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1日星期一

林夕 - 老闆級肉傀儡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9月1日

木偶戲中的木偶,本來只是假人,用吊絲或人手操縱動作,發展到後來,居然有了真人偶,小童由下面的人捧起來舞動,稱為肉傀儡。

肉傀儡不能言語,卻要做出配合幕後台詞的表情,也真難為了三歲小兒,未懂人事便要練就不屬於自己的技能,按大人的劇本擠眉弄眼。打肉傀儡這份童工,又累又無聊,保不定肉身未老靈魂先衰。不過,為搵食,那叫無可奈,填飽肚之前,必先委曲自身,誰也不能倖免。

人大了還得繼續當肉傀儡,也沒法,家家有難念的苦衷。你老闆,若有個天地不能易其志的想法吐了出來,卻做好做歹也擺出一副要聽聽你意見的姿態,此時此刻,你想到要安身,先不問立不立命了,做好做醜,也得好好配合,也許還可以自行加個戲碼,先思索一番,有點猶豫,然後再昂然投贊成票,以示並非盲撐,是英雄與狗熊所見略同。誰叫你要打工,只能渴望自己有機會做老闆。

可有些人大到已達知天命能從心所欲的階段,依然以演木偶戲為榮,還要搶戲,難道也有什麼不足為外人道的樂趣?

這些月這些天以來,一個個肉傀儡,操大人的腔扮小孩受人指點的表情,詭異如鬼上身。查這批人肉偶,即使不是巨富也衣食無憂,即使不是權傾天下也毋須任人宰割,巴巴的趕集似的去當傳聲筒,搶着幹太監的活,有什麼好得意?自己非生於斯也發跡於斯,面對此地生關死劫,居然沒一點自己的意見,只起勁地傳話,或扮乩童洩天機,勸人認天命。都老皮老肉了,活成這樣,不知臊,也知道累吧?人該越活越清閒,也有些人一直活得很累,但累得有價值,就不覺累不嫌累。

當肉傀儡又有什麼價值?就貪圖進入一般人民不能進出的大會堂,就很像個老闆了?從三歲小孩眼中看來,這真是千古奇聞,自己不是大老闆,也是許多人的老闆了,莫非嫌上輩子打不夠工,老闆們都急於找個老闆,自貶一下身份,老闆畸戀老闆,為過一下久違的抱大腿的癮?你老闆。

陳沛敏 - 抗命,不認命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9月1日

無論是否認同湯家驊的政見,但看到他在電視直播的鏡頭前激動哽咽,形容當下是「香港民主運動最黑暗的一天」,慨嘆溫和的從政者已經「冇路行」,大家的感覺是,這天香港人同聲一哭。

我們的父母或者祖父母,不少人是為了逃避共產黨而來到香港。八十年代初,鄧小平決意收回香港,香港人心惶惶,中共拋出「民主回歸」的承諾,鼓舞了當時的學界和民主派,也成了爭取輿論支持收回香港的本錢。當年是港大學生會幹事的戴耀廷,至今仍保留趙紫陽1984年5月22日給學生會的覆函:「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今天,他卻發起了和平佔中運動,昨晚在台上高喊:香港進入抗命時代。

《中英聯合聲明》作為兩國莊嚴簽訂的文件,曾承諾香港特區「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基本法》作為香港的憲法,曾承諾普選產生特首的目標。

因此,儘管九七之後中共一次又一次拖延落實普選,這三十多年來,香港人卻從無放棄爭取民主,要求中共兌現承諾。

因此,雖然當年的學運領袖早已醒悟「民主回歸」是統戰手段,雖然很多香港人早已察覺背信棄義是中共的本質,但昨日人大常委會以全票通過香港政改決定時,三十年來相信民主、爭取普選的香港人仍然憤怒、失望、痛心。

那班枉稱「代表」的港區人大,連日來在北京大跳忠字舞,說甚麼感覺「興奮」,說甚麼人大「剪布」減少爭拗。叫他們作「橡皮圖章」,不足以形容其狀態;借用別人的說話,他們「扭曲如蛆蟲」。歷史會記住他們出賣香港時,醜態畢現。將來提委會由甚麼人組成、選出怎樣的特首候選人,看中共如何利用這幫港區人大就知道。

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昨晚哭了:「三十年的羞辱,還嫌不夠?還忍甚麼?還等甚麼?」上世紀八十年代學生領袖的「民主回歸」夢被出賣。今天,學生們宣告「抗命不認命」。

政見溫和的,也承認「對話之路已盡」。五十多名學者發表《致全港市民書》,聯署者不乏過去政見保守者。信文直斥「北京背棄了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直強調的『民主治港』承諾,巧言令色地強迫港人接受指鹿為馬的假普選框架,我們對此感到極度失望憤慨。事態發展至此,透過對話爭取2017年實現真普選之路,恐怕已經走到盡頭。」「儘管如此,我們可以憤怒,但不可以衝動;我們可以失望,但不可以放棄;我們可以難過,但絕不可以心死。」

We Shall Overcome.香港人,共勉之。

2014年8月31日星期日

小思 - 刪改的「藝術」

明報   2014831

〈刪改的藝術〉,是內地著名出版家俞曉群一篇文章的題目,我稍做了手腳,在藝術一詞加上引號,也屬刪改一法。

不是讀了俞先生寫的〈書香憶,最憶是董橋〉及〈刪改的藝術〉兩文,根本不曉得董橋在內地出版的散文,原來有些經過高手沈昌文先生為了「曲線出版」而加以刪改過的。

自從羅孚先生寫了〈你一定要看董橋〉,惹得內地讀書人心癢癢,非讀讀董橋不可。有人果然讀到了,借俞的話把董文「化成一塊石頭,投向『思想解放』的湖水中,激起陣陣波瀾」。於是有心有力的出版人就想盡辦法讓董文在內地面世。但礙於作品中「包含着一些『不合時宜的內容』,不出捨不得,出了不合適,此時就需要編輯刪改了」。由於董書「妙文連連,但語言間不合時宜之處更多」,終由沈高手「動手修修掩掩,只求平安上市。他把一些章句弄得天衣無縫,似乎真是作者所撰」。據考究其中一文一共刪了151個字,「恰恰刪去『點題之筆』」。這回刪得連俞先生也看不懂了。如此曲線出版,不是忠於自己的作者接受得來,難怪董橋託林道群帶話:「書中不合適的文章,可以刪除全文,千萬不要像沈先生那樣辛苦,逐字改動。改得雖好,卻不是作者的文字了。」說來十分婉轉,也話中有話。

我深信出版者是一番苦心,沈先生說過四個字,這動作叫「跪着造反」,真夠淒涼。俞先生進一步解釋:「不能圖一時之快,失去話語的權力。」

這種「藝術」,香港人要學得否?唉!

阿離訪問吳靄儀:後佔中不會原地踏步

星期日生活   2014831

【明報專訊】近月,香港人被一片恫嚇包圍。「有票,真係唔要?」的設(反)問句出現在電視、街道、公共交通工具上——幾近無處不在。彷彿告訴香港人:你唔袋住先,大家一拍兩散。然而,袋住咩先?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於今天就政改方案表決,早已甚囂塵上的「三閘」草案規定,參照目前選委會產生的提委會將維持1200人,四大界別比例不變,而特首參選人出閘須獲過半數提委會支持,候選人數目則限於23人。依此框架,泛民可謂無望入閘。

2010年,余若薇在與曾蔭權的政改辯論中說過一句名言:「我情願原地踏步,都唔要行差踏錯。」

但吳靄儀說,「唔袋住先,唔等於原地踏步,因為社會係唔會原地踏嘅。」

接受普選幌子 港人將「一戙都無」

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日前發表文章,斷言香港並無「袋住先」的空間,必須死力撐住向方案說不。在她看來,這張票,並非實踐普選的通行證,卻可能是斷送民主的賣身契,「你以為有甲乙丙3個畀你揀?一定唔會!中央一定知佢想要甲,其他都係陪跑。(即係連利益集團板塊之爭都無埋?)無架!唔會有板塊之爭,有又點呢?其實中央一定唔會令到甲同乙有得爭,唔會話甲又好乙又好,佢係『我要呢個就係呢個人』,要百分之一百嘅安全系數。你估中央好想見到好似上一次建制派嘅人大打出手(梁唐之爭)?所以一定係董建華式選舉。有票都唔要?有票都無用!」

消息指,中央不排除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有調整空間,然而吳靄儀認為,提委會絕不會開放。事實上,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北大教授陳端洪也曾明指,不論提委會的組成怎麼修改,都會以「愛國愛港陣營」佔大多數,確保「對抗中央」的人不能出閘。意即,提委會就是活脫的篩,經此制度生產出的特首,「可以話自己係普選出嚟,佢可以做到嘅嘢係遠遠勝過而家嘅特首」。往後港府要推行與港人意願相違的政策,只要拋出由「普選」鍍上的認受性,再加以「周融式動員」製造「民意」,便莫之能禦,「喺立法會佢簡直唔使理你!」吳靄儀一提嗓音,模仿那篩選特首之傲慢語調:「『我係150萬人選出嚟,你係分區乍喎!』你都唔使講嘢呀!你簡直一戙都無!」

吳靄儀直言,這次並非2010年密室談判得來的「增加民主成分」的階段性方案,卻是接受了一套中央着意的、不可逆轉的制度,「點解中央要改善個制度?佢覺得非常之好呀!(中央都好想快啲搞掂普選?)Of Course!唔知邊個咁本事話中央都好願意原地踏步,你就想呀!中央係非常之介意原地踏步,因為你下次又爭?咁咪永無寧日?從中央思維,百分之一百控制香港,就有百分之一百國家安全,係外國勢力無辦法入侵嘅,係好事!」港人若「袋住先」,《基本法》45條便達到,他日要改革選舉機制難過上蜀道,「你用咩力量去改呢?」

泛民「唔准佔中」 一票不能少

當下泛民議員身受各方施壓,被搜被批被抹黑,吳靄儀深感憂惜。面對一片哪門哪黨會否佔中的紛爭,她鏗鏘一句:「泛民唔准佔中!」「佢佔中畀人拉咗咪少咗一票!」16年議政生涯,她深明議員之責乃守住立法會防線,「泛民議員如果唔投反對票,去阻截呢個會毁滅香港嘅制度,佢係對唔住香港人」。有意見認為應再辦一次公投,以證明港人不接受「袋住先」,好令議員一票更有民意基礎,然而吳靄儀卻決斷道:「如果我喺立法會,我一定唔會袋住先。如果有啲人話我哋想袋住先你又唔袋,咁你(下屆)唔好再選我。」說來雙目炯然直視,「呢個係良心問題,你睇得到香港會變成點。你今日坐喺呢個位,你要對香港負責,對自己嘅良心負責」。

權力對人之限制,乃誘使人們為己身設限,相信目下只有「袋」與「不袋」,自己把無數可能性抹殺,「唔改而家嘅制度,唔等於原地踏步,因為社會係唔會原地踏步,反而係幫我哋保留一個空間等香港可以發展落去」。

後佔中方向:令政黨「變形」

吳靄儀預計,佔中必然發生,並很大機會悲劇收場;然而,運動精神卻將如離離原上草,迎春風歲歲生長。她認為,佔中有其歷史意義,最重要的成就是改變了港人思維,「以前覺得民主係政府畀、北京畀、議員要幫我哋爭取,而家佔中提出嘅意念係參與,為民主承擔嘅文化」。其次,佔中令抗爭者感受到一種同在共存之親厚,透過建立彼此的連繫拭去民主路上的孤單;第三,佔中是一個充權過程,令民間組織與行動者增強自信,鼓勵更多自發性組織的直接行動。

近月的風聲鶴唳中,文人學者紛紛悲嘆香港「好大鑊」。縱橫政壇和公民社會數十年的吳靄儀也坦言,當下中央政府對港策略是無底線的,「無論係民意又好,國際形象又好,經濟又好,香港係治定亂,佢都似乎無顧忌」。明刀式的執法機關調查,暗箭式的抹黑攻擊,如雪片刮臉。面對龐大的政權暴力,公民社會何以制衡?吳靄儀認為,後佔中應繼續發展佔中所開拓的3個方向:參與思維的覺醒,組織串聯與建立,以及實際行動。她認為,以香港為本位的民主發展,不應只集中於民主政制,還包括經濟政策、土地規劃,與及各種社會議題的思考與改革,「要從香港市民點樣得益嘅方向去思考」。她強調,本土意識並非劃地為牢式的自困香港,或盲目排斥大陸的一切,而是扛起為香港着想的最大責任,思索香港如何挺直背,面對中國、面向世界,「香港要生存,必然要喺世界有位置,要對他人有貢獻。如果我哋對世界無貢獻、對中國無貢獻,我哋係唔會生存得到!」

各種思想之交流派生,需要論壇,而討論後更要實踐。行動要成功,必須結合政治力量——民間組織必須與政黨合作。吳靄儀認為,後佔中急需思索的是如何令政黨「變形」:「民主政制下必然有政黨,政黨好多時令我哋好失望,但我哋嘅做法唔係摒棄政黨,而係令到有更好的政黨出現。我哋點樣改革政黨,令佢哋成為一種健康力量。」民眾大可以不同方式改革政黨,例如直接加入政黨,或經濟支持,甚或恆常監察政黨。她以反高鐵為例,由民間團體游說議員,施加壓力並提供重要資訊,改變議員在議會的取向,繼而影響政府的政策實施。

「作為一個人,你願唔願意自主?」

談到後佔中的未知,人心惶惑。但佔中前已可見犬儒與保守力量在呼嘯噬咬。佔中後,要如何面對來勢洶洶的保守勢力?「傾囉!最重要係你有無一個討論嘅空間。」吳靄儀正色道,「一定要尊重真心反佔中嘅香港人」,「有保守勢力抬頭係咪好事?絕對好!激進勢力抬頭係咪好!好事啦!最唔好係大家都話唔好搞咁多事,阿爺話事,咁就實死!」民主,就是有兼容百川之海量。記者問,在中央無底線的權力下,港人如何維持這個空間?她即時尖銳指正:「你睇你嘅用字!『維持』呢個空間,唔係『維持』!而係要挖開佢嘛!」

有人認為,未來的香港即使有真普選,以港人的現實品性,依樣會選出「愛國愛港」人士,吳靄儀朗笑反駁:「如果係香港人選咗梁振英出嚟呢,咁我梗係好激氣啦!呢個係自己學藝不精!點解俾個咁嘅人選咗上去!但真正嘅普選制度,係你選咗佢出嚟,你都可以拉佢落馬!」普選的重中之重,在於建立公平制度,而非只着重哪人當選。「我哋每個人都有份決定自己嘅命運。呢個社會唔係一個人講,就決定到。我哋有權參與決定香港嘅命運。」港人一向有種「唔好搞咁多嘢」的積習惰性,而後佔中更要推動一種自主的覺醒,「我哋嘅dignity係邊呢?就係我哋前途我哋有份講。你作為一個人,願唔願意自主,自主對你重唔重要?」

「我哋社會係有進步嘅,但成個政府行返轉頭。佢愈做愈壞,你咪喺外圍改囉!」高牆外的人將會變得愈來愈聰明,愈來愈優秀,但他們必須克服宿命式的失敗與絕望,以及無垠時間的歷練,「個秘訣係咩呢?You have to enjoy it!」說着,逼眼的是個曠達的笑。炎陽灼身怎不炙,寒風刺骨誰不冷?但人若尋得意義,便有力撐下去。


人憂慮,佔中會招來中央的暴力鎮壓,因此反對佔中。對此,吳靄儀說,「愈暴力嘅政府咪愈安穩囉,因為你暴力到無人敢郁」。然而,若香港變成暴力社會,人們必定被迫助紂為虐,在暴力政權舉刀之前,已四出限制他人的自由,「咁呢個會係一個點嘅社會? 如果你咁樣都接受,就永遠只有暴力社會」。她指出,面對暴君,人們可選擇聽暴君說話阻止別人佔中,也可迫使暴君勿對付佔中者,「又或者,我哋預計到暴君會咁做,可唔可以佔得聰明啲?」(圖×黃志東)

文 阿離
圖 黃志東
編輯 方曉盈

黎廣德 - 出賣香港民意3類人 兼論「伊朗式普選」陷阱

星期日生活   2014831

【明報專訊】中央政府執意違背普選承諾,踐踏香港民意的戲碼,是由十天前的深圳政改座談會開始,至今天人大常委在北京通過決議告終。中聯辦上周五邀請了近三百人出席座談會,當時民主派尚未清楚中央的底牌,所以本着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試圖盡最後努力向中央官員進言。

到了深圳五洲賓館會場,一片鬧哄哄的氣氛,三百人中不到十分之一屬於民主派,座談會由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致開場白後便抽籤發言。總共三十位發言者中,佔九成屬建制陣營,發言時一個比一個保守:左一句「反佔中形勢大好」,右一句「堅決對付佔中動亂」;左一句「中央篩選理所當然」,右一句「必須排除不愛國者參選」;左一句「我選班長都係由老師提名」;右一句「中央愈干預香港愈樂觀」。歪理連篇,令人懷疑這些究竟是何許香港人?

三類「香港人」

這些被李飛譽為「反映香港民意支持中央」的「社會各界人士」,普遍受過高等教育或事業有成,他們均受惠於香港的自由、法治與廉潔制度,難道他們不明白由中央欽點的假普選只會使權力更集中、制度更腐敗,令香港最終一無所有?為何他們甘願出賣香港的民主前途,爭相獻媚唯恐不及?細聽之下,這些「香港人」大致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忠貞派」:不少發言者百分百擁護中央,有些是培養多年的土共,有些是從內地來港定居,有些則從內地到海外留學後再移居香港,他們的經歷顯然與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有異,究竟當中有多少是由中共安插在香港政商界的不同崗位,再搖身一變成為香港「各界代表」,不得而知。他們的特點是自成一國,唯北京馬首是瞻,與香港主流社會有難以踰越的鴻溝。

第二類是「投降派」:這些大都是在港從商或各項專業的「成功人士」,與內地生意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大致明白內地制度的流弊,但更明白攀附權貴是生意成功之道。他們對內地體制的腐朽往往比一般港人更清楚,但為了減低自己向中共投誠的罪咎感,最常用的說辭是「共產黨吃軟不吃硬,總會慢慢進步」,自己卻不忘爭分奪秒,抓緊實利。

第三類是「幻想派」:這些人毋須倚靠中共提供政商利益,甚至有濃烈的民族感情,卻被理想主義蒙蔽。他們雖然從歷史中明白中共不可信,但由於沒有抗衡極權的打算,便寧願以理性持平自居,希望苦口婆心說服中共以人民利益為先。可惜在殘酷的政治現實面前,有部分人不惜一次又一次受騙,仍然拒絕放棄幻想,甘心繼續成為統戰對象。

中共對這三類人以統戰手法分而治之:對「忠貞派」恩威並施,對「投降派」以實利籠絡,對「幻想派」以甘言承諾。到了政改座談會這種場合,三類人便大派用場,聯手製造一個「自己人包圍圈」,令中央官員在所謂「香港社會各界」簇擁之下自我感覺良好。

「政改是政治力量對比結果」

這三類人出賣民意的結果,是替北京與香港的互動製造惡性循環:中共的本能是排斥政治異見者,於是愈加壯大「自己人包圍圈」;包圍圈愈壯大,中央決策便愈脫離香港民情,製造更多政治異見者。

今天人大常委做出與民為敵的政改決定,令惡性循環愈陷愈深,愈難走出香港的管治與發展困局。

李飛有一句十分露骨的說話只在研討會內出現而未見他在公開場合發表:「政制改革是政治力量對比的結果。」言下之意是除非香港人有政治實力迫使北京讓步,中央不會理會什麼人權公約、普世價值或國際標準。把李飛的說法比照「新護法」王振民近日的新論調「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便明白中央推行政改的真正意圖:利用香港製造一套「中國特式普選」,待中央操控熟練之後,便可以在內地依法炮製,以後中共便能以普選之名,行專權之實。

要明白「中國特式普選」有多可怕,最佳方法是時光倒流,回看三十五年前的伊朗。

伊朗式普選 袋住先不歸路

一九七九年伊朗發生「黑色革命」,推翻親美的巴列維王朝,建立伊斯蘭共和國,由宗教領袖高美尼擔任「最高領袖」。當時通過的憲法,包括成立一個「守衛者委員會」(Guardians Council),職能是解釋憲法,確保國會通過的法律符合伊斯蘭教義,並有權篩選所有總統及議會參選人。

「守衛者委員會」由十二人組成,全部由最高領袖直接或間接委任,多年來對於篩選參選人均絕不手軟,例如在二○○四年的國會選舉,篩走了三千六百名改革派參選人,確保在二○○○年國會選舉失利的保守派重新回朝;在二○○六年的「專家院」選舉,篩走所有女性參選人;在去年總統大選中,把六百八十六名參選人篩剩八名而毋須作任何解釋。

名義上「守衛者委員會」是以參選人對什葉派伊斯蘭的忠誠度作為宗教篩選的準則,猶如今天人大決議標榜的「愛港愛國」,但實則上這是眾所周知的政治篩選,確保最高領袖不屬意的人選不會出現在選票名單之上。

伊朗共有五千萬名選民,他們享有一人一票「普選」的權利,但大家心知肚明,要反對最高領袖的唯一方法是拒絕投票,因此官方想盡辦法催谷投票率,例如去年總統大選就故意安排與地方議會及「專家院」選舉同日舉行。

伊朗承傳了波斯古文明,有「詩人之國」的美譽,有幸到訪的旅客均深受伊朗人的熱情好客所感動。波斯帝國開國元勳居魯士大帝在二千五百年前頒布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人權宣言,他們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從未停步,例如在二○○九年總統大選後曾有大規模群眾運動抗議選舉不公,結果有二十人死亡和過千人被捕。本月中剛以八十七歲高齡逝世的著名波斯女詩人,有「伊朗母獅」之稱的Simin Behbahani,便是其中一位多年來堅持抗爭的人權鬥士。可惜伊朗人民在三十五年前「袋住先」,接受了「先篩選、後普選」的緊箍咒後便一直無法突破困局。
歷史證明,一旦搞上「伊朗式普選」,便無法與獨裁政權舉行「伊朗式離婚」。「中國特式普選」是進步還是倒退,請諸位高唱「有票、真係唔要?」的特區高官在夜闌人靜之際,撫心自問。

過去百多年中國人追求民主自由的歷史中,香港一直扮演積極進步的角色,從孫中山先生在香港大學的演說中坦承「香港是我革命思想的發源地」可見一斑。若果這一代香港人容忍中共在香港發明創造出「中國特式普選」,令不知多少世代的中國人走不出專權的枷鎖,我們還有顏面向祖宗先烈交代嗎?

陳嘉文訪問任建峰:好想捍衛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831


【明報專訊】香港人最終爭取到的,是真普選抑或假普選,今天自有分曉。

但其實很多人早說已沒希望,尤其幾天前方案開始在北京審議,傳出人大企硬特首提名人數需過半。

為了可以把《基本法》早賦予香港人普選權利實現,人們奮力爭取多時,可是高牆在前,人們要走出民主康莊大道,看來非常艱難。

不過,早前完美示範以卵擊石、推倒高牆,促使律師會會長林新強下台的任建峰,對香港未感絕望,還落力勸同業別要捨棄香港。

「我們這些番書仔,回來香港時,只為圖個機會。

一個畀我攞咗咁多嘢的地方,一見唔妥就話走,這是否一個負責任的行為?」

法律界 大奇蹟日

這天,我們相約在律師樓雲集的中環。在人來人往的畢打街上,見面一刻,我先把名片給他,他卻沒有掏出自己名片與我交換。後來,才知道他是故意的,「公司給我自由,我也要顧及公司感受,我承諾過我不會向傳媒派卡片,一切都用我個人身分去做」。

兩星期前,八月十四日,由任建峰與兩個戰友發動的不信任林新強動議,意料之外地在2392票支持、1478票反對下通過。法律界稱這天是「大奇蹟日」,在公布投票結果前,人人都認為他們這次的抗爭是以卵擊石,連任建峰自己在起初蒐集簽名要求召開會員大會時受訪也說:「我可以幾乎將我的身家賭落去,一定通過唔到。」他悲觀,事關律師會的投票制度,不像立法會選舉,而是比較像上巿公司的投票制度,可容許會員投授權票,「律師行裏很資深的合伙人,可以拍員工膊頭,叫他們交一張代表票授權書畀我哋啦。典型打工仔,老細叫到,想唔畀都好難,這是人之常情」。事實上,形勢比想像中更嚴峻,他不停從會員身上聽過,同鄉會、商會、中資機構、政協、中聯辦,打電話或直接拿一疊授權票,請他們常用的律師簽。翻看歷史,律師會上次啟動特別會員大會,已是二○○四年的事,當中要求罷免會長的議案最後被否決,而過往律師會的動議,不少結果都受授權票左右。

會員忍無可忍

任建峰說,他一直是個息事寧人的人,在去年開始對林新強不滿時,只寫投訴信、發動聯署,即使今次蒐集簽名開大會,最初也只不過希望借此施加壓力,看看會長有什麼回應才決定是否召開會議,結果卻是交簽名給任建峰的會員忍無可忍,「他們說,我畀簽名你,就係要開呢個會,一定唔可以放過佢」。律師對會長的不滿,原來早就超越任建峰所想像——去年十月,林新強以會長身分與傳媒茶敘,不點名批評佔中,指社會上有很多人「濫用公義為名,逢事必反」。其後,很多會員就此向律師會和會長投訴,認為會長的言論涉及政治範疇,「一向以來,律師會就社會議題,只評論法律的部分,例如以後有人問前會長葉禮德如何看佔中,他都只說不鼓勵違法,記者再追問個人看法,葉禮德說,我沒有個人看法」。可是投訴全都石沉大海。任建峰當時曾想發動聯署表達不滿,卻因為過程太耗人力物力而擱置。「問題是我們這行的人,格外斟酌文字,你可以想像,即使聯署只有十幾人,這份聯署要畀這十幾個律師睇,已經可以拖幾個星期,人人都有意見,一個話唔好鬧佢呢樣,一個又話要鬧埋佢第二樣……」

那一夜,看見曙光

至今年五月,律師會發表對於政改的意見書,會長拒絕回答英文台記者的問題,還着記者把他先前的回應翻譯。不少律師,尤其外籍或在外國讀書回港的律師,認為這對於他們的專業是一種踐踏,對此感到非常憤怒,「對他們來說,或許比對中央在白皮書中的言論更憤怒」。於是,一個月後,在林新強指白皮書無影響司法獨立、「共產黨好偉大」言論後,民怨一觸即發。「我常說,立場、背景是什麼,不是問題,問題是會長這個身分,不應該評論政治問題。二來,他這次是違反了程序」。林新強發表對白皮書的意見時,律師會負責草擬這次意見的憲制及人權事務委員會,其實剛把意見草稿遞交理事會審批,但審批未完,會長就率先發表意見,而意見內容與意見書根本不一樣。最後,林新強下台,任建峰一夜之間成了英雄,事件觸動整個香港。那一夜,很多人說在陰霾中看到了曙光。

動議不信任 客人主動撐

相比起一個月前,他現在算是回復了正常生活,雖然仍馬不停蹄為訪問奔波。那段時間,他「忙到嘔」,一邊蒐集簽名以召開會員特別大會、動議不信任林新強,一邊應付傳媒每天排山倒海的電話。「那幾天是非人生活,全日電話不停響,這幾個月,我一路繼續有接生意的。」任建峰的專業是做民事訴訟,還有替被證監調查的客人辯護,當中不少是金融機構。在預備向林新強提出不信任動議的期間,他怕影響公司、怕得失客人,更已準備若有客人找麻煩,「可以說我是癲的,賴落我度,我唔介意」。結果,直至「革命成功」,林新強下台,他所憂慮的也沒有發生,還有些客人主動說支持。

我的人生,可以寫一部粵語殘片

巔峰的時候,他最早試過清晨五時就上班,直至晚上八時多回家,「不想太夜走,我仲想見吓我媽,見吓我個仔」。任建峰起初在一間國際大律師行工作,「在倫敦上晒course、考埋試,準備好做partner」,但因為三歲兒子的一句話,他決定轉職中型機構,以為工作量可以少一點,換來多點與家人相聚的時間。「兒子說,成日見唔到爹爹,你走,我不要你。」諷刺的是,這個夏天,竟然比往時的日子更瘋狂更誇張。而在最忙亂的兩個月,任建峰患有肺癌的媽媽先後入院兩次,「因為受不住化療,第一次還好,發生在周末,第二次是半夜三點坐十字車陪她入醫院。對,無得瞓」。

後父鼓勵讀上去

雖然身心俱疲,但任建峰認為都是值得的。抗爭如是,照顧母親亦如是。他自小與母親相依為命,「我的人生,可以寫一部粵語殘片」。母親和父親與彼此共兩次結婚、兩次離婚,「第一次離婚,是我爸說要去澳洲工作,那時他身邊已常有女性出現,媽覺得反正你要離開,就索性離婚吧」。後來,父親央求母親回心轉意,只是母子搬到澳洲後,老闆挾帶私逃,父親成了替死鬼,身陷囹圄,財產被充公。當時的任建峰剛過十歲,「我在香港頭十年,是中產,去了澳洲就乜都無晒,是個草根的番書仔。人們睇我哋好風光,住大屋,但其實間屋二按了給澳洲的法援署,換錢打官司。媽在澳洲車站賣donuts、在貨倉執鞋,在那裏遇上我現在的後父」。當時不少親戚都勸任母別讓任建峰讀太多書,讓他早點出來工作賺錢養家,但他的後父鼓勵他讀上去,「後父雖然也做貨倉,但很有文采,年少時入了好學校,卻因為草根,被人冷諷他扮有學識讀咁多書,最後十多歲就輟學了」。

回流做律師 關注政改人權

任建峰一直是高材生,因為成績好,學校見他家境不好,免他交學費;讀碩士,學校給他十萬澳幣獎學金。畢業後,他見香港有機遇,就回流做律師,○二年實習時,曾與戴耀廷一同在英國學術期刊發表關於憲制問題的文章。○五年開始,當起律師會憲制及人權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在政制改革和人權的問題上是個積極分子,律師會發表的幾份關於政改的意見書,以及成為林新強下台導火線、就白皮書發表的意見書,任建峰也是草擬者之一。

司法獨立 是不受限

六月中,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把法官和司法人員歸納為「治港者」,要維護國家安全,愛國是「基本政治要求」。任建峰當時覺得玩完了,「原來有很多東西應承咗,係唔會兌現的」。他說,白皮書一方面說司法獨立,另一方面法官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裏面所說的司法獨立,其實是很新加坡式的司法獨立,不過是新加坡近年逐漸開放之前的做法。在新加坡,一些普通商業案、只牽涉金錢的,沒有問題,甚至判案是有質素的。但不少國際人權組織,多年來一直呼籲新加坡政府不要利用誹謗、民事訴訟,把批評政府的人告到破產。」新加坡在獨立初期,像其他前英聯邦國家一樣,法律案件可以上訴至英國樞密院,「但七、八○年代,試過有幾單這種誹謗案,被樞密院判上訴得直後,新加坡就停了這個機制」。他說,就是因為新加坡想改變,逐漸開放,這種誹謗的個案也減少了。投資環境好了,金融機構也逐漸進駐新加坡。近年香港人喜歡說要學新加坡,但學來的卻其實是連新加坡也想擺脫的司法獨立模式?「司法獨立,是一套完整的概念,《基本法》都無話司法獨立淨係去到呢個位就停,其他嘢就無司法獨立。若法律是清楚的,若結果會令政府破產,你都要咁樣判。法律就是這樣。」

立場已不大鮮明

在白皮書未出現前幾個月,任建峰其實已開始感到山雨欲來。在憲制及人權事務委員會近十年光景,近來他所看到的是,不少他們一直守住的原則,開始有人嘗試模糊掉。今年三月,委員會草擬了一份政改意見書,遞交理事會審批再發表,「具體內容不方便透露,大抵都是重申既有立場」。可是幾星期後,律師會秘書處給他們一份「另類意見書」,請委員會評論,來源不明,內裏的既有立場變得模糊。「我們據理力爭了一番,最後把五月發表的立場,回到當初草擬的。」可是這已夠讓人擔憂。「今次守得出龍門,將來守得幾多次?」任建峰說,過往無論○七年抑或一○年的政改意見書,律師會的立場也很鮮明,提出提委會的組成應由民選區議員和民選立法會議員組成,不能有功能組別。但兩三年前開始,即使委員會內部的立場依然站得很前,立場去到理事會或會長時已不大鮮明,「譬如就遞補機制,當時會長對外說,最好沒有這種機制,但若真的要有,怎樣怎樣的安排會無咁差」。他說,如今,唯有堅守崗位,但可以堅守多久?「只有盡力而為。」

飲水思源 有事更要留守

從北方來的壓力,沒人知道最終香港人是否抵擋得住。經歷今次奇蹟,任建峰對於法律界發展卻是樂觀的。「以往,尤其是殖民地年代,不單是公務員、警察,香港法律界裏,也有不少來港的外籍律師,抱着fail in London try Hong Kong的心態,在英國撈唔掂,就來香港碰碰運。但香港逐漸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吸引很多好top的律師來,這十年八年,有幾個在倫敦好有名的御用大律師,放下英國的所有,來香港開檔。年輕一代,不論事務律師或大狀,港大中大的精英,或者牛津劍橋、哈佛耶魯,最top的學生,是希望來香港工作的。當中他們對於核心價值、對於法制應該是怎樣,原來有很多意見,好有衝勁,好想捍衛。」他最擔憂的,是大環境的轉變,讓人心也變。

香港很多律師有外國護照,要走的話很容易,於是他最近常做的,是勸人唔好走。「我們這種番書仔,回來香港,很多時是來攞機會,當香港是金舖般打劫,有時可能拿走了本地土生土長的就業機會。一個畀你攞走咁多嘢嘅地方,一見到唔妥就話走,這是否一個負責任的行為?如果讀過吓書、有點專業技能的人,個個都走晒,無得走的那些人怎辦?」

後記
道德良心不熄滅

白皮書過後,普選草案出爐,大局即將有變化。我問任建峰,此時此刻,有什麼想法?他大笑,說除了粗口以外,給我四個字:凡事盼望。本是天主教徒的他說,這出自聖保祿致格林多人前書,若看回歷史,當時教徒被古羅馬打壓廝殺,但最後,天主教還成了國教。「現在,無論結果會是如何,整件事情的過程也帶出了好多有心人,被迫袋住先也好,我們只有繼續幻想也好,人的道德良心,是不會熄滅的。」

文 陳嘉文
圖 胡景禧
編輯 蔡曉彤

2014年8月30日星期六

李怡 - 一步分作六步的政改奇譚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8月30日

人大常委將於明天表決香港普選的決定草案,所謂表決照例是橡皮圖章。不過,這一年多的政改擾攘,卻讓香港人長了幾點見識。

第一個見識,是到底有幾「步曲」?「步曲」的說法,當然是錯體中文。應該是「部曲」。但土包子治國,中共喉舌和特區政府既這麼說,我們也姑且跟隨。按照《基本法》,改變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原來只需「三步」,即立法會三分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人大常委批准或備案即可。2004年人大強行釋法,就多加了兩步,即特首先向人大提出報告,由人大常委作出可以修改的決定,然後才開始《基本法》那「三步」。不過,真正的起步,則是去年3月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喬曉陽在深圳的宣示,包括特首候選人要愛國愛港、不能與中央對抗,提名委員會依照選委會組成,提名要以「機構提名」,實際上就是由提委會作篩選啦。

特區政府搞了不知多少場諮詢,又說歡迎各界提意見,引誘了天真的溫和民主派和有心人提出一堆方案,結果明天通過的決定,據傳和去年喬曉陽的宣示一模一樣。這一年多的擾攘是白費勁了。接下來的三步是:特區政府照人大決定提出政改方案給立法會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和人大批准是例行公事,這就算完成五步曲了。但豈能不把喬老爺的那步曲加進去呢?所以應是六步曲。而六步曲其實只是一步曲,也就是中共透過喬曉陽唱的獨腳戲。其他所有港共官員、建制派、中共官員和大陸專家,一年多的表演,都是擾擾攘攘的應聲蟲而已。幾步曲?一步。

第二個見識,是2+3等於幾。這是英國作家奧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的小說《1984》中的情節。真理部向主人公用刑,問他2+3等於幾,他說是5 。真理部說是等於4,繼續用刑。主人公受刑不過,說好吧,就等於4 。真理部說錯了,現在的答案是等於6啦。

1994年2月28日,中英雙方關於香港政改的談判破裂,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提到英方曾問及如果特區要在2007年普選立法會,中方是否支持,中國外交部的回答是:「這是一個由特區自己決定的問題,毋須由中方作出保證。」

法律條文如同算式,事事依法律就像2+3等於5一樣清楚。中共當時的回答是依法律的。其後2004年人大釋法,就釋出不由特區自己決定、而是中共作出0708選舉方式「不容改變」的2+3等於4的決定了。

可憐的是緊跟中共的民建聯,九十年代在黨綱中列明「爭取0708雙普選」,到04年人大釋法後,就醜醜哋將之改為「爭取2012雙普選」。但2007年人大作出「香港可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決定,民建聯的政綱又得跟着改,因為已經是2+3等於6也。是人說了算,不是法說了算。

第三個見識是香港跟屁蟲的醜醜哋有沒有底線。前天港區人大代表王敏剛說:「我係覺得相當興奮,因為我所提嘅意見好多都得到回應。我當時提到必須堅持提委會,百分之五十門檻唔能夠少。」這是他提的意見嗎?明明是一年多前喬老爺的宣示嘛。王敏剛是人辦,代表所有力撐中央這些人的胡言亂語,真是令人大開眼界,發現世界上真的有些人,為迎合絕對權力,他們的醜醜哋是沒有底線的。也見證了彭定康的臨別贈言:香港的自主權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

第四點見識是:中共提出為國家安全和防外國勢力,故治港者包括法官都要「愛國」。如今在香港極力維護中共這觀點的人,很多都持有外國護照而且也跟「外國勢力」曾有不少瓜葛;相反那些無權無勢兼無錢的年輕人,舉龍獅旗,在網絡上發起要求英美關注香港局勢的群組,他們最想勾結外國勢力,可惜都勾結不到。孫中山搞革命,勾結日本美國英國的政治勢力;共產黨起家,靠的是勾結蘇俄勢力;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中共拿到聯合國註冊,想勾結外國勢力來支持一下;《基本法》頒佈,美國通過《美國——香港法案》,擺明干預香港局勢,中共也沒吭聲。現在,許多香港人真的很想外國勢力來干預香港,但即使早前李柱銘、陳方安生訪美英,反應也一般。因為今非昔比,許多西方國家都要考慮與中國的經貿關係,不想得罪中國。中共找來找去,只找到黎智英聘用了一個管財務的洋人,於是捕風捉影地說是外國勢力。洋人跟外國勢力是八竿子打不到的關係,用國家級技術進入電腦的手段遍尋,如果找到證據,早揭發了。

不過,看過《逆權大狀》的人,會知道最後能讓維權律師轉敗為勝的,是依靠外國傳媒對事件的關注。因此,外國獨立傳媒的勢力還是值得「勾結」的。但那算是政治勢力嗎?(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4年8月29日星期五

William Deresiewicz - 不要送你的小孩上常春藤名校

New Republic   2014721

原文連結;以下為Vic之摘譯

〔譯者按:畢業自哥倫比亞大學、在耶魯大學教了10年書的美國作家William Deresiewicz日前在美國《新共和》雜誌發表文章,對美國頂尖名牌大學(常春藤聯盟)有沉痛犀利的批判,引發美國社會熱烈議論。全文很長,對此議題有興趣者應閱讀原文,以下僅摘譯個人覺得特別有意思的若干段落。〕

現今精英大學特別傑出的學生多數是這樣的:雙主修、精通某項運動和某種樂器、掌握數門外語、曾在世界某些遙遠角落當志工,外加數種高尚嗜好。他們具備這些條件,展現出泰然自若的自信,令成年人和同儕莫不敬而生畏。

這些可羡慕的年輕人看來是人生競賽中的勝利者(他們從童年開始就被大人投入這場競賽中),但事實看來絕非如此──這是我從自己許多學生身上看到的情況,也是近幾年來數百名曾與我在校園交談、或是寫信給我的年輕人告訴我的情況。沒錯,我們的精英教育系統製造出聰明、有才幹、有衝勁的年輕人,但他們也焦慮、畏怯和迷失,缺乏求知的好奇心和健全的使命感:他們陷在特權的泡沫中,溫順地朝同一方向前進,對自己在做的事非常在行,但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在做這些事。

身處常春藤名校24年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唸本科和博士,然後在耶魯大學教了10年書),我才開始思考這系統如何影響年輕人和我們的社會、他們可以逃離這系統,以及我們可以如何拆掉它。

另一間學校的一名年輕女性寫信給我,談到她讀耶魯的男朋友:「他進大學之前,多數時間花在閱讀和寫短故事上。三年之後,他變得極度不安,擔心一些我唸公立學校的朋友想都不會想的事,例如一個人吃午餐很可恥,以及他在『建立人脈』這件事上是否不夠努力。只有我知道他努力假裝自己博覽群書:他的做法是快速瀏覽他聽過的書的第一章和最後一章,以及不可自制地大量閱讀書評而非好好看書。他這麼做並不是因為他缺乏好奇心,而是因為能夠跟別人談書所能得到的社會獎勵,大於實際看過那些書。」

我在常春藤名校任教期間,教過許多傑出的年輕人:他們聰明、懂事、富創造力,跟他們交談和向他們學習是一件樂事。但他們多數看來滿足於在他們的教育替他們畫出的框框裡發揮,很少人對思想觀念有熱情,很少人視大學教育為發現知識和發展智能的大計劃的一部分。人人都穿得像是隨時要去面談工作似的。

他們表面看來調適得很好,但內心往往充滿恐懼、焦慮、憂鬱、空虛、漫無目的和孤立的感覺。最近一項大型調查發現,大學新生自報的情緒健康已跌至該調查25年歷史上的最低水準。

精英大學的入學標準如今非常極端:成功入學者幾乎不可能有失敗的經驗。不成功的可能使他們感到恐懼和迷惘。即使只是短暫達不到標準,也是他們無法承受的。結果是他們極度厭惡風險。因為沒有犯錯的餘地,他們極力避免犯錯的可能。Pomona一名學生曾對我說,她很想有機會去思考她正在學習的東西,只是她根本沒有時間。我問她是否想過不要力求每一科都拿A。她非常錯愕地看著我,像是我提出了一個下流的建議似的。

如今人們談論大學教育時,常常出現的一個詞是「投資報酬率」。但似乎沒有人會問:所謂「報酬」應該是什麼?只是多賺一些錢嗎?教育的唯一目的是讓你能找到工作嗎?大學的存在意義到底是什麼?

大學的首要功能,應該是教你思考。這並非只是幫助你發展個別學科的智能。大學教育提供一個機會,讓你在接受了家庭教育傳授的正統觀念之後,在面臨工作的迫切要求之前,有數年時間,在與現實世界保持距離的情況下深思各種事物。

大學教育並非學習思考的唯一機會,但它是最好的機會。有一件事是很確定的:如果你學士畢業時還未開始學習思考,你很可能以後都不會做這件事。這就是為什麼唸本科時如果純粹是在為就業做準備,基本上是浪費了四年時間。

至少精英大學的課程有嚴謹的學術要求,不是嗎?未必。理科通常是,但其他學科則不是那麼嚴謹。現實中當然有一些例外情況,但教授與學生基本上達成了某觀察者所稱的「互不侵犯協議」。大學視學生為「顧客」,是必須迎合而非挑戰的人。教授必須研究有成才會獲得獎勵,他們因此希望盡可能少花時間在教學上。教授這一行的整個激勵制度是不鼓勵認真教學的,而且學校名望越高,這種傾向越強。結果是教學馬馬虎虎,但大家得到的分數卻很好。

名望最高的學校主要是藉由「領導」(leadership)這概念傳達社會責任的觀念。麻省劍橋的陳腔濫調是「哈佛為領袖而設」(Harvard is for leaders)。學校不斷敦促傑出學生視自己為社會的未來領袖。但這些學校講「領導」,不過是指爬上頂尖位置:在某大律師行成為合夥人,成為某公司的執行長,無論投身那一行都要爬到「滑溜柱子的頂端」。我不認為精英大學的負責人曾想過,領導這概念應該有更高的意義(他們甚至可能不認為領導這概念有任何其他意義)。

諷刺的是,精英大學告訴精英學生,他們想成為怎樣的人都可以,但結果是他們多數會做少數幾樣很相似的工作。2010年,包括哈佛、普林斯頓和康乃爾幾家頂尖名校約三分之一的畢業生選擇進入金融業或顧問業。一些領域幾乎完全被唾棄了:神職人員、軍人、參選從政,甚至是學術這一行(包括基礎科學)。如果你因為想成為下一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而從名校輟學,大家覺得你很酷;但如果你名校畢業後去當社工,人們會認為你很可笑。記者Ezra Klein說:「華爾街發現,大學正製造出大批非常聰明但徹底迷惘的畢業生。這些年輕人智力很強,工作熱情很高,但完全不知道自己接下來該做什麼。」

我們不要騙自己了:大學入學這遊戲的關鍵,不在於中低階層力求向上提升,甚至不在於中高階層嘗試維持自身地位。這遊戲的關鍵,在於決定中高階層本身之中的確切地位等級。在富裕的市郊社區和市區中富裕的孤立社區,也就是這遊戲主要玩家的聚居地,問題不在於你是否唸精英大學,問題在於你唸哪一間精英大學:是賓州大學vs.塔夫斯,不是賓州大學vs.賓州州立大學。聰明的年輕人可以上俄亥俄州立大學,成為一名醫生,然後定居Dayton並過上很好的生活。但這不是中高階層會考慮的事:這種結果對他們來說太可怕了。

這系統正加劇社會不平等,阻礙社會流動,延續特權,並製造出與社會大眾極其疏離的精英階層(這些精英理論上是要領導社會的)。相關數字無可否認。1985年,250間入學要求最嚴格的大學有46%的新生來自收入高居前四分之一的家庭。到2000年,這比例已升至55%2006年,競爭力最強的大學只有約15%的學生來自收入後二分之一的家庭。大學名望越高,來自富裕家庭的學生比例越高。公立大學的情況也並不是好很多。2004年,入學要求最嚴格的一批州立大學有40%的新生來自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家庭,而不過是五年前,這比例還只是32%

這趨勢背後的主要原因很清楚:並不是學費上升(雖然這是原因之一),而是培養有能力在大學入學遊戲中競爭的小孩需要越來越多錢。進入精英大學的障礙越多,幫助你家孩子克服這些障礙的成本便越高。富裕家庭幾乎是從小孩出生那一刻起,便開始花錢買通前進精英大學的路:音樂課、運動裝備、海外旅遊,更重要的當然還有私人補習費,以及住在鄰近頂尖公立中小學附近的成本。大學入學重要的SAT考試理論上是要測量學生的天資,結果實際上是在測量家長的收入(SAT分數與家長收入密切相關)。如今低收入家庭的高分學生,上四年制大學的不到一半。

問題不在於夠格入讀好大學的低收入家庭孩子不夠多。精英私立大學永遠不會允許其學生的經濟背景分佈一如整個社會。它們承受不了這種情況──它們需要夠多學生支付全額學費,而且必須照顧主要捐款人;它們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想有太多平民學生。

因此,美國家庭收入不平等惡化至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程度,以及美國社會流動性幾乎是已開發國家中最低的,兩者均絕非巧合。精英大學不僅無力扭轉社會不平等加劇的趨勢,它們的政策事實上正是在加劇不平等。

改革不能停留在入學程序的層面。入學程序改革雖然能處理平庸化的問題,但不能處理不平等的更大問題。問題在於常春藤聯盟本身。我們將社會領導階層的培訓工作交給了一群私立大學。無論它們多強調自己以公益為上,它們實際上永遠以自身利益為第一。當前的制度對這些大學是好事,但哈佛渴望獲得校友捐款是延續當前這種階級制度的充分理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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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彭明輝:美國的菁英教育也出了問題

2014年8月28日星期四

陳沛敏 - 香港人,你準備好未?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8月28日

近日上班、下班,經過公司大堂,總下意識抬頭仰望《野豬精神》。

那是畫家黃永玉丁亥豬年送給壹傳媒的畫,畫在大堂已有七年。畫中的野豬獠牙勇猛,並題了「野豬精神」四字。野豬精神是甚麼?我想,就是不被馴化,不甘羈絆,自由自主,勇猛剛強。黃永玉當年送給壹傳媒的寄語,此時此刻,應該送給我們每一個香港人。

明明關乎七百萬港人命運的政改草案,在北京由小撮人閉門「審議」。所謂「審議」,就是「宣旨」、「領旨」,然後由那些人大「傳話」,透過香港記者們「引述消息」轉達港人。然後,星期日就將「表決」了。荒謬吧。

更荒謬的是,昨晚傳來的消息,是提交人大常委會的政改草案列明,1,200人提委會維持四大界別、比例不變、特首入閘門檻是過半數提名、候選人限二至三人。這意味着,北京要完全控制選舉結果。阿爺超保守、極強硬,等同宣告真普選提早夭折。

面書上,「十八學者方案」倡議人方志恒感慨留言:「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人大決定,標誌着八十年代以來『民主回歸論』所代表的改革主義路線--一種對中國改革抱有希望、對香港回歸後逐步發展民主的樂觀思潮--已經正式壽終正寢。」

連「溫和派」如他,也說:「……任何的對話、改革、中間、溫和路線,都已經走到盡頭不可能再繼續下去。」「香港政治將會進入大變動的年代,過去三十年的政治格局、黨派、人物、互動模式,將會逐一被淘汰和取代,新舊交替將快速完成。」但我最同意他的,卻是現在「香港人必須向北京展示不惜拉倒政改的決心和志氣」。

北京今次在香港政改的取態,不單是扼殺落實真普選的機會,更進一步宣示揭櫫於《白皮書》的強硬保守治港路線。假普選的特首,不民主的議會,然後是23條立法,加強收窄各範疇的自由,打壓公民社會的空間。香港人必須思考,要不做隻被馴化、被圈養、有吃有住等屠宰的家豬,要不就做一隻野豬,迎風奮進,守護我們這片土地家園。

風起了,我們要勇敢活下去。

吳靄儀 - 政改:這一代的事

2014年8月28日

【明報專訊】上周數事: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李飛在深圳會見香港各界人士,傳達中央對政改的立場;周永新博士發表退休保障未來發展報告;經濟學者曾澍基意外逝世。3宗事件,令本人感觸良多,皆因涉及香港前途:我們這一代的事。

打從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港會見各政黨及議員、中央官員在深圳會見香港各界,說是遲來總比沒有好的政改商討溝通,但報道所見,其實中央之意已決,並沒有真正可變的空間。

中央方案的重點為:一、只有提名委員會有權提名特首候選人;二、提委會按照現時選委會「四大界別」方式產生;三、提委會以過半數通過,選出「愛國愛港」的2至4名特首候選人;四、再由全港選民一人一票在這2至4人之中,「普選」出行政長官;五、由中央任命。

這個模式,正是以政治立場先行篩選的假普選;正切合了法律學者指出,百分之一百安全就不可能是真普選的假普選。對此,中央毫不掩飾,李飛打開天窗說亮話:香港普選涉及國家安全,中央理所當然要嚴密監控。

一道管治文化鴻溝

於是餘下的問題,只是香港人打算抗拒還是接受。李飛比特區官員老實,他沒有叫港人「袋住先」,將來還有改善的機會。起碼,李飛不當香港人是傻瓜。而且,中央沒有理由不坦白。控制誰人當選特首是訂立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真正目標,不是「談判」的「開價」,以中央的思維,特區與中央並非對等,何來「談判」?而說明提防「外國勢力」,反映的是中央一貫的思維。語氣可以溫和可以強硬,思維卻是30年不變的。2004年,中央釋出善意,本人有幸隨法律界上京面會當時還是「明日之星」的張曉明。探問政改,他的起點是鴉片戰爭,必須提防外國勢力這一套。當時我難以相信這麼新時代的人物真的有這樣的舊思維,但現在我明白了。

中央官員與香港人之間存在一道管治文化的鴻溝。最近,香港律師會特別會員大會通過了對會長林新強的不信任動議,今天已是中聯辦主任的張曉明質問應邀往談政改的公民黨議員:「林新強這個人犯了什麼罪?要受到社會如此對待他?」中聯辦主任的確不明白。他這問題反映的是以權力鬥爭為政治模式的人治社會思維,所以不信任動議只能理解為「倒林」的政治權鬥,而以大狀為多的政黨,必然就是幕後黑手。他不明白,律師會是個獨立自我管治的專業團體,不是個權力機構,會長沒有個人權力,而是代表成員履行義務的公職,要向成員負責。若他的行為處事偏離成員認為公會應持的尺度原則,成員可以對其提出不信任動議表示質疑,若動議通過,他就要考慮辭去會長職位,以保存公會在社會上的公信力。一位會長在這個情况之下辭職,根本不存在是否「犯錯」的問題,而是他的對錯已不再是公會成員的爭議,他辭職的直接原因是尊重會員大會的意見,而他對會員的尊重,也同時得到會員的尊重,爭議由是畫上句號。

這些原則和程序,目的就是在一個人人平等、互相尊重的社會,以文明的方式,毋須羞辱「推倒」任何人而解決爭端。這不是律師會所獨有,而是專業自治的常態。社會的和平秩序,不是出於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集團從上而下的統治,而是政府權力與強而有力的公民團體互相約制,共同向社會大眾負責的結果。這套制度,建基在人權、自由、民主、法治的核心價值。在我們這一制,香港律師會有堅守原則的制度和決心,只會增強社會的信心,沒有人認為這是「作反」、「權鬥」的所為。

但中聯辦主任不明白,中央官員也不會明白,因為他們治國的思維不同。李飛說,屈服於違法活動,將永無寧日——如果中央不允給普選就佔中,這還成世界?我們以為政府順應民意社會才會穩定安寧。我們急於政改,目標是為了香港的良好管治,但這不是中央官員關心的問題。

中央官員不滿香港「人心還未回歸」,其實也是說同一件事;不是香港人反對《基本法》、不接受中國的憲法,而是不順從。中央官員不明白港人的文化思維不是這樣的。終審法院前任首席法官李國能撰文說:法官沒有主人,法官只對法律忠誠,反映的就是這種文化思維。中央沒打算尊重我們的一制,「人心回歸」的工程,是思想改造的工程,所以國民教育是大使命,相形之下,第23條立法只是以嚴刑峻法管制言論和行為。23條立法不成,推行國教科又不成,何止人心還未回歸?簡直反了!是以這次政改,中央公開表明會強硬對待。

既然中央沒有讓步的理由,那麼香港人是否應「務實」地暫時接受——「袋住先」, 保持良好關係,以圖日後逐步改善?

我們沒有「袋住先」的空間

不幸的是,只要冷靜地想一想推行中央方案的實際後果,就知道我們其實沒有「袋住先」的空間,因為接受中央控制之下進行的特首選舉辦法,實際上就是接受由中央「欽點」、必要時由中央發動群眾選出的代理人做特首,以「普選」授權之名,行使在中央指示之下至高無上的權力,不受特區任何力量的制衡,通過任何中央指示通過的法律,執行任何中央指示的政策。香港特區再無「高度自治」可言,而白皮書清楚勾畫的局面就會全面實現,「法治」變質,司法獨立也難以持續多久了。

練乙錚8月22日在《信報》撰文形容:

「『袋住先』的那東西,既有北京需要的篩選機制,入得閘的人定必唯北京之命是聽,再加上有一塊『一人一票』標籤撐腰,得勝者當特首便有『民意光環』,辦起北京要辦的事來,必然更覺理直氣壯;就算在一些如『23條』的事情上底氣猶覺不足,也大可找一個周融(很可能是目下出了名的那個)調動百多萬群眾簽名上街,繼而安排一些商家學者在旁邊吶喊助陣,一面震懾敵人,一面替自己打氣。有如此陣勢和『民意』,可謂無堅不摧,特府還有什麼北京想要的法案不敢提出?」

如果今日香港人自願接受這個制度,同意這個方案「推進民主一步」,將來有什麼理由不接受結果?現屆立法會,泛民除了愈來愈沒有意義的「拉布」之外,已是無力制衡特區政府,2016年立法會組成不變,下屆35個功能議席仍在,2017之後,立法會內,民主聲音必然更不足慮,中央有何誘因去「改善」這個制度?這個制度縱不能令人心回歸,但也足以隱沒人心未回歸這個難堪的事實,中央起碼已達到全盤控制特區的目標。而且這已是「普選」了,《基本法》第45條「最終」要達至的目標已達至,誰要爭議也難有着力處。

所以,以為中央樂於見到方案得不到通過而「原地踏步」,是沒有想通透篩選方案的涵義廣遠,因為如此「普選」一了百了,對中央管治特區絕對有利。反而今屆「原地踏步」,爭取普選的運動必然繼續下去,中央才是「永無寧日」!

但是,中央立場這麼強硬,香港人有沒有拒絕「袋住先」的空間?有想法認為即使是微細的改善也應盡力爭取,其實這是最愚昧的想法。 若然上述分析正確,所謂「改善」的空間,必然無關宏旨,不會影響實施方案的實際後果,若不改變後果,這個情况之下的妥協就是最差的妥協,因為這是香港人積極參與討價還價得來的成交,以後更無不合作的藉口。

香港僅餘的力量,就是透過立法會泛民議員,對這個斷送香港前途的方案說「不」。這是一場經典的「大衛對哥利亞」,中央只能軟硬兼施威逼利誘但無法強迫議員投贊成票。守住立法會這一關,是泛民議員無可代替的任務,我們應做的,是鼓勵、支持泛民議員完成這個歷史任務。佔中,大可讓別人去佔。

可以想像,未來的10個月,泛民議員一定會承受巨大的壓力。先前的抹黑是小試牛刀,更嚴重的必然陸續有來,發動「選民」網上攻擊,也是少不了。這邊施壓,那邊必然引誘,發動輿論,安排下台階,褒獎如何能為香港「化解危機」、推進民主一步等等各種心戰,不一而足。在這個時候,爭取民主的民間組織,必須冷靜對待,撐住議員,使他們能撐住香港民主,保留改變現實的空間。

會有人說,其實託詞接受,真正的原因是為了防止不接受帶來的社會撕裂,甚至是更災難性的後果,特別是指「不接受,必佔中」的後果。李飛講好了,中央會視佔中為動亂,中央無懼威脅,會「勇敢」面對。(哥利亞勇敢面對大衛?) 如果這是暗示會用防暴警察用武力對待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者,或藉滲透挑撥發起動亂,佔中三子說他們已有心理準備。更重要的是實際的策略及行動準備,確保嚴守和平、非暴力的防線,這當然不易做,但害怕有人搗亂不是消極接受斷送香港前途的理由。

死力撐住是唯一出路

李飛說到30年前,戴卓爾夫人向鄧小平說,中國收回香港會為香港「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鄧小平表示,「那我們要勇敢面對災難」,今日亦會同樣面對不實施真普選會帶來的災難。

其實什麼災難是香港人承受,不用李飛「勇敢」。30年前大陸要收回主權,香港人心徬徨,我那代人歷歷在目。那時大陸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經濟環境與香港人有極大差別,是人心徬徨的主因,為了避免災難,至少減低發生大災難的可能,無數人做了無可估計的工作和盡了最大的努力,當中有香港人也有中央的人員,有左派也有右派、中間派,力求撐住香港,為香港平穩過渡創造最大的空間。

如今又舊事重提,大陸經濟崛起,但制度封閉如故,人權、法治受制如故,封建政治思維一點沒有改變。 香港人唯一出路,仍是死力撐住。但是,這30年之中,香港社會並非「原地踏步」,我們的公民社會組織強壯了,我們有很好的學者如周永新,而曾澍基必然後繼有人,為香港特區思考實際的公共政策,我們的新一代,對香港不是我們那一代的舊情綿綿,而是朝氣勃勃,跟我們同樣一往無悔。我們撐住今天,就是讓他們創造更好的香港明天!

2014年8月26日星期二

陳雲 - 入門學法,出山破格

三文治   2014年8月26日

現代漢語的教學,是要訓練學生套入句式,特別是那些冗長的複合句型,是…的;真的…了、因為…所以、與其…不如、不是…就是之類。然而,中文的句型格式,真是這樣的嗎?

中文並無形式語法(formal grammar)及詞尾屈折變化(inflection),中文的句法是用意義組合(meaningul units)成句,之後句句遞進。語氣虛詞、邏輯虛詞,是在意義組合成句之後,才依照感情輕重和雅俗與否,補加上去的。一開始就學那些虛詞套式,是未學行,先學走。很多語文教師,也採用英文的標準,以為中文要做到句法複雜才是好中文。這就是當今現代漢語教學的癥結所在。

複雜的句型,是民國初年從西洋引入的,可以視為現代中文,但這是中文語言發展的最後一步,之前從古文來的簡單中文,學生必須先掌握好。即是說,現代中文的複雜句型,不屬於中文原有的,是破格使用,不是常態使用。

以尋常文史筆記為例,說明一下。晚清遺老徐珂(一八六九—一九二八)編撰《清稗類鈔》,一九一六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風俗類」一篇,有「粤人好鬬」一條:

粵人性剛好鬬,負氣輕生,稍不相能,動輒鬬殺,曰打怨家,非條教所能禁,口舌所能諭,嘗有千百成群聚眾械鬬之巨案。蓋大姓多聚族而居,多者數千家,少亦數十百家,與他姓一言不合,即約期械鬬,人數不足,則出重資雇人相助,如助鬬而死,給撫恤金;因鬬傷廢,給養傷金,其費用則出自祖嘗,或按田科派。游手無業者多樂受雇,雖死不悔。鬬時,揚旗鳴鼓,鎗礮交施,如臨大敵,可數日不解。地方官之框怯者,不敢出而彈壓,亦不敢問兩造之曲直,惟飛稟大吏,請示辦理而已。

這是淺白文言,容易讀懂,只有「稍不相能」的「能」能費解,乃和睦之意。《史記‧蕭相國世家》:(蕭)何素不與曹參相能。「框怯」的「框」,是約束、不敢出限的意思,框怯就是拘謹怕事。

這篇清朝歷史筆記用的,就是中文的常態。由短句起題,略敘其事,此是套式;之後演化成為長句,即為破格。「嘗有千百成群聚眾械鬬之巨案」,就是用長句顯示情節嚴重,此句的常態就是「聚眾械鬥,嘗至千百成群,頗成巨案」,然而這種短句累積的常態句型,不至於顯示情節之嚴重,故此採取一句長句到底的寫法。

換了是英國人寫這段話,會怎麼寫?他肯定不會這樣寫:The Cantonese are aggressive and militant.  They are hot tempered and may make light of their lives.  可惜,英文不是這樣寫的,這是未受教養的英文。即使最無文筆修養的,也會這樣起筆:

The Cantonese are such a militant type of people that they will not hesitate to give up their lives to fight for a trivial cause as long as they deem it right.  Quarrels among neighbouring villages that end up in massive fighting are not uncommon.

英文用such…that的句型,也有to…與for…,更有as long as.  Not uncommon是understatement(刻意否定)。英文這樣造句,並不是英文好複雜,好厲害,好有教養,造句什麼邏輯前後相關,而是英文的文章不得不這樣造句!他們的語言是形式語法,句型和修辭來自拉丁文學的套式,文雅的文章就該這樣寫。中文勉強學英文這樣寫,就是削足適履:

廣東人是一個為了瑣屑的、但自我相信的理由而相鬥乃至於毫不猶疑就放棄生命的族群。村落之間的鬥嘴釀成大型打鬥並不是不尋常的。

這也是中文,但這不是中文的常態,但我們的中國語文課,就這樣催逼學生去學這些破格的句型。以致我們的報紙、學刊,充斥這些洋而不化、令人不忍卒讀的文句。 

陳沛敏 - 悼「民主回歸」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8月26日

曾澍基去世,學者羅永生在面書留言:「『民主回歸』理念的締造人,離世於『民主回歸』瀕於正式全面終結的時候……」此時此刻,讓我想起,幾年前同屬那代學生領袖的一位前輩,分享他近年的自省:「那時候,回歸講得太多,民主講得太少。」

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構思,原意是指涉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當時,在北京眼中,香港人是安於「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生活方式不變的非政治動物。但當八十年代初香港主流民意仍然抗拒中共、恐懼回歸,兩家大學的學生會卻致函趙紫陽,支持「民族回歸」,同時要求給予香港「民主自治」。

「民主回歸」的內涵,包括「堅持港人民主治港的原則,而中國不干涉香港內部事務,將來香港地方政府及其最高行政首長應由市民普選產生。」那時候,民主黨的前身之一「匯點」等,與兩大學生會形成所謂「民主回歸」派。後來,趙紫陽親自回信承諾:「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這承諾,給了「民主回歸」派極大的鼓舞,也成了支持回歸的輿論本錢。

之後的發展,當然是一切已成歷史。廿二輪談判,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基本法》制訂,其間又爆發了八九民運、六四屠城,改寫了兩地的命運。九七回歸,董建華主政,經歷了03年的轉折,中共改變對港政策。

當年的「民主回歸」派,早已覺悟「民主回歸」由始至終只是中共統戰的手段。事到如今,人大常委會即將頒下政改決定前夕,中共牌已攤。回看歷史,就算不讀1944年的《新華日報》,過去三十年已足夠讓香港人明白,背信棄義,就是中共本質。

一廂情願的天真,一次也太多。如果香港人再次被欺騙,再次被分化,接受袋住先,那只能說一句:抵死!

陳沛敏
記者 

2014年8月25日星期一

蘇賡哲 - 要求新華日報標準

都市風雲   香港太陽報   2014年8月25日


我早前引錄一九四四年二月二日中共官方的《新華日報》社論,指當時中共是擁護真普選的。社論說:「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工黨何秀蘭日前應邀見李飛,就送了這一天的《新華日報》影印本給李飛。消息在內地網民間瘋傳,有網民說何秀蘭把李飛的臉打腫了,令李飛要看看地下有沒有洞可鑽。有人說,若把這份《新華日報》社論滿街發放,不知道中共怎辦。理論上這是他們的黨報,發放是在擴大黨的理論影響力,但恐怕免不了要被控尋釁滋事。這就是我所說,內地百姓沒有黨的批准,即使自發組織個歌頌共產黨委員會,真心實意擦黨的鞋,還是會被治罪的。

面對何秀蘭的「尋釁滋事」,朝廷大概會用依據《基本法》辦事作回應。惜乎李飛一早已表示: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達的社會,所以在選委會中,工商界應該得到特殊照顧。這就違反了《新華日報》社論所說的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權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美國、加拿大何嘗不是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的選舉都不特殊照顧工商界。

左營堅稱世上沒有「國際標準」的選舉規則。泛民以後就放棄「國際標準」的要求,改為要求《新華日報》社論標準吧。

蘇賡哲 評論員