的基礎項目,也向一些與中國官方和司法部門聯合建立的機構提供資助」。這份GAO報告今天仍然可在網上找到。美國這些公帑,固然有資助大陸/香港的民間團體,但其實也一樣有直接或間接資助大陸的政府部門/事業單位以及大學等機構。按照這份報告,這包括了資助中國最高人民法院,人代會及其伙伴機構,去改良中國刑事法的辯護程序。但美國的資助,不限於直接資助。眾所周知,種種國際機構,如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國際勞工組織、聯合國發展計劃,更不用說那些所謂純經濟援助的世界銀行外援計劃等,都有資助中國政府或者各種公營機構,而美國又是這些國際機構的重要資金來源。是以GAO也有責任向國會報告這些國際機構的中國項目。例如,聯合國發展計劃便資助了中國有關機構從事選舉制度和刑事法的改良項目。亞洲發展銀行在19992006年間,同樣就相似項目資助了中國有關機構355萬美元。

如果想找較新數據,可以參考美國馬里蘭大學法律學院的Thomas Lum2012年的有關論文。

或者有人說,這些報告與論文屬一面之詞。問題是中國政府自己根本不會公布有關信息,所以,資訊不平衡的責任,概在北京。

美國私人基金

不過,大陸媒體有時候還多少披露這方面消息。2004223日的《經濟觀察報》報道了英國學者安東尼.塞奇(Anthony Saich),曾擔任2002年清華——哈佛中國高級官員聯合培訓項目的倡導者,為新一代中國官員提供管理培訓。之前他擔任過福特基金會駐中國首席代表。

福特基金會,不同於NED,是私人基金會。大陸喉舌對於這些美國私人基金也常常指為干涉中國內政的勢力。實際上呢,美國很多這類私人基金的錢,大部分都落到中國政府搞的「偽冒民間團體」,反而真正的民間團體得到最少資助。專研有關問題的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教授安子杰(Anthony J. Spires)解釋道,「在中國,受援項目受到政府的嚴格監控。美國各大基金會往往將巨額資金撥給受中國政府控制或影響的組織,而不是那些獨立非政府組織(NGO)或者草根NGO。由政府組織的NGO,或所謂的GONGOGovernment-organized NGO的簡稱)在為那些中國政府自己不願資助的專案募集境外資金,同時也成了壓制新生社會力量的工具」。

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可點燈。這就是「偉光正」邏輯。

郭梓祺 - 求真——奧威爾的散文

一些經典   星期日生活   20141019

【明報專訊】暗角私刑是光明磊落。

中止談判是推動對話。

用催淚彈釋放善意,用黑社會維持秩序。

時勢如此,怎能不想起《一九八四》。前幾天在金鐘的「流動民主教室」,我以「淺談奧威爾」為題,簡論這英國作家在寫成《一九八四》前的大半生,如何在各政治風暴中,努力保持獨立和誠實,刺穿謊言說真相。依據的主要是其散文集,多年前初讀,覺得平實裏自有魅力,有些佳句至今未忘,如他寫書評人,寫狄更斯。如今重讀,更注意他總能抵住潮流的誘惑,把話說盡,不為自己留餘地,如他寫葉慈,寫甘地。

在我讀過的作家之中,奧威爾是最想成為「普通人」的一位,渴望用最普通的方法,寫文章給普通人看。從這欲望已可推斷,他本身大概不是普通人。生於中產家庭、年少讀伊敦公校、成年後在殖民地任警察,這些身世與際遇,既使他看見權勢的威力,也使他自覺從未認識真實世界,必須把將他懸在半空的氣球逐一刺破,一團血肉掉到最污穢貧脊的土地,過最窮困艱難的生活,才算見識過人生實相。

經歷「真實」說簡潔真相

奧威爾這種對「真實」的理解固然不無可議處,大可當成偏執。但為達成願望,他的確付出了非凡的精力:扮流浪漢露宿街頭,好被警察拘捕入獄;寄居英國中部貧困的工業區,以採訪工人生活;西班牙內戰時到加泰隆尼亞打仗,對抗佛朗哥,還要給流彈射中,有血有汗,於他而言可算求仁得仁。

親歷其境是一回事,如何說出真相是另一回事。就算不覺得愈簡潔的文字愈近真相,奧威爾也肯定認為,糾結的冗句,堂皇的廢話,都易給人拿來為非作歹。所以,他既身體力行,示範如何用簡潔的文筆報道和寫作;也反覆請讀者提防蠱惑人心的政治語言,〈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一文便是典範。他對文字的鍾愛可見於此句:「In prose, the worst thing you can do with words is to surrender them.」不思考便是投降,甘受陳言病句所支配,給他們牽着到處走。

奧威爾在文末列出六項規條,謂有助我們寫作時言簡意賅,例如第二條說「Never use a long word where a short one will do」,所以單字一個「無」,就比不知所謂的「不存在」好。但我認為,只要每日聽聽香港一眾高官的話,誰都能列出跟奧威爾相近的規條,讀時或會覺得他說的不過是常識。

說真話需勇氣

說真話也需勇氣。事實有時教人難堪,但奧威爾認為,安樂日子尚可模稜兩可,關鍵時刻便須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說出就在鼻尖前的真相,這是他在〈In Front of Your Nose〉的意見。其中一段寫到香港,說說二戰時早應交還中國,送新兵來等於送死,結果也證明確是如此。

奧威爾自言對甘地無甚好感,他在〈Reflections on Ghandi〉一文詳述了原因,貶稱甘地為「inhuman」,不主張用調味料,不建議有熟朋友:「No doubt alcohol, tobacco, and so forth are things that a saint must avoid, but sainthood is also a thing that human beings must avoid.」這跟奧威爾渴望成為「普通人」的願望一致。雖然如此,他卻深為甘地的赤誠折服:二戰前夕,有人問主張和平的甘地,受德軍逼害的猶太人該當如何。甘地答,他們應當集體自殺,以喚醒世人。答案不一定理想,但最少甘地沒有顧左右而言他。其時剛寫畢《一九八四》的奧威爾卻補充,沒有傳媒和集會自由,這集體自殺根本不能引起任何關注。

慶幸有值得信任的陌生人

說到這裏,我慶幸香港還有傳媒和集會自由,雖然他們都危在旦夕。退一百步想,能冒天下之大不韙固然好,可以正正常常說事實也不錯。看過警察在暗角虐打曾健超那片段的人,只要智力正常,應會認為「拳打腳踢」是合理描述,而「期間懷疑警員對他使用武力」則顯得迂迴而多疑,不像人話。徹底點,不如寫作「懷疑期間懷疑警員懷疑對懷疑他懷疑使用懷疑武力」,肯定更萬無一失。

看見「一群無綫新聞部記者的公開信」以及底下一個個署名,看見曾健超可以驗傷,記者可拍攝他的傷勢,而醫生大概不會說他是不小心跌倒,就更突然慶幸,還有一堆值得信賴的陌生人。就算不積極參與政治運動,甚至根本不理政治,只要工作跟真相有關的人,都盡忠職守,不看風使舵,不說謊,已可威脅極權統治。先前讀影評人伊拔(Roger Ebert),寫到《大風暴》(Z)中那位入世未深的檢察官實事求是,終令極權左閃右避,有一句深得我心:「His sympathies are neutral, and a truly neutral judge is the most fearsome thing the Establishment can imagine.」當然,在如今日險惡的環境,盡忠職守的人都易失去工作,失職的倒在高位。如何純良如鴿靈巧像蛇,實需大智慧。

極權最怕真相,更要求真

極權最怕真相。能在巨大體制中把自己還原為個人,正常說出事實,鹿不是馬,二加二不等於五,便回到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小說裏那可憐的主角,不正是天天在負責竄改新聞的「真理部」(Ministry of Truth)工作?控制了新聞,就可以篡改歷史,影響不止於一代。毋忘初衷的記者,請繼續說人話,正常,求真。珍重。

文 郭梓祺
編輯 洪慧冰

傘開以後:麥高登:明明是香港!

星期日生活   20141019


【明報專訊】「香港人!」「加油!」「香港!」「加油!」

又一個晚上,台上主持發燒吶喊,台下群眾激情和應。呼聲如潮水,此起彼落。腳踏夏愨道,滿目盡是絢爛斑駁的帳篷。點點色彩,連成一線村落。沿路散步,瞥見帳篷下有人呼呼大睡,有人促膝夜話。走到添美道附近,看到藍色帳篷內,四眼男生正隨音樂節奏,搖頭晃腦地讀筆記,「同熱愛這片土地,大家刻骨銘記……」

愁或喜,生與死,也在香港地。過去三個星期,許多人之所以上街、佔領、留守、連結,不僅為了爭取民主、捍衛公義,更是出於對香港的熱愛。狂風呼嘯,迷煙彌漫,色彩繽紛的雨傘之下,原是一張張以「香港人」自居的年輕臉孔。

「我已以此為家。」麥高登(Gordon Mathews)並不年輕,但過去三個星期,專研文化身分認同的他,卻頻繁走到旺角鬧市、金鐘街頭,甚至留守至夜深,明顯也為「香港地」的發燒友。

周三早上,年近六十的麥教授本打算勸學生回家:「現在他們是英雄,但長久下去,只會失去大眾支持。」怎料同日傍晚,筆者卻收到他的來電。「我決定要到金鐘留宿,跟學生在一起……因為警察已經不再可信!」教授語帶激動,原來剛看了警員圍毆示威者的片段。

「我真的,真的不相信自己會這樣說,This is Hong Kong!」

麥高登生於美國,二十年前來港定居,現為中大人類學系系主任,專門研究身分認同、全球文化。年前他將多年來進出重慶大廈的研究心血結集成書,獲國際注視,廣為人知。

這個國際知名的學者,卻少有架子,有時甚至像大孩子般古靈精怪,因而與不少學生打成一片(訪問前一晚,就有留守金鐘的學生半夜三時致電給他)。他為人開朗、樂觀,最愛大笑,但訪問之初,談到佔中,他說話照舊如機關槍急促,但心情,卻明顯帶有幾分沉重。

參與佔中被捕計劃告吹

「於策略層面上,我認為示威者是時候宣布勝利,結束佔領,因為以後還有很多很多場仗要打。」麥高登皺起眉頭,擔心日復日的佔領會挑起民憤。縱然如此,他又明言,會繼續去金鐘、旺角支持學生:「因為從另一層面來說,他們做的事完全正確。對,這是違法的,但當香港政府跟市民完全脫節,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可令官員聆聽民意?」他攤開兩隻手掌。

請別誤會,麥高登不是一般那些規勸學生早日歸家的教授。事實上,他比許多年輕人站得更前——人大落閘後,他公開宣布參與佔中。九二八早上,他接到陳健民來電,「叫我快點到現場,準備被捕,於是我便收拾行裝,動身出發。奇怪的是,到了警方發射催淚彈的那夜,人太多,於是有人對我說:『噢,這次警察不可能拘捕我們了!』」麥高登聳聳肩,自言這次經歷荒謬,但有趣。

上街盡本分自認香港人

原定的被捕計劃告吹,但麥高登卻堅持一直參與集會。作為人類學家,他最享受與在場的陌生人交談:「早幾天在旺角,看到不同立場的人正在理性辯論,你來我往,這正是我所嚮往的公民課堂!」他直言,為人師表不能鼓勵學生犯法,但他走入現場,同樣為履行教師職責:「人類學強調對不同觀點的理解,我正在做這件事。老師的責任是促進思考,令人們想得更透徹,所以每遇上持相反立場的人,我很樂意跟他們交談,甚至辯論!」

當然,麥高登上街,不單要盡老師本分,更因為他自認「香港人」。「我知道不少外國人都沒打算佔中,這也難怪,因為他們不常接觸香港人。」他自覺有別。「我在這裏二十年了,因工作關係時常跟本地學生接觸。像昨晚,我的學生深夜在金鐘來電,就是要訴說她對香港的憂慮,並尋求我的意見。經常跟這樣的學生一起,我豈能不覺得自己是香港人?」

憂廿三條立法毁港價值

這個鬍子長長的香港人,既肉緊學生,也肉緊香港。「老實說,我最關心的其實不是民主……因為我從不認為北京會妥協。我擔憂的,是廿三條立法。一旦它立法,香港就不再是我熟悉、熱愛的地方。」恐懼,源於他察覺到近年香港的核心價值正在崩壞:「我珍惜的香港價值,諸如禮貌、公民意識、廉潔,都正消失於內地化的過程中。官商竟然勾結,你看看許仕仁,看看梁振英,他們就像大陸官員。再看看葉劉淑儀,她一直支持廿三條立法……當這些人的聲音日漸壯大,你怎能不擔心?」教授罕有地收起笑容,「這是我的家,我可能會在這裏終老,所以我一定要撐住這個地方。」

消弭中的香港價值,卻在街頭重現。「我從未見過有示威可以如此文明有禮。這或許誇張,但現場確有如社會主義下的烏托邦,有公眾書架鼓勵閱讀分享、有自修區讓學生溫習;人人都有手尾,自動自覺執拾;越過石壆又有人攙扶……若理想的社會主義者要找個地方借鏡,他們不應去內地,那只是愚蠢的獨裁!他們反而應該來看看現在的香港!」麥高登打趣說道。

愛國歧義新香港人身分

幾年前麥高登出書分析港式愛國主義,並指出香港人的愛國理念,通常離不開一個「錢」字——經濟發展、商業良機。香港人素來利字行頭,這次又為何能夠建立烏托邦?「可能是年輕人的緣故。你看看學生如何公民抗命?別人推我,我或許會還手,但這些學生並不會!他們就像新的香港人。」教授眨一眨眼,目光閃亮。「這絕對令人欽佩。」

那麼,雨傘運動可會造就「新香港人」身分的誕生?麥高登微微頓了一下:「我真不知道……坦白說,我們現在看到的,只是區區的十多萬人。所以我不能輕易斷言,說新香港人要誕生了。」新身分未現,但香港人的文化認同,卻注定拉扯。「我記得幾天前在旺角,有婦人走過來向示威者大叫:『其實大家都是中國人!』卻換來廿來歲年輕人一同回應:『我們只是香港人!』然後,雙方無言以對。」對此,麥高登甚是意外。

他本以為香港人會變成中國人。回歸前後,他寫了一篇論文,預言「香港人」身分即將淡出歷史,被「中國人」侵吞,結果不然。「這正反映了內地的政策是何其愚蠢!以這次為例,假如人大決議溫和一點,假如候選人不止兩三個,運動根本不會發生。」管治錯誤的代價,就是令一代人更用力擁抱「香港人」,遠離「中國人」。

警民互信破裂守護學生

無論如何,一代人的覺醒,已足以在他日締造更美好的社會。「他們就是未來。因此就算這場運動,令我對政府的管治、官員的反智,感到絕望,但對這個家,我仍然心存希望。」訪問尾聲,麥高登繼續樂觀。「至少與一個月前相比,現在好多了!」周三早上,教授如是說。

幾小時後,麥高登改變了想法。那天黃昏,話筒另一端的他有點激動,更揚言要到金鐘留宿,守護學生,守護香港。於是翌日晚上,我們相約夏愨道上,再續前緣。

九時許,公路上人頭湧湧。麥高登跟太太Yoko結伴坐在天橋中央,旁邊坐着他的學生,有年輕的,也有畢業多年的。「我真的真的十分傷心。我明白警察也有壓力,但在文明社會,就算你不同意一個人的所作所為,也總不能毆打他。」麥高登嘆了一口氣,然後吐出一句:「我再不可能像以往一樣信任警方了。」

傷痛,全因警民互信,本是他所珍視的香港價值。「我記得在○三○四年的七一遊行,警察們都在安分地維持秩序,與市民保持友好的關係。」麥高登慨嘆此情不再。「What's going on?坦白說,示威者都犯了法,若警察執法拘捕,我是沒有問題的……但打示威者?卻是違反法律秩序,令警方變成人民公敵!」教授說話夾雜唏噓。「我太太看到片段,也落淚了。」

於是夫婦二人決定執拾行裝,在金鐘過夜。「我是老人家了,未必可以擋在前面保護學生。但我可以為他們作見證,他們有需要的時候也可過來找我。」問到今晚睡哪兒,他笑言一切交由學生拍板。「睡在天橋上比較危險,還是到下面那些帳篷比較安全。」畢業多年的舊生Lydia細心為他打點。

香港人香港地成長時機

那夜,麥高登與他心愛的學生圍圈而坐,閒話家常。他們年齡各異,對於雨傘下的香港人,也有不同看法。連日來在充電站工作的三年級生Vivian察覺到烏托邦的醜惡一面:「好多人掛住影相,阻住條路,又唔聽人勸。」她因此質疑,這個「美好的香港」不會持久。Lydia倒比師妹樂觀說,「這次見到香港人的本質,係善良而正直的」。但她同時不失戒心,「不過善良的人容易畀人蝦、畀人呃!正如大家無幻想過畀差人打,根本就唔識防範。」

雨傘下,喜與悲,我或你,也在香港地。這一役,港人注定刻骨銘記。

文 阿果
圖 阿果、劉焌陶
編輯 梁詠璋

馬傑偉 - 新港生

明報   20141019

201410月,新一代香港青年誕生了。就大學日常觀察所得,大比例的學生同情雨傘運動;最明顯是,平日不談政治、抗拒社運的大多數,只消一兩個月,不少都投入佔領運動中去。當然,守夜瞓街,仍是港青之中的少數。但不時出席集會、在facebook追看update的學生,人數之多,我估計,超出以前幾十年的各種社運。情緒投入之深、價值衝擊之巨,相信這一代人,一生不會忘記。

我們接着要問,這一代,經此一役,腦袋變成怎樣?其一,不信任警察。以前警察打人時有所聞,大眾疑中留情。今天學生走到戰線,又在新聞畫面不斷重溫,警察動武,景象入心入肺。再加上許sir在青年組群人氣爆燈,他所說的光明磊落、專業克制,徒增反感。

其二,抗拒共產政權。學生大體都是溫馴示威,其中爆粗者,多是學生之外的勇武分子。運動大體沒有暴力傾向,卻被中方官媒描繪為暴民,中央八股,扭橫折曲,學生被屈,心生不忿,自此長留記憶。

其三,他們不相信「大人」可以帶領香港走出困局。運動期間,各個「權威」人物,無論善意提點,或尖刻批評,但港青不買帳,管你是校長老師,是佔中三子,是高官議員,他們覺得前輩不再是引路的燈,他們要探索自己的出路。畢竟,未來二三十年,是他們自己人生的黃金歲月。

我在學生之中,感受最深的是他們的理想主義。儘管「煽動」「收買」之聲響震天,他們自發站出來,最主要的力量,是單純的是非之心,本着善惡的執著,勇往直前,不顧後果。或許,他們畢業後,現實磨人,或會再三思量,務實妥協。但無論如何,這年這月,純真抗命,他們大抵畢生難忘。

蔡琇莹專訪學者何家騏:為何警隊變成這樣子?

周日話題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0月19日

【明報專訊】自928那87枚催淚彈開始,連日來有1003警方被指選擇性執法的「旺角黑夜」、1014七警員在金鐘涉嫌暗角毆打示威者,以及1017警方清晨旺角「清除路障」,至傍晚市民又再結集,於是電視新聞不斷是民眾騷動、警方在當晚拘捕外國記者、被胡椒噴霧噴滿面的香港記者,還有無數被警棍棒擊得頭破血流的示威者或旁觀市民的畫面。不少香港市民,即使並不支持佔領行動的,也紛紛驚覺「為何警隊變成這樣子?」

警民關係愈來愈緊張,甚至被形容為瀕臨破裂邊緣,不是一朝半夕的事。上世紀80年代至回歸以前,香港警察的形象就是維持治安,有如正義化身。但回歸後,隨着香港人開始有政治醒覺,公民抗命運動如雨後春筍般生成,若警察只作「警惡懲奸」的角色似乎未能追得上時代。於是請來研究香港歷史、公共行政、治安及刑事司法的學者、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講師何家騏博士,說說「皇家香港警察」走到回歸後轉為「香港警察」,何以香港警察與市民的關係每况愈下。

回歸前:多處理大案件

Q:為何近年我們覺得香港警察跟以前不同了?

A:香港警察的角色及形象其實一路以來都變化。歷史上,香港警察在兩次重大的改變,一是二次大戰前後,一是1967暴動。二次大戰前後的警察其實是頗為聲名狼藉的。至1967暴動後,殖民地政府覺得皇家香港警察需要改變,當中原因有二:一是因為英國知道中國不會即時收回香港;二是英國政府覺得要改善管治。於是CID與軍裝重新﹙整合﹚;警隊開始走進社區改善警民關係,如有少年警訊、成立警察公共關係科;加上70年代廉政公署成立,警隊內的集團式貪污減少了,公眾對警隊的信任隨之慢慢增加。

到了80至90年代初,皇家香港警察處理的多是「真係犯法」的案件,如當年的「省港旗兵」、標參勒索等,一般市民都不會犯這些案,警隊執法時市民開始給予信心,形象變得正面。至90年代,李君夏為警務處長時,警隊是以服務為本,維持社會穩定為目的,運作的透明度,招募警員的質素亦增加,所以當時的警隊獲得公眾信任。

回歸後:公民意識覺醒

Q:回歸前後,香港皇家警察與香港警察的角色有什麼改變?

A:回歸前,警隊處理的罪案都是一般市民都覺得難以接受的罪案,如集團式犯案,甚至是中港跨境罪案。到回歸以後,公民意識的覺醒導致更多公民抗爭出現,當中大多是市民對法律條文、對香港甚或中央政府的質疑,而非以警隊敵對。但警隊對公民抗爭執法時,便容易動搖了市民對他們的信賴。

其次是「政治中立」的問題。香港警察被要求「政治中立」始於英國殖民地政府。但殖民地政府所強調的「政治中立」是「不親藍不親紅」,即當時的警察不能與國民黨(藍)或共產黨(紅)有政治聯繫。不過,若你是支持英國保守黨或工黨則沒有問題。當時的「政治中立」只限於不能支持任何境內政黨,支持境外政黨則沒有問題——這與學理上對「政治中立」的理解不同。可是殖民地政府及公務員大多是這樣馬馬虎虎的理解「政治中立」。直至九七回歸,香港政府還未就「何謂政治中立」來個認真的debate、釐清。到了今天,不少人質疑何謂「政治中立」,就如先前的「林慧思老師事件」本可以是討論的起點,但政府沒有就此討論。現在官方、警隊、市民,各人心中對「政治中立」都有不同的一把尺,警民關係愈發緊張其中一個遠因。現在警隊要處理很多政治原因而起的爭拗,但警隊若以舊frame work處理新問題,便會出現問題。

舊框架難處理新問題

Q:現今香港警隊的編制與架構,與英殖時期有什麼不同?

A:若與其他國家比較,香港警隊的編制比較特別——從殖民地時代起,皇家香港警察是「有半軍事能力」,而且屬高度集中的編制。以英國為例,英國有Metropolitan Police Service,他們走在街上是不會佩槍的,但香港警察則有佩槍;又例如香港700萬人口之中,警察有3萬人,還未計輔警,相對其他地區,香港警察的比例是相當之高的。

另外,自1967暴動爆發後,香港的公民權利沒有重大的改變。90年代初政府曾就有關《人權法》的條例討論及立法,但1997年又將相關的條例「還原」。這些背景導致更多政治爭拗產生,而以舊的框架更難處理新的問題。

催淚彈惹反彈 與期望差有關

Q:何謂「最低度的武力」?是否有一套「國際標準」?

A:所謂最低度武力當然有一套國際標準,而香港《警察通例》裏有一堆條例列明使用最低武力的原則。但說到928的催淚彈引起大部分市民反彈,我相信與市民大眾的「期望差」(expectation gap)有關。在928之前,沒有太多香港人會想像過金鐘煙霧瀰漫的震撼場面。其他不少地方在群眾騷亂時都會施放催淚彈,但那天香港市民沒有擲石、沒有主動攻擊,作為老師的我也沒有想過他們拿旗出來搖幾秒便出動催淚彈。這是警方在期望管理方面沒有做好。另一引起市民反感的原因,就如黃子華所說的「唔專業」。對上一次使用催淚彈的是2005年(反世貿)、再追溯便是1989年(旺角騷動)、1967年。警方做法是否符合《警察通例》自有公說,但你從電視上看見催淚彈掉在地鐵站口、掉進人群之中,市民會如何看待?做法是否專業與make sense?

一哥角色不太清晰

Q:928當天,警方使用87枚催淚彈。究竟警隊使用這些武器時,是由誰決策?警隊使用武力及武器之時,政府或警隊之內有沒有節制的關卡?

A:殖民地年代的警務處長是直接向港督負責,英國政府對他的任命有say,但那時沒有清楚列明警務處長與保安司是上下從屬關係。但1997年之後,警務處長(CP)的角色是有點不太清晰的。警務處長是公務員,是特區廿多個主要官員之一,由行政長官向中央政府提議、國務院任命,是保安局長下屬;而2002年後保安局長則是政治任命官員。當保安局長與CP 的指揮系統(Line of Command)不同,法例上又沒有清晰釐訂,維持日常運作、蕭規曹隨是可以的,但到了目前的政治情況,需要有官員問責時,那作為公務員的CP可以不用負責?需要保安局長,還是更高層的政治領袖負責?九七後很多法律沒有說清楚,令權責不明。

在一般情況之下,軍裝警員也是有權決定所使用的武力。但在928那種防暴情境之中,需要使用高級武力的時候,你覺得中層警員會否問准上層的指示?

公務員大多社會意識薄弱

Q:近年香港民眾抗爭運動愈演愈烈,警民關係嫌隙日深。警隊之內是否有「與民為敵」的洗腦工程?

A:警隊內是否有「洗腦工程」我也沒有資料。但如開首時跟你提過,選擇加入政府當公務員或紀律部隊的人,他們或許都很優秀,但大多數的政治觀念、社會意識薄弱。尤其是紀律部隊的編制講求collective(集體性)多於individual。而每一行業都有他們的特質,就如你缺乏社會意識、批判思考便很難當上記者一樣。而上司請人總是請like-minded的人。警隊訓練,是一套很強的社教化(Socialization)過程——他們受訓時經常聽到的一句話是:「你鍾意就當係訓練,唔鍾意就當係磨練」。先前也有現為演員的前警員在面書上寫到,他在80年代受訓時,警官只會叫警員的號碼PCXXXX,後來才改為不容以警察編號稱呼學員。其實以「冧把」而不以姓名去稱呼警員也可見香港警隊那種軍事編制的色彩。

文 蔡琇莹
編輯 葉雨舟

阿離訪問呂秉權:赤子心做新聞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1019


【明報專訊】旺角黑夜,警民對峙,一下擦槍走火,就可能是棍棒與血淚的迸發。

呂秉權(呂Bell)一雙赤手、身無裝備,竄進躁動人群中,撥出隙縫,鑽出橙色的封鎖線,大步跨進圍滿防暴與便衣警察的馬路中心。

這邊人潮起哄,他就閃身靠前;那邊防暴警察步步進迫,他就緊隨前進。

然而那雙手,依然穩妥地安插在深藍牛仔褲的口袋中,泰然自若。

年前回校園執教鞭,這晚重回前線,就像千里馬回到廣漠。

踩一踩草,呼吸着鮮香草腥,感受那種久違的腎上腺素上升的感覺。

新聞現場,恍如他命定的原居地。

雖然角色轉變,但對新聞志業,念念不忘。

除了教學,還組織了獨立評論人筆會,捍衛新聞同業的自由空間;亦不時撰文分析中港時局、批判政權是非,「我唔可以養尊處優。去教書可以好安穩,不理世事,但呢個唔係我。我始終係身痕,好多嘢都睇唔過眼。」他笑道。

退下火線,體內作是新聞人的赤忱。

新聞事新聞解決 讓真相作證

無綫新聞攝得警方對示威者涉嫌使用私刑的片段,記者編輯以「拳打腳踢」四字形容,後卻被刪去旁白,激發編採部超過一百四十人聯署向管理層抗議,可堪史無前例,去留肝膽兩崑崙的氣魄躍然字間;然而,六四後曾與李鵬「世紀一握」的新聞總監袁志偉亦企硬不讓。在網上流傳的閉門會議錄音中,疑似袁氏質疑下屬何以不加「懷疑」、「涉嫌」等字眼,批評那句「拖到暗角拳打腳踢」是記者的主觀判斷而非事實描述。曾在無綫及有線跑前線十四年的呂秉權認為,最能解決爭拗的方法,就是仔細研判所拍攝的新聞畫面,「最簡單就睇片,整大個畫面,校光佢,逐格重播,我哋真係會驗屍咁去睇。」據他理解,編輯、記者與採訪主任都曾經驗屍般檢視片段,再根據他們處理新聞畫面的經驗、警員的動作及示威者的反應,有九成肯定,才下筆落稿,「透過基本睇片,都可以判斷到個動作真係拳打同腳踢,至於你話加『涉嫌』、『疑似』係可以,但基本上拳打腳踢嘅描述,係無用主觀判斷。」

超獨家猛料畫面驗屍咁睇

這次事件重點不單是「懷疑不懷疑」,而是無綫處理新聞的手法,「從來電視台遇到獨家猛料,就只會大做,而呢單係超級獨家猛料」,身經百戰的呂秉權說。何謂「大做」?退下火線的呂Bell即時進入記者mode講解:以一秒廿四格的技術逐格處理四分鐘畫面,先描述涉嫌毆打示威者的警員從哪個方向進入,再描說佈局,誰負責睇水、誰主力打人,再逐一圈出、放大、調光,讓畫面更清晰,並數算有多少次拳打、多少次腳踢。劍橋大學Newnham College前校長、哲學家Baroness Onora O'Neill曾說,新聞自由有助大眾探索和察驗不同意見,令市民可獨立判斷何人何事值得信任。把事實抽絲剝繭、盡量展開,讓觀眾自行判斷,理應是記者的職責。

出街:一字一句慎思謹戒

錄音中,疑似袁氏體察到警方行私刑可判囚終身,質疑記者用字不當,可令警員身受龐大刑責。記者的筆和鏡頭,是左右大局的武器;新聞人對自己的一字一句,必須慎思謹戒,這是基本倫理。然而,呂秉權提醒,這次並不止是警員坐不坐牢的事,卻是涉及公眾利益的人權問題,「佢哋有刑責係因為涉嫌做咗重大侵害公眾利益嘅事,我哋除咗要對警員負責,都要對公眾負責,我哋應該認真仔細去研究段片。段片有咁足夠嘅證據,我哋就應該有承擔,依書直說,唔只係基於嗰班人面對嘅風險。」若手握公權力的執法者確實濫用私刑,對整體香港市民的人權與生活也會構成威脅。

沒有光明磊落的河蟹 卻有技術上的攔截

呂秉權九八年踏入無綫新聞,○五年轉戰有線,一直縱橫內地。在TVB變為CCTVB之前,他也身歷幾朝河蟹事:○四年廣東禽流雞,時任廣東省常務副省長鍾陽勝一句「雞死不一定是禽流感,可以跳樓死,可以撞車死」因着省新聞辦及中聯辦壓力而被粗暴抽起;同年七一遊行「董建華下台」up soundmute;一年後趙紫陽逝世,高層把北征中途的他急召回朝,使名將遺憾。

處理頭條 如何拿揑

Bell說,受外力直接壓迫而河蟹的事多屬零星而非制度化,然而,維穩的果效更多來自新聞處理。其中一種是媒體設定議題(agenda setting)的能力,他以二○一二年陳光誠脫逃事件為例,「嗰時差不多係全港電子傳媒頭條,但無綫將佢放係尾二條,甚至後過孫明揚出出入入醫院多次。孫明揚出入醫院多次,都唔夠陳光誠搵命搏出嚟一次重要」,對上一次中國人進入美國大使館,要數六四方勵之年代,「嗰吓我喺Cable,成個newsroom係噓嘅。」第二次,是前總理趙紫陽錄音曝光,無綫主要新聞卻隻字不提,「見到呢啲大嘢即刻當係寶嘛!嗱嗱聲做大佢!擺頭啲!」另一種阻截就是把守門人(gatekeeper)的職責發揮到極致,要求百分之百的準確性。疑似私刑事件中,無綫高層在錄音中質疑「暗角」其實「唔暗」;又例如,早前反佔中人士「支持反中央、撐張融」的soundbite被抽走,前線記者心中澄明,如此一句確實是反佔中者行動理念不清的真實證明,但管理層卻以事實錯誤(周融不是張融)為由判定不應出街。

前線記者兩邊不是人

前戰友之苦,呂秉權點滴心頭。在公司,被高層抽秤挑剔;到街頭,受市民刁難辱罵,兩邊不是人。然而,依然堅持,「幾多人覺得,如果佢哋自己都走咗,就少咗啲有經驗嘅人喺佢個post同高層抗衡,有新仔入嚟,就會較容易被人利用」,「好多人有種大陸心態,就係打擦邊球,盡打盡做,留得到喺度就贏。」新聞工作者在香港天天要打擦邊球,不無可悲。

面對新聞自由大凶年 如何見證

凌晨一時的旺角,黑背心便衣與防暴警圍駐十字馬路口,四周行人路上是黑壓壓的鼓譟人民,起哄叫罵之聲斑駁如浪起伏,人民與人民間被煽動的銳烈火花、伸縮警棍的冷冽銀光、鎂光高豔的照燈,映出一個前所未見的時代——就在此刻,四排面目難辨的防暴警頂着盾牌朝我們的方向悍然行進。「個時代推你出嚟,但返到公司就畀人綁手綁腳,嗰種反差迫到記者走投無路。」呂秉權說。

此刻,記者深感自己責任重大

二○一四是香港新聞自由的大凶年。名嘴被封咪、前總編輯被斬、親民主派報章被抽廣告、新聞機構中的開明高層相繼請辭、及至這次無綫高層刪去旁白,《蘋果日報》被圍堵等。在愈益廣烈的收編與打壓下,前線編採人員於機構內被綁手綁腳,受多番制肘,「記者嘅天職就係講嘢寫嘢,但��家好多記者一係畀人綁手綁腳,一係畀人揞口,一係支筆就畀人屈斷咗。」然而大時代卻不斷鞭策着新聞工作者的歷史使命感,「呢個時代令到好多記者好震撼,覺得自己唔可以愧對呢份職業,覺得燃起咗自己嘅使命,覺得自己嘅責任係好重要。」前線,站的不止是警與民,還有埋身肉搏的記者們。呂秉權說,佔中事件以來,知道不少記者也身受極大心理壓力,流了不少淚。記者就像海綿,在前線黏盡一切有形無形的情與事:站在衝突前線穿著校服的男生那一臉驚恐、被人群衝撞非禮的女生那聲聲哭喊、躁動民眾的一聲聲「警犬」、警民間猙獰的指罵、受薪示威、口罩遮臉的大媽那種低頭麻木、催淚彈激出的咳嗽聲、胡椒噴霧的刺鼻氣味、行家的血汗,還有政權最響亮的沉默,與無聲的操控,「崩潰,係正常嘅。」

幾辛苦都撐剝奪發聲自由最無情

崩潰過後就開竅;打通任督二脈的,是苦難。呂秉權說,令前輩開竅的是六四,他那一代是四川地震,這一代是佔中,「喊係對自己,但係對公眾,我哋要寫出嚟」。在七味雜陳的新聞現場,記者的情感被衝擊得七上八下,他在汶川,見過肚裏湧出蟲來的枉死孩子、哭喊要討回公道的父母;生死相交,眼淚涕零,但在報道時,就要執番晒眼耳口鼻,做番一個人,一個記者,「最緊要係你將你見到嘅嘢如實講到,如果你講唔到,係好慘,喊多三場都補唔番。」對記者最無情的打擊不是工作艱辛,而是剝奪發聲的自由,「其實��家每個記者都係《蘋果日報》,喺自己嘅公司入面護送緊嗰份報道,越過上層嘅大媽同貨車包圍。我哋嘅價值就好似係法庭嘅手令,你唔好阻止我,阻止我就係違反咗我哋做新聞嘅,赤子之心。」

香港大陸化 做良心新聞代價大

近日,將軍澳大集團樓下,除了多了幾個昂藏七尺的黑人保安,每晚凌晨時分也聚集了近百職員,迎着陣陣垃圾風,擋着黑社會與內地大媽,守護報紙出街,「原來履行天職係要咁艱辛,要付出咁多額外嘅代價,以為必然嘅嘢,居然係要落去同人哋紮晒馬,要護送份報紙出街。」他以往在大陸採訪,被公安圍困要靠受訪者偷運逃走,或為了安全送出錄影帶,每每要與公安鬥智鬥力。當下香港新聞界的總總怪事令他想到《南方周末》被刪獻辭,以及《新京報》因拒絕刊登批評《南周》的文章而被武警封掉影印機等事件,「呢啲嘢喺香港就好似出咗個翻版咁,好錯亂。」

小記者可會成為幫兇?

「喺大陸先出現嘅情况,包括群眾鬥群眾、貪污腐敗、法治受侵犯,唔講道理,個價值愈來愈大陸化,愈來愈似曾相識。」大陸有假貨,香港有個假普選。恍如大躍進,明明饑死遍野,卻依然造假放衛星,「大家自欺欺人,官員乸口乸面,左派都話個方案(人大決定的政改方案)比佢哋更左,但��家又話有得投好過無得投,有一人一票係大躍進。其實你問心,邊個真心笑得落?」記者,也被迫成為編寫謊話的其中一員。

一位電視記者以粒沙為名,寫了一本名為《大時代的不快樂記者》的小書,書中記述了她在九七前後的採訪反思。談及回歸一段,她這樣說:「當我想到在這個莊嚴、輝煌的回歸慶典,一連串歌舞昇平的慶祝活動背後,香港人的感受是怎樣被壓抑,我這個小記者,像是一個把事情合理化的幫兇。」記者的自由意志,以反省與書寫彰顯。

中央與管理層的掣肘更猛

這種心志,與發出公開信的無綫記者遙相呼應着。然而呂秉權說,這種「重光」只限於中短期,然而來自中央與管理層的掣肘將來得更猛,「佢哋會變化,手段會愈來愈高明,好似區家麟講嘅手段,例如係『假中立』、『絕對客觀』等,長遠我估呢種中層會愈來愈多。」除了「用新聞打新聞」,還會從資源、工作升遷分配上整頓不聽話的記者。再者,經佔中一役,北京對本土香港新一代更加提防,往後新聞機構對前線編採人員的挑選將會更「嚴格」,「各間傳媒請新記者時首先係會隔絕咗一啲支持民主或者立場鮮明嘅人。」

勿忘初衷 價值跟一世

重回新聞火線上的一晚,呂秉權就像回家,這邊一個新知、那邊一位舊雨。談到某些高層開始走風花雪月路線,他有點simple,少少naive地問了句:「點解會忘記初衷?價值唔係跟一世嘅咩?」

他的初衷,始終都是正義與良知。年輕時成功考上警察與海關,但因家人的病而無法獲取錄,當下想來才覺慶幸,「你會諗你係一個維護法紀嘅人定係政權嘅工具,好多良心衝擊,未必過到自己嗰關。」不少市民與警察認為,守法與執法就是正義,但他說,「呢種睇法係最淺薄的一種法治,社會咁大的不公義,老屈你、畀假貨你,呢啲嘢,無辦法幫佢保駕護航。」公義的基礎,來自對他者生命的尊重,及對其苦難的重視,「透過體會弱勢群體既苦况,報道出嚟,都係幫佢哋突圍,填補咗一啲空白。人人都覺得中國係盛世,官方宣稱嘅鬼咁好,起碼畀人知道,你好多嘅快樂或者成功,其實係建築喺別人嘅苦痛之上。」

愈灰就愈要戰鬥!

旺角的燈,二十四小時地照着,然而黑暗卻也無處不在。在走向衝突重地的路上,問他,覺得佔中之後是香港的沒落嗎?「係架!」大亂大治,彷彿是命數。他從不掩飾悲觀,但最黑最重的心,依然迎向光明,「愈灰就愈要戰鬥!」他有一個小動作:差開雙臂,扭一扭腰,就似時時準備迎戰,「無理由見到好多自我審查,你就輸畀自己,最慘就係輸畀自己,一定要同佢『鏈』過。可以雖敗猶榮,但唔應該雖敗猶辱。」

文 阿離
圖 黃志東
編輯 蔡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